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学废兴关世运

    刘尔炘（1864—1931年），字又宽，号晓岚，别号果斋，又号五泉山人，甘肃兰州人。祖籍陕西三原县，清康熙年间，高祖刘世英迁居兰州。父亲为五品州判，50岁后退职居家，所以家道逐渐转为贫寒。刘尔炘自小勤奋好学，早年从师于卢政、佘德楷，受到卢之理学思想和佘之易学思想的影响；后入兰山、求古书院，受业于山长张国常、刘光祖，张之谨严和刘之宽宏，又使他受益匪浅。

    1879年考中秀才，1885年经乡试中第六名举人，1889年进京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任翰林院编修。同年继母去世，次年归家守制。后索性辞官返回故里兰州，主讲于五泉书院。

    “正学废兴关世运，斯文绝续在人才。”刘尔炘早在考中举人以后就在兰州西城乡和山字石斗母宫设帐授徒。当进士后两任兰州府立五泉书院山长。他针对诸生热衷功名、唯知读八股文的时弊，拟定了六条学规：“一宜立志，一宜存心，一宜有抉择，一宜有次序，一宜切记体察，一宜随事力行。”力戒人云亦云，倡导身体力行。

    1903年，陕甘总督崧蕃聘刘尔炘为甘肃文高等学堂总教习，面对当时国家积弱不振、横遭列强欺凌的现实，在学堂上悬挂自撰对联：“五大洲同在地球，何故人强我弱；二三子欲擎天柱，当思人异月新。”思虑时事，勉励后昆。他还根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中西课程兼而有之，包括经学、史学、地理、外文、理化、博物、数学、体操、法制、兵学、图画、万国公法、修身等课程。其后他还先后参与创办了两所小学堂，奉命将育才馆和简易师范改建为存古学堂，筹资创建了全陇希社国文讲习所等教育机构，把希望寄托在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和造就各类人才上。这如他在《果斋别集》所说：“国运之盛衰，关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关乎学术。”主张通经致用，因撰《治经条例》，又作《劝学迩言》。常以“弘毅”勉励后学，告诫学生要坚守志向，不可懈怠。严师出高徒，他培育的英才遍于陇上，如王烜、杨巨川、水梓、水楠、赵元贞、魏振皆等甘陇名人，均出自其门下。他离世后不久，由社会团体筹资创建的“志果中学”，就是为了纪念这位把大半生心血都献给地方教育事业的果斋先生的。

    刘尔炘一生著作颇丰，计有《果斋前集》l卷、《续集》l卷、《别集》1卷，《劝学迩言》l卷，《授经日记》：《周易》1卷、《书经》1卷、《诗经》1卷、《春秋》l卷，《春秋大旨提纲表》l卷，《果斋一隙记》4卷，《果斋日记》8卷，《拙修子太平书》1卷，《陇右轶余集》2卷（此为尔炘所集先贤著作），《甘肃新通志·艺文》都有著录。另有《五泉山修建记》、《重修小西湖记》等等。

    要度众生苦厄中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陕西相应，甘肃总督长庚委派刘尔炘负责兰州治安，刘尔炘“遥戴皇恩，决不承认共和主义”，乃募志果军300人。后来由于共和失败军队也就遣散了。

    刘尔炘常因四方多难，眷念乡邦，深为贫苦生民所忧虑，认为非兴实业，不足以救人。于是与南通张季直书信往来，商订创办实业计划。创建实业待兴社、丰黎义仓，使饥馑之民得到救济；设立乐善书局，印刷陇上先贤著作；开办全陇希社、五泉图书馆，办皋兰兴文社、同仁局。对这样关于地方文化与慈善的事业，刘尔炘倾尽全力，出谋划策，因此都有较为卓著的成效。

    1919年，刘尔炘以一个地方名流的身份，发起募捐，重修五泉山，本着“补其旧毁、增其本无”的思路，精心策划，躬与其事，呕心沥血达5年之久，于1924年竣工，以其非凡的智慧和精巧的构思，依山傍水，随势建成许多佳境胜地，使五泉山作为一座大型园林享誉西北。

    1920年发生古今中外罕见的海原（当时属甘肃所辖）大震以后，官方并未直接组织救灾活动，但民间组织的募捐救灾活动遍及全国。当时，旅京、沪各地的甘肃籍人士纷纷倡捐救灾。而执掌甘政者恰逢新旧更替，致使救灾工作颇为不力。北京的王少鲁“陇右公赈会”、柴东生“震灾救济会”、李浚潭“赈款经理处”，上海的“甘人公立之救济会公赈会震灾奖卷局”，日本的“同乡会”等民间自发募捐组织即电函甘肃省长陈訚交推荐刘尔炘主持赈灾事务。随后，刘尔炘便以绅士名在兰州建立“震灾筹赈处”，专司救灾之事，并邀王竹民、李兴伯相助，撤销原设在兰州的“筹赈公所”，其赈务统归该处管理。到1923年4月为止，“震灾筹赈处”共收到国内外捐银30余万两，捐款的一半用于海原地震救灾，而其余多半则用于次年甘肃雹灾县及创设丰黎义仓等活动。

    1929年甘肃50多县大旱，导致饥馑流行，遍地饿殍，仅兰州地区就有13．8万灾民。刘尔炘所设的丰黎义仓，立即在木塔寺、官园开仓平粜。同时又会同警察厅，在河北庙滩子、东稍门、雷坛开设粥厂救济灾民。

    民国二十年（1931年）卒于家，享年68岁。《皋兰新志稿》有传。同乡王烜撰著《刘果斋先生事略》及《刘果斋先生年谱》。乡人私谥文毅，入祀皋兰先贤；并铸铜像，以五泉层碧山庄为专祠。

    1935年10月27日举行揭幕仪式，市民闻讯而来，恰好东关火药库爆炸，使附近居民免遭灾难，当时就有传言：“刘大人走了，还在拯救百姓。”

    但愿淋漓挥洒去

    尔炘为诗，立意清奇，新颖别致，情趣横生，可谓不傍人篱下，不拾人遗唾矣。即经见之题，亦多想象奇警，推陈出新之作。而联系现实，关切国计民生之篇章，颇富社会意义。尔炘还擅长书法，晚年又习绘画，以兰草和山水见长。楷书遒丽柔婉，隶书雄朴壮健。

    综观五泉山保留之联额，便可领悟其艺术修养。作为一代楹联大家，刘尔炘先生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重修兰州五泉山园林及为五泉山名胜景点题书的楹联。在修建五泉山的过程中，刘尔炘以其深厚的文化涵养为五泉山题咏书写了130多副楹联。

