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孤儿

    赵元贞（1879—1974年）字正卿，正宁县永和乡于家庄人。幼年生活凄苦，出生十个月，生父便撒手人寰，生母艰难抚养到六岁时，实在无法拉扯只好送给别人。十一二岁时，养父又死于兰州求古书院，全凭养母操持度日，是不折不扣的“双层孤儿”。7岁入私塾读书，前后地方换了六七处，教师换了七八位，在艰难困苦中求学的他，在17岁时于庆阳棚考取秀才。多年来，在半耕半读中度过，十来岁时就能独立做农活，耕耘、收碾、播种和施肥，样样全会。

    吃穿不如其他同学，但读书却胜于同赵元贞：黄土地上的洋博士门诸生。

    光绪十八年（1892年），天遇大旱，饥馑盛行，家乡饿死了不少人。赵元贞家中靠积存的陈粮和东挪西借，勉强度过荒年。生活逼迫下，赵元贞不得不外出谋生，于是徒步走到兰州。刚到兰州便靠乡党许老先生引见，拜一位姓王的先生为师，当了八面逢样儿的门生。

    后几经辗转周折，1903年考入甘肃文科高等学堂。读书期间，连课本都买不起，靠着自己做饭，同时担任“领班”兼课领月津贴生活，因经济拮据，六年间没有回过一次家。1908年毕业，以全校第一名被选送京师大学堂，学习地质专业。期间又经历了慈禧、光绪晏驾、袁世凯被炸、摄政王被炸、武昌起义、曹锟兵变和宣统逊位等历史事件，几乎没有过上一天安宁的日子。元贞通过油印讲义、当家庭教师获得的“星点酬劳”补贴费用，艰难地完成六年的学业。

    留美博士

    1913年夏天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因学业优秀被选派美国公费留学，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柯州高尔登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匹兹堡大学学习深造。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柯州高尔登大学主要学习采矿专业，兼学冶金和地质，修业期满，获采矿工程师学位；个人自觉所学所知不够，又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高等学府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在矿物院专攻冶金专业，取得冶金工程师学位。随后又进入匹兹堡大学的矿物学院钻研金相学。1921年元贞毕业时撰《钢铁冶炼中非金属物的观察与测定》论文，获冶金学博士学位。

    赵元贞在留美学习的9年中，时刻惦记着祖国。在柯州见当地的“国王长毫棉”颇多优点，就邮购两磅种子给家乡试种；他把省吃俭用积攒的l00多美元汇回家，捐助村学；当甘肃1918年发生地震时，设法募集100多美元汇往灾区；1921年帝国主义召开华盛顿会议，元贞组织留美学生三次致电，抗议九国公约割分中国的行径。1922年元贞回国前，有人劝他留在美国，但他坚持不受，表示要以自己所学知识报效祖国。

    甘省官员

    1923年，元贞回国，担任甘肃教育厅长，在任期间，创办《甘肃教育月刊》杂志，建立矿师养成所，历尽艰辛筹买仪器，招收学生，为甘肃矿业培养急需之才。他还亲自率领勘探队调查甘肃省的矿产资源，前后历时半年多，从青海到甘肃，经河西到陇东，行程千余里，一路上风餐露宿，备尝艰辛。经认真仔细调查，绘制成两省最早的矿藏分布图，提出了开发两省矿业资源若干切实可行的设想。

    1924年，赵元贞任矿务调查局总办，兼任矿师养成所所长。为了搞好矿师养成所教学工作，他废寝忘食，日夜操劳，颇得社会好评。后来，因甘肃督军陆洪涛突然辞职，致使矿师养成所失去政府支持，不得不在凄凉中解散。1925年，元贞调任甘肃省实业厅厅长，在任期间，创办《实业月刊》杂志，举办甘肃实业物品展览会和农林讲习所，在兰州建立了三处苗圃，设立了兰州气象测候所。1930年，赵元贞再次担任省教育厅长。次年，毅然离开官场，放弃政务，先后在甘肃学院、甘肃农业学校授课。

    1950年，被任命为甘肃省教育厅副厅长。他以丰富的教育行政管理经验，精心指导全省教育工作，特别是对筹划和发展中等教育做出了显著成绩。1960年，任省政协副主席，兼任《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编委会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被关进“牛棚”。后来在周恩来总理关心过问下，为元贞落实了政策，恢复工资待遇和甘肃省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职务。

    赵元贞一生担任过许多位高权重的大官。解放前他先后出任过甘肃省国民政府的两任教育厅厅长、矿务调查局总办、实业厅厅长（赵任期内改为建设厅）及省参议会秘书长；建国后他又担任过省教育厅副厅长和省政协副主席。按现时的说法，起码也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高官，但现实生活中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赵元贞，却是一件呢子大衣、一双旧皮鞋（有时为布鞋）、一把雨伞和一个拐杖，这是赵元贞多年的标准着装。据说大衣还是美国留学时卖的。建国后不久，组织上专门给他配了一辆小车，但车来接他时，他拒绝上车，往往是他走前面，小车跟在后面。现在很难想象赵元贞当时想的是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保持平民本色，不搞特殊化，则是他为官的一贯作风。

    志果校长

    1939年，赵元贞创办兰州志果中学，并担任校长。起名“志果”，就是为了纪念其恩师刘尔炘先生，“志果”者，就是不负果斋先生之望，实现果斋先生之志。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学校经费困难，他将自家52间房屋捐出救急，献出l00多亩良田作为学生实习务农之用。中学设在文庙内，最初只收一班40名学生。在他的辛勤耕耘下，学校逐年发展，设置了初中和高中，成了一所具有相当规模的完全中学。

