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在20世纪世界的政治格局中，我们曾是一面旗帜下的兄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和我们一样选择了和苏联老大哥相同的制度。那时，我们的身边有来自东欧的专家，我们使用过他们的设备，学习过他们的经验。我们步调一致，甚至盖一样的厂房和住宅，如今在哈尔滨的老工业区还能看到这些半个世纪前的老房子。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欧和苏联相继“地震”，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像柏林的老墙一样轰然倒塌了。引发东欧剧变的是波兰但泽斯克市的一个小电工——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1989年6月4日，波兰议会选举中，团结工会占据了参议院100席中的99席，瓦文萨当选总统。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了，几个月内，东欧的其他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纷纷随之倒下。东方世界痛心疾首，西方世界也目瞪口呆。十多年过去了，“旧貌”在否，“新颜”如何？这怎能不让和东欧有过“血缘”关系的我们，对他们有所牵挂！
也许还因为，在那片土地上出生的许多艺术家是我们的老朋友，神交久远，却难以相见。如波兰的钢琴诗人肖邦，他华美的旋律和爱国情思还时常让我们落泪；捷克那位永远让我们新闻记者骄傲的伏契克，他鲜血凝成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一直摆在我的书架上；和他同在布拉格生活过的米兰·昆德拉和弗朗兹·卡夫卡，他们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和《变形记》，为全世界每一个爱好文学的人熟知。说到捷克，我们还会想起两位伟大的作曲家：斯美塔那（1824―1884）的交响曲《我的祖国》在每年5月12日的“布拉格之春”音乐会开幕式上演奏，百年不衰；德沃夏克（1841—1904）的浪漫派代表作品《斯拉夫舞曲》和《新世纪交响曲》，我们会在世界的许多音乐会上听到，他去世时享国葬之礼。也许我们更熟悉匈牙利的诗人裴多菲，他的名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在中国家喻户晓。我多么想走近这些大师，寻觅他们的足迹，倾听他们的心灵，为他们写一首挽歌！东欧，真的让我牵挂。
其实东欧并不遥远，在访问西欧的时候，我和她擦肩而过，却来不及回头看一眼她是忧伤还是开朗的面容。在访问南欧时，我仿佛闻到了保加利亚的玫瑰香，看到了掠过头顶的阿尔巴尼亚的山鹰，但我无法走进东欧的花园，登上巴尔干高地。在访问北欧时，我在波罗的海的夜航中，已望见了海岸那一边波兰大地上的晨光，但我却无法靠岸与她亲近。
东欧在哪里？当然在欧洲的东部。那是地理上的概念，指原苏联的欧洲部分。后来的东欧是个政治概念，包括在欧洲除苏联以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民主德国。他们的地理位置并不都在东欧。和东欧对应的西欧当然也是政治概念，那是指欧洲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在美国统领下于1949年4月4日，在华盛顿宣告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5年5月14日，苏联又统领东欧八国在波兰华沙成立了与之抗衡的华约组织。这两大阵营对抗了几十年，欧洲为美苏争霸军事竞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随着冷战时期的结束，这两大军事组织也该寿终正寝了。现在华沙组织解体了，东欧在失落中寻找新的靠山，他们提出“重回欧洲大家庭”的口号，纷纷加入欧洲自己的组织“欧盟”。现在东欧这个名称对这些国家来说，只是他们“履历表”上的“家庭出身”而已。
我们中国新闻代表团一行六人，于2005年6月15日从首都机场出发，取道意大利的罗马——在那里，团长徐心华先生将接受意大利记者公会颁发的一个个人成就奖“新闻职业奖”——然后飞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再飞捷克首都布拉格，再飞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进行一次半个月的欧洲之旅。这是一个“豪华”的阵容，徐团长是新华社的资深记者，和中国四代领导人都有交往，当过经济报社长，现在是中国记者协会的党组书记。团员有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肖培，这位中国新闻界的“高人”不仅因为他有1.9米的身材，还因为他率领北京青年报和北京晚报时创造的奇迹。一路上他不断地用手机接收和发出信息，遥控着首都的舆论导向。团员中还有占有中国最丰富政治资讯的全国政协新闻办主任杜亚利，因最先报道青岛港工人徐振超而获得全国新闻一等奖的青岛日报年轻的女记者辛梅。老杜慢悠悠的冷幽默和小辛如火的热情泼辣，使我们艰辛的旅程总是充满欢乐。而李秉新处长以职业化的外事服务保证了我们的安全和顺利。
飞过俄罗斯的乌拉尔山，又一次看到了那片在苍茫的云雾笼罩下的绿色大地，心情不禁一阵激动。这片山川静穆，湖泊晶莹，森林坦荡的大地，这片只占世界陆地面积6.7％的大地，这片只居住了世界19.4％人口的大地，为什么总是风雷激荡，引领人类文明之潮流，书写世界历史之画卷？
欧罗巴，请你告诉我。
玫瑰色的梦
和意大利记者公会的朋友告别，是在罗马万圣庙右侧一条小巷的一家老店。老店不大的门面被爬满墙的青藤半遮半掩。世界上许多访问过意大利的政要光顾过这里，在店堂的墙上我们看到了里根、克林顿、赖斯的照片。店有名但饭菜平常，热情洋溢的公会秘书长乌戈先生为我们点了意大利海鲜面、烤小牛肉，味道还真不一般。印象深刻的是意大利的葡萄酒，是一种既不甜又不酸的口味。乌戈告别的话比葡萄酒还有味道：
“我们随时张开臂膀欢迎来自中国新闻界的朋友！”
在罗马的达·芬奇机场我们等候去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的班机，刚要起飞的“麦道”发生了机械故障，几个工人趴在机头上修理发动机，我们紧张起来。其他乘客并不在意，对他们来说最可怕的是恐怖分子。欧洲人谈恐色变。45分钟后我们的班机有惊无险地起飞了。飞机不大，乘机的不足百人。看来东欧要回到欧洲大家庭还需要时日。从舷窗下望看到了碧绿的大海，那就是地中海，这片与欧亚非土地相连的水域，是世界政治的晴雨表，看似平静，常有风雷孕育其间。越过地中海，我们又向爱琴海飞去。和剽悍的地中海比，爱琴海多了几分阴柔。剽悍的地中海激起了古罗马帝国称霸的野心，阴柔的爱琴海养育了古希腊的文明。古罗马的野心让欧洲统一强大，古希腊的文明让欧洲繁荣灿烂。在飞越两海时我们也些许地领略了欧洲历史上的辉煌。创造了西方文明的老欧洲，当然不甘心当新世界的二等公民，他们要重振雄风，要争取对这个世界更多的发言权——这样，让分离的东欧回归，让衰弱的东欧强大，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飞过爱琴海，再飞过希腊，就是保加利亚的国土了。我对保加利亚的了解，源于少年时代的一个玫瑰色的梦。在学世界地理时，老师告诉我们，保加利亚是世界最大的玫瑰油生产国，每年玫瑰油的产量能装一油罐车。每年春天，玫瑰花开时节，全国就是一个玫瑰色的大花园。我曾梦想着走进这个大花园，陶醉在玫瑰的芬芳中。我对保加利亚的了解，还因为记住了一个保加利亚人的名字：季米特洛夫。这个15岁参加革命的保加利亚印刷工人，因领导工人罢工多次被捕入狱，因领导共产党起义被判死刑，在流亡国外的1929年起担任共产国际中欧地区负责人。1923年2月27日德国国会失火，希特勒以此为口实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并诬陷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党人为纵火的策划者。在法庭上季米特洛夫大义凛然，慷慨陈词，尖锐地揭露和控诉了法西斯的罪行。在各国人民的强烈声援下，他被无罪释放。在上世纪60年代中学戏剧小组的活动中，我曾朗诵过季米特洛夫的辩护词。从此他成了我心中永远的英雄。
怀着玫瑰色的梦想和对英雄的景仰，在浓浓的夜幕中，我们的飞机降落在索非亚机场。没有繁华只有清雅，没有喧嚣只有宁静。从西欧到了东欧，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一切都静了下来，一切都慢了下来。索非亚机场的停机坪上没有几架飞机，候机厅也只有我们这一班下来的人，显得有些冷清。看到两个穿着西装的中国人在向我们招手。他们是中国使馆的文化参赞和一位秘书。在其他国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来访的中国代表团太多，使馆是不可能派人去接的。手续很简便，翻了一下护照，我们就过了关。欢迎的人群中还有三位保加利亚的朋友，其中两位女士，保加利亚记协秘书长托多洛娃，身材高壮，黑头发黑眼睛，热情但很矜持。保加利亚私人饭店协会的公关部主任娜拉，身材苗挑，黄头发蓝眼睛，热情如火，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最多的话题是中国，他和丈夫多次访华，那里的一切她都喜欢。两位女士向我们中的唯一女性辛梅献花，当然是一枝玫瑰——紫红色的。
另一位先生是一位老者，他满头白发，身材敦实，穿着一件浅色的T恤衫，眼睛还闪着年轻的神采。他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家，也是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汉学家，20世纪50年代曾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后在保驻中国使馆当翻译。他给自己起的中国名字：巴思儒。老巴（我们先称他为巴先生，后来叫他老巴，辛梅叫他巴大爷）曾陪保共代表团出席中国八大，会见过毛泽东等许多中国领导人。后来他在缅甸当过大使。也许因为对中国的情义，也许为了生计，69岁的他还经常为访问自己国家的中国代表团当翻译。原以为他是保记协的领导人，在帮我推行李时，他告诉我他是我们的翻译。汉语说得很地道，只是很慢很弱，难怪，他已年近古稀了。在以后访问保加利亚的日子里，我们朝夕相处，深知这位保共老党员的境遇和品格。
离开索非亚机场，我们并没有进索非亚城。尽管城内有许多的星级宾馆，主人还是安排我们住在城郊的维托沙山上的保加利亚通讯社的疗养院里。其实这正合我意。我手头的一本关于保加利亚的书上说，到过索非亚的德国旅行家霍赫申特尔100年前曾经发出感叹：“维托沙山之于索非亚，近乎维苏威山于那不勒斯。”保加利亚诗人、小说家伊·伐佐夫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透过朝南的窗口，
我每日向外凝望，
总见雄伟的维托沙山，
穿着绿色和紫色衣裳。
可惜夜色中的维托沙山，只穿着黑色的衣裳，我们穿过一片片的黑森林，在山路上盘旋许久，终于走进了一座树木环抱的院落，好像走进昔日贵族的庄园。这座大概建于上世纪中叶的三层小楼，内部的陈设像现在部队的营房，一点也不华丽。但这种简朴和干净，还是让我们感到亲切。在保加利亚的第一夜，我还是做着玫瑰色的梦。
行路难
被狗吠和鸟鸣声惊醒，玫瑰色的梦变成了绿色。我走出被高大浓密的森林环抱着的保通社疗养院的小院，漫步在铺满阳光的松软的小路上。透过树的缝隙，我看到了山下晨曦中海市蜃楼般错落的建筑，那么飘逸，那么神奇。那就是索非亚吧？轻纱薄幕中的神女。
可惜，今天我们还不能走近她。一早，老巴和他的朋友（据说是位教授）开着一辆老式“大众”牌面包车来接我们，要去访问黑海边的城市瓦尔纳。这辆车三排硬座，没有空调，连遮阳窗帘都没有。我们知道保加利亚记协经济的拮据，他们连一台旅行车都雇不起。本来我们是可以花钱租车。但按照对等的原则，我们在保的五天访问是由他们安排，正如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是中国记协安排的。但那是坐着飞机跑三四个城市，都住大宾馆。我们理解保记协已尽其所能对我们访问的接待，我们更想看一看真实的保加利亚。