    刘尔炘先生题书的五泉山楹联，立意奇远，构思精妙，语言清丽，飘逸洒脱，用语平淡而意韵隽永，大多是字字珠玑、音韵铿锵、妙造自然、发人深省、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和艺术瑰宝。如濬源寺拈花坞门联：“白鸟忘机，任林间云去云来，云来云去；青山无语，看世上花开花落，花落花开。”联语技法巧妙，表达了先生旷达无羁但又消极出世的怅惘情绪。再如摸子泉联：“糊糊涂涂将佛脚抱来，求为父母；明明白白把石头拿去，说是儿孙。”以其诙谐风趣的笔调，把破除迷信的意旨，以嘻笑口吻托出，使人在哑然失笑中引起深思，受到教益。还有题卧佛殿联：“还不起来么？此等功夫，怕是懒人都藉口；何妨睡着了，这般时代，倘成好梦亦欢心。”真是“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看似游戏之作，实际上是有其深意的。题金刚殿右“无色界”门联：“里面清清净净，安安闲闲，无非妙谛；到头囫囫囵囵，活活泼泼，便是如来。”在叠字联珠中，画出了如来的本来面目，敢在佛祖头上着秽，其胆也大，其语更妙。题“若登天然”坊联：“高处何如低处好；下来还比上来难。”短短14个字，字字深喻人生哲理，是五泉山楹联的代表之作，达到了楹联艺术的最高境界。诸如此类妙语警句，在题五泉山楹联中，俯仰皆是。登山临泉，访胜踏幽，俯仰之间，尽是妙联，读之见仁见智，情怡神畅，悦目赏心，令人陶醉，会心一笑，令人不得不击掌叫绝。

    除五泉山楹联外，刘尔炘先生题咏较多的是兰州小西湖，为小西湖景点题写了19副楹联，无不是情景交融，意境高远，或忧世忧民，或自抒胸襟，皆为佳句精品。另有题兰州潜园、白塔山、五泉书院、甘肃高等学堂等处的楹联多副，亦多佳作。

    彭英甲：横跨黄河的一座桥

    兰州城依山阻水，东控陕陇，西扼河西，自古以来就是东西交通要塞，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战略地位，然而占据着如此重要地理位置的兰州，却有一条黄河阻隔，使两岸无法贯通。在兰州黄河之上的“天下第一桥”，则成了历史与今天、东部与西部连接的象征。黄河铁桥宛若一条巨蟒跨卧黄河，至今雄姿犹存，与桥两面的白塔、五泉遥相呼应，美不胜收，而建桥之人彭英甲则在历史的长河中渐行渐远……

    敢叫天堑变通途

    “昔黄河八千里，自西往东，行者均以舟渡”，是说人们的渡河方式是依靠舟楫摆渡，而主要是用羊皮筏子。试想：在波涛汹涌、浊浪排天的河面上一叶小舟颠簸前进，的确有一种“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惊险美，但在人们“行到水深处”时，生命却也在波谷浪尖之上，得不到保障，也就很难有“坐看云起时”的雅兴了。

    到了冬天，“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大河上下，顿失滔滔”，黄河结冰，形成一座“冰桥”，其景甚是壮观，人们可以在河面上行走，想来应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但是“黄河滩上看春冰，人在未消冰上行。猿臂长杆如打浆，怅惘失足一心惊”，随时都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在黄河之上建桥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为适应这一需要，所建成的镇远浮桥正如马世焘在《兰州竹枝词》里所写的那样：“长堤铁索压虹桥，天下黄河第一桥。二十四船联最稳，任他春水浪迢迢。”宛如彩虹的镇远浮桥，解决了人们的过桥问题，但每遇狂风暴雨，浮桥就会在风雨中飘摇，有时甚至会出现桥毁人亡的悲剧。人们需要的是一座坚牢永固的桥。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时任甘肃劝业道的彭英甲率领众地方官员来到黄河岸边，面对奔腾翻滚的黄河水，心中感慨万千，为了适应兰州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毅然提出要解决黄河“无一桥永久贯通两岸”的千年难题，建议在兰州黄河上建造铁桥，以代替原有的“镇远浮桥”。他的这一提议无疑是晴天炸雷，众官员议论纷纷，犹豫不决。彭英甲力排众议，一锤定音：“天下事总是要干，要干最是要一片实心。”然而那时的清朝政府已是穷途末路，在数年战火硝烟的烧烤下即将耗尽元气，经济更是积重难返，官吏内部意见不一，而黄河铁桥就在这种情况下艰难起步了。1906年，彭英甲报请清政府批准，动用库银3066两，开始筹建兰州黄河铁桥的建造。工程项目由德商承担，保证80年坚固不垮，但进口物资运输一律由我国负责。在当时交通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建筑材料先用火车从天津口岸运到河南新乡，而从河南到兰州，笨重巨大的金属桥梁材料，只能用最原始的工具运输。地形险峻，行路艰难，就凭马车、驴车、骆驼车，甚至人力推车这样的运输工具，中国人硬是把数以吨计的建材运到了兰州，工人又冒着严寒酷暑在奔腾咆哮的黄河上施工，艰辛和困难可想而知。

    在中国当时的国力下，运输、建桥的过程是一个艰辛的过程，而彭英甲的筹款过程更是艰难，可谓是一波三折，但天下黄河“第一桥”终于在大清国覆灭前建成了。工程从1907年2月开工，到1909年6月竣工，历时两年。新建成的铁桥被命名为“镇远桥”，后被更名为“中山桥”。桥宽8米，（车行道6米，两边人行道各1米），长250米，全桥5孔4墩，载重8吨，保固期80年。黄河铁桥跨卧黄河，为兰州的政治、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成为连接青海、新疆、宁夏的交通要道，从而结束了“隔河如隔天，渡河如渡鬼门关”的历史，实现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伟业。百年后，这座桥被誉为“中国对外开放的象征”、“中外合作的壮举”。黄河铁桥是中华先辈在国力衰颓的凄风苦雨中大智大勇的结晶，它更是一座强国的路标，东西交通的大动脉。

    黄河铁桥保固期80年，然而到今天它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百年风雨，百年沧桑，而它却依然挺立在黄河之上，见证着那段艰难的建桥历程，诉说着彭英甲的建桥伟绩。历史是无情的，历经百年的风风雨雨，黄河铁桥已几改容颜——桥，老了。但她默默地延续着她的使命。逝者如斯夫，当年建桥的那位来自东南之地的人物彭英甲早已随黄河之水漂流远去。斯人已逝，然而彭英甲的名字会和铁桥同在，永远烙刻在兰州人的心上。

    创业为圆强国梦

    彭英甲，字炳东，号铁函，思想开通，有远大抱负，希望以工业强国。他于1906年至1911年任甘肃劝业道兼主甘肃农工商矿总局，这6年中，在兰州兴办了一系列近代工业。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兰州西大街商品陈列所，人群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如同赶庙会一般。看着展出的产品，人们赞不绝口，纷纷称妙，恨不得立即出钱把它买回家去。而被人们交口称好的产品，都是出自兰州劝工厂。这个工厂由彭英甲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内设绸缎、织布、裁绒、玻璃等六科，从外省招聘技师指导生产，在兰州招收艺徒，利用当地优势发展生产，其产品质量高，样式多，既为兰州提供了经济来源，又让民众开阔了眼界。工厂开办后，省城和各县的人士纷纷前来参观，以期学习借鉴。