    他执教严谨，一旦老师有病，校长亲自递补，几何、代数、物理、化学、国文、英语，缺啥教啥，从不耽误学生；他上课从不迟到，讲课又极讲究方法，所以他的课学生们都喜欢听，听课的印象亦非常深刻；学校集会，他训话言简意赅，绝无妄言废语，只要一上台，偌大操场，千余师生，顿时鸦雀无声；他是严师，又是慈父，多年来资助不少学生完成学业，老门房生活困难，他月月从薪酬中节省一点资助，多年不辍。用“严而不苛，罚而不虐，爱而不溺，怜而不戚，训而不斥，责而不詈，开而不除”28个字概括老校长的育人之道，可谓恰如其分。“勤正诚朴”这是志果中学的校训，至今仍是兰州二中的校训。不难看出，作为教育家的赵元贞把培养学生成人，看得比给学生传授知识更为重要。解放后，志果中学改名为兰州二中，元贞继续担任校长。在担任教育厅长期间，他仍然坚持到第二中学上班，深得广大师生爱戴，他曾经说过：“厅长可以不当，志果中学的校长非当不可。”他对学校发展、学生学习一心一意，而个人生活尽可能节俭和简约。赵元贞一日三餐非常简单，有时工作一忙顾不上吃饭，课间就让老师花两角钱买一块大饼，就着白开水充饥。有时吃饭，饭桌上放着一碗面条、一碟青菜、一小碟盐。面条吃完后，他在碗里倒一点水，用小拇指沿碗边涮一遍，然后将涮碗水一饮而尽。每年祭孔，上至省主席，下至普通官员，都要到文庙拜谒孔子。此时，学校唯一的一间办公室往往高朋满座，其中不乏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来者在土炕上盘腿一坐，相互寒暄，就去文庙行祭拜之礼。作为文庙的守护人，赵元贞诸事从俭，从不高接远送，更不搞宴请、攀附之事。粗衣蔬食，俭约从事，淡泊明志，不求显达，这位出身贫苦农家的留美博士，到老都保持本色。

    1974年，这位自谦为“资质鲁钝”却取得赫赫成就的德高望重的教育家，病逝于兰州，享年96岁。

    水梓：水润桑梓

    《易经》有云：“天一生水”，古人也曾朗吟“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一个人若能终身以水的性格，水的气度，水的情怀来做人做事，那么，他的生命必定是鲜活的、饱满的、明澈的、美丽的。水梓先生便是这样的人。水梓（1884—1973），字楚琴。他的一生像他的名字一样，渗透着“水”意，这“水”是灵动之水，博大之水，润泽之水，随着生命向前汩汩流出，滋润着生他养他的桑梓之地。

    水之灵

    清光绪十年（1884年），他出生于黄河穿流而过的省城兰州，也许是从小感染了黄河之水的灵气，他从小便聪慧过人，9岁时入私塾，师从名师杨辛伯（甘肃甘谷人）读书。“鸡窗夜静开书卷”，他敏而好学，寒窗苦读，18岁时，入兰州书院学习。他思想活跃，主张民主，对清政府的封建独裁统治强烈不满，因为在乡试考卷中鼓吹宪政而受到扣考一年的严厉处分。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满清朝廷正式废除科举，兴办新学，成立了甘肃文高等学堂，不久后他以优异的成绩从那里毕业。1908年，水梓考入京师政法学堂，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处处受到列强的欺凌，这都是因为清廷政治腐败、软弱无能造成的。于是，他愈加发奋努力，希望以自己所学的新知救国救民。

    辛亥革命爆发后，学校停课，他取道山西、宁夏返回兰州。回乡后，他四处奔走，宣传共和，联合邓宗、王之佐等组建临时省议会，但在当时的兰州，封建顽固派仍然势力强大，他们百般阻挠，抵制共和，省议会议长李镜清在临洮遇害。他只好出走返京继续学习。

    青年时代的水梓提倡民主，热爱自由，怀着深切的教育救国的理想，他的生命中时时焕发出“水”的灵光，这种耀眼的光芒引导他在荆棘丛生的茫茫暗夜之中奋勇前行，探索出路。

    水之度

    毕业返乡后的水梓开始服务于教育界，任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甘肃政法专门考校教授。任职期间，他被派往直、鲁、江、浙等省考察教育。1919年又与黄炎培、袁观澜、陈筱庄等赴欧美考察教育。多次考察使他意识到：教育，实乃兴国之大业、强国之根本。

    考察回国后，他提倡女子教育，创立省教育会并当选为会长，完成两部著作《比较宪法讲义》和《欧美教育考察报告》。可以说，他是解放前甘肃教育界的擎天柱石。作为西北政界名流，他历任要职，时时不忘民生疾苦和甘肃的教育事业。抗战爆发后，甘肃是重要的国际交通要道，苏联援华物资必经兰州中转。他以甘肃省中苏文化协会会长的身份，积极开展多种中苏友好抗日救亡活动。他还曾经将兰州名刹普照寺的残存佛经（许多被毁于空战）保存在他家煦园，使得这些经卷得以劫后余生。

    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终于将日寇赶出了家园！当时的国民政府在中山林忠烈祠举行悼念阵亡将士大会，水梓先生在讲话后即兴赋诗一首：

    陇上健儿赴疆场，

    英勇杀敌多阵亡。

    先烈碑上无名字，

    一股忠贞万古芳。

    作为一位有风骨的知识分子，他深刻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理，看到国民党政府日益腐败，国将不国，他拒绝与其合作，于1947年辞去考铨处长之职，在家整理诗集《煦园诗草》，此时他被李宗仁政府任命为考试院委员，但拒不赴任。作为一名官员，他能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做利国利民之事，而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正义和良知，这正和“水”的特性保持着天然的一致：润泽苍生，激浊扬清。

    水之渊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水梓先生学识渊博，对戏剧、诗词、外语、教育、书法均有研究，可见其学术功底之深厚。

    他一生爱戏入迷，对秦腔的源流分析见解不俗，广泛涉猎京剧、豫剧等其他剧种，并多赏析研考。他俄语流利，抗战时期与苏方人员交谈可以不用翻译，令苏方人员深感惊奇。他在省立一中任校长时，非常重视英语的教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曾题词表达借助外国的先进科技振兴祖国的愿望：“神禹往矣，考工失传。货弃于地，国计维艰。科学技术，他山之石。群起建设，力能回天。”此外，他的诗词功底也颇为深厚，收入《煦园诗草》的有300多首。书法更是水梓先生的强项，他博采众家之长，字体端厚凝丽，晚年归宗于褚（遂良）、虞（世南），而又有独特的个性。其中有副对联颇得方家喜爱，可称作其中翘楚：“静看行云听流水，年近岁寒爱老松。”这是1948年为兴隆山“喜松亭”所书。他更有善辩的雄才，在演讲中经常引经据典，颇多珠玑妙语。

