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新空间的开放

    风云变幻的1898年，不仅有让人惊心动魄的百日维新及镇压这场维新运动的政变一政变的结果是把皇帝送进了瀛台看管起来，慈禧太后再次“听政”——其实是她代替了她的侄儿掌管大清帝国的一切政务。这一年，在近代学术史还有值得记取的一件大事，这就是严复译《天演论》的出版。

    《天演论》的中译打开了中国人的新视野：原先中国人只知道西方有很厉害的火炮和战舰，但认为他们仍然是未开化的蛮族，他们没有我们这样礼仪之邦的文明。现在却发现他们还有如此精到的哲学思想，而这种思想却是我们所陌生、甚至所不及的。

    严复开始译《天演论》时，它的作者赫胥黎尚在世。严复译成《天演论》是1895年即光绪二十一年，赫胥黎也逝世于这一年。附带说一句，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也于这一年出版（关于林纾，本书随后将有评述》。可见，这几乎是一本世界当代学术名著的同步的介绍。这在处于封建闭锁而且很少有人懂外文的当日中国，是非常了不起的超前的现象。以《天演论》的译介为标志，对于习惯于东方思维的中国人，无疑是展开了一片自由、开放而又新异的思维新空间。中国人开始了解，那些被他们一贯盲目地鄙视的两方人原来存着非常卓越的精密和独特的供见。这识见传达的却是他们前所未闻的天外纶音。

    赫胥黎这本著作的原名是《进化论与伦理学》。严译“天演”即进化的意思。进化一词，国内相当生疏，为了切近中国习惯，“天演”则精彩地体现了本土化的特点。《天演论》的出版，开始了中译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著作的历史，体现着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新生面。严复翻译此书有非常明确的目的，这就是他在《天演论》自序中说的，此书“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为了保种，即为了民族的生存繁衍，必须自立图强，不然，它将被更强大的力量所取代和吞噬。天演是面对中国人的现实处境的，它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民族危机的一声来自学术天空的警钟。

    严复反复强调、并希望惊醒积弱且沉睡中的国民的，是“物竞天演，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的思想。他意在说明，中闰人若能了解“天演”的律则而推进维新运动，果断地实行变法，国势就会由弱变强。否则，自然规律无情，中国将在列强的挤压下，在自然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最后难脱亡国灭种的厄运。在19世纪末叶的中国学术界，一切先进之士的言论和行动，都受到中制。匪自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濛，亦缘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

    重要的是，他把这种令我们心扉顿开的对于世界的体认，以优美的译笔介绍到这个尚属蒙昧的社会中来。这学说令我们耳目一新，我们仿佛透过严复为我们打开的这一扇窗子，望到了西方哲人为我们展示的那一片浩茫无边的天宇，这片天宇是由与我们完全不同的逻辑和思维构筑的。

    是的，在此刻我们看到的英格兰南部的这片旷野之上，当罗马人尚未来到的二千多年之前是一片蛮荒的原始森林，在森林的深处演出的是一幕又一幕持续不断的为争取生存而进行的战争，不仅在动物界，而旦也在植物界，在大自虎豹小到苔藓的一切拥有生命的事物之中进行着：强壮者胜利了，它的生命得到了繁衍；弱小者失败了，它的个体连同它的种族于是消失这一幅图画是严复为我们展示的。他一生学识广博，于西学涉猎甚多，为什么首先向我们介绍这样一部著作呢？这与当日的中国国势濒危、强敌压境的现实有关，与当日感到浓重忧患的社会精英的思考有关。有一些有志之士以自己的学问和胆识付诸行动，他们向朝廷上策，呼吁维新变法，通过各种学术讲座和新闻阵地进行新思想的传播，也通过一些实际的运作，把他们的想法变为事实。严复则是通过目前这样的介绍西方先进哲学理论的方式。这种工作是他深思熟虑选择的结果，并非率性而为。后人对此亦有所评论，“先生选择原书，乃汄定先后缓急与时势之需要而翻译。故每译一书，皆含有至深远之用意。”

    从现实的需要出发

    回顾严复一生的译介，他从现实需要出发为世所用的目的感非常鲜明，但他又非急功近利的什么热门翻译什么，而是从根本的改善社会机制与提髙国民素质着眼。那时出国留学的人日多，翻译也颇盛行，迫于时势有饥不择食的倾向，但是那时也有那时的浮躁和盲目的风气。但严复的工作却是严肃的：

    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曰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可谓“出风头式”之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责，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也。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然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先生杰出，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当《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杈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藉，去时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发生关系者，先生之力也。

    这段引文的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说，严复作为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其贡献在于使他的所知与中国思想界之间联起了一道纽带。要是学富五车，而不与本国的实际发生关系，那学问依然是水面上的飘萍。严复不同亍某些徒以学问自炫的人。蔡元培深知严复这一为学的根本特点，曾引用严复自谓译《天演论》的动机是“尊民叛君，尊今叛古”总结为“八字主义”。这八字主义概括的当然不止天演一书，而是他为学生涯的全部追求。