    在当时清朝政府末期，闭关锁国的状态下，彭英甲让人们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而他创办近代工业的创举，又显示了彭英甲的远见和强国之志。

    同是1906年，有人向彭英甲禀报，说在皋兰铁石山有人发现了“矿苗颇旺”的铁矿石山。一心想为兰州人民创办工业的彭英甲，即刻着手做聘请比利时化验师贺尔慈的工作，并让他同本地工匠对矿石先进行小型的冶炼，再进行化验，以检测是否可有开发价值。经过检验，矿石的含铁量在四成以上，贺尔慈认为可以进行开发。于是彭英甲在黄河北岸购买土地，建造了皋兰官铁厂，但因为当时技术和工具有限，对于矿石只能用土法进行开采、冶炼，工厂建成后生产了只有半年多，便因生产成本太高，矿石相对含铁量太低而被迫停工，彭英甲开办的皋兰官铁厂以失败而收尾。

    除创办兰州劝工厂和皋兰官铁厂外，彭英甲还创办了窑街官金铜厂。1906年10月，彭英甲奉命与比利时参赞林阿德签定合同，购置机器，并聘请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创办了窑街官金铜厂，于1910年耗巨资建成，建成后工厂外貌十分壮观，然而因原选矿有误，从白银运送矿石，入不敷出，赔累过巨，只得草草结束。

    1908年冬，彭英甲再次与比利时参赞林阿德合作，在兰州白云观西侧开办了兰州洋蜡胰子（肥皂）厂。此厂于1910年竣工投产，中方投资白银1万两，从国外购买回成套的制造洋蜡、胰子的机器数台。并充分发挥甘肃的优势，生产中所使用的油脂原料是从临夏、甘南一带运来的牛羊油，而且产量很好，又因原料名副其实，产品质量无可挑剔，如此好的产品本来应当有着很好的销路，但因生产成本高，人民的购买能力有限，致使销路不畅，洋蜡胰子厂是苦苦维持。

    辛亥革命后，工厂无以维持，只得停产关厂。

    建厂的失败，尤其是所创办的窑街官金铜厂的失败对彭英甲震动极大，痛定思痛，彭英甲从中深深地体悟到：此举之失败，完全是中国没有自己的人才，依赖洋人所致。落后就要挨打，带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强国抱负，彭英甲注意培养本国人才，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一改甘肃只有文科学堂的惯例，重视理科性人才的培养，开办了农矿学堂，既培养了人才，又为工业建设储备了技术人员。

    彭英甲如同一座桥，他用胆识和魄力把黄河两岸相连；他又用远见和卓识把兰州与外界相接连，把东部与西部相接。彭英甲看到了历史的必然，他为兰州带来了工业文明的熹光。

    周应沣：落魄一书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土崩瓦解，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结束，新思想传入中国，顺应时势潮流，进步学者适时而变，实行改革。其中走在时代前列的就有一位陇上学者——周应沣。

    落魄书痴识时势

    “乱山西下夕阳残，旷野风悲草树干。不见当年人牧马，潇潇芦水至今寒。”那种乱山、残阳、悲风、寒水所营造的意境，使人读完此诗便会生出一种悲凉之感，其中的寒意也许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感受到。此诗便是周应沣年仅13岁时所作。一个13岁的少年，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纪，难道是“为赋新辞强说愁”吗？清朝末年，中国正值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周应沣（1861—1942年）出生在此时的兰州永登。周应沣伴随着战乱长大，原小康之家也在战乱中被洗劫一空，家道中落，又遇到了永登连年荒旱，“树畜耗虚”、“加意困难，称贷无虚日”，其困境可想而知，以至13岁的周应沣就发此感叹，真乃是感时伤世。

    生活艰辛，求仕之路更是坎坷曲折。清德宗光绪十四年（1888年），周应沣考中举人。但在清朝那个朋比为奸，“庸碌之辈充于道，贤达俊士弃于野”的社会中，他曾10次入京应试进士，均名落孙山，但是他却有幸遍游秦晋、燕京、江淮胜地和陇右、河西等地，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虽然周应沣的生活艰辛，仕途坎坷，但这都没有阻碍他的成功之路。在清德宗光绪三十四年（1898年）获大挑二等，始司铎静宁州，署阶州直隶州学正，选秦安县训导，后又在清宣统二年（1910年），被保荐为知县，在任期间实施了一系列的革新举措。

    在学业上，周应沣是个不折不扣的“书痴”，不论面对生活的挫折还是科举的失败，他从未放松丝毫。他还精通内典外籍，且兼通西洋先进文化，能文善诗，文章隽秀，诗意练达。对学问孜孜以求，终于使其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学者。在诗文中，周应沣常与当时的甘肃省主席邵力子、将军邓宝珊、谷正伦和朱一民主席等诗酒唱和，颇感知遇，而且著作颇丰。作为一个落魄书痴，周应沣以他渊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闻名一时。

    识时务者为俊杰

    周应沣虽然是封建社会饱读儒家经典而成名的举人，但他却并不迷信儒学。面对清末国家现状，他越来越多地看到只重儒家学说的弊端，又因深受科举制之害，他更是不遗余力地倡导和实践废除科举制。在任阶州、直隶州学正、秦安县训导期间，他积极实施废除科举制、兴办新学堂的运动，为民众教育做出了努力。

    周应沣研究了西方具有先进思想的著作，并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萌发了反封建和独立、自由、平等的思想，周应沣与时代同行，作为学者的他在作品中评论时政。“为政之道，用人为先；用人之道，理财为先；理财之道，养民为先。不知用人而为政，是率兽而食人也！”这是他在《政治改良》中对为政、用人、理财、和养民之间的关系，指出为政之关键在于“养民”，这是周应沣当时的“为政之道”，申明了他改良主义的政治要求。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却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他在《区村除弊》中尖锐地批评道：“推翻一专制，反制造万万专制”。秋瑾死后，他号召民众“起视四万万同胞千载沉沦何之苦，安得手挽九九八十一神州，恢复赤县一片神圣干净土……”在民族问题方面，周应沣深知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对于维护国家统一的重大意义。所以在民族问题方面，周应沣认为如果处理不当，便会出现“不惟王族瓦解之忧，抑四海成土崩之虑”，所以应该加强民族团结，其原因如他在《铜雀台记》中所说“古代各民族的众多学者、豪杰崛起于陇上，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如甘肃西有游牧之藏族，洮岷诸土司横亘于青海之都兰、玉树；北有游牧蒙族，河套诸蕃王袤延于瀚海之克萨诺颜；东南土著汉回二族，人民约有九百万，犬牙相连。此四族者，光复之初，襄赞共和，维持大局，故能耦居无猜，相卫相保。”周应沣以一个学者的爱国之情，以他对时势的敏锐洞察力，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停止无用教科，裁撤不急官禄，通盘合算，购置飞机，加强防空教育，以抵日寇之侵略”的建议，并深刻意识到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不可避免，而在未来的战争中，中国要想取得胜利，抵抗外敌入侵，一定要加强防空，购置飞机。历史证明，周应沣的预测是卓有远见的，一个学者能如此清醒地认清那个变幻莫测的时代，不愧为一位俊杰之士。

