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的一块碑石

    19世纪只剩下最后的两年。这个世纪末在中国的大地和海域发生过许多悲剧，为着结束这些悲剧，中国人，从皇帝到大臣，从士人到平民，似乎都赶着要在世纪日落之前，做一些改变中国命运的事情。被称为灾难的1898年，就这样在中国人的焦躁和急切的期待中悄然降临。

    戊戌年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块碑石一可能是纪念碑，也可能是墓碑。它记述着中国的忧患，中国的抗争，中国的失败，当然，最真实也最永久的却是中国的记忆。这一年的正月初三日应是传统的中国年假期中，在皇帝的授意下，清政府核心的几位决策人物李鸿章、荣禄、翁同龢等五大臣在总理事务衙门约康有为晤谈。翁同龢在此日的日记中记道：“初三日……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款数条，狂甚。灯后归，愤甚，惫甚。他们谈了很久，从白天谈到掌灯时分。在翁的印象中，康有为“狂甚”，大概总指的是他的意气如虹的思考吧。但为何又“愤甚”、“惫甚”呢？作为帝师的翁同龢因何而愤，为何又感到内心的疲惫呢？对于这位辅佐皇帝的大臣，其处境的艰危和内心的复杂是外人难以猜测的。

    被约见的这位三年前发动公车上书的青年人，于1897年的冬月再次来到京城。这时的北京，满城是迷天的风沙，护城河的冻冰之上也铺满了黄蒙蒙的一片。景山的松桕在寒风中萧瑟，周围是―片悲哀无泪的惨烈气氛。他这次来京是由于危急形势的召唤：这年12月15日，德国舰队侵人旅顺湾，占领旅顺、大连。康“驰赴北京，上书极陈事变之急”，这就是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在以往的三年中，他对自己的变法主张又有了更加深人和成熟的思考。现在由于外患曰深，他急切地希望能够把心中的蓝图变成现实，以期改变中国濒于危亡的国运。但他的这次上书受到工部阻拦没有呈送皇帝。直至第二年的正月方才送达御览。梁启超描述了皇帝阅读康有为奏折时的情景：

    皇上览之，肃然动容，指篇中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等语，命语军机大臣曰：“非忠肝义胆，不顾死生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陈于朕前乎？”叹息者久之。于是皇帝做出指示：“命总署诸臣，自后康有为如有条陈，随即日呈递无许阻拦。”即宣取康著《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等书呈览。这样，这位来自广东的普通举子，终于有机会接近权力的核心，而且成为播弄戊戌风云的人物。

    早春的激动

    1897、1898之交的那个寒冷的冬天很快就结束了。春节过后，御河里的冰开始解冻，昆明湖边的柳丝开始泛绿，从西直门到颐和园的御道两旁的槐树梢头虽然还是一派苍劲的静默，然而戊戌年的春天毕竟已经来到。

    变法因为皇帝接近和使用了一批锐意进取的青年知识分子，并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显然加快了步子。但随着春天的到来，不仅京城春天流行的疾病开始蔓延，而且谣言也追逐着滋生的蚊蝇而传遍了这里官宦的深院和市井胡同。北京的空气里流动着一种悄悄的兴奋和激动，但那只是表面的现象。随着谣言的传播，似乎在暗示着某种不安甚至阴谋。举例说，戊戌四月间有一个定官制和设制度局，并三十二局奏议，命交总署议奏。至四月底，延宕不复。皇帝令“再议”。于是谣诼随即飞扬起来，说是要裁撤六部九卿，设定“鬼子衙门”，要用鬼子办事了。又如，五月二十四日旨，“所有天下淫祠尽改为学堂”。此旨一下，马上又有谣言，说是皇上要人天主教了。并且传得非常具体，说是要在宫中设立礼拜堂等。这些谣言背后的用心十分阴鸷。

    传得最多的消息是光绪皇帝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淋病、腹泻、遗精、咳嗽，等等。这传言都是有鼻子有眼的，都说是传自内务府太医院。而事实却是：“言皇上无时不病重，然皇上日口办事，召见大小臣，间数日必诣颐和园向西后请安，常在瀛秀园门跪迎跪送西后，岂有病之人所能如是耶？”总之，谣言是故意制造的，谣言只是表层，而在谣言的背后，的确深藏着两派政治势力决斗的危机。

    1898年的春天，北京城里虽然不断地下着改革的诏书，而这些诏书大抵也只是诏书而已。它们只是一纸空文，距离实行还有长长的距离。一些衙门，一些决策的大臣，就是把文件压在案头，他们不办。皇帝发肝火也不行，他们显然是在等待。他们在静观政治风云的流变。

    文件多了也没有用，现实的中国是即使挪动一步也需千钧之力，何况是改变国运的非凡之举？摆在这位青年皇帝面前的难题实在是太多了，那些年轻气盛而没有从政经验的文墨之士，他们对困难重重的中国社会、特别是政坛的微妙曲折毕竟是知之甚少的。这里单举一个小小的事例，可见当日的举步维艰。据《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当年七月二十日在皇帝召见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四人，并“赏给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这样的特权的同时，还有如下一则记载：

