辅政人臣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公元1856年，清咸丰六年）十月，天京事变的血终于流到了尽头——“天朝”可以清算的最后两名“罪魁祸首”顶天燕秦日纲、佐天侯兼朝纲领袖陈承镕，均被洪秀全下诏处死；翼王石达开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天京，被洪秀全委以辅政之任，“合朝欢悦”。

    《中国之友》1857年1月3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转述了一位外国目击者所描绘的石达开辅政时的理事程序。

    照这篇文章的说法，“此时”石达开的权柄仅次于洪秀全，太平天国内外文武百官的一应事务，都需向翼殿行文禀明，第二天翼殿会在翼王府（1856年时位于天京城内西南王府巷内，即原清代上江考棚一代）外墙上贴出批答。

    这里所记述的，显然是1856年秋冬时的情形，“翼王府批答”是怎样的光景，并没有文字材料保存下来，不过类似的王爵处理政务“批答”今天还能看见几件。其中一件是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公元1862年10月27日，清同治元年九月初五日），忠王李秀成在苏州批复长洲抚天侯徐少蘧时所发的“忠王瑞批”；另一件则是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十月初六日（公元1863年11月18日，清同治二年十月初八日），常州护王陈坤书批复其侄子、统领护殿前一队理天义陈士桂时所发的“护王宝批”。这两份王爵批答都作王爵本人的口气，如在“忠王瑞批”中，按照太平天国“谁官大谁是兄长”的规矩称呼实际上年长的徐少蘧为“弟”，并自称为“兄”；而“护王宝批”则更直呼在护殿属官中地位并不低的陈士桂为“侄”，要他“仍遵照前谕”。但实际上这两份批答的执笔者都非王爵本人，也不使用王爵的印信，如“忠王瑞批”上盖着“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开朝勋臣侣天安兼忠殿吏部左编修董敖侣”的官印；而“护王宝批”上的印文已不清晰，可辨认的文字表明，执笔、盖印者为某天安、护殿兵部尚书某某松。这表明对日常事务性质报告的王府批复，是王府六部属官以王爵本人口气代拟代答的，具体到1856年时的太平天国，则应该是由翼殿六部的尚书、左右编修等属官来承担这些任务，并以吏、户、礼、兵、刑、工的传统分工分门别类各自办理，照《太平礼制》，石达开的批答应被称作“翼王金批”。如果下属的禀报系重大、特殊事项，则会改由石达开本人单独发布“谆谕”作出指示。这种“谆谕”钤盖石达开本人官印，并代表其本人意志。

    很显然，这种工作方式和行政体系，与杨秀清主持朝政时是相似的，即第一，大事小情无一不报，是否上奏洪秀全则由主政/辅政者自己定夺，而除非主政/辅政者上呈或自呈，洪秀全本人不批阅讨论具体政务的奏章；第二，一般性事务由王府六部及其属官承担，重大事务由主政/辅政王爵亲自批示，特别重大事务则请求洪秀全“旨准”。杨秀清目不识丁，所发出的“诰谕”都是自己口述、由被称作“先生”的书手笔录；石达开“家富读书、文武备足”（李秀成语），文化程度比较高，所发的“谆谕”很可能出自本人手笔。

    然而和经常一天发出30多篇“诰谕”和无数“金批”的杨秀清相比，1856年秋冬在天京城里辅政的石达开，工作似乎要清闲得多。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甲寅四年（公元1853~1854年，清咸丰三~四年）期间，一些亲清廷的文人曾有机会在东王府内出任“先生”，所记述的杨秀清工作情况很多。照这些记录，东王府属官的编制是很充实的，六部尚书每部多达6人，尚书以下属官更不计其数。

    除此之外，由于杨秀清实际上是1853~1856年天京事变前整个太平天国的军政中枢，理应对洪秀全负责的“侯相”，实际上也围绕着杨秀清服务，如天官正丞相照理应该是中央吏部最高首脑，但曾任这一职务的曾水源却在东王府当行政秘书；中央刑部本应由秋官丞相负责，夏官丞相应该负责管理中央兵部，但杨秀清却在甲寅四年指派夏官正丞相黄玉琨负责天朝的“刑名”，黄玉琨封侯爵后也继续负责刑事案件，直到因秉公断案被杨秀清处罚，愤而自杀未遂被革爵，才由另一位侯爵——佐天侯陈承镕接替；冬官丞相理应负责中央工部，主管营造等项事务，但担任过冬官正丞相的罗大纲、担任过冬官又正丞相的陈玉成却都是远征在外的一方将领，几乎一天都没从事过建筑业这项“本职工作”……在1856年天京事变前已知姓名、官衔的全部太平天国六官正、又正、副、又副丞相中，真正“做回本行”的，似乎只有自金田起义前就从事木匠工作、到天京后仍在做木匠的冬官正丞相宾福寿，但他之所以情况如此，似乎仅仅因为是太平天国木营的总负责人，和冬官头衔含义吻合，似乎反倒只是一种巧合。事实上，在杨秀清主政期间，太平天国中枢根本就没有正式设立六部，正因如此，张德坚才感慨本应负责官员任免、铨叙的天官丞相徒有虚名。