    解放后，水梓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政协常委、民革甘肃副主任委员、民革甘肃委员会团结委员等职，1956年受到毛泽东、周恩来亲切接见。他还主动捐献房产支援抗美援朝，在统战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灾难来临了，在“反右”扩大化和“文革”中，水梓蒙受了巨大的不白之冤。但生命在寒冷的冬天依然跳动，他始终保持着一个文人应有的操守与风骨，1973年水梓先生辞世而去，享年90岁。“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的生命是小溪，也是瀑布；是泉水，也是大河，点点滴滴，都滋润着这片家乡土地，流淌进父老乡亲的心中。

    魏振皆：凤采龙文书魂魄

    布衣蔬食强筋骨

    魏振皆（1889－1974年），名著中，字继祖，号振皆，别号睫巢叟、冷岩等，皋兰县石洞乡文山村人。1909年入甘肃文高等学堂附中（今兰州一中），1914年游学北平，考入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习，1918年毕业后曾东渡日本考察学习，期年归国。先后任酒泉中学、武威师范、兰州五中、兰州中山大学（今兰州大学前身）教师、兰州第一师范教务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振皆先生以“具有相当学识”、“夙有声望的文人耆宿”，被甘肃省人民政府聘为甘肃省文史馆馆员。他一生热心教育，严于治学执教，堪称桃李满天下。

    魏振皆精通艺术，兼治文史，起居雅洁，性情爽直。古典文学造诣十分深厚，即兴吟诗作文，往往妙语如珠，文才过人，常以“性自孤亢兴自偏，不因人热不因寒”、“云烟挥洒图心迹，散寄人间苍史魂”、“布衣蔬食强筋骨，奇字高文冠古今”的诗句，寄托情怀。

    耕稼读书，安贫乐道。

    解放前夕，魏振皆先生目睹民国政事腐败，民不聊生，遂决计辍教回老家文山村定居。此后，魏振皆先生隐居家乡5年，因追慕古代隐逸高士的风致，将屋后悬崖上的天然石窟，雕凿成几个矩形石室，搭梯攀援。在洞中练字、会友、修书，也作一些佛事。他的别号睫巢、洞叟、冷岩等皆出于此。

    1951年，土改时期，魏振皆被定为开明地主，他将兰州官园（今城关区民勤路粮站附近）的家产变卖，捐献大量现金支持土改。

    然而，令人十分痛惜的是，乡政府从魏先生家里收缴的一马车古本字帖及碑文拓片等书法珍品，却被当作“无用之物”付之一炬。1971年省文史馆撤销，魏先生的生活费自然也就停发了，他与家人一同被下放回到原籍。由于自然灾害不断，连年歉收，使这个耿介文人，备尝生活之艰辛。但他乐观自持，胸襟恢廓，表现出一个书法家穷且益坚的品性。

    1974年3月，一代书杰魏振皆度过85个春秋，溘然去世，葬于文山村大涧沟砂地湾祖茔。魏振皆先生离世已30多年了，但他一生心血倾注于书法艺术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书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且名扬海内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品已成为书法家、收藏家的极品之作。有《魏振皆书法艺术》、《魏振皆楹联集粹》正式出版发行。

    挥毫日日对兰山

    振皆书法篆、隶、行、楷无一不佳，尤以魏碑融楷、隶、篆为一体，艺术造诣极深，最为人们所激赏。

    魏振皆自幼喜爱书法，寻师求教，如饥似渴。闻听当时翰林出身的刘尔炘先生主讲兰山书院，德高学富、名噪金城，他为能观摩先生书法，常随左右，恭奉桌前研墨展纸，感悟书性，仔细揣摩先生运笔挥毫，转折换锋的奥秘。白天看，晚上练，废寝忘食，行则画手，驻则画地，坐则画纸，卧则画被，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并受先生亲自指点教诲，加之悟性极强，书法进步很快。他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晓岚（即刘尔炘）先生是我研书法之启蒙老师，更是我步入书法堂奥的引路人和导师。”游学亲师，有缘结识书法界名流，眼界大开。是时，书界帖学日益衰败，碑学大兴，研究魏碑成为书界时尚，更兼京师文人墨客云集，书画精品荟萃，古碑名帖拓片易得，名家真迹显见，振皆广纳彩博，兼容并蓄，如对李瑞清、曾农冉等名流十分钦仰，对郑文公、敬显隽、嵩高灵庙、龙门造像、张猛龙等反复临摹，特别对张玄墓志用功尤深。

    乾嘉以降，帖学日益衰微，碑学大兴，书家由唐碑上溯六朝碑版，以至三代、秦汉、魏晋的各种金石文字，创造出了以雄强的北碑为基础的新风，形成了千姿百态、灿烂夺目的书道中兴的新局面。

    究其所以，主要是由于“帖学”已经满足不了更多的人们日益广泛的审美需要，加之“馆阁体”单调刻板，枯燥乏味，书坛不得不另辟蹊径。“碑学中兴，盖事推迁，不能自己也。”（康有为《广艺舟双揖》）这就形成了从邓石如、赵广谦、张廉卿一直到魏振皆先生这一条源远流长的书法流派。魏振皆酷爱魏碑，力求魏碑书体更具外形美。逐字揣摩，凭借天资悟性，寻找每个字的最佳结构，反复推敲，分次论等，对比排列，并附以字傍画一个、两个、三个圈的标记，三个圈为最满意，最理想的，以至于剪下粘贴，即算定型。“点点墨迹斑斑血，消磨时间七十年”，终于形成了空灵潇洒、疏密相间、独具风格的魏碑书体，他真正写出了自己的“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所以论者认为：有《石门铭》之奇逸、《郑文公》之浑穆、《张猛龙》之精能、《张黑女》之峻宕，可谓兼而有之矣。然仔细揣摩，其风神却与流传下来的各魏碑迥异其趣。真正写出了自己的“体”，形成了自己的“格”，正如姜白石续书谱所云：“长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泽之癯、肥者如贵游之子、劲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贤士。”

