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政的一大举措

    1898年新政变革的一个大举措，便是当年7月3日的“诏立京师大学堂”。这是我国近代最早由政府开办的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成立后，原先的官书局与译书局均合并人京师大学堂，清政府派孙家鼐为管理大臣。梁启超也于此年入京，“以六品衔专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

    京师大学堂的成立，是与当时文化教育改革的总体设想相联系的，它是作为逐步改革科举制度的一个步骤予以实施的。与之相联系的，是废八股，改试策论，最后以新式的综合性大学取代腐朽的科举制度。京师大学堂成立的本意即在于以新式的大学引进和宣扬西学，改革教育内容和方法以代替沿袭的旧式教育。

    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总理衙门起草了一个题为《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的文件，该文件确定了这所未来大学的高标准：“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不可因陋就简，有失首善体制。”在京师大学堂宣布成立的同时，政府通令各省、府、厅、州、县，将所有的旧式大、小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学堂。1898年7月20口，清政府明令各省兴办中、小学堂。应该说，这是当日大胆、也很果断的一个改革措施。

    作为维新变政的一个组成部分，京师大学堂成立的初衷，在于“广育人才，讲求时务”。当时拟设道学、政学、农学、工学、商学等十科，着眼于培养多方面的综合的于实际有用的人才。从它所设的学科门类来看，已经显示出新型的“综合大学”的趋向。可惜这种设想随着那场政治改革的失败而无法实行。

    戊戌政变之后，一切的改革措施都被迫停止和取消了，而唯独京师大学堂得以保存而成为“幸存者”。这是当局者为减少刺激而作的策略上的考虑，并不是他们真的赞成教育改革。但在那种非常时刻，它的原先拟想的内容当然也无法实行。政变之后的京师大学堂，实际只办了诗、书、易、礼四堂，及春秋二堂，每堂学生不过十余人广兢兢以圣学理学诏学学者，日悬《近思录》、朱子《小学》二书以为的。”所以，大学堂的名称是新的，而内容则依然是旧书院的那一套。由此可见，随着那场改革的破灭，原先的腐朽势力也猖獗地反扑过来，重新占领了包括教育的一切。

    但毫无疑问，京师大学堂这个名字得以保存却是一个胜利。这名字的本身，就是一团烈火。点燃在那个漫漫长夜的尽头，预示着新世纪的希望。正如后来一位哲人说的：石在，火是不会灭的。这所学校，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风烟，它坚硬如石，炽热如火，它是民族良知的象征。

    钟声第一次鸣响

    那时候几乎每一个年头都是灾难，不独1898年。1900年，八国联军开进这个末日王朝的首都，大学堂当然是难以开学了。过了两年，即丨902年，学校复学，增设预科班（政科、艺科）及速成科，设仕学馆和师范馆。1903年又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和医学实习馆，毕业生授给贡生、举人、进士的头衔，也箅是半新半旧的面目。但却是比先前的诗、书、易、礼、春秋等前进了一步。

    也就是1903年，中国和俄国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关系紧张。先是，俄国沙皇交还营口到期，他们违约拒不撤兵。4月18日，俄国大使普拉蒿向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七项新要求，企图永远控制东北三省，建立所谓“黄色俄罗斯”。4月30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师范馆师生二百余人“鸣钟上堂”，集会声讨沙俄侵略。他们的举动推动了全国拒俄运动的发展。消息传到上海，爱国学社学生一百多人成立拒俄义勇队，与北京学子相呼应。

    这是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后师生的第一个爱国行动。对这所成立于一百年前的全国最高学府而言，1903年的那次集会是历史性的。那时敲响的钟声，一直震荡在古老中国苍茫的上空，成为中国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向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敲响恒久的警钟的象征。1903年的这声钟鸣同时也成为了这所大学的光荣的第一页记载。在这里求学的莘莘学子，他们无疑是把这里作为接受教育、增长才识以期将来报效社会的场所，同时，逐渐形成的精英意识，又使他们在求学和研习期间不忘自己对社会的责任。他们从这里开始，也实践着以种种方式表达他们对国家富强、人民安康的关切和愿望。

    1910年，京师大学堂的科目设置又有变化。学校改设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这种改设，接近戊戌年最初设计的模型。可见，经历了世变，历史又弯曲地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而对中国来说，这种迂曲的前进乃是一种常态。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正式改称北京大学。1912年，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主张废除清朝的封建教育制度，建立新的教育制度。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由于蔡元培的富有远见的和创造性的教育思想，也由于他丰富的学识和阅历，更由于他崇高的人格所获有的崇高的威望，在蔡元培卓越的领导下，北京大学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第一任管学大臣

    在蔡元培之前，北京大学及其前身京师大学堂，自清朝到民国，还任命过几任校长。孙家鼐是1898年7月4日，由光绪皇帝正式任命为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当时还未有校长的称呼，管学大臣应相当于校长的职务。孙家鼐当时是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是一位地位昆赫的人物。清廷把这个“新生事物”委派给这样一位重臣，可算是戊戌夭折的改革之中的一件非凡的举措了。

    光绪皇帝十分重视教育的变革，在他思考教育的问题时，设立京师大学堂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1898年6月11日，他下《明定国是诏》中，待别强调这所学校的建立。经过与顽固派的多方较量，严令军机处迅速筹办大学堂之事。当年7月4日，正式下令成立京师大学堂。

    在物色这一重大的教育改革的负责人时，毅然选中了孙家鼐，可见对这一个新生的大学的重视。孙家鼐于咸丰九年（1859年），32岁时中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及第。此后，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一直任朝廷命官。他于1889年代理工部尚书，次年3月又兼刑部尚书，并于11月被授为都察院左御史。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六月又兼礼部尚书、工部尚书，并迅即被补为顺天府。在短短的时间内，如此频繁地委迁要职，可见当时朝廷非常器重这个既有学识又有经验的人才。