    与之相比，石达开的翼殿六部似乎一直是每部各一名尚书，一共6人。这不仅远不如杨秀清生前24人的排场，也比不上在他之后封王、总理朝政的洪秀全族弟干王洪仁玕。按照当时住在他府中的罗孝全回忆，洪仁玕的六部“地位甚为卑下”，但吏部尚书却不止一人。不仅如此，也没有什么记载显示，1856年秋冬石达开辅政期间，他可以调动本属朝官系统的“侯、相”作为自己的幕僚班底。

    然而就这样一个大大“缩水”了的中央行政班底，却似乎足以胜任以前杨秀清6倍（甚至更多）编制班底所担负的工作而有余。

    这恐怕不能简单归功于石达开的能力高于杨秀清。对两人都抱有一定好感的李秀成，评价杨秀清是“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对他的态度是既敬且畏，而评价石达开是“文武备足”“谋略甚深”，宁可丢官也要恳求洪秀全“仍重用于翼王”。虽然对石达开的评价很高，但态度是仰慕、亲切，能力评价似乎反倒是杨秀清更高一筹。即便石达开能力更高，也断不会高出当时各方都认为能力过人的杨秀清6倍之多。

    那么答案只能是一个：辅政的石达开并不像当年主政的杨秀清那样，需要为太多的事务操心忙碌。

    这当然绝不会像太平天国官书《建天京于金陵论》中所言，是因为“天下无事”、工作清闲所致。当时天京事变疮痍未复，许多人事方面的善后需要处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几个月间或死于非命、或不知所从的文官武将及其家属需要“政治定性”；而一度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清廷，如今已开始组织反击，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不少郡县相继告急。这些事情无一不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应付。

    1856年年底，天京城里的石达开之所以显得“不那么忙”，是因为他是“辅政”，太平天国的行政主角是洪秀全本人。

    许多资料都表明，洪秀全是个对世俗行政事务意兴阑珊的君主，他更关心的是“天上的事情”，包括上帝和耶稣的关系，“三位一体”如何解释，自己和儿子洪天贵福和“天父天兄”是否具有直系血缘联系，太平天国中究竟有哪几个人既享受世俗的“人权”，又享受“天父天兄”小家庭的“神权”……在敦请石达开回天京辅政后，他的确将许多世俗行政权力交给了对方，包括中枢庶政的处理权[1]、地方郡县的政务管理和指导[2]以及各路军队的战略指挥[3]。

    但和杨秀清相比，石达开的权力显然受制约得多。

    比如刑事裁判权，杨秀清在位时“终审权”掌握在东殿，许多记载都表明，如果洪秀全说赦免而杨秀清说杀，结局必定是死刑，反之则多半会死里逃生。而在石达开辅政时，情形是怎样的呢？

    洪秀全的堂兄、最早的拜上帝会教徒之一洪仁政，这一时期和韦俊一同镇守武汉三镇，武昌失守后韦俊北上鄂豫边境，借口招兵，不敢回朝，洪仁政独自回到天京。“伪天王（洪秀全）说小的（指洪仁政，这是1864年他被俘后在南昌府的供词笔录）不该退兵，把小的……收监有一月余，幸石达开奏以小的不过帮理，并非带兵，又无粮草，因此免罪释放。”很显然，在洪仁政案中，传召、收监、开释的决定权，都掌握在洪秀全手里，石达开的意见虽也受到尊重，但孰主孰次，孰轻孰重，却是很明显的。

    再比如人事权，杨秀清生前，任免升陟均由他本人定夺，奏请洪秀全“旨准”不过例行公事，洪孝全从无不准的例子。将领在外公干，所领代表官方授权的“将凭”，钤盖的是东王全印信和北王韦昌辉骑缝印，而没有天王印信。石达开辅政期间虽然存留记载很不完整，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方面的权力很大程度上被收归天王。

