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为主角

    现在要谈谈那些洋人了。

    在19世纪中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英国，其次是法国。对于刚刚被鸦片战争的炮火强行推开一条门缝的清朝君臣、百姓而言，也同样如此认为——英国人打败过朝廷，船坚炮利，自然家喻户晓；法国人来得比英国人早，《中法黄埔条约》签订后更加活跃，知道这个“佛兰西国”（法国的旧译名）的中国人也不算少。除此之外，明末清初就因为火器的引入而名声大噪的“红毛国”（本译“红夷国”，因为清廷忌讳“夷”字改，就是荷兰，因明末“红衣大炮”和清郑台湾之争而为人熟知）、佛郎机国（即葡萄牙，因租借澳门和普遍装备清水师的“佛郎机炮”而著名），以及唯一能派人在京城里合法活动的俄国，都有一定知名度。至于美国（当时许多人称之为“花旗国”），知道的人就少得多了——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曾留心搜集“敌情”，还专门找人搜集澳门报纸，可当他因患疝气召请美国籍医生传教士伯驾诊治时，竟然问“美国和英国难道不是同一个国家吗”，令伯驾大为惊愕。伯驾的熟人、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是洪秀全的宗教老师，虽然两人的师徒关系因洪秀全受洗未成[1]而告一段落，但洪秀全对他长期抱有好感，以至于韦昌辉等太平天国高层在会见外国人时曾多次提及罗孝全，并打听他的下落。然而他们同样误把“罗先生”当成英国人，以至于听到“罗先生”故事的英国外交官、翻译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误以为对方说的是英国医生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可见，“英美不分”是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误区，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美国当时的国际地位，尤其在中国的“国际声望”，还远不能和英、法相比。

    但1856年（清咸丰六年，太平天国丙辰六年）10月之前，英、法这两个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国家相对沉寂，最忙碌、俨然成为“在华外交主角”的，却变成了此前“存在感”一直不那么强的美国，而“主角的主角”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曾经给林则徐看过病、做过洪秀全“书信鉴定师”的伯驾。[2]

    前面也提到过，伯驾可不是个简单的传教士、医生或医生传教士，而是个经常摇摆于宗教—外交两界的活跃人物。他是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来华的，之后获得当地富翁伍秉鉴的资助，在广州新豆栏开办“新豆栏医局”，以眼科大夫的身份兼作传教。1844年，美国派遣众议员顾盛（Caleb Cushing）领衔的代表团来华，和清廷谈判签署《中美望厦条约》事宜。顾盛在香港、澳门、广州等地请了许多美籍传教士出任代表团翻译等职，伯驾便借此契机进入外交圈，1845年被正式任命为驻华特别代表处（实际上就是公使馆）译员兼秘书。他也是1905年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出任驻华公使前，美国唯一同时兼具中文听说读写能力的正式在编外交官。耐人寻味的是，这位外交官尽管地位非常重要（每次驻华特别代表交接空隙，都由他出任临时代办），但长期保留其医生传教士的身份。清廷此时并不公开承认各国设在中国内地的外交机构，却又不得不和外国人打交道，因此对伯驾这种“跨界兼职”行为只能睁一眼闭一眼。

    1855年（清咸丰五年，太平天国乙荣五年）6月，美国驻华特别代表麦莲（Robert Milligan McLane）辞职，伯驾于同年8月15日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华特别代表，这是美国历史上首位由驻在国使馆普通雇员就地升职成的公使了。

    既然成了美国在华最高级别的外交官，继续身兼医生传教士显然不伦不类，于是1855年年底，伯驾将新豆栏医局[3]转交给美国美北长老会医生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从此成为一名专职的外交官和政治家。

    节点之年

    美国政府之所以要打破惯例，就地提拔一个兼职雇员做公使，为的正是即将到来的1856年。因为在美国看来，1856年是其对华关系至关重要的一个“节点年”。

    原来，不论《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还是《中美望厦条约》，在签署时都留下了所谓“十二年变通之约”[4]。

    当时这项“十二年变通”的条款，是为数不多得到签约各方发自肺腑一致认同的条款，不过认同的理由却大相径庭：清廷之所以认为这个条款不错，是希望通过12年的软磨硬抗，届时可以把自己所憎恶的条款，如五口通商、合法传教，等等一并扫除；英、法、美三国觉得可以接受“十二年之约”，是觉得当时清国朝野对洋人、对开放的抵触还比较大，比较激烈，此时此刻勉强签署“永约”，所能获得的利益相对有限，12年后再谈，就可以争取更好的续约条件了。

