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沉于潮流中

    戊戌年早春二月的一天，光绪皇帝想起了一件事，他急于要读到他身边人几次推荐过的书，这就是史载的“命枢臣进日本国志，继再索一部”、前些时候，这位皇帝已经向他的老师翁同龢要过这本书来读，但翁同龢当时手头没有，皇帝不悦。据《翁文恭公日记》本年正月二十三日记载：“上向臣索黄遵宪《日本国志》，臣对未洽，颇致诘难。”酝酿着维新大业的皇帝，需要了解邻国进行改革的情况，其急切的心情从上述的“继再索一部”以及因“未洽”而“颇致诘难”的记载可以看出。

    《日本国志》的作者是黄遵宪。他于1877年以驻日参赞的身份赴任。在日本任上的第二年便开始学円文，很快就能阅读日文书籍。所著《日本国志》是他在日本任中经过艰苦的研究、访问、翻译、积思，以后又摒除冗务，历时数年始告完成的一本史书。它成为当时皇帝励志改革最需要的一本参考书。黄遵宪《己亥杂记》中有一首诗记述这次皇帝索书之事：

    三诏严催倍道驰，霸朝一集感恩如。病中泣读维新诏，深恨锋车就召迟。这首诗内容涉及这位诗人、外交家与当年这场政治改革以及随后发生的悲剧的关联。“霸朝一集”指的是光绪调阅《日本国志》之事。此典见《隋书‘李德林传》：“高祖谓德林曰，我昨读霸朝集，方知感应之理，昨宵恨夜长，不能早见公面。”“三诏”句指皇帝有黄遵宪“无论行抵何处，着张之洞陈宝箴传令攒程迅速来京之谕”。据诗人自己说：“然余以久病，恨未能遽就道也。”此时的光绪皇帝对康有为等颇有失望之意，欲委要任于黄遵宪以挽救时危。而不幸的是，“时机已失，京变作矣”。在北京城里发生的这场突发事变，不论是黄遵宪，还是皇帝本身，均已回天乏力。

    黄遵宪是一位奇才，他以文人和外交家一身而兼二任（也许还要加上一个思想家的头衔）。他不仅诗艺精湛，且于政事亦甚通达，故深得皇帝之器重。他在人境庐诗笺己亥杂诗“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一诗后的自注中披露：“在日本时，与子峨星使言：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将以藏之在函，三十年后，其言必验。”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的宽广的视野，对于国事的关心，以及判断的新锐。

    中国的变从西法，黄遵宪是说对了，她被瓜分过，被逼过，也受辖过，也想肖强而终至发生悲剧和倒退过。这些，他的预言都应验了。只是他的诗中说的“二十年”以及当年和驻日大使何如璋说的“三十年”都没说对。诗人对于中国钟摆的缓慢和怠惰，显然估计不足。中国这种“变从西法”的觉悟大约是以百年为期。

    皇帝索书之事发生在1898年政变尚未发生的2月间。这一年，黄遵宪51岁，在湖南按察使任上。他以盐法道拜湖南按察使是1897年。甲午战败，举国震惊，这时上上下下都深知非维新改革不足以救中国。朝廷于是乃诏告天下“定国是变法度”。各省奉行最力的是湖南巡抚陈宝箴，协力推进这工作的则是黄遵宪一公度既主湖南，与陈戥力殚精，从事新政的建设。其中最主要为设立保卫局。是年十月，陈宝箴筹办时务堂，梁启超来和公度、熊秉三、江标等就学堂讲席。时谭嗣同亦归湘治乡治。群谋大聚豪杰于湖南，并力经营为诸省之倡。于是若内河水轮，商办矿务，湘粤铁路，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南学会等，皆次第举办。会中每七日一演说，巡抚学政等官吏咸临及，公度及谭、梁等轮流演说中外大势，政治原理，行政学等，其目的在激发保教爱国之热心，以养成地方自治之能力为归依。此外公度又锐意整顿裁判监狱之事，删淫刑之俗例，定作工之罚规。湘民甚感其德。从这段论述看，当时的湖南，很有些改革先驱的味道。那里举行的七日一讲演，也好似后来的“民主论坛”。总之，一些先进的改革人物的集聚湘中，说明当时与陈宝箴、黄遵宪等有力人物的倡导有关。可是，事情的发展却与愿违。到了夏天，黄遵宪因长期生病解了按察使任，来到上海养病。那里的热度自然就减了。这一年清朝驻日公使裕庚任期满，日本政府预先以黄遵宪使日请于清廷。当局也以三品京堂拜出使日本大臣。但是这位大使先生没来得及到任，政变就发生了。

    1898年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对于黄遵宪来说，也是身心交瘁的一年。他虽然受到出任日本公使的重要任命，但却是心情怆然。这一年7月，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命康有为督办其事，但又有诸多瓜葛，皇帝要黄遵宪道经上海“查明原委”。“临行陈右铭送之上舟，洒泪满袖，云相见无时”，可见他心中早有某种不祥的预感。他7月抵沪，不觉病重。“又患脾泻病，口泻数次，气喘而短，足弱几不能小立。医生或虑其不治。然从此日见减轻。在病中一切如梦，而京中政变已作。”8月6日，他读到慈禧的训政令，8月13日，得“杀士抄报”。这是一连串的袭击与震荡。

    杀人、通缉、囚禁、追捕，这大体上是一场政治动乱后的常态。黄遵宪这位思想先进的人物当然是政变当局监控的对象。他的未到任的驻日使节的任命自然是革除了。幸好他此前因病乞休已获准，去了公职，纠缠自然少些。但还是有别有用心之徒伺机害他，这时有人举报说被通缉的康、梁尚匿藏在他那里。“有旨命两江总督査看”。8月24日清晨，他尚未起床，上海道蔡均已奉命派兵人室搜查。“初迎先生入城，继以兵二百名围守，棒枪鹄立，如临大敌。”他们当然是落空了：康有为当时已到了香港，梁启超这时也在塘沽准备潜逃日本。但是黄遵宪却被无理地软禁了两个日夜。这件事对黄遵宪的打击极大。他早年应举参政，准备以自己的才识报效社稷生民。又长期从事外交事务，先后出使日本、美国、新加坡、英国等，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有较全面的了解，他学贯中西又有丰富的经验，正思奋发之际，却碰到了这场反改革的保守势力造成的大灾难和大倒退。黄遵宪对世事感到失望，于是决意南返。

    这一年，他有《纪事》、《放归》、《到家》诸诗记载这次变后放归的经历和心情：“十七史从何处说，百年债看后来偿。森森画戟重围柝，坐觉今宵漏较长”（《纪事》绛帕焚香读道书，屡烦促报讯如何。佛前影怖栖枝鸽，海外波惊涸辙鱼”（《放归》）；“处处风波到曰迟，病身僬悴尚能支。少眠易醒藏旧梦，多难仍逢剪韭时”（《到家》》。这些诗用典甚多，不易读解，但从“影怖”、“波惊”、“处处风波”、“少眠易醒”等措辞看’这场噩梦对他来说，是永远难泯的可怕的记忆。这位青少年时代便立志报国，而才识谋略超人的成熟的知识者，在令人震惊的灾难面前，心灵是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以至于此生此世也难以平复。

    写于己亥年的这些诗句表达了这场异常的动乱带给他的震撼和愁苦。目睹了这些变故，再加上他的体弱多疾，他是非常需要一个平静的环境来憩息他那颗心。

    我愁而悲苦的灵魂了。当年他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便是为自己营造一个可供安息的居所。人境庐的旁边有屋数间，他买了下来。把那房屋略加修葺，“有楼岿然，独立无壁”，倒也令人欣然。己亥杂诗中自注说，此楼“纵横不过数丈，邻居逼处，更无可展拓，偶有营造，辄来责言”。可见这也不是多么宽裕的建筑。丘逢甲为他的新居题了一联，原文如下：“陆沈欲借舟权住，天问翻无壁受呵。”“陆沈”暗示了当日的天下大势，而“天问”则是以屈原被放逐的优心愁悴作喻。据《人境庐诗草》卷八《长沙吊贾谊宅》诗，有“楚庙欲呼天再问”句意同此。后来，黄遵宪把这联嵌进他自己创作的律诗中，凑足一首，全诗是：