    才子享誉在文坛

    周应沣的诗景优美，诗意练达，其诗作，或怀古，或寄情于山水人事，或倾吐他艰难经历中的深沉思想，或抒发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之情，诗中无不寄托着他忧国忧民的个人真实情感。

    桃源鸡犬本悠然，猛虎贪郎择食鲜。

    竭泽以来鱼有几，覆巢之下卵宁全？

    清理财政须裁伍，澄肃官方在任贤。

    桑梓攸关难卸任，匹夫有责可回天。

    这首《感时》诗，是周应沣的感时之作，诗作通过描写悠然鸡犬被猛虎贪郎所食，暗示老百姓遭到官僚的层层剥削。并通过“竭泽以来鱼有几，覆巢之下卵宁全”，来说明剥削的弊端，以及在那个乱世之中，人们生活举步维艰。周应沣此时提出用裁军的方式来减免财政支出，减轻百姓负担，而且官方要任人为贤。出于对桑梓的无限深情，他又立志要尽匹夫之责，尽力而为。

    自嘲落魄一书痴，举世莫砼砼己知。

    状不如人今老矣，耄而好学执怜之。

    空悲宦海填无术，但愿名山买有资。

    从仕未优行政仁，此和辜负百年期。

    这首《自嘲》诗是周应沣对自己人生无奈的一种总结，又是一种壮志难酬的无奈。除此之外，他的诗作还有《乌鞘岭》：“西去庄浪二百程，乌俏峻绝插天横。一峰红日一峰雪，半岭黄昏半岭明。

    旱塞烽烟销斥堠，秦天夜月落长城。临边莫唱伊凉曲，苦说沙场不易行。”出于对家乡美景的喜爱，他又写了大量赞美之作。如写五泉山的：“细雨和烟滴翠台，幽花涧底向风开。”写红泥沟的：“红泥小有洞天开，镇日禅关掩绿槐。”写白马浪：“皋兰山色古今秋，白马河声月夜流。”写金城关：“金城临野渡，落日望乡关。山色古今外，河声天地间。”写白塔山和黄河铁桥的：“白塔高凌十殿头，黄河遥挟五泉流。题桥本是乘槎客，斜倚栏杆望斗牛。”等，无不开掘出佳山秀水的美好内涵。

    周应沣所著文章隽秀，其主要著作有《棣园文集》，其中收录各类文章62篇，内容丰富，涵盖广泛；还有《金刚经了解》、《心经了解》以及稿本《黑弱水源流考》、《希腊哲学名人传》等。周应沣凭借文才和诗才崛起于陇上，与当时的兰州进士黄毓麟、举人白宝千，同时享誉于文坛，并称为“兰州三才子”。

    王树中：勤政爱民王青天

    民国五年农历九月二十九日（1916年10月23日），兰州的上空落下一颗明亮的星，这颗星就是被皖人称之为“王青天”的王树中（1868—1916年）。

    乡村篱落留美名

    安徽太和县的乡村篱落之间一农户人家，几个人正围坐在一简易的木桌前吃饭，虽是家常便饭，却都吃得津津有味。其中有一装束简朴的中年男子，边吃边询问民生疾苦，他或点头或沉思，此人便是王树中。一个清官，为官十余载，勤政爱民，被皖人称之为“王青天”。

    光绪二十年（1894年），27岁的王树中考中进士，并以进士第出官安徽，任太和县知县。初来太和县时，民众内部积怨重重，争讼之事不断发生，民众常以细小之事见官说理，明辩曲直，连年如此。

    以往知县对此是烦恼万分，但又无可奈何。而王树中却不然，他每次坐堂审理此类案件，不是严辞训斥，死板处理，而是像老者叙说家常那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告诉争讼之民争讼的害处，教导他们乡党戚里应相互忍让，和睦相处，经他反复规劝教育，争讼者自惭形秽，流泪而归，从此争讼双方友好相处。一年以后，太和上下，百姓安居乐业，争讼之事少有发生。

    王树中还常走出县衙，到民众中去，询问疾苦，向民众“娓娓谈道义，如父兄师长之教育子弟”，其才学渊博，知之甚广，颇令民众信服。乡村篱落间的妇人孺子常“以望见颜色，得闻片语为喜”。

    而且每回巡乡视察，他都携带大量的书籍，分送给乡塾无钱买书的学生，深得民心。

    作为太和县知县，王树中还治理水患，兴修水利。太和县中，水流以沟洫为脉络，以河为尾闾，但沟洫和尾闾都是年久失修，致使河流堵塞，水流不通，一遇大雨便会出现水患。遇雨排水时，高处的县民决口放水，低处的则疏淤流通，在“决口”和“疏淤”之间双方相互争斗，甚至酿成巨大案件，积怨越来越深。针对此种状况，王树中亲自查看地形，进行全盘规划，动工进行疏导，凡是县境内的河、沟都先后疏通。这样水患问题得以解决，双方的积怨更是不解自通，真可谓一举两得，“乐利无穷期”了。

    “糊涂”官断清明案

    王树中平常说话讷讷，经常把“李”误说成“张”，把“茶”误说成“饭”，为此就连他的女佣也经常偷偷发笑，认为她们的大人是个糊涂人，并暗中称他为“糊涂官”。然而她们哪里知道“糊涂官”却不糊涂。

    一天有人前来报案，称在荒野之中发现一无头尸。王树中闻此急忙带人前往查验。有一李氏妇人前来认尸，说受害之人是其丈夫沈贯群，并痛哭着诉说冤情，指认是家中小妾谷氏仇恨丈夫，并将其杀死。此时族人沈鸿亮，沈聚才从旁做证，使众人都认为是谷氏杀人，但王树中却发现李氏哭泣并非出于真诚，很是可疑。他于是反复陈述利害，李氏害怕，讲出实情。原来太和县民沈贯群，纳妾谷氏，他的妻子李氏嫉妒谷氏，仇恨丈夫。一天，李氏乘谷氏外出之机，和族人沈鸿亮、沈聚才谋杀了沈贯群，并身首两断，把尸首抛于荒郊野外，真相终于大白。众乡邻听后，无不对王树中的明断冤案而拍手称快。