我打开保加利亚地图，寻找我们当天的行程。保的国土呈距形，东西长520公里，南北宽330公里，总面积11万平方公里。东西走向的巴尔干山脉是保加利亚的脊梁，我们将沿着巴尔干山的北坡，经过加布罗沃市，一直走到最西部黑海岸边的瓦尔纳，有近500公里的路程。其实我更希望我们能走巴尔干的南麓，那里有著名的“玫瑰谷”，世界最大的玫瑰园。遗憾的是，现在花期已过，胜景不再了。老巴告诉我，上世纪初，保的玫瑰油的产量占世界的80％，年产量5.4吨，现在产量只占世界的10％了。“玫瑰帝国”的衰落，真的让我有些伤感。
从维托沙山徐徐而下，我们的“大众”进入索非亚西行的公路。这条保加利亚最重要的国道，已被荷兰购买经营权，有的路段新修过，已达到高等级公路水平，有的还是老样子，曲折而坎坷。路上的车不多，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品牌。路旁山峦起伏，山上树茂植丰。与我走过的阿尔卑斯山脉不同，巴尔干山脉没有雪峰，也没有坦荡的维也纳森林装点的奇丽，只有满坡的阔叶林——橡树、榆树、椴树、杨树，这些普通的树种装扮得秀丽。阿尔卑斯是贵妇，巴尔干是村姑。这正是西欧和东欧自然风情的区别。从奥地利到德国，再到荷兰、比利时、法国，路边的草地被修饰成草坪，田园也成方成块，房舍别致典雅。而我们在保加利亚的公路旁看到的是荒草萋萋，野花点点，建筑简洁朴素。山坡上刚刚成熟的麦田，像天上落下的一片金色的云，那成片摆动着绿叶的玉米地，看不出人工耕种的痕迹。村姑的朴实无华比珠光宝气的贵妇要可爱得多。
望着窗外的田野，满脸忧郁的老巴完全没有我们的闲情逸致。他说，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保加利亚是当年苏东“经互会”的“后花园”“菜篮子”，农业非常发达，50年代就实行了“喷灌”，农副产品大量出口，农民生活富足。“剧变”以后不行了，土地私有化，许多农民都跑到外国打工了（据说800多万人口中有100多万出国），现在土地都荒芜了。老巴回忆说，“剧变”是从1989年11月10日，日夫科夫被免去保共党内一切职务开始的，以后全国实行了私有化和多党制。这十五年来，政局不稳，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似的变幻，经济“休克”到了谷底，老百姓生活水平下降，保加利亚成了欧洲的穷国。作为保共国际部的退休官员，老巴每月的退休金200列弗，而每月要缴的房屋水电费用要180列弗，他的两个孩子到国外谋生去了，他靠给中国人当翻译维持生计。说起这些老巴很伤心。他说，我对当时的保共也有意见，我也不反对改革。但把一切期望都寄托在私有化和多党制上不行，现在又把希望都靠在加入“欧盟”上，这也不行。更不能相信美国的援助，保加利亚向伊拉克派了兵，还死了八个人，美国给你什么好处了！老巴越说越生气。他的怀旧和愤世嫉俗，也许有许多个人色彩，但也多少反映了一个转型期国家的现实和部分人的意见。
巴尔干6月的太阳格外的热烈，车厢内越来越闷热。我们一个个大汗淋漓。在国内，别说像徐书记这样的部级干部，连我们也没遭过这样的罪。怜香惜玉的老徐把背阳的座席让给辛梅，不一会儿公路转弯，太阳又追过来。阳光是阳性的，总爱追逐女人。辛梅把衣服脱下来挡在窗上，差一点，就要穿“三点式”了。这难忘的旅行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东欧的“阳光普照”，我们都企盼着快点下雨——一路上大家还是谈笑风生。
我忍不住向窗外望去，骄阳下的巴尔干山峰挺拔俊秀，那陡峭的崖壁上也写过英雄的诗篇。老巴说，保加利亚历史上的人民起义，几乎都是在巴尔干山中组织的。尤其在长达500年之久的反抗奥斯曼帝国奴役的斗争中，民族英雄拉科夫斯基、鲍特夫、列夫斯基、迪米特尔等，都不止一次翻越过巴尔干山，有的就在山上献出生命。1868年8月，迪米特尔的武装支队经过从多瑙河到巴尔干的浴血战斗后，在布兹鲁查峰同土耳其军队进行最后一战。勇士们面对比自己强大数十倍的敌人，高举着“宁为自由死”的绿色旗帜，全部壮烈牺牲。1942年，视死如归的保加利亚反法西斯战士也正是站在布兹鲁查峰上，向敌人高喊：“有胆量就开枪吧，这是我们的胸膛！”这喊声在山间久久地回荡。
老巴的故事让我们振奋起来，为了理想，先辈们流血都不怕，我们还怕流汗！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保加利亚充满了信心，有着光荣传统的民族当然会在历史的转折中，克服困难，选择自己应该走的道路。这时，巴尔干山下的道路渐渐开阔起来，我们风驰电掣般地向瓦尔纳奔去。
幽默城里无幽默
中午时分，我们跟着扬特拉河进入了保加利亚中部城市加布罗沃。这河是从巴尔干山上流下来的，经过山林中孤寂的流浪，见到了城市和人群，它激动地跳跃起来、欢叫起来。小城静静的，并不把它理睬。这个只有6.7万人的小城，是加布罗沃省的首府。14世纪这个小城得名于一棵叫“加布尔”的大树。枝叶繁茂的大树下成了集市，集市的发达又引来了手工作坊。到了17世纪，这里成了巴尔干山区最著名的手工业和商业中心。19世纪，这个城市已经有了26个手工行业，其纺织品、陶制品和铁制品远销奥斯曼帝国各地。到1947年这里有230多家工厂，成了保加利亚重要的工业区，甚至被称为“保加利亚的曼彻斯特”。可惜我们在城中穿过时没有看见一家工厂和一支冒烟的烟囱。
看着我们疑惑的目光，老巴说，这个城市最著名的是它的“幽默”，以“幽默之城”誉满全球。城里有一座五层楼的幽默讽刺宫，它拥有10个展厅，陈列着153个国家的幽默大师的作品，据说还有中国漫画家的作品。这座建筑的外面是一座公园，摆着各国的雕塑作品，每件都让人忍俊不止。这里每年举行民族幽默联欢节，每两年举办一届世界讽刺画展，到那时这里的笑声歌声回荡在巴尔干山谷。为什么这个偏远的小城在幽默上出了名，老巴说因为这里的“吝啬鬼”“守财奴”很多，讽刺他们的笑话在这里特别盛行，结果这个城市出了名。我们请老巴讲几个“经典”。他说，你们没有注意，这个城市的猫都是没有尾巴的，因为这里冬季很冷，猫过门时间很长，影响了屋里温度，后来加布罗沃人把猫的尾巴都剪掉了。这个城市的标志就是一只没有尾巴的猫！我们半信半疑。
老巴又给我们讲了几个故事，可能因为语言的关系，我们并没理解其中的韵味。幽默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不通，艺术就打了折扣。但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幽默丰富的民族自然是一个智慧和开朗的民族、一个文化深厚的民族。在平常朴素的生活中经常开放幽默的花朵，让人生活得生机勃勃和充满希望。在保加利亚我们接触了许多人，像老巴这样满脸忧患的并不多，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洋溢着快乐和安详。
也许是因为过了幽默的季节，加布罗沃的朋友安排我们去参观离城八公里的埃特尔民俗村博物馆。在村口的大树下，这个城市的一位女副市长和博物馆长为我们举行欢迎仪式，穿着民族服装的男青年吹起羊肚皮制作的盖伊达风琴，女青年为我们献上山上采来的香草。接着我们走进山谷中蜿蜒在河边的小村，其风貌类似中国的周庄和丽江，只是规模要小得多。石砌的墙院，木制的坡顶，屋上升起袅袅的炊烟，屋后水车吱吱呀呀的咏唱，一派150年前保加利亚农村的风光。副市长领我们顺着木楼梯登上一座民舍屋顶的平台，小村的风景尽收眼底，石径上涌动着远方的来客，一家家小店门庭若市。副市长告诉我们，这座工业重镇已把旅游当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欢迎更多的中国人来这里领略古保加尔人和斯拉夫人的民族风情。经济发展的标志不是烟囱林立，无烟产业创造的综合效益更宝贵。
主人在粗重的木桌上铺上红底花格的台布，用纯正的当地风味招待远方的客人。徐书记特别喜欢刚在楼下的土灶中出炉的烤饼，比法国的面包香甜，比中国新疆的馕松软。肖部长大杯品尝当地清爽的啤酒，老杜和辛梅大吃绍普凉菜——那是用西红柿和黄瓜丁浇上素油和醋拌成，再覆上奶酪丝，十分的清爽可口。
而我更喜欢用粗磁碗装着的酸奶，这是世界上最纯正的酸奶，因为保加利亚是酸奶的故乡。据传，在旷古久远的年代，保加利亚的牧民发现他们灌于皮囊背在身上的羊奶，在体温和气温的作用下经常发酸，呈现渣状。当他们又把变酸的奶倒入煮过的奶时，惊奇地发现，煮过的奶也变酸了，并且气味芬芳，口感极佳。世界最早的酸奶就这样问世了，从保加利亚传遍欧洲，又传遍世界。据科学家调查，保加利亚的山村是世界人口的最高龄地区，其原因是这里的人喝了一辈子的酸奶。俄罗斯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缅奇尼科夫在保加利亚酸奶中发现了一种能杀灭大肠内腐败细菌的杆菌。因此，保加利亚酸奶誉满全球，成了酸奶技术出口大国。我一再向桌上的同行推荐，但接受酸奶正宗口味的寥寥无几。真是可惜！孰不知中国的甜酸奶是伪酸奶。
不管是酒还是酸奶，都把中保两国朋友拉近了。大家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我们的亲缘关系。现代的保加利亚人的祖先是古保加尔人、斯拉夫人和色雷斯人。古保加尔人曾经生活在中国的西域，是铁勒部落的后裔。公元2—4世纪，当匈奴人西征时，古保加尔人也迁移到里海和黑海之间的大草原，以游牧为主。古保加尔人使用的纪年法，史称“循环法”，即12年为一轮，每一年都用一种动物表示，这同中国纪年法完全相同。这样说来，当年的古保加尔人是我们的近邻，现代的保加利亚人是我们的远亲，其文化的联系和影响自然是深远的。
下午，当我们在村里一家家的以水为动力的磨坊、染坊、小织厂和木器、铁器、陶器的小作坊参观时，我们看到了与中国相同的制作方式，相像的制品，和一样手粗心巧满脸憨厚的工匠。一位年轻的铁匠听说我们是中国人，赠送我们每人一个铜铃，那是挂在马笼头上的，跑在山里，山里便回响起最美的音乐。我拿在手里轻轻一晃，那铜铃精灵般地笑着，一片清脆悦耳。
怎能不看黑海
告别加布罗沃，继续西行。傍晚时分，我们终于看见了大海，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阳光，仿佛在漫漫的苦等中见到了亲人，打开所有的车窗，让清新的海风拥抱我们吧！
这就是黑海。远望，那是一片湛蓝色的宁静的苍茫。近看，阳光下一平如镜的海面，泛着盈盈的光斑。有成群的海鸥时起时伏地在海面上盘旋，发出呀呀的呼叫，像在召唤归航的点点白帆。黑海是欧亚大陆怀抱中的一颗珍珠，簇拥着它的有北部的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南部的土耳其，东部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它们都是黑海的子孙，那42万平方公里的深不可测的海水，是它们的生命之源。给其食物，便其舟楫，养其身心，涵其水土，百利而无一害。
此刻我们正站在黑海东岸的瓦尔纳海湾，把黑海瞭望，把黑海礼赞。黑海如一颗大宝玉，那么它沿岸的一座座海港和旅游城市就是镶在宝玉上的钻石。俄罗斯的敖德萨、保加利亚的布尔加斯、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都是欧洲重要的港口；而俄罗斯的克里米亚、保加利亚的瓦尔纳和罗马尼亚的马马亚均为欧洲著名的旅游中心和度假胜地。这一颗颗闪亮的钻石，使黑海为全世界的旅游者瞩目和向往。我们自然也身在其中。到了保加利亚怎能不看黑海！
我们是沿着滨海大道进入瓦尔纳的，排列成行的高大的棕榈在微风中招摇，长条状的绿地上鲜花簇拥，岸边的长椅上散落着望海的人们。在青岛长大的辛梅望着这熟悉又陌生的景物，不禁感慨“天涯何处不芳草”——瓦尔纳的海岸线比青岛更广阔更壮丽，但城市的建设不如青岛。瓦尔纳的历史并不比青岛短，早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就在此居住，把这个色雷斯人的小渔村叫“奥德索斯”。公元6世纪后半叶，斯拉夫人从北部大批拥入，改名“瓦尔纳”，这两个名字的词根都同“水”有关，有“水边村镇”之意。1391年这里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后，手工业和商业繁荣起来，成了连接中欧和伊斯坦布尔的重要通道。1899年瓦尔纳和索非亚的铁路通车，这个城市也走上了大发展的快车道。1944年以后，瓦尔纳的造船业、机械制造业、食品加工业和化学工业比较发达，当然是苏联援建的。这里一度被称为“斯大林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后来瓦尔纳又恢复了原名。
