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说，并不是为那些处于大时代而未能为推进这时代向着光明进步的人们作辩护。我们只是说，一个时代除了呈现为主潮的那些事象之外，也还有许多不容我们忽视的非主潮的事象。我们只是想说明，一个时代的丰裕，是由许多因素杂糅而成的。我们可以把事理剖析得透彻而简明，然而，历史本身却是一种凑合和融汇。
把话题拉回到苏曼殊上面来，从他的短暂而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可以看到，在他的放浪形骸的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因素，身世的飘零、个性的孤寂和奇兀、过人的聪颖和敏感的心灵……然而，最后不可疏忽的则是他处身其间的时代。1898年大动乱产生的时候，苏曼殊已14岁，已经是略通世事的少年人，他不可能不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酷烈和惨痛的氛围，这氛围不会不给他以刺激。而当此时，他因家境的困窘而不得不东渡扶桑，在那里接受教育。待到学成，他亦已成年，便投身于1898年未完成的事业，而这种事业对于苏曼殊来说，也还是永远的“未完成”。
读苏曼殊的诗，无处不感到他诗中充满着的浓重的感伤和悲怆，但他又出以轻灵，这是他诗歌让人着迷的地方：
狂歌走马遍天涯，斗酒黄鸡处士家。逢君别有伤心在，且看寒梅未落花。
（《憩平原别邸赠玄玄》）
收拾禅心侍镜台，粘泥残絮有沉哀。湘弦洒遍胭脂泪，香火重生劫后灰。
（《为调筝人绘像二首之一》）
谁怜一阕断肠词，摇落秋怀只自知！况是异乡兼日暮，疏钟红叶坠相思。
（《东居杂诗》）他的诗总是有丰富的组合：狂歌走马，行遍天涯，应当说是颇为豪放了，相逢之时却别有伤心情重，只剩下尚未凋落的寒梅，装点着无尽的凄清。动人的还是这种情绪的纠结。另一首也是，收拾禅心而未忘粘泥残絮的沉哀，正是忘与未忘之间，那袅袅的香烟升起之处，却映照着昔日如血的胭脂泪！应当说，苏曼殊诗情的一缕哀弦，是家事国事的沉重的聚合和投影，正是那浓重的年代所蒙翳的无边的阴郁。
但不是由此我们却宽宥了他的人生的悲剧。丁丁在40年代对他发出的总的评论，确系坦直的陈述：“在列强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官僚的黑暗政治多层压迫之下，格外急切地需要革命；所以一般先觉者，因独见那里黑暗而叹惜的，也会叹惜变成怒吼；因洞察污浊而消极的，也会消极变成积极，遏制个人主义的浪漫性，而站到纪律的为社会底斗争的前线。所以，以曼殊大师生长的年代，为了身世有难言之恫而早年出家，以及传统思想的劣根性深深地范缚，因而成了一个消极的放荡的所谓名士、不能积极的为人类社会革进的战士，虽然是可予以相当的原谅，但无庸讳言，这也是大师的一个绝大的缺点。”
以《天演论》的翻译出版为标志，再加上林纾对于文学作品的译介，从严复到黄遵宪，从黄遵宪到苏曼殊，当然更包括了主张并实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潭嗣同等一批人，我们可以看到，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交会点上，中国文人结构出现了非常巨大的变化：一批与旧文人迥异的，直接面对、并且一定程度上还直接掌握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已经出现。
他们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构成和素质，而且还导致文化思想的深刻变革。传统的中国文化正在经受崭新的西方文化的诱惑和冲击。中西文化和新旧思想不仅在部分知识分子中，而且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展开。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教授张灏对此有过一段精彩的评述——一般来说，中国的精英往往未必是政府的批评者，反而是它的支持者。可是，在中国的知识阶层和现代政府之间则不存在这样的关系。总的来说，他们对政府提出的政治要求要比士大夫多，而他们的政治支持则远不如士大夫可靠。因此，他们与国家的关系常常是一种紧张的、而不是同命运的关系。在这里，中国第一代知识阶层又证明了它的典型性。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等知识分子并不一定都是政府的革命派政敌，然而他们的基本政治态度是与政府离心离德和对它抱有批判的意识。
新、旧知识分子集团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也是大异其趣的。中国士大夫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感到自满。对他们来说，这种传统是天地间知识的唯一源泉。它能提供指导人类心灵和社会活动的智慧和准则。因此，他们对自己的文化遗产十分自豪，对过去延续下来的思想源流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意识。如果士大夫有时为自己和秉政当局之同的关系惑到烦恼的话，那末，他们之间的文化一体感却是不大会出现问题的。然而，当维新时代开始时，和西方文化的五十年接触巳经大大开拓了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文化视野，同时使他们与自己的传统产生了疏远感。由于各种各样的文化信仰从外部纷纷涌进中国，自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现代世界中迷失了他们的精神方向。因此，在产生中国知识阶层的同时，其成员不但有了开拓的文化视野，而且还经受着怎样与自己文化打成一片这一深深令人苦恼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过去士大夫几乎闻所未闻的。
从所有这些与社会、国家以及文化传统发生的关系中，可以看到维新时代产生了新的社会类型的人，这些人和旧式士大夫截然不同。他们的出现，与新颖的思想风气、新的变革的^组织工具以及正在成长的社会舆论一起，构成了维新时代的主要遗产。