    半世浮嗟梦里过，归来随地觅行窝。陆沈欲借舟权住，天问翻无壁受呵。偶引雏孙问初月，且容时辈量汪波。湾湾几曲清溪水，可有人寻到钓簑？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过去有一种不堪、也不愿回首的凄怆。以洞悉政局世务的他，当然知道中国当时处境的艰危。但他自知以他个人的力量，或者再加上那些业已失败的改革者的力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当时的形势有任何的改变。眼前的事实对于半生宦海的诗人是非常清楚的严峻。即使他是多么的不甘，他也不能以意外的平静来面对眼前的处境。黄遵宪就这样开始了他半醒半醉的隐居生活。所幸此时他身体已逐渐康复，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到沪后停药。因水土已易，渐渐复原。九月到家，将养数月，即如常矣。”这时正是公元1899年，距离京中巨变已过了快一年。

    黄遵宪的病体是复原了，但心灵的创伤远未康复。他决心做一些切实的事以使他能够“忘却”那些不应忘却的。他以镇定自若的态度开始了他的新生活。这一年，他在自己家里办起了学馆。这是一所很特别的学校，共收学生五人，有他的长子伯元和次子仲雍，一个他的嫡堂弟由甫，一个从堂侄之骏和外甥张资度，都是他的子侄晚辈。学馆设五门学科：掌故、史学、经学、格致和生理卫生。他的上课方式也很新颖，不是旧式私塾那种死记硬背，也不是由老师“满堂灌”搞“填鸭式”，而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精神。五个学生中，每人各负责一门，上课前各人将自己负责的科目先预习一遍，也就是现在说的备课。每日上午9点至11点半齐集讲座，各人将预习提出讨论，先生听后加以讲评，或引申而阐发之。每人都做笔记，每次交一次作业，由先生批改。通过这样的学校的形态与这样的教学方式，再印证他先前在湖南按察使任上开展的各种讲座和活动，可以看出黄遵宪身上已具备了那时罕有也非常值得珍贵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姿态与精神——虽然他是旧科举出身，也在封建王朝担任过官职。据一说，黄遵宪此时家居“常短衣楚制，独行山路间”，可见当日潇洒行状。又有资料载广公度驾信科学，生活饮食，悉取法西人。解职乡居无事，常浏览汉译声光电化生物生理诸学。”这个材料也可为上述判断做旁证。

    无奈而悲怆的回归

    19世纪的最后一年，即公元1899年。中国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一位伟大诗人黄遵宪，就这样在他的家乡开始了从政局中退出，回到诗人本位的角色中来的生涯。这一年，是他创作丰收的一年。除零星的创作外，主要诗作有《己亥杂诗》89首及《续怀人诗》24首。《己亥杂诗》无疑是这位诗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诗歌作品，身经危难，回首往事，感时怀人，有道不尽的凄楚与苍茫。当然，这些复杂和隐曲的心态，大体是从诗句背后的意绪中悟出，并非直接的倾诉。而在画面上出现的，一般的都是有意造出的悠闲与潇洒。这是诗人对自己一生的回首与反思的诗句：

    跳珠雨乱黑云翻，事外闲云却自闲。看到须臾图万变，终愁累却自家山。

    天下英雄聊种菜，山中高士爱锄瓜。无心我却如云懒，偶尔栽花偶看花。

    这些诗句，在闲适之中隐藏着那种挥之不去的落寞与凄迷。主要表现形态还是平静和从容，当然也有可能掩饰的伤怀的流露，如：

    梦回小坐泪潸然，已误流光五十年。

    但有去来无现在，无穷生灭看香烟。

    寒灯说鬼鬼啾啾，夜雨言愁我欲愁。

    只有蓬山万重隔，未容海客说瀛州。《己亥杂诗》中最重要的一首是怀念谭嗣同的：“颈血模糊似未干，中藏耿耿寸心丹。琅函锦箧深韬袭，留付松阴后辈看。”松阴是日本维新志士吉田矩方的字，据此亦可断定此诗与怀念戊戌烈士有关。己亥杂诗作为一个巨大的诗组，始于“我是东西南北人，平生自号风波民”的自况，而结束也还是回到反顾自家身世的无限悲凉——蜡余忽梦大同时，酒醒衾寒自叹衰。与我周旋最亲我，关门还读自家诗。“与我周旋最亲我，关门还读自家诗”，这是这位世纪诗人最后的醒悟和对于永恒家园的确认。在他的一生中，有过许多抱负与追求，但最终还是云烟飘散。给他的孤寂身世以安慰的，也只是伴随了他一生的诗歌。最多情的是诗歌，最永恒的也是诗歌。

    发生在距今100年前的那次争取社会开放进步的抗争，有它的基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根据。而它的最后失败，也有它的必然。任何个体的力量，包括身为皇帝的载潲也无能为力。一场政治风波之后，被杀的被杀，流亡的流亡，坐牢的坐牢，罢官的罢官，对于熟谙世态人情的文人，黄遵宪当然有他的一份哀愁和迷惘。人们可以对他的消隐乡野发出疑问，然而，对他的无可奈何的选择，也应有一份理解。也许一切都已过去，也许一切都依然存在，但作为中国具体的社会情势之中的个人，对于1898年的悲剧事件既无法负责，也无法改变。

    时间是无情的，中国历史无疑是向后无限地延伸了。当世界在20世纪迅跑的时候，中国却陷在外侮和内战的沼泽中，身经这一切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此是十分熟悉的。但黄遵宪最终还是诗人，在他的一生中，功名、利禄、富贵、甚至苦难都是短暂，但诗歌是永恒。当一切都过去了的时候，诗歌却穿透郁结的云层，从它的那浓密的缝隙中，迸射出一线突目的光焰。以至于在百年之后的今日，我们仍然在它的光焰的袭击中睁不开眼睛。

    黄遵宪是中国近、现代转型期的第一诗人。他的诗歌著作已结集于《人境庐诗草》这部鸿篇巨制之中。诗集总计11卷，始于同治三年，终于光绪三十年，是数十年间著作总汇。我们称他为“第一诗人”，自然不仅仅是从创作的角度看，而是对他的完整的人格，特殊的风格，丰富的诗歌内涵，以及他对诗歌变革的创造性贡献等方面做出的总体评价。康有为说他“博群书，工诗文，善著述，且体裁严正古雅”；戊戌变法后，“久废所用，益肆其力于诗。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博以寰球之游历，浩渺恣肆，感激豪宕，情深而意远”，是一种全面而准确的鉴定。最后，他禁不住要发出忘情的赞叹：“公度之诗乎，亦如磊坷千丈松，郁郁青葱，荫岩竦壑，千岁不死。上荫白云，下听流泉，而为人所瞻仰徘徊者也。”

    吴宓跋《人境庐诗草自序》时，有一段话便是从诗和诗人的总体上评价黄遵宪的价值：

    谨按：嘉应黄公度先生为中国近世大诗家。

    《人境庐诗草》久已流传，脍炙人口。二十余年前，梁任公曾称其最能以新思想新事物熔铸入旧风格，推为诗界革新之导师，然先生不特以诗见长，其人之思想学识，怀抱志趣，均极宏伟，影响于当时者甚大。细读先生之诗可以知之。而先生之工为诗，亦未始不由于此也。