    奇字高文冠古今

    魏振皆书法从金文中取其章法，借金文交叉笔画处重，单行笔画处轻；结体繁难者大，结体简单平者小；上下重叠者长，左右横托者扁等特点，结合自己潜心研究和实践的结晶，水乳交融地融汇于魏体，写出了金石的古拙奇趣，“寓奇险于平正，含参错于严密，笔触遒劲，行气疏朗，严格循蹈之中，有丰富的变化；淳朴古厚之中，蕴藏着新的意境。”用笔上的独特手法，即入笔时将饱含墨汁的笔锋，在砚盖上调成扁锋，形如刻刀，直接入纸，则峻利明快，行笔过程中，侧锋入纸，按锋轻提，继而转换为中锋；驻笔以腕外旋或腕内旋，即成方圆之形。章法上喜取疏势，即字与字之间距离较大，行与行之间疏朗开阔。再加上字形大小、长短、肥瘦、纤浓、躁润，“凌空取势”，参差错落，左顾右盼，“笔笔呼应通神、字字潇洒刚劲。”“空灵素朴”，形成独具特色的多姿多态，变化万端的特殊风格。魏振皆临摹汉隶魏碑和创造出新相结合，摆脱了一般习书者片面追求整齐划一的弊端，得到的是金石的古拙奇趣，因此，他的书法：“寓奇险于平正，含参错于严密，笔触遒劲，行气疏朗，严格之中有丰富的变化，浑朴古厚之中，蕴藏着新的意境，所以气韵生动，引人入胜。”198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魏振皆书法艺术》发行，引起书法界广泛关注和赞誉，著名书法家舒同在序言中评价：“他学书于在而不拘泥于古。他以魏碑的古朴拙劲为基础，吸收隶书的活脱美巧的结构，取金石之势，采撷篆、隶、楷、行、草之精华融为一体。”“独树一帜，达到较高的艺术成就”。甘肃省书法协会主席赵正曾评介：“明末清初的王了望，晚清时期的朱克敏，民国时期的魏振皆，是甘肃书法界的三个里程碑。”到90年代，《书法报》刊登论者文章认为：近两百年来，在魏碑书体方面打破陈式、创出新风的只有于右任和魏振皆两人。于右任的书法世人皆知，与他显赫的社会地位有关；而魏振皆偏居陇上，一生以耕读为业，声名不显，也在情理之中。但是金子总会放光，真正的艺术是不会为时代的尘埃所蒙蔽的。魏振皆书法的技艺和价值，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书法界的重视和赞誉。

    魏振皆先生经常爱写“日魂月魄，凤采龙文”这副对联，上联是就书法的精神气质而言，下联是就书法的体势情态而说，这副对联也正好形象地道出了他精湛的书艺。观其书，顿令人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感觉，用笔率意，而结体严谨，亦魏，亦篆，亦行，亦隶，慢慢品味，始觉其乃布衣中之真君子。

    张维：皓首穷经成巨著

    张维（1890—1950年），字维之，号鸿汀。他出生于人杰地灵的甘肃康乐，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方志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他一生从政，成绩斐然，著作等身，其代表作《陇右金石录》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地方专业史著作”。

    乱世几沉浮

    1911年，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武昌起义，时任北京学官部书记的张维放弃了在北京优裕的生活，经由内蒙古回到家乡临洮，与家乡同盟会会员和各方面进步人士共同倡议组织州议会。为了宣传民主进步的思想，他与同仁们创办了《大河报》、《金城周报》、《政闻报》等多种启蒙报纸，把北京先进的文化思想带回家乡。可惜在当时，军阀势力还很大，他们横行干涉言论自由，这些报纸因为议论时政、宣传进步而一一被查禁了。

    张维无奈，又回到了北京，担任第一届国会议院院长之职。但时隔不久，贪婪的袁世凯在北京兴风作浪，掀起了一股复辟帝制的逆流。他霸道地解散了国会，驱散了议员，新生不久的民主被这股复辟的逆流浪潮湮灭了。张维不愿意在袁世凯的朝廷作官，便居住在京城读书，不久因为资费用尽，他又一次回到了家乡，以教书为生。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他回京任职，可是张勋复辟的漩涡又一次席卷而来，他被迫南下上海、浙江等地。闹剧之后，他又一次回京复职。几年后，国会又被解散，他再一次回到了家乡。历任督军公署秘书长，甘肃政务、财政、建设厅厅长等要职。当时的甘肃百废待兴，他力行改革，主张财政透明，整理混乱的币制，还建议成立银行、贫民教养院、贫民节本处，整修公路桥梁，设立公园。为发展甘肃的工业和农业，他还力主兴修水利、开发林业和矿产资源。在各个方面，他都是一个成功的开拓者。1925年，张维时任甘肃省财政厅长，他力行整顿，革除财政积弊，制定新的财政制度，提倡并力行新式的财政登记制度。但是，改革终究是会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的，一年后，他改任兰山道尹，又一次与权要的意见发生了背离，他在仕宦之路上又一次遭受打击。他不愿意过那种尸位素餐的生活，拂袖辞职而去。这时，他的思想是复杂的：既愤慨不平，对当局充满了不满与失望，又关心国家的命运与前途，有着兼济苍生的理想与愿望。他徒步前往四川进行游历，一路跋山涉水，探索前人的遗迹。在四川的两年中，他博览群书，结交蜀地名士，游历名山大川，怀古登临，思索玄奥的人生，视野开阔了，他将目光放得更远……

    执笔书金言

    由四川回到甘肃后，他就任省图书馆馆长。从此，他开始潜心研究地方志，最终成为陇上一位硕学名家。

    甘肃自古以来便是黄河流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汉朝时，甘肃是统治者抵御外族入侵的重要根据地；隋唐两宋以后，甘肃又成为中西交通要冲和最先接受外来文化的地方；元明清时，多民族在这里杂居。所有这些，形成了甘肃地方史内容的丰富多样和明丽绚烂。所以，地方志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