那时夜色浓重，黑云层层翻滚着，要吞没闪电过后的那一点点明亮。当所有的火种在这古大陆的黄土层上都无处埋藏的时候，那些播撒光明的人，只好把它挟带到了远离吞噬星火的地方。公元1898年即将过去，在这黑色之年留下的最后一些日子里，受通缉而客居日本的梁启超，终于从惊魂不定的逃亡生活中安定下来，一批中国流亡者在日本的横滨酝酿着一份新报纸的诞生。
这一年的12月23日，《清议报》作为维新派仅存的最重要的舆论阵地正式出版。这份旬刊为了表示自己的信念，采用孔子纪年。发行兼编辑署名“英人冯镜如”，实际上是由梁启超主持，麦孟华、欧榘甲等协作兴办的。梁启超在该报第一册发表了《横滨清议报叙例》。这篇叙例一如梁启超一贯的文字，有宏大的气势、高远的意境，是一篇充满才情的散文。他首先从世界的大趋势进人中国社会现实的话题：
輓近百余年间，世界社会日进文明，有不可抑遏之势。抑之愈甚者变之愈骤，遏之愈夂者决之愈奇。故际列国改革之始，未尝不先之以桎梏刑戮之干戈惨醒。吾尝纵观合众国独立以后之历史，凡所谓十九世纪之雄国，若英、若法、如奥、如德、若意、若日本，当其新旧相角官民相争之际，无不杀人如麻，流血成河，仁人志士，前仆后起，赴汤蹈火者项背相望。国势岌岌，危于累卵，不绝如缕。始则阴云妖雾，惨黯蔽野；继则疾风暴雨，迅雷掣电，旋出旋没，相搏相击，其终乃天日忽开，赫曦在空，和风甘雨，扇鬯群类。世之浅见者徒艳其后此文物之增进，民人之自由，国势之勃兴，而不知其前此抛几多血泪，掷儿多头颅以易之也。梁启超这番话，意在鼓励受到变政失败重大危难袭击的国人，告以有追求必有苦难相随的道理。举的是当日世界一些先进国家的民主进步，都是以流血牺牲所换取，而决非坐享其成。总之是，阳光灿烂的明天是以今天的阴雨雷电为代价的。这篇《叙例》刊于《清议报》第一册，可以看作是刻刊未曾言明的“发刊辞”，是“首章明其志”的意思。可是此文却提供了放眼全球的大视野和纵观成败的大胸襟，是很能体现1898年的危亡之际的大气势的雄文。
回到现实中来，梁启超回顾说：“乃者三年以前，维新诸君子创设《时务报》于上海，哀哀长鸣，实为支那革新之萌蘖焉。今兹政变下封报馆之令，揆其事实殆于一千八百十五年至三十年间欧洲各国之情形大略相类，呜呼，此正我国民竭忠尽虑扶持国体之时也，是以联合同志，共兴《清议报》，为国民的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呜呼，我支那四万万同胞之国民当共鉴也，我黄色人种欲图二十世纪亚洲自治之业者当共赞之。”这说明，这份报纸是在政变当局封禁维新报刊之后，作为《时务报》的继续，一种保存进步火种的办法和措施。这是挫折，然而更是机会。从梁启超当日这些言论看，却是一种不畏挫顿积极奋斗精神的展示。
坚定的宗旨
《清议报》第一册刊登的该报四条宗旨是：“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这四条依然表现出一种从容的气度，长远的目光。它说明，这份报纸的创立不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应急的举措，而志在长远的提髙国民的学识，最终以改善民众心理素质为指归。一种立足于亚洲文化学术建设、加强与邻国联谊的国际交流的世界性视点，有力地体现出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范。尤为可贵的是，至今我们仍能从中体会到它的镇定自若、处变不惊的心态。
1898年的灾难，造成了中国改革局面的大倒退，六君子蒙难，康、梁等出走，进步的报荦被封，维新派和同情维新派的人被放逐，是一片秋风萧飒的景象。《清议报》在横滨的创办，代替了那些受到损毁的言论阵地，有力地接续了维新变革的舆论传播，它是火种绵延的证实。《清议报》对受到这一灾难事件袭击的处于彷徨中的人们是一个鼓舞——尽管当日普通民众基于条件很少知道这种存在，但在知识分子中却有它相当的影响。这就叫做：石在，火是不会灭的。
我们今日仍然从报纸的主持者那里看到了坚定和信心。这对当日受到震动的士民是有力的慰藉。事实上，《清议报》创立之后，通过自己的立论，致力于受到事变震动的国人的心理调整，许多言论，均是以积极前瞻的姿态导引人们从悲哀颓丧的深渊.中拔足而起。欧榘甲以《论政变与中国不亡之关系》为题，针对时人以为政变发生中国沦亡的认识，讲了关于存亡的道理：中国之亡也久矣，若其复存也，实自政变始。圣主幽囚一周年，乃为吾国民开独立之基础也；维新六君子流血，乃为吾国民苏建国之思想也。有独立之基础，有建国之思想，虽强邻入此室处，日施其潜移默化之术，欲使之就其范而不可得也。虽伪政府遍布罗网，加以汉奸土匪之名，欲使之仍其羁轭而不可得也。呜呼，戊戍变法抱杞忧辍拊膺太息曰：“中国亡矣！”而孰知未政变以前，中国若不亡乃真亡，既政变以后，中国若既亡实万无可亡之理乎！
这篇言论很有力，它通过存亡名实的辩证思维，讲述了挫折将为发展带来生机和希望的道理：在过去的“平静”中潜隐着灭亡的一切条件，而在今日的看似肃煞的沉寂中，却酝酿着再生的动力和契机。该文从“政变后之民心”和“政变后之民智”两个方面展开论点，论证政变失败正是“中国不亡”的道理。舆论在这里成为了最直接的手段，激发处于“失败”的境遇中的国人，于黑暗中昂然而起争取光明。
关于成败存亡的道理，是当日报纸主持者确定的言论要务。在欧榘甲之前，已有梁启超名曰《成败》的专文。该文也发表于《清议报》气他首先从“天下之事，无所谓成，无所谓败”说起。“所谓无所谓成”，是指事物进化无止境，“进一级更有一级，透一层更有一层。今之所谓文明大业者，自他日观之，不值一钱矣”，认为，欲求所谓“美满圆好毫无缺憾”是永远的不可能。“成”是无止境的，因此说“无所谓成”。他讲述的重点是在“无所谓败”上。这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
何言乎无所谓败？天下之理，不外因果。不造因则断不能结果，既造因则无有不结果，而其结果之迟速近远，则因其内力与外境而生种种差别。浅见之徒，偶然未见其结果，因谓之败云尔，不知败于此者或成于彼，败于今者或成于后，败于我者或成于人。尽一分之心力，必有一分之补益，故惟曰孜孜，但以造因为事，则他日结果之收成，必有不可量。若怵于日前，以为败矣败矣，而不复办事，则遂无成之一日而巳。这就是言论的作用：给受到挫折的仁人志士以至广大的国民以激励，指出眼前之“败”乃是种下日后的“成”的种子，看似失败实是为成功创造条件。
