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修《汉书》

    东汉班固所撰《汉书》是继西汉《史记》之后的又一部重要史学名着。

    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郡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汉书·本传》称其“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班固之父班彪，是东汉初年着名的史学家，他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只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间），想续写武帝之后，于是收集史料，写成《史记后传》65篇，以补足《史记》的西汉部分。班彪死后，23岁的班固回到家乡，看到父亲所写史书，认为还不够详备，决定继承父志，完成父亲未竟之业。不久有人告发他私改国史，因而下狱，后其弟班超上书力辩，得释。

    汉明帝永平五年（62年），班固被任命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宫内贮藏图书之处），不久迁升为郎，奉命续写《汉书》。直到章帝建初七年（82年），“潜精积思二十余年”，完成《汉书》100篇（后人划分为120卷）。和帝永元元年（89年），班固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任中护军，参与谋议。在追击匈奴时曾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刻石颂功，《封燕然山铭》即为班固所撰。后窦宪以失势自杀，班固也因此受到牵连，先是免官，后为仇家洛阳令种兢逮捕入狱，死于永元四年（92年），年61岁。以后和帝又命班固之妹班昭补写八表，同郡马续补写《天文志》，终于完成了《汉书》的编撰。

    《汉书》包括纪12篇，表8篇，志10篇，传70篇，共100篇。上起汉高祖帝元年（前206年），下至刘玄更始二年（24年），共230年的历史。

    《汉书》体例与《史记》大略相同，都是纪传体。《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根据《史记》而小有改变，如改“书”为“志”，废“世家”，将“世家”并入“传”。《汉书》记载汉武帝太初年间以前的西汉历史，在史料来源上，多来自《史记》，但亦有所增补。如《贾谊传》增加了《治安策》，《晁错传》增加了《贤良策》、《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邹阳传》增补了《讽谏吴王濞邪谋书》，《路温舒传》增收了《尚德缓刑疏》，《公孙弘传》增补了《贤良策》等文章。在韩信、楚元王、萧何、卫青、石庆及公孙弘等传中增加了一些史实。此外，还在《史记》材料的基础上，新立了一些篇目，如《惠帝纪》及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李陵、苏武等传。

    武帝以后的史料则以班彪的65篇《史记后传》作为基础，并参考其他有关着述，做了大量订正，增强了史料的可靠性。班固还利用官府藏书，收集许多遗闻轶事，经过取舍剪裁，熔铸于书中，使《史记》缺漏的重要文献在《汉书》中得到补充。《后汉书》作者范晔肯定班固的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汉书》的精华在“志”。其10篇“志”，比《史记》的8篇“书”

    内容详备，规模宏大。其中《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志》

    四志和《百官公卿表》均为班固新创。《五行》与《刑法》分别记载古代自然变异和立法设刑的情况。《地理志》则叙述从传说的“九州”到西汉的地理沿革，以及各地的山川、户口、风土和物产，还记载了亚洲一些国家的地理情况，是我国古代地理学的重要着作。《艺文志》是综述各学科和学派的源流，记载西汉皇家藏书情况，是论述中国古代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其他六志，如《食货志》补充《史记》的《平准书》，系统地记述了西周以后至王莽时期的经济制度，是研究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资料。《沟洫志》续补《史记·河渠书》，详记黄河变迁与治河对策，所载西汉哀帝时贾让《治河三策》是极珍贵的古代历史文献。《律历志》记录了大量自然现象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情况。《礼乐志》是研究我国古代国家机器和典章制度的重要史料。十志在八书的基础上确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志书规模，后来“正史”的志，大体依十志稍作增减。唐宋时期，志书体得到大发展，出现了《通典》、《通志》、《通考》等典章文献专着。

    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任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职官制度和官吏的变迁情况，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为后世《百官志》、《宰辅表》开辟了道路。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自此以后，用纪传体编纂的断代史连续不断，遂形成了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记》、《南史》、《北史》外，全都是纪传体的断代史。这是因为“中国自汉以来政尚专制，忌讳滋多，本朝之人不敢指斥本朝，以速罪戾。班氏史体最合着述家之心理，盖记前朝之事，危疑较少。讥谈政事，臧否人物，均视在当代为自由，《汉书》家独盛于后世，即此故也”（范文澜《正史考略》）。而且除了“正史”外，还有一些编年体的断代史，如东汉末年荀悦的《汉纪》，就是将《汉书》的内容删略为编年体的史书。我国历史悠久，自秦汉以来2000多年的史料，都能相当丰富而没有间断地保存至今，是与历代都有断代史的编纂分不开的。班固开创了断代为史的方法，是对我国历史学的一大贡献。当然断代史也存在着割断历史联系的缺点，这一点，唐朝的刘知几和宋朝的郑樵都曾指出过。