    张维毕生致力于地方志、历史和金石研究。他一生勤勉异常，悉心钻研，出文入史，皓首穷经，博览群书多达七万余卷。妙手著文章，他成果累累，著作等身。“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正因为他博览群书，熟悉史料，通今博古，所以能够口中出精论，笔下成妙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颇为中肯，堪称精评。他认为，史学工作中最为重要的是史料，古今史料浩繁卷帙，汗牛充栋，史学工作者应该多做史料整理工作，为后代的研究者提供方便。而且在研究中，研治题目不易过大，如果题目太大，容易流于空泛，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最好能抓住其中一小部分加以细研，这样才可以出成果。因为西北的史料颇多散佚，他便建议成立文献征集馆，由此，许多本已散佚各处的重要史料得以保存了下来。

    张维还认为，方志学应该重视编纂的科学性，并且符合时代的要求。他曾经说，治史并不仅仅是为了稽古，更重要的目的是学以致用。对旧体方志的通病他也做了总结：比如某县志记载地方8景，诗文描写本来就不足，又将它们分绘成图，而所描绘称赞的，无非是风月云树，青山涧水，这些景物哪里没有？这样辗转抄袭，成为地方志编纂的痼疾，可惜不少名志也未能免俗。史学工作应该求真求信，在史志中能够组织贯穿有法，议论中肯，高瞻远瞩，平整有法，再加上适当的剪裁，这样才可以称为经世之言，值得赞誉之书。

    他一生著作颇丰，已出版的著作包括《陇右金石录》12卷，补录2卷，拓片2卷；《甘肃人物志》24卷；《兰州古今注》1卷；《陇右方志录》1卷，补录1卷；《元魏诸镇考》1卷；《仇池国志》1卷等。另外，张维还有许多著作并未刊印，如《陇右史丛》150卷，《陇右财赋录》10卷，《陇右政事录》30卷，《陇右边事录》8卷等。张维先生的著作中，已出版的仅占其全部著作的1／10。

    博大又精通

    《陇右金石录》是张维先生在金石学方面的一部力作。汉唐两朝都在长安建都，甘肃是近畿之地，所以，甘肃金石文物，随处可见，只是因为没有专门的书籍收录，所以很不受重视。他有感于《通志稿·金石录》太过简略，就搜集旧志，辑录佚文，实地勘察，得到了许多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在《陇右金石录》自序中，他说，他辑录金石的目的并非仅仅像世俗所谓的怀古谈往，他想以辑录金石旧文这种方式补益正史不述或语焉不详之处。他将自己手中资料用以印证史志记载，考定异同，纠正错讹，然后按年代排列，历时长达20余年，写成了《陇右金石录》12卷，《补录》2卷。该书纂辑博广，考证精深，颇为海内外学者称道。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盛赞这套书“博大精通，确为后学所必需。”它已被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的《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1册收录。

    《陇右方志录》是他考证甘肃、宁夏和青海各省的府、州、县方志及各专志300余部，综述多年研究心得的著作。这部著作颇得方家赞赏，他的体例是具有独创性的，此后各省的方志皆有仿作，给后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元魏诸镇考》记述了元魏300年间的镇将制度、建置始末及其对周隋军制的影响，是以前历史所缺乏部分的专著，考证详细，有补一代历史的功劳。

    《甘肃通志稿》始修于1929年，主要由杨思、张维等负责编修。由于诸多原因，参与修志的许多人中途离去，只有他自始至终、坚持到底。这套书经由他亲自采访、编录、撰稿，虽说是成于众手，可是如果没有他自始至终的努力，此志难以完稿。《甘肃通志稿》叙写了上起远古，下至公元1928年甘、青、宁分省以前的历史，总共450万字，分为17纲，纲下又析为83目。与以前的几部旧志相比，该书的内容大为增加，尤其是民族部分单独成志，这在多民族共同居住的甘肃地区，显得尤为重要。

    张维先生秉性诚朴，待人谦和，他经常鼓励后辈努力学习，他说，做学问不仅要致广大，而且还要尽精微。为学讲究明理致用，好学深思的人，一定能从他的话中得到益处。

    张维先生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家乡，他自己认为，可以概括他生平的，只有史学、方志学而已。1950年，他患脑溢血病逝。他一生治学严谨，皓首穷经，治学态度和方法值得后人学习。他的事迹被收入1935年《中国名人图鉴》和1948年的《世界名人辞典》等多部辞典。他光辉的一生，永远彪炳史册！

    邓宝珊：将军生来爱和平

    将军与和平似乎是永远对立的两个词，但它们却在一个甘肃人身上，得到很好的统一，他就是辛亥元老——邓宝珊将军。

    将军之路

    邓宝珊（1894—1968年），原名邓瑜，甘肃天水人。幼年就读于私塾，在他13岁时，父母因病早逝，他靠哥哥嫂嫂拉扯长大。后来因家庭窘困，不得不辍学到兰州的一家水烟店当学徒工。1909年夏天，湖北新军协统杨绪赞所属部队调往新疆伊犁，途径兰州市招募新兵，邓宝珊应募入伍。1910年，在新疆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新疆伊犁起义。邓宝珊手携五响马枪，随部队猛攻伊犁东关，清兵闻风而逃。因作战英勇，善用计谋，升为参谋。1913年杨增新任新疆都督，到处缉捕革命党人。邓宝珊得到消息后，远走霍尔果斯，取道西伯利亚，潜回东北，从天津、北京辗转回到天水。

    1914年至1916年在陕西，与河北孙岳，福建何遂，陕西郭希仁、胡景翼等相聚华山，时称“华山聚义”，策划驱逐陕西都督陆建章、讨伐袁世凯的活动。1917年后，在陕西任靖国军第四路营长、团长、副总司令。1924年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任第二军旅长、师长。1926年后，冯玉祥举行五原誓师，建立国民军联军，宣布响应南方北伐。邓宝珊出任国民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因为同情和掩护共产党人和反对宁汉合流，弃职避居上海。1930年蒋阎冯大战，任反蒋军第八方面军总司令，失败后再次避居上海。1932年起，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新一军军长等职。1935年9月，国民政府给高级将领正式授军衔，邓宝珊被授予中将军衔。