    让我们把时间向后推一年，即太平天国丁巳七年四月廿五日（公元1857年6月2日，清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石达开离开天京“远征”，从此一去不返。他的这支远征军一直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官爵制度则别出一格，其中职位有许多为独创，而爵位则基本保持太平天国体系，不过只有王（石达开本人）、燕、豫、侯四级，而没有太平天国后期所特有的义、安、福三级，以至于1860~1861年期间脱离石达开回归天京的童容海、朱衣点、吉庆元等人，最高爵位几乎清一色豫爵，野心勃勃的童容海想争夺主帅地位，也不过“自遂燕爵”。侯爵是天京事变前就有的，燕爵、豫爵是燕王、豫王所演变，早期分别只封了秦日纲、胡以晄各一人，石达开打着“尊重天京”的旗号出京，又沿用太平天国特有的这两级爵位，首先表明在他离开时还没有义、安、福三种爵位，其次表明燕爵和豫爵在他出走之前就已经成为普遍授予的爵位等级，而这种变动只可能来自天王。

    不仅如此，这一阶段在地方上出现“将帅”这个崭新的官衔，并逐步演变为省级行政主官，而在天京事变之前，太平天国有“省”的称呼，却并没有省一级的实际行政建制。而这样重大的行政调整，也同样只能来自天王。

    从表面上看，石达开这个“辅政”者之所以权力较杨秀清逊色得多，是因为他没有军师职衔。

    “军师”是太平天国君主以下的最高官职，掌握军政实权，早在金田起义之初甚至更早就已设置。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公元1851年，清咸丰元年）十月永安建制，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四人先后被封为左辅正军师、右弼又正军师、前导副军师、后护又副军师，其中杨、萧二人主持军政事务。冯云山、萧朝贵先后在全州蓑衣渡和长沙城外战死，定都天京后大权由杨秀清以“本军师”名义掌握。杨、韦先后死于天京事变后，军师一职出现空缺，照理说，幸存官员中职位、声望最高，又被委任“辅政”的石达开，应该被授予军师称号，填补这一空白。但洪秀全仅仅将石达开名义上的官衔“左军主将”（5个总司令之一）提升为“通军主将”（全军总司令），却并未给予军师头衔。罗尔纲先生认为，太平天国是“虚君”，天王并没有实权，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军师手中，这就是所谓“军师负责制”。洪秀全拒绝授予石达开军师头衔，却“主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身兼二职，石达开的“辅政”就名不正言不顺，无法像杨秀清生前那样如臂使指，充分调动太平天国各方面的资源。

    这种看法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

    半神半人

    洪秀全做“兼职”的时期，恰是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这几个前期政治强人死的死走的走，他本人在太平天国版图内的地位和权威再无人挑战的“高度专权时期”，正所谓生杀予夺，在予一人。他完全有条件以天王名义直接下诏管理，实在不行更可“升天”，把“天父天兄”请下来帮忙，又何苦给自己找个不伦不类的军师“兼职”？

    不仅如此，太平天国本身的资料也从来没说洪秀全自己是什么“虚君”，相反，突出君权的文字则俯拾皆是。早在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公元1852年，清咸丰二年，那时太平军还没打到南京）就出版的《幼学诗》里写得明明白白：“天朝严肃地，咫尺凛天威。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一人首出正，万国定咸宁。王独操权柄，谗邪遁九渊。”这分明是“实君”，哪里“虚”了？

    所以，真实原因并不在石达开是否是“军师”，而在于他是否是“半神”。

    原本杨秀清、萧朝贵之所以拥有足以钳制洪秀全的权力，并非因为他们是军师，而是因为他们有权代“天父天兄”传言。这两尊神一个是天王的“父亲”，另一个是天王的“长兄”，他们可以训斥洪秀全，洪秀全却不能反唇相讥，否则便是“不孝不恭”——他更不能否认“天父天兄”的真实性，否则自己这个“真命天子”的合法性就受到根本动摇。

    简言之，太平天国根本不存在“军师负责制”，却存在着“皇上帝负责制”。这个“皇上帝”在天京事变前就是杨秀清，天京事变后则变成了洪秀全自己——因为“神人”只剩下他和他未成年的长子、幼主洪天贵福。

    原本按照上帝教的教义，“神的世界”里有“天父上主皇上帝”（即耶和华），“救世天兄”（即耶稣），上帝亲子、耶稣同父同母胞弟、奉旨下凡“做天下万国之主”的洪秀全，以及同样是上帝儿子、耶稣弟弟的冯云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和上帝女婿、耶稣妹夫萧朝贵等。但除了“天父天兄”和洪秀全，其他几位“兄弟”的“神属性”很模糊。杨秀清似乎对此兴趣不大，在可轻松“代天父传言”、做天王之父的前提下，也懒得再替“凡间”的自己争一个地位在洪秀全之下的“天弟”属性。那时萧朝贵、冯云山已死，而韦昌辉、石达开似乎根本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发言的权力。