    《汉书》的另一特点是在传中多载有关学术、政论文章，因此《汉书》又兼有一代文章总集的性质。如《贾谊传》载《治安策》，《晁错传》载《贤良策》，司马相如、扬雄等的文章皆入本传。

    又《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东汉人已有很多地方读不通。

    这就提出了为《汉书》作注的要求。东汉末年已有服虔、应劭所作之注。

    到唐代，颜师古汇集了前人23家的注释，纠谬补缺，完成了对《汉书》的新注。清朝人王先谦又作了《汉书补注》，征引繁博，成为《汉书》旧注的代表作。

    《汉书》亦有不足之处，那就是班固生活在儒家伦常完全定型的东汉时期，历史观受到儒家尊君思想的严密束缚，虽然，《汉书》较之《史记》，有“文赡而事详”的长处，但是，就班固的历史观来看，却远不及《史记》进步。《汉书》以儒家正统思想为准绳，指责《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认为《史记》把汉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降低了汉朝的历史地位。在高帝赞中又有特为刘邦编造的从尧开始的世系，企图证明“汉绍尧运，以建帝业”。班固在《五行志》里还用大量自然变异现象附会政事，积极参加东汉的谶纬迷信，神化皇权活动。他还对农民起义领袖，对出身社会下层，对敢于反抗强暴的人物，力加贬斥，如《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陈涉世家》，在《汉书》里都改为传。

    蔡伦改进造纸术

    关于造纸术的起源，历来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以三国时文学家张揖及南朝史学家范晔为代表，认为东汉时，宦官蔡伦于105年发明了纸。第二种意见是以唐代书画鉴赏家张怀瓘及宋代一些着作家为代表，他们认为西汉初年即已有纸代简，至东汉蔡伦时所造之纸精工于前世，故蔡伦不是纸的发明者，而是改良者。近代考古发掘证明上述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1933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即罗布泊）汉烽燧遗址掘出一块麻纸，其年代为汉宣帝黄龙元年（前49年）。他根据这一考古发现，认为在蔡伦之前150多年已有纸。

    解放后，新中国的考古工作逐步发展，1957年5月，陕西西安东郊灞桥古墓遗址出土一批文物，清理文物时发现青铜镜下有麻布，布下有纸，均带铜锈绿斑。考古学家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判断其下葬期不晚于西汉武帝时代（前140～前87年），专家鉴定该纸为早期麻纸。1973年、1978年、1979年、1990年，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内蒙古 、陕西、甘肃等地区发现西汉不同时期制造的古纸，这些古纸的存在，补充了《史记》、《汉书》漏记西汉纸之不足，也纠正了《后汉书》关于造纸起源于东汉的误记，把中国的造纸术起源提前了200年。

    那么，这是否意味抹杀蔡伦的作用和贡献呢？否。蔡伦的作用在于：

    一是他总结了前代和同时代造麻纸的技术和经验，组织生产了一批优质麻纸。他是麻纸技术的革新者和推广者。二是他倡导并主持研制楮皮纸，完成以木本韧皮纤维造纸的技术突破，扩大了造纸原料。蔡伦虽非纸的发明者，但确是承前启后的造纸技术革新者。

    蔡伦（？～121年），字敬仲，东汉桂阳（今湖南耒阳市）人。东汉明帝永平末年，他开始在京城洛阳的皇宫里当太监，章帝建初中，为小黄门，“及和帝即位，转中常侍，豫参帷幄”。蔡伦是一个有才学、为人诚实的人，他做了中常侍后，尽心王事，十分勤恳。他也敢于直言进谏，“匡弼得失”，因而深得和帝信任。后来，他又被加任尚方令。尚方是皇宫内的手工业作坊，专门为皇帝制造刀、剑和其他器物。史书记载，蔡伦做尚方令后，经他临制的刀、剑，“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正是在他负责尚方工作时，对造纸技术做出了重大的改进。