    孙家鼐的办学思想，在他正式被任命为管学大臣之前即有思考和表达。他在光绪二十二年奏上的《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得以“凌抗中朝”，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完备的教育制度，培养和造就了各种学科的专门人才的结果。他认为中国若要振兴，若要培育人才，决非当口那些旧式的各类学馆所能承担。那些学馆多师徒相授，教学内容不过经史义理，培养不出新式的能够掌握先进学问的人才。

    同时，孙家鼐认为对西方教育制度也不宜照搬，西方的分科立学，确实规制井然，但也有缺点，其病在于“道器分形，咯〒体而详于用，故虽励精图治，日进富强，而杂霸规为，未能进于三代圣王之盛治”。孙家鼐认为京师大学堂应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行事，取中国传统经学堂与西学之优长使之集于一身。他提出的办学六原则的第一条便是：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他的主张是独立的、自主的、取他人的长处而为我所用的：“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

    不论孙家鼐的主张在今天看来有多大的局限，但作为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校长、他一开始便体现出与这所大学地位相称的独特风格——最可贵的是他那种基于自主独立而又开放的思考。早在他督办官书局时，孙家鼐就力主广泛翻译国外那些有益于中国发展的著作以开阔国人的视野，这便是最早的学术自由的思想。

    孙家鼐虽然是个旧式官员，但是在当时腐朽的官僚体制中，他却是一位对事物有着自己敏锐而独立的看法的开明人物。除了他在京师大学堂的筹划和主持中屡有新见之外，还对当日的新闻改革起过明显的推进作用。他曾奏请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在提出这一动议时，他认为，自古圣明帝王未有不通达下情而可臻上理者，所以论治之患，不在贫弱不均，而在于壅蔽之患。“泰西报馆林立，人人阅报，其报能上达于君王，亦不问可知。”他还进一步认为只上海《时务报》一家改官报还不够，还应令天津、上海、湖北、广东诸地的督抚将当地各报馆的报纸均呈送督察院和大学堂，“择其有关时事，无甚背谬者”录呈御览。可见孙家鼐的这些“改官报”的主张，其目的不在控制舆论，而在于使当政者开阔视野、通达民情，收兼听则明之效。

    清廷于设立京师大学堂之后，选派孙家鼐为第一任管学大臣。这种遴选，不论就孙在政界和学界的地位，还是就孙本人的学识、特别是对各种事物的开放和开明的观点而言，无疑都是非常适当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日以光绪皇帝为首的改革派，对设立京师大学堂一事的重视。

    选学界泰斗为校长

    继孙家鼐之后，担任京师大学堂校长之职的严复，更是当日非常突出的一位人物。要是说，孙家鼐是一位旧式官僚，他的好处是不拘守旧制和通达时政。因而，他是一位在整个保守思想体系中的开明人士，他的整个建树，在于从维护统治利益的角度出发而收到推进新事物的效果。而他的继任者严复的文化背景就与此迥然有异了。

    严复，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建省福州）人，生于1853年1月，卒于1921年10月。严复的出生地位于闽江的入海口，是濒海的亚热带地区，那里终年气候温湿，四季长绿，遍地生长着葱郁的花木。因为地处江海结合部，地理位置决定了与外界有频繁的交往，形成了那里的人面向海洋的开放意识。自然和人文环境综合，更造就了一些中西文化交汇的先驱人物，严复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严复幼年受到旧学熏陶，父早逝，家境贫寒。1867年应试福建船政学堂，以第一名录取，于1871年毕业。在船政学堂的四年中，严复学习了英文、箅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三角、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科目。这造成他与旧式文人完全不同的知识结构。严复于是成为第一代既有广泛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又掌握了当世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融汇了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方的拥有综合知识的学者。而尤为特殊的是，严复还有非常丰富的对于现代技术操作的经验，这在同代人中更显得突出。

    船政学堂毕业后的五六年间，严复一直在海军兵船上工作。而且曾随“威远”号练习船远航新加坡、槟榔屿等地；又曾登“扬武”号巡历了黄海和日本海。1877~1879年，严复受清政府委派，赴英国普茨毛斯大学，后又转格林尼茨海军学院，在那里学了髙等数学、化学、物理、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枪炮营垒各种知识。

    除了这些自然科学和实际技术之外，严复在留学期间，还广泛接触和研习了社会政治和哲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问。也就是在这个期间，严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术理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阅读了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学术名著，从而奠定了他丙学的基础。这为他日后的社会改革立场、现代学术观念的形成以及作为翻译家的生涯创造了条件。

    社会危机四伏的时代，往往也是社会勃发着生机，蕴蓄着无限可能性的时代，而且也是呼唤全面发展的可以称为奇才出现的时代。中国历史上的清代，经历了300年的繁荣昌盛，到了19世纪的下半叶，国势开始衰落。统治者的腐朽没落，国际列强势力的人侵，加上民众心理上的积弱，造成了那个世纪末普遍的社会危机感。当中华帝国这艘世界巨轮颠簸于风浪之中，眼看就要沉没之际，“船民”中的感时忧世之士便站到了潮流的前端。这时，他们的天资和毅力便受到严重的同时又是有效的考验。时势造英雄，在行将沉没的艰危中，站出来一批拥有智慧和胆识的巨人。这些巨人，涉及思想、哲学、军事、实业、教育、经济，直至文艺各个领域。严复，这位生长在南中国海滨的贫家子弟，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关于严复的生平，本书在论析《天演论》出版的章节中，曾有介绍和评论。在那里，着重评介了严复对中国近、现代翻译工作的开创性贡献。但的确，翻译在严复的丰富人生经历中，只占一个不算大的位置。他的贡献于中国社会进步的，是一种巨大而全面的覆盖，他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古籍等多方面的尝试，都不只是属于一个学校的事情。一直到解放以后，我们现在不是仍然怀念和思考马寅初在五十年代所主张的市场经济和人口计划是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的吗？如果只把他们的主张和行为单独地作为孤立现象来考察，那么这些只是个别历史人物的贡献和成就，但如果把他们联系起来作为一条发展线索来考察，那么他们的活动和贡献就构成了现代中国学术文化思想中的一个历史环节；其所以如此，除了他们个人的成就以外，是同他们作为北大校长的身份密不可分的。因为他们不只是一个著名的全国学术中心的代表人物，而且周围还有一大群知名学者程度不同地支持和赞同他们的主张。所以从这个角度审视和考察中国现代思潮，就有可能看到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前进步伐。从王瑶的论述可以看到，他首先认为北大校长必须是一位能够成为全国的学术的代表和核心的人物，同时，他也论证了北大校长所处的地位和他可能产生的巨大的历史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涉及整个中国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的命运和走向。