梁启超写这篇文章时，是公元1899年的8月，距离戊戌政变的发生是整整一周年。在这个时候，《清议报》的这一篇文章既是及时的召唤，又是深情的纪念。梁启超特别说到日本的吉田松阴，认为“日本维新之首功”应属松阴。而这位吉田松阴，却是一位失败的英雄：“考松阴生平欲办之事，无一成者：初欲投西舰逃海外求学而不成，既欲纠志士入京都勤王而不成，既欲遣同志阻长藩东上而不成，事事为当道所抑压，卒坐吏议就戮，时年不过三十，其败也可谓至矣。但是，吉田松阴的“败”却最后变为明治维新的“成”。这就是梁启超说的“败于我者或成于人”。不难想象，这样的言论，在受到1898年灾难打击的中国人心目中，真是雷鸣电闪般的震撼。
维新派人物的这种成败观，往后在历史学家那里得到了支持。《剑桥中国晚清史》说——
维新运动决不能算作是完全的失败。从一开始，它的下面便是一阵思想的巨浪。当一八九五年以后政治的活动展开时，它所唤起的感情和注意力反过来又加深和扩大了这阵巨浪。结果，尽管维新运动没有能达到它的政治目标，但它所引起的思想变化却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有着长期的和全国规模的影响。
首先，这一思想变化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阶段，即新的思想意识时代，正如上面所看到的那样，维新的时代出现了由于西方思想大规模涌进中国士大夫世界而造成的思想激荡。这便引起了原有的世界观和制度化了的价值观两者的崩溃，从而揭开了二十世纪文化危机的帷幕。从一开始，文化危机便伴随着狂热的探索，使得许多知识分子深刻地观察过去，并且超越他们的文化局限去重新寻求思想的新方向。
宏阔的视野
本章开始时，曾说到《清议报》所体现的大胸襟和大意境，不是急促的、短视的，而是一种着眼于长远的、从容的精神。这种处变不惊的心态是非常感人的。《清议报》编者的这种心态通过报纸的编辑方针得到保证。《清议报》的办刊方针有着长远的总体的思考，并不是一批逃亡者急于求成的表达政见的传单式的阵地，而是体现了上述那种大视野。这从《清议报》所设的栏目可以看出。在它的出版“规例”中，规定了它的计划和要求“刊录”的六项内容：一、支那论说，二、日本及泰西人论说，三、支那近事，四、万国近事，五、支那哲学，六、政治小说。在《清议报》第一册刊登的“叙例”中，还有一则类似现在的“稿约”那样的内容：“报中所登支那人论说，系本馆自聘之主笔撰述，其日本及泰西论说，则由寄稿或译稿采登，各国志士如有关心支那大局惠賜大稿者，请于每次定稿之前惠寄，必当照录。”从创刊之始所设计的内容栏目到约稿范围，都证实上述认为的《清议报》的远大的意境和眼光。
《清议报》创刊之后，所刊稿件都涉及非常广泛的内容。当然，最重要的内容还是针对中国社会而意在启蒙的重大问题，如《论支那宗教改革》（第十九、二十册》、《论中国人种之将来》（第十九册》、《论中国当知自由之理》（第二十四册）、《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第二十六册）、《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曰本东方政策》（第二十六册）、《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第三十册）、《中国文明之精神》（第三十三册）、《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今日》（第三十八册》、《论中国救亡当自增内力》（第四十一册）、《独立说》（第五十八册》、《论支那人国家思想之弱点》（第七十三、七十四册）、《论非立大政党不足以救将亡之中国》（第七十九册》等等，这些题目都是针对现实的政论性很强的大题目，说明该报的目标也仍然集中在救亡和启蒙这两个基点上。
《清议报》除了发表关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时论外，还通过它的介绍和报道，引导国人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为提高国民对全球的情势和我国的处境的了解，它还辟有“新书译丛”专栏，介绍的新书有《国家论》（德国伯伦知理）、《各国宪法异同论》（梁启超译）等书。此外，还有《外论汇译》和《外国大事记》等栏，外国大事中如《西班牙弊政》、《意大利近政略述》、《菲律宾战耗》、《俄国内优》等涉及面相当广。这对长久封闭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陌生时空的开放，于提高国人素质有很大作用。
由于《清议报》主持者具有的开阔眼界，促使它并不把目光单盯在一些政洽性很强的大题目上。它在“政治小说”的栏内发表翻译小说，虽然仍然着眼于政治意识的启蒙和传播，而毕竟在报纸中引进了文学。《清议报》与晚清“小说界革命”有着直接的和密切的关系。作为新闻手段的报刊以它的篇幅和园地促进了文学改良运动，《清议报》有率先倡导之功。
除了小说，更有一层是在诗肷方面，《清议报》创刊后即开辟“诗文辞随笔”专栏。此栏先后集中登载谭嗣同、丘逢甲、康有为、蒋智由等人的诗作，是为晚清“诗界革命”最早的阵地。1898年的事变所给予人们情感上的震撼，鲜明地保留在这个刊登诗歌的专栏中，留下了痛苦岁月的记忆。其中如署名觉庵的一首《戊戌八月拟北上陈书在上海闻变南迁》，是当时非常真实的苦难心灵的记载：
叹息南还万事非，凄凄江上对斜晖。头颅未得酬君国，身世空怜老布衣。海内人才成党锢，欧西燐燧达京畿。攀龙附凤吾何敢，指点西山欲采蔽。此外，署名西樵樵子的一些悲慨之诗也留下了当日苍凉的气氛，如《哭烈士康广仁》：“李杜衔冤死别离，东京气节最堪师。汝南郭亮今何在，愧我无能敢葬尸。”又如《心不死》：“败不忧，成不喜，不复维新誓不止。六君子头颅血未干，四万万人心应不死！”；更有一首是与这份报纸直接有关的《香港夜读清议报》：
茏崇槔萃太平山，碧海苍波万里环。静对孤灯无限恨，喜留清议在人间。梁启超对自己的报纸刊登诗歌显然很是满意。他在《清议报》创刊号上著文历数该报种种举措的特色，特别推许这个“诗文辞随录”专栏“类皆以诗界革命之神魂，为斯道另辟新土”。他在为《清议报合编》写的《本编之十大特色》中，把这列为一项：“本编附录诗界潮音集一卷。皆近世文学之菁英，可以发扬神志，涵养性灵，为他书所莫能及也。”从这点看，《清议报》不仅对小说界革命、也对诗界革命的倡导和推进起了直接的和积极的作用。
艰难中的使命