    纸的发明，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古代人自从发明了文字以后，客观上就要求有记录文字的工具。较普遍的有泥板、树皮、羊皮、纸草、龟甲、牛骨、竹、木、缣帛等。在商周时代，人们把文字刻在龟甲和牛骨上，或者刻在青铜器上，也有刻在石头上的。随着文化的发展，又将文字刻写在木简或者竹简上，后来又有把字写在缣帛上的。文字刻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然后用绳子一片片地串起来，叫做“策”（或叫“册”）；缣帛上写的文字，最后卷起来，成为一“卷”。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册”和“卷”的来历。在竹简和木简上刻写文字，在缣帛上写字，比在龟甲、兽骨上刻字方便一些，但是，竹简和木简仍很笨重，使用起来不方便。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西汉时，齐人东方朔有一次向汉武帝上奏章，共用简3000片左右，要两个人抬进宫去。《庄子》中记载，战国时学者惠施出门，喜欢带上书，这些用简编成的书，足足装了五车。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在使用竹木简的同时，从春秋战国开始，又用帛来写字，叫“帛书”。帛是一种丝织品，最大的优点是轻便。但是帛受生产的限制，不可多得，而且价格昂贵，无法在民间推广。因此，人们就想到要寻找一种能为大多数人利用的书写材料。于是，纸就应运而生了。

    我们现在所说的纸，一般是指用植物纤维（麻、木材、竹、草等）做原料制成的。最初的造纸法是模仿漂絮法而产生的。东汉许慎在其所着《说文解字》一书中谈到“纸”字的字源时说“纸”从系旁，这说明早期的纸与丝有关。公元前12年，汉成帝后宫有一个名叫曹伟能的女官生了一个男孩，引起了皇后妹妹赵昭仪（“昭仪”为妃子的一种称号）的嫉妒，把她投入监狱，并派人用“赫蹏”包裹着毒药，上面写着逼迫她自杀的字。“赫蹏”就是丝质的絮纸。

    西汉时期，我国蚕丝业已很发达，妇女们把蚕茧煮了以后，再放到浸于水中的席子上捶打，成为丝绵。把丝绵起下之后，在席子上留有一层薄薄的纤维，把它剥下晒干，就成为一张丝绵纸。但是用蚕丝的纤维造纸，原料来源少，产量低，成本也高，还是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人们很需要一种既轻便又便宜的纸张来作为书写材料。这样，经过摸索、试验，最后终于成功地发明了植物纤维纸。1957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西安灞桥一座西汉古墓中，发现了一批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沓纸，共88片，被称作“灞桥纸”。经科学工作者鉴定，“灞桥纸”是用大麻和苎麻等原料制成的，其时间不晚于汉武帝时（前140～前87年）。其后，1986年甘肃考古学家又在甘肃天水市郊放马滩西汉墓中发现一张麻纸，发掘报告认为“此墓的时代在西汉文、景时期”。这应当是目前考古发掘出来的我国最早的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

    但是，西汉早期的植物纤维纸，还比较粗糙，纸的表面有较多的麻筋，纤维组织松散，分布也不均匀，因而不利于书写。显然，这时还是我国造纸术的萌芽和初级阶段。

    到了东汉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文化日益发展，造纸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曾经不断发掘出一些东汉时期造的纸。如1901年先后在新疆和甘肃敦煌发现两张东汉纸；1942年和1959年，又先后在内蒙古额纳河和新疆民丰县各发现一张东汉纸；1974年，又在甘肃武威县一座东汉墓中，发掘出一批东汉纸。这些纸的质量比西汉纸有着明显的提高，大多数纸的上面都有书写的字迹，有的是书信、诗抄，也有的是日常文书。可见这时的纸已经比较普及在民间了。可以说，东汉已经是造纸技术比较成熟的时期了。事实证明，这些进步都是和蔡伦在造纸工艺上的“造意”分不开的。

    蔡伦在主持各种御器的制造时，经常和工匠在一起，这样就使他有机会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同时，蔡伦善于诗、书，深知世间缺纸的困难。这些为他研究和总结造纸术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蔡伦首先想到，“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于是“乃造意（立意，发明创造），用树膺、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从今天发现的东汉纸来检验，其工艺流程大体是：浸湿原料、切碎原料、灰水浸泡、蒸煮、舂捣、洗涤、打槽、抄纸、晒干、揭纸。蔡伦造出的纸，体轻质薄，价廉耐用，为人们所欢迎。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把他监造的第一批纸献给了汉和帝，受到和帝的称赞。从此，全国都采用蔡伦的方法造纸。

    由于蔡伦曾被封侯，后来人们就把他造的纸称为“蔡侯纸”。蔡伦改进了造纸技术，扩大了造纸原料，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

    蔡伦改良了造纸术之后，东汉末年又出现了一位造纸能手名叫左伯。

    其所造麻纸，均匀细密，洁白光辉，色泽鲜明。赵岐《三辅决录》引韦诞奏言：“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指韦诞）墨，皆古法。”可见其纸质之优良。