我们下榻在海边的国际记者旅馆，这座大概建于60年代的20层的苏式建筑，虽然有些风烛残年般的破落，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当年雄镇海边的挺拔风姿，显示记者这个职业在当年的特殊地位。入住这座大厦是东欧许多新闻人的荣耀。随着摇摇晃晃的电梯，登上我们住的楼层，站在露台上，我们看到了院子里绿树花丛中圆形的泳池，院外逶迤的金色沙滩；那沙滩上一片片花朵般蘑菇式的洋伞和伞下赤裸的人群也历历在目。这正是瓦尔纳最美丽的风景。细软的沙滩、充足的阳光、平均27度的海水，源源不断的矿泉水，加上漂亮的旅馆、酒店和风格各异的私人别墅，构成了神话般的世界。每当夏季，成百万的外国游客来到这里游泳、晒太阳，此时的瓦尔纳成了各种肤色旅游者的天堂。
当地记者协会主席乔治·卡拉格拉斯基先生正在宾馆的大厅等我们，他是瓦尔纳的“自由大学”新闻系的教授。教授在中国当记协主席的还没有先例，可能乔治先生“桃李满天下”——学生都在新闻界任职，他因德高望重而任其职。乔治先生也和老巴一样满脸的忧郁，不知是和老巴一样的忧国忧民，还是因为接待我们的费用难以筹措。乔治为我们安排的第一项公务活动是参观他任职的“自由大学”。黄昏时分，我们走进十分冷清的校园，就在离我们很近的海边，规模不大，一栋教学楼，一栋宿舍楼。我们参观了新闻系的教室，看到成排的电脑。令我们惊奇的是，他们和我们的新华社有合作项目，总社派的记者还在这里任教。在学校的礼堂里，我们见到正在上音乐课的学生，本想听他们演唱一段，可惜他们不愿意在外国人面前亮相。我记得，上海的歌唱家施鸿鄂在保加利亚学的声乐。那大概是五六十年代的事，那时很多中国的优秀青年在苏联和东欧学习，后来成了精英。保加利亚曾经是个落后的农业国，但教育并不落后，全国早就普及了12年制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也比较发达。识字人口占总人口的94.5％，显然要比中国高。在学校的走廊里，我看到去年总统来学校视察的图片。现在这位总统已经下台了，保加利亚经常换总统，但每一个总统都愿意往大学里跑。聪明的政治家都想在兴教育人方面有所建树。
也许解决吃饭问题比教育更迫切。走出学校，我们走进比那热闹得多的小商品市场。和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看到的市场一样，一排排的装饰漂亮的小房，门前摆着挂着让人眼花缭乱挑不胜挑的各种商品，吃穿用的无所不有。老巴说，在这里经商的都是一些失业者。我们被小贩热情地呼唤，一会儿被当成日本人，一会儿被当成韩国人，当我们说明自己是中国人时他们非常吃惊，因为没听说过中国人能到黑海边度假的。但是中国人真的来了，我们还真的在摊上买了几条游泳裤，每条都十多欧元，好一点的，二十多欧元。中国旅游城市的海边也是这个价。真是天下同此凉热。我们仔细一看那泳裤上的商标分明是“CHINA”。我们并不遗憾，中国的纺织品就是天下第一，物美价廉。整个欧洲都离不开，人为地设限很难挡住商品流通的规律，正如抽刀断水水更流。
宁静的瓦尔纳
我们像回到港湾的水兵，在波涛声中渐渐入睡，又在波涛声中渐渐醒来。望窗外，天上云层浓密，透过云的缝隙，太阳在海面上洒下一片片金晖。昨夜肯定下了雨，我沿着湿漉漉的甬道向海边走去，海上无风无浪，海水格外地宁静，竟像一片湖泊，也许因为黑海是内海，如嵌在陆地中的一个水盆。我用海水洗了一把脸，感到格外的清爽，也尝到了海水的一点苦涩。
瓦尔纳的陈旧的国际记者宾馆的早餐要比罗马四星级饭店的还要实惠，特别是那一罐罐的酸奶洒上沙糖让我格外受用。早餐后，我们又坐着老巴的“老爷车”进城参观。车行半路，辛梅突然想起，自己的几千美元放在桌子上。我们下车逛街景，辛梅随车回去查找。当然是有惊无险，房间已打扫过，钱还放在原处。老巴说了：“保加利亚很穷，但人很诚实！”
我们在瓦尔纳一个专门接待国际疗养者的小城参观，整个城市就是一座美丽的花园，修长的街树，整齐的树墙，姹紫嫣红的方形或圆形的花圃，把小城装扮得清新秀雅。无论你身心如何不适，走进这个花园，你的病就好了一半。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时代福利主义的痕迹，当年这些疗养院都是各个行业为自己的劳动者建设的，每年最好的季节，劳动模范和领导人分批来这里疗养，享受制度的优越性。现在这些场所都市场化了，全面对外开放，来这里疗养的多是外国人，最多的是有钱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我们进入一座星级宾馆参观，几十层的大厦，实际也是一家疗养院。一位漂亮的女医生领着我们走进一间间设备先进的理疗室，水（矿泉水）疗、电疗、光疗、泥疗、草疗的各种设备和器械，我们在国内还没有看到过。她说，用草药薰和泡，还是从中国学来的。她还告诉我们，黑海底的泥对许多病有特殊的疗效，美容的效果最好。她邀请我们试一下，遗憾的是，谁也不好意思脱光衣服，让黑泥涂得一塌糊涂。天生丽质的青岛姑娘辛梅大概更相信崂山的矿泉水。
宾馆的身后就是成片的海滩了，我们看到了在沙滩上打排球的年轻人，在阳光下享受温暖给自己镀色的少女，在遮阳伞下喝酒和读报的老年人，他们肤色不同，年纪不一，但都一脸的惬意和舒坦。我分不清这其中有多少的保加利亚人、瓦尔纳人，但我肯定为他们服务的都是瓦尔纳人，他们在沙滩上摆起各样的商亭，顶着烈日向游人兜售各种海产品、工艺品，为游人送上饮料食品。他们不辞劳苦、热情洋溢，有时还赔着笑。旅游度假从来就是富人的游戏，也为穷人提供了生机。现在神秘的东欧成了西欧最大的旅游市场，满世界走的西欧富人，最想看一看自己的邻居，那里的山水和那里的人过什么样的日子。于是东欧的所有国家都把兴办旅游当成摆脱经济困境的重要出路。作为旅游资源丰厚的“玫瑰王国”保加利亚当然不甘人后，有“黑海之珠”美称的瓦尔纳更是保加利亚发展旅游的重点。受保加利亚记协委托，这次出资接待我们的保私人旅店协会抓住机会让中国记者参观了许多饭店和宾馆。在长四公里的著名的“金沙滩”上，那十几家国际一流的豪华宾馆像排着队向我们展示风姿的模特儿，每一座都亮丽非凡。馆内的设施，更是应用尽有，我们看到了可以举行国宴的富丽堂皇的餐厅、如梦幻般效果的歌舞厅和如拉斯维加斯一样的赌场。主人特意告诉我们，这样的场所是专供外国人使用的，因为保加利亚是禁赌的。这一点和我在越南亚龙湾看到的台湾人开的赌场、在朝鲜平壤的羊角岛上看到的香港人开的赌场一样，都是专供外国旅游者用的，但是在那里挥金如土的最多的是中国人。因为没有中国人来，这里的赌场真有些冷清。也许过不了多久，有钱的中国人就会跑到黑海之滨的瓦尔纳了。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无处不在，有挥金的富人，也有淘金的穷人。
和中国的许多旅游城市不同的是瓦尔纳的干净和宁静。这个城市和海水一样一尘不染，路是干净的，街是干净的，简陋的旅店的房间里也是干净的，连进行水疗、泥疗的房间里，你也闻不到令人不愉快的怪味。在中国的一些名城，只有主要街道是干净的，领导经常光顾的地方是干净的，有外国人出入的地方是干净的。除此之外都是脏兮兮的。借口是因为中国人太多，本质是中国人的卫生习惯太差。太多的中国人卫生习惯太差，中国必然很难干净了。瓦尔纳更让人喜欢的是它的宁静，海边是宁静的，花园是宁静的，宾馆是宁静的，餐厅是宁静的，市场也是宁静的。而中国无论哪个城市，这些地方都是热闹的，甚至人声鼎沸。中国人特别爱热闹，即使海滨大道也能建上熙熙攘攘的市场。在宁静中体味自然，在宁静中休养身心，这旅游度假中的最高境界如果都破坏了，谁还愿意到你这个地方来。
远离祖国、远离纷忙的中国记者们终于在宁静的黑海里感受自然、享受生活了。那深深的海洋比海边沙滩上流动的“三点式”“一点式”和“天体”的风景对我们更有吸引力，我们劈波斩浪向大海的深处游去。我想起在前面遥远黑海的那一边，有一个著名的疗养地索契，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部分创作生涯是在那里度过的。他以重病之身，在此完成了巨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构思了《暴风雨所诞生的》初稿。带着与奥斯特洛夫斯基相见的梦想，我们向远海游去。北京的肖培在前，显示时代先锋的勇往直前，我和老杜紧随其后，表明当年老知青的“宜将剩勇”。海鸥在我们的头上呼叫，白帆是我们前进的旗帜。我们在风浪中搏击，放松身心，贴近自然，感受自由。徐书记不肯像我们一样冒险，海边长大的辛梅更迷恋海滩上的胜景，他们都在浅海处戏水。
每一次在大海中游泳，都是对人生的一次洗礼，和大海比我们太渺小了，如那无边汪洋中的一滴水，如那漫漫沙滩中的一粒沙。每一个人都是很平凡的。而当自己看到别人或者自己也在风浪中激流勇进，你又感到人的力量和智慧——可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而有所前进。敢与大海搏击的每一个人都是伟大的。
大特尔诺沃在何处
告别瓦尔纳，像告别久别又刚刚重逢的老朋友；告别黑海，像告别新婚的恋人，那滋味那情景，当然是可想而知的——访问保加利亚的五天就是都安排在瓦尔纳我们也不反对。我们还是狠了狠心，上了老巴的“老爷车”，然后东行，再次穿越保加利亚，回索非亚。
山重重，水复复。山还是巴尔干的支脉，漫山的绿树和植被遮不住它的陡峭和嶙峋，那是大山的骨骼。水是多瑙河的支流，她们像山林里跑出的野姑娘，一路欢笑，又把怀里的鲜花洒向河畔。看着山的风骨，听着水的欢歌，数着原野上的花朵，我们心情愉悦，尽管阳光还是那么严酷，车厢里还是那么闷热。老巴还是喋喋不休地诉苦，老百姓的生活到了谷底，知识分子的状况最差。
中午时分，我们到了保中北部的大特尔诺沃省的首府大特尔诺沃市，这是扬特拉河谷中的一座山城，那分明是挂在山坡上的风景画，房舍顺山势而上，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多是尖顶的红色小楼。在山城的中间，我们隐约看到了高耸的教堂和宏伟的宫殿，那是大特尔诺沃往日的辉煌。说起这些，老巴又兴奋起来。现有居民不到7万人的特尔诺沃，历史上曾是保加利亚的首都，那时才称其为“大”。12世纪末叶，保加利亚贵族阿森兄弟在这里组建武装脱离拜占庭帝国统治，创建新王国。他们在扬特拉河畔的察雷佛茨山和特拉佩济察山上建筑城堡，以山壁为城墙，用河流作城池，形成易守难攻的山城。特尔诺沃定都时曾十分壮观。据14世纪作家格里戈里·察姆勃拉克描述此城“雄伟盖世，华美绝伦，城郭环抱，坚不可摧。其富无敌天下，其民群居若云。宫殿远近驰名；而教堂宏伟轮奂，亦誉满全国”。其壮丽使我们想起了中国的秦阿房宫。中世纪，大特尔诺沃是巴尔干半岛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可惜好景不长，1393年此城被奥斯曼的土耳其人侵占，遭到洗劫又被烧毁。不屈的特尔诺沃人民在18—19世纪奋起反抗，赶走了土耳其人，使古都重新崛起。但已很难重现往日的胜景了。我们现在望见的只是古城的废墟而已。
未进城先进了城郊的一座院落，石块垒砌的院墙，绿树和草坪间红砖红瓦的房舍，房前屋后有水井、炊房，随意摆着的老式马车、农具，还有蜿蜒在院中的小溪。一派温婉浓郁的斯拉夫农家的风情。昔日这里是躲避战乱的大户人家的庄园，现在是一家私营的旅游宾馆。总经理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笔挺的西装，挂着耳机，拿着对讲机，自信地指挥着这庞大庄园的运转。他领着我们在前院后庭参观，这看似朴素的房舍，内部都是国际一流的现代化豪华装饰，镀金的洗浴设备显示着总统套房的水准。不一会儿，大特尔诺沃的市长鲁曼·拉谢夫也从城里赶来和我们会见。在院子里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一位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姑娘端着一个金属的盘子，上面放着刚刚出炉的金黄色的面包，旁边摆一小盘盐和一小盘蜂蜜。随着主人的引导，由徐书记带头，我们一个个掰下一小块面包蘸点盐或蜂蜜品尝。我们感受到了斯拉夫民族对朋友的纯朴和真诚的最高礼仪。
拉谢夫市长的祝酒词，像餐桌上浓浓的葡萄酒一样，滋味绵长。他说：“保加利亚和中国一样都是古老的国家，向现代化进军的道路颇为艰难。现在保加亚利和中国一样向世界开放了，希望已经取得改革经验的中国来我们这里投资，更期望更多的中国人来历史悠久的大特尔诺沃参观游览。”他高兴地告诉我们，上海广电集团已在这个城市建设电视机生产厂了！在保加利亚所住的宾馆中我们看到的都是14英寸的小电视，老百姓家更不用说了。现在海尔的电器广告已做到了我们去过的保加利亚的所有城市。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东欧当然是最好的市场。