但《清议报》毕竟还是维新派在变政计划受到挫败后，用以宣传自己的宗旨并传达自己仍然存在之声音的喉舌，它的办报方针首先还是着眼于全局，特别是着眼于中国政局。梁启超非常看重报纸这一舆论园地。他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的纪念号上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办报思想和方针。他认为报馆的作用在于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它“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由于看到了这种舆论阵地的重要性，所以他们确定的目标是很高的，是以最佳报章的标准来要求的。这体现在梁启超如下的话中：“校报刊之良否，其率何如？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若是者良，反是则劣。无疑，确定了这样高标准的《清议报》是以这个“良”为自己的目标的。这四条标准能在100年前确认是一种智慧的体现。这种目标甚至经历了100年也还是新鲜，今日环顾左右，也还是相当多的报纸所无法企及的遥远和陌生。
梁启超在《清议报》出版一百册回顾时，重新总结了这份报纸创立以迄于今为自己立定的使命。这使命概括起来也有四项：一曰倡民权；二曰衍哲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厉国耻。在谈到“厉国耻”一项时，梁启超说：“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内其国而外诸邦，一以夭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最后，他总结说：“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
从以上的叙述不难看出《清议报》的大抱负和髙境界。当然，它也有自己的局限，例如办报人的政治视野和立场就带来这样的局限性。把这种局限性放置在百年前的当时处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胡汉民在他的《近年中国革命报之发达》一文中，曾以鄙薄的口吻论及《清议报》：
梁启超逃于日本，为《清议报》以泄其愤，专为清太后及荣禄、刚毅个人身上之攻击，次则颂清帝载渐之圣明，而望其复辟召用，此为保皇报之杈舆。其言有曰：“今上非满人耶？吾戴之若帝天也。张之洞非汉人耶？吾视之若寇仇也。”梁氏之头脑如是，亦即《清议拫》之主义也。故于报界无何等之价值。
批评者从一个角度，看到的是某一个侧面，即梁启超的保皇立场的一面，认为他主办《清议报》是在“泄愤”，并据此断然说“于报界无何等之价值”，且流露出明显狭隘民族情绪，实恐有失偏颇。
公元1912年10月22日，梁启超在北京一次报界欢迎他的集会上，说到自己历来办报的经历及思想，这对我们了解他办《清议报》的背景和初衷是有帮助的。
鄙人之投身报界，托始于上海《时务拫》，同仁多知之。然前此尚有一段小历史，恐今日能言者少矣。当甲午丧师以后，国人敌忾心颇盛，而全懵于世界大势。乙未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大政社名强学会者……向上海购得译书数十种，而以办报事委诸鄙人。当时，固无自购机器之力，且都中亦从不闻有此物，乃向售京报处托用粗木版雕印，日出一张，名曰：《中外公报》。只有论说一篇，别无纪事。鄙人则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其言之肤浅无用，由今思之，只有汗颜。当时安敢望有人购阅者，乃托售京报人随宫门钞分送诸官宅，酬以薪金，乃肯代送。办理月余，居然每曰出三千张内外，然谣诼巳蜂起，送至各家门者，辄怒以目，驯至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矣。
这也许是维新运动中报纸的雏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信息传递的比较初始的方式。后来，也许被发觉是一种危险的言论传播的行为，于是就有了梁报告中说及的那样“不禁之禁”的局面。
《时务报》的纪念
风云迭起的1898年有许多事件，这些事件有的是夺人耳目的大事，有的则不很起眼，但都充满了风前雨后的暴烈之气。与1898年《清议报》的创立可以并提的则是这一年《时务报》的终刊。有了一个终结，就有了另一个开始，那的确是一个生生死死的大时代。在《时务报》创刊之前，有前面述及的《中外纪闻》。从这个“准”报纸的初创和发行，可以看出当日的改良派为了表达自己的意愿和主张，进行了多么艰难的工作。《中外纪闻》的方式启示和鼓舞了维新力量的信心，也积累了经验。1895年8月强学会成立。次年1月《强学报》创刊。这是继《中外纪闻》之后维新派创办的另一份机关报。这个报纸的宗旨是：“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由此可见，该报是方针明确、倾向鲜明的锲入社会现实的报纸。康有为为《强学报》创刊撰写了《上海强学会序》，指出摆脱“愚弱”力求“自强”的主张。迫于顽固派的压力，《强学报》只办了两期便宣告停刊。
这样，我们便迎到了《时务报》的诞生。《时务报》创办于1896年8月，停刊于1898年8月，共出版两年，是一个旬刊，每期二十余页，约三四万字。梁启超任总主笔。梁启超自1895年担任《中外纪闻》主笔到此时担任《时务报》主编，只是二十三四岁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在报纸的工作中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对新事物的敏感。对这种工作热情他有过生动的回忆：“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余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记当时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来，分七八人始乃任之。”当日的青年梁启超正是以异常旺盛的精力与才识，全身心地投人这一工作中去的。