    严复这种尊和叛的思想的内里，是他现代的民主思想。他贯彻和实践这种思想与那些偏于行动的人有所不同，他具有很强的诉诸学理的特性。由此可以看出，他更注重于从根本上提高民众素质，更注重〒在中国平民中普及当世的思想潮流，使封建王国的子民变成具有现代思想的新民。这从他的注重理性和科学，注重对于中国国民的素质改造等主张可以看出。李泽厚论及《天演论》的功绩，认为此书的翻译，不仅在于让国人“破天荒第一遭儿知道西方也有并不亚于中国古圣贤的哲人”，“更独特的是，人们通过读《天演论》，获得了一种观察一切事物和指导自己如何生活、行动和斗争的观点、方法和态度，《天演论》给人们带来了对自然、生物、人类、社会以及个人等万事万物的总观点总态度，亦即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态度”。

    作为当代新学开山的第一人，他倡导的是一种科学精神。较之将学问变成实效，他更注重通过学识的传播以促进民众心理的健全和改造。他说过，“科学之事，可以事实变理想，不得以理想变事实”，这鲜明地体现严复思想的学理化倾向。从他从事学术活动之日起，就充满着这种理性而冷静的分析精神而区别于激情恣肆的理想狂热者。他在《民约平议》中说：“言自由而趋于故恣，言平等而在在反于事实之发生，此真无益，而智者之所不事也。自不佞言，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这种言论切近中国的实际，而不是那种好为空论脱离社会实情的髙调。

    严复评传的作者王森然根据严复的这些充满理性精神的言说，发表了一通感慨。虽然这感慨是有感于严复的这种崇尚实际的精神，但本身又是非常精彩的对于国民劣质的批判的文字。我们可从中看到论者的激愤，但若据此评之为偏颇则要慎重：

    中国之民，一浮浅不堪之各趋极端之纷乱国民也。无论骛新执旧之徒，莫不然之。而新旧之间，又如水与油摻于一盂，绝无化合之希望。……过去之极端主张自由平等者，与绝对不许有自由平等者，和假自由平等之名，而施不自由不平等之政者，得今日之恶果，则既以交相菲交相轧为其因矣。当此社会泯棼惨酷，极人世所不堪时，有鸿哲如先生者，静立乎社会之奥陬，而冥冥中左右之，并为深沉之思，理察之论，而因开一代之治；惜乎蠢蠢之氓，不可理喻，言之谆谆，而听者藐藐，循此不变，则中国将举其所以与立于天地者而丧失至尽矣。可慨也夫！这一段文字说到国民的劣根性是尖锐的，但把国势的衰颓归咎于国人之不察，则未免失之粗略。但他说到严复的“静立”而“于冥冥中左右之”的“深沉之思”“理察之治”则是相当精确的。

    1898年的一番充满激情的大业，以一个女人的反掌之力而毁于一旦，这很难归咎于中国民众的“听者藐藐”“不可理喻”。这是天数。这里有很多涉及远远近近的、深深浅浅的因由，我们用了百年的时光去叩问问题答案而尚未得出，何况当时！当然，也有皇帝和他周围一些书生的决策和运作的失当。总之，中国毕竟是中国，中国不是日本。在日木能成功的，在中国却表现为失败。一个严复难道能改变时势吗？显然不能。

    但严复自有严复的功绩，严复自有严复的价值。毕竟，他向黑暗的中国启示了一线西方的光明。而在过去，这个中央帝国除了自身之外，是不承认其他任何处有光明的。明万历年间，利玛窦遵旨画了一张世界地图，因为中国在图中的位置并不是旧时从皇上到臣民都认为的那样是处于世界的中央，而引起强烈的责难乃至圣怒。这对于封闭的帝国乃是不足为怪的必然。让完全与世隔绝的中国了解世界，并与世界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是迫切的需要。严复就这样的静立于世界东方的一隅而致力于冥冥之中的左右民智的工作，《天演论》的翻译和出版，无可置疑地是纪念碑式的事件。

    面向西方的热情1898年的中国社会，其最强烈的震动，莫过于康、梁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以及随后以慈禧为代表的对于这场运动的颠覆。原先的激情退潮之后，是留在中国万民心头的流血的伤口。这伤口似乎历时愈久而愈深，每一次的涉及和追忆，都像是往那裂隙深处撒盐。但那种震动主要表现社会的外在层面，而内在层面的震动，则表现在当日悄悄掀起的中国知识界在引进西方新近学术思想方面的热情上。这种面向西方寻求新知的意愿已到水到渠成的阶段，这是动中之静，或者叫做静中之动。严复译《天演论》的出版属于后者，而且是其中最重要的标志。

    黄遵宪对严译有很髙的评价。1901年即《天演论》出书三年之后，黄遵宪致书严复说广天演论供养案头，今三年矣。本年五月，获读原富，今日又得读名学，隽永渊雅，疑出北魏人手。今日已为二十世纪之世界，东西文明，两相接合，而译书一事，以通彼我之怀，阐新旧之学，实为要务。公于学界中又为第一流人物，一言而为天下法则，实众人之所归望者也。