席间，大特尔诺沃市的私营饭店协会的主席乔治·瓦列夫也赶来见我们，这位干练的年轻人，在德国留过学，说着流利的英语，他在这个城市经营了三十多家饭店。其中还有一家中国餐馆，员工都是当地人，中国人很少，他雇不起，所以这家饭店只算是中国风味或中国品牌的饭店了。他渴望了解中国，我们相约在北京见面，请他品尝北京烤鸭和许多正宗的中国风味。临分手的时候，这家庄园宾馆的小老板热情地送我们每人两瓶自己酿造的白酒，后来我们都转送给好酒的老巴了，他高兴地说自己成了地主了。
到索非亚还有大半的路程，我们走马观花地看了这座1965年挖掘和修复的古城，国王宫殿、古城墙、塔楼和佩特尔宫廷教堂。在那次发掘中还在教堂里发现了一口石棺，可能是沙皇伊凡·亚历山大（1331—1371）之棺。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保加利亚卡洛扬国王（1197—1207）的墓地和他一枚重达61克的戒指金玺。也许更值得纪念的是，大特尔诺沃王国的创建者阿森下令刻在皇家教堂大理石柱上纪念克洛科特尼察村大捷的铭文，经此战役后保加利亚成了巴尔干半岛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在这座教堂，保加利亚国王1908年宣布脱离土耳其而独立。值得大特尔诺沃人自豪的还有保加利亚从土耳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一次立宪会议在这里召开，第一部宪法在这里产生。还有保加利亚最早宣传社会主义的报纸在这里出版，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也在这里诞生。大概大特尔诺沃在保的地位相当于费城在美国的地位。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散文《费城不是废都》。看来，此城也不是废都。
大特尔诺沃的朋友一定请我们看一看察雷佛次山的夜景，入夜时分，宫廷音乐响起，山上的各个景点星光灿烂，流光溢彩，使游人在如梦似幻的境界中领略皇宫的辉煌。我们说，不用了，大特尔诺沃在我们心中足够辉煌的了。
你好，普罗夫迪夫
昨晚下榻在索非亚郊区的“茉莉花宾馆”，这家由三座小楼组成的舒适干净的宾馆的主人是位民营企业家。他邀来了保加利亚国家旅游局局长巴西尔·亚拉莫夫和私人饭店协会的两位主席，一起招待我们。丰盛的宴请就在“茉莉花”的小院的树下进行，比葡萄酒还热烈的话题，是欢迎更多的中国朋友到保加利亚来。现在保旅游的收入占GDP的12％，要想再增长，非请中国人不可。在山东姑娘辛梅的进攻下，这家宾馆的老板满面红光，他慷慨地欢迎辛梅全家来保旅游，就住在这儿，在保的费用他全包。我们看得出，他说的不是酒话。和中国一样，财大气粗的老板，对漂亮的女人都很大方。
今天我们还是没进索非亚城，老巴拉着我们向西南方向150公里处的保加利亚第二大城市普罗夫迪夫进发。大约两个小时后，我们进入高山峡谷中的一座修道院。欧洲的修道院和中国的庙宇一样多，那里是宗教的场所，又是文化的标志，每一座都充满了神秘和神奇！沿着粗石铺就的甬道，我们走进这深深庭院，只见尖塔形和圆锥形的两座教堂并肩而立，那教堂由石块堆砌而成，粗粝而陈旧。教堂内灯光昏暗，圣像模糊，有人在合十祈祷。我们还钻到地下参观了当年修士修女的一座食堂，观赏那穹顶和墙壁上的圣画，图像斑驳色彩脱落如中国的莫高窟，但绘画水平还说不上艺术，只有施主的粗糙的画像，有一张国王的画像，也并不精彩。这座修道院大概建于中世纪，这个时期的欧洲的文化艺术既不如以前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更不如以后的文艺复兴时期。
离开修道院，我们走过山谷中一条旅游品的销售大街，一家接一家的小摊上摆着各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有的精巧，有的拙朴。 我买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挂盘和一个造型独特的陶罐，它们将坐在我的书架上，引发我对一个遥远国度的怀想。保加利亚的商贩真诚实在，你买不买，他送给你的都是微笑。而绝不像中国商贩那样的热情，在拉拉扯扯中把你的浪漫和兴致消耗殆尽。
吹着“盖伊达”羊皮风笛的老者和端着面包与盐的姑娘，把我们迎进了峡谷中的酒店。那酒店背靠着青山，脚踩着哗哗流淌的河谷。手扶那餐厅的栏杆，我们看得见山中的鹿跑，听得见林中的鸟鸣。普罗夫迪夫市私营饭店协会的主席也赶来，和这家酒店的女老板一起招待中国客人。主人精心安排了中国口味的煮芸豆、茄子酱、烤玉米面饼让我们品尝。更让我们惊奇的是，这家山间酒店设计得讲究，布置得古朴，而环境卫生和服务标准的国际化。这些方面中国的许多风景区的酒店就大相径庭了，要么外表豪华内容粗俗，要么价格吓人环境恶劣，实在让人望而生畏。请读者原谅我在文化比较中经常的自我批评，但和东欧的比较绝不是崇洋媚外！
下午，我们才走进拥有71万人口的保加利亚第二大城市普罗夫迪夫市。它相当中国一个中等城市的水平，新建筑不多，道路也很陈旧。我们左拐右拐找到这个城市最大的报社——玛利查报，这家以这座城市的母亲河玛利查命名的报纸，已经有125年的历史了，曾经是这个城市的党报，15年前在社会“剧变”中成为民营报纸，由三个记者组成的董事会负责经营和办报，没有党派倾向，靠广告维持生计。日发行量3万份，每天40个版。我们在楼里转了一圈，拥挤而简陋，采编和印刷设备不如我们的地市报社。就在院子的凉棚里，徐心华书记接受了玛利查报记者罗森·萨拉莫夫的采访，这个留着精心修饰的小胡子穿着红色T恤衫的小伙子，做了精心的准备。他用英语提出十几个问题，好在李秉新处长是英语翻译出身，徐书记又是中共十六大的发言人，这些问题对他都是小菜一盘。但从这些问题，我们知道了，东欧关心中国什么：中国发展为什么这么快，老百姓能感觉到发展变化吗？中国人能自由来往香港吗？中国产品为什么价格这么低？对美国和欧盟限制中国的纺织品，中国什么态度？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十分辉煌，21世纪是中国的吗？你们能成为超级大国吗？台湾问题是怎么形成的，你们准备怎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
中国不了解东欧，东欧更不了解中国。东欧人更多的是从西方的媒体上知道中国，那是经过过滤和染色的信息，当然是不准的，有的是被歪曲了的。听了徐心华的回答，萨拉莫夫感叹说，我们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我们的报纸上登载的中国的消息也太少了。我们欢迎他和更多的保加利亚记者能到中国看看，他们的感受会更深刻。“百闻不如一见嘛！”
老巴一再向我们提示，普罗夫迪夫是个很大的城市，从1933年起每年都举行国际博览会，建有一个很壮观的博展中心。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玛利查河南岸的建于公元2世纪的古城。我们沿着坡度很大的石径向城里寻找历史，狭窄的小巷旁那一栋栋石砌的老房子里居住过创造这个城市和国家辉煌的许多名人，他们已走出老房子变成了街头的雕像，和他们合影也能感受到他们让世界了解自己民族的愿望。在古城的最高点我们竟看到了建在1500年古希腊式的剧场，和我十多年前在雅典看到古剧场一样，高壮挺拔的廊柱，精细的大理石人像，半圆形的剧场和3500个大理石的座席。
我看到几个留长头发的年轻人正在古剧场的舞台上安装大音箱，在台下支起一排照明装置。看来，当晚将举行一场流行音乐会。我想对他们说：您好，普罗夫迪夫人，祝你们在古老的城市演出更壮丽的现代化的交响乐！
窈窕的索非亚
终于和索非亚拥抱了，是在和她分别的前一天。索非亚古老而年轻，古老是因为她是一座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城市，苦难和辉煌写满维托沙山下和伊斯克尔河畔的这片土地；年轻是因为城市的建筑多是穿着白色和浅黄色的衣裙，再加上满城的绿树环绕和花卉簇拥，索非亚真像淑女般地艳丽。更吸引人目光的是索非亚的姑娘。有人说，最时髦的装束在巴黎，最美丽的女人在保加利亚。果然名不虚传，也许因为饮食结构合理，秀丽山水滋润，保加利亚女孩身材窈窕，面容姣好，皮肤白皙。而索非亚的姑娘又穿着讲究，看似简朴的短裙绣衫却把最有美感的部位显露出来了。特别是挂在胯上肚脐下“摇摇欲坠”的短裙，更吸引人的目光。她们是索非亚流动的风景，让旅游者大饱眼福，也让人春心萌动。
我们更关注索非亚血与火的历史。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500年这里居住着色雷斯人的农牧部落，公元前3世纪野心膨胀的罗马帝国伸来了扩张的黑手，使用战俘在这里建起一座罗马式的新城。而后英勇崛起的古保加利亚人又赶走罗马人建立起自己的首都。1018年从罗马帝国分裂出去的东罗马即拜占庭帝国，由皇帝瓦西耳二世率兵出征，围城88天，终于使之陷落。14世纪末命运坎坷的索非亚又被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占领，以后500年整个保加利亚民族被残酷地统治。1876年，保加利亚人民举行了空前规模的反抗奥斯曼帝国的四月起义，使土耳其人受到重创。次年4月，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乘机发动俄土战争，1878年光复了索非亚。在市区国民议会广场，我们看到了高高耸立的“解放者纪念碑”，纪念碑的大理石座上立着青铜铸造的一匹昂首翘尾的骏马，马上坐着威风凛凛的亚历山大二世。他左手执缰绳，右手拿战书，正在向奥斯曼宣战。在亚历山大像下还有“胜利女神”和将领们的群像。亚历山大占领这个城市之后，建立了圣索非亚教堂，又把这个城市命名为“索非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是苏联红军解放了被法西斯奴役下的保加利亚。和东欧的其他国家不同，保加利亚人对俄罗斯很有感情，保的语言中也有许多俄语单词。这次访问中，因为我也会几句俄语，走到哪里都受到当地人的青睐。
和欧洲的所有国家首都一样，街头上随处可见雕塑和纪念碑，它们记录了这个城市不该忘记的光荣和创造这些光荣历史的人物。在伏加尔等四条街汇成的街心公园里，我看到了朴素的列夫斯基纪念碑，那花岗岩砌成的棱锥体上，镶着青铜的男人的浮雕，那男人长着一头浓发，面部刚毅，两眼炯炯有神。他就是被保加利亚人称为“自由使徒”的列夫斯基，这位出身贫寒的修士，为把祖国从灾难深重的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他走遍全国，到处宣传革命思想，组织武装斗争，成为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1872年末，因叛徒出卖，他被包围在巴尔干山区的一家小酒馆，经过激烈的战斗，列夫斯基受伤被捕。严刑拷打没有让他屈服，1873年2月19日，他被土耳其人绞死在索非亚东郊的荒野里。列夫斯基的名言是：“如果我获胜，获胜的是全体人民；如果我牺牲，牺牲的只是我自己。”他的理想实现了，牺牲了自己唤起了人民，三年以后全国爆发了人民反抗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保加利亚终于赢得了民族的独立。
作为同行，我在索非亚的街头寻找被称为保加利亚“文学之父”的伊凡·伐佐夫的足迹。这位1870年出生在“玫瑰谷”中的小城索波特的商人的儿子，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文学事业，1876年他出版了反映保加利亚人民觉醒的第一本诗集《旗与琴》，1887年又写出了讴歌人民起义悲壮历程的长篇小说《轭下》，这篇小说被译成中文。1921年，鲁迅翻译了伐佐夫的又一篇革命小说《战争中的威尔珂》，后来又译了他的《村妇》，在后记中称他“不但是革命的文人，也是旧文学轨道的破坏者，也是体裁家”。说伐佐夫是体裁家，大概是因为他精通各种文学体裁，并都写出了这个民族的奠基之作。我在圣索非亚教堂前100米的那片小树林里找到了伐佐夫的雕像，他坐在一块石头上，手里拿着一本书，注视着远方，他穿着西装，留着和高尔基一样的胡子。伐佐夫面对的方向就是维托沙山，这一生中他流亡过许多国家，晚年回到了祖国，定居在索非亚。他几乎每天都拄着拐杖到维托沙山散步，坐在山上的一块大青石上，静静地欣赏山下的风景。1921年9月伐佐夫逝世了，人们遵照他的遗嘱，把这块青石做了他的墓碑。在最后的日子里，有人书面询问伐佐夫：“您愿到哪国生活？”他毫不犹豫地写道：“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他一再劝导新一代的诗人：“要做保加利亚人，做本国人民的儿子！”我不知道，保加利亚的作家、诗人们还记得前辈的嘱咐吗？