    又旨，修理京城街道，挑挖沟河。京都管理街道，有工部街道厅。管理沟渠河道司官，顺天府，大、宛两县，步军统领衡门。前三门外，又有都察院管理街道城防司汛等官，可谓严且备矣。究其实，无一人过问焉，以至任人践踏，粪土载道，秽污山积，风即扬尘，雨即泥泞，春夏之交，变成瘟疫，而居其中者，奔走往来宴如也。洋人目之为猪圏，外省比之为厕屋。然每年碎修经费，所出不赀，及勒索商民讹诈铺户款，又甚钜，奈众人分肥，无一文到工者。岁修之项，工部分其半，该管又分其半；巡察打扫之费，步军统领衙门营城司防内外分之，讹诈勒索，工部不与焉。近日有人修奏，上尽悉其详，及命该管各衡门即行查勘估修，以壮观瞻，并大清门、正阳门外，菜蔬鸡鱼摊肆，一概逐令于城根摆设，以示体恤。于是官吏闾民，皆称不便，官吏怂恿百姓，联名呈恳体恤。上引这一则资料，列于苏继袓著的《清廷戊戌朝变记》的大事记中。其实它是首都沟渠管理的一个具体事项。这样的事，本不应惊动一朝天子的，但是，居然要在事关国事变革之中特加一道诏旨。这就是说，北京的河道失修，粪便垃圾不能及时处理，虽有各项主管官员乃至一府二县的主事他们在“管”，但实际上却无一人过问此事。而过问此事者，却是日理万机的皇帝陛下。拨下的经费和向士民募集的钱财，不是投放于修整首都的河道，而是在层层盘剥中，饱了贪官污吏的私囊。他们无所事事，看着苍绳满城飞，堆积如山的粪土发出奇臭，却照样心安理得地做他们的官。一旦这事惊动了最高当局，北京的市政问题竟然要皇帝亲自过问了，他们又反过来煽动商民“联名呈恳体恤”阻烧它的实行。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还有一则“皇上面谕军机大臣，停止海防捐”的上谕。史载：“枢臣奉谕后，即力陈北洋海军仰给此项，如一旦停止，淮饷无款可筹；更兼新政创行，诸多用费，请少缓再停。上不允。枢臣再四渎请，上怒曰：‘一面裁官，一面捐官，有此政体否？勿多言！’枢臣不得已，即商于北洋，禀知太后，皆谓皇上任性胡闹也。”一般的人读这段记载，很难明白所述的内容。其实所谓“海防捐”，只要对照康有为如下一段记述，大体便知究竟：

    颐和园广袤十余里，咸丰十年，与圆明、静宜等园，皆为英人所焚，时西后以游乐为事，自光绪九年经营海军，筹款三千万，所购铁舰十余艘，至是令提其款筑颐和园，穷极奢丽。而吏役辗转扣尅，到工者十得其二成而已。于是光绪十三年后，不复购铁舰矣。败于曰本，实由于是。既提海军之款，营构园林，即用海军之人以督大工，若内府嬖倖恩佑、立山之流，皆任海军之差。又虑不足，别于户部之外，开海军捐，二三千金得实缺州县，四五千金得实缺知府，七八千金得实缺道，皆以特旨简放，吏户两部，然其成数既比户部减数倍，于是趋者云起，皆不于户部而于海军焉。然所谓海军者，特南海子颐和园之土木而巳，非海上之军也。（中国新政，名实相反如此。巳未和议成，复停止海军，外国诧其举措之奇，而中国人以为美政。盖停海军者，停园工也。经割台忧患之后，故有此美政，外国人据其名观之，宜其相刺谬也。所谓“海防”或“海军”，指的是以此为由卖官，名义上用卖官的钱来购买兵舰，而实际上却用来修造园林，而主其事者，又从中得到好处。光绪皇帝的诏停海防捐，显然是革除弊政的一个行动。这当然损害了一些官僚的利益，更断了他们的财源。于是他们顽强地阻挠这一命令的实行。了解了这个背景，对上文光绪皇帝“一面裁官，一面捐官，有此政体否”的愤怒就不难理解了。

    每走一步都是沉重

    1898年的春夏之交，北京就是如此模样，每走一步都是沉重；每走一步，也都是陷阱，真可说是寸步难行！而这还只是即目可见的事实，至于宫闱深处、大殿阴影里的窃窃私语，盯梢密报，却是异常的频繁和紧张的。光绪皇帝和他周围的那些励志改革的文士们，他们一相情愿地炮制各种改革方案，夜以继日地不断生产着变政的各项诏书。而这些诏书来到各项主管官员那里，因为他们深知朝廷内部的矛盾冲突的各种内幕，多半都故意延搁不办。“自四月二十三日以后，凡遇新政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总之，新政多半沦为纸上的文章，那种改革的亢奋，在传统的因袭势力的抵消之下，散发过程中仅仅变为一种空洞的意愿而失去任何意义。而事实往往是，一个改革诏书下来了，不仅不见任何的实行，却是各式各样怪诞离奇的传闻蚊蝇般蜂起。其中最为恶毒的，莫过于盛传皇帝要“易衣冠废礼乐”之说。关于这点，又有一则记载：

    戊戍六月，诸守旧大臣以皇上变法，焦虑不已，多有问之荣相者，荣相笑曰：“俟其闹至剪辫子时，必有办法，此时何急哉？”

    京中谣言四起，谓皇上将改衣冠，有地安门外大估衣店请教于满大臣某者，早有此说，以便出货。某曰：“若容皇上闹去，必至如此，恐其闹不长耳。”

    这些谣闻无异于要置皇帝和维新派于死地。因为慈禧曾有言：“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所以关于入洋教，宫中设礼拜堂，易服剪辫等等传言，不论动机如何，等于制造给慈禧以公开干预的口实。

    这样就发生了那件震惊中外的事件。这件事从流产的政治改革看，是一次确定无疑的失败。这场梦幻般的改革，自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二日（1898年6月11日）下“定国是诏”开始，到这一年的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慈禧再出“训政”止，前后维持了103天，被称为“百日维新”。但是，中国从皇帝到士民，一批深深感受到社会危机的有识之士在艰难困苦中的痛苦求索，以至最后的流血和逃亡，却留下了一曲迴荡百年的悲歌。

    戊戌政变的参与者和同情者中，多是当日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从事政治，是由于外敌压境、内政腐败、国家危亡的时势的逼迫和召唤。他们的言行，带有很多文人的特征和弱点。他们中的有些人后来由改良派而坚定地站在保皇派的立场，或是由原先的开明转向保守，他们的表现甚至受到时论的谴责，但不论他们在历史的演进中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作为当世的知识精英，他们以自己的学识和思考，乃至自己的生命贡献于国家兴亡，则是不容怀疑的垂之恒远的一种品质。