    学术界的介绍西学是戊戌变法的准备和基础。中国当日的社会改革的设计涉及面很广，除了政经，还有一系列的学术思想的译介和交流。学术界的工作看似是“静立”在一边默默地进行着，其实当日中国的文人们和处于政治中心的维新志士们是声气相投而配合默契的。学术的工作，上为朝廷提供了及时而有效的咨询和参照，下为动员和改造国民素质唤起和启迪民智起着不是立竿见影而是久远的浸润作用。这些虽是“无声”的，却是非常热烈地进行的。

    那真是一个出现巨人而且创造巨人业绩的时代。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是充满了改变旧物、创造新物的激情而浪漫的中国，有许多人投身于那改变旧物的实际抗争，也有许多人致力于那创造新物的、既面对今日又面向未来的争取，但它们又是互相融合和互相渗透的，这些人尽管立足于不同的方面，但却又是互为呼应的。

    严复在当日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福建侯官人。侯官是现今福建省会福州市地界。福州是一座濒临东海的城市，清丽的闽江水自闽北的崇山峻岭透迤而来，浩渺的江流涌过风景如画的南台岛注向东海。在这座古城里诞生过近代许多风云人物，林则徐诞生在这里，严复也诞生在这里。

    1866年，严复14岁考入沈葆桢创办的船政学堂，为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五年，曾至新加坡、槟榔屿及日本等地。1877年资遣赴欧留学，人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学校，学习海军攻防诸术。他吸取新知非常广泛，捷长数学，又治伦理学、天演学，并治社会法律经济诸学。1879年归国后，先后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光绪十六年升总办，从事舰船教育达20年。

    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受中国危亡时局的刺激，在天津《直报》先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论文，反对顽固保守，主张取法西方，倡导新学，实行维新改良。严复认为培养民力、民智、民德是中国富强的根本。他思想新进，提出改造中国的具体方案为：禁止鸦片缠足而崇尚武精神，废除八股而提倡西学，废除专制而实行君主立宪。在当日思想界影响极大。戊戌时也主张变法，见解与康、梁同。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曾召见他，被询问办理海军及办学堂等事甚详。政变后，有人告密说《天演论》是散布革命言论，严复受到牵连，旋得到有力的担保，方避了这场大祸。宣统元年设海军部，特授都统；宣统三年，任京师大学堂监督；民国初年，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他是一位文理俱通而又文武兼备的发展全面的奇人。他早年倾心维新，后来又签名参加筹安会，拥护帝制，舆论认为其晚年言行颇乖张。但作《严复先生评传》的作者还是为之说了些近于辩护的话：

    先生年老气衰，深畏机阱，当机不决，虚与委蛇，无勇怯懦是其所短，论其居心，确属泊然。谓其攀龙附凤，趋利附羶，未免污之过甚也。

    近代译界第一人

    我们要是撇开这些属于对人物的复杂性进行总体评价的话题，单从学术的层面来看严复，则他在介绍西方思潮到中国方面，的确是开启了中国翻译界历史新纪元的第一人。“通观翻译史上，关于选择原书一层，处处顾到，如先生者实未之见也。先生在翻译史上有一最大影响，即翻译标准之釐定。——这指的是严复翻译观念中“信、达、雅”三个标准的提出，这三个字的提出历经百年，依然为当今译界所遵守和奉行，这是严复开天辟地的贡献。

    他在《天演论》的例言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求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信达而外，求其尔稚。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

    胡适对严复的翻译有很高的评价，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曾有很多的文字评述严复，其中有一段这样说：

    严复的英文与古中文的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故虽用一种死文字，还能勉强做到一个“达”字。他对于译书的用心与郑重，真可佩服，真可做我们的模范。他曾举“导言”一个名词做例，他先择“卮言”，夏曾佑改为“恳谈”，吴汝纶又不赞成；最后他自己又改为‘‘导言”。他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我罪我知，是存名哲。”严译的书，所以能成功，大部是靠着这“一名之立，旬月踟躇”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无论用古文白话，都可以成功。后人既无他的工力，又无他的精神，用半通不通的古文，译他一知半解的西书，自然要失败了。胡适这段话很有深意，它不仅是对严复翻译工作的极高的褒赏，也针砭时弊地说到“后人”既乏工力、又缺少精神的工作态度。胡适这些对于“用半通不通的古文，译他一知半解的西书”的指责，也可以套用来批评今日译界“用半通不通的白话，译他一知半解的西文”的弊端。

    历史以弯曲的和充满遗憾而不完美的形象出现在后人心目中。历史上的人物不论他曾经是如何伟大，也不会是完全的圣贤，作为活生生的曾经活动过的人物身上，往往也是瑕瑜互见的。严复也是如此，他作为旋风般呼啸于上一个世纪末的一代宗师，留给后人以完全难以企及的超常的才智，不论是作为中国海军和船政的第一代派遣出国的留学生和奠基人，不论是作为学者和翻译家，作为思想家和教育家，即使最后只剩下“信、达、雅”三个字，他依然是璀璨夺目的巨星，悬挂在19世纪黄昏的古长城上。

    从《天演论》说到《巴黎茶花女遗事》

    福州这地方很有趣，近代史上出现过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却也出现过像辜鸿铭、郑孝胥这样一些人物。就翻译而言，和严复同时又兼同乡的还有一位奇人，便是大名鼎鼎的林纾。林纾是介绍西方小说入中国的第一人，他在文学翻译史上的位置极为重要。是开创基业的人物，但有趣的是他不僅西文。他的翻译，必须借助另一人的口译，然后由他用古文写出译文。这种二人对译的方法，在明末清初已有实践，但限于天文历算等学科，用这方法译文学作品的历史，还是从林纾开始。