    从这一前提来观察历史上的北大校长，我们便可获得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和学术史的新的概念，同时也加深了对戊戌维新最直接的产物京师大学堂的认识。在考察历届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建设的关系的总题目下，蔡元培无疑是对中国新旧文化交融、冲突和转变起着重要作用的一位人物。首先是蔡元培个人所拥有的学术地位和人格力量，其次是北京大学所拥有的历史性影响，这些因素的融合使北京大学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发祥地，成为近代以来争取社会进步的民主堡垒，同时，也成为中国新文学革命的中心。伟大的五四运动最初的怒吼从这里发出，由于校长蔡元培以及北大进步师生的协力奋斗，团结了全国的学界，并推进到全社会，终于导致这一思想文化革命的成功。

    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

    蔡元培作为北京大学校长，是中国近、现代史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他生于1868年，戊戌变法那一年，他正好30岁，是学问和人生都到“而立”时期。他自然能以非常成熟的眼光考察和审视那场巨变。他原是光绪进士出身，1892年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补编修。清代的翰林院是储才之地。清制殿试朝考后，选取一部分新进士入翰林院授庶吉士。庶吉士修三年后，经考试优者留翰林院，为编修、检讨等。其余的人则改授他职。留翰林院的人，升迁与他官有异，清代大臣多从此出。这说明，以蔡元培当日的处境而言，为他的日后的仕途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确定无疑。

    甲午战后，蔡元培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派。这表明他并不着意于维持当日的仕途优势，而选择了更为独立的道路。1898年9月亦即政变发生后的当月，他怀着对政局的失望心情回到家乡绍兴兴办教育、提倡新学，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

    辛丑条约签订后，蔡元培对清廷的腐败无能非常激愤，决心远离政治中心，在边缘地区谋求事业的独立发展。他在这一年到上海，任教于南洋公学，后任爱国女校校长。1902年，与章炳鳞等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并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校，提倡民权，宣传排满革命，先后游学欧美诸国。

    蔡元培是一位新型的教育家。他的影响不仅在北京大学，而且在全中国；也不仅在当时，而且绵延到今天。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明确宣称并坚定实行他卓越而独立的教育理想，他坚定地推行“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为这所中国第一学府奠定了精神的基础。

    蔡元培是一位贯通中西的学者，一位主张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反对尊孔、倡导新学的学界领袖。他担任北大校长后，不遗余力、无所畏惧地推行他的教育主张。他要求北大学生研究高深学问，不要追求做官发财，强调“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悉听其自由发展”。涵容百家，乃至保护异端，在北大蔚为成风。由于他的努力，使北大彻底摆脱封建旧学的影响，而呈现出生机勃发的新式大学的最初轮廓。所以说，今天的北京大学的根基，是蔡元培以他卓越的思想坚定的努力所奠定的。

    蔡元培在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于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他既是前清进上，又是翰林院编修，又担任过教育总长，以他的资历而言，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自是绰绰有余，名位相当的。但蔡元培更主要的是他个人的学术成就，这在当时就是非常突出的。他的儒学功底极深厚，叔父铭恩是清末廪生，设塾授徒，蔡元培在叔父的指导下遍读经史小学诸书，打下了旧学的坚实基础。13岁时受业于王子庄，王系经学名宿，蔡元培于是对宋明理学有很深的造诣。但蔡元培的学问决不是到此为止，他决非自封于旧学的人。在到达当时学人所能到达的高度后，他不止步，而是重新开始寻求新知的跋涉。

    他奠定了北大的精神基石

    1898年，正是新旧思想激烈冲击、维新改革之风吹起的年代，蔡元培于这一年开始学习日文。为了更好地吸收西洋文化，他决心到世界各地考察求学。1907年，蔡元培抵德国，先补习德文。蔡元培学习德文时已41岁，早已过了青年时代，但他依然以坚定的努力，弥补自己知识的缺陷。第二年，进入莱比锡大学研读文学、哲学、人类学、文化史、美学、心理举等科目。1919年，他再度来到莱比锡大学文化研究所问学，并开始为期三年的欧游，其间访问过美国。

    一个出身于旧学环境，并中过清代进士的旧式文人，在他自己坚持之下，终于成长为精通西学的发展全面的新型知识分子。这里说的“新”，不仅指他在知识的构成方面，而且也指他在治学方面的成功，对世界学术、文化历史现状的了解，以及独立的人格修养的完成，等等。他已完全能够以一个韋越自立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学问家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他更是深孚众望的、当之无愧的人选。

    蔡元培作为为北大奠定新型大学雏形的校长，他留给后人的最深印象，是他改革了旧日京师大学堂的官僚积习，为之注人现代社会的民主性精华。他的影响最深远处，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品格的培养和塑造方面。他上任校长的首要之务，是在学校中推进新型的教育思想。他接管北大时，这所大学已染上当日官场和纨绔子弟的衰颓风气，读书便是为了做官，是当时非常普遍的思想。蔡元培指出：“大学也者，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阶梯”，强调学术的独立性等。这均是针对当曰教育思想的实际而发，对当日学校内的官场习气起了扭转的作用。

    蔡元培的学术自由思想是广泛而精深的，其中“兼容并包”四个字，则是他实施他的一整套教育思想的切实的一步。如今“兼容并包”已与这所大学的精魂“科学、民主”一道，成为竖立在北大校史上的精神碑石而与世长存。单就“兼容并包”这方计来说，蔡元培是想到、说到就全力以赴、力排众议地去做到。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蔡校长聘用教授的措施上，他认为教授的身份在于他在学术史上有贡献，在本行中是权威，并不在于他选择何种政洽态度或在政治上有什么主张。他学术独立的原则在于承认学术的本质是自由，并且使之和政洽予以区分。这是为了维护学术的纯洁性，也为了坚定地排除学术之外的因素（如政治）对学术的干扰。