    一日，太和县衙的大堂外人头攒动，大家议论纷纷，大堂上一教士出言不逊，指责他人，王树中怒斥教士，并依法责罚李广栋、李广玉。堂外百姓心悦诚服，称好之声不绝于耳。此案是因为太和县民李广栋和高大富有矛盾，相互控告，经审讯李广栋理屈，理应受罚，但他却依仗教民李广玉拒绝受罚。李广玉从中包庇，又让教士出面袒护。王树中依法办案，不畏惧势力。从此以后，教士再不敢无理取闹，再遇到与天主教、基督教有关的案件，在王树中面前是“顺若流水”。有此青天，真是民之福，民之幸。

    苍天无情“青天”有情

    清德宗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亳州大地上疫疠盛行，死尸无数，哭声四野，百姓无衣无食，其情形惨不忍堵。为官者都不愿到亳州任职，只有王树中慷慨应诺，愿去救民于水火。他废寝忘食筹划赈济，设置施善所和养病所，使情况大有好转。是年初夏，天气干旱少雨，庄稼即将枯死，王树中苦于无计可施，竟为民向天哀号，后来终降大雨，人民的困境得以缓解，而王树中却因劳累成疾，险些送命。不到一年，亳州在王树中的治理下，面貌改观，境内一片弦歌、读书之声，和他治理亳州前“灾祸流行盛疠疫，斯须人与鬼为期”的情况判若两样。

    清宣统二年（1910年），亳州又遇大水，急需赈扶，其他官员仍是畏缩不敢前往，唯独王树中念及十年前与亳州百姓的旧情谊，敢为“无米之炊”。他要求停征税款，并多方劝募，赈济难民，“只问苍生，略无瞻顾”，解民之困。赈灾完毕，深悟水灾利害的王树中，先民之忧而忧，为防患于未然，筹建了粮仓，以备不测之需。

    王树中以他“苍生皆赤子”的爱民之心解民之困，急民之需。

    而作为兰州人的儿子，他对家乡父老更是有着剪不断、似海深的桑梓之情。清德宗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兰州发生饥荒，王树中目睹桑梓父老遭受的不幸而挥泪不已，并不遗余力帮助官府赈灾，当看到官款不足，他甚至拿出家中所有积蓄，借债来救济。

    此情可待成追忆

    王树中一生主要是从政，但对学术也颇有研究，而且有着独到的文学见解，从不苟合于他人。在诗作中，他著有《梦梅轩诗草》、《细阳小草》等，其内容有酬唱应和之作，但多数是生活记实，朴素自然，不事雕琢，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携筐认说求桑妇，齐向郊原掘草根。

    一缕寒烟谁举火，斜阳黯淡照荒村。

    家无长物剩锄犁，举室群如冻雀栖。

    儿女频烦啼索食，自加呵责自酸凄。

    灾祸流行盛疠疫，斯须人与鬼为期。

    荒原日暮群鸦嗓，剩没残骸沟壑遗。

    王树中的诗作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一组《辛亥春日谯陵纪灾》中的几首诗不仅写了谯陵的灾情，也显示了作者的一片忧民之心，读来字字皆是泪。然而，社会黑暗腐朽，即使他有雄心壮志，满腹理政之良策，全力为民之丹心，但作为一个小小的县令，他更多的则是无奈，心中的愁苦烦闷只好诉诸诗作。

    民国四年（1915年）春，王树中奉命往甘凉，春暮到达宁夏，秋初诣陇东泾川、庆阳、宁镇各县勘聚众事。不到一年的时间，经历了陇上76县中的大半，并一一处理藤葛纠纷之事，凡是有关陇上民众大局之事，他都尽心处理，以致积劳成疾，东归之后，竟一病不起，死时只有49岁。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王树中走了，他身后留下了一片赞誉之声，青天美名。

    范振绪：被张大千称为禹丈的书画家

    求学之路

    范振绪（1872—1960年），字禹勤，号南皋，晚年号东雪老人，太和山民，靖远县城人，故居在县城会馆巷，取名愧漏斋。祖父范呈芳，清代贡生。父范培，字笃生，号石三，清同治时以贡生任兵部郎中。范振绪出生于北京，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大，9岁时父亲病故，随母亲娄氏扶柩回故里靖远。家学功底，再加上母亲的教子有方和他个人的勤奋笃学，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十八年（1902年）恩正并科考试中考中府试第四名举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进士，与中国近代名人沈钧儒、曾熙（石农）同榜，是明清两代靖远29名进士中最后一位进士。初任工部主事。范振绪考中进士后，起初以主事供职于工部，旋学习于同文馆，当时正值维新运动向腐朽的清王朝冲击，范老在维新派的影响下，通过同科举人徐振声的介绍，认识了曾向光绪皇帝举荐康有为、梁启超的徐致靖。范振绪受其启发，深以为是。

    故在维新洪流之中，放下主事不作，却和同学沈钧儒等毅然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法政大学攻读法律，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甘肃早期参加辛亥革命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在东京看到清廷派往日本的一万多名留学生，专心从事研究学习者寥寥无几，而大多是滥竽充数，欲贴金之后仍屈作清廷走卒。

    范老对此十分愤恨，曾在给他的同学写信时说：“东京留学者逾万人，其自爱者固多，而嚣张放肆之徒，亦属不少。”因而留学期间，范振绪就与甘肃留日学生阎士璘、陕西留日学生党松平在东京共同创办了《秦陇报》（该报1908年正月改名为《关陇》报）。他们在这个刊物上大声疾呼救国救亡，反对立宪，指斥地方政治弊病，号召人们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而进行英勇斗争。这份报刊成为辛亥革命前甘肃资产阶级革命派参与创办的唯一一份革命派报刊。

    研艺之途

    宣统元年（1909年），范振绪回国，任河南济源县知县，其在任内，减赋免役，深受百姓拥戴。余暇时间，谢绝官场的各种无聊应酬，专事诗书画，并编纂有《济源县志》传世。离任时，济源百姓夹道哭送，称之为“范青天”，将一块“遗爱民间”的德政匾，不远千里运送到他的家乡。