    公元1898年不仅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也是中国学术史、甚至也是中国近代翻译史匕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严复译的《天演论》出版。也就是这一年，林纾开始了他的大胆而充满传奇色彩的工作——《巴黎茶花女遗事》于这年开始中文的翻译。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两颗启明星，几乎同时在福州这座城市升起。

    据《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称：“1898年，林纾与王寿昌合作，由王口授，林笔述，译出此书，题作《巴黎茶花女遗事》，署‘冷红生、晓斋主人合译’。此为林氏译外国小说之第一部，亦为欧洲纯文学介绍入中国之第一部。译本问世之后，对我国文学界大有冲击，使传统的才人佳人式爱情小说迅速被淘汰。”自己不懂西文而涉及文学翻译的王国，并且以即将被白话文取代的、被胡适称之为“死文字”的文言翻译西方近世传达新思想和新感情的文学经典，而且他的译文竟是如此的精美传抻，以至于使这些世界名著完全的中国化了。这是林纾的一大功绩。他为此付出的精力与心血可以想见！胡适是新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依然对站在新文学对立面的林纾的工作给予客观、公允而且是很高的评价：林纾译小仲马的《茶花女》，用古文叙事写情，也可以算是一种尝试。自有古文以来，从不曾有这样长篇的叙事写情的文章。《茶花女》的成绩，遂替古文开辟一个新殖民地。平心而论，林纾的小说往往有他自己的风味；他对于原书的诙谐风趣，往往有一种深刻的领会，故他对于这种地方，往往更用力气，更见精彩。他的大缺陷在于不能读原文；但他究竟是一个有点文学天才的人，故他若有了好的助手，他了解原书的文学趣味往往比现在许多粗能读原文的人高得多。胡先骑在他的论述中也对林纾作过佳评：

    至林纾之译小说，虽苦于不通西文，而借助其译事者，文学之造诣亦浅，至每每敝精费神以译二、三流之著作。然以古文译长篇小说，实林氏之创，是在中国文学中创一新体。其功之伟，远非时下操觚者所能翘企。？这种把外国文学佳品引入中国，并以当时流行的文言文体予以传播，其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在于使国人了解了西方文学，而且还对“五四”新文学产生起了先导的影响力。尽管林纾在“五四”时期是反对新文学最激烈、也最坚决的一位，但他也许未曾悟到，他的工作却对他所反对的起了深远的促进之力。周作人曾说过，“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

    但在晚清，西方文学的被译介进来，首先的动机却并非文学的，其着重之点在于力求小说能对国民的觉醒有所助益。“最初的翻译却并非因为它是文学作品而翻译，和‘为艺术而艺术’的看法决不相同，它仍多少与政治有关。以小说视为革新政治的工具，所以和当时维新运动主张相互一致。”1898年梁启超作《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主张翻译西洋这方面的小说，这提倡与他强调小说与群治的关系相一致：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德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夤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商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书一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这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潮，也是1898年的基本声音和思路。一切都着眼于改变中国的命运。也是这位梁启超，曾有筹办大同译书局的想法，设计了一个叙例：“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可惜，他的计划没有实现。虽然同治六年清政府已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设了同文馆，但更切实的工作却在甲午战败之后。此时的翻译的工作，与鸦片战争后仅仅着眼于学习西方的科技机械不同，而希望从那里获得改变积弱的图强的方策。此一阶段的翻译已由“格致”而及于“政事”，社会科学与哲学伦理学著作也有人注意到了，其先行者则是严复。

    这就到了本书所要反复谈论的一个纪年：1898。1898年7月3日，诏立京师大学堂，并将官书局及译书局并人大学堂，派孙家鼐为管理大臣。同年8月16日，清政府决定设立译书局，投开办费二万两，“以备博选通才”。本月26日，清政府准梁启超在上海设立编译学堂。这一年是中国政局多事多变的繁忙而紧张的年头，而在头绪纷繁的举措之中，涉及翻译工作的记载竟是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可见那时对于了解世界和效法西学的心情是多么的热切与急迫。但是，那一切毕竟是偏重于文学之外的功效的考虑，是一种急于用西学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功利价值的重视，此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寻找药方”。