    当时北大教授中有一位辜鸿铭。他在民国成立多年之后，还拖着一条辫子，在政治上主张帝制。但他早年留学英国，并历游欧洲各国，精通英文，北大便聘他教授英语。此外还有一个刘师培，是拥护袁世凯复辟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他旧学基础极好，蔡元培聘他讲授中国中古文学史。在蔡元培聘请的教授中，既有辜鸿铭、刘师培这样保守的人物，也有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人士，还有无政府主义者及各种主张的人士。这种广纳才俊、并容百家的举措，使当日北大呈现出学术上学派林立，各种学说自由传播的盛况，北大随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以及中国的学术中心，便是自然而然的。

    马寅初曾髙度赞扬蔡元培的主张和实践：当时在北大，以言党派，国民党有先生及王宠惠诸氏，共产党有李大钊、陈独秀诸氏，被视为无政府主义者有李石曾氏，憧憬于君主立宪发辫长垂者有辜鸿铭氏；以言文学，新派有胡适、钱玄同、吴虞诸氏，旧派有黄季刚、刘师培诸氏。先生于各派兼容并蓄，绝无偏袒。更于外间之攻讦者，在《答林琴南氏书》中，表其严正之主张。故各派对于学术，均能自由研究，而鲜磨擦，学风丕变，蔚成巨欢。

    广纳贤才一例

    蔡元培在北大校长任上，其用心最多处便是为贯彻他的兼容并包精神而延请当时国内闻名的各派人物。他的确做到只求有真学问而不论其政治态度地礼聘各路贤达。王国维是当代大学者，他甘当清代遗老的保守立场与蔡元培本人的进步民主思想迥异，但蔡元培为了动员王国维到北大任教，还是竭尽全力而演出了一场极为感人的故事。刘煊在他的新著《王国维评传》中有一节文字，生动详尽叙述蔡元培这次请王国维出山的细节，今引用如下，“五四”前后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是奠定北京大学具有国内外很高的学术地位的伟大教育家。他提倡大学要办好研究所，首先办起了国学研究所。这时候，王国维国学研究的成绩巳经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蔡元培主张兼容并包，就是聘请各学科和不同学术派别的最有成就的学者到北京大学讲学，于是，一种新的互相探讨的学术风气很快就形成了。

    早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初蔡元培写信给马衡，表示要聘他为“京师大学教授”，王国维即托故推辞。一九一八年冬天，蔡元培委托王国维的同乡和朋友马衡又出面礼请，又被王国维婉言拒绝了。不过，王国维也留有余地，告之北上有困难。王国维写信给罗振玉，征求意见。罗振玉请他征求沈曾植的意见。音韵学家沈曾植可算是前辈遗老。王国维估计到：“北学之事，若询之寐叟（沈曾植号——作者注），必劝永（王国维自称——作者注）行，然我辈乃永抱悲观者，则殊觉无谓也。”以后，王国维专程去征求意见后，报告罗振玉说：“北学事寐谓其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者嘱托，可以应命；并谓可乘此机北行作二月勾留，果不出永所料也。公谓此事何如？”？王国维忙碌了一阵，思想上有矛盾，最终没有应聘。

    一九一二年春，罗振玉从日本回国后，马衡又请罗振玉作书相劝王国维应聘。罗振玉当了马衡的面写了推荐书说：“公有难于北上者数端，而淑兄《指马衡——作者注）坚嘱切实奉劝……”可是，第二天早晨，罗振玉又另写信给王国维，证明昨天晚上的信“不得不以一纸塞责”，“公必知非弟意”。？王国维回信对罗振玉说：“马淑翁（指马衡——作者注）及大学雅意，与公相劝勉之厚，敢不敬承。惟旅沪日久，与各界关系甚多，经手未了之事与曰俱增，儿辈学业多在南方，维亦有怀土之意，以迁地为畏事。前年已与马淑翁面言，而近岁与外界关系较前尤多，更觉难以摆脱，仍希将此情形转告淑翁为荷。”这次不受聘，说的理由是“以迁地为畏事”，确实符合王国维处事的习惯。

    可是，过了不久，罗振玉自己先应了北京大学之聘。他对王国维说：“去冬法国博士院举弟为考古学通信员，因此北京大学又语前约。弟谢之再三，乃允以不受职位，不责到校，当以为各人面尽指导之任，蔡、马并当面承允。因又托弟致意于公不必来京，从事指导。乃昨忽有聘书至，仍立考古学导师之名，于是却其聘书。盖有聘书，则将来必有薪金，非我志也。若有书致公，请早为预计。”

    马衡于同时也写信绐王国维说：“大学新设研究所国学门，请淑蕴先生为导师，昨巳得其许可。蔡元培先生并拟要求先生担任指导，嘱为函恳，好在研究所导师不在讲授，研究问题尽可通信。为先生计，固无所不便；为中国学术计，尤当额手称庆者也。”同时，正巧顾颉刚南行，又去上海面请王国维。王虽将他们携来的薪金退回，但这次有进展：“仍许留名去实，不与决绝，保此一线关系或有益也。校方面考虑到王国维不就教职的理由是“以迁地为畏事”，那么，通讯导师本来不必“迁地”，这层困难应该解决了。在这样的基础上，北京大学国学门正式写信恳请说：“大学同人望先生之来若大旱之望云霓，乃频年孜请，未蒙俯允，同人深以为憾。今春设立研究所国学门，拟广求海内外专门学者指导研究。校长蔡元培先生思欲重申前请”，“先生以提倡学术为己任，必能乐从所请”。这次，王国维总算答应了。