    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他以同盟会员当选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在北京从事书画研究鉴定工作，其书画随之闻名于世。1916年，袁世凯称帝，解散国民党，取消国会中同盟会员的议员资格，他被迫交出当选证书、徽章。袁许以高官厚禄收买他参加帝制活动，被断然拒绝，潜赴南京，以卖书画为生。在“五四运动”中，支持其在北京大学和北大女子文理学院读书的儿子范恕、女儿范额参加了游行和烧毁赵家楼曹汝霖私宅的革命活动。1916年，出任河南孟县知事，三年任期届满后回北京，深居荣宝斋从事书画创作，并以此维持生计。1921年被绥远督统马福祥聘为记室，曾出任萨拉齐县知事。1929年马福祥任青岛市长，范振绪同往并任秘书，协同马福祥著《观澜亭记》，勒碑立于青岛海滨。1934年返回兰州，被聘为甘肃省政府顾问，兼禁烟委员会委员。深居简出，不问政事。寓兰州官驿后（今正宁路），作书画、攻诗词，为当时“千龄诗社”主要台柱。与兰州诗坛名流高一涵，丁宜中、水梓、王仕、冯国瑞等应和酬唱，多有佳作。1936年，应西北骑兵第五军军长马步青聘请，担任教师，移居武威。1939年，被选为甘肃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当时抗日战争已开始两年，日寇飞机不断轰炸兰州，物价飞涨，而范振绪收入菲薄，只得出卖书画为生，曾在兰州、武威等地多次展出书画义卖，捐献前方，激励士气。1941年，适逢国画大师张大千由成都来甘肃，经兰州赴敦煌，途经武威在大云寺游览时与范振绪意外相遇，故友重逢，感慨万端，遂陪同张大千同往敦煌，研究壁画，抢救国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去北京开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后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当选甘肃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1960年8月21日，范振绪在兰州综合医院逝世，享年88岁。临终嘱其夫人杜郁文：“我一生无长物，我死之后，可将我珍藏的《宋徽宗山水画卷》、《大痴富春山色长卷》和我晚岁所画的《祁连山色长卷》捐献给国家珍藏，作为党和国家关心我的报答。”1957年，范振绪主笔，郝进贤、吴绍镛、马文江、郭维屏、米瑛等甘肃名家联合绘画的《红军长征图卷——甘肃段》长达36尺，送北京“八一”节展出，副本在甘肃省博物馆保存。范振绪一生著作有《东雪草堂笔记》、《东雪草堂诗联存稿》、《夜窗漫录》、《学画随笔》、《东雪杂文》、《兰州事变纪略》、《燕子笺秦剧本》、《桃花扇秦剧本》、《济源县志》、《靖远县新志稿》等。禹勤学画南宗，书学颜鲁公、黄山谷，兼写北碑，尝自言：“予画不如字，字不如画”。然数十年为之不辍，造诣实皆精深。范振绪夫人杜郁文曾向靖远县人民政府捐赠《东雪杂稿》和《王荷泽遗稿手秒本》，由县政府办公室收藏，张慎微编辑《范振绪先生诗文遗稿》油印问世，靖远县政协搜集整理的《范振绪先生书画选集》于1992年出版。其生平事迹编入《中国画家大辞典》、《中国美术家名人辞典》等典籍。

    河西之行

    1941年，国画大师张大千听到敦煌莫高窟壁画富冠绝世，率夫人杨宛君、次子张心智，由成都飞到兰州。经过武威时结识范振绪。

    范振绪当时已是70高龄，与张大千的老师李瑞清是同辈，因而大千对范振绪甚是尊敬，称范为“范师”、“禹丈”。而范振绪对大千也十分敬爱，每以画友、师弟相待，极是热情，二人遂结为忘年之交。

    两人天天谈诗论画，甚是相得，范振绪带领大千参观了武威文庙、西夏碑、罗什塔、海藏寺等名胜。意犹未尽，两人相邀同到敦煌，5月同游榆林窟。榆林窟古朴的风貌，陶醉了诗人和艺术家的情怀，面对奔流的榆林河，诗人、画家席地坐于河边洁净的盘石上，提壶对饮，谈天说地，道古论今，夸谈祗树，缅怀古人，十分投机。临了一幅“戏拟榆林窟唐人壁画”，范振绪在该画上题跋道：“此大千与余游榆林窟后，见窟中唐隋画，随意背临之作。神情与壁画颇肖，足征早入中唐贤三昧，近世无其匹矣。”于这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际，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绝艺得观，于心愿而无憾。

    游完安西张大千做诗《戏赠范禹老》：“我爱诗人范禹老，西来吊古锁阳城；颓垣坏墙成惆怅，一日三回捉草玭。”随后两人相伴到敦煌，范振绪在莫高窟这艺术宝库中，精心临摩研究，眼界大开，绘出具有丝路风貌的独特佳作，如：《玉关柳色图》、《阳关驼队》、《榆林窟》、《东坝湖》、《莫高窟》、《马牙山》、《仙山楼阁》、《敦煌访古图手卷》等就是在此期间先后而成的。张大千先生1943年8月在兰州举办的《张大千临摩壁画展》，以后在重庆和成都举办的“张大千临摩敦煌壁画展览”更是轰动全国。两人盘桓数日，诗画一路，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

    河西相伴而游的途中，范振绪曾向张大千讲述了他小时候家道贫寒，全靠慈母督促兄弟三人苦读，他们才获得今天的成就后，张大千听后深为感动，于是精心绘制了一幅彩墨人物手卷《青灯课子图》相赠。并于1943年作《青灯课子图》，图中上款为“禹勤”，禹勤即是范振绪的字。张大千为表示对范振绪的尊敬，亦称禹丈。画后大千先生题词云：“癸未秋应禹勤道长命，谨写娄太夫人课子图并赋求正。蜀郡后学张爰。”

    彭述圣：西北棋王大国手

    崛起西北

    彭述圣（1873—1960年），字明圣，皋兰县烟墩沟人。乳名甲戌子（生肖属狗），成名后时人亦呼之为彭高棋。幼年时，彭即显示出运思敏捷、悟性高等特点，因而，虽仅上过几年私塾，但在通晓各种事理等方面却有过人之处。彭述圣曾学习过裁缝、烹调等手艺，由于接受能力强，很快掌握要领，不久便独自操作。他在珠算、拳勇方面也有过人之处，而心算被誉为“尤殊绝”。他虽读书时日不多，但写得一手不错的小楷书，这使他以后还在法院、警察局工作过一段时间。

    清时象棋盛行，兰州虽处于西北腹地，而棋风亦盛。据传，彭述圣的父亲也是一位象棋好手，童年时彭述圣跟父亲学会了下棋。其时，兰州的街头巷尾和茶楼酒居常有一些人弈棋，初学乍练的彭述圣常挤入观看。日积月累，棋艺迅速长进，他相继战胜许多小棋伴，人称“尕高棋”。

    约十五六岁时，彭述圣同兰州一流名手刘番、孙唐、陈八、白木匠等对弈中，仍受让一马。一次，号称“八大王”的陈八让少年彭述圣一马对弈，彭不敌，陈骂彭是“臭棋”。又有一次是四月初八沐盆佛会，陈八见到彭时，又说了一句“臭棋”。这两次讥讽极大地激发了彭述圣“奋发图强”的决心。他千方百计寻得古谱《适清雅趣》、《橘中秘》、《梅花变》等，闭门三月，潜心钻研，才知道弈棋原来有此等阵式可循，从而棋力猛进。20岁时，彭再和兰州的几位一流名手对局，他们不仅再不让子了，即使分先也常是述圣占优。