    但到了林纾的翻译工作，可说是近于纯文学的考虑了。即我们已从格物、致知提升到审美的层次，这当然是更为接近文学的本来意义上来了。中国人的西学为用的观念，脱离不了一个“用”字。但文学之用，显然不是即食即愈的药饵。文学对于社会，是一种潜移默化，它是从慢慢影响人的心灵起，使人们的情感得到净化和提髙，从此达到改善社会的目的。这个工作，是从不懂西文的林纾开始。他的工作是破天荒的，除了他的善解他人的意蕴的良好的文学修养，除了他的克服语言障碍的美轮美奂的文笔，还有他的惊人的毅力。他用古文翻译西洋小说从《巴黎茶花女遗事》起，共达150种，这无疑是一件奇人奇事！《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出现，震动了中国的作家和文学读者。许多读者热烈赞赏这部西式的爱情小说，为它写了不少诗肷和评论。文艺使它们觉悟到才子佳人式的中国旧小说已不能表现时代精神，在《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或摹仿之下，写出了不少新意义、新结构的爱情小说。他的译文能够使古文这种“死文字”传达出我们完全陌生的西方风情，而且情状毕肖，这真是一种神力。如下一段译文是胡适所称赞备加的，原文见林译《滑稽外史》第四十一章——方二女争时，小瓦克福见案上陈食物无数，详不可忍，徐徐近案前，引指染盘上腥腻，入指口中，力吮之；更折面包之角，窃蘸牛油嚼之；复取小方糖纳入囊中，则引首仰屋，如有所思，而手已就糖盂累取可数方矣。及见无人顾视，则胆力立壮，引刀切肉食之。

    此状司圭尔先生均历历见之，然见他人无觉，则亦伪为未见，窃以其子能自图食，亦复佳事。此时番尼语止，司圭尔知其子所为将为人见，则伪为大怒，力抵其颊，曰：“汝乃甘食仇人之食！彼将投毒酖尔矣。尔私产之儿，何无耻耶！”约翰（白老地）曰：“无伤，恣彼食之，但愿先生高徒能合众食我之食令饱，我即罄囊，亦非可惜。”再以林译第一部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一段郊游文字为例，可以看到，他的译文一开始就有一种高峰状态：

    一日天晓，朝曦射榻，马克约余野游，余诺。马克呼侍者：“公爵来，尔告以与配唐野行，晚当归也。”晨餐既竟，自携鸡子牛乳酒一，炙兔一，并车而往。出门茫然无所适，唐曰：“君将傍郊游耶，抑到林峦深处领略山光水色耶？”余曰：“向山光多处行矣。”配唐曰：“然则匏止坪佳耳。”车行一点半始至，憩一村店。店据小岗，而门下临苍碧小畦，中间以铱花。左望长桥横亘，直出林表；右望则苍山如屏，葱翠欲滴。山下长河一道，直驶桥外，水平无波，萤洁作玉色。背望则斜阳反迫，村舍红瓦，鳞鳞咸闪异光。远望巴黎城郭，在半云半雾中矣。配唐曰：“对此景象，令人欲饱。”余私讨马克在巴黎，余儿不能专享其美，今日屏迹郊坰，丽质相对，一生不负矣。余此时视马克，巳非莺衣中人.以为至贞质洁，好女子。且将其以往之事，洒为微烟轻尘，消匿无迹，过此丽情，均折叠为云片，弥积弥厚，须全化为五彩缥天，余心始悦。这一段文字，融景物、心理描写于一沪，我们不难透过文言的迷雾，窥见小仲马原作的风华，这当然借助于译者的悟性和文笔之力。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篇总结性的综述中，给了林纾的工作以很重要的评价：“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做过长篇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还使许多学他的人也用古文译了许多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狄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特殊年代出现特殊人物

    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这年代出现了各色各样的人物为它的丰富复杂性作证。百日维新和戊戌政变是一场强烈的地震，也是一次火山爆发。它的震撼在百年后的今天仍然能感到它的威力。有一批热血的中华儿女为此付出了代价。尽管如今有些人在议论那场政治风波是否过激，但我们依然为那些民族精英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所激动。这是地震的震中区。它仿佛是一面定音鼓，确定了那时代的基调。它的激情，它的乐观精神，特别是它的行动的勇气一尽管表现为缺乏经验的莽撞，却无疑完成了一曲至今仍然使人为之气壮的时代悲剧。

    中国在上一个世纪末为结束封建历史所进行的迎接新时代的斗争，是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的转折点。那次斗争是失败了，而胜利者并不是清王朝的实际决策人慈禧，随之而来的却是清王朝不可避免的覆亡。这是一个除旧布新的时代，它孕育了并召唤着各方面的人才来装点这个时代奇特的风采。我们曾经说过，这个时代出现过巨人，这些巨人分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种种的领域。也许历史上很少有哪个时代能与它相比，哪个时代也很难像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叶的中国的天空那样，出现过那么多光辉灿烂的星辰！

    而且，我们还要说，这还是出现奇人的时代。这些人不一定处于地震的中心，他们也不是时代的弄潮儿，未必对这个时代的前进或后退产生过明显的影响。但他们却以自己的奇特性装扮了这个时代的壮丽多姿。前此谈到的林纾是这种人中的一位，他自己不懂西文却成为开天辟地的翻译家。他创造奇迹，却是冥冥之中感受了这特异时代的急切的召唤！就评介西方小说的功绩而言，他的工作无疑是为处于蒙昧状态的中国读者打开了一面通向世界的窗口，而且也遥遥地为新文学的诞生奠基——尽管这并非林纾本人的愿望。他的工作是前进的、也可以说具有革命性的，然而，他却是新文学革命最激烈的反对者。