    不久，又起波折。北京大学就再派人送去薪金，王国维仍然拒收。他于1922年8月1日《致马衡》中说：“昨曰张君嘉甫见访，交到手书及大学條金二百元，阅之无甚惶怵。前者大学屡次相招，皆以事羁未能趋赴。今年又辱以研究科导师见委，己惟浅劣，本不敢应命。惟惧拂诸公雅意，又私心以为此名誉职也；故敢函允。不谓大学雅意又予以朿脩。窃以尊师本无常职，弟又在千里之外，丝亳不能有所贡献，无事而食，深所不安；况大学又在邸屋之际，任事诸公尚不能无所空匮，弟以何劳敢贪此赐，故已将脩金托张君带还，伏祈代缴，并请以鄙意达当事诸公，实为至幸。”在大学方面看来，不受薪金，是不是意味着还会不受职位。于是，马衡干8月17日又致函王国维说：“大学致送之款，本不得谓之束脩，如先生固辞，同人等更觉不安。昨得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兄来函，深致歉疚，坚嘱婉达此意，兹将原函附呈。”同时，再请张嘉甫致送一次；又申明“务祈赐予收纳，万勿固辞，幸甚幸甚。”这封沈兼士致马衡的书信手稿，近期亦已见到。沈兼士听到王国维不受薪金事，郑重地告诉马衡：“本校现正组织《国学季刊》须赖静安先生指导处正多，又研究所国学门下半年拟恳静安先生提示一、二题目，俾研究生通信请业，校中每月送百金，仅供邮资而已，不是言束倘。尚望吾兄婉达此意于静安先生，请其俯允北大同人欢迎之微忱，赐予收纳，不胜盼荷。顷晤蔡孑民先生，言及此事，孑民先生主张亦与弟同，并嘱吾兄致意于静安先生。”王国维多次不受薪金，显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廉洁。这使人想起了殷周时代的伯夷，作为遺老，不食周粟而亡：那末，以清朝遗老自居的人能不能拿民国的国立大学的薪金呢？看来老实的王国维在思想中经历了曲折的斗争。蔡元培校长很懂得体贴人。他以特有的智慧指出：这不是薪金，而是邮资。因为，既，然接受了通讯导师的名义，紧接着“邮资”总该接受的。这样就名正言顺了。果然，王国维在1922年8月24日致马衡的信中说：“前曰张嘉甫携交手书并大学脩二百元，诸公同意殷拳，敢不暂存！惟受之滋愧耳。”并且，立即任事。他说：“研究科有章程否？研究生若干人？其研究事项想由诸生自行认定？弟于经、小学及秦汉以上事（就所知者）或能略备诸生頋问；至平生愿学事项，力有未暇者尚有数种，甚冀有人为之，异日当写出以备采择耳。《国学季刊》索文，弟有《五代监本考》一篇录出奉寄。王国维终于多请才出山。”

    沉思的铜像

    在现今的北京大学一角，那里有一个湖，这湖到现在还找不到合适的名字。怛未名湖却成I’它的流行的、也是永远的名字。那里还有一座塔，那塔倒是有名字，叫博雅。也许，这似是预先设下了一个名字，让北大接受并丰富它。就在湖光激滟、塔影婆娑的校园一侧，那里有一棵只有北方寒冷气候才能成长的巨大的雪杉，在雪杉的浓荫下，蔡元培先生在那里永恒地沉思着。他的安祥而容智的目光，一直深情地注视着现今的一切，也许他是在想今日的北大是否承传了他的学术自由的传统，也许他是在回忆“五四”时代他为保护营救被捕学生愤而抗议辞职的悲壮往事。

    要是再把目光往前追溯，北京城里有一个很奇怪的地名叫沙滩（其实那里没有海，当然更没有所谓的沙滩、那里站立着一座魁梧的楼宇：红楼。红楼的一侧，是民主广场。这些，都是与1919年开始的中国现代史相关联的名字。这些名字，都和北京大学、和蔡元培校长联系在一起。

    正是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任何一件重大的事件，几乎都和社会危难有关。1919年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举行了巴黎和会，北京军阀政府在会上签订了丧国辱权的条约。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惊。5月4日以北大为中心的3000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队伍便是在红楼钟声的导引下，在民主广场集合并由此出发的。愤怒的学生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并痛殴章宗祥。警察逮捕学生32人。3日下午，各校学生在北大开会，通电全国，呼吁各界“一致联合，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蔡元培校长为抗议当局逮捕学生，愤而辞职。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他不止一次为保护北大师生而以辞职相抗议。1923年北洋政府逮捕北大教授，蔡元培义一次辞职。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而且是一位有正义感的进步学者。

    蔡元培以科学、民主两大旗帜为北大竖起了永恒的丰碑。在他手中完成了北京大学的现代改造，使之以崭新的，既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统、又拥有领导最新学术潮流的，具有先锋精神的，传统与现代、中国和世界综合融汇的新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北京大学一直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领袖，它不仅以学术的博大精深和创造精神著称，而且也以它对中国社会的使命和责任的承诺著称。

    北京大学历来是中国文化精英荟萃之处。这些社会的才俊贤达之士一直作为民族和社会的大脑，进行着富有历史性的思考。北大师生因此也成为民族和社会的良知，他们勇于在社会和国家危难时挺身而起。北大的这种既代表学术和科学，又代表正义、勇敢和道德的伟大精神，是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建设并完成的。是蔡元培赋予北大以与这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校名相称的胸襟和气魄。蔡元培本人也在这种建设和賦予的过程中成为北大精神的代表。

    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校名的更换表达了中国历史的一次腾跃，中国完成了从封建王朝到民主共和国的腾跃，从近代史向着现代史的一次大转移。这种腾跃和转移，极而言之，在于证明中闰社会的进步与这所学校的成立有着极密切的关联。

    五匹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而北大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基本内容的新文化运动，是由北大的教授和学生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阵地《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最先叫《青年杂志》》与北大师生关系极深。据胡适自述：“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归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胡适六人轮流编辑”，“民国七年冬天，陈独秀等又办了一个《每周评论》，也是白话的。同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等出了一个白话的月刊，叫做《新潮》。英文名字叫做The Renaissance，本义即是欧洲史上的‘文艺复兴时代’。”