    《中英南京条约》是1842年（清道光廿二年）8月29日签署的，《中法黄埔条约》则是1844年（清道光廿四年）10月24日所签，按照“十二年变通”之约，理应分别在1854年（清咸丰四年）和1856年（清咸丰六年）到期。不过英国人性子比较急，早在1845年（清道光廿五年），也就是签约后第三年，便由其驻华公使德庇时爵士[5]向时任两广总督、实际负责清方外交事务的耆英交涉续约事宜，被耆英搪塞过去。1854年（清咸丰四年，太平天国甲寅四年），英国外相乔治·威利耶克（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4th Earl of Clarendon）责令英国驻华公使包令以当年德庇时和耆英“已有成约”为由，向清廷提出修改条约交涉。包令对此持保留态度，认为当初并没有这样一项约定，耆英“固定不变的意图在于尽可能避免承认修约的权利，怀疑其存在，并尽力贬低这一条款的价值和重要性”。尽管如此，英、法两国仍然认为，可以趁当时清朝正被太平天国弄得焦头烂额之际，用强硬手段逼迫清方就范。

    自鸦片战争结束以来，道光、咸丰两位皇帝的洋务总思路就是“回避”：不承认有外交问题，不承认存在外国使节，不承认有需要谈判修改的中外协定。在他们看来，既然暂时无力把洋人赶出去，那么只能退而求其次，“略示羁縻”，将外交接触停留在非官方、非正式、只限广州一地的局面，至于通商则维持在《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的“五口”范围内。

    而英、法、美的要求虽然存在一些差异和前后出入，但大体上是一致的，包括开放更多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在更多地方居住（尤其是允许进入广州城居住，因为这条即便不修约也是被旧约所允许的），承认各国外交使团成员、使节的外交官地位，允许外国使团进驻北京甚至觐见皇帝。

    先是耆英后是徐广缙、叶名琛，先后充当了清朝“办洋务”的唯一负责官员，其中犹以叶名琛因长期操纵“反入城运动”，让外国人始终无法入城居住，而深受奕詝倚重信赖。不过这位两江总督实行的实际上是“鸵鸟政策”，即一方面糊弄远在北京的皇帝，让奕詝相信洋人很“驯顺”，即便偶尔淘气，自己也能轻松搞定；另一方面敷衍洋人，让他们相信在中国和官方打交道只能找他本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然而英、法、美三国政府却渐渐不耐烦起来，他们看到，尽管自己在“红兵围城”中帮了叶名琛的大忙，但这位总督大人却并不那么领情，非但不答应三国修约条款，甚至连谈判地点也要斤斤计较：三国公使一直要求和叶名琛在两广总督署会面，这样一来可以彰显自己的外交官身份，二来总督署在城内，可以顺势打破“广州不能入城”的死结，而叶名琛却只肯在虎门或省河的船上会晤，显然仍像鸦片战争前的“十三行时代”那样，把各国公使视作只能负责商务、不能负责其他外交事宜的“大班”。

    1854年9月，英国公使包令、法国公使布尔布隆（Alphonse de Bourboulon）和美国驻华特别代表麦莲一同来到上海，向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施压。

    身为江苏省封疆大吏之一的吉尔杭阿，当时正被天京、镇江、瓜洲等地太平军以及上海小刀会弄得焦头烂额，他早就艳羡洋人的坚船利炮，更听说广州英军的助战十分得力，希望借助外力，实现梦寐以求的“破巢擒渠”愿望。因此当三国公使以“一旦修约就助战”暗示相引诱时，他便兴冲冲上书皇帝，劝奕詝“将计就计，钦派资深望重之大臣前来议定妥协章程，允其所请”，结果遭到奕詝驳斥。

    三国见总也等不到清朝的“资深望重之大臣”前来谈判，便不愿再纠缠下去，10月，包令、麦莲和法国代表、公使馆秘书哥士耆（Klecz Kowski）一同乘船北上。1854年10月15日（清咸丰四年八月廿四日，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九月初十日），三国代表乘坐军舰抵达天津白河口，试图寻找和清廷直接沟通的捷径。

