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州哗变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月廿二日（1856年11月28日，清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一日），似乎可被视作天京事变结束的日子。就在这一天，直接参与攻打东王府、杀死杨秀清的顶天燕秦日纲与佐天侯陈承镕被洪秀全下令处决。

    然而在天京城接二连三的大场面大阵仗后，很少有人关注到，在遥远的江西腹地，一天之后，发生了一件看似不起眼却意义非凡的事——袁州哗变。

    袁州郡，当时被湖南巡抚骆秉章所派遣的入赣援军刘长佑、萧启江部所围困。咸丰六年十月廿七日（公元1856年11月24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月十八日），清军围攻城垣时，城中太平军两位主将之一、春分副侍卫李能通（一作李严通）突然冲出西门，高呼“李能通愿弃械投诚”，带领十多人“徒手来奔，俯地叩头，上其伪印”。

    李能通是湖南郴州人，原本是湖南天地会刘代伟的部下，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刘代伟起事失败，李能通突围投奔当时在永安州的太平军，并作为向导引导太平军入湘，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由于这一阶段投入太平军的天地会会众人数虽多，但比较分散，且没有著名领袖，因此很快被太平军同化，李能通也被视作太平军嫡系。1856年石达开部入赣，收编广东天地会部为“花旗”，而原本的嫡系太平军因为喜欢使用黄色旗帜而被称作“黄旗”。石达开率兵参加天京—镇江战役后，留守江西各郡县的太平军，通常都由黄旗、花旗混编而成。

    袁州郡即是如此：城中官阶最高的，是“花旗”将领、殿右四十二检点黄毓生，李能通的春分副侍卫职同指挥，比黄毓生低一级。但李是黄旗，黄是花旗，实际上在太平军中的地位，反倒是李能通更高一些。当太平军在江西所向披靡、大部分省境被纳入“天朝”版图时，两人及其背后的“黄、花矛盾”尚能弥合，待天京事变爆发，袁州等边远郡县被忙于内变的天国大员们忽视，清军趁机反攻时，这种矛盾就日益突出了。

    根据骆秉章、刘长佑等人的记载，由于天京事变的消息传出，各郡县太平军开始出现信心动摇、相互猜疑、互相提防等问题。当时袁州郡被清军围困，物资供应出现困难，一些仗也打得不好，黄旗、花旗处境均每况愈下，就更是互不买账，直至势同水火。据清方资料显示，当时在江西许多郡县，都出现黄旗排挤花旗，怀疑、指责后者“不忠诚”“有二心”的现象，在袁州城内同样如此。

    然而袁州守军的比例，却是花旗稍多，黄旗较少，李能通成了内斗的失败者，并最终选择了阵前哗变。这次哗变导致留在城里的黄旗和花旗自相残杀，最终黄旗以白巾为号，在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二日放清军入城。就这样，袁州郡不明不白地落入清军一支偏师手中。

    李能通并非太平天国第一个投降的将领，甚至在当时也非投降将领中级别最高者（此前已有冬官副丞相万象汾、范潮兰等先后叛降），但他却是太平天国历史上第一个献城投降的将领，在此之前，从没有任何一座太平天国守卫的城镇、要塞，是因为守将投降而陷落的。袁州不是一座大城，李能通也算不上高级军官，但这次发生在天京事变结束翌日的哗变，却残酷无情地揭示出，“天父杀天兄”后太平天国的确是“人心冷淡”。原本鼓舞大家为“顶起天父天兄纲常”而奋斗的神学理论，如今因为“代天父传言”的杨秀清被杀，和杨“情同手足”的“上帝之子”韦昌辉突然变成了一个杀戮主角，而变得一下子毫无说服力；原本让许多功名之士为之热血沸腾不已、为之奋斗不懈的“打江山”宏图，也随着天京城内的血流成河，显得越来越没有“打通”的可能。李能通先例一开，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即便洪秀全后来重建神学体系，并依靠加官进爵“加恩惠下”，也再未能重现昔日“万众一心”的盛况。后期太平天国陷落的几乎每一座城池，都或多或少有叛降、哗变的因素在内。

    更麻烦的是，袁州城哗变的，是原本一直摆出一副大义凛然姿态，动辄怀疑、训斥别人“不忠”的黄旗，而奋战到底殉国的，却是长期被歧视、排挤和奚落的“外来户”花旗。此后江西、安徽各地花旗就动辄用袁州郡的例子，对黄旗反唇相讥，而清朝将帅也敏锐地观察到这个可以利用的缝隙，大行挑拨、策反、离间等计策，让原本动摇的太平军阵营雪上加霜。

    互有攻守

    其实，就在天京—镇江战役激战之际，清军已开始从周边省份调集援军增援江西。自1856年2月至5月，先后有湖南刘长佑部（约4000人），湖北曾国华、普承尧部（4100人），福建张从龙部（2600人）入援，坐困长沙的曾国藩则让自己的弟弟曾国荃回湖南，会同从樟树镇败回原籍的周凤山，在道州、湘乡等地募勇4000人入赣，这支新募的湘军，就是后来成为湘军主力中的主力——“吉字营”。这样一来，江西清军总兵力已增加到4万人以上。