    那场由救国的激情所引发的悲剧结束了，这些人被称作失败者的形象留供后人评说，然而由民众苦难和社会沦落以及国土的被肢解瓜分所带来的焦虑和悲苦，以及由此唤醒的拯救危亡的热情，却是一道永不消失的彩虹。这彩虹悬挂在19世纪的昏黄的天际，也刀般地镌刻在中国人的百年记忆之中。

    永远的存留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许多的作为也许会为历史所疏忽和遗忘。但是把个人的命运和社会盛衰、国家兴亡相联系的奋斗和牺牲，却是永远的存留。这种财富属于精神，它无形，却有无尽的释放。在戊戌政变的灿烂星群中，谭嗣同是一颗耀眼的星。他的短暂的一生是激烈的喷射，如同燃烧的彗星，划过黑暗中国的上空，充分地燃烧，而后消失。如同对所有的历史人物后人均有种种评说一样，关于谭嗣同，当然也有说不尽的话题，例如他的“思想悲剧性”（李泽厚语，和他的“激进”等。当那些后世的评论者以冷静的理性来评说当年应当如何如何的时候，应当说，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他并不处身于潮流之中。他充其量只是一个与那件事无关的事后的聪明人，他绝对不是感到了切实的疼痛的当事人。但是，青年谭嗣同关于“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感叹，以及随后他以学识和谋略献身于改革大潮的激情，在维新事业失败之后，他临危不惧，断然谢绝了劝他出走的日本友人的好意：“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者，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及至临刑之前的绝命词：“有心杀賊，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他的语言和行为，如今都化成了一曲回荡天际的慷慨悲歌。它证明人的生命尽管短暂，由于它自身的辉煌，却可以无限地绵延。

    戊戌维新诸君子，往往身兼数任，是思想家和哲学家，也是政治家和学者，更是政论家和散文家，他们都有诗作，康有为、梁启超也皆有诗名。马关条约割台之后，康有为有七律一首，言词颇沉痛：

    山河巳割国抢攘，忧国诸君欲自强。复社东林开大会，甘陵北部欲飞章。鸿飞冥冥天将黑，龙战沈沈血又黄。一曲欷啟挥涕别，金牌召岳最堪伤。艰难困苦的时代，催人早熟，也激励人发挥生命的全部潜能。不如太平时势，人们往往耽于安乐不思奋发，于是，即使他有许多精力和智慧，却往往消磨在享乐和安逸之中了。

    谭嗣同作为诗人，人们对他的诗耿风格也有很高的评价，认为是“境界恢廓，志趣豪迈，笔力遒劲”。光绪八年（1882），他去父亲的兰州任所，途经潼关，有诗感兴：

    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撞关天下奇险，秋风髙城有悲烈之士敞抒情怀：他是一条奔腾的江河，那宽阔的原野可供他自由驰骋，但还是感到了约束；他是入了潼关之后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他对这样的奇兀险峻竟是如此的倾心，仅仅因为挣脱了那单调的平坦，而感到了无可比拟的愜意。这首题为《潼关》的诗中，跳动着一颗不受拘束的有超凡抱负的心。几年后，他又一次赴兰州，作《崆峒》一诗，诗中仍然通过中国西北山川的雄奇超拔，展现这位青年志士的宏远不凡的胸襟：

    斗星高被众峰吞，莽荡山河剑气昏。隔断尘寰云似海，划开天路岭为门。他的《狱中题壁诗》是很有名的，在生命颜危的时刻，还念念不忘自己的友人。《有感一章》其风格和丘逢甲的《春愁》很接近，都是血泪写成：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夭涯何处是神州。

    精神的凯旋

    戊戌年所发生的一切，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改革的激情很快地化为了一场梦幻，但在这些失败者的血泪斑斑的行止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有一种岁月不能消磨的，而且时间愈久远，痕迹愈鲜明的精神上的凯旋。

    1899年，流亡中的梁启超赴美途中作《太平洋遇雨》：一西纵横亘二洲，浪淘天地入东流。劫佘人物淘难尽，又挾风雷作远游。正是这种不屈精神的象征。

    公元1898年发生的这一切悲剧事件，当然不是几位文人学士的偶然兴之所至所引发，而是19世纪末中国面临的一系列事件发展的必然。是中国的文化精英分子，先于天下的对于社会危机的感应与回响。19世纪中叶，清王朝度过了它的鼎盛时期。作为王国都城的北京西郊的三山五园，经历了康、乾盛世近二百年的经营，至此已臻亍至境。特别是坐落在畅春园北面的圆明园。从康熙年间开始建设，经雍正、乾隆、嘉庆直至道光四朝，这座由圆明、长春、万春三园组成的巨大园林群才宣告完成。园内署名景点有一百多处，还不算那些未曾命名的，是当日世界首屈一指的皇家园林建筑。圆明园的完成，似乎昭告了大清帝国的巅峰状态。“满招损”，这座举世闻名的已完成的艺术宫殿，似乎在不安地等待着突然风暴的摧毁。

    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在这之前，来自福建滨海城市福州的一代名臣林则徐，充当了钦差大臣，他下令在虎门焚烧鸦片。此举激怒了英国。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林则徐被革职，后被流放于新疆伊犁。他在动身前往流放地时，给家人写了一首诗，《赴戎登程口占示家人》：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谪居正是君恩重，养拙刚于戎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这一切事件似乎在郑重预告了大清帝国悲剧的开始。