    白河口是清廷京师的门户之一，三国军舰抵达白河口的举措，在本就不愿开放、不愿摆脱传统“华夷之辨”框架，和外国人进行正常交流的奕詝心目中，实同“逼宫”无异。他所能想到的应对，就是一方面坚决不派遣“符合身份”的大员如直隶总督桂良和洋人交涉，而只派前长芦盐政崇纶、现任盐政文谦、天津镇总兵双锐等较低级别官员敷衍；另一方面又指示这些官员必须保持良好的态度。也就是说，皇帝希望这些外国人赶紧回广州，去和叶名琛继续交涉，离自己越远越好，为此可以安抚敷衍，但千万不能答应什么。

    此次白河之行，英国提出十八项修约要求，美国十一项，法国则只一项，但核心要求仍是前文所述增开口岸、使节驻京等项。美、法两国之所以不动声色，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根据旧约签署时所规定的“最惠国章程”，任何一国和清廷达成某项协议，其他各国也可利益均沾。

    然而清廷一口咬定“十二年变通之约”中“稍有变通之处”的文字，表示新约的修改只能是“稍有”，什么叫“稍”？按照奕詝发给叶名琛等人上谕所透露的，就是在商务条款上做细枝末节让步，但绝不允诺任何增开“窗口”，把“窗”变“门”，或“有失体统”的“非分之请”。最终，文谦、双锐等所提出“可以修约”的仅三项：“民夷相争公平审断”，减免上海欠税，酌减广东茶税。

    三国使节碰了个软钉子，只得悻悻而归，英、法两国外交部和公使就此得出的结论是不能操之过急。1856年2月，英国外相克拉兰敦（Lord Clarendon）致信包令，告诫他不能因英国人从事条约所不允许的三项商务[6]，和清廷发生争论。英、法两国暂时“退居二线”，让新上任的美国驻华特别代表伯驾冲上前台——反正有“最惠国章程”。

    忙碌的伯驾

    伯驾在接任驻华特别代表时正好在美国国内休假，美国政府认为，鉴于“最惠国章程”，美英法在对华修订条约问题上立场应力求协调一致，因此安排伯驾绕道英、法回中国上任。1855年10月26日，伯驾抵达英国，会晤英国外相克拉兰敦，此后又抵达巴黎，会见了法国外长瓦尔夫斯基伯爵（Comte Alexandre Walewski）。

    行前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要求伯驾和英、法两国交换对华修约意见，了解对方意图，以免重蹈1854年覆辙，并向伯驾交代了美国在修约问题上的三个基本目标，即公使驻北京、对华贸易不受任何障碍限制、废除所有中国政府加诸美国在华侨民的人身自由限制。很明显，这三个基本目标和英、法利益一致但更为激进，事实上等于要求清政府全面开放所有领土、口岸，对境内外国侨民实行完全的行动自由[7]，这是直到民国三年（公元1915年）的“二十一条”，列强都未能在华获得的利益，因此只能视作“奋斗目标”，而未必是美国当时必欲达到的“基本目标”。

    但急于事功的伯驾却将自己的咨询、交换意见之旅，变成了和英、法协调立场，结成对华修约三国同盟的穿梭外交访问。

    在会晤英国外相时，他表示美国政府希望“标志英美法三大强国在中国步调一致的政策和行动得以发扬光大”，对此克拉兰敦表示将在国会对此展开讨论。在法国，他以“美国方案”的名义提出了自己的“修约四要素”：三国使节驻京，中国向三国首都派遣公使；三国贸易无限制扩展到中国全境；中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司法进行改革。很显然，伯驾的“四要素”甚至比美国政府的“三个基本目标”走得更远。他以为经过此次穿梭访问，自己的这些修约主张，已可代表美英法三国政府的共同立场。

    1855年12月，抵达香港后的伯驾立即向叶名琛发出照会，要求在两广总督署进行会晤，并由自己向代表清朝政府的叶名琛递交国书。在照会中伯驾用强硬口气表示，“十二年变通之约”即将到期，他本人将于1856年“6月初旬”（这里不清楚是公历还是阴历）赴天津，谋求和清廷直接交涉，要求叶名琛“代为呈奏”。