    于是，彭述圣迅速跻身于兰州的一流高手，和大西北的另一著名棋手凉州（今武威）小陈齐名。

    彭述圣年轻时，由其兄主持，曾有过家室，但并无子嗣。由于迷上了象棋，白天只知弈棋，夜间又打谱拆棋，无暇照顾家庭，后夫妻离异，彭不复再娶。至壮年，才由其侄儿过继为子。无室家之“累”的彭述圣弃其他手艺于不顾，在茶馆弈棋为生。因为以棋为生，大多下的是饶子棋，使他在饶子方面练出了许多高深的技巧。如他既能饶先、饶马、饶双马或饶车，更创造出饶炮乃至绕全士象等对局实例。一些低手和他弈饶子棋，常有别开生面之新鲜感。为此，彭又被誉为“饶子大王”，言其技艺高超，手段多样。彭的饶炮、饶全士象的实录，为丰富棋艺宝库作出了贡献。

    闯荡京华

    1931年春夏之交，58岁的彭述圣在挚友王和生等人的鼓励和支持下，毅然踏上东行之路，他要以西北第一手的身份，去北平会会高手。那时，北伐胜利尚不久，交通工具简陋，从兰州到北平，足足要走一个多月。没有对棋艺的挚爱和相当的经济资助，是很难想象的。

    这还得从彭述圣交上王和生这个朋友谈起。

    1925年，王和生从北京清华学堂和南京东南大学两所高校毕业后返回兰州就业。王是象棋爱好者，在“清华”时曾夺得高校象棋赛的冠军。在南京时，曾和国手万启有战成平局，对华东、华北的棋艺水平有一定的了解。到兰州后在一所中学任教，课余常到安定门摆设棋局，与当地一些棋人交手。一天，王与彭述圣不期而遇，对弈中，屡战屡败，王就虚心向彭求教，切磋棋艺的过程也是增进友情的过程，他们成为莫逆之交。1927年到1928年，谢侠逊编订的《象棋谱大全》出了1～3册，王购得后带给彭看。彭看后觉得有些地方可以商榷，另方面也知道了其他地区名手的水平，从而产生了去全国闯荡的念头，这种想法得到王和生等棋友的赞同。经过一段时间筹备，终于有了1931年春的京华之行。

    彭抵北平后，下榻于宣武门外教子胡同的甘肃会馆里，因为当时的乡谊会馆虽已逐渐向行业性的行馆过渡，但接待乡亲仍是免费的。头几天，他先到天桥一带转悠，在孙家和舒家的棋摊上观战，以了解京城棋艺的实况。当看到一些关键棋后，彭不免插话，人们发觉彭非一般的棋艺，经掌柜舒三邀请，彭去二友轩茶社弈棋，一些坐堂棋手，均被彭—一击败。又一天，彭行经水仙亭棋社，见门前挂有“北国棋王那健庭手谈候教”的牌子，即进入茶馆，要求和擂主对弈。首局两局，大获全胜。那人初战两局失利，心有未甘，研究对策后邀彭再战，并由名流许阔亭出彩助兴，场地换到比较清静的石头胡同茶馆，共下11局，那仍居下风，故敬而畏之，不敢再斗。北京大名手张德魁闻知彭的情况，邀之与斗，共奔七八局，未能一胜，不得不甘拜下风。

    彭述圣在北平显示的技艺，还反映在对其他名手对局上。彭在北平连胜京华诸多名手后，东北名手徐词海、赵文宣和天津名手钱梦吾亦赶往北平。与彭述圣交艺，均未能挡住彭的棋锋。还有一些稍次一级的名手，被彭让马、让炮而击败，为数也不少。可见彭的全套功夫和深厚棋力，使华北、东北的诸大高手纷纷赞叹不如，而誉彰为棋圣，福建《象棋月刊》称其为大国手。

    棋德人品

    彭述圣活了80多岁，大都过着以弈为生的生活，他很少有江湖棋人秘笈自珍的习气，具有侠心义肠。彭在离京前，还将他研究所得的“盖马三捶”法，传给京城的棋手，其法（五七炮对屏风马）概括成四句口诀：右炮手中进左兵，马从九路起横行，当门（中兵前）择道觑方便，七路安雷强渡惊（硬过兵，使对方卒不敢吃兵）。一般说，彭走上以棋为生之路后，收入不稳定，经济上不可能再帮助人，但只要手头有钱，彭仍乐于助人。20年代时，西安象棋名手赵鹏程到兰州，赵是西安棋坛“四大金刚”之首，在与彭对弈中虽屈居下风，但两人仍结下了友谊，当彭得悉赵经济窘迫后，慷慨解囊，赠送盘缠，还竭力资助赵返西安后经营小本生意，使赵鹏程一生铭记难忘。王和生称之为：“殷勤扶困厄，慷慨恤苦辛。”1947年，张治中将军来兰，邀请彭到长官公署下棋，以一负、一胜、一和结局。次日《西北日报》发表消息称：“和平将军与彭高棋对弈，下了和棋。”此次对局，意在棋外。解放时，彭已是76高龄，虽孤身独处，但以棋为伴，以棋为“妻”，他仍是大西北众望所归的璀璨棋星。1951年底，青海省长赵寿山来甘肃，邓宝珊省长说：“我们甘肃多方面落后，唯下棋突出；彭老的棋在东南都无对手。”于是彭就和赵省长对了三盘和棋。1954年4月，朝鲜代表团来兰，在五泉山卧佛殿开欢迎会，邓省长也邀请了彭高棋与代表团尹澄宇对弈，两盘皆和。以棋为媒，增进了两国友谊。1956年6月，陈毅路过兰州，游览兴隆山时邀请彭老一同登山，攀登至太白殿时，两位棋坛高手借休息之机摆开了“战场”，经过激战，结局彭述圣是负一、胜一、和一。交战之后，陈总赞叹道：“真是名不虚传，把你的棋完全写出来嘛！以启育后代。”还请彭高棋进午餐、留影纪念。

    在甘肃棋界的关心下，他的好友王和生编撰《传彭集》。内容分四部分：一为凤枰，辑录和评述彭的整套让子对局。二为近局，选录1931年征战京华时的对局，并有彭在城隍庙设局的精华。三为残阵，选录彭的精彩残局，及彭所创作的少量排局，另有一些古谱诠释。四为漫评，对新旧棋谱有选择地进行评论，分别指疵驳谬，质疑求是。另有一些彭的弈棋心得，如“生棋不可欺，生棋可出奇”，“小兵一过河，就得多操心”等。