当天，我还真的见到了一位作家，还是这个国家的作家协会主席。保记协主席米兰·沃尔柯夫招待我们是在作家协会办的饭店里。我在这座陈旧的二层小楼里转了一下，也许为解决经费问题，一楼办了饭店，二楼是办公室，走廊和楼梯的墙上挂着这个国家著名作家的照片，他们默默地注视自己的外国同行，也许会用自己的作品回答我关心的问题。
沃尔珂夫回答了中国同行的问题：保记协已经有百年历史了，过去和现在，领导人都是选举产生的，国家的经费没有了，我们靠经营产业维生，你们在瓦尔纳住过的宾馆，就是我们的产业。会员也要交会费。曾担任过保国家通讯社社长的沃尔珂夫很乐观，他说，经费少并没有影响我们在社会中发挥作用。他们团结首都和地方的媒体，保护自己的权益，也约束自己的行为，还加强了与国外同行的联系，中国记协就是他们经常走动的朋友。
在分别的时刻，我和保作协那位健壮的主席热烈地拥抱，我感到了他的力量。
新城区的纪念碑
告别了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我们又来到了捷克的首都布拉格。
据传说，布拉格的总设计师是捷克的第一位女领主里普谢公主。大约公元928年的某一天，她站在伏尔塔瓦河西岸的悬崖上，遥望森林密布的对岸，对臣民说要在那里建起一座与日月同辉的城市。1100多年后的现在，我们站在下榻的伏尔塔瓦河畔的希尔顿饭店大厦，俯瞰这座横跨两岸、错落山间的宏伟城市，不能不佩服里普谢公主的气魄和远见，那闪烁在无数教堂和宫殿的尖塔上金灿灿的光彩，正是她的理想之光。这座城市1230年成为捷克王朝的第一座皇城，并成为13—15世纪中欧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1918年这里又建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国的首都，1993年1月1日，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立两国之后，布拉格成为捷克的首都。
许多名人把布拉格美誉为“北方的罗马”“东欧的巴黎”“建筑博物馆之城”“音乐之城”。捷克人自己说：“布拉格像一个珍贵宝盒，藏满了建筑、艺术和文化的奇珍异宝。”作为一个对欧洲文化颇有兴趣的旅行者，我以为在欧洲众多名城中，布拉格确实是一块让人过目不忘的瑰宝，它虽没有巴黎的壮丽，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美和典雅；它虽不如罗马古老，但也历经千年风雨，写满了一个民族为独立和自由付出的血泪。波澜不惊的伏尔塔瓦河虽然没有塞那河的宽阔、莱茵河的秀美和多瑙河的源远流长，但它蜿蜒曲折，宁静清秀，还保留着中世纪风貌的红色屋顶的街道在两岸延伸，那街道上带有不同时代风范的建筑各领风骚。11—12世纪的古罗马建筑显示着自己盾形的窗户和圆筒形的身躯，12世纪中叶至13世纪末的哥特式建筑用耸入云天的尖塔和繁细的装饰表明自己的不同凡响，13世纪末到15世纪中叶的文艺复兴式的建筑以曲线的简洁和豪华的装饰代替了前辈炫耀的尖塔，而17世纪初到18世纪的巴洛克建筑以漂亮的圆葱头式的屋顶为其标志，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新艺术派建筑以精细的花卉和藤蔓植物的装饰以其生机盎然独具一格。当然在偏离市区的街道上，我们也不难看到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式的火柴盒式的住宅楼（在德国被称为斯大林式大板房）。无论怎么说，布拉格真是名副其实的欧洲建筑的博物馆，如此丰富的平等的有层次地展示欧洲建筑的发展历史和风格标志，这是欧洲任何一座城市所不能比拟的。但是布拉格没有出现埃菲尔铁塔、卢浮宫金字塔和篷皮杜艺术中心那样“怪异”的建筑，大概是因为捷克人不如法国人浪漫和后来长期的文化封闭。
我们参观布拉格是从新区开始的，其实新区也并不新。这个城市的真正缔造者是捷克国王查理四世（1346—1378）。14世纪他在这里建设了三个市场——马市场、牛市场和草市场。有城必有市，因为商品的流通，人的集聚，才出现有规模的城市。后来他的儿子瓦茨拉夫（1378—1419）继位后，又把这里建了一个公众集会的广场。市场是经济活动的场所，而广场是政治和文化活动的场所，这是一个完整的城市必备的。广场的一端是瓦茨拉夫戴盔持枪跃然马上的青铜雕像，那铜像基座正面刻着13世纪波希米亚人的赞歌，这个捷克古老民族的民歌至今仍被捷克人传颂，那歌中的一句让捷克人永不忘怀：“莫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灭亡！”这也许就是捷克民族世世代代自强不息的情结。在瓦茨拉夫雕像后耸立着古希腊厚重雄伟的建筑，那就是捷克的国家博物馆，那里珍藏着的丰厚的历史遗存形象真实地告诉我们这个民族的艰难历程和灿烂的文化。
站在博物馆的台阶上，我们看清了长750米、宽60米的瓦茨拉夫广场。说是广场，不如说是大街更贴切。大街两旁排列着掩映在林荫中的布拉格最有名的旅店、商场、银行和娱乐场所。再前面是车水马龙的大道，中间是花树繁茂的街心公园。这条大街有着巴黎的香榭丽舍一样的风韵，如同北京的王府井一样热闹。与我们同行的北京的肖部长却想起另外的风景，他说当年苏联和华约国家的坦克，就是从这条大街上开进布拉格的，他想起了一张照片。
我们在街中的带状公园散步，无意中看到了草丛中低矮的墓碑。那是在黑色大理石板上雕刻的人像，两个年轻人青春勃发的面容——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学生扬·帕拉夫和他的同学扬·扎季克。我们的导游思佳女士帮我们回忆起我们已经淡忘、但捷克人永远不能忘记的“布拉格之春”——
1968年1月，捷共中央针对国家经济衰退和社会矛盾加剧的局势召开全会，选举新的领导机构并决定进行改革运动。内容有发扬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确保公民的自由权利，改革经济体制，增强企业自主权等，这场运动被称为“布拉格之春”。捷共领导人坚持改革的决心以及改革中表现出的相对苏联的独立倾向，为苏联所不容。1968年8月20日夜，苏联以及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的25万军队随着轰轰的坦克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占领了布拉格，并把捷共领导人挟持到莫斯科。
那是这个民族和国家黑暗的日子。捷克的改革被迫停止，人民生活在苦难中，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反对苏联军队的占领。1969年1月16日，21岁的大学生帕拉夫就是在这个广场上举火自焚。他在遗书中称，他是一个青年学生自杀小组的“火炬一号”，他们要震动世界，让世人都知道捷克发生了什么事情。几个星期后，他的同学扎季克也是在这个地方，用同样的方式自杀。……
思佳告诉我们后来发生的事情：20年后的1989年11月，布拉格的大学生从这里游行示威，并演变为全国的“天鹅绒革命”。12月捷共中央为“布拉格之春”平反，接着苏联等五国承认出兵捷克的错误。不久捷共解体，全国实行多党制、私有化。捷克实现了一次社会变革。这是被我们称为“东欧剧变”的一部分。
和保加利亚老共产党员巴思儒的“今不如昔”的结论相反，思佳认为捷克人民的生活比过去好，虽然还有困难，但不再压抑了，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了。她是50年代出生的，苏联的坦克开进布拉格时，她十几岁了。她目睹了这个国家的变化，在她看来，“布拉格之春”是早晚要发生、一定会发生的事件。
也许我们一时还难以评价捷克的社会变革。但可以肯定，一个民族和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制度，走什么道路，最终是由自己的人民决定的。用武力把一种制度和价值观强加给别国的人民，必然会失败的。可惜，这样的事件当今世界还在发生。于是每天都有帕拉夫这样的好青年“杀身取义，以身殉国”，这是人类的悲剧！
旧城区的雕像
参观了新城区再看旧城区。旧城的核心是其广场。布拉格人说，这里不仅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艺术聚宝盆，也是城市的灵魂所在。布拉格千年历史上的一幕幕悲喜剧都曾在这里上演。
旧城广场是由周边精典的建筑围成，其中最华美的要数蒂恩圣母教堂，那是哥特式建筑最典型的代表。两座并肩而立的80米的高塔直插云天，每座塔身上还立着9个小塔。两座塔的中间是三角形的门楣，上面竖着十字架，正面是金色浮雕的圣母像。教堂主体由深褐色的砖砌成，已挂满厚重的历史烟尘。这座教堂建于1135年，扩建于1365年，当年是外国商人所建的自用小教堂，以后成了这个城市许多人的精神家园。
蒂恩教堂前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组青铜雕像，为首的一个人身披教袍，面对青天，做慷慨陈词状。他的周围有战士、逃亡者和抱着婴儿的母亲组成的群像。那站立者就是15世纪捷克宗教改革的先驱胡斯（1373—1415）。他出生在波希米亚南部胡希内茨的一个贫寒的家庭。在布拉格查理大学学习时他靠参加教堂的唱诗班维持生活。后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讲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担任查理大学校长后，还在布拉格的伯利恒小教堂做布道，以民众易懂的说教得到广大市民阶层的支持。胡斯对于当时教会利用权力对平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深表愤懑，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宗教的理念和主张。他认为，《圣经》是至高无上的，要求当时的教廷放弃物质、财富和滥用权力，对平民的困苦应多加体恤。结果，胡斯被控以异端邪说蛊惑人心的罪名，被教廷判处焚刑，活活地把他烧死了。胡斯的死唤起了人民纷纷加入胡斯派和天主教会进行斗争，后来发展成持续了15年的武装战争。捷克人民虽然失败了，但对于保存捷克的文化传统，维护民族生存起了重大作用。胡斯死后500年的1915年，雕塑家拉基斯拉夫·夏罗恩创造了这组雕塑，呼唤着正义的斗士为祖国母亲的重生而战。这组雕像的基座上刻着的铭文是：“真理终将胜利。 ”
我在胡斯的雕像前静默，深深地感受一个民族的灵魂。我以为旧城广场的这一组雕塑，才是捷克人不屈的灵魂的安托之地。导游思佳告诉我，当年苏联的坦克在布拉格横行时，有人给胡斯的雕像披上黑沙，后来发生了两个大学生在新城广场自焚的事件。
旧城广场还有一座高耸云端的建筑，就是市政厅大楼了。这座初建于1338年的老楼，经过数百年的扩建、毁坏、再重建，浑身挂满了不同时代的金属标牌，如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胸前挂满了勋章。最早的标志上的铭文是：“王国都城布拉格。”市政大厅前面的广场上镶在地上的27个白色的十字架，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思佳告诉我，这里记录着一段悲惨的历史——