    蔡伦改进造纸术的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在他故乡建立了“蔡侯墓”，墓的前院还有“蔡侯祠”。

    造纸术作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就在我国人民已经普遍使用纸的时候，欧洲还在使用羊皮和纸草进行书写，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魏晋时期，我国的造纸术首先传到朝鲜，7世纪，又从朝鲜传到日本。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向西传入阿拉伯，后经阿拉伯人传到了欧洲。1150年西班牙才有造纸工场，比我国已经晚了1000多年。16世纪后，我国的造纸术由欧洲传到北美洲。此后，逐渐传遍了全世界。

    张衡研制两“仪”

    张衡（78～139年），字平子，河南南阳郡西鄂（今河南省南阳）人。石桥镇西南有个鄂城寺，鄂城寺东边相传就是张衡的旧宅所在地，现在叫做“平子读书台”。

    张衡的祖先为南阳望族，《后汉书》中有他祖父张堪的传，张堪是个品学兼优的人，年轻时，曾“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由于品德美好，16岁被荐举到京城长安学习，他勤奋好学，被京城学者誉为“圣童”。刘秀起兵，张堪率全家相随，为东汉政权的建立立下功劳。东汉建立后，官至蜀郡太守和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太守。为官清廉，死后没有留下什么家财，张家家境急剧衰落。张衡的父亲未见史书记载，可能是从未入仕，壮年故去。

    张衡年幼时，家境清苦，经历了许多磨炼。张衡“天资睿哲，敏而好学”，少年时就能写得一手好文章。17岁时游学三辅，随后又东入京城洛阳，就教于太学，拜经学大师贾逵为师，“遂通五经，贯六艺”，儒家经世济时的思想成了他立身处世的指导思想。但这时政归外戚，权任宦官，朝政日趋腐败，因此“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正好此时鲍德出任南阳太守，鲍德“修志节，有名称”，又颇重儒术，所以当鲍德邀请张衡出任主簿时，他欣然应承。由于两人志趣相投，合作多欢，张衡一任9年，直至鲍德被诏拜大司农才离去。

    张衡早年的兴趣在文学方面。他从23岁开始，以自己出外游学的见闻为素材，模仿班固的《两都赋》，花了10年时间，创作出着名的《二京赋》。“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张衡着《二京赋》

    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讽谏”。在赋中，他谴责和揭露了统治者的荒淫无耻、穷奢极欲，对人民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同情。过去的大赋虽然也讲讽谏，但往往是劝百讽一，欲讽反谀。《二京赋》的讽谏是切直无掩的，如赋中写道：“今公子苟好剿民以愉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用以警告统治者不要穷奢极欲，残害百姓，否则将要激起百姓的反抗，这表现出张衡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主张。由于《二京赋》文辞华丽，感情充沛，被前人评论为集汉赋之大成，是“汉赋之极轨”。当然奠定张衡在文学史上地位的还有那篇开抒情小赋先河的《归田赋》，以及被誉为七言之祖的《思玄赋》后的系辞。

    张衡最大的科学贡献，是在天文学方面。安帝永初五年（ 111年），34岁的张衡又一次被地方官推荐，来到京城洛阳，被任命为郎中。这期间，他精读扬雄的《太玄经》，并写下了《太玄经注解》，绘制了《太玄图》。《太玄经》既是一本哲学着作，也涉及天文、历数的知识。元初二年（115年），张衡升任太史令。太史令的职责主要是掌管政府的档案、文书，并主管“天时、星、历”，为朝廷的祭祀盛典等选择“良辰吉日”

    和记录各地发生的灾异、祥瑞等工作。张衡本“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因此，对这项工作很感兴趣。他担任太史令，先后长达14年之久。在这一工作上，张衡更加深入、广泛地研究了天文和历算，对科学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张衡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之一是他撰写了世界天文学史上的不朽理论名着《灵宪》，从哲学概括的理论高度，阐述了天地的生成、结构、日月星辰的本质和运动。如说“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说明月亮发光是太阳照射的结果，月亮对照太阳则成满月，背着太阳则月亮就隐而不见。张衡第一次解释了月食形成的原因，认为月食是由于月球进入地影而未能受到日光反照形成的。

    他还记述了恒星的数字，“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并绘制有关星体位置的《灵宪图》。这是我国最早的一张星体分布图。张衡所着《灵宪》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古代天文学理论。