    五四新文化革命的火种，也是由北大的黎授点燃的。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指出文学随时代而变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断言白话文学必将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这是中国文学史中开创新时代的宣言书。后来，胡适又在他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详细论析了上述观念。1917年2月，也是北大教授的陈独秀呼应胡适的理论，发表《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有着维视历史的非凡气概：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篇宣言所具有的魄力与胆识，可以与世纪之交出现的巨人精神相衔接且毫不逊色。由于这批人勇敢的宣告以及创造性的实践，终于使这场空前的文学革命取得了成功。数十年后的今日，有人重新评估这些前驰者的言行，有责之为过激主义者，其实是缺乏历史眼光的见解。把五四新文学运动简单地斥之为“破坏”亦为未妥。陈独秀三大主义的每一项都是既有“推倒”，又言“建设”。他在作这样的论述时，有着整个的旧文化和旧文学作参照。旧时文学样式所具有的束缚和局限、僵死和腐朽，它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之与新时代的严重脱节和不相适应，以及清末以来“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的未能奏效，激起了那些前驱者的“改造”或“革命”的愿望。这些人，不是简单地提出口号，他们还付之实践。是既有幻想，又肯实干的一代人。胡适是其中最富幻想性又最富实践性的一位猛士。他的新诗“尝试”，以及“尝试”的成功，如同千年壅塞的河流被打开了一道缺口，从此激流奔涌而形成不可阻挡的浩荡之势，实有赖他那种勇于试验的实践精神。

    重评“五四”

    20世纪最后儿年，也就是“大批判”、“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巨大的文化灾难和文化动乱之后，人们在进行历史反思时，从以往的过激的和粗暴的行动中，于巨大的惊恐和惨痛之余得到某种启示。这种启示不幸地与五四运动发生某种联想，联想导致谴责。他们以为这是一种正确的总结。其实，这些判断乃至结论恰恰是激动之余又混杂着惊惧的情绪性的产物，并不是一种科学的和理性的总结。

    这种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估，在一部分中青年学者中多持批判性立场或质疑的态度。一位中年学者把“五四”精神归结为“激进主义”，又把它与“文革”和80年代文化热联系起来，统称为“三次文化批判运动”。认为“‘五四’的反传统的传统”经过“文革”进一步得到强化，“文革”是“‘五四’精神的更片面的发展”。他在另一次发言中重申上述论点，认为“五四”文化思潮把整个文化传统看成巨大的历史包揪，要传统文化对中国的落后负全责，以为经过简单激烈的决裂才能对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作出贡献，带有明显的激进色彩。在学术层面上，全面否定儒家的价值体系和整个中国传统的价值，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截然两分，把传统与现代完全割裂，以科学、民主排斥道德、宗教、文化，不能正确了解“传统”、“权威”的积极意义，这显然失于偏颇。01这是一段倾向性十分明显的发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在诸多的指责中一种较为冷静的评述也在出现。1996年五四运动77周年前夕，《光明日报》邀请三位学者重估“五四”精神，与会者的谈话中表现出深刻的学理性和历史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耿云志高度评价了“五四”的功绩广民主与科学的旗峡竖立后，中国在许多方面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与进步。醤如：为广大群众所乐于接受的白话新国语的形成，为社会进步、文化创造开出无数法门；新教育的诞生，为国育才有了可靠的基础；新文化的诞生，为广大群众提供了精神食粮；新学术范式的建立，为活跃中国文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的大力提倡，为扫除愚昧与迷信、发展科学与技术创造了思想前提；整理国故，翻译西书更是融汇中西文化的基础工作。女子解放、女子教育、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家庭教育、慈幼事业等等的提倡，则是移风易俗、改造国家、提高人民素质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所有这些，都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民主分不开的。耿云志这个发言，是对众多的事实的概括，他所讲述的内容，很难以“过激主义”的名义予以取消，所以，是相当切实和相当冷静的总结。

    在接近世纪尾声的1996年，陆续出现了这样一批具有一定科学性的言论。这些言论对于那些浮躁的、情绪化的判断有一定的沉淀作用。中央音乐学院章仲德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重估了“五四”传统和“五四”精神，其中一些判断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更重要的，则是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五四”的根本精神。既有激进的“五四”，也有渐进的“五四”；既有排他的“五四”，也有兼容的“五四”；既有救亡的即政治的“五四”，也有启蒙的即文化的“五四”。“五四”有启蒙与救亡两层含义，其救亡一面与历史上的救亡有同也有异，同在爱国，异在君国分离，人民自觉参政议政，即救亡建立于启蒙之上。……而救亡是紧迫任务，常导致激进、排他、启蒙非一蹴可就，必要求渐进、兼容，故“五四”的根本精神不是救亡、爱国，而是启蒙、民主，作为斩文化运动，其本质更不在救亡而在启蒙，不在激进、排他，而在渐进、兼容。就此而言，更不能将“五四”运动的精神归结为“激进主义”。

    如再顾及“五四”的实践，则我们可以看到：辜鸿铭可以与陈独秀同登讲坛，《学衡》可以与《新青年》分庭抗礼，坚持文言可以与提倡白话共存于世；“中国本位文化”论可以与“全盘西化”论激烈争辩；自由讨论带来了学术的繁荣，因而涌现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梁漱溟这样的思想家；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这样的哲学家；鲁迅、曹禺、巴金、沈从文这样的文学家。就此而言，将“五四”精神归结为“激进主义”便经不起亊实的检验。

    北京大学的精神传统，虽然缘起于戊戌维新的改良思想，受惠于孙家鼐、严复等这些宿耆硕儒的开拓倡导之功，其根基却奠定于伟大而恢宏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与蔡元培对这所大学进行的现代改造有关。蔡元培始创思想、学术自由原则，立兼容并包方针和标举科学、民主精神，这些思想奠定了北京大学的百世基业。他的精神垂范至今，成为北京大学永久的校训。而由胡适、陈独秀等发起并推进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更是以北大为舞台，演出了一场影响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活剧。

    中国新文学的摇篮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提倡了一种对旧世界的批判以及锐意进取的创新意识。他们既富有理想又勇于行动，特别是面对重重压力而始终怀有坚定和自信，北大正是因此而成为新文化的堡垒。它为中国新文学和中国新诗所造出的功绩为国人所共知。