    抗战之功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邓宝珊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正确主张，在晋、冀、鲁奔走呼吁各方团结抗日。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邓宝珊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提出的八项主张，有力配合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张学良将军被扣南京后，蒋介石派三路大军准备进占西安，杨虎城将军处境困难，电邀邓宝珊赴西安协助处理。他到西安后，努力协调各派之间的工作，对避免内战，稳定局势，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到积极的作用。国共合作抗战以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在兰州设立了办事处，此时邓宝珊尚在兰州，他与中国共产党驻甘代表谢觉哉等同志来往甚密，支持办事处的工作。后邓宝珊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第21军团军团长，率领甘肃部队坐镇榆林。邓宝珊不辞艰险，恪尽了爱国将领的天职。当时榆林的军队来自各个方面，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勾心斗角。但他十分注意团结各方面的军事、政治力量，把他们集聚在抗日旗帜之下，为保卫北线积极出力。邓宝珊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居心和行为深为不满，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陕甘宁边区友好相处，协力抗日。他指示所属部队必须“维护边区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护往来人员和物资的顺利出入”。

    在此期间，邓宝珊先后两次到延安，与中共中央及边区领导人会晤。1944年末，抗日战争的形势好转。同时，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对邓宝珊这些年来顶住蒋介石的压力，保护陕甘宁边区的功劳予以很高评价。这天，东方熹微，毛泽东破例起了个早，用那支饱含热情的笔，给邓宝珊写起信来：“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这份毛泽东于1944年12月22日亲笔书写的信函。对邓将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对中国革命最大的贡献是在平津战役时期，高瞻远瞩，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来往斡旋于我军和北平傅作义之间，最后以傅作义全权代表的身份，同中国人民解放军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为保卫北京这一历史文化名城做出了巨大贡献。

    和平之使

    1948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于右任与邓宝珊是多年的老朋友，他为自己竞选副总统来征求邓宝珊的意见。邓宝珊敞开心扉对他说：“以现在的情况，于先生的上策是去香港卖字，中策是继续当监察院长，下策是出马竞选。”从南京回来后，邓宝珊以身体有病为由，回到甘肃老家，躲避蒋介石的纠缠。这年8月，“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派人到三原，请他出山，担任“华北剿总”副司令。

    邓宝珊坦诚地对他说：“蒋先生挑起的这场内战，我以为注定会以国民党失败而告终。你要注意保存军队，不要被老蒋利用。”这几句话虽然傅作义听起来有些刺耳，但毕竟是老朋友的肺腑之言。傅听后默然没有作声。

    1948年底，毛泽东密令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切断了傅作义的退路。这天，邓宝珊在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的家里，秘密会见了中共地下组织代表崔月犁。当天晚上，邓宝珊来到中南海傅作义的办公室。“我担心北平和平解决后，军队一交出去，共产党翻脸，到时血本无归，我无法向几十万弟兄们交代啊！”傅作义痛苦地说道。“抗战时，我在陕北与共产党打过几年交道，他们待人诚恳，重感情，讲信用，一看就知道是一群干大事业的人。如果宜生兄认为有必要，我可以出城与共产党再作商谈。”邓宝珊说。傅作义眼里充满信任地说：“好，那我就全权委托你了。”1949年1月13日，邓宝珊由“华北剿总”司令部少将周北峰陪同，冒着凛冽寒风前往解放军平津前线部队驻地通县马各庄谈判。1月15日上午，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邓宝珊、周北峰举行正式谈判，进展十分顺利，只是在解放军进城接管的时间上，邓宝珊与共产党代表产生了分歧。林彪等人认为，接管时间应在三日以后开始，而邓宝珊则坚持至少应给傅作义军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作准备。双方互不让步，相持不下。最后，邓宝珊提议说：“我们何不将不同意见报告毛泽东先生，由毛主席决定？”15日当晚，毛泽东回电：“尊重邓先生的意见。”于是，意见很快一致，双方代表在《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上签了字。当时出版的《新民报》载文称赞邓宝珊：“他是一把钥匙，傅先生这把锁，只有他可以打开。”1949年邓宝珊率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甘肃省省长；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届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他出身行伍，只有两年私塾的学历，但他知识广博，文学素养深厚，虽戎马倥偬却坚持自学。他时常与文化名人一起切磋心得，品诗论画，往往以精辟的议论让学者叹服，加之他为人谦虚稳重，待人诚恳随和，所以一直有“儒将”之称。同时他也是一位体恤民情、关怀疾苦的领导，三年自然灾害后期，毛主席收到了一位甘肃干部呈送的—样特殊物品：一种用油渣和榆树皮粉掺合而成的食物，这种食物是当时天水一带人赖以生存的东西。这位勇敢的干部就是甘肃省省长邓宝珊。他这一举动，受到时任省委领导人的埋怨和攻击，而他却处之泰然，在他看来，群众的吃饭问题远远大于个人的进退荣辱。这充分表现了一个爱国民主人士无私胆气与坦荡胸襟。

    1968年11月27日，邓宝珊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邓宝珊去世后骨灰盒存放何处，有不同意见。后来，周恩来出来说话了：“邓宝珊先生在延安时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他为北平和平解放作过贡献，他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功的人。”在周恩来的干预下，邓宝珊的骨灰盒最后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邓春兰：心怀凌云志敢为天下先

    她们在漫漫的长夜中跋涉了几千年——有人被锁于深院之中，终身哀怨；有人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郁郁而终；有人发出了微弱的反抗之声，可是却没有应答……历史终于步入了现代，她们——中国的妇女们不再愿意接受这种任人安排的命运了，她们要努力争取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而她——邓春兰（1898—1982年），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她是中国勇闯大学女禁的第一人，也是中国首批进入高等学府的男女同校大学生。