    一些专家特别在意杨秀清“三师一主”的煊赫头衔，并以“劝慰师”“圣神风”“赎病主”在基督教体系里分别是上帝、耶稣和“三一神”的权柄，认定杨秀清的权威来自上述称号。这种见解比“军师负责制”深刻，因为看到了太平天国“神权”的实质，但仍然是不确切的——新证据表明，石达开辅政时的另一个头衔“圣神电”并非天京事变后授予，而是天京事变前夕就有了，和“圣神风”“圣神电”同时，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原本的雨师、云师、雷师，也被升格为“圣神雨”“圣神云”和“圣神雷”，但除了当时仍然活着且能上演“天父下凡”攘夺“上帝权”的“圣神风”杨秀清，其余的“圣”仍然只是人，不是“神”。

    简单说，由于杨秀清、萧朝贵“半神半人”“做神时是君，做人时是臣”的特殊身份，他们才可以在“皇上帝负责制”的太平天国随心所欲地凌驾于“人间君王”洪秀全之上。而倘若没有这个特殊身份，无论拥有怎样崇高的头衔，都不可能获得同样的地位和特权。

    曾经拥有军师头衔的冯云山、韦昌辉，自始至终都没能像杨秀清、萧朝贵两人那样呼风唤雨——他们可以是军师，甚至也可以是“天弟”，但在“天上”、人间，其地位都远低于“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他们无法钳制洪秀全，相反，洪秀全却可以用神（二兄）、人（君）两重属性来钳制他们。正因如此，一手创建拜上帝会、“前做事皆南王”的冯云山，只能平静地接受自己被洪秀全当做牺牲品换取杨、萧合作的既成事实；也正因如此，杀死杨秀清后一度显得不可一世的韦昌辉，在洪—韦联盟破裂后不久，便“泡沫破裂”、众叛亲离，被轻而易举地置于死地。

    同样，顶着“圣神电通军主将”头衔在天京辅政的石达开，也只能屈居洪秀全之下，接受这位“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的压制和指令。因为不论在“天上”或人间，他的位次还在冯云山、韦昌辉之下。

    当然，洪秀全吝于给他军师头衔，的确带有压抑他的念头。正如李秀成后来所言，这位天王已经被频繁下凡、动辄对他颐指气使的“神人”们“弄怕”了，因此开始不再相信这些和自己只有“天上血缘”却并没有什么世俗血缘关系的异姓重臣，而宁愿相信自己、自己的亲戚宠臣，以及已不可能“下凡”教训自己却可以被自己“引下凡”教训别人的“天父天兄”。

    事实上，在1856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仅就世俗层面上，洪秀全对石达开还是“充分放权”的。一如前文所言，他并未过多干涉石达开的行政权，并对其人事、司法建议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不喜欢亲自处理政务有关），石达开所获得的权力，还是符合一个中国传统君主制政体里辅政大臣、首相身份的。而此前杨秀清、萧朝贵所获得的特权，反倒是畸形的、僭越的、不正常的，是倚仗“天父天兄代言权”争夺来的。许多迹象都表明，在石达开远征前，洪秀全甚至并未组建直属于中央的行政办事机构，直到石达开远走不归，他才在很短时间内建立了天朝六部（从吏部正天官直到工部又副冬官，共24名主官），以及六部之上的正副掌率（最初叫“督率”，后因避讳“基督”而改名）。这同样表明，在世俗层面，洪秀全的忍耐度和弹性，是相对比较高的。

    问题是，洪秀全必须解决杨秀清“神性”消失对自己、对太平天国地位神圣性、正当性的伤害。在整个1856年，对这个无比重大的问题，他似乎尚未考虑成熟，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说他可以接受又一个“人间”的杨秀清，一个身份为“良臣贤弟”的左辅正军师东王的话，他绝不容忍再出现一个能“代天父天兄传言”、动辄让自己俯伏在地的“天上尊长”——哪怕任何一点点萌芽“神人”的出现，也是决不能容忍的。

    [1]这期间太平天国的土地、财政、税收政策，基本延续前期套路，而前期这方面的政策，最初本就是由石达开首先倡导的。

    [2]江西、安徽和苏南都发现这一时期翼殿负责这方面事务的佐证。

    [3]除了由韦昌辉亲弟弟韦俊负责的武昌似乎有些例外，安徽的陈玉成、李秀成、陈仕章等，江西的黄玉琨、林启容、赖裕新等都听命于翼殿，江苏句容、溧水、瓜洲、镇江四地原先翼殿人马不多（瓜洲和镇江原本没有翼殿人马），这一阶段也开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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