    胡适在北大校园未设塑像。不仅于此，在革命意志旺盛的时代，他还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一面旗帜，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激烈的批判。1954年10月，《文艺报》为支持两位“小人物”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发表署名文章，涉及对胡适的批判：“长时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和麻痹的态度，任其占据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给以些微冲撞；而当着文艺界以外的人首先发难，提出批驳以后，文艺界中就有人出来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亍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态度。难道这是可以容忍的吗？”对于胡适及“胡适派”的批判运动，是50年代非常著名的一次思想批判运动，胡适作为“反面人物”的形象也于此时开始被确定。

    但胡适作为中国批判旧文化、创建新文化的前驱者和领袖人物的形象依然屹立于此。那次批判运动事实上未能改变人们对他作为“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的评价。知识分子也都有自己的姿态和声音。但不论如何，从这里走出的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作为文化精英的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则是一致的。在乌云笼罩的时候，这里点燃了理想的火焰；在黑暗的重压中，这里发出了抗争的吶喊，而他们唯一的武器便是思想——思想让一切腐朽和反动为之胆丧——自由的信念，民主的意识，加上对于社会进步所拥有的热情的关切，构成了他们共同的品格。

    中国的良知

    本世纪50年代，这所大学开始了一段新的艰难的历史。不断有风暴袭击着这里的宁静。但岁月无情，许多的记忆如今都改变了当时的含义，那些往事也成了过眼烟云。如今保留下来的依然是那个时代的渴望和追求，热情和单纯。记得当时，一个新生的社会走到全体中国人的面前，这所大学如同对以往任何的社会转折那样为之产生巨大的激动。进入50年代，有一位著名的学者担任北大校长。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于每个新年的除夕之夜都举行全校的新年团拜，似乎形成了传统。

    每年除夕，那时北大的大瞎厅（后来的大讲堂）里总是人头攒动，静待新年的钟声鸣响。午夜时分，钟声响过，这位校长便出现在全校师生面前。他红光满面，有时是由于兴致佳好，有时是由于酒后微醮，以“兄弟”自称，向全校师生祝贺新年。话很短，也平常，有时则是某某宴请，多喝了几杯之类，都是家常，但体现出一种自由、洒脱、轻松。那时口号盛行，校长的致词也绝少政治标语，却有一种难得的清新，倒是在平常中充溢着日益变得淡薄的人情味。在当日口号连天、到处革命红光的中国大陆，能够在万人聚会的讲台上听到这平常心、平常话，这只有自由、民主的北大。这里始终有一种严肃的坚守，一种自信心和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性，甚至是一种无言的对于流俗的抵抗。这种亲切的、温馨的氛围是当年北大校园所独有。在当时，政治运动的瘟疫已经无可阻挡地袭击着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在这里，由于这位校长的无声的倡导，却依然坚守着最后一刻的自由。

    校长的新年致词之后，便是就地举行的万人舞会。舞会一直进行到子夜。那真是当时非常难得的对于升平景象和自由生活的挽留和纪念，因为更加严峻的岁月正在前面等待着他们。这位在钟声中准时步上讲台祝贺新年的北大校长是马寅初先生。他是中国近代以来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本书笔者作为当年北大的一位学生，有好几个新年能够恭逢其盛，有幸目睹这位学者的风采。他是当日中国自由精神和独立个性的化身，而当日北大，也是那个髙度组织化的社会里的难得存留的一片民主圣地。直至1957年那场暴风吹起之前，那里一直是科学、民主两面大旗招展的地方。

    回到本书的题目上来，1898年政变发生时，马寅初16岁，已是一位知事的少年。他诞生于1882年，浙江绍兴人。早年离家出走，在上海读完中学，后人天津北洋大学学习矿冶专业。1907年以优异的成绩被北洋政府保送美国耶鲁大学官费留学。在耶鲁，马寅初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正是在耶鲁，他学会“冷热水浴”的健身方法，使他能够以健康的体魄走完百岁人生之途。1910年，马寅初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复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14年以论文《纽约市的财政》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出版即成为畅销书，并列为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教材。

    1914年马寅初归国，受蔡元培之聘，任北大经济系教授，后兼经济系主任。随后蔡元培在北大设置教授评议会为全校最高权力机关，并设教务长职。马寅初被任命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马寅初对蔡元培的治校方针有很高的评价，他说过：“蔡先生来长北大，留学人才归国，将外人之无学识者，完全革去，聘请中国人，可谓痛快极矣。在北大，马寅初主要讲授应用经济学课程，有银行学、货币学、交易所论、汇兑论等。

    1919年3月在天安门广场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李大钊在会上发表《庶民的胜利》的演讲，蔡元培的题目是《劳工神圣》，马寅初的题目与之相近，叫《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但马寅初的内容和角度均强调中国引进外资的问题。由此可见，他在当时便是很有影响力的学者了。天安门发出的声音，是当日北大思想的一种发扬。

    1958年马寅初把他的新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献给北大，并在该书的扉页上题词：“敬以此书作为给北京大学六十周年纪念的献礼”。这本书中收入他的学术经典《新人口论》。1958年和《新人口论》的写作和出版，对于马寅初的一生来说，都是牵萦着他的命运的年代和事件。

    马寅初当时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1957年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马寅初把“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正式提交大会。《新人口论》是马寅初学术上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的提出，以及随后的事件，不仅体现了这位学者的科学预见性，以及维护真理的坚定和勇气，而且展现出这位学者的人格光辉。马寅初的形象是50年代北大人的形象的集中展现，他无愧于这所学校的光荣的名字。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对中国传统的“广土众民”人口思想的挑战，也是对当日盛行的“人多是好事”的人口观的质疑。马寅初考察中国人口问题多年，他竖信中国当日面临着人口自身的生产与资金之间的曰益尖锐的矛盾。新政权建立后由于就业机会增多，生活改善导致青年成婚人数激增，相对改善提髙的生活条件与多子多福等封建思想传统结成联盟造出的结果，便是过髙过快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马寅初据此提出必须有效地控制人口，他痛切地警告世人：如任其自流，其后果将严重影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但是，马寅初的忠言直谏得到的回报却是无休止的、愈演愈烈的批判运动，直至他被迫辞去校长职务为止。一篇评介马寅初的文章，不无感慨地这样说：“不论新人口论的目的多么崇髙，也不论其内容多么坚实、科学，更不论持论者多么痛切勇敢，三十年前能够并敢于听取这科学之声的耳朵还太少了。这固然说明创造这种耳朵、听取这逆耳之言、并冷静客观地理解它还需要时间，但这里显然还有更潜在的根源。首先是民主问题。”