    “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

    黄遵宪能以大家屹立于中国诗人中，固然是由于他诗歌创作的实绩。在晚清，龚自珍以后的诗人，成就大者就数黄遵宪，但他在文学史上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价值，又与他的倡导诗界革命有关。公元1868年，清同治七年，当时21岁的黄遵宪写了一首《杂感》诗，这是一首篇幅不短的议论诗，它集中体现这位青年对于古今文变的深邃思考。也就是在这首诗中，出现了后来被反复引用的惊世骇俗的一些名句：“俗儒好尊古，日月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人诗篇”；“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这些诗句，表现出这位年轻人批判的思维以及超越独立、不拘一格的学术精神。“我手写我口”这一明白畅晓的表述，后来成为新文学革命思想的一个触媒。它是一点火星，飘落在人们对旧文学感到失望的干柴堆上，终于燃起了熊熊大火。

    但《杂感》一诗最尖锐的思想批判却不是在文体的思考方面，而是它对封建文化最核心的科举制度发出的激烈抨击：

    吁嗟制艺兴，今亦五百载。世儒习固然，老死不知悔。精力疲丹铅，虚荣逐冠盖。劳劳数行中，鼎鼎百年内。束发受书始，即已缚杻械。英雄尽入彀，帝王心始快。谓开明经科，所得学究耳。谓开制策科，亦祗策士气。谓开词賦科，浮华益无耻。

    从这些无情的剥落中，我们看到了自由不羁的灵魂以及面对整个封建文化秩序的不妥协的抗争精神。黄遵宪后来倾向维新变革的前进立场，早在他的青年时代便具端倪。

    1898年有一个火辣辣的夏天。这一年6月的京城，夏天的骄阳照射在这座帝都大小胡同的老槐树梢，使那些苍老的枝叶仿佛镀上了黄金，到处闪闪发光。这城市显然充斥着某种悄悄的激动。在紫禁城通往西郊颐和园的御道之上，穿梭般来往着朝廷的命官显贵，公文和奏折不断地被制作。当然，各种政治势力也在明明暗暗地进行着无情的较量。

    早在这一年的年初，康有为在北京成立粤学会。随后，谭嗣同在长沙成立南学会。新派人物加紧了宣传新思想的步子。据史载，这年2月，康有为在第七次上书光绪皇帝的同时，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等书。这就引出了本章开头提到的光绪皇帝调阅《日本国志》的那件事。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这位皇帝在悉心了解他的邻国进行体制改革的情况和经验，以便为中国的变政提供资益。据史传记载，《日本国志》编写前后达八九年，于1887年完成，全书40卷，分12类，共五十余万字。是包括日本本国在内当时最完整的一本志书。作者在凡例中说：“力小任重，每自兢兢，搁笔仰屋，时欲中辍。徒以积历年多，黾勉朝夕，经营拮据，幸以成书。”单从这书的写作和完成来看，以一个中国人，旅日时间不长，又乏可参考的资料，而终于完成这样一部巨著，可见黄遵宪非凡的毅力和才华。在历史上；他当然不是以单纯的诗人和学者的面目出现，而是以一位发展全面而学贯中西的人物出现。大凡历史发展到一个关键时期，总会出现一批这样多才多艺的奇人。处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大时代，中国的天空就布满了这样一些闪着异光的星辰，黄遵宪就是其中的一颗。

    黄遵宪是一位有思想、有胆识的社会改革家，但在中国这个封建落后而保守势力强大的社会中，他无法施展他的才干。他又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外交家，而国势积弱的中国，也没有留给他可供驰骋的机会。也许得以保留的，最后也就是他的诗名。这是唯一可以慰他的寂寥与空漠的实在。也就是他的生命实际的最后证实。

    天才的怀抱和遗憾

    黄遵宪死于光绪三十一年，时年58岁。许多悼念他的诗文都说到他的才干不为世用的遗憾，其中观云的一首挽诗说：

    公才不世出，潦倒以诗名。往往作奇语，跨海斩长鲸。

    寂寥风骚国，陡令时人惊！公志岂在此，未足尽神明。

    屈原思张楚，不幸以骚鸣。使公宰一国，小鲜真可烹。

    才大世不用，此意谁能平！而公独萧散，心与泉石清。

    惟于歌啸间，志未忘苍生。这诗深知黄遵宪，他志不在诗，而终以诗名。这是他的不幸，也是时代的不幸。一个时代若是剥夺了它的精英的所有可能性，而独独留下了“无用”的诗，这是诗家的福音，却是社会的悲哀。

    梁启超非常称赞观云的这首挽诗，他在《饮冰室诗话》中说：“‘才大世不用’以下六语，真能写出先生之人格，可当一小传矣。”他自己在为黄遵宪写的墓志铭的最后，也表达了这样的感慨：

    士失职者多矣，而独于斯人焉奚悲。悲其一身之进退死生，与一国之学粹兮相依，谓天不欲平治天下，曷为笃生此才槃魂而杈奇？谓天欲平治天下，曷为挫铄窘辱拂乱之不巳，又中道而夺之？其所志所学，蟠天际地，曾不得以百一自见于时？若夫事业文章之在人耳目者，则乃其平生之所不屑为，然且举九州之骏足，十驾焉而莫之能追。

    梁启超的这一段铭文，述说的是作为诗人的不幸，以及对于怀有才识而不为世用者的控诉。但又是一篇对上天，即埋没人才的时代的檄文。要是一个时代把能够给社会以改变的人才统统予以驱遣，而独留下一些“于世无碍”的诗人，这时代便是粗暴的。而上一个世纪末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粗暴的社会。许多矿世奇才都被窒息在这个密不透风的黑暗王国之中。

    而我们此刻也只能略去这位诗人也许更值得谈论却又谈不出什么的话题，专挑作为騷人墨客的痛苦“微不足道”之点来谈一这个畸形的世纪之交的时代，留下的是无数的悲痛和惨烈，留下的是无数的绝望和屈辱，而消失了的恰恰是那些奇兀的思考，激烈的呼吁和卓绝的苦斗。至于黄遵宪，我们也只能专挑他在非凡一生中留下的一些诗篇文字，议论这位诗人的点点滴滴。

    这一点不是我们的猜测。黄遵宪的弟弟黄遵揩也说到：“以非诗人之先兄，而使天下后世，仅称为诗界革命之一人，是岂独先兄之大戚而已哉！……读兄病笃之书，谓‘平生怀抱，一事无成，惟古近体能自立耳，然亦无用之物，到此已无可望矣！’呜呼，先兄之不忍为诗人，又不得不有求于自立之道，其怆怀身世为何如耶？令海内鼎沸，干戈云扰，距先兄之下世者仅六岁耳，先兄之不见容于当时，终自立于无用之地位，先兄之不幸，抑后于先兄者之不幸耶？”这里说到许多“无用”、“不幸”之类的话，其见解正与我们所论相近。

    关于黄遵宪的学术生涯，最重要的一篇文字，是他为《人境庐诗草》写的“自序”：

    余年十五、十六，即学为诗。后以奔走四方，东南西北，驰驱少暇，几几束之高阁。然以笃妤深嗜之故，亦每以余事及之。虽一行作吏，未逋废也。士生古人之后，古人之诗，号专门名家者，无虑百数十家。欲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诚戛戛乎其难。虽然，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宫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然余固有志焉而未能逮也。《诗》有之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聊书于此，以俟他曰。光绪七七年六月，在伦敦使署，公度自序。？黄遵宪这篇自序，语简而意赅，可以看作是他的文学主张的纲领。这里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作家诗人的自立精神。今人就是今人，何必事事处处求同于古人。他以为自立的首要之义，在于弃古人的糟粕，摆脱古人对我的束缚。这就是从21岁写《杂感》诗起以至于今的他的一贯的文学批判精神。

    其次一点，黄遵宪设计了一种理想的诗歌境界，依次分述的四点中，贯穿着批判继承和古为今用的思想。其中“取离騷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和“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而绝非粗率的言说，这里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继承传统文学中的有用因素，为创造今日的文学服务。他的观点，既不同于食古不化的学究派，也不同于一切打倒的激进派。而是，不绝对排斥，也不全盘接受，撷取的是古人创造的精华部分。