《时务报》在当日的知识界和部分有进步倾向的官僚中，有很大的影响和很高的威望。“虽天下至愚之人，亦当为之蹶然奋兴，横涕集慨而不能自禁。”（汪恩至语）该报初刊时每期只销四千份左右，半年后增至七千份，一年后达一万三千份。是当时全国诸报中发行量最高者。正因为时务报有左右全国舆论的巨大影响，围绕着这张报纸，维新派和伪维新派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舆论阵地的斗争。这斗争一直进行到风云变幻的1898年8月。这年的9月26日即戊戌变后的第五天，慈禧矫诏：“《时务官报》无裨治体，徒惑人心，并着即行裁撤。”一纸诏书，宣告了这场报纸争夺战的结束。
世乡己之交的召唤
但前期《时务报》的工作无疑为梁启超办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了《清议报》时期，那种外来的干扰少了，梁启超和他的几位合作者，终于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报纸的建设工作。但因为是在国外出版，依然存在着很多的困难与不便。梁启超自言广戊戌八月出亡，十月复在横滨开一《清议报》，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彼时最烈矣。而政府相疾亦至，严禁入口，驯至内地断绝发行机关，不得已停办。”
《清议报》在流亡的环境中，坚持在海外营造舆论园地，虽然旨在宣传维新派受挫后的政治主张，但由于报纸设在国外，日本当时又是比中国先进的国家，那里的国际性条件使报纸获得比较阔大的视野。正如前边述及的，《清议报》除了发表旨在唤醒国人觉悟的重大话题的文章之外，还涉及文化、文学和诗歌等方面的内容。特别在报道当时世界各国的政经、文化、社会动态方面，已经萌生出现代新闻报纸的初步品质。
《清议报》为扩大自己的信息量做了大量工作。它注意译登一些外国报纸的时论，目的也即在借以扩大国人的视野，如日本报纸登的《论美国近政之变迁》，英国作者写的《俄国蚕食亚洲及其将来》，即使这些均不是直接与国内政局有关的言论，《清议报》也一律予以登载。但大量的也还是社论、专论一类文章，以及一些关于国内的新闻报道，这些报道所捶供的信息对海内外人士的沟通，对时局动态的了解，都有很大的助益。例如：
中国政府奉后之命巳饬在广东省城之北洋海军提督叶祖圭带领海天、海等两快艇往南海一带接应前派往该处之刺客。盖如能将康有为或邱菽园并他著名维新党人活拿，即可交海天等舰带回也。该二舰驶行甚速，每点钟时能行一百二十华里。英国在南洋之海无有如此迅速之舰，将来虽欲追赶亦不能如愿，此皆中朝之密计，欲使维新党人无可逃遁耳。再如：
字西林拫云，在北京及各省之维新党人，现西后以设有妙法剪除之，以现在无论何御史保举何等人员，及奏请何员补何缺，必须以所请详加考复，须俟一礼拜或十天而后乃有准否之谕旨。若以从前而论，此等事至多一、二天即有明谕，今则不然，如其所保所请之人查有可疑新党之处，或与西人往来、或曾办过洋务等情必立将该员黜去不用。
也有类似今日报章读者来书之类的文字，有一篇由“旅檀义民”撰写的题为《檀香山华人被虐记》，就像今天的读者投书：
呜呼。国之不振，我四万万同胞受人凌辱作践，其种种惨状岂意料所能及，岂笔墨所能罄哉！余旅居檀香山二十年矣，余恨未能一游台湾、旅顺、胶州、威海、大连、九龙、广州湾故墟，未尝睹亡之国失地之惨状何如，然见诸报纸之记述，得诸里巷所传闻，既已使人怵心酸鼻，欲读不能卒读，欲听不能卒听，然犹以为独被割之地惟然耳，而不竟今曰乃于檀香山亲遇而亲睹之。吾欲记其事，则笔未下而泪已倾……这位读者所记的华人如何被虐受辱的事实并不重要，因为这样的事实记不胜记。重要的是，作为当日旅居国外的中国人所拥有的“亡国之民”的心境和情感借报纸得到了表达。
这时的《清议报》，较之几年前《中外纪闻》的“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已有了大的进步。这时的《清议报》也不同于梁启超所批评的早期沪、港、粤三地报纸的粗俗——“号称最盛，而体例无一足取：每一展读，大抵‘沪滨冠盖’、‘瀛眷南来’、‘祝融肆虐’、‘图窃不成’、‘惊散鸳鸯’、‘甘为情死’等字样，阒塞纸面，千篇一律。”《清议报》有自己严肃的立场，明确的目标，但又有文化和社会的涵容的品质，至少，它已经超出与早期的“邸报”或晚后的专刊社会新闻的报纸而拥有高的品位。它在异国隔绝的情况下艰难困苦地奋斗到整整一百期，它的成绩是极其显著的。方汉奇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中评介说：“在编辑业务上，《清议报》借鉴了日本杂志的一些作法，除‘本馆论说’、‘时论译录’、‘中国近事’、‘外国近事’等传统栏目外，增加了‘政治学谭’、‘汗漫录’、‘闻戒录’、‘猛省录’等许多新栏目，发表专论和短评。诗词小说之类的作品，也设有专门的栏目，附于报末，为它所联系的作者群，提供园地，报纸版面比《时务报》时期为活跃。”
《清议报》诞生在灾难的1898年，它从死处求生，把上海的《时务报》、天津的《国闻报》开始的事业发扬光大，在异国他乡播撒变革维新的思想，终于在1901年以完整的三年的时间出至第一百册。梁启超当然非常珍视这三年辛劳换来的成绩，为了庆祝这个胜利，他亲自撰写了洋洋洒洒的一篇长文：《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其目的显然在借《清议报》百期的庆典以总结中国维新报业运动的成就。这位文化巨人在这篇文章的结论部分，寄希望于《清议报》能从“一党报之范围进人一国报之范围”，“更努力渐进以达于世界报之范围”，依然表现了世界性的宽阔眼界。梁启超文章最后禁不住高呼：“《清议报》万岁！中国各报馆万岁！中国万岁！”
但也许是一种命定，也就在他良好的祝辞发出的时刻，《清议报》也随之画上了句号。《中国近代报刊史》这样记载了这家报纸的终结：