    关于宇宙天体结构，据蔡邕说东汉时曾有三个学说，即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天说。盖天说是从古代“天圆地方”说发展而来的。此说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地为天所覆盖。天体在地面以上运动，日月星辰附着于天盖之上，随天转动。浑天说认为，天地是浑为一体的，天像一个蛋壳，地像蛋黄，居于其中，日月星辰都在蛋壳上不断地转动。宣天说则认为，天没有一定的形状，日月星辰悬浮于天空之中。张衡通过观察天象，认为浑天说比较符合实际。他认为“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元初四年（117年），张衡根据浑天说，并参考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耿寿昌等人创造的浑天仪，用精铜制成演示天象用的浑天仪。

    据记载，浑天仪是一个可以转动的空心球体。球体内有根铁轴贯穿球心，球体可以绕铁轴转动。铁轴和球面的两个交点，代表北极和南极。球面刻有二十八宿及其他星辰。球外套有几个圆圈，为地平圈、子午圈、黄道圈和赤道圈。黄道和赤道的交角为二十四度，上刻有二十四节气，从冬至点起，分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同时，又利用滴漏推动仪器转动，使天文现象在仪器上表现出来。浑天仪制成后，张衡写了《浑天仪图注》和《漏水转浑天仪注》，说明它的原理和使用。

    《晋书·天文志》对张衡的浑天仪的演示效果曾有生动的说明：“张平子既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令伺之者闭户而倡之。其伺之者，以告灵台之观天者，曰：‘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已没。’皆如合符也。”这就是说，由于这些天文现象的出没，与天体运转的情况十分相似，因此，人们只要在屋中观察浑天仪的转动，便能对天体运动一目了然。

    张衡研制的浑天仪后来失落了，但是由于他留有《浑天仪图注》一书，因此，后来科学工作者根据书中叙述的原理，把浑天仪复制出来。复制的浑天仪现存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从和帝永元四年（92年）到安帝延光四年（125年）这30年间，我国连年发生地震，尤以元初六年（119年）洛阳一带连续两次发生的大地震危害最大，房屋倒塌，人畜死亡，波及数十个郡县。有人把地震这一自然灾害说成是天意，妄图为谶纬迷信制造根据。

    为了掌握自然规律和破除迷信，张衡对此精心研究，于阳嘉元年（132年）设计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能记录地震、掌握地震情报的地动仪。这年张衡55岁。

    《后汉书·张衡传》有地动仪形状、构造的记述：“以精铜铸成，圆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樽，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樽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樽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

    阳嘉二年（133年）四月、阳嘉四年（135年）十二月、永和二年（137年）四月、永和三年（138年）二月，京都连续发生地震，地动仪均准确无误测到。永和三年的一天，朝西北方向的龙吐出铜球，可是在洛阳，谁也没感到“地动”。人们纷纷议论地动仪失灵。没几天该地派人到洛阳报告：陇西（今甘肃东南）几天前发生了地震。经查对时间，正是地动仪上西北方的龙头吐球的那个时辰。于是人们“皆服其妙”。今日文物考古、科学史专家曾对张衡地动仪做过复原和研究，认为它与现代地震仪器设计原理基本相同，比欧洲早了1700多年！

    张衡不仅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而且在世界科学史上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在文学、天文学、地震学、机械制造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无古人的重大成就。为了纪念张衡在科技方面的卓越贡献，国际天文学界把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

    张仲景着《伤寒杂病论》

    有人把汉代比作中医史上的罗马时期，主要是由于产生了两个“医圣”、三大医典。北方青、徐（今山东、江苏）一带的神医华佗，以外科术着称。在南方荆襄（今湖北）一带活动，能与之颉颃的人物就是张仲景，其所着《伤寒杂病论》是内科学的重要着作，也是三大医典之一（另两部是《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宋代名医许叔微曾说：“不读仲景书，犹如儒不知有孔子六经也。”医学之有张仲景，犹如儒学之有孔仲尼，所以人称“医圣”。遗憾的是，他虽有着作传世，也像大多数古代科技人物一样，史书中并没有为他立传，因而他的事迹大都泯灭无闻。