    解放后，以棋艺精、棋品高著称的彭述圣，得到政府的关怀，被吸收为省市文史馆员和政协委员，享受殊荣。1956年，第一届全国象棋锦标赛在北京举行，83岁高龄的彭应邀任大会副裁判长，是大会的最高龄者。有人提议彭和第二高龄的林弈仙对弈，彭亦欣然应诺，但因林已“封刀”而未弈。从这可见彭的弈兴和弈艺了。1960年1月，彭因病逝世，终年87岁，是棋坛中的高寿者之一。

    王烜：凌空浩歌写丹心

    骨气清高，辞采华茂，这八个字用在三陇俊才王烜身上是当之无愧的。王烜（1878—1959年），出生于甘肃兰州，取字竹民，别号煮茗山樵。

    骨气清高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王烜考中甲辰科进士，任户部主事之职。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曾担任史学馆编纂员、四川省剑阁县征收局局长。后来因为时局动荡返回甘肃，任灵台县知县之职。1916年，王烜支持蔡锷将军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运动，出任广东护法国会参议员，出席广东制宪会议，还被聘任为总统府顾问。

    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奇大丑闻。他利用流氓组织“公民团”在天安门集会，要黎元洪下台，但国会两院因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而曹锟又急于要当总统，于是采取了高价收买和胁迫议员出席会议的手段。他秘密建立了大选筹备处，下设财政、交际、外交、文书等股，规定议员投他一票，可以索取贿款5000元，总统选出一日后领款，对于出大力的，另给高价。他以40万元的高价收买了国会议长吴景濂。10月5日，总统选举会正式召开，当天曹锟派出大批军警宪兵进行秘密监视，以480票“当选”为总统，此次贿选共花去了1350万元的巨款。

    但是，在这次事件中，仍有少数议员保持着高风亮节的气度。

    兰州人王烜就是他们中的一位。当时，曹锟对他极力拉拢，因为他曾在蔡锷将军讨伐袁世凯事件中积极护国，任广东护法国会参议员和总统府顾问，在议会中享有很高的声望。然而，作为一个努力为民主而奋斗的官员、正义感极强的知识分子，他怎么会去为一个利欲熏心的政治小丑涂脂抹粉、喝彩捧场呢？他断然拒绝了曹锟的贿选和拉拢。

    他知道，这些钱都是曹锟借筹军饷之名，从170个县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他刚直不阿，拒不投票，在曹锟出任总统后愤然离开北京，“挂冠”回到故里兰州。回到兰州后，他历任甘肃省公署秘书长、政务厅长、兰州市政筹备处总办、甘肃省临时参议会候补参议员等职。他重视实际，积极地为家乡的百姓办了不少好事。

    退隐田园

    在这首叫作《制宪未成，将作归计，步同人韵》的诗中，他这样写道：

    欲整归鞭问五原，蜩螗羹沸岂长存？

    羊城总有庄严地，象魏何曾榜国门。

    他始终是一个怀有济世之志的儒者，总希望能够兼济苍生，然而，他的心中并不是没有疑虑，在那个军阀混战、政治黑暗、乌云遮天的乱世，当一个政治廉洁、两袖清风的好官，并不容易，在诗作《卜居》中，这种疑虑体现得尤为明显：

    沧浪清浊水，若木高低枝。

    卜居何处是，欲去故迟迟。

    最终，王烜还是离开了政治舞台，但他却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为国家、为乱世苍生服务着。当时，军阀势力很大，他们对百姓横征暴敛，加上天灾，难民流离失所，急需有组织、有计划的赈济。他积极从事民间赈济工作、主管兰州八社丰黎义仓，任甘肃赈济会主席、华洋赈济会总办、益社社长等职，为流离在甘肃的难民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在同时期，他任教于兰州中山大学，哺育英才，孜孜不倦。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蒋介石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西安事变后，正面战场又连连失利，他痛心疾首，在诗歌中抒发出心中的愤懑。

    萧萧征马杂征车，露布来时桃始华。

    若不月中三捷报，请看天下是谁家。（《和刘韶廷救国吟原韵》）

    欲换桃符无处着，门楣今已付灰尘。

    可怜的地城焦土，万户千家不见春。（《桃符叹》）战祸惨重，神州晦暗，中华儿女岂能坐以待毙，忍看侵略者的铁蹄踏毁故土家园？他“怒向刀丛觅小诗”，以笔为剑，希望以此来鼓舞斗志，唤起民众起来反抗。

    武皇用少冯唐老，烈士暮年犹壮心。

    忧患余生何尽瘁，胜如结草梦沉沉。

    婆娑老子兴非浅，尚有腹中百万兵。

    只待风云笔筹后，一言足以抵长城。

    时间能够验证一切，8年的浴血奋战换来了一个民族的尊严。在这场战争中，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无数像王烜一样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拿起手中的那一杆笔，书写着中华民族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忠诚与节义：中国不会亡！

    笔耕为乐

    在王烜的诗作中，还有一类描写桑梓美景，刻画家乡风俗，赋咏故土历史的诗作。这类诗作或壮丽绚烂，或清新可人，或韵味醇厚，一唱三叹，令人流连：

    拂云楼，嘉城北。下有碑，号碧血。碧不风吹尽，血不雨淋灭。屡屡流殷血，天阴乃赫赫。嗟乎顾与颜，千秋犹芳烈。

    这首《碧血碑词》写的是明肃王的侄媳颜氏碧血溅碑，自尽身亡的故事。几百年过去了，芳魂已断，而此碑犹在，想起这一段历史，叫人感慨良久。

    他还留有许多刻画兰州风俗的诗歌，诸如在诗作中歌咏兰州美食软儿梨、浆水面等，一股醇香之味飘然而出……

    梨花馆下果盈田，珍品冬来树数鲜。

    有味有香甘若醴，无丝无缕软于绵。

    沁沁绝胜袁家爽，润面能回婉女颜。

    满瓮琼浆春更好，羡他老圃乐欣然。（《咏软儿梨》）

    软儿梨做法独特，味道醇美，“无丝无缕软于绵”，口感滑爽，食之令人神清气爽，再三回味。冬天用软儿梨的汁水为自家儿女润面，皮肤就不会被冻得皴裂，这是兰州地区特有的风俗。

    王烜不仅精于诗歌创作，更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多面手。他出文入史，书法劲丽，善于丹青，工于金石。曾分纂《甘肃通志稿》。另外，《皋兰新县志》、《皋兰名儒遗文集》、《存庐诗文集》、《陇音》、《陇右文贤禄》、《陇右文献补录》、《击柝集》、《击柝续集》、《竹民文存》等著作都成于他手。其中，《皋兰新志稿》是一部研究兰州方志的专业必备文献。

    1954年王烜被聘为甘肃文史研究馆馆员，一年后出任第一任副馆长，悉心深入地研究甘肃文史、诗词、书画、金石等，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他一生忧国忧民，笔耕不辍，诗文精邃，真是“李杜文章光焰在，自然风雅有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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