多灾多难的捷克和斯洛伐克16世纪起又沦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捷克的贵族在布拉格发动起义，要自主选举捷克国王，推翻外来统治者，以此开始了30年的抗击外族的战争。1620年11月8日，在布拉格附近的白山，贵族领导的军队和侵略者决一死战，结果捷军大败，贵族的27个将领被俘，无一人投降，在市政广场上被敌人全部斩首。广场上那27个白色十字架的位置，就是每一个被杀头的贵族的站位。白山战役失败后，捷克成了奥地利的一个省，贵族的土地被没收，农民全部沦为奴隶。奥地利的德语取代捷克语成了国语，捷克的书籍被烧毁。从此捷克陷入奥匈帝国的长期奴役。一直到1918年10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崩溃，捷克斯洛伐克才宣布独立，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国。二战中这片土地又被德国法西斯占领，1945年再次被解放。就是在这座广场上，布拉格人民欢迎解放了这座城市的苏联红军，向他们抛去鲜花。可是1968年，也是在这座广场上，布拉格人民向苏军的坦克投掷莫洛托夫鸡尾酒（燃烧弹）。饱经千年历史沧桑，屡经外族蹂躏的民族，养育了“宁为自由死”的不屈的斗争精神，这是1000万捷克人民最终胜利的法宝。我看到了镶在市政大厅墙上纪念白山战役的27位烈士的铜牌，那墙下摆着许多束鲜花。人民当然不会忘记为民族的自由而死的先辈！
也许我该说些轻松的话题。只要你向市政大厅的侧面看，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在观赏只有在布拉格才能看到的最精彩的表演。大家仰望镶在市政大楼上端的那面有两米直径的大钟，用不同语言喊着：1、2、3、4……等待着整点的到来，凝视那一刻出现的奇观。原来靠近钟面的两旁各有一具雕塑，左边的是死神，手托着一个骷髅；右边的是吝啬鬼，手里紧握着钱袋。每到一个整点的时刻，死神便摇着脑袋，拉响自鸣钟，而钟面之上的两扇小窗，应着钟声自动打开，紧接着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轮流出现，向窗外投以一瞥，然后闭窗而去。这时钟上的一个小窗中突然跳出一只雄鸡，引吭高啼，正好同最后一声钟响相合，这时广场上一片欢呼！这报时钟下还有两面大小相同的天文钟和农时钟也镶在市政大楼上，分别标明这一时刻，地球、月亮和其他天体运行的位置，以及当时的农历月份。
这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融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记时器是谁在什么年代制造的？布拉格人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在1490年前后由钟表匠米库拉什制造的，一说是在15世纪前后由布拉格天文学家、查理大学教授哈努什所造。关于他还有这样的传说，其他城市也向哈努什订货，布拉格的一些议员不想让别人争得自己城市的光荣，派人毁了哈努什的眼睛。据说，他去世后，这只古钟停止了工作，后经数次修理才运行到现在。
参观后，我又杜撰了第三种说法，这座古钟是哈努什教授设计的，因为他懂科学；然后是钟匠米库拉什制造的，因为他会技术。也许，我这一说才是真的。
古城堡与卡夫卡
“城堡之于布拉格，如同梵蒂冈之于罗马，同样在游人心目中是一个非去不可的地方。”凡是到过布拉格的旅行者，都有这样的认识。看来，时间就是再紧，布拉格城堡，我们是非去不可了。其实城堡也不远，就在伏尔塔瓦河西岸的拜特申山上。我们举目可望，那树丛中蓝天下的尖塔和宫阙闪放着异彩。从我们住的希尔顿酒店，到城堡只用了半小时的车程。
拜特申山虽然不算高，但是站在山上的城堡上，如练的伏尔塔瓦河，红色屋顶的布拉格城尽收眼底。皇权和教权的所在地，总是高高在上，让统治者总揽天下和被统治者仰视上天的愿望都得到满足。这一片巍峨壮丽的宫殿、教堂始建于9世纪，是捷克波希米亚皇室的宫邸。17世纪，捷克沦为奥匈帝国的一个省，这里成了省长的宫邸。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后，总统府和布拉格最大的教堂使老城堡又恢复了往日的辉煌。我们是从贵人院的正门进入城堡的，那门上立着“巨人与神战斗”的雕像，那是两个分别挥舞大棒和尖刀驱赶魔鬼的巨人。门旁站立穿着蓝色服装的两位军人，他们肃穆平和，目不斜视，显示着礼仪的风范。不远处一个四人组合的小乐队在边奏边唱，他们不是迎宾乐队，是在推销自己的CD盘。浪漫的乐曲，让我们放下参拜总统和主教的庄重神情，轻松地观赏这座被罗马、哥特、巴洛克、文艺复兴等不同的历史年代的文化风格所装饰的建筑艺术的宏大博物馆。
穿过贵人院和圣十字教堂广场，我们来到了城堡的核心部位——圣维特教堂广场。尽管我看到过世界上最恢宏的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最华丽的巴黎圣母院和最高耸的科隆大教堂，还是被眼前的圣维特大教堂震撼了。大教堂的正面和巴黎圣母院相似，两座典型的哥特式的尖塔直向云霄，塔的中间筑着圆形花窗，下面是环着圆形花饰的富丽的大门。门楣上雕着精美的耶稣受难图，每一个人物都呼之欲出。侧面的钟楼有99米高，是全城的最高点，每到整点时刻，那钟声回响在城市的上空，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回望一眼老城堡。那钟塔下层的四角耸立着四个巴洛克式的洋葱头形状的小塔。
这座建筑是捷克的波希米亚王朝查理四世的杰作。他1316年出生，从7岁留学法国，学会了六种语言，后来成为欧洲知识最渊博的皇帝。他1346年继承王位后，推行奖励商业，努力发展经济的政策，同时积极引进先进的宗教和文化。在其治下，布拉格迅速崛起，一跃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进而成为帝国的首都。即位后，查理四世下令在布拉格城堡建造辉煌的圣维特大教堂，他从法国请来的建筑师达拉斯从法国的哥特建筑中汲取灵感，从祭坛部分着手建筑大教堂。达拉斯去世后，接管工程的帕尔勒又依照德国式哥特风格继续建造教堂的其他部分，建成了以震撼的姿态雄踞教堂之巅的钟楼。16世纪后，其他工程师又为钟楼加盖了文艺复兴样式的屋顶。这座纪念碑式的大教堂的建设持续了600年，到1929年才告完工，成为欧洲第四座最大的教堂。说到查理四世的纪念碑，还有他1357年下令修建、1402年完成的布拉格标志性景观——查理大桥，现在那上面印满了各国游人的足迹；1348年，他创立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布拉格大学，目前仍是世界名校，也有来自中国的学生。在当地的华人报纸上，我看到在6月10日揭晓的“最伟大的捷克人”的全民评选中，查理四世名列第一。看了圣维特大教堂，我才理解了为什么捷克人还把650年前的封建君主评选为最伟大的人。他们崇拜着让捷克强大让人民在全世界扬眉吐气的领袖。
走进大教堂的主殿，那宏阔的气势摄人魂魄，长124米、宽60米、高33米的空间，迷漫着庄严和神秘的空气。由28根圆柱支撑的高大的拱顶下，主祭台上金色灿然，烛光摇曳。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的巨窗在大理石地面投下斑斓的光环。信徒们坐在长椅上闭目合十，默默祈祷，深深祝愿。祭台两侧的那两幅木雕画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17世纪的作品，记载了1620年捷克人民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白山战役”，那次战争失败后，捷克民族陷于奥匈帝国的长期统治下，人民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前赴后继的武装斗争。也许这木雕的作者在告诉祈祷者，人民才是一个民族自己救自己的上帝。把教堂变成唤起人民觉醒的课堂，这是圣维特教堂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在教堂里还陈列着14世纪以来捷克历代国王所用的王冠和权杖、国王的肖像油画和雕塑，以及宫廷中珍贵的用具和摆设。大殿的地下室是皇室的陵寝，在昏暗中分两排摆放着形状各异大小不同的石棺。这些并没有引起我的兴趣，只是匆匆一过而已。
走出圣维特大教堂，我看到了对面的那一栋挂着红蓝白三色的捷克国旗，那里就是总统府了。我记起1989年捷克剧变后，入主这栋大楼的哈维尔是位剧作家。他从20岁时发表剧本，后来在扎勃拉德利剧院当编剧和导演。他是60年代“布拉格之春”的参与者，担任过独立作家俱乐部的主席。由于从事反政府活动，他曾三度入狱。1989年12月，他在捷克的各派政治力量举行的“圆桌会议”上当选为总统。1990年连任总统。作家当总统的，还绝无仅有，据说哈维尔的口碑还不坏。他任总统13年，在东欧算资格最老的了。现任的总统克劳斯2004年4月曾访问中国。也许他正在办公室工作，因为门前是挂着国旗的。他的日子还好过。捷克的经济在剧变后也曾衰落，现在已全面回升，今年初被世界银行组织列入发达国家行列，人均GDP约为9406美元。在东欧还有波兰和匈牙利的经济状况较好。在布拉格我们经常看到捷克人开心的面容，导游思佳说，现在的日子比改革前好多了。尽管贫富差别很大，但没有吃不上饭的。
在老城堡，还有一个地方是必看的，那就是黄金小道，它在城堡大墙的后面，短且窄，两个人并行都有些挤。小道两旁拥着十几间低矮的小屋，据说18世纪这里住着许多术人，专为哈布斯王朝的鲁道夫二世炼长生不老药。后来这里又住了一些守卫城堡的弓箭手。现在这些小屋变成了琳琅满目的店铺，出售各式各样的纪念品。我发现22号小屋的门前挂着作家卡夫卡的名牌，原来1916年到1917年，他曾借居妹妹的这间小屋写作。我挤进去一看，这是家专门卖卡夫卡作品的书店。在书架上，我发现了那部惊世骇俗的《变形记》——主人公在某一天突然变成了虫子的奇思怪想的小说让卡夫卡名扬世界，被称为现代派文学的祖师。后来我在旧城区的圣米库拉教堂背后的一条小街上找到了1883年7月3日卡夫卡出生时的故居。这里曾是老犹太居住区，诡秘的街巷、紧闭的窗户、肮脏的庭院、噪杂的酒馆，曾深深地刻在一个忧郁少年卡夫卡的心里。那座犹太商人的老房子，现在成了卡夫卡的小型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这位只活了41年的布拉格作家的生平。门外的墙上挂着卡夫卡脸部的铜像，那是一张消瘦痛苦的脸，只有那双眼睛大而清亮。他的一生很痛苦，文学创作受到父亲的压抑，长期被疾病折磨，疾病让他失去公职和婚姻，他的作品发表的不多，只被一小部分文学界的人士赏识。临死前他留下遗嘱，让他的朋友传记文学作家布罗德烧毁他未发表的手稿，其中就有《变虫记》。而布罗德正好采取相反的做法，结果卡夫卡名字和作品流传后世，并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卡夫卡热”。评论界认为，卡夫卡是幻想小说的创造者，最有影响的现代德语散文大师。他的作品象征着20世纪的忧虑和渗透于西方社会的异化。卡夫卡自己说：“我被疯狂的时代鞭打以后，用一种对我周围的每一个人说来最残酷的方式进行写作，这对于我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事情。”
也许，卡夫卡的故居是黄金小道最有意义的传奇，它让布拉格城堡也熠熠生辉。
伏契克，不该被忘记
一千万人口的捷克却是一个文学的大国，这片饱经苦难屡遭外族奴役的土地是滋生文学艺术的沃土，一批批名扬世界的作家出生在这里，用自己的作品影响了人类，并为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争得荣誉。少年时代看过电影《好兵帅克》，那个让全世界发笑的幽默正直的列兵，让我知道了捷克作家哈谢克（1883—1923）的名字，这次在布拉格的查理大桥上我看到了他的雕像。据说在旧城区有一家叫乌卡利恰的小酒馆，是哈谢克经常和朋友聚会的地方，可惜我没有找到。过去我曾读过捷克作家基希的作品，他一生从事报告文学创作，游历过许多国家，著作甚丰，被称为“报告文学的大师”。这次访问，我知道了基希是在《布拉格日报》开始自己的文学活动的。在老城堡，我和卡夫卡邂逅——在黄金小道的故居里，我看到了他的《变形记》；在旧城区的那座犹太的老宅的墙上，我看到了他痛苦得变了形的面容。在访问中，我才知道流亡在法国写出了警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米兰·昆德拉，他1929年出生于布拉格，大概是60年代的布拉格事件后，他出走的。后来以那部小说创作的电影，也是以“布拉格之春”为背景的。在访问中，我还知道了那个有作为的当过总统的剧作家哈维尔。