    如前所述，叶名琛是咸丰所委派的“守窗人”，总揽所有和外国官方打交道的事务，这与其说是皇帝相信叶名琛，毋宁说是他不想见这些“夷人”，又害怕再来一次鸦片战争，只好委派一个靠得住的亲信出面为自己搪塞敷衍而已。叶名琛办理“洋务”最重要的使命，并非为清廷争取到怎样的外交权益，而是力争“不修约”“不开放”，其中的“标志性成果”自然就是不让外国使节北上，给皇帝和朝廷找麻烦。因此叶名琛不论出于任何动机、理由，都绝不会配合伯驾的“莽撞举措”。

    于是叶名琛驾轻就熟地玩起了“不接触政策”：拒绝会晤，不收国书。这等于不承认伯驾的美国驻华首席外交官身份。

    对此，伯驾十分恼火。1856年年初，他相继会晤英国公使包令和法国驻华临时代办顾思（Jean de Courcy，布尔布隆公使因个人原因暂时离任），希望各国循“三国同盟”立场，在1856年夏派遣三国联合舰队北上，逼迫清廷签署新约。

    但他并不知道，英国外相和法国外长都对他此前的穿梭访问印象恶劣，且鉴于1856年中国的复杂政治形势，不愿轻易下判断、作大动作，因此他们此前已悄悄指示各自驻华公使“根据各自判断决定与伯驾医生的合作程度”。

    英国公使包令本就主张慎重，在他看来，1854年的强硬举措适得其反，这表明三国必须找到另一种阻力较小的行动方式，且在华扩张利益应循序渐进，一蹴而就是不现实的。因此他一方面从外交辞令上对伯驾表示“充分支持”，另一方面婉拒了组织三国联合舰队北上的要求。

    法国公使馆因人事交接等问题[8]，同样不愿冒险，对伯驾的要求作出了和英国同行相似的反应。

    伯驾得不到英法呼应，便决定自己“单干”。

    1856年2月3日（清咸丰五年十二月廿七日，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十二月廿八日），美国驻上海代理副领事飞余（M.W.Fish）向苏松太道蓝蔚雯递交了伯驾给吉尔杭阿的照会，表示“待本国火轮兵船到来，即可赴上海将条约重行酌议”。同时英国人、上海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也向苏松太道提出照会，称如不照三国意见修约“恐致生事”，并表示各国已不耐烦与叶名琛周旋。

    对此，两江总督怡良和吉尔杭阿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咸丰六年二月十八日（1856年3月24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二月十七日），他们联名上奏，称“其词虽似恭顺，其意则存挟制，情殊叵测”。他们表示，当前江苏军情紧张，朝廷还是应设法让叶名琛继续“设法羁縻”，以免外国兵轮“骤然北来”“多所掣肘”。

    对此，皇帝奕詝的反应自然是老一套，他在答复怡良的上谕中称，旧约日久弊生，“不妨小有变通”，但不允许作大变更，1854年三国要求的条款“均属万不能行”“上至天津更属不成事体”。他要求江苏地方官不要插手“洋务”，而应转告伯驾“五口通商事宜希归广东查办”，让他们回广东继续和叶名琛交涉，同时要求叶名琛既要对各国“大变更”要求“即行正言拒绝”，又不能坚决拒绝会晤，以免对方“有所借口”。所有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即“恩威并用，绝其北驶执念”，同时仍然一厢情愿地将“洋务”等同于“涉外商务”。

    1856年7月1日（清咸丰六年五月廿九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五月廿五日），伯驾无法说服英、法两国同步行动，只得独自乘坐美国轮船“东方”号（Levant）赴上海。此时吉尔杭阿业已战死，江南、江北两大营都已被太平天国击溃，清方江苏官员更无心和伯驾敷衍，他只好在7月12日南下福州，将修约要求和国书托闽浙总督王懿德转呈咸丰。

    此前叶名琛为推卸自己不肯会晤三国使节的责任，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污指伯驾和洪秀全等密相往来，并煽惑英法两国北上，甚至在外国商人中散布太平军必定胜利的流言。对伯驾的单独北上，他的解释是官兵将各起事者一律荡平，让伯驾颜面无光“自行回国”（指1855年休假），却因为麦莲患病而又被派回任，因此“心怀愤愤必欲别出心裁掩人耳耻笑”，要求清廷不论伯驾在哪里交涉，都要责令其回到广东，和自己打交道。

    叶名琛的这些言论，其目的在于掩饰自己的失职，避免伯驾和其他清方政要途径接触，从而戳穿自己的谎言，但却正中了皇帝的下怀——他本就一心想着让叶名琛包揽所有麻烦的“洋务”，让“夷人”离自己和京城越远越好。