    黄遵宪在这里提出广泛汲取的“不名一格”、“不专一体”的主张，体现了他的文化思想的民主性。这种文化思想的特点是不偏狭、不排他。历代的名家巨匠，乃至于“晚今小家”，只要是能够于我有助的，均广为吸收。至于叙述方式，举凡官府公文乃至方言俗语，包括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都在我的视野之内。因此，黄遵宪很早便体现出他的学术包容性，这是与墨守陈规而又固执的旧文人迥然有别的。

    当然，他依然是旧文学营垒中人，他的创作实践与他的文学观念也不尽相同。替如说，他做诗喜用典，而且用典古奥生僻，以至不加译注就不知所云，便是旧式诗人的弊端和陋习的表现。王赓《今传是楼诗话》评黄遵宪诗，也说到他这种广泛应用古今典的习惯，“惜未及自注，时移事往，诚不免无人作郑笺之叹”，也隐含批评之意。何藻翔在《岭南诗存》中说得更为直率，他引用黄诗“圣军来决蔷薇战，党祸惊闻瓜蔓抄”，“微闻黄竭锄非种，欲为苍生赋大招”句为例批评说“偶作游戏则可，译语满纸，诗道一厄矣”。

    尽管从梁启超开始，便非常欣赏他诗歌创作的浅俗化和民歌化倾尚，但这类作品在他的全部诗歌创作中比重并不大。就是说，虽然他是一位立志于自立而对传统文化怀有警惕的诗人，但他又处身其中而很难摆脱旧习。于是便有了如今这样的“杂陈”状态。当他专注于试验新体的时候，他的狂放不羁的独立品性便得到充分的发挥，他的自立性便很突出。而当他不那么专注的时候，作为受到数千年文化濡染的文人，他的所有的空间都不设防，所有传统的习惯和姿态都可以理所当然地、堂而皇之地进入——这是一种自然而然，而不能用“乘虚而入”等类的形容。

    古典诗的革新

    人们阅读《人境庐诗草》的感受，其实和阅读异代或同代的其他诗人作品感受相同。黄遵宪写的也是传统的古典诗，他的独特价值，也许就像《饮冰室诗话》中梁启超直接告知的那样，在于他“能熔铸新理想入旧风格”。有“新理想”本就非易，而又能熔铸入诗则更不易；但若把“新”的“理想”纳入“旧”的“框架”，便是相当难的。这种努力并取得成果是黄遵宪的贡献，却也是作为过渡诗人的黄遵宪的局限。如果放眼看去，中国近代史上的这次“诗界革命”，其历史性的缺憾就在于未能决绝地抛弃“旧风格”，他们全力以赴的工作是把那些“新理想”的酒往旧模式的瓶子里装。

    高旭评黄遵宪诗有一段话很重要，也很精警：“世界曰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公例也。黄公度诗独辟异境，不愧中国诗界之哥伦布矣，近世洵无第二人。这种评语，也还是就他能以新事物入诗而言的。这一点，许多评家对此都有佳评。特别对他的《今别离》四章赞誉尤加。潘飞声《在山泉诗话》说该诗“古意沈丽”为“千古绝作”、何藻翔《岭南诗存》说该诗“以旧格调运新理想，千古绝作，不可有二。”

    《今别离》四章是黄遵宪“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梁启超语），“能直言眼前事直用眼前名物”《夏敬观语），是诗体试验的典范作品。四章《今别离》运用乐府杂曲歌辞崔国辅旧题，风格古朴，写法悉依古法，而内容却写的上一个世纪末西方工业文明的新事物，先后分别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相以及地球东西两半球昼夜等。其中被引用最广的是第一章：

    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眼前双轮驰，益增中心忧。

    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

    今曰舟与车，併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

    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

    岂无打头风？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

    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归迹留滞不？

    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有论者将黄遵宪诗与孟郊《车遥遥》一诗作了对比，认为此诗“用韵与句意俱自孟郊《车遥遥》诗来：‘舟车载离别，行止犹自由’本孟诗‘舟车两无阻，何处不得游’也；‘併力生离愁’本孟诗‘无令生远愁’也；‘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本孟诗‘此夕梦君梦，君在百城楼’也；‘望影倏不见，烟波遥悠悠’即孟诗‘寄泪无因波，寄恨无因舟’意；‘所歌君归时，快乘轻气球’即孟诗‘歌为驳者乎，与郎迴马头’意也”。这种对比不管是否准确，都很有意思，说明黄诗是在有意套用前人诗情而赋以新的意趣。他的试验是有成效的，那些被认为缺少传统韵味的现代文明的事物，被诗人妥妥贴贴地嵌进了饶有古趣的旧框架中。他的工作也仅仅在于证实，旧诗是有可能表现现代事物的。他并不试图说明，旧诗应当被取消或被替代。这也就说明了，一批“诗体革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的行动所包蕴的“革命”性相当微弱。

    但黄遵宪的《今别离》不经意间却向我们传达出一个崭新的信息，即一个生活在封建农业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文明时所具有的新奇惑，以及他处理这些感受时所面临的表达方式的匮乏。作为这个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知识精英，黄遵宪具有极大的应变能力，由于他对中国传统诗艺的谙熟，他得心应手地利用所熟悉的技巧，对目前的新异予以恰当的处理。这就是我们此刻读到的既陈旧、又新鲜的《今别离》。中国初次接触西方文明的知识者，当他站立在19世纪的最后的太阳下，面对着喷吐着白色烟雾的轮船和火车这些庞然大物，首先受到震撼的便是它的不可思议的速度和巨力。传统诗写离别常用“别肠”一语，但黄遵宪这首诗开头便写“别肠转如轮”，把传统的意境与火车的车轮转动加以联系便颇新异。在过去，诗人笔下的车轮是“一日一万周”，而现在却是“一刻既万周”，则是对于现代速度传神的描绘，这在传统诗文中是没有的。《西厢记》写离别，是马儿缓缓地行，车儿慢慢地随。所有的古旧诗文，那离别都是一缕扯不断的丝，悠悠地向着无边的深远扯开去……现兮，诗人显然对眼前这种现代怪物造出的速度很不适应。他感到这种现代舟车甚至不如古代舟车，同样载的是“离别”，而后者却要“自由”得多，因为可以慢悠悠地缠缠绵绵地握别。而现在，钟声一响却是非离不可，无情到“顷刻不少留”的。此外，“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也极言现代速度之奇妙，诗句对这种现代交通工具飞速奔驰情状的传达相当地简括传神。

    《今别离》第四章写的是在现代自然科学知识观照下，地球两端昼夜明晦两相差异的感受，也是以古意出之，用男女双方互相追寻而每每相乖相喻，甚为精妙有趣——

    汝魂将何之？欲与君相随。飘然渡沧海，不畏风波危。

    昨夕入君室，举手搴君帷。披帷不见人，想君就枕迟。

    君魂倘寻我，会面亦难期。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

    妾睡君或醒，君睡妾岂知。彼此不相闻，安敢常参差？

    举头见明月，明月方入扉。此时想君身，侵晓刚披衣。

    君在诲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

    眠起不同时，魂梦难相依。地长不能缩，翼短不能飞。

    只有恋君心，海枯终不移。海水深复深，难以量相思。

    《今别离》是古题，却别寓新意。今即现代，这就是它隐含着现代意念中的人生离别的内涵。这一首写的依然是离别的主题。开始自问，你的魂魄要到哪里去？答曰，我要和你追随在一起，不管大海的风波多么危险，我都要跟着你！但人已离去，远离万里相随并不可得。而且距离是那样的长，地不可能因而缩短，即使是鸟儿的翼翅也难以跨越重洋。更加不可逾越的却是自然界的障碍：这里明月在天，是夜晚时分，而你那里，却是拂晓清晨！我们二人“眠起不同时”，那梦魂又怎么相依？这样的诗一下子把传统的时空观念打破了。人的视野拓宽了，思维也变得焕然一新。黄遵宪的诗歌变革主张，是尽量采用古法以表达新观念。这种观念新是新了，却依然站在保护旧法的立场，所以并不彻底。但它实践的结果却造出别样的境界：中国传统诗的境界是静，时间是绵远不变的，白天和夜晚也是固定的。这样的意境在现代科学的侵袭下解体了，这章《今别离》中的人生离别之苦，无形中增加了新的悲愁一即使是梦魂中的相念，也变得难以实现了，因为不仅人各一方，而且是“昼夜相背驰”，如何能够相聚呢？这就是现代诗意。现代诗意终于堂堂皇皇地打进古诗中来了，这还不让人为之兴奋吗？所以，尽管黄遵宪“我手写我口”和“今人不必与古人同”的诗观并不彻底，距离民元之后的新诗也还有很长的一段间隔，但他以“新理想”、“新观念”的这种对于古典的“侵入”，却是亘古未有的第一次冲击，他是功不可没的。