    当面的太平军，按照曾国藩的汇报，有黄旗、花旗约4万，江西新兵3万，但按照“二千五作一万”的太平军惯例计算，则战斗兵不足2万，且其中的江西新兵不谙战斗，黄旗、花旗又矛盾重重，因此渐趋不利。但尽管如此，在除了李能通献出的袁州外，太平军在江西占领的其余七郡，清军在整个1856年里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太平军中则涌现出瑞州赖裕新等以善守闻名的后起之秀，与老资格守城名将、后来被日本人宫崎滔天比作唐代坚守睢阳之张巡的九江林启容交相辉映。

    在安徽，清福建提督秦定三趁陈玉成、李秀成等五丞相部东援镇江，在咸丰六年正月十四日（公元1856年2月19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正月十四日）夺占舒城，进逼皖北重镇三河。

    三河镇位于庐州府合肥县南90里，古名鹊岸，明代起因丰乐、杭埠、小南三河汇流得名三河镇，地当庐州、巢湖、舒城诸城之中，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并非县治，原本没有城垣，太平军入据后筑起砖城一座，由绰号“蓝矮子”的名将蓝成春（原为殿左十五指挥，此时应已封为亮天侯）镇守。

    秦定三率军猛攻三河屡屡被击退，直到八月十八日（公元1856年9月16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八月十日），太平军才在庐州和春部的夹攻下弃守。此后至九月廿九日，庐江、无为州、和州、巢县相继被清军攻占。此时天京事变刚刚告一段落，以李秀成为首的援军已自苏南句容县丁角村渡江而来，但已迟到一步。倘非天京变起，皖北局面应该是另一番光景。

    由于和春被调往江南大营出任钦差大臣，清廷在八月初调整皖北指挥体系，由巡抚福济、寿春镇总兵郑魁士主持军务。郑魁士和秦定三不合，行动迟缓，秦定三只得独自率军攻打桐城，在这里他遭遇李秀成部的顽强阻击。自此清方在皖北的攻势，也终于“见顶”。

    就在此年底，李秀成约请当时还在参加宁国之战的陈玉成至枞阳镇秘密会议。会上李秀成画出“进攻图式”，制订了皖北分路反击的计划。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二月初五日（公元1857年1月11日，清咸丰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陈玉成自枞阳镇东下收复无为州、汤头镇、运漕镇，随即汇合另一位“老战友”——从天京来援的陈仕章收复巢县，并于巢县东关大破清湖南绥阳镇总兵扎隆武。廿五日收复庐江，随即迂回包围桐城外及舒城的清军秦定三、郑魁士部主力。皖北局面，为之一新。

    皖北是天京事变后太平军第一处转守为攻的战场，原本转战天京外围、皖南的太平军各部陆续返回，让一度被动的战局得到明显改观。

    在皖南和天京外围，重镇宁国郡在长期坚守后于咸丰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公元1856年12月28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一月廿二日）被清浙江提督邓绍良部攻陷。此前天京外围东坝、高淳县等也已失守，但句容、溧水、瓜洲、镇江四个要点仍在太平军牢牢掌握中，东山再起的江南大营对此束手无策。

    唯一全盘皆输的战区在湖北。原本受命援鄂的石达开部走到离武昌近在咫尺的鲁家巷，却得到天京事变、杨秀清被杀的消息，匆匆撤军东返。此后天京事变愈演愈烈，以致韦昌辉被杀，洪秀全和韦家反目成仇，对金田起义作出卓越贡献的韦元玠也死于非命；而湖北太平军主将、国宗提掌军务韦俊是韦昌辉胞弟、韦元玠亲子，对此当然不可能无动于衷，作为太平天国的重量级人物，他不敢降清，却又深知不可能再指望仇深似海的洪秀全、石达开大举增援（洪秀全杀了他父兄全家，他哥哥又杀了石达开全家），因此产生了“避逼林泉”的消极心态。清军胡林翼部水陆湘军趁机加紧攻势，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元1856年12月19日，清咸丰六年十一月廿二日），韦俊、洪仁政及秋官副丞相钟廷生等放弃武昌。此后至十一月廿九日（公元1857年1月4日，清咸丰六年十二月九日），武昌县、黄州郡、大冶、蕲州、广济、黄梅等郡县相继失陷，钟廷生被俘死，韦俊、洪仁政退入安徽，清军浙江布政使李续宾部进逼九江城下，都兴阿部进逼小池口，湖北全境丧失。

    不难看出，直到1856年底，太平军和清军在战场上仍然是相持之局——清军在湖北趁天京事变所造成的混乱占据上风，但太平军则利用清军换帅的空隙在皖北搬回一城，其余各处则互有攻守。清军战略意图过于松散，加上南方“夷情”又趋紧张，一时无力大举，而太平军也开始慢慢度过天京之变后带来的慌乱、消沉，再度证明只要集中一定优势兵力，就足以在局部战场上有所作为。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尚未有定局。