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曰《清议报》出至第一百期。为了纪念这个曰子，这一期改为特大号，发表了梁启超写的《本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报之经历》等纪念性文章。特大号刚刚出版，设在横滨元居留地百五十二番馆的报社就遇到火灾，馆舍和一应设备全部焚毁，原来保险单上没有把经理人的姓名写准确，承保的外国保险公司拒付赔款，《清议报》因此停刊。从1898年12月23日（阴历十一月十一日），到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以完整的三周年，走过了跨越两个世纪的艰难路程。它的最后的火焚，仿佛是上苍有意的安排，这是19世纪一次凤凰涅槃的仪典，也是20世纪日出时刻腾空而飞的一只再生的凤凰！X寸于苦难中的中国，这是否是一次预言，或者是一个暗示？也许是一个警号，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火焚，也许是预示着往后100年的更加严峻的命运的挑战！
从古老的燕京大学图书馆出来，笔者的耳边依然喧腾着上一个世纪黄昏时节的呐喊和召唤。当年的英豪和志士都已远去，他们叱咤风云的名宇也成为历史。但我们依然能从当年的文字中感受到那种专注和投入的热情，那是一次次以生命和热血为代价的搏击。这种精抻，在这个世纪末浮嚣的习气和放浪的游戏中，已经变得非常的陌生和遥远了。
康梁在政治上虽然失败了，但在文学上却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桎梏思想的八股文，埋没人才的科举制度，因了康梁的猛烈攻击终于废止了。使一般士人可以不受功名的约束而自由思想，自由写作，这是文学进步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梁启超自亡命日本以后，先是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以鼓吹他们的政治主张，为了扩大宣传，增加外力起见，自然不能不采用平易畅达明白如话的文体。这种文章易学易懂，所以即刻风行全国，成了报章体的老祖宗。0因为有了梁启超的文章，于是开创了一个梁启超文体的新时代。这个文章的新时代，即是以梁启超汪洋恣肆的文字为模范的“报章体”。梁启超生平传记的作者，在谈到1898年梁启超主持《清议报》的编务时髙度评价了梁启超的贡献，谈他“沛沛浩浩若有电力的热烘烘的文字，鼓荡着，或可以说是主宰着当日的舆论界”。关于这种文章的养成和风格，梁启超曾有自叙：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铄。至是（《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讥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平易畅达、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这确是对自己文风的中肯总结，也许还应加上另一个特点，即奔腾飞动的气势。他的这种文章风格，对于拘谨严整的古文，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种文章更切于实用，而不是如同往昔那样偏于技巧的炫耀和赏玩。这样，文章就从古文大家的规范中，从模范文选中走出来，成为人人能够阅读和书写的实用的文体。
梁启超说自己“夙不喜桐城派古文”，但他却是从那里走过来的。胡适说：“谭嗣同与梁启超都经过一个桐城时代，但他们后来却不满于桐城古文。他们又都曾经过一个复古的时代，都曾回到秦汉六朝；但他们从秦汉六朝得来的，虽不是四六排偶的形式，却是骈文的‘体例气息’，所谓体例，即是谭嗣同说的‘沉博绝丽之文’；所谓气息，即是梁启超说的‘笔锋常带有感情’。这种“夙不喜桐城派古文”而又“经过一个桐城时代”，从那里走出，却又得到了并吸收了那里的“体例气息”，胡适这样的分析没有把问题简单化，是非常切合中国的实际的。
胡适这种对谭嗣同和梁启超旧学渊源的探寻，及其对他后来文章风格生成的分析，为分析中国文化问题提供了有用的经验。中国有极为丰硕的文化积蕴，中国文人从传统文化所获得的营养（包括积习）怎么估价都不会过分，因此，在处理传统影响时，简单和轻率是非常容易失误的。胡适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将，他以毕生心力向着古文的规范进行不遗余力的攻击。可是，对于被称之为的“桐城谬种”，他都有一番冷静的分析：“那些瞧不起唐宋八大家以下的古文的人，妄想回到周、秦、汉、魏，越做越不通，越古越没有用，只替文学界添了一些似通非通的假古董。学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数还可以做到一个‘通’字，虽然没有什么大贡献，却也没有什么大害处。这是很平和也很公允的一种判断。当然，梁启超和他的维新派的朋友是从桐城派古人中走出，走到了新文体的新境界了。”
这一点，曾使刘师培大为感慨：“时代的力量是伟大的，它既能使桐城派的文人移译西书，又能使文选派的文人大谈其小说与戏曲。时代的力量究竟是伟大的。”感慨之余，他还是站在文学改革以切于世用的立场上：“故就文字之进化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昔欧洲十六世纪，教育家达泰氏以本国语言用于文学，而国民教育以兴。盖文言合一，则识字者日益多。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启超和维新派文人推进新文体的出发点也即在此，他们力求“文言合一”，使识字者日多，而不是以文章的精深典丽为目的。
近代文体新概念
梁启超的语文观念是前进的。他认为中国古代文与言合，极华美的文字，却是当时的语言，文学的进化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语之文学。所以他不避以口头平易之语人文，也不避引用外来语入文。他的实践一方面是向着中国古文，特别是八股文陋习的猛烈的冲击；另一方面也正是在实际的运用中创造了新文体的雏形。在维新派那里，特别是通过他们的报章的推动，影响深远的桐城义法和选学规范一下子土崩瓦解，其影响于是也告式微。
后来康有为和梁启超在语文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康与梁不同，他完全站在保守的立场上。他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中认为：