    张仲景（147或150～219年），名机，东汉时南阳郡涅阳（今河南南阳市）人。他家庭富裕，从小勤奋好学。当他从史书中看到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时，对扁鹊望气色便知疾病的技能，很是感动，因而对医学发生了兴趣，认为这是利人利己的事业，决心研习医术。还是童年时，他就拜家乡名医张伯祖为师。张伯祖见他对医学专心致志，就将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全部传授给他。在学习过程中张仲景已显示出在医道方面的卓越才能。《太平御览》引《何颙别传》说，何颙善识人才，以此天下闻名。何颙一见少年张仲景，便断言他“用思精密”，将来必为良医。晋代皇甫谧《甲乙经》序言和《太平广记》都曾记述他神话般的高超医术说：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17岁见到张仲景，张仲景就说王粲有病，应服“玉石汤”，不然，病势浸成，30岁眉毛就会脱落（今称麻风病，此病潜伏期很长）。只是王粲少年成名，正是才气横溢，精力旺盛，不以张仲景的话为然。谁知30岁时，眉毛果然脱落。有人不信此记载，因为《魏书》只说他41岁因病（未言何病）死于征吴道上。

    张仲景生活的时代是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专权，政治极其腐败，军阀割据，战乱连绵，加以瘟疫流行，灾难深重，人民幸免于兵祸的，又被瘟疫夺去生命。曹植对瘟疫流行的惨状有“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之描写，瘟疫中主要的一种就是伤寒病。张仲景家族200余口，自建安以来10年内，死了2/3，其中7/10死于伤寒。人民疾苦与自身遭遇，促使他决意研究伤寒病。从此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奔波于患者之间，以行医为终生事业。

    张仲景不但医术高明，而且医风高尚，他把“疗君亲之疾”，“救贫贱之厄”作为行医目标，痛恨那些玩忽职守，视人命如儿戏的庸医。东汉末，寸关尺诊脉法已经流行。为了慎重，他主张不单诊寸、关、尺脉，他认为那种“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伤寒论·自序》），就胡乱开方是难以治好病症的。故他独能不殚其烦，主张参行三部九候法。即把人体分为上、中、下三部；每部取天、地、人三个部位，共九个部位，名为“九候”；“九候”又分左右，合为十八诊，必诊遍这些部位才得确诊。

    比起寸关尺诊脉法麻烦许多，却易把握病情。自东汉产生寸关尺诊脉法后，三部九候诊断渐已不行。

    张仲景在一生临床实践中，总结出许多医学理论和治疗方法，《伤寒杂病论》16卷就是这种研究和实践的产物。他看到《内经·素问》中说：

    “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他根据自己实践发展了这个理论，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但在不同季节发病，有不同的名称。冬天因受寒而发病的叫伤寒；春天受寒发病的叫温病；夏天受寒发病的叫暑病。书中对病理、诊断、治疗以至用药，都有细致的论述，是一部较完整的中医学着作。其中在理论上叙述的有22篇，治疗原则397法，记治传染病30种，共列出133个药方。按明朝徐镕的说法，晋太医王叔和始加阐明、扩充，并编次成两书，一名《伤寒论》，一名《金匮玉函要略经》。前者是专论述外感疾病的专书，后者论述内科、杂病，兼及外科、妇科的病症。今传《伤寒论》是宋朝林亿、孙奇等人校订本，分10卷，22篇，除去重复计有113方。《金匮玉函要略经》亦简称《金匮要略》，曾一度失传，宋人王洙从馆阁蠹简中发现了残本，抄行于世。书分3卷：前论伤寒，中论杂病，末载医方，兼论妇科病。宋神宗熙宁间，秘阁校理林亿等奉敕校订医书，因上卷过于简略，但取杂病以下，又将末卷医方散附各病名下，以便拣用，共得262方，合25篇。内容有研究病因、病机、疾病分类和诊断等部分；治疗所用剂型有汤、丸、散、酒、洗、熏、坐等。

    这两部着作中张仲景的医学成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医疗方法（即诊断），二是关于中药处方（即治疗）。

    上古医病主要用针灸法，从战国时起，药物疗法的经验逐渐积累下来，后来出现了《山海经》和《神农本草》等中药学书籍，但它们对医疗方法没有涉及。张仲景在长期的从医实践中，总结出要分析疾病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不同症候，创立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方法。《伤寒论》从疾病所在部位和性质，区分为“表里上下，虚实寒热”，后世称之为“辨证八纲”。根据“八纲”诊断病症，他又提出：寒者温之，热者清之，虚者补之，实者攻之的温、清、补、和、汗、吐、下、消的治疗方法，后世称之为中医“八法”。张仲景认为，这些治疗方法，都要根据患者的具体情况去运用，要使用得当，才能奏效。他还认为，有的病症可以“寒用热治”，“热用寒治”，既可以“先表后里”，也可以“先里后表”。但这种治疗方法的常例和变例，必须靠医生根据病人实际情况认真掌握和灵活运用。