    在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前一年，即林则徐在虎门焚烟的那个时候，中国近代诗史最重要的一位诗人龚自珍，写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一组诗一总数达315首的《己亥杂诗》。其中一首是被各种各样的人，按照各种各样的意图反复引用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位伟大诗人不安并不满于当日那种沉闷、压抑得透不过气的气氛，一个无声的时代是可悲的。他预见了这种衰危，并且为挽救衰危而呼唤救世的人才。到了世纪末，国势沦落，政治腐败，危机四伏，并且愈来愈表面化，忧患更加深重。于是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各色各样的志士仁人。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在世纪末的硝烟弥漫的场合中露面，演出了一出出可歌可泣的故事，直至戊戌政变发生。

    圆明园的火光

    虎门销烟之后20年，英法联军开进了北京城，他们以圆明园为进攻的目标。这座经营了四五个朝代、前后长达一百余年的伟大园林，被焚于一旦。关于1860年10月18日清晨的圆明园的火光，当时的目击者记载说：

    焚毁的命令发下后，不久就看见了重重的烟雾，由树木中蜿蜒曲折升腾起来。树木中掩荫着一座年代古旧的广大的殿宇，屋顶镶着黄色的瓦，日光之下光芒闪烁。鳞鳞的屋瓦，构造奇异，只有中国人的想像力，才能抅思出来的。顷刻工夫，几十处地方，都冒出一缕缕的烟，聚成一团团的烟，后来又集合为弥天乌黑的一大团，万万千千的火焰，往外爆发出来，烟青云黑，掩蔽天日，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被视为举国神圣庄严之物，其中收藏着历代富有皇家风味和精华的物品，都付之一炬了。以往数百年为人们所爱慕的崇构杰制，不复能触到人类眼帘了。这些建筑，都足以表彰往曰的技术和风格，独一无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它比拟。你们曾经看过一次，就永远不能重睹。还有一段也是外国人记述现场情景的文字一十月十三日……

    一到傍晚，果真就像英国人事先讲的那样，一当白昼刚刚消逝，一片红光就照亮了鞑靼山的支脉，在它们的山脚下正是圓明园的所在地。大家真会以为，太阳刚刚下山现在又重新升起来了，而初升的朝霞又把巳开始积雪的山峰都染上一片金色。一轮明月终于升起，暗淡的月光在一剎那间把照亮了整个平原的回光都弄成惨白色。在淡黄色的天穹和大山中，一片火光不时腾空而起；火花四溅，在空中飞舞，然后又很快地消失。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建筑物倒塌的轰隆声清晰传来，直刺我们的耳鼓：十月十四日……

    从早晨一开始，太阳就被一股从夏宫升起的又黑又浓的烟柱弄得暗淡无光，这股烟柱顺着北风吹来，布满了整个地平线。整天就只有像太阳在曰蚀时所发出来的一层黄色的光线，就像太阳被月亮遮住了似的。？19世纪60年代第一年的这遮蔽了的暗淡的太阳和暗淡的月亮、夹带着浓重黑烟的火光，对于通往这世纪末叶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暗示和象征。圆明园焚毁的第二年，咸丰皇帝病死在他逃难的承德避暑山庄。自此之后，清朝的政权一直间接或直接地掌握在一个女人的手里，直至它的覆灭。1860年的那一场大火，以及随之而来的咸丰皇帝的死，是一个王朝覆灭的预言。

    龚自珍在鸦片战争的前夜写下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与其说是对于改造现实的祈祷与呼唤，却更像是对第二年就发生的灾难，以及再往后推迟20年发生的更大灾难的不幸的预感。这批由“天公”降下的人才减在那一场令百世悲怆的火光中，前后出现在中国的历史屏幕上。它们以百业凋敝、遍体鳞伤的伟大中国为剧场，进行了19世纪末最辉煌也最悲壮的演出。而这场演出的高潮就是1898年维新改良运动的失败。

    我们现在展开的关于百年忧患的论述，把场景推向了1840年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扮演的就是一个辉煌而悲壮的角色，他是中国近代史第一位悲剧的英雄。在林则徐的背后，走来了长长的悲歌慷慨地进行过抗争、但最终都在危重的现实和凝固的历史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悲壮的失败者，从皇帝、宰辅、武将，直到士人，这是一个长长的让人惊怵的名单。

    黄海硝烟的惊醒

    现在，我们不妨把镜头从1840年或1860年往回拉，拉回到本书论述的时代，这是进人90年代的第四年。公元1894年，这一年9月中旬，日本海军中将伊东佑亨率联合舰队在黄海海面袭击清提督丁汝昌率领的北洋舰队，双方发生激战，岁在阴历甲午，史称甲午海战。1895年1月日本以海陆两路直逼威海卫。北洋舰队腹背受敌。2月侵刘公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丁汝昌服毒自尽。1895年4月17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以及数额巨大得吓人的赔款等，总计11款。

    中日甲午海战的结束，中国丧权辱国的割地赔款这一悲剧发生之时，全国的举子正聚集北京，举行会试。消息传到京师，舆论哗然。特别是这些前来应考的举人们，更是群情激昂。据康有为记述，消息传来，“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行于松筠庵会议，与各省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卓如孺博捧书之，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诵，联扎察院前里许”。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知识分子关于国事的和平请愿。

    许多史籍都谈到后来的百日维新与甲午海战的紧密关系。这是一串悲剧的连续引爆，中国为挽救危机进行的思考和改革，事实上从1840年就开始了，而直接导致戊戌政变的发生，其引信的点燃则是这个难忘的1895年：

    尽管康有为在一八八八年巳上书朝廷倡言变法，但是他推动变革的活动直到一八九五年才以持久的大规模的形式出现。他重新开展这一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在中日战争中国的败北，此事对公众意识所产.生的刺激比以往任何一次对外战争的失败都要大。首先，这场灾难使中国遭受的物质损失比以往的挫折都要大得多。除了被迫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和支付令人吃惊的赔款之外，它还丧失了对最后的重要属国朝鲜的宗主权，而且向日本割让了自己的大片领土一台湾和辽东半岛。这样巨大的牺牲出现在二十余年大声疾呼的“自强”改革之后，似乎是特别令人震惊和感到不吉利的。最后，由于中国历来轻视日本，把它看成在文化和力量上都不如自己的落后国家，所以，深深的丧师辱国之感特别具有辛辣意味。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在《花甲记忆》中也写到甲午与戊戌的关系：