    为了攻击新文学革命，这位翻译家干脆自己做起了小说。林纾在《新申报》上发表小说攻击新文学革命，是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后的事。有一篇《妖梦》，用其中的人物影射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等。后又作《荆生》，又用其中人物攻击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其中一个大骂孔子，一个主张白话，接着出现一个“伟丈夫”骂他们道：“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沫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的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留尔以俟鬼诛。”这位林纾，还写信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其中说，“弟年垂七十，富贵功名，前三十年视若死灰，今笃老，尚抱残守缺，至死不易其操。”又说，“今全国父老以弟子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此书上后，可不必示复，唯静盼好音，为国民端其趋向。”可谓是一位对新事物势不两立的卫道者和遗老遗少的人物，但他却是一位真正的怪才。

    这样的人物还可举出好几位来，如辜鸿铭《1857~1928》也是福建人。早年留学英国，遍游德、法、意、奥诸国，精通西方好几国的语言。30岁回国，曾为张之洞、周馥幕僚，后任外交部左丞。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学贯中西，但思想保守顽固，留长辫，主张纳妾，言行很是怪异。这也是一位奇人，像这样的人还可以举出好几位。这里我们只能偏重于谈论与文学有关的人物。

    身穿袈裟而未能忘世的诗人

    公元1884年，有一位中国诗人诞生在日本，这位诗人只活了35岁。他的生命如一道彗星，掠过乌云浓重的东方古国的上空。然后消逝。但他的突目的光彩却照亮了20世纪初期的中国诗坛。他就是苏曼殊。要是说，黄遵宪是为上一个世纪末中国诗画上一个有力的句号的诗人，则苏曼殊可称之为本世纪初中国诗画上一个有力的充满期待的冒号的诗人。而且综观整个的20世纪，用旧体写诗的所有的人，其成绩没有一个人堪与这位英年早逝的诗人相比。说苏曼殊是古典诗在新世纪的第一道光焰并不过分。

    苏曼殊诞生于日本江户。母亲是日本人，为江户望族。母改嫁，随母到广东香山。他的身世坎坷。继父死，13岁家道中落，遂返日省母。柳亚子的《苏玄瑛新传》说：“苏玄瑛，字子谷，小字三郎，始名宗之助，其先日本人也。父宗郎，不详其姓。母合河氏，以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八年甲申，生玄瑛于江户。玄瑛生数月而父殁，母子茕茕靡所依。会粤人香山苏某商于日本，因归焉。苏固香山巨族，在国内巳娶妻生子矣。至是得玄瑛母子，并挈之归国。时玄瑛方五岁也。居三年，合河氏不见容于苏妇，走归日本。”苏曼殊从中国起程去日本省亲的那一年，是1898年，正是与本书内容相联结的年代。

    苏曼殊在口本先人横滨大同中学，后人早稻田大学髙等预科。1902年人振武学校，学习陆军，参加革命团体青年会。1903年于广东惠州削发。后又到上海，结交革命志士，自此奔走于苏州、长沙、芜湖、南京诸地。1906年又到日本，与章炳麟等过往甚密。参加过南社，民国成立后发表申明，反对袁世凯称帝。

    苏曼殊是一位全才，也是一位奇才，他通日、英文和梵文，译过拜伦、雪莱的诗，雨果的《悲惨世界》。写小说，善绘画，诗写得清新俊丽，七绝最佳。《本事诗十首》〈1909〕、《吴门依易生韵十一首》0913》、《无题八首》（1913）、《东居杂诗十九首》（1914》，都是著名的组诗，其中佳作连篇，令人满眼生春。

    苏曼殊的诗顽艳明隽，在一片清灵的氛围中透出淡淡的哀愁。他的诗让人联想起盛唐人的绝句，却没有唐人的那份浪漫和潇洒，而是传达出那种“优美的沉重”。苏曼殊无疑是中国诗史上最后一位把旧体诗作到极致的诗人，他是古典诗一座最后的山峰，尽管他留下的诗并不多。读苏曼殊的诗，有一种说不尽的流自心灵的凄婉，却都是至情至美的文字——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住西湖白云禅院作此》）

    柳阴深处马蹄骄，无际银沙逐退潮。茅店冰旗知市近，满山红叶女郎樵。（《过蒲田》）

    前一首是佛心，后一首是俗心，但都是色彩艳丽的自然风景，寒梅的红艳映着白雪，满山的红叶烘托着打柴女郎的笑语。这分明荡漾着一颗明亮的诗心。

    苏曼殊有一些诗很像是情诗，却又是他落发做了僧人之后的作品，这种既出世又入世的诗意，很独特，也易于诱发阅诗的情趣——

    桃腮檀口坐吹笙，春水难量旧恨盈。华严瀑布高千尺，未及卿卿爱我情，

    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相怜病骨轻于蝶，梦入罗浮万里云。赠尔多情书一卷，他年重检石榴裙。

    碧玉莫愁身世贱，同乡仙子独销魂。袈裟点点疑櫻瓣，半是脂痕半泪痕。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櫻花第几桥。

    （《以上均《本事诗》）也许是那年代有太多的忧患，国家的危难，社会的动荡，官府的腐败，对于苏曼殊来说，还有家世的不幸，铸出他二颗如此不羁的浪漫的诗魂。王霆说苏曼殊的这种浪漫情怀，“正是他苦痛的身世中悲哀的升华”，因此在他的诗文中反映出来的，不但没有轻佻淫冶之气，而富超旷绝俗之情，为古今所罕见。于右任称“曼殊诗格高超，在灵月镜中”。柳亚子也说：“他的诗个个人知道是好，却不能说出好在什么地方，就我想来，他的诗好在思想的轻灵、文辞的自然、音节的和谐，总之，最好在自然的流露。