    论及黄遵宪对诗歌变革的贡献，自然不能忽视作为旧诗人，他以宽广的阅历和丰富的科学知识所带给古典诗歌内涵的增广和艺术的助益。黄遵宪是中国末代封建王朝了解西方世界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他的见闻的深广，经验的丰富，在当时少有及者。东方的曰本和新加坡，西方的英、美诸国他都到过，出使各国期间，航行海上多有停靠，还顺道访问过许多国家。就旧诗而言，他无疑为之带来了许多从来未有过的风情人物和诸多常识，这种对于旧诗意境的拓展乃至更新是无形的强烈，不仅是一种冲击，而且是巨大的震撼，是一场没有宣称的变革。

    “公度负经世才，少游东西各国，所遇奇景异态，一写之以诗，其笔力识见，亦足以达其旨趣。”

    世界，为古今诗家所未有也”，这是徐世昌对他的诗能充以“奇景异态”的肯定。这样的评论很多，就黄遵宪的创作看，这一点的确非常突出。他的工作使中国旧诗的内涵得到极大的增广，以往认为某事某物不宜入诗的，如今在他笔下均有了相对妥贴的处置，这是他的不可忽视的贡献。他开阔了旧诗的新领地，或者说，他发现了传统诗歌天空的新大陆。从这个意义上讲，说他是中国诗的哥伦布也未为过分。

    黄遵宪的确开阔了中国传统诗的视野。他写巴黎埃菲尔铁塔，写苏伊士运河，写伦敦的雾，写西贡和香港，写大阪和日本的楼花。而《锡兰岛卧佛》一诗，皇皇二千余行，是一首规模浩大的涉及佛教历史以及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巨制。在诗中他说的是历史，而不忘的是现实。如其中“既付金缕衣，何不一启颜？岂真津梁疲，老矣倦欲眠。如何沉沉睡，竟过三千年”，说的是佛，却让人想到中国的昏睡的老态，以及诗人自有的那份焦虑。此诗最后的结语依然落在对于现世的感叹上：“海无烈风作，地降甘露祥。人人仰震旦，谁侮黄种黄？弱供万国役，治则天下强。明王久不作，四顾心茫茫。”此诗写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此年正月十一日，黄遵宪随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使薛福成大臣出访，二十七日抵锡兰，二十八日作此诗。此时中国积弱已深，正思奋发，诗人回顾绵长古国历史，心不能已，故有此种感慨。

    中国旧诗的历史是太长了，它所形成的规范，使几代诗人蒙受罗网，而无能冲破。这造成中国诗的凝固和停滞。当世界即将告别19世纪而进入20世纪的时候，西方世界已经升腾起工业革命的光芒，它的光焰使睡眼惺忪的中国为之目眩。但是中国诗却不能包容和接受这种赐予。黄遵宪是率先把这些光芒投射在中国诗歌黑暗天空的第一人，他把当日世界那些最新的观念和信息，以及他所亲历而又为国人所陌生的异域风光展现在中国那些封闭的耳目之前，他使中国诗歌甚至使中国社会着实地经受了一次强刺激。对此，撰写《近代中国民族诗人黄公度》一文的作者有过一番非常中肯的评说：“以异邦的景物来扩大中国诗歌的领土，这功绩是不小的”，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称黄遵宪“是中国自有诗以来第一个有世界观念的诗人，这固然一方面由于他的游踪广阔，见闻繁赜，同时他敏于感受的精神，也容易吸收到时代的思潮，非庸俗之诗人所可迫及。”

    封建末世的奇才

    黄遵宪是封建末世出现的一位奇才。在那样封闭的社会里他的学问和才华能得到如此全面的发展，一方面由于他的天赋和勤奋，同时也是时代的催迫。处于危势和濒于灭亡的中国，呼唤着一批志士仁人为此奋斗和抗争。这使一批精英分子自然地站在了风雨的前列，他们随时听从时代的召唤贡献出自己的智慧。这一切，若是说，在鸦片战争之后一直是一个梦想的话，那么，在1898年即戊戌那一年的夏秋之间却彻底地破灭了。

    于是，此刻我们谈到的这个曾经受到皇帝的重视并且亲自阅读过他著的《日本国志》、长期担任过外交官员的黄遵宪便在那一场历史的刀光剑影之中消失了。留下来的仅仅是我们此刻絮言不休且名实难副的“诗界革命”的一个代表人物。

    其实，黄遵宪的才识远远不止于做一个让历史记住的诗人，他的才识是超乎常人的。光绪二年黄遵宪第一次见到李鸿章，当时李告在座的郑藻如称黄为“霸才”。李对黄的第一次见面便有这么高的评价，可见其不凡。黄的才识的确不仅在文学和诗上，其表现为全面的和特出的。这是那个时代的创造——一个希望创造奇迹的时代，总是首先创造它的创造者。

    这些年国内对清末政治家曾国藩的兴趣骤然升温，曾的各种文集相继重复出版，似乎对他的评价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就此事而言，想起黄遵宪对曾的评价上来，益发显示出这位诗人不趋同、不媚俗的独立人格精神。事情缘起于早年梁启超想写一本《曾国藩传》，就曾的为人的评价征求过黄的意见。黄为此给梁写了一封很长的复信：“仆以为其学问皆破碎陈腐、迂疏无用之学，于今日泰西之哲学，未梦见也”，“此其所尽忠以报国者，在上则朝廷之命，在下则疆吏之责耳。于现在民族之强弱，将来世界之治乱，未一措意也”，“所学皆儒术，而善处功名之际，乃专用黄老；其外交政略，务以保守为义。尔时内战丝棼，无暇御外，无足怪也；然欧美之政体，英法之学术，其所以富强之由，曾未考求，毋乃华夷中外之界未尽泯乎？凡吾所云云，原不可以责备三四十年前之人物。然窃以为史家之传其人，愿后来者之师其人耳，曾文正者，事事皆不可师。而今而后，苟学其人，非特误国，且不得成名。”

    这些见解的批判精神非常鲜明。但他不是对前人作超越历史背景的要求或指责，而是充分考虑到彼时彼地各种条件造成的局限性。但是他仍然认为曾国藩的学问立足于儒家不仅支离破碎而且陈旧保守。曾国藩最致命的弱点则是不了解世界，对国外之事一无所知，作为一个政治家在近世而缺乏全球观念则是极大的缺陷。黄遵宪认为历史的作用是使后来者有所学习有所借鉴，但是，若“曾文正者，事事皆不可师”，学他就会误国，且对自己也无益。由此可见黄遵宪卓然自立的超人胆识。其他等等，还有很多，如他在日本、朝鲜等国际关系问题上给予朝廷的建议等，都证明他的经验与学识绝非一个“诗人”（不带任何贬义）所能概括。事实上，1898年2月光绪皇帝调阅他的著作就不是把他看作诗人。这位皇帝不是像嗜才、也显才的风流天子乾隆那样出于对诗才的器重而和他切磋诗艺的。光绪是乱世天子，焦头烂额的国际国内种种事务，使他早已失去承平帝王那样的闲情与雅致。他的想起黄遵宪，是他对这位熟练的外交官的才识早有风闻，而且他听说这位幕僚有那样的一本书，这本书不仅介绍了作为同一人种和同一文化根源的亚洲近邻的山川风物、历史现实和典章制度，而且还对它的兴盛和皤起有着精当的论析——立志救亡兴邦的皇帝，想听听这位知识分子的意见以便对自己的决策有所禆益。这样，就有了本章开头讲的那件“命枢臣进《日本国志》”的记述。他不是想起大清国中还有这么一位诗人，这位诗人不仅五言古体写得漂亮，还会写一手工整的七律，还倡导过什么“我手写我口”，等等，完全不是！