    此役也，（指中曰甲午之战）败于东夷，由智者思之，当何谓哉？湖广总督张香帅著劝学篇，盖谓曰人之所以致强者，实因弃东学西，中国不可不改弦更辙。斯时也，朝内京臣亦主维新，皇帝洞鉴于斯，立即振兴举办，数月内降旨二十七道，皆新政也。梁启超也追述了维新运动和这一场战争的关联：

    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这是一次强刺激。如一支药针深深地剌人了中国僵硬而麻木的肢体，激活了那些最敏感的神经束，于是顿然发出了痛苦的呻吟。1898年的那一场风暴，如论这风暴生发的中心，当然应当追溯到清王朝的中衰，它的闭关锁国和列强虎视，追溯到1840年的粤海抗英。但是，事情到了1898年，从皇帝到平民，谁都在中国被肢解瓜分的悲惨事实面前坐不住了。这时，由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举子的带动，这一场席卷全国的救亡风暴就这样形成了。

    流血的世纪末

    当然，以中国的积重和政局的复杂——其中有新旧政见的严重分歧、国人的未觉悟等等，戊戌年的仓促从事，其失败是必然的。守旧顽固势力以反掌之力，就把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之火扑灭了。随之而来的，是对这场维新运动的反攻倒算：有六君子的殉难，也有皇帝周围的人被处以极刑，许多同情和支持改革的官员、学者被革职、贬官、追查和流放，报馆被査封，报馆的主笔也被追究。那一系列的关于改革的诏令和已经实施的改革，当然都被取消。当然，我们可以见到的百口维新的仅留的印迹，便是皇帝轻而易举地成了囚犯，以及那个自咸丰以来一直控制着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女人的重新“训政”一她甚至连那一块装模作样的“帘”也撤掉了。

    上一个世纪末发生的悲剧，其原因十分复杂。一方面是国际资本势力的发展，它们出自寻找市场的动机，产生了侵略性。这种侵咯性常准确地看中了这个积弱而蒙昧的“中央帝国”。光绪皇帝和他的主张维新变革的智囊们的举措的失当，他们无视中国政局的复杂性而予以简单化的处置，也是导致失畋的一个原因。对此，有一份外国人写于政变当年的材料，也有尖锐的评述：

    皇帝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他那些顾问们——康有为等，没有工作经验，因此善意地死了进步。他们不问吸收的能力如何，消化的能力如何，硬把多少年的食粮在三个月内塞进去。不过扼杀是暂时的，我们仍将看见这些因素会在未来的运动中再抬起头来。

    京城里的盛大庆典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来自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它本身的腐朽没落，对当日世界的无知，以及抗拒变革的立场和态度，给列强的觊觎提供了他处所没有的机会。就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发生的1894年，当时的中国正在为那位经她之手前后牵制了四个王朝的女人庆祝60寿辰大典。而日本此时，正在紧张地进行战争的最后阶段的准备。日本早在1877年就制定了《征讨清国策》，提出以五年的准备为期，伺机准备进攻。1893年，日本战时大本营宣告成立。可以说，对华战争的一切准备都已就绪。它等待的时机，就是1894年，“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

    这时的中国黄海之上，战争的浓云密布，旅顺湾里的波涛在日夜不安地敲打着岸边的岩石，而在北京城内，却是一派升平景象。如同日本周密地准备对华作战的筹划那样，中国也在周密地进行着这个庆典的筹备工作。早在1892年（比日本对华作战的大本营成立还早一年）2月2日，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匡便被委派总办慈禧的万寿庆典，次年春又成立庆典处。

    1894年6月23日，日本舰队在朝鲜海面击沉中国运兵舰“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此时的北京城里，却是到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据记载——从颐和园东宫门到紫禁城东华门，这20公里的距离内，共设“点景”60段，其中从颐和园至西直门设“点景”33段，从西直门至紫禁城设27段。每段“点景”都要建造不同形式的龙棚、经坛、戏台、牌楼和亭座，60段“点景”共搭龙棚18座，彩棚、灯棚、松棚15座，经棚18座，戏台22座，经坛16座，经楼4座，灯楼2座，罩子门2座，音乐楼67对，灯游廊120段，灯彩影壁17座，牌楼110座。每段“点景”挂灯145只，设官员、茶役、士兵38人，僧侣、乐师29人。据统计，每段“点景”耗资白银4万两，60段共耗资240多万两。另外颐和园大戏楼将在庆典之时唱戏数日，仅此一项开支即为白银52万两。在颐和园仁寿殿内搭起一座巨大的彩色天棚，共用掉丝绸17500多匹，连接起来可长达233公里，足以从北京到天津拉一个来回。

    1894年8月15日，光绪皇帝向慈禧皇太后进献玉册、玉宝，并在她长长的徽号之后又加了“崇熙”二字；次日’清军在平壤战败；第三天，北洋水师在黄海大东沟海面与日本舰队展开遭遇战，北洋舰队损失三舰，重创七舰。随着日军的步步进逼，北京城里的万寿庆典也步步推向髙潮。

    到了第二年，即1894年，李鸿章苦心经营近20年的设备精良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这支当时号称亚洲第一、世界排行第六的庞大舰队，就在那位女人的生曰喜庆的鼓乐声中沉入海底。后据户部奏称，这次在颐和园和紫禁城中举行的生日庆典，总共花费白银541万6179两5钱6分2厘3毫，而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朝廷拨给前线的军费，只有250万两，不及生日耗资的一半。这就是当日中国，这就是上一个世纪末的惊心动魄的中国风景！