    尽管他身世沧桑，个人有诸多难言的隐痛，一生有许多机会与心爱的女子接触，却都忍泪别去。剃度出家，却又以尘世的态度处之，他的非僧非俗的佯狂，当时及身后均极有名。他看破红尘，却又倾心革命。他是一个矛盾的综合。在他不多的译作中，对拜伦诗最为亲近，以至扶病在拜伦集上题诗：“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篇吊拜伦；词客飘零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有人据此将苏曼殊与拜伦放在一起谈论：“他俩是世界文坛的两朵奇异的花，一朵是开在东亚，一朵是开在西欧，他俩的诗好比月下夜莺在花丛中低唱般地清悠，好比深夜子规在空谷里寂啼般地沉哀。”他们的浪漫激情是相同的，而在苏曼殊，似乎更是孤僻、更为狂傲，当然，也许也更加消极。

    他们都没有活得太长，都似是划过天际的陨星的弧光。在苏曼殊，他的一生似乎为悲情所笼罩。他有《偶成》一绝，似是预为自己而作的挽诗：

    人间花草太匆匆，春未残时花已空！自是神仙沦小谪，不须惆怅忆芳容。

    他的短短的一生所作的工作涉及面极广，我们暂且把他的放诞狂傲的行止放在一边——这也占去他有限生命的相当部分——单就他的创作和学术方面来看，他的生命能暈的充分发挥所达到的程度相当的惊人。他的生命尽管短促，但他的生命能够这般的利用并使之发出光明，却是让人羡慕的。

    前已述及，他的古典诗歌的创作，据笔者不揣浅陋地大胆断言，本世纪所有用古体写诗的人都没有超过他，柳亚子也许可与相比，但柳作数量多，而优秀之作的比重却不及他。此外则是鲁迅和郁达夫，而此二人的作品众口相传的也不及他多。古典诗到了本世纪，可以说是走到了尽头，而站在这个旧诗最后时代的峰巅之上、并为之发出最后一线强光的，是一位穿着袈裟而未能忘世的诗人。

    苏曼殊的小说创作也很有名。他的小说作品，目前可见的有《断鸿零雁记》、《绛纱记》、《非梦记》、《焚剑记》、《碎簪记》、《天涯红泪记》等。他的《断鸿零雁记》由梁社乾译为英文，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被许多学校采为英文课本。此外，他还著有《梵文典》、《潮音》等，前者由章太炎〈刘师培作序，给予极高的评价。至于他的翻译，译诗有歌德、席勒、拜伦、雪莱等16人的诗，二十余首中，拜伦占了一半。此外，他还译有小说。他的泽文如他自述，是“按文切理，语无增饰；陈意悱恻，事辞相称”，是别有天地的精密准确。

    此外，他除译诗之外，还发挥他精于外文的长处，编了两本英译中国古诗的集子，一是《英汉三味集》，一是《文学因缘》。据丁丁著文说，那些集子里的诗，“有的是指出了某人译的，有的却没有指出译者的名字，不知大师无人知道译者的名字，或是出自大师自己的手？那可也无人知道了”。

    我们说苏曼殊是一位奇人，是说他有不羁的行为，惊人的才华和精力，超常的聪敏，以及广泛的兴趣和造诣。他除了文学和翻译，还擅长于绘岡，佛教典籍的修养也深。但他又是身前身后被人谈论、甚至为人诟病的人物。许多生前与他过从甚密的人物用文章记下了他们的印象和评价，这些材料，虽出自直接的观察，但又不能确证，只是可资佐证其平生的一些素材——不能作佛事，复还俗，稍与士大夫游，犹时时着沙门衣，子谷善艺事，尤工绘画，而不解人事，至不辨稻麦期候，啗饭辄四五盂，亦不知为稻也。数以贫困，从人乞贷，得银数版即治食，食已银亦尽。尝在日本，一日饭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动，人以为死，视之犹有气。明日，复饮冰如故。（《章太炎《曼殊遗画弁言》）

    性善啖，得钱即治食，钱尽则坚卧不起。尝以所镶金牙敲下，易糖食之，号曰糖僧。少时父为聘女，及壮贫甚，衣裳物色在僧俗间，聘女与绝。欲再娶，人无与者；尝入倡家哭之。美利坚有肥女，重四百斤，胫大如瓮，子谷视之，问曰：“求偶安得肥重与君等者？”女曰：“吾固欲瘦人。”子谷曰：“吾体瘦，为君偶如何？”……一日，余赴友人酒食之约，路遇子谷，余问曰：“君何往？”子谷曰：“赴友饮。”问：“何处？”曰：“不知。”问：“何人招？”亦曰：“不知。”子谷复问余：“何往？”余曰：“亦赴友饮”。