    张仲景的贡献还在于，他的着作中保留了大量的中医成方，如以发汗排毒的麻黄汤、桂枝汤，治乙型脑炎的白虎汤，治细菌性痢疾的白头翁汤；治急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汤、薏苡附子败酱散等，至今中医里有许多方剂，都是从张仲景的方剂变化而来的。这不仅丰富了中药方剂这个医学宝库，并且在中药的炮制和方剂的配伍等方面也都有所总结和创造。

    在方剂的配伍方面，张仲景是有所发明的。中药方从单方逐渐发展为复方，由于复方是由多味药组成，配制时讲究君臣佐使的原则，即一方之中，必以某药为主（君），某药为辅（臣或佐使）。《神农本草》单纯按照药物的性质分类；《素问》规定一方之中，君臣剂量，各有固定比例。

    《伤寒论》则是完全按照病势，酌情增减，比起《神农本草》和《素问》

    的配制方法更为科学。后世中医有“因病立方”，而不“立方待病”的原则，就是在《伤寒论》的影响下确立的。

    张仲景既重视治疗方法的研究，也十分重视对疾病的预防。他提出了“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当”的保健方法，还提倡练气功、按摩等锻炼身体的方法。他给病人治病时，不仅注意用医方治病，还注重针灸等理疗。他常给人用灌肠法导便和用人工呼吸法去抢救昏厥的病人。

    张仲景的着作很多，除了《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10卷，《评病要方》1卷，《疗妇人方》2卷，《五脏论》1卷，《口齿论》1卷等，可惜都没保存下来。

    张仲景生活的汉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高，这使他的医学研究受到很大的限制。他在病理方面，还不能彻底肃清五行说的影响。他的医学理论，还不完全符合科学实际。他的医学着作，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缺点。所以，后代的中医评论他的《伤寒杂病论》说：有治大人病的方剂，没有治小孩病的；有治北方病的，没有治南方病的。

    但张仲景一生的研究与实践，对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伤寒论》《金匮要略》与《黄帝内经》、《难经》等并奉为医学经典着作，在中医学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自唐宋以来，张仲景的着作影响及于海外，至今日本不少医生专门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不但采用原法原方治病，而且把其中一些方剂制成成药，经过科学研究扩大了应用范围。

    华佗医术

    1700多年前，我国有一位医学大家，他不仅善于诊断和治疗各种疾病，还精通方药，擅长针灸，其中以外科手术最为有名，被人们称为外科医生的鼻祖。他就是东汉末年鼎鼎大名的医学家华佗。

    华佗（？～208年），一名华旉（古敷字），字元化，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他出生于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精通儒学与医术，拒不为官，以医为业。他通晓养生之道，“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华佗经历了东汉末年的两次“党锢之祸”和184年的黄巾大起义以及其后持续多年的军阀混战。华佗目睹战乱灾祸，不求仕进，立志“以医济民”。

    他重视前人经验，汲取民间偏方，发明创造。经过多年的实践，他在针灸术、诊断学、药物学、儿科、妇科、驱虫等医疗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为擅长外科；行医足迹，遍及安徽、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声名颇着，时人称为“神医”，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华佗给患者治病，所以疗效显着，关键的一点是他明于诊断，能根据病情看出病理，判断准确无误，然后对症下药。如一郡守，病情险恶，华佗察看病情，按脉后，诊断为瘀血积存腹内，长期不能吐泄出来所致。若设法使他暴怒，吐出瘀血，病即可愈。郡守之子一切照办，果然使郡守吐出黑瘀血，足有一升多，病症从此痊愈。

    华佗在诊断术上的高明之处，还表现在善于区分病状相同而病理不同的患者。当时有两个府吏，一名倪寻，一名李延。他们都是头疼发烧，感觉相同，华佗察看两人病情后，认为两人病理不同，处方也应当有别。倪寻是外实（感冒），应当发汗；李延是内实（伤食），应当吃泻药。这两人服了不同的药，第二天，二人均病愈。

    又如一妇人，在妊娠6个月时，突然剧烈腹痛，经华佗按脉，诊断为胎儿已死，并让她家人摸妇人腹部，说如果胎儿在腹部左侧是男孩，若在右侧为女孩，家人摸了摸说在左侧，华佗给妇人开了药，服后果然坠下男死胎。在封建社会，由于受封建礼教的束缚，“男女授受不亲”，这就使华佗的妇科医术受到很大限制。

    华佗还善于诊断小儿科常见的疾病。东阳县陈叔山的两岁幼子，常腹泻和啼哭，孩子日益消瘦。华佗治疗时分别察看了母子二人，说“其母怀躯（母亲把孩子抱在怀中），阳气内养，乳中虚冷，儿得母寒，故令不时愈”。华佗让孩子母亲服“四物女宛丸”，10天后，孩子一切恢复正常。