    前面我们曾谈到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中下诏停“海防捐”的事。这个与海防或海军“有关”的题目，其实是与慈禧的生日庆典和重修颐和园有关。关于慈禧挪用创办海军的钱用来修颐和园的记载很多，慈禧考虑到“在民穷财尽之时，大兴土木，势必引起人们的反对。于是，利用人们要求创办海军，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愿望，借办海军之名，行修清漪园之实”。并以海军衙门在昆明湖试小轮船，“复乾隆水师之旧”的名义打掩护。这样，在“备供太后看水操”的名义下，修缮清漪园各处建筑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水一恢复之日，也就是清漪园工程开始之时”久难怪翁同一穌要在他的日记中不无讽刺地认为此举是“以昆明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气有人还说，所谓“海军衙门”，其实就是“颐和园之工程公司”。

    至于在建立海军的名下修颐和园用去多少银两，舆论大体都沿用了康有为“筹款三千万”的说法。多年以后，段祺瑞在追忆李鸿章的《先贤录》中也用此说：“已筹三千万，意在吞艨艟。不图柄权者，偏作园林用。”“三千万”这数目可能有些夸大。“根据清代专司皇家园林工程的‘箅房’的预箅资料显示，当时占全部工程一半以上的五十六项工程总共耗资三百一十六万六千六百九十九两八钱三分三厘。其中佛香阁七十八万两；德和园大戏台七十一万两；谐趣园三十五万两。由此推箅，整个颐和园的工程造价应当在五、六百万两之间。”

    甲午战败。1895年1月5日，清政府派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署湖广巡抚邵友濂以全权大臣的名义往日本议和。2月2日会谈时，日方以张、邵全权不足为由拒绝谈判，并令立即离广岛，赴长崎候船回国。3日，日首相伊藤博文指名要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和谈全权代表赴日议和。13日，李鸿章果然以“头等全权大臣”的名义赴日。马关条约就是这样在外交上极端受辱的情况下签订的。这就是中国当日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的说明，是当日中国真实的境遇。而在中国国内，却是上面所提供的那种让人哭笑不得的滑稽可笑的情状，而且，这还只是万千现实中的一景而已。

    这样的中国世纪末的风景，怎不让那些聚集在京师，准备以自己的知识和青春贡献给挽救危亡、振兴国运的天下举子们悲愤交加、群情激昂、热血沸腾呢？然而，这一切的后果，人们在戊戌年演出的悲剧中都清清楚楚地看到了。

    病入裔肓的王朝

    本书著者一再强调中国晚清的风云，从大的背景来看，固然是由于当日国际资本势力的充分发展，但是，当日国际列强为何单单看上了遥远东方的这个庞大的帝国？这就是这个帝国本身的腐败和积弱，给列强的侵略并试图瓜分的行为创造和提供了完备的和有利的条件。质言之，不论是黄海海战的惨败，还是大清帝国的覆灭，归根到底，都是清王朝本身造成的。那些维新改良的改革家们，正是从这个角度向皇帝提出了他们改造中国、使之最终能够生存下去的方案。然而，清王朝实际掌握权力的那个女人，以及她所代表的整个封建制度最后拒绝了它。他们毫不迟疑地选择了灭亡。

    这个王朝已是病入膏肓。指责光绪的软弱，康有为的“幼稚”，或是谭嗣同的“激进”，是很容易的，然而，换下（这是假定的）光绪、康有为，或谭嗣同，用比他们更坚强、成熟，而且不那么激进，即水平更高、更富有远见卓识的一班人（假定有的话），来进行二番有别于戊戌的改良或革命，恐怕也仍然挽救不了这个王朝灭亡的厄运。

    就在慈禧用非常奢侈、奢侈得和快荽沉没的大清帝国的悲惨事实极不协调的举措，来庆祝她的60“万寿”的时候，海军提督丁汝昌几次提出在主要战舰上配置速射炮的请求，这项工程统共只需60万两，但就是弄不到这笔钱。当时亚洲最强大的一支舰队就这样沉没了。这黄海波涛中世纪末沉船的悲剧，惊醒了最后的帝国梦。当日的一批先觉者，就是在这样的惨烈的事实面前，面对了中国的百孔千疮，面对了自己的愚昧和腐朽，而不是怨天尤人。这种自省的力量，后来就化为了一道又一道的几乎无人理睬的诏书。

    当日最可怕的病症，不是在没有军队和枪炮，尽管和强大的西方和正在强大的日本相比，中国有它的劣势。然而，即以北洋舰队的实际情况而言，在当时还不算太过落后，若是有良好的指挥和良好的管理，也不至沦于如此的不堪一击和顷刻瓦解。此即一例。当人们把中国当日的处境转向自省时，便发现了它的肌体的溃烂已到了药石无效的可怕境地。

    以当日最高统治者而言，她对世界事了无所知，且妄自尊大，常口出狂言。如说：“外国之陆海军及机器，我亦称之，但文化礼俗，总是我国第一”，“予乃最聪明之人，尝闻人言英王维多利亚事，彼于世界关系，殆不及予之半。予事业尚未成功、亦无有能逆料者，或尚有可使外人震惊之事，或尚有迥异于前之事，均未可知”。至于她手下的那些臣工，其掌大权者，也有愚顽不可及的。据载，由刑部尚书官至军机大臣的刚毅，“识字无多，不学无术，而锢蔽特甚，摧抑读书能文者”，他常在大庭广众之下读错别字以为常，将民不聊生读成“耶生”，将皋陶读成“皋桃”，甚至对人说：刚复（愎）自用，我只知道刚直，何谓刚复？”而这样的草包一个一旦反对起新政来却是“勇猛”异常，闻康有为用西法练兵、裁减绿营各议，他说：“有藤牌地营，则枪炮不足畏。能徒手相搏，则洋人股直硬，伸屈弗灵，必非我敌。可见愚昧到何等地步！管学大臣荣庆不知秦皇岛在哪里，把它当成日本的别称。这是当朝军机大臣和管学大臣的文化水准，其余人等可谓等而下之了。光绪年间广东学堂开学，旗人官员德寿提出刪箅学、体操和地理三门。他的理由是：“箅学可删，因做事的自有帐房先生料理财务；体操可删，因我辈是文人，不必练那个；地理一科是风水先生之言，何必叫读书人去做风水先生呢？”