意料之外的大喜过望并没有化解我要访问伏契克而失败带来的失望。大概中国许多人都知道捷克伟大的作家尤利乌斯·伏契克和他在法西斯的监狱中写下的绝笔之作《绞刑架下的报告》。我从青年时代就崇拜伏契克，也许我们都从事过记者这一职业。我崇拜他忠于人民，坚持真理；崇拜他的宁死不屈；崇拜他的品格和文采。这次访问捷克的最大愿望是拜谒伏契克的故居并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事情。为此我还通过使馆向捷克的接待部门提出了要求。在捷克的鲁济涅国际机场一下飞机，我就向我们的导游思佳女士打听在布拉格的访问日程，很奇怪，其中并没有关于伏契克的安排。我问，这是为什么？她说，没有保存伏契克的故居。我又询问关押过伏契克的庞克拉茨监狱在什么地方，她耸了耸肩，摊着手说，我也搞不清。我又问，听说布拉格北郊的伏尔塔瓦河南岸，有一座全市最大的公园，是以伏契克命名的。她还是在摇头。在希尔顿酒店等行李时，我问她知道《绞刑架下的报告》吗？她说，那是他自己说的事情，不一定真实！我很惊讶，我很失望，我很愤怒！捷克人真的把他们的英雄伏契克忘记了吗！？
清晨时分，布拉格还在沉梦中。我在伏尔塔瓦河畔走过，我仿佛听到了伏契克这个少年稚嫩的歌声，他的父亲是一位热爱歌唱的镟工，他的叔叔是位作曲家。他热爱音乐又热爱文学。15岁开始写诗，16岁参加左翼社会民主党的青年联盟，18岁在查理大学读书时加入捷克共产党。他阅读了能收集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开始为党的报刊撰写评论。1923年，19岁的他担任了左翼杂志《社会主义者》的记者。1928年他成为党刊《创造》的总编辑和捷共党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的编辑，从此开始了壮丽的人生。
在布拉格我们曾想访问《红色权利报》，人家说捷共解体后，1990年11月6日，《红色权利报》已改名《左翼报》继续出版，具体办公地点，他们也说不清。后来我们访问了一家最大的经济报，那是一家由德国的某公司和美国道琼斯占主要股份的报纸企业。和他们根本说不起关于伏契克的事。
我的手头一本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序言中介绍：30年代，伏契克受捷共中央派遣，两次秘密访问苏联。回国后他将自己的经历和感想写成两本通讯集《明天成为历史的国家》和《在我亲爱的国土上》，他多次在群众集会上做访苏讲演，被当局指控犯有宣传苏联罪，三次被捕后被关进庞克拉茨监狱。但这一切并没阻止他宣传真理的决心和行动。在那个时代苏联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灯塔，向往苏联就是追求光明。也许后来的苏联的霸权主义践踏了捷克的主权伤害了捷克人民的感情，但伏契克无罪。在社会变革中失去了领导权的捷克共产党，也让共产党的英雄失去了荣誉，这真是让人心痛！在原苏联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傍晚时分，走在布拉格铺满阳光的街道上，看着那公园里悠闲漫步的老人和长椅上忘情亲昵的年轻人，我想，人们真的忘记了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安宁献出生命的战士吗？！连为抗议苏军坦克进入布拉格而自焚的大学生，人们都为他们修碑，难道为反法西斯献身的伏契克不更值得怀念吗？1939年3月，德国法西斯占领了捷克，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捷共的42名中央委员和25000名共产党员先后牺牲了。1941年伏契克化名霍拉克教师，勇敢地建立并领导了第二个党中央，他秘密出版《红色权利报》，鼓舞人民起来斗争。他在《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的文章中说：
“希特勒匪徒入侵后，对所有共产党员开始了最残暴、最野蛮的迫害。我们被投入监狱，被折磨蹂躏，被打死，千方百计地消灭我们，从肉体上消灭我们。但我们被消灭了吗？没有！相反，我们的力量日益壮大，来自人民的新战士团结在我们的旗帜下，在最后的战斗的前夜加强着我们的队伍。”
1942年4月2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伏契克又一次被抓进庞克拉茨监狱，他继续领导难友和敌人斗争，面对法西斯的酷刑，他写道：“我并不后悔，我丝毫也不悔恨。我做了一切我能做的，并且我是甘心乐意地做了。”他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克服了狱中的种种困难，写下了《绞刑架下的报告》这部不朽之作。伏契克1943年9月8日死在了德国法西斯刽子手的手里，他是在布拉格的庞克拉茨监狱关押了411天后被押解到柏林之后被杀害的。他就是在那四百多天里，在一个捷克狱守的帮助下，用铅笔头在碎纸片上写成那部伟大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他在写给夫人古斯塔的信中说：“决不投降，决不让步，我也决不让我的生命的另一部分，在白色的267号牢房里不留痕迹地完全毁掉。因此，我在从死神那儿窃取的时间里写着捷克文学的札记。永远也不要忘记把这些札记交给你的那个人，正是他使我能够不完全死掉。”1945年5月也被捕的伏契克夫人从集中营放出来后，找到了那个狱守，找到了分藏在不同地方、不同人手里的写满小纸片的遗稿，按着上面标明的页码，整理出这份“报告”，并把它交给了党组织，使这部鲜血凝成的文稿得以出版。在这部7万多字的报告文学中，伏契克揭露了法西斯野兽般的残暴，也歌颂了英雄们顽强不屈的斗争，这是一部用鲜血书写用心灵凝铸的永存历史让人回肠荡气的战斗诗篇！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伏契克的这部“报告”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经典和反法西斯文学的代表作，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从中我们看到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高尚的情操和钢铁般的意志。也许作为同行，我还特别要记住伏契克说过的：“作家写作不是为了活着，作家活着是为了写出真理。”
捷克人民更应该以伏契克为自豪，因为他代表自己民族的最宝贵的精神。在纪念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想捷克人民更不应忘记，伏契克在报告中最后的一句话：
“人们啊，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啊！”
布拉格的旋律
“捷克人的生命在音乐中。”到了布拉格，才真正理解了捷克伟大的作曲家斯美塔那（1824—1884）这句话的深刻含意。布拉格是名副其实的音乐城。这之前我曾访问过奥地利的“遍地都是乐符”的维也纳和莫扎特的故乡萨尔斯堡，那都是久负盛名的音乐城，搞音乐的人到了那里听音乐就如同到圣城朝觐。布拉格与它们相比毫不逊色。捷克与音乐发达的奥地利和德国都是近邻，布拉格和维也纳又是咫尺之遥。音乐文化之流如江河之流一样是没有国界的，如捷克的伏尔塔瓦河和德国的易北河是相通相连的。欧洲文明之水也在布拉格浇灌出了灿烂的艺术之花。首先表现在建筑上，被称为“建筑博物馆”的布拉格，汇聚了欧洲各个时代不同风格建筑，而音乐、美术和建筑的风格是对应的。有古罗马、巴洛克、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也有这样特征的音乐和美术。不同时代风格的建筑传入布拉格的前后，同样风格的音乐、美术也传入了。布拉格是“建筑的博物馆”，当然也是“音乐的博物馆”，不是有人说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又是流动的建筑”吗？
我以为从建筑上看布拉格真是有音乐感的，如同一部充满了节奏、旋律的经典的交响乐。古城堡、老城区、小城区和新城区是不同的乐章，每一乐章都有自己的旋律。古城堡的凝重深沉、老城区的舒缓柔情、小城区的活泼跳跃、新城区的华美壮丽，而主旋律是伏尔塔瓦河的婉转曲折奔流向前。从总体上看，布拉格是一部交响乐，如果你走进每一个街区，走进每一条小巷，你会感到这又是一部轻音乐，是一部歌剧的选段，是一首小夜曲，是一支咏叹调。甚至你还可以分得出，这是钢琴、小提琴还是中提琴的演奏，这是男高音、女高音还是花腔女高音的演唱。当然全凭你自己的联想和感受了，你什么也听不着，就怨你自己了。
作为“音乐城”的明显标志是有满足群众音乐需求的场所。我觉得布拉格的音乐厅和剧场比维也纳还要多，大大小小不计其数。如可以看歌剧和芭蕾舞的国家歌剧院、民族剧院和庄园剧院（斯塔洛夫斯凯剧院）。能听管弦乐音乐会的艺术家之宫、市民会馆、德沃夏克音乐厅。能举行小型室内音乐会的圣阿内日卡修道院、石钟之家、圣米库拉什教堂、克莱蒂门大楼、镜子小教堂、列支敦士登宫。还有能看戏剧的国家木偶戏剧院、切尔内剧院、巴洛克式魔法剧院……其实，布拉格众多的教堂，每一座都是音乐厅，每天唱诗班都在演唱，让整个城市都萦绕在缥缈的音乐之中。而在重要的节庆活动中，每一座大的广场和宏伟建筑前都搭台演出庄严的音乐会。在周末，大小广场和公园都成了穿牛仔裤超短裙的流行音乐的“发烧友”的天下。平日在每一个普通的街口，都可能有一个小型乐队在忘情地演奏，有一个人（或者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也可能是个活泼的小姑娘）在拉小提琴，水平还相当不错。
不能忘记，捷克人民为了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为建设自己的剧院还进行过顽强的斗争。在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布拉格人曾被迫说德语，不准用捷克语演出和演唱。1849年，一个民间的“民族剧院筹委会”成立，在全国范围发起建设“捷克人说捷克话的舞台”的募捐活动，全国人民积极响应，1881年民族剧院用捐款建成。就在举行落成仪式时，剧院因不明火灾被烧毁。不屈不挠的捷克人民再次募捐，两年后民族剧院以其雄姿重新屹立起来，在华丽的剧场内首演了自己的音乐家斯美塔那的歌剧《被出卖的新娘》，在整个欧洲引起轰动。我怀着景仰之情在这座宏伟建筑的门前流连，镀金的方形屋顶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辉，装饰精美的深褐色的墙面上写满历史的痕迹。这座建筑的设计者是捷克建筑师约瑟夫·日莱克，内部的雕刻和绘画也是出自捷克的艺术家之手。最显眼的是刻在剧院正门上的那几个字：“民族，自己靠自己。”十分有趣的是哈布斯堡的统治者，不甘心捷克文化在布拉格的胜利，他们又建设了一座“德语剧院”和民族剧院对抗。我也看到了这座在新城区的国家博物馆附近的比民族剧院更壮丽的建筑，现在是捷克政府20世纪60年代全面装修后的面貌，已改名为捷克的“国家歌剧院”，主要上演世界各国的经典作品，而民族剧院主要上演捷克艺术家创作的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作品。
最值得“音乐之城”布拉格骄傲的是音乐神童、使欧洲古典音乐在全世界经久不衰的奥地利伟大的音乐家莫扎特在这个城市生活过，并写出了杰出的作品；还因为这个城市产生了两位世界级的音乐大师捷克人德沃夏克（1841—1940）和斯美塔那，他们让捷克音乐走向世界。在布拉格的莫扎特街上的一座小公园的前面，有一处叫贝尔特拉姆卡的两层楼，是17世纪一个啤酒酿造者修建的，1783年被捷克著名的女歌唱家宰菲娜·德休科瓦买下。她和年轻的莫扎特私交甚密，当莫扎特来到布拉格，就安排他住在了这里。环境的幽雅，居住的舒适和宰菲娜的理解，迷住了莫扎特，他进入了创作的高峰。1787年在布拉格的庄园剧院上演的给莫扎特带来巨大声誉的歌剧《唐璜》的序曲，就是在这座房子里写成的。据说完成时就在公演的前一天，发给乐队的乐谱墨迹还未干。现在这座房子已成了莫扎特博物馆，常常飘出莫扎特的音乐，随着音乐你可以看到他用过的物品和乐器，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架他在这个城市演奏过的大键钢琴，最宝贵的是安放在玻璃柜里的莫扎特的那一缕金黄色的头发，和我在萨尔斯堡的粮食街9号莫扎特的故居看到的那缕头发是一样的。