我国数千年之文章，单字成文，比音成乐，杂色成章，万国罕比其美，岂能自舍之？且以读东书学东文之故，乃并其不雅之词而皆师之，于是手段、手续、取消、取締、打消、打击之名，在日人以为俗语者，在吾国则为雅文，至命令皆用之矣。其它如崇拜、社会、价值、绝对、唯一、要素、经济、人格、谈判、运动，双方之字连章满目，皆与吾国中国训诂不相通晓。……今之时流，岂不知日本文学皆自出中国，乃俯而师日本之俚词，何无耻也，始于清末之世，滥于共和之初，十年以来，真吾国文学之大厄也。
康有为认为日本文学“皆出自中国”，而今日转而师之是“无耻”，这一观念的迂腐不辩自明。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列举并予以反对的日本“俚词”，却早已成了今曰现代汉语中的常用词汇。康有为的语文保守观念业已为事实所驳倒。
对比之下，同是国学大师的王国维却表现得异常的明敏。他的语文观念是全新的，在论文《论新学语之输入》中，他主张引进新语汇以应世用：“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
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而上学，渐入于中国……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运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也，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这些话看来很像是对康有为观点的驳难。
“报章体”有时又称“时务文体”，初起于70年代，形成于90年代，是适应鸦片战争后实用文章增多的需要而形成的，是由龚自珍、魏源、冯桂芬、薛福成等经世致用的政论文章发展而成。时用文体以实用性为文章的第一要义，以能明白地表达和广泛使用为指归。它打破义法和陈规，实行文体解放，的确大大激活了古文在实际生活中的实用能力。而且对中国古文的板滞有了大的改善，使古文不仅能够适应救亡图存增益民智的功效，而且也适应了中国寻求和引进世界新学的学习和介绍的需要。
在改造中国古文的进程中，梁启超是实践最力、成绩最著的一位，他是当之无愧的新文体的实践者和创造者。李泽厚认为梁启超的主要业绩还不是戊戌时期的功劳，也不是时务报时期风靡全国的政论——梁氏所以更加出名，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更大，却主要还是戊戌政变后到一九〇三年前梁氏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拫》，撰写了一系列介绍、鼓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的原故。
李泽厚认为上述1898-1903年间是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他这一时期的论著“对连续几代的青年都起了重要作用”。郭沫若在回忆自己少年时代的思想影响时说到——《清议报》很容易看懂，虽然言论很浅薄，但他却表现得很有一种新气象。那时候，梁任公巳经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屑他，但却喜欢他的著书。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俾士麦之余，便是崇拜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
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但梁启超并非尽善尽美，对他的文章即使在当曰也有不少尖锐的批评——
梁启超的文章，即在它所向披靡的时候，也是瑕瑜亙见有不少可议之处的。首先是信口开河，纰漏百出。为了表明他的变法主张有充分根据，也为了炫耀他自己的博学，他在文章中征引了古今中外的大量材料，中.国古代的典籍，他还稍有根底，西方近代当代的各个学科，他只是偶有耳食，并不甚解。在这种情况下，偏要装腔作势地“信口辄谈”，古今中外地生拉硬拽，牵强附会地印证比附，怎么能够不纰漏百出？……其次，是文宇上的浮滥。无谓的堆砌，繁縟的铺张，复沓的排比，充斥篇幅。
但无论如何，时务报的兴起与盛行，对将中国古文改造为广泛应用于适应时代潮流的近代文体，成为新思维和新生活内容的传媒、手段，在扩大它与变化了的社会生活的联系等方面，还是有重大贡献的。而梁启超在身体力行这一文体方面的功绩，则是最显著的一位。
晚清时务文体的出现，是中国近代文学改良运动中文体革命取得成就的重要标志。时务文体的实践是由于改良派推进变法主张，扩大自己的影响，使维新改良的思想能够通过文章得以传播的动机。但就根本原因而言，乃是由于西学东渐造出的震撼。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传入，改变国人封闭而自满的心理，中国先进的文人开始自觉学习和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深刻感到了传统的古文在传导这种代表西方文明的新思想和新知识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障碍。例如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尽管译笔非常端肃典雅，但很难为一般文化水准的国人接受。林纾用文言译西方现代小说，也存在着把鲜活的内容古旧化的倾向。为了解决文言在运载西方文明思维方面存在的矛盾，文体革命于是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一个题目，摆在立志改变国运的人们面前。
梁启超非常支持黄遵宪在诗界革命中引新词入诗的尝试。与此同时，他通过自己的大量写作，使传统的文言在他笔下充满活力而变得生动起来，他的写作一开始就具有文体试验的性质。他在阅读日本政论家德富苏峰的著作时，十分欣赏他的文章：“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并认为：“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在他的构想中，中国将来的文界革命，第一步便是像日本这样把“欧西文思”引入中文。梁启超在作这样的表述时，业已考虑到传统的中文如何适应异质文化的进入与借鉴等较为复杂的问题。他的目标当然是在于使传统的中文能够畅达明晓地表达西方的文化精神，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无疑存在着相当的难度，因为未曾改造的中国古文的板滞和定型化的营造，很难涵容外来的新异的词语和概念。