    华佗在诊断时，善于察形观色，从病状到病理，由表及里，因此，在诊断学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晋代医学家王叔和编撰了《脉经》一书，其中的卷五，记载了《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共有76条。所说“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或指二人的要诀，或单指华佗继承并发扬了扁鹊的医术，由华佗本人总结的经验。《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根据病人的面色、五官、肤色、病状和举止行动等，可以判定患者的生死寿夭。例如：“病人及健人面忽如马肝色，望之如青，近之如黑者死”；“病人妄语、错乱及不能语者，不治；热病者可治”。再如：“目色赤者病在心，白在肺，黑在肾，黄在脾，青在肝，黄色不可名者病胸中”。

    由于华佗经验丰富，观察入微，他的诊断相当精确。有一个做过督邮官的顿子献，曾患病，治疗后自觉良好。一日华佗为他按脉说：“尚虚，未得复，勿为劳事，御内（夫妻同床）即死。”恰巧顿子献妻听说丈夫病愈，不远百里，前来看望，夫妻同房团聚，时隔三天，果然病发而死。

    华佗治病，常使用针灸法。他继承和发扬了春秋以来的针灸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用针灸，根据病情，分别使用灸法和针刺法。“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痊愈）。”最着名的一例，是华佗为当时的汉丞相曹操治疗头风眩症，每当发作，经华佗针灸，即立刻奏效。

    华佗针灸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针灸准确，效果显着，而且还能诊断出别人针灸的失误。当时有一位督邮官徐毅得病，华佗前去看视，徐毅对华佗说：“昨使医曹吏刘租针胃管讫，便苦咳嗽，欲卧不安。”华佗察看了扎针的部位，询问了扎针的深度，然后对徐毅说：“刺不得胃管，误中肝也，食当日减，五日不救。”五天之后，徐毅果然死去。

    华佗除在内科诊断和治疗方面有很大成就外，在外科手术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三国志·魏书·华佗传》记载：“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则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麻沸散”的药物成分和配制方法，今已失传，后人一般认为华佗是用麻黄、羊踯躅、当归、菖蒲等中草药，研制成散剂，每次手术前，用酒服下，即可全身麻醉。这种麻醉方法比西医用乙醚施行全身麻醉术至少要早1600多年。有文献记载，华佗给患者施行麻醉后进行过两次腹腔手术，一次骨科手术，一次放血术。

    华佗为了使自己的医术后继有人，为子孙后代造福，他把自己的医术和秘方，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弟子。其中广陵吴普、彭城樊阿是最有代表性的两名医学家。

    华佗在教授中，曾谆谆告诫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他还说：古代的长寿者，都做“导引之事”，仿照熊、鸱的动作，伸展躯体，活动关节，以求健康长寿。“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可以除病和强健身体。当人身体感到不舒畅时，可起作一禽之戏，稍稍汗出，身体自感轻便，增加腹中食欲。”吴普按照华佗的“五禽戏”，经常进行锻炼，“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

    樊阿向华佗学习针灸之术，很有成绩。一般医生认为“背及胸脏之间不可妄针，针之不可过四分”，而樊阿却敢于打破常规，在背部扎针，深度可至一二寸；在胸部扎针，竟可至五六寸。由于技术精湛，疗效十分显着。另外，华佗还将精心研制的漆叶青黏散，传授给樊阿。漆叶青黏散是由漆叶屑一升，青黏屑十四两配制而成。据华佗说：经常服用此散，可以“去三虫，利五脏，轻体，使人头不白”。樊阿遵照老师的教导，长期服用，活到100多岁。

    华佗在方药方面没有留下着作，但李时珍认为，华佗的学生所着《吴普本草》中载有他的用药经验。南朝陶弘景怀疑《神农本草》是华佗、张仲景所记，虽不免武断，但做过增修工作还是有可能的。关于华佗着作，《隋书·经籍志》所载的几部均已佚失。唯一流传至今的是晋代王叔和撰《脉经》一书，其中卷五有《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一篇。世传的《华氏中藏经》，据考为六朝人所撰，但其中部分内容则为华佗的学术思想。华佗创作的“五禽戏”则是对养生学的一大贡献。

    华佗被曹操杀害后，引起人们对他的深切怀念，吴普在广陵修建了华佗的神庙，以表达对恩师的哀思和悼念！在徐州，人们建造了华佗墓，来纪念这位伟大的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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