    鲲鹏志远高1898年7月3日，一名女婴在甘肃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今属青海）出生，她的父母为她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春兰，雅洁、清新，象征着新生，象征着希望。这是一个充满温馨的家庭，她沐浴着爱的阳光，快乐地成长着。她的父亲名叫邓宗，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在兰州教育厅任职，他思想开明，主张民主，更提倡男女平等，曾经在辛亥革命时期为争取民主自由而积极奋斗；母亲名叫梁析熙，在甘肃省立师范教书。在这样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里，她并没有因为是女孩而受到歧视，相反，父母对她百般呵护，毋庸置疑，与那个年代的许多女孩子相比，她是个幸运儿。7岁时她进入了本县的初等小学读书，后来全家迁居兰州，她又继续在兰州接受教育。

    在她16岁那年，年轻的邓春兰与安徽青年蔡晓舟自由恋爱结婚。蔡晓舟是一个热爱民主自由的青年，所以，在婚后她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学业。五四时期，《新青年》杂志的发行使得“民主”“科学”的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广泛兴起，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都分别著文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与“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道德，邓春兰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努力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思想。

    1919年3月，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一次演讲中呼吁男女受教育的机会应当平等，身在兰州的邓春兰看过这篇演讲文章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对于她来说，这真是“晦暗神州，新曙光，一线遥射”。两个月后，京城爆发了声势浩大、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并很快波及全国许多城市，她欢欣鼓舞、喜不自禁。眼前的事实使她看到了青年们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决心与力量，也使她认识到：只要愿望良好并且努力奋斗，那么，没有什么不可能！1919年5月19日，她勇敢地给远在北京的蔡元培先生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她一吐自己心中多年的夙愿，希望大学能够解除女禁，实行男女同校的政策，使女子有能够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的机会。她写道：“职业、政权、一切平等，都需要提高我们妇女的人格，这也合乎人道主义……况且女子没有能力怎么能够在社会上做事呢？所以万事平等，都应该以教育平等为基础。”她分析了开放女禁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认为女子要想真正与男子平等，必须首先做到教育平等。她还恳切地要求：“春兰暂代表全国女同胞要求先生，在中学添设女子班，等到她们升入大学预科，便实行男女同班……以此为全国女子开一个先例。”（原文为文言，笔者翻译，下同）她的言论有理有情，读起来让人精神一振。

    关山万里行

    但是，她的努力并没有立刻得到回应。当时的北洋政府对外软弱无能，对内又极尽血腥镇压之能事。蔡元培先生对这样的政府忍无可忍，愤然辞职离京，这封信并没有寄到他的手中。虽然信没有寄到蔡元培先生手中，但由于她的呼吁，还是发生了一件“平地起惊雷”的事。就在邓春兰投书呼吁后不久，喜讯从北京传到了兰州：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要来甘肃招考女生！她毅然报考，成绩优异，她被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录取了。

    为了求学，也为了给全国的女子作一个“敢为天下先”的表率，1919年7月25日，邓春兰和其他5名被录取的女生一起离开兰州，赴京求学。

    考虑到当时兰州到北京的路上土匪出没，很不安全，她们改换了赴京路线：从兰州乘羊皮筏子顺黄河东下，然后在宁夏中卫改乘木船，行至内蒙古包头，再改乘老式大车驱车丰镇，再乘火车沿京绥铁路东行，经过居庸关最终到达了北京。历时一月有余。兰州距北京，关山万里，路途艰险，这样遥遥数千里的旅途对于6位从未出过远门的女孩子来说，实在是艰难备至。在路途中，她们屡遭凶险，备尝艰辛。然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她们不愧为新时代的精英骄子，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抵达北京。邓春兰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这次出行，历时一月有余，行程数千里，备尝艰辛困苦。想到小时候自己体质虚弱，娇养成性，离家不过百里，便泪水涟涟，思家心切，如果时间更长，就归心似箭；而这次离别家乡亲人，远走异地，所经历的困难，更胜过男子，而精神体力反倒健旺起来。

    由此看来，女子在生理方面未必比男子差。况且今后的世界日新月异，我们女子怎么能够经常呆在闺房中不出呢？所以此后，我应当振作精神，致力于学术，以此来服务于社会，这岂不是一件令人激动兴奋的事吗？”“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真是一名气度不凡的奇女子！这番话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金玉之言，掷地有声。她们的这次远行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标志着中国的现代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她们身先士卒，为当时二万万的妇女同胞作了表率，也在近现代妇女解放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才学比须眉

    邓春兰在离开兰州前夕，二次草拟了一份题为《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及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书》的呼吁书，再次大声疾呼全国的妇女同胞应为争得教育平等而努力抗争，她说：“与其单单凭借他人提倡，不如自己努力奋斗，天下哪有不耕耘就收获的道理呢？”她将呼吁书和给蔡元培先生的信一并投书北京新闻界，希望得到回音。

    就在邓春兰等人艰难赴京的途中，她的呼吁在北京乃至全国引起了轰动。北京《晨报》以《邓春兰女士上书请大学解除女禁》为题，将呼吁书和信全文刊登，北京、上海的许多重要刊物也先后报道了这一消息。她的呼吁得到了许多新文化主将的支持与共鸣。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都先后发文，表示支持男女同校的主张，并以此为契机讨论妇女解放的问题。

    邓春兰以自己的努力表明了她和中国广大妇女同胞走出家的樊篱，在社会这个广阔的天空中振翅高飞的愿望，而她的“飞翔之梦”也在不久之后得以实现了！1919年底，蔡元培先生回到北大，他被邓春兰坚韧顽强的求学精神感动，公开向外界宣称：“北京大学明年招考时，要是有程度相当的女生，尽可以报考，一旦成绩合格，理所当然应该录取。”邓春兰怀着激动的心情报考了，1920年2月，她和另外8名女生正式成为了北京大学的学生，她们也是我国历史上男女合校后的第一批女大学生。邓春兰进入了哲学系继续深造。付出总有回报，她的努力不但使自己的“飞翔之梦”得以实现，而且也打破了高等学府不招收女生的禁令，这一页历史终于翻过去了！1923年，邓春兰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大学毕业，她对家乡情深意笃，毕业后回到了兰州，任教于兰州女子师范，她兢兢业业，把自己的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下一代。解放后，邓春兰被聘为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担任第四届甘肃省政协委员，继续努力工作了几十年。1982年6月9日，这位伟大的女性安详地闭上了自己的双眼，离我们远去了！邓春兰——这个雅洁的名字，永远地留在了妇女觉醒的史册上。