在戊戌政变的前后一段时期，梁启超的文章写作和文学主张始终注重的是实效性。在他的心目中，写文章的目的是引进新知识、传达新思想以助于民智的开发。写文章是为了有用，而不是为了好看，这样的基点就使晚清的文体革命倾向于平民能够掌握的通俗方向。夏晓虹在分析梁启超在文体革命方面的贡献时，指出他首先确定以“历史悠久的言、文分离为变革对象”，以及“呼吁扩大‘俗语文体’的使用范围，使之成为文坛的通行文体”，“‘欧西文思’与‘俗语文体’因此在‘文界革命’论中结合起来”。
从文体试验到白话新文学
伹文体革命遇到的中国传统的阻力太大，首先便是中国的言、文分离的历史事实，再就是外来思想与原有语言惯性的距离，它们的互不适应是短时间内难以愈合的。设想中的俗语文体若夹杂过多新名词，虽然心想通俗化，却是欲速则不达反而使原来脱离口语的语文更加生涩，其结果则是令人望之生畏的：
客观存在逼使输入新学的“新文体”不得不釆用一种介乎文、白之间的语体，以便使许多文言语汇（特别是抽象名词）白话化，并使表达新思想、新事物的新名词日益为人们所熟悉与接受。“俗语文体”的主张在“文界革命”中虽未能完全实现，“新文体”所用的浅近文言却并不意味着从晚清白话文退步。相反，稍后兴起的“文界革命”对于白话文运动具有弥补阙失的作用。因为晚清的白话文不可能直接变为现代白话文；只有经过“文界革命”大量引进新名词，现代思想才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现代白话文也才能够超越语言自身缓慢的自然进化过程而加速完成转变。这段话表明，不论是“时务文体”、“报章体”，或是“俗语文体”，都是一种过渡性的存在。它们都是一种“进行式”，而不是“完成式”。中国文体在晚清动荡而激烈的境遇中这种勇敢行进的结果，作为一种过渡，一种积极行动的准备阶段，一种大胆实验而又步步进逼的结果，才有了后来如陈独秀那样决断得很有点“霸道”的宣告：
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巳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摈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文学正宗，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陈独秀这一番理论，立足于中国言、文不一致的事实，以“白话为文学正宗”的主张，正是把文学语言调整到与日常言说的口语相一致，因为这是多少年来人所共知的事实，故他才说：“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胡适在引用了陈独秀的这一番决绝的言论之后说：“我受了他们的‘悍’化，也更自信了。”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他也有了“武断”的结论，中国“这两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两千年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又说，“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白话性质’的帮助。”
不论是陈独秀还是胡适，他们理论的勇气，来自他们对中国文学历史的了解，也由于晚清以来维新派文人的实践，特别是梁启超的实践。中国新文学亦即中国白话文学开拓者们并没有忘记先驱的功绩。钱玄同说：
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新体文学，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剧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
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来说，晚清的“文界革命”，通过“时务文体”或“报章体”的实践，它引进日常语汇或外来词入文的“俗语文体”的试验，都只是对于中国传统古文内部的改良，而不是鼎新革故的行动。胜利的“尝试”发生在公元1919年开展的那一场新文化运动。是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那一代人，把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史进行了新的书写。他们导引中国文学（包括文章）步出了沉重的失语的黑夜，来到了光明澄澈的“白话世界”。但是，这些获得胜利的欢欣的猛上，却把发自内心的敬意献给了先驱。钱玄同的一番话，可以看作是他们向着先驱的致敬辞。
人类社会的任何进步都是一种由远及近、前仆后继的推动。一切的成功和胜利都非偶然，也非突然。萌芽、开花、结果，均是由于栽培和浇灌。历史是一个递进的过程，走在鲁迅前面的有胡适和陈独秀；走在胡适和陈独秀前面的，有梁启超和严复。一代人走在前面，另一代人接着向前，历史就这样构成的。现在回过头来，回想梁启超当年，当他在上海伏案为《时务报》写专论的时候，后来在《清议报》、接着又是在《新民丛报》上写那些觉世新民的文章的时候，他以极大的才智和毅力奋力挣脱旧文辞对于新文思的束缚，如一匹烈马奔腾于荆棘丛中，他也许未曾想到，他当日的艰难困苦是在遥遥地为中国新文学莫基。
的确，梁启超的文章留下了许多为后人所诟病的话题，但是，他当日的写作试验的热情，他的不免拖沓繁缛的文字所展现的奇伟奔腾的气势、维视千古的胸襟，可谓是前无古人的壮举。他的确开创了一个属于他的散文时代。梁启超所创造的根源于古文又脱臼于古文的新文体，终于使划时代的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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