    上面说的是愚昧，更有，那就是官员的贪婪腐败。庆亲王奕匡是卖官受贿的老手，经他手卖的官职不计其数，且“各官皆有价目，非贿不得”，时人讥之为“老庆记公司”。一次，邮传部尚书空缺，奕匡示意此缺售银30万两。盛宣怀欲买，奕匡称，“别人三十万可以，你就非六十万不可”。当日贿赂成风，宫中太监尤盛。李莲英不论皇亲国戚，入见太后须交门费，皇帝亦不例外。重臣如左宗棠人见皇帝，也要收“买路钱”，否则便百般刁难。据记载，“袁世凯从戊戌政变到慈禧死前，因为一直在李莲英身上下功夫，所以很快爬上了髙位，而李莲英也就借此大发横财，仅一次就接受了袁的白银二十万两。”这样的材料很多，举不胜举。

    受磨难的皇帝

    中国当日的维新派，面对的就是这样残酷的现实。而旨在革除弊端的光绪皇帝，他的所有举措都受到以慈禧为首的这个顽固而又腐朽的集团的掣肘和控制。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开始，至同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再度“训政”止。这女人“超脱”地住在颐和园的乐寿宫里，每日徜徉于湖光山色之间，却拥有并依靠畅通的信息网络，对维新派的动向了如指掌。

    而光绪和他的幕僚们却没有这份悠闲，他们夜以继曰地讨论并制定各种改革方咯，可谓紧张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即使如此，几乎所有的举措都需要得到更高一级的那个女人的批准。为此，皇帝就要不辞辛劳地不断奔走在从紫禁城直达颐和园的数十里御道之上，说是“诣慈禧太后前请安驻跸”，其实就是“请示汇报”，以讨得她的“批准”。

    据记载，在百日维新的103天中，光绪皇帝前往颐和园的“请安驻跸”，至少达12次之多。这样箅来，皇帝大体上每隔一周左右往返一次，有当日来回的，有隔日或隔数日来回的。那时没有汽车，也没有电话，从大内到西部夏宫，单程距离约有30华里，皇帝的辛苦劳瘁可想而知。这种辛苦若有收效，尚还值得，而不妙的是对变法心怀不满的太后，往往借此给以百般刁难甚至折磨，或是置之不理和予以批驳。光绪往往跪地哀求而不为所动，有时则慑于她的淫威，而惊怵得口不敢言。这位年轻帝王的内心受辱的苦痛外人恐怕难以揣其万一。这里有一份史料，记载了当日皇帝穿梭般地前往颐和园“请示”的一个片段：

    太后自归政后，避居颐和园。一日，上诣园朝谒，太后责上曰：“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上泣谏曰：“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置酒玉澜堂，不乐而罢。

    从这一场面，可以看出当日的紧张。这次前往请示，不仅没有获准，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抗辩，结果是饭没有吃，不欢而散。皇帝的眼泪也不能感动那个女人。

    这种愚昧、封闭而且顽固的势力，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他们可以不做一切，却必须做一件事，那就是拼死阻挠导致妨碍和威胁这种生存的哪怕厂丁点的改革的成功。这样，就出现；“上个世纪末中国最触目惊心的风景：无知嘲笑智慧，愚昧驱逐文明，专制和暴虐的无边黑暗，吞噬哪怕只是偶然一现的觉醒的微光。

    所以中国要挽救危亡，首先要反对的是它自己。外力的蚕食和肢解，是由于它为这种侵入提供了条件。但是，当励志改革的人把改革的目标转向自身的脓疮，那脓疮为了保护自身，便要疯狂地反扑。它们把这一切统称为“祖宗家法”，谁要是试图摇撼这“神圣”，准就将被诛灭。光绪皇帝虽然是一国之尊，但是，一旦他被视为反抗“神圣”，他的覆灭的命运便降临了。

    生当两个世纪之交的光绪皇帝是一位悲剧性的人物，他目睹了19世纪王朝的衰落，他感到了笼罩中国上空的黑暗势力的浓重，他窥见了新世纪的微明和希望。这位青年皇帝勤于学习，也勤于思考，他想有所作为，然而，他遇到的却是比新思想和新思维强大百倍的顽固势力的重压。他无法回避中国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习惯和方式对他的质疑和反抗，在这样“强大”的面前，他显得是那样的孤立无援。他心目中的光明中国的幻觉迅疾地化为无边的暗夜。

    濂台千古悲情

    瀛台是清代皇家宫苑南海中的一座小岛，四面环水，北架一桥以通岸上。这是一个风景清幽的去处，除了作皇室游宴之所，还用作宫廷正式活动的场所，“于此引对臣工总理机务，和宴赉王公卿士，或接见朝正外藩，以及征帅劳旋，武科较技”等。涵元殿是瀛台正殿，座北面南，北边有涵元门与翔鸾阁相对，南边有香房殿与迎熏亭相望，隔海相对新华门。史载，乾隆十一年正月十六，乾隆皇帝奉皇太后在瀛台观赏烟火，有即景灯词八首，其中有“云霞锦绋烂瀛台“之句，极写太平盛世的繁华景象。乾隆是太平天子，清入关后战事基本平定，文治武功均称鼎盛时期，所以他总有一份好心情，游冶山水。这位皇帝平生写诗甚多（虽然好的很少），在瀛台也留下很多的诗作。除上引观烟火的，也有写春景和雪景的，这里录几苜《秋日瀛台即景诗》气可以见出皇帝对这座小岛的情致——高秋霁景畅登临，山色湖光効静深。遐想贞观留治迹，也教泉石一娱心。