    张一悟：陇原大地上的火炬人生

    你像一个辛勤的农民，和其他同志一道，把革命的种子，最早撒在甘肃的土地上，用自己的心血来浇灌、抚育、培养。小心地保护它们发芽、成长和茁壮。

    ——摘自张一悟同志祭文“登高一呼，山鸣谷应；举目四顾，海阔天空。”真正的革命者就有这样的胸襟与气度。他是甘肃最早的共产党员，是甘肃人民忠实的儿子，在和无数革命志士的一同努力下，让革命的火焰在辽阔的陇原大地上蔓延起来。张一悟（1895—1951年），原名张种德，学名张谷，甘肃榆中人。

    男儿立志出乡关1918年的秋天来得格外早。这天，秋高气爽，天高云淡，一个23岁的青年背上了远行的行囊，他望了一眼身后钟灵毓秀的兴隆山，又将目光投向了远方——云山苍苍，流水茫茫……在经过了一段山高水长的跋涉之后，他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新文化中心——北京，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北大预科班学习。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文化，经受着欧风美雨的洗礼，在一年后的五四运动中，有幸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李大钊，并从此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当时的北京处在无能的北洋政府统治下，祖国受着西方列强的欺凌。他同张亚衡、丁益三作为甘肃旅京学生代表，积极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斗争，被誉为“榆中三杰”。经过李大钊的介绍，他南下武昌，进入武昌高等师范教育系。在校学习期间，他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改名为“一悟”。这是他人生的标志与转折，在此后二十几年中，他自始至终怀着崇高的理想奔波奋斗，面对国民党的高压政治，他辗转异地宣传革命，被捕后以牢狱为家，气节如兰似金，他是一生都在“悟”，悟什么呢？悟他选择的觉悟之路即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路；悟人生的价值与追求；悟不变的信念；也悟对祖国、对人民、对父老乡亲的责任。

    革命火种播陇原

    “丈夫一生何所求？愿把身躯易自由。”毕业回乡的张一悟先后在兰州一中、兰州女子师范、武威师范任教，向广大的爱国青年传播革命真理，对青年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后绽春雷。”他愿作革命道路上的铺路石，愿作寒冬里的微小火种，燃烧自己，温暖大地。1942年，张一悟终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也是陇原大地上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1925年，冬夜。历史会永远铭记这个日子。就在这一天，在兰州市小仓子6号张一悟家中，甘肃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张一悟任支部书记，由外地来兰并向张一悟传达建立中共组织的宣侠父和钱崝泉任支部委员。自此，陇原大地上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办夜校、成立政治训练所、支持甘南拉卜楞藏民的反军阀迫害斗争、成立“藏民文化促进会”，仰天谢时日，踏海斗长鲸，陇原革命运动方兴未艾。可偏偏在这时，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大逆转：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张一悟等怀着一腔悲愤，在兰州临洮等地公开举行悼念活动，怒斥反动派暴行，他遭到通缉，绕道前往西安。此后，他又参加了关中渭华起义，继续着他的革命事业。

    誓如青松挺且直

    “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这一年，他在山东被捕，关押在济南第一监狱。他在受到严刑拷打后，在敌人让他写悔过书的纸上，奋笔疾书一首高适的《登陇》。

    他边写边想，想到的是还未完成的事业，他也想到了家乡，想到了父母妻子，思乡情切，溢于言表。在诗后，还有两句：“无话可说，速我一死！”反动派的花样，无非是老一套：皮鞭抽打、金钱利诱、老虎凳、掺有头发渣的汽油和辣椒水……他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差点被弃于荒野。幸好，他的坚贞打动了同室难友，他们热心救护，他在九死一生中捡回了一条性命。

    二十年来革命路，一生系得几安危？就在死神快要逼近时，他的父亲得到消息，立即找到邓宝珊，请他出面营救，邓宝珊欣然应允。他被改判无期徒刑，在此后五年的牢狱生涯中，他一面同疾病作斗争，一面反对敌人的迫害，为改善生活待遇曾联络难友同当局进行绝食斗争。在他被捕的第五年，侵华日军占领济南，城中大乱，张一悟终于逃出魔窟。

    道装伪服欺逻眼

    张一悟一生有许多化名，都是逃名遁世的词汇，给敌人以假象，漏脱他们的魔爪。例如在济南监狱念佛经，在册页上署名“空尘”；在练习小楷的题字簿上署名“退伍生”、又名“龛谷云僧”、“栖云山樵”等。他不但知识渊博，擅长书法，而且医道高明，医德高尚。1939年曾以行医为职业，暗中进行地下活动。他平易近人，晚辈们亲切地叫他胡子伯伯、胡子爷爷。他能言善辩，却并不摆做官人的架子。这就是钟灵毓秀的兴隆山养育出的陇原赤子。他用铮铮铁骨，把尊贵的头颅，骄傲地高扬在敌人面前，用滚滚热血，把浩然正气，注入滔滔向前的黄河。

    解放后，他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着，先后被任命为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省人民政府委员。但多年的奔波和疾病毁坏了他的身体，1951年1月3日，甘肃人民的赤子张一悟离去了，带着一生的坎坷和最后的欣慰离去了……所有的赞扬与惋惜都融进了这首叫作《胡子大哥赞》的诗中：终生流放为群众，不爱紫罗厌膏粱。

    道装伪服欺逻眼，马列真经看行藏。

    牢狱安家成巨业，风餐露宿垦大荒。

    一世功名在地下，千载兴隆埋香骨。

    青山有幸埋忠骨，他被安葬于家乡兴隆山栖云峰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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