    不过叶名琛的奏报有一处是“歪打正着”的，即英法都不太赞成伯驾的北上。

    包令在伯驾北上前一天接到其来信，要求英国在8月20至9月1日间派遣舰队协同美国舰队北上渤海湾，从而迫使中国同意修改条约。对此包令复信表示“外交上的支持”，但对舰队北上可能适得其反的前景表示忧虑。

    法国公使噶罗直到7月17日才得到法国外交部“便宜行事”的指令，而此时伯驾早已北上，因此采取了和英国协调一致的立场。

    1856年8月1日（清咸丰六年七月初一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六月廿五日），伯驾重返上海，但原定来沪配合他行动的美国巡洋舰“圣·查辛托”号（San Jacinto）发生故障需要修理，他不得不于12日再度致函包令要求配合，认为此时清朝内外交困，如果“亲临北京”并且表示将帮助清廷，就可以在修约问题上获得突破。这一次，包令明确地以“本国外交部要求英国官方在中国内战中保持绝对中立”为由加以拒绝。

    8月25日，前苏松太兵备道吴健彰（十三行买办出身，善于洋务，因曾被小刀会扣押而遭革职）和蓝蔚雯奉怡良之命拜访伯驾，伯驾声称一旦舰艇修复就要北上，并坚决拒绝和叶名琛会谈，表示一定要去觐见皇帝，否则就请怡良奏请允许在浙江和“特命钦差”会谈。

    咸丰最不愿意的就是会晤“夷人”，听到这一奏报自然勃然大怒。咸丰六年九月十三日（公元1856年10月11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九月初五日），他字谕怡良和暂署江苏巡抚赵德辙，重申“只有置之不理”的鸵鸟式对策。他还从自己“洋务就是对外商务”的思维定势出发，要求山东巡抚崇恩等查禁沿海走私，认为如此则伯驾“无利可图”，只能南下和叶名琛纠缠。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他甚至在上谕中要求怡良等不可以透露自己的意见，甚至不能告诉对方皇帝已经知情，“皆作为该督等自出己意，是为至要”。

    尽管清廷的分析、判断荒腔走板，但只有自家舰队[9]配合的伯驾终究不敢造次。此时美国恰进入总统大选周期，国内忙于选战，对遥远的中国事务迅速失去兴趣。就这样，踌躇满志的伯驾，几乎同时失去了英、法、美三国的支持。随着天气进入晚秋，渤海湾内白河口行将封冻，伯驾只能在1856年11月折返。

    清廷在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且内部互相推诿、欺上瞒下的混乱状态下，莫名其妙地度过了这次“伯驾危机”，但此时的他们连弹冠相庆的时间都没有了，因为内外形势都已悄然发生了剧变。

    [1]1847年春，洪秀全要求受洗并希望留在教堂工作，但他在受洗典礼上提出工资要求，让本来就手头拮据且憎恶谈钱的罗孝全怀疑其诚意故而推迟洗礼。

    [2]他将洪秀全寄给罗孝全的书信鉴定为真品。但有趣的是，伯驾的结论应该是对的，但得出结论的依据——信封格式符合——却是错的，因为信固然是原件，信封却因原物毁损，而由送信人的天地会朋友做了个并不高明的赝品。这也表明当年中外文化隔阂之深，到了连伯驾这种在华20多年的老“中国通”也会“自摆乌龙”的地步。

    [3]这所机构后改名博济医院并创办博济医学堂，是公认的中国最早正规西医院，孙中山曾就读于这里。如今这座医院依然存在，即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中大附属二医院）。

    [4]《中法黄埔条约》第三十五款，《中美望厦条约》第三十四款均规定“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也就是说条约现有条款的“冻结期”只有12年，期满后要重新谈判并签署修改后的新约。

    [5]德庇时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著名汉学家，第二任香港总督。

    [6]即沿海土特产贩运，洋货从通商五口上岸后转运其他口岸而拒绝纳税，中国货从通商五口装船后在其他口岸卸货再装船而拒绝纳税。

    [7]这是“最惠国章程”所决定的，即只要一国能在华获得的权利，拥有最惠国待遇的各国都可利益均沾。

    [8]同年噶罗（Jean Baptiste Louis Gros）上任，后布尔布隆又回任。

    [9]9月16日，美国东印度舰队提督奄师大郎（James Amstrong）率舰抵达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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