    这种关于“他是诗人”的评说，是百年之后我们的事。是我们发现在别的方面无话可说，或者是，我们感到了历史的沉重和无情，感到了一切是欲说还休，才想起了诗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话题。许多深谙社会和文学的人都知道，诗是一种文明的象征，它往往能够代表一个社会的精神存在。它可以作为文明的灯盏在那里无限延伸地点燃着，代表那个时代不灭的光焰，它有时更是一个良知在那里思考和发言。对于一个社会而言，诗尽管“微不足道”，却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诗是一种最后的支撑，当一切都不存在的时候，诗存在着，所以说：屈平辞陚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但是，谁都明白，如同诗不会亡国一样，诗也未能救国。当强邻压境的时候，在渤海和黄海迎战敌舰的还是北洋舰队。对于濒临灭绝的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卫护和图强的力量，不是诗，不是靠情感的抒发，而是实际的决策和行动，而是实力和士气、军舰和远射程火炮！可是，1898年的中国却拒绝了一切，惟独承认“百无一用”的诗！

    尽管有时人们会说，给我一个雪莱，给我一个莎士比亚，我将如何如何，但这时的中国，当丁汝昌的身影随同那些威武的北洋舰队一起在黄海的滔天巨浪中沉没之后，人们的期盼依然是坚强的铁甲和沉雄的大炮的轰鸣。然而中国没有！一个社会忽视和拒绝诗人，特别是畏惧诗人的声音并试图取消这种声音，是这个社会的悲哀。但是，一个社会如果仅仅剩下了诗人，忽视和弃取对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更具有实效的一切，那更是这个社会的悲哀。这种忽视和弃取，若是涉及对这个社会的存在来说至关重要的智慧的大脑和行动的中坚，并试图取消和清除他可能对社会的发展施加的影响力，那儿乎就是一种灾难！

    人们在黄遵宪寂寞死去时发出的“才大世不用，此意谁能平”和“屈原思张楚，不幸以骚鸣”的慨叹，乃是对一位经世的人才受到埋没，而独独实现了一位才华诗人的慨叹。那时代就这样轻易地埋葬了一个“簕才”，而不无凄怆地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诗才”。

    诗是最后的方式

    当然，作为诗人，黄遵宪仍然是惊才绝艳，仍然是开一代诗风的卓越诗家。他一生奔波，建树亦广，但不曾须臾和离开的唯有诗，诗是他至尊至爱的能够给他的仕途失意以慰藉的唯一的朋友。诗也是他继续关怀国家和社会命运的最后的方式。

    1898年动乱之后，他回到家乡，正是百花凋零秋叶瑟瑟的悲凉季节。一生在外忙碌，一时闲散下来，回想这一年发生的激变，心中怀念着那些死去的和流亡各地的朋友，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悲怆。从北方南下的孤雁在云端发出悲鸣，似是呼应着他的内心的不宁。他写了题为《雁》的这首五言诗——

    汝亦惊弦者，来归过我庐。可能沧海外，代寄故人书。四面犹张网，孤飞未定居。匆匆还不暇，他莫问何如。

    一方面以惊弓的孤飞者自况，一方面则是为飘零沧海之外的故人牵心。难道是他们让你给我带信来了？四面正张着网罗，黑暗势力还在逞狂，一切依然是在仓皇之中，一切都不要问，一切也都说不出！

    1898年的灾难，毕竟最后完成了一位诗人。中国诗史有过一句成语，叫做国家不幸诗家幸，诗人因为国家的危难而颠沛流离，但诗人也从这种不幸之中得到了不幸的诗情。1898年，一个被贬斥的官员回到了他的家乡，一生的抱负和理想变成了梦幻，他终于有机会静下心来，把这一切的追求与失意，激情和悲哀，通过诗句的排列和组织，缓缓地从笔端流淌出来。

    政治上的失意在诗歌上得到了补偿。继1898年《纪事》、《放归》、《九月朔日启程由上海归舟中作》、《到家》、《感事》一系列作品之后，他的诗兴一发不可收拾。第二年，即1899年他迎到自己诗耿创作的新的高潮期。这一年，他有两大组诗创作出来，这就是《己亥杂诗》89首和《己亥续怀人诗》24首。这些诗，寄托了他毕生的情怀与思致，诗歌所反映的时间跨度极大，是他一生行止的艺术概括。诗歌所包容的内涵也极广，丰富的人生阅历，从儿时的追忆，到政海的波澜，诸多的短篇汇成为史诗般的巨制。这些诗是黄遵宪诗歌艺术达到新的高度的标志。

    1900年，即进入20世纪的第一年，这是黄遵宪一生的创作的鼎盛期。这一年元旦，黄遵宪开笔作《庚子元旦》诗，这是他献给20世纪新太阳的第一声问候。他的问候并不是欢愉，依然是心事郁结的沉重一乐奏钧天梦里过，瀛台缥缈隔星河。重华仍唱卿云烂，大地新添少海波。千九百年尘扨末，东西南国战场多。未知王母行筹乐，岁岁添筹到几何。在这首诗中，他用瀛台表达对受囚禁的皇帝的思念，他也借此表达了对于不平静的20世纪的最初的愁思。他虽身居乡野，依然心存魏阙。朝廷的每一个重大的举动，牵萦着他的一些愁心。他对他为之献身的社稷生民，都有充满情感的文字的反映，从京中义和团起事，八国联军入犯京师，闻车驾西狩，闻驻跸太原，闻车驾又幸西安，天津纪乱十二首，等等。这么密集的诗歌纪事，说明他的乡居生活并非与世隔绝，而是从未止息的激荡不宁！

    在与黄遵宪的文字交往中，最密切的一位朋友是丘逢甲。前已述及，黄遵宪于戊戌京变后被发落回家，在家乡修筑他避乱的窝居时，丘逢甲为之写了一对联：“陆沈欲借舟权住，天问翻无壁受呵。”这些话使他心动，黄当然引之为知心。事隔二年，到了庚子年间，国乱未已，补天乏力，也许是心存忧患而无从宣泄吧，这一二年间，他们的文字往来是更见频繁了。这一年的开初，满怀愁绪的黄遵宪提笔给他的朋友写了一首诗，这就是《寄怀丘仲阏》：

    沧海归来鬓欲残，此身商摧到蒲团。哀弦怕听家山破，醇酒还愁来日难。绕树乌寻谁屋好，衔雏燕喜旧巢安。朝朝曳杖看山去，看到斜阳莫倚栏。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得知，尽管赋归之后他立定决心抚平心灵的创伤而做到“忘却”，但事实却是：未能忘却。对于始终以国家社会兴衰存亡为毕生追求的爱国者，他所拥有的只能是永远的记忆和始终的激荡不宁。

    这一年秋天到来的时候，漫长的干旱结束的一个雨晴的日子，丘逢甲访问了人境庐。他们有过一次深情的对酌。酒后，丘留下了两首诗章，其中一首用“江阳”韵，是这样的：

    忍把乾坤付睡乡，登楼休负好秋光。黄龙约改清钟酒，白雁声催故国霜。老树半凋开远目，菊花无恙展重阳。美人消息来何暮，怅望秦云各尽殇！丘逢甲的诗再一次撩拨了黄遵宪的满腔悲愁，他于是展纸临墨写了一首：《久旱雨霁邱仲阏过访饮人境庐有诗并慨近事依韵和之》，其中一首也用的“江阳韵”：