    子谷曰：然则同行耳。”至即啖，亦不问主人，实则余友并未招子谷，招子谷者另有人也。

    （胡朴安《曼殊文选序》）

    君工愁善病，顾健饮啖，日食摩尔登糖三袋，谓是茶花女酷嗜之物，余尝以苧头饼三十枚饷之，一夕都尽，明日腹痛弗能起。又嗜吕宋雪茄烟，偶囊中金尽，无所得资，则碎所饰义齿金质者，持以易烟。……往还书问，好以粉红牋作蝇头细楷。（柳亚子：《燕子龛遗诗序》）

    一日从友人处得纸币十数张。与之所至，即自诣小南门购蓝布袈裟，不问其价，即付以二十元。店伙将再启齿，欲告以所付者过，而曼殊巳披衣出门十数武。所余之币，于途中飘落。归来问其取数十元，换得何物，则惟举旧袈裟一件，雪茄烟数包见示耳。……晨起，问其食汤包否？彼不答他去，人不为异，而曼殊巳买得一笼，食其大半，腹胀难受，则又三日不能起床矣。曼殊得钱，必遨人作青楼之游，为琼花之宴，至则对其所招之妓，瞪目凝视，曾无一言。食时，则又合十顶礼，毫不顾其座后尚有十七八岁妙龄女，人多为其不欢而散。越数日，复得钱，又问人以前之雏妓之名，意盖有恋恋者。人为引之其处，而曼殊仍如前此之态，终于不言而回。……每于清风明月之夜，振衣而起，匆卒间作画。既成，即揭友人之帐而授之。人则仅受之可耳；若感其盛意，见于言词，语未出口，而曼殊以将画分为两半矣。

    （马仲殊：《曼殊大师轶事》）

    适箧中有缣素，出索大师诗，于是写此帧。未及完，巳亭午进膳。大师欲得生鳆（即俗称之鲍鱼》，遣下女出市。大师啖之不足，更市之再，尽三器，佘大恐禁弗与。急煮咖啡，多入糖饮之，促完画幅。是夕夜分，大师急呼曰：“不好，速为我秉火，腹疼不可止，欲如厕。”遂挟之往，暴泄几弗及登，发笼授药，次日惫不能兴，休二曰始行。

    （费公道：《题曼殊大师译苏格兰人赪频赤蔷蘼诗画幅》）

    曼殊之状貌踪迹，令人叵测，辛亥夏，从南溟万里航海，访蔡寒琼于广州，鬚长盈尺，寒琼竟莫能识，及聆其声音，始知之。信宿忽又北去，浃旬在沪渎，以与马小进摄影邮寄，又复一翩翩少年也。每在沪上，与名士选色征歌无虚夕。座中偶有妓道身世之苦，即就囊中所有予之，虽千金不吝，亦不计旁观疑其挥霍也。或匝月兀坐斗室，不发一言。饥则饮清水食蒸栗而已。刘申叔云：“尝游西湖韬光寺，见寺后丛树错楚，数橼破屋中，一僧面壁趺坐，破衲尘埋，藉茅为榻，累砖代枕，若经年不出者。怪而入视，乃三日前住上海洋楼，农服丽都，以鹤毳为枕，鹅绒作被之曼殊也。时或经年莫知其踪迹，中外朋侪，交函相讯，寻消问息，而卒不知伊在何处。

    （《记曼殊上人》，作者佚名）苏曼殊狂放的一生，留下了诸多可供我们后人谈论的资料。但生活在那个超常的历史转折的时代，他置身其中，我们在他佯狂的缝隙之中依然可以看到他的真情。他的一篇文字有这样一段开头：“吾粤滨海之南，亡国之际，人心尚己，苦节艰贞，发扬馨烈，雄才瑰意，智勇过人。余每于残藉见之，随即抄录，古德幽光，宁容沉晦？奈何今也有志之士，门户崎屹，狺狺嗷嗷；长妇奸女，皆竟侈邪，思之能勿涔涔坠泪哉？船山有言，末俗相率而伪者，盖有习气而无性气也。吾亦欲与古人可诵之诗、可读之书相为浃浍而潜迻具其气。自有其本心之日昧者，是无可以悔矣。”可见其未能忘世之心。

    他不是一位浑浑噩噩的人，生当乱世、末世，他又有自己深沉而隐曲的哀愁。他是过于明白透彻而愿意成为一个“糊涂人”或“玩世者”。但看如下一个说明，便知道这位以过度的失常所伪饰的人，他的内心世界有着清醒而绝不浑噩的内省和自律的节制力。这一个材料见诸柳亚子《苏玄瑛传》，柳亚子和苏是南社社友，甚为相知。他写道：“其间数数东渡倭省母，会前大总统孙文，玄瑛乡人也。时方亡命隅夷，期覆清社。海内才智之士，麟萃辐凑，人人愿从玄瑛游，自以为相见晚；玄英翱翔其间，若壮光之于南阳故人焉。及南游建国，诸公者皆乘时得位，争欲致玄瑛。玄瑛冥鸿物外，足未尝一履其门，时论高之。”

    人们只知道，一会儿是“华严瀑布高千尺，未及卿卿爱我情”，一会儿是“忏尽情禅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经眠”的苏曼殊，只知道行为乖于常人，常有悲情与沉哀的苏曼殊，确未曾认识柳亚子在上面描述的那种清高而理性的苏曼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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