    太液波澄镜影空，兰舟沿泛韵秋风。寻常想象称佳话，那似当前体认工？

    琼岛峰峦翠岌峨，浮图尊胜漾明波，谁教日下传春景，可识秋光不让多。

    瀛台是清王朝由盛到衰的见证。乾隆皇帝在瀛台接见外宾，设宴款待有功的臣下，又有许多宫廷里的应酬活动，他的关于瀛台诗，是这位皇帝闲适从容、了无牵挂的良好心境的表现。其中关于“贞观治迹”的联想，多少流露了他的踌躇满志的情状。他大概是中国有史以来，写诗最多、题字最多、“巡幸”也最多的一位皇帝，他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他能够做到这一切。

    而对于光绪皇帝，瀛台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他是位受尽苦难的皇帝，他一生中并没有乾隆几下江南那样的风光，有的倒是京城沦陷仓皇“西巡”的苦难和狼狈。作为皇帝也许应该题一些宇，但是像乾隆皇帝那样的到处留诗记感的机会，不说没有，恐怕也是少之又少的。他当皇帝，不是享乐，不是接受颂扬，而是内忧外患的无休止的打击，好像是几千年的历史的积重都压在他的身上，要他一人来偿还那谁也还不清的欠债似的。甚至他的个人生活也是不幸，别人硬指派一位他所不爱的女人做他的皇后，而别人又从他身边夺走他所钟爱的女子，以至于极残酷地把他的爱妃推人井中，其理由仅仅是由于皇帝真心爱她。是苦难把他推上了帝位，这位置几乎就是苦难的另一种说法。

    这位皇帝从登基之日起，面临的现实便是列强人侵、国土沦丧、官吏腐败、百业凋零。他想励精图治，却面对着一个庞大保守又昏庸的官僚集团。他贵为天子，却不能行使他的权力，一些重要的想法和举措，都需要向实际掌握权力的“老佛爷”请示并获得她的批准。

    有人回忆：“皇上自四月以来所有举办新政，莫不先赴太后前禀白，而后宣示，虽假事权，并未敢自专也。每有禀白之件，太后不语，未尝假以辞色；若遇事近西法，必曰：‘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发辫不剪，我便不管’，实由于皇上说话不及媒蘖者之言悦耳易人也。”他这个皇帝做得凡事战战兢兢，往往是头天想好了请示的内容，要“禀请太后之命，太后不答，惧而未敢申说”。

    面对此刻的瀛台，过去祖上宴乐题诗和接受歌功颂德的富贵场所，如今不仅诗意全无，而且竟是一个高级囚徒的监狱。戊戌政变之后，光绪皇帝被囚进了瀛台。他在这里除了每天被拉上陪同正在“训政”的慈禧“早朝”之外，别无行动自由，甚至也不允许和他心爱的珍妃见面。有一段记载很能说明当日的情形：

    最初两后垂帘也，德宗中坐，后蔽以纱幕，孝贞、孝钦则左右对坐。孝贞崩，孝钦独坐于后。至光绪戊戌训政，则孝钦与德宗并坐，若二君焉。臣工奏对，嘿不发言。有时太后肘使之言，亦不过一二语止矣。及幽于南海瀛台则三面皆水，隆冬冰坚结，尝携小奄溜冰出，为门者所阻。于是有召匠凿冰之举。偶至一太监屋，几有书取视之，三国演义也，阅取行掷去长叹曰：“朕且不如汉献帝也。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距离政变整整十年之后，这位封建末世想要有所作为的皇帝在这里含恨死去——他死的地点就是涵元殿东室。那位从垂帘听政到恭亲“训政”的他的姨母，似乎在等待他确切的死期后，才于次日“放心”地随之死去。一个在马背上经过勇武征战、创造过空前辉煌的王朝，就以那个女人临终匆忙指定的三岁儿童的登基而宣告终结。

    也许更为不幸的是，在瀛台演出的这个王朝的悲剧，以及紧紧接连的两天之内皇帝和皇太后的先后晏驾，并不是中国社会百年动荡的结束，当然更不是中国社会革尽弊端、中国民智普遍开启的一个象征。事情似乎仅仅才是一个开始。黄海波涛中的大沉船似乎只是一个多幕悲剧刚刚拉开帷幕的一角。它让人们在惊涛骇浪的轰鸣中受到心灵的震撼，并预警着一个民族在随后的又一个百年可能经历的悲哀与苦难。

    就在光绪和慈禧死去的那一年，一位诗人在他与友人的酬唱诗中表达了浓重的哀音，这哀音传达了20世纪初叶中国人内心普遍的忧患——

    恶风恶雨夜如何，哀乐中年梦里过。同是别愁别恨重，不堪落絮落花多。

    垣愁无地奈愁何，欢会思量容易过。怕种相思红豆字，一年采撷一年多。

    朝露人生寿几何？来日更比去难过。茫茫东海千寻水，枉谈精禽木石多，须知写这诗的并非一般工愁善感的文人墨客，而是辛亥革命时期积极投身社会改造的活动家和革命者，他是南社诗人、后来牺牲于武昌的宁调元。

    世纪末的中国风景，端的是一派色彩暗淡的悲怆！落日时节，那血般的残阳的余光，有着让人悚然的灿烂。四周进逼的黑暗，企图吞没那一点仅余的光亮，而光亮依然坚持，仿佛是一种期待。但騷动的云层终于涌起，当光和暗混浊地搅成一团，终于把那落日的极艳切割成了若干碎片。这使人想起晚清一部著名小说的一段描写：“天上云气一片一片价叠起。只见北边有一片大云，飞到中间，将原有的云压将下去，并将东边一片云挤的越过越紧，越紧越不能相让，情状甚为诘诡。”？这一切对于未来的中国百年，却更像是一个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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