    生菱碎尽臍湖光，未落秋花半染霜。举目山河故无恙，惊心风雨既重阳！麻鞋衮衮趋天阙，华盖迟迟返帝乡。话到黄龙清酒约，唏嘘无语忍衔觞。

    秋天的萧瑟唤起他们人世苍茫的悲秋情怀，但字里行间跳动着的却不是个人遭际的伤感，而是重阳时节的惊心风雨。这里充满了杜甫《北征》那样的不能卸下的家国破灭的情怀。黄遵宪这番和丘逢甲的诗歌唱酬，如同开闸的潮水，不断跳溅着奔向前方，一发不可收拾。接着“再用前韵”，接着是三用、四用、五用、六用、七用、八用，每次和诗都是两首七律，总计写了16首。此后，又是《天津纪乱十二首》。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黄遵宪几乎是拼却毕生的心血以心灵的咏叹迎接了这新世纪的第一线阳光。

    诗人就是在苦难的歌咏中完成了自己。此后四年直至他去世，为诗甚少。他的绝笔写于1904年，即光绪三十年，他在病中作《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这是一场噩梦的恐怖的场面：“阴风飒然来，君提君头颅。自言逆旅中，倏遇狙击狙。”显然是他牵挂流亡的友人，日思夜想，幻觉中他们被通缉追捕亡命于中途的可怕的情景。戊戌变后数年间，他一直为这种可怕的场面所惊扰，他的心灵并不因乡居的宁静而宁静下来。那年夏秋的记忆实在太深重了，他用数年的时间，极大的克制力要自己忘却，而至终却是不能。诗人的绝笔依然是一场噩梦，依然是他对逃亡中的革命者的无限思念，直至他的生命的终结。

    永久的魅力

    但作为世纪之交的接受新思想的旧式知识分子，黄遵宪的存在对于今日的我们依然是永久的魅力。这种魅力是由于他的诗歌，或者更确切地说，并不止于、或主要的还不是由于他的诗歌。在这章文字将要结束的时候，笔者愿意引他在家乡隐居的生命最后阶段与梁启超历经数年的书信往返中的一段论述，以印证这位文化巨人的魅力之所在。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的六月，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阐述了关于“保存国粹”这样的问题：

    持中国与日本较，规模稍不同：日本无曰本学，中古之慕汉、唐，举国趋而东；近世之拜欧、美，举国又趋而西。当其东奔西逐，神影并驰，如醉如梦，及立足稍稳，乃自觉巳身在无何有之乡，于是乎国粹之说起。若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面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黄遵宪从两国历史文化比较的角度进入关于保存国粹，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这一巨大的命题。国粹所指是文化传统。对待文化传统的态度大而言之有保存或批判二义。这是进人近世以来中国文化思考的核心问题。传统文化中的精英部分，于社会发展有益，自应保存。当时引发思考的是传统文化作为庞杂而巨大的存在，国人对之缺乏必要的警惕和批判。而作为抵制向西方学习的一个借口，即中国具备一切的丰富与自足，这就是保存国粹这一提法出现的最初动机。它是一种抗拒的藉口，近代以及现代的一切复古派都非常熟练而热衷地使用这个武器。

    黄遵宪对日本的分析是否允当，我们置之别论。

    单就中国来说，他所说的“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是非常精辟、透彻，也非常尖锐的。可以说，他的思想的新敏，他的立场的坚定，不仅较之“五四”时代的遗老遗少，较之当日“学衡”、“甲寅”诸派中人，甚至较之这个世纪末的一些新的倡导国粹的人们，提早了大约一百年！

    那时代推出了这样一些先知先觉者，他们的精神魅力永恒。都说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出现巨人的时代，中国的19、20世纪之交，为了结束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为了迎接新世纪的民族新生，也酝酿和培育着一些这样的巨人。那时的这些巨人，从四书五经堆积如山的故纸堆中翻越而出，拖着长辫，穿着长袍马褂，认识了横行的拉丁字母组成的文字，操着以极艰苦的勤奋学来的西方语言，在西方民族惊异的目光中出现在世界上。这批最早出现并和世界直接交往的人们，他们接受了天文和数学、物理和化学，也接受了哲学和宗教，特别是当时世界的先进思潮。他们以一种崭新的姿态站立在中国深厚无比的传统文化面前，是站立着而不是匍匐着，他们勇于面对它的全部优点以及全部的劣根性！

    但是，不幸，这位百年前说过这样尖锐而精彩的见解的巨人，也只是在新世纪的太阳初升的时节，怀念着他的受难而流亡在异国他乡的友人，梦见这位友人提着自己的头血淋淋地站在他的面前。他被这场可怖的噩梦而惊醒。惊醒之后，他满怀着希望又不免哀伤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

    怀刺久磨灭，惜哉吾老矣。曰去不可追，河清实难俟。

    倘见德化成，愿缓须臾死。然而，他的确没有等到河清之日，即使他要等待，但中国的时间漫长到无情，他不可能再延缓他的生命直至百年之后的如今。所以，他的诗本来表达的就是一场驅梦。

    但诗心长存。尽管时代吞噬了许多有抱负、有理想、肯牺牲的经国之士，独独为我们留下诗人是时代的不幸。因为诗人不能像丁汝昌那样，指挥威武的舰队和千军万马，最后以惨烈的捐躯完成了英雄的形象；诗人也不能像那些最先倡导实业救国的人们那样，开矿山、修铁路、办工厂；也不能像林则徐那样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表现了中国人的胆略与气节。诗人只能通过诗句传达他的感兴和悲伤，为他的社稷生民，为他自身和他的亲人和朋友。但诗人的这种“无形”的声音却传得最广、最远，他给人的情绪的传染也最长。

    时间已过去了百年，此刻我们和黄遵宪几乎面对着共同的一轮世纪末苍老的太阳——尽管我们之间有着百年的间隔。但一切似乎都发生在咋日：那种期待和追求是共同的，那种悲怆和失望也是共同的。诗人那种长夜不眠的忧心，几乎也发自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永远记着，这个世纪最初的时刻，一位失眠的诗人在深夜中披衣而起。他对着沉沉古国大陆的无边暗夜，望着头顶的几点疏星残月，耳边响着扰人忧思的风铃声发出的那悠长而悲哀的叹息：

    千声蟾铁百淋铃，雨横风狂暂一停。正望鸡鸣天下白，又惊鹅击海东青。沉阴噎噎何多日，残月晖晖尚几星。斗室苍茫吾独立，万家酣睡儿人醒！这首《夜起》大约写于1901年，即光绪二十七年，这一年诗人黄遵宪年54岁。公元1904年他肺疾转剧，自惊哲至立夏一直为疾病所扰。第二年的二月，春风还没有来临的时节，他终于满怀着一颗拳拳之心辞世。此年正月十八日，距离死亡还不到一个月，也就是他感到了这种永诀已迫在眉睫之时，他有信给梁启超，说了如下一段有关生死观的话：

    余之生死观略异于公，谓一死则泯然澌灭耳。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于此而不能自尽其责，无益于群，则顽然七尺，虽躯売犹存，亦无异于死人。无辟死之法，而有不虚心之责。孔子所谓：君子息焉，死而后已，未死则无息巳时也。

    这种生死观是健康而积极的，诗人面对死亡有一种超然的沉静。他还有一信给狄平子，也有一种临终遗言的性质：“自顾弱质残躯，不堪为世用矣，负此身世，感我知交。”给他的弟弟牖达书，最后一次谈到了他的诗，他写道：“生平怀抱，一事无成，惟古近体诗能自立耳。然亦无用之物，到此已无望矣！”这是他对一生奋斗和追寻的一个回顾。这种回顾与我们前此的感慨是共同的：一生事业，荡然无存，唯有这一片诗心，不死，且永恒。