    1958年5月在有关当局的策动下，开始讨伐“新人口论”和马寅初。数万人参与批判，发表的批判文章计达58篇。马寅初最后发表的文章是《重申我的请求》，其中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自此以后，他失去了言论自由，被禁止发表文章。马寅初在旧社会曾有过被迫沉默的时期，那只是1943、1944两年。这是他的第二次被迫沉默，但这次沉默期的时间是上一次的10倍，长达20年之久。

    我们从马寅初身上看到了活生生的北大精神，不仅以他那卓然自立的、先于时代的独立思考，而且以他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以他坚定的人格。他曾在题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讲中说过：

    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鹊的。马寅初正是以这样的“北大精神”面对自己所承受的现实苦难。他在沉默的最初几年，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发愤著《农书》百万字。不幸的是，他遇到了一场范围更广泛的灾难，他为了使此书免于沦落，“文革”中亲手焚烧了它。下面这篇短稿记载了这位文化巨人的深沉的悲愤——

    一九六五年岁末，马寅初已经将他的一百多万字的《农书》初稿写完，而且还从头到尾作了一次修改。

    一九六六年，在中国的大地上，突然降临和燃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之火。

    马寅初听家人、亲戚对他讲红卫兵到处抄家、打人的事情，就觉得真可怕，就觉得这一次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讲不清”了，很可能要大难临头。

    开始，马寅初对红卫兵抄家，还是一般地担心害怕。深秋的一天，当他从子女那里听到红卫兵已经到他的好友邵力子、张治中家里转了几困之后，就更加害怕起来，甚至做了一场恶梦。

    几天后，马寅初就毅然作出决定：与其等着让别人来抄家破四旧，还不如自己动手为好。

    “现在我向大家说一件事情”，一天早饭后，马寅初让家里人都来到客厅说：“近来我一直在反复思考，但又犹豫不决的一件事情，现在终于决定下来。这样做，虽然十分可惜，又非常痛苦，但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今天，你们大家都不要出去，也不要去干别的事情，我们全家自己动手来破‘四旧’……”

    于是，多年来，国内外的朋友送给马寅初的各种各样的花瓶、瓷器和玉器制品被捧碎，当作垃圾处理了，家中的许多皮鞋以及款式新颖的衣服均被锯掉鞋底和剪成碎片送进锅炉炉膛烧掉了。

    马寅初的那个绿色的保险拒也被打开了，里边珍藏着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他的亲笔信件，何香凝等许多著名书画家送给他的字画，还有他多年积累的有关中国和世界的许多经济方面的珍贵资料，等等，等等，都被拿出送进炉膛。

    他的那部用数十年心血研究并写成的近百万字的《农书》，那个由十卷手稿堆放满的藤箱子，也被抬到锅炉房，一卷一卷送进炉膛化成了灰烬。

    由于周总理的关怀，在“文化大革命”中，马寅初的家免遭了查抄和浩劫，马寅初本人也未受到大规模的批斗和皮肉之苦。但那些化作灰烬的信件、字画、资料，连同他的《农书》的手鴇，成了他永久的遗憾！这也是一个学者终生的遗憾。在一般人都在欢呼颂扬的“盛世”发出危言，可是“盛世”却不能容忍这样独立思考的“异端”。科学精神受到了愚昧和专横的反击。这种野蛮对于文明、无知，对于科学的反动，虽曰造出了无数个人乃至全社会的灾难，但反转来，却是对于颠狂时代的无情的嘲讽。马寅初80高龄亲手焚毁《农书》的行动，让我们想起历史上许多悲烈之士的焚稿断琴！历史最严厉地惩罚了无知的专权，它对于一意妄为回报的是无法扼制的滚滚而来的人口洪流——这是本世纪中国无视科学导致的一次空前的灾难。

    永远的北大精神

    而马寅初终于在这样的灾难中完成了自己。他既是悲剧的象征，也是力量的象征。作为个人，他在苦难的忍受和抗争中成为强者。他把他毕生所崇尚的“北大精神”予以完好地展现——当然，这种展现是极其悲壮的。但历史终于补偿了他，他活到101岁，终于在他活着的时候，历史能够有机会向他道歉。1982年5月10日下午5时，这位勇敢而智慧的老人终于告别了他为之争取、抗争也因而饱尝了苦痛的世界。

    从孙家鼐到严复，从蔡元培到胡适，再延伸到从上一个世纪末一直活到本世纪80年代谢世的马寅初，这些与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名字相关联的是一些独立的和智慧的人。他们的名字连成一串，展示了近百年的中国文化精神，也展示着这所大学所具有的特殊品质。本书作者在一篇文章中曾为这座校园写下了这样一些话，这些可以用来概括和纪念1898年梦想改变中国命运而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这棵常青树所结出的精神之硕果：

    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和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

    这是一片自由的乡土。从上个世纪末叶到如今，近百年间中国社会的痛苦和追求，都在这里得到积聚和呈现。沉沉暗夜中的古大陆，这校园中青春的精魂曾为之点燃昭示理想的火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从这里眺望世界，用批判的目光审度漫漫的封建长夜，以坚毅的、顽强的、几乎是前仆后继的精神，在这片落后的国土上传播文明的种子。近百年来这种奋斗无一例外地受到阻扼。这里生生不息地爆发抗争。北大人的呐喊举世闻名。这呐喊代表了民众的心声。阻扼使北大人遗传了沉重的忧患。于是，你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人的沉思的面孔总有一种悲壮和忧愤。北大魂一中国魂在这里生长，这校园是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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