    天王的思考

    在天京城内，躲在“天朝宫殿”里不出的洪秀全，似乎一直在思考应如何填补天京事变后神权、人权两方面的空白，并修复太平天国的宗教、世俗体系，重新唤起失落的人心。

    他似乎可以有两个选择。

    一是如后来李秀成所建议的“依古制而惠四方”，淡化宗教色彩，走中国人尤其江南人喜闻乐见的“明君政治”，实行轻徭薄赋和笼络人心的政治复古主义，先渡过眼前难关，然后徐图进取。当然，这样做，他就要放弃“天父天兄”体系中那些最神秘、最能呼风唤雨的部分，而只留下比较容易被世俗接受的部分躯壳（如“真命天子”一类古已有之的自我神圣）。

    二是设法重建一套新的“天父天兄”神学体系，用自己信得过的“神人”替代曾让自己心惊肉跳、如芒刺在背的杨秀清、萧朝贵。当然，被杨秀清“弄怕”的他不会选择石达开或其他异姓功臣（石达开恐怕也没什么兴趣），而同族、近臣中也缺乏合适或放心人选。倘走这条路，能否在“人心冷淡”后收获和昔日相仿的“振作”效果且不失控，他恐怕同样没有把握。

    在整个1856年里他都没有作出最后选择，这从一个现象便可见一斑：自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公元1851年，清咸丰元年）至辛酉十一年（公元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每年都要印一些新书，用于宣传其官方的政策、思想和制度，唯独1856年是个空白。很显然，洪秀全是抱定了“想不好怎么说，就等想好了再说”的打算。

    他和石达开的关系也就因为这个“引而不发”，而不冷不热地维持着。石达开得到了“辅政”而非“主政”的权力，是洪秀全以下太平天国官阶、爵衔最高的臣子，却既不是军师，也没能在“神权”上获得更多承认。君臣二人和大多数观察家、他们的敌人一样清楚，“天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两人能否和睦相处下去，平心而论他们也努力想做到这点——前提是首先不损害自己的基本利益。直至1856年年底，一切似乎也还尚未可知。

    水火未济

    就在这一年底，一度炮声震天、火光遍地的广东省城、省河，局势似乎也有所缓和。英国兵再未入城，叶名琛也回到了自己的衙署，清军虽丢失了城外沿江所有炮台，但广州城垣仍由本方布防；雷声大、雨点小甚至仅出现在叶名琛奏报上的“反攻”“追剿”，虽于英军构不成很大威胁，毕竟也算有所作为，而且种种迹象表明，英军就要从广州城下后撤了。叶名琛等人已开始窃窃私语，弹冠相庆，准备好好向咸丰皇帝邀邀功了。

    叶名琛的判断有一点是对的：英军的确将于来年春天后撤。但这种后撤只是暂时的，从世界各地抽调来的五千援军即将动身前来，法国也将加入这场事后证明远较第一次鸦片战争惨烈残酷的战争。这场战争将以叶名琛的客死异国，以及咸丰皇帝奕詝的仓惶离京而达到高潮。熊熊的战火将从广东省河，一直烧到皇帝的圆明园。此时此刻，奕詝、叶名琛君臣也好，政见不同、性格各异的内外文武重臣们也罢，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在未来的几年里，中国会发生如此剧变——甚至未必有几个人想到中国会发生什么剧变。

    公元1856年，清咸丰六年，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就这么轰轰烈烈地度过，又看似平静地走到终点。在北京，《清实录》照例翻过新的一页，写着“春王正月”一类套话；在天京，惊魂甫定的人们开始迎接这个特殊“国家”的第七个纪年，这一年是否颁行了新历？看来是颁行了，因为有署有丁巳七年之年、月、日的文书存世，但这份本应具有相当史学价值的历法，如今却并未保存下来。照惯例，每年新历前都会有各王爵署名的《献历奏》，这一年的《献历奏》上究竟有几个人列名，都署了怎样的头衔，本可以揭开许多至今存疑待考的谜团，可惜，岁月和战火，以及1856年外国人阴差阳错地和太平天国拉开“安全距离”，让后世的研究者至今也未能获得这样的机会。

    人或“神”都不是算无遗策的预言家，在1856年行将结束之际，他们不可能准确计算出来年将发生的变化——一如这一年开始时，他们也不可能预料到会出现如此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大场面一般。倘此时此刻，有一位智者被问及“新年运势”，即便他再怎么能掐会算，恐怕也只能说“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吧！

    的确，1856年的结局，只是个“并非结局的结局”而已。在1857年开始的时候，中国这座大舞台上的每一位演员，似乎都有抢到“角儿”的机会，前提是他们不犯错，或对手犯错。

    这，或许就是所谓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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