    这一年他制一艇方成，题额是“安乐行窝”。安乐窝有自我嘲讽的性质，颇有谐趣。他还为这只艇题了对联：

    尚欲乘长风破万里浪不妨处南海弄明月珠这是诗人黄遵宪的绝笔。它表达了这位赤诚忠毅的诗人毕生的心迹：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不泯那乘风破浪的雄心。

    南中国海的波涛日夜敲打着天涯海角的珊瑚礁，在月朗星稀的海风吹拂的夜晚，我们听到一位诗人吟唱着百年的追求和希望，百年的寻觅和无尽的悲凉。

    重评“诗界革命”

    本书关于黄遵宪的一章文字，是因了1898年一件事，当年光绪皇帝出于对变法维新的思考，要看他的《日本国志》所引起。再从他在这一年的身世遭遇——主要是从辞别政界隐居乡野——论及他当年所作诗章，再引出1899年他的诗歌高潮，从而涉及到这位诗人在晚清诗坛的贡献与地位的总体评价。

    许多文学论著谈到黄遵宪，总以他为近代转向现代的诗界革命的旗帜，这是对的。但若论及他对旧诗转变新诗的贡献时，对他的“我手写我口”主张的评价往往偏高。“我手写我口”的价值，也许是作为对传统诗歌写法的挑战的口号的意义，更大于黄遵宪在这方面的实践的意义。这是本书作者的一种大胆的看法，这种判断是建立在对他的全部创作进行考察之后作出的。在黄遵宪诗中，真正达到这种嘴上怎么说、手上就怎么写的境界的作品并不多。《今别离》四章受到人们的赞誉，是由于他引新事物入诗并从现代工业革命和现代科学的成果中写现代人的感觉，这在中国诗坛是前无古人的。但这一组诗的创作思想，也还是想说明旧诗能写新事，而并不是“我手写我口”的有效的实践。把这些主张切实运用于创作，可能在另一些诗上表现得更多也更鲜明一些，这就是经常被引用的《山歌》九章。其中如：

    人人要结后生缘，侬只今生结目前。一十二时不离别，郎行郎坐总随肩。

    买梨莫买蜂咬梨，心中有病没人知。因为分梨故亲切，谁知亲切转伤离！

    一家女儿做新娘，十家女儿看镜光。街头铜鼓声声打，打着心中只说郎。

    第一香橼第二莲，第三槟榔个个圆。第四夫容五枣子，送郎都要得郎怜。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手写本诗后有题记称：“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天籁难学也。余离家日久，乡音渐忘，辑录此歌谣，往往搜索枯肠，半曰不成一字。因念彼岗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返，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这段记述，说明上述诗章，很大成分在于“辑录”，而少创作性质。也说明在诗人的心目中这些诗是来自乡野，与他的其他创作有异。重要的是，像《山歌》这样的作品，在他的诗作中只是“特例”，而并非“常态”。况且，这种以文字记述民间歌谣，或仿作民间歌谣的作品，乃是古代文人经常的操作，而非黄遵宪所专擅。自唐以来，文人诗集中《竹枝词》一类诗篇屡见不鲜，若是以此为“诗界革命”的先兆，则断难苟同。黄作中，也有一些受到史家如胡适等赞评的，如《都踊歌》等也同上述，都难说是“我手写我口”的有力证明。

    所以说，黄遵宪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想到了诗应当是按照自己意愿来写，不能按照古人的意愿来写。“我手写我口”的价值在于它向着传统的一成不变的写作规范，发出了质疑，并以最浅显和最明确的新概念向着数千年的因袭挑战。这种新诗歌的概念有一批有力的实行者，如谭嗣同、夏曾佑、章太炎、严复、林纾、马其昶、陈三立等，但他们的实践，其最著者亦只在于引新名词入诗，而表现的形态依然是古典的，谈不上“革命”。相反，由于“新名词”与旧文体和“死语言”的极端矛盾，却造成了另一种弊端。梁启超《夏威夷游记》有：“我梦天门爱天语，玄黄迎海见三蛙”诸句。他后来作自我批评说：“注自二百余字乃能解，今日观之，可笑实甚也，真有似金星动物入地球之观矣。”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有一段话，其实是说到了“诗界革命”的弊端：

    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中、丁酉间（1896-1897）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曾佑），而复生（谭嗣同）亦綦嗜之。……其《金陵说法》云：“纲伦惨以喀私德（caste），法会盛于巴力门（parliament）。”穗卿赠余诗云：“帝杀黑龙才士隐，书飞赤乌太平迟”，又云：“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徙”……当时吾辈方沉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于我同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数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

    他还说——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耶。（《饮冰室诗话》）

    从这些诗例中可以看到，除了只是以新典故代替旧典故，以及由于外来文宇生硬嵌人造成新的矛盾之外，这种“诗界革命”的意义是非常微弱的。所以后来的人们评论这场“革命”，认为“他们改革有心，创造无力。他们所作的新诗，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虽无庸滥腐臭之弊，却不免僻涩蹇圪之病，较之‘江西魔派’的诗尤其难懂。夏、谭等对于‘诗界革命’的事业，实在是志有未逮”。冷静评述自“我手写我口”开始的“诗界革命”，也许重要的意义不在是否给旧诗带来了多少改变，而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传达一种旧诗必须改变，至少必须打破固有局面，容纳新进内容这样的信息。事实上，对于旧诗的更新的努力，在黄遵宪之前，便有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实践。胡适在谈黄遵宪的同时，提到了金和。金和生于1818年，死于1885年。他比黄遵宪早，没有赶上戊戌政变那场灾难，倒赶上了太平天国的战争。胡适格外称赞金和记述南京被陷的日记体长诗《痛定篇》。此诗的好处是说理叙事清楚通顺，接近口语，而这些却是更晚的那些新体诗的试验者所缺乏的。如他的《军前新乐府》之一《半边眉》便是这样的作品。金和的《十六日至秣陵关遇赴东坝兵有感》也是记事之作：

    初七日未午，我发钟山下。蜀兵千余人，向北驰怒马。

    传闻东坝急，兵力守恐寡。北来乞将军援，故以一队假。

    我遂从此辞，仆仆走四野。三宿湖熟桥，两宿龙溪社，

    四宿方山来，尘汗搔满把。僧舍偶乘凉，有声叱震瓦。

    微睨似相识，长身面甚赭。稍前劝勿瞋，幸不老拳惹。

    婉词问何之，乃赴东坝者。九日行至此，将五十里也。

    用传统乐府诗的方式，记述途中所见，完全是纪实，却极生动明哓，讽刺之意溢自笔端。胡适说金和此类诗，是“有心人的嘲讽，不是笑骂，乃是痛哭；不是轻薄，乃是恨极无可如何，不得已而为之”。

    胡先啸对胡适的称赞金和似有某些保留，他在评胡适的文中说：“当太平之乱时尚有一诗人，其诗之品格亦在金和之上，而郑孝胥以为似郑珍之《巢经巢诗》者，则长洲江提锼叔是也”。江缇比金和更早，他的诗属于同光以后时代，“为论近代之诗所不可知也”。江堤的《静修诗》、《感忆诗》“至诚惨怛，天性独厚，又纯以白描法写之”。《静修诗》记述诗人乱中逃难于野寺，遇僧人静修的挽救方得生还，感念终生：“又闻杭州破，饿死十万民。我于万民中，念此僧一人”，“古人感一饭，重义如千钧。况于兵火际，救死出险屯。何当远寻汝，相挈同晨昏。终身与供养，如汝奉世尊”，于浅白的语言中表达深沉的情感。

    由上述的补充我们不难悟及当日的一些思考，诗的变革重在以清新浅近的口语化的努力，以传送现实人们的感遇和情怀，这种语言和内容的革新，“诗界革命”的实践远未达到。近代以还改变旧诗的实践，仅仅停留在或满足于以新名词人诗是不够的。真正的诗体革命寄希望于未来。而晚清这些诗人的一切努力都不会白费，他们不可磨灭的功绩在于怀疑——怀疑固有的秩序，并试图打破它构筑了数千年的坚固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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