也许我们还应看一看德沃夏克博物馆和斯美塔那博物馆。德沃夏克博物馆是一座花树葱茏的院落中别致的巴洛克式小楼，那里展有他使用过的钢琴、中提琴、办公桌和他亲自谱写的乐谱。在斯美塔那博物馆的窗口，能看到他钟爱的伏尔塔瓦河和河上的查理大桥。后来他把这一切都写进了自己的交响乐。德沃夏克是波西米亚地区一个小村子肉店老板的儿子，少年时成了有名的小提琴手，16岁进入布拉格音乐学院学习，后来结交的奥地利作曲家勃拉姆斯帮助他出版了他的作品《摩拉维亚二重唱》和《南斯拉夫舞曲》，使他和捷克音乐第一次引起世界的注意。1884年起他10次访问英国获得巨大成功，1890年他在莫斯科与柴可夫斯基结为朋友。1892年他在新创办的纽约国立音乐学院当院长，并创作了以黑人圣歌为主调的《第九交响乐》，使他风靡世界。晚年他回到布拉格，担任音乐学院院长。1904年他去世时，捷克政府举行隆重的国葬，布拉格人倾城而出，为自己的音乐家送行。年长德沃夏克17岁的斯美塔那是一位像莫扎特一样的音乐天才，从小受父亲——一位业余小提琴手的影响，6岁开始登台演出。在匈牙利音乐家李斯特的支持下，他24岁时在布拉格创办了一所钢琴学校。1856年他创作了第一批钢琴交响乐，后被瑞典爱德堡爱乐乐团聘为指挥。1861年返回布拉格创建民族歌剧院，创作的自己民族的歌剧在刚刚建成的民族剧院演出。1874年，在两耳完全失聪后，他还创作出交响套曲《我的祖国》，在第1乐章《维谢赫拉德》中，以深沉悠长的旋律讲述了布拉格古城堡荣辱兴衰的故事，以传说中的吟游诗人演奏的神秘竖琴之音，精彩地表现出城堡的风貌。第2乐章《伏尔塔瓦河》中，雄浑的交响乐响彻天际，象征着伏尔塔瓦河不息的波涛推动着布拉格前进的历史。据说，他第一次指挥乐团演奏他的《我的祖国》时，他和全场捷克听众都是满脸泪水，其实他当时什么也听不到了。1884年5月12日，斯美塔那因神经错乱逝世于布拉格精神病院。1939年，一大批世界一流的音乐家发起每年的5月12日举办“布拉格之春”音乐节，开始的曲目就是斯美塔那的交响曲《我的祖国》。当然，在音乐节中也一定会演奏德沃夏克的《南斯拉夫舞曲》《新世界交响曲》和《捷克协奏曲》。“布拉格之春”作为欧洲乃至全世界极具声望的音乐盛会，已经历半个多世纪而不衰，这是捷克民族的光荣。
在离开布拉格的前一天，我们找到了青松和翠柏环抱的维谢赫拉德城堡里的公墓，找到了斯美塔那的墓地，那里立着不高的塔形墓碑；也找到了德沃夏克的墓地，那碑上雕着他消瘦的面容。静默在他们的墓前，在哗哗的树叶声响中，我们听到了最强的旋律，只有两个字：祖国。
又见多瑙河
从布拉格到布达佩斯，可以乘火车，夕发朝至，既节省时间，又节约路费。可是我们还是先飞到维也纳，再飞布达佩斯，只是因为我们买了奥地利航空公司的通票，只好听从他们的安排了。中国驻捷克使馆的临时代办陶文学先生亲自到机场送行。我们来的那天，他把车开到停机坪上接我们；今天又把我们送到班机旁，这位东北老乡特别的热情，也让我们特别的感动。十年前，陶代办在长春学的俄语，后又学匈牙利语，经过不懈的努力，他掌握了世界这最难学的语言之一，担任了使馆中仅次于大使的职务。他说，在东欧使馆工作的东北人很多。
从维也纳飞布达佩斯，我们乘坐的是螺旋桨式的小飞机，飞得不高，但很平稳。一个小时后，便透过薄云看到了那一片散落在绿树和田野中的建筑物，有一条大河蜿蜒着穿越其间。那片建筑就是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那大河就是闻名遐迩的多瑙河了。这条源于德国黑林山溪流的欧洲大河，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乌克兰等8国，先后接纳了120多条支流，汇合成为长2850公里的波涛汹涌的大河，最后流入黑海，就是我在保加利亚的瓦尔纳游过泳的黑海。多瑙河广为人知得益于奥地利作曲家施特劳斯的名曲《蓝色的多瑙河》，那华尔兹优美的旋律向我们讲述了一条美丽大河的故事。我第一次看到多瑙河是在施特劳斯的家乡维也纳，多瑙河如处子般的温柔宁静，舒缓地在城中流过，两岸的建筑错落有致，斑斓多姿，如她梦中的海市蜃楼。城外左岸是随阿尔卑斯山势起伏的如绿浪般的维也纳森林，右岸是田连阡陌的丘陵平原。真是美不胜收。在施特劳斯的《维也纳森林》中你会感受到这一切。
到了布达佩斯才知道，其实多瑙河最美丽的地段，就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维也纳的多瑙河美在幽雅，布达佩斯的多瑙河美在壮丽；维也纳的多瑙河是音乐之美，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是绘画之美。登上苍翠的盖莱尔特山，站在高高耸立的“自由女神”的青铜雕像下，多瑙河和分布河两岸的布达佩斯城就尽收眼底了。
这是每一个访问这座城市的人的第一个节目。这一幕让人难忘。
多瑙河从斯洛伐克流来，呈大S形从北向南在布达佩斯城区流过，宽700米，长30公里，可谓浩浩荡荡，其壮阔之势令人惊叹。更奇丽的是多瑙河如一把利剑把一城分为两半，东岸为布达，西岸为佩斯。东岸山峦起伏，城在山间林中；西岸平原坦荡，城区建筑排列有序地向天边摊去。东城布达古老苍劲为兄，西城佩斯年轻妩媚是妹。布达建于12世纪中叶，国王贝拉四世为防范外来的侵略，在地势险要的临江山峰上构建城墙，达官贵人和富商巨贾便在城内筑屋建店，先有城后有市，布达城粗具规模。那时多瑙河对岸的佩斯还是一片荒野。到了15世纪，布达已成为欧洲重要的城市，佩斯才开始向城市发展，到了19世纪随着匈牙利资本主义的兴起，不到四分之一的世纪，奥匈帝国就在这片平原上建成了这座既有现代大都市繁荣，又具欧洲文化典雅的大都市。而真正使布达和佩斯合二为一的是先后在多瑙河上架起的9座桥梁。那桥如练如虹把两岸相连，让兄妹携手，相得益彰，珠联璧合，真可谓天下奇观。靠江的城市很美，一江穿城、两岸繁荣的城市更美。一桥飞架两岸，让天堑变通途，为城市之必须。而9桥飞架两岸，各有其名，各有其形，就使其城因桥多桥美而成其名了。无怪乎，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布达佩斯的多瑙河两岸的古建筑和河上的桥都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呢！
这9座桥中最古老也最著名的叫塞切尼链索桥，没建此座桥之前，两岸的联系一直靠摆渡。据说有一天，塞切尼伯爵忽然得知父亲病故于维也纳。他急着要去参加葬礼，却被多瑙河上的浮冰挡住了去路，于是他发誓要在河上建一座永久性的桥梁。他带头捐赠了一年的收入，要建一座坚固的钢铁桥梁，并亲自到英国考察，请回英国的工程师亚当·克拉克指挥大桥的建设。历经十年，大桥于1849年建成，举行了隆重的庆典，为了纪念塞切尼伯爵的贡献，把这座桥命名为“塞切尼链索桥”。这座以链索为骨架的三孔桥，长375米，河中设两座桥墩，相距203米，是当时世界上跨度最大的铁链桥。为表彰英国工程师克拉克，在桥头建设了以他命名的广场。克拉克后来又娶了一位匈牙利的姑娘，终生居住在布达佩斯。他（青铜雕像）现在还站在广场上，自豪地看着自己设计的那巴黎凯旋门式的拱门和桥头那四头雄姿勃发的狮子。其实现在的这座大桥是1949年重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在逃跑前的1945年1月18日凌晨炸毁了链索桥。英雄的布达佩斯人只用了一年时间，又重新建起了大桥，不仅保持了外观的原貌，还扩宽和加固了桥面，增加了负荷能力。布达佩斯人民复建的不仅是多瑙河上被法西斯炸毁的所有桥梁，还有被他们夷为平地的整个城市，而且使自己的首都比原来更美丽更壮观了。
多瑙河上还有几座桥，也为世人瞩目，不仅是因为它们造型的神奇。19世纪末建设的伊丽莎白桥和自由桥，被称为“夫妻桥”。伊丽莎白桥建于1897—1903年，是布达佩斯多瑙河段中最短也最精美的一座桥，桥名取自人们都喜爱的“茜茜公主”，她就是伊丽莎白，当时她是奥匈帝国的皇后，她和匈牙利人民有着特殊的情感。现在的伊丽莎白桥是二战之后修复的，变成了精巧的现代的钢缆斜拉桥。自由桥是1896年为纪念匈牙利民族从亚洲迁居欧洲1000年而建设的，当初是以奥匈帝国的皇帝费兰西斯·约瑟夫命名的。在建成庆典时，皇帝在布达的桥头按下一个与蒸汽机相联的按钮，将最后一根铆钉打进桥桩。重修后的自由桥仍然是绿色的铁桥，拱门高高耸起，保持了皇帝的威严。从伊丽莎白桥向南，还有一座桥，那是以匈牙利最伟大的浪漫派诗人裴多菲命名的载重车行走的坚固的大桥，战后复建的，但保持了原来的设计风格。关于茜茜公主和裴多菲的故事，我在后面还要说到，那都是关于自由和爱情的故事。
我们回望盖莱尔特山上那高举着一束橄榄枝的女神，那高大的身躯直插云天，她仰望苍天，代表着热爱自由的匈牙利人民，向全世界呼唤和平！这座“自由女神”碑，是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末苏联红军解放布达佩斯而建的。1945年春天，苏联红军打进了这座城市，消灭了法西斯占领军，帮助匈牙利人很快清除了战争的废墟，恢复了生产和社会秩序，并建立了和自己相同的制度。可是1956年这里又发生了反对现政权的“十月事件”，苏联的坦克和军队再次进入布达佩斯，却造成数万人伤亡、数十万人外逃的“民族悲剧”。1989年春天开始，匈牙利又进行了新的社会变革，因为人民要自己喜欢的幸福和自由。1000多年前，一个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经过长途艰辛迁徙，最终选择了水草丰美的多瑙河中游的这片大平原定居下来。1000年后，也许，他们还要走很远的路，寻找水草更加丰美的家园。
黄昏时分，我们从盖莱尔特山下来，穿过伊丽莎白桥，沿着多瑙河岸向链索桥走去。这是布达佩斯最浪漫的地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个城市的青年男女都到这里谈恋爱。即使在战争中前线炮声轰轰也未能阻挡他们打着洋伞在这里幽会。现在的这里风采依然，枝叶繁茂的梧桐树下，白色长椅上挤满了爱情，绿绒绒的草坪上奔跑着嬉笑的孩子，清静的咖啡馆里闲坐着呆望多瑙河的老人。
布达佩斯人很从容，很悠闲，因为没有战争，大概也因为人均GDP达9000美元吧？
怀古城堡山
访古怀旧，是许多旅游者的基本活动。到布达佩斯访古怀旧是必上城堡山了。那是这个城市的发轫之地。那山不远，就在靠近多瑙河的布达城内；那山也并不高，盘山而上，不要半个小时。13世纪，来自乌拉尔山麓的马扎尔在这座山上建立了自己的王都，到了14—15世纪，这里成了匈牙利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其工商业之发达和艺术之繁荣为全欧洲所瞩目。以后屡经火灾、地震和兵燹之患，1541年又陷于土耳其奥图曼帝国145年的奴役，二次世界大战中又被夷为平地。1945年，匈牙利政府开始重建工作，现在已基本再现100多年前的风貌了。
在城堡山的古王城中轻轻走过，你会感觉那卵石的小街、曲折的深巷、古老的教堂、幽深的庭院都在散发着中世纪的气息。那临街店铺低矮的檐头上挂着铸铁的招牌，那街角上立着的铸铁灯架上支着的方形路灯，都是那个古老年代的标志。如果你留心街旁那一栋栋杏黄、粉红、葱绿的房舍上木雕和铁制的窗棂，就会发现那些精美的图案曾流行于文艺复兴时代。可惜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行人，没有着华冠和穿长裙的，否则我们真以为走进了久远的历史。
真正给我们历史感的是旧皇宫，它是城堡上最大的名胜。那一片巍峨的建筑，面向山下的多瑙河，宫门正对着链索桥。无论从皇宫前看桥，还是从桥上看皇宫，都是布达佩斯最上镜的风景。这座皇宫是13世纪末贝拉四世所建，当时只是有高墙的城堡。到了15世纪，玛蒂亚斯在位时，再次大兴土木，规模和外观达到高峰，成为当时欧洲最漂亮的皇宫之一。匈牙利被奥图曼帝国占领时皇宫被破坏得不成样子。1686年匈牙利重新夺回布达城，皇宫又重新建设，建筑风格也从哥特式改变为巴洛克式，建筑规模扩大了，布局也发生了变化。现在虽然恢复的只是原来建筑的局部，但仍然十分庞大和宏伟，其气势和规模和华盛顿国会山的那片建筑相似。在旧皇宫的后院，我还看到露在地面的那一片残垣断壁和那片原来是御花园的空地。在漫长的岁月中，匈牙利王室的许多代人在这里享受着豪华的生活，我想那御花园里肯定会有茜茜公主的足迹，她曾是奥匈帝国的王后，匈牙利人对这位统治者的印象并不坏。现在这座皇宫每天向游人开放，正殿是美术馆，配殿是历史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我在美术馆匆匆一过，楼上楼下转了一圈，看到了与这座建筑相对应的哥特式和巴洛克式的雕塑和绘画，也看到了匈牙利艺术家19世纪和20世纪的美术作品，分辨不出和其他欧洲国家同期的作品有什么不同。我知道匈牙利出现过李斯特这样的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不知道有什么样大师级的画家。但我知道1000万人口的匈牙利人才济济，曾有14位匈牙利人获得过诺贝尔奖！这是匈牙利华人妇女联合会会长王少媚女士告诉我的，她对自己在匈牙利读大学的孩子也寄予厚望。
在皇宫参观时对两座雕塑印象很深，一座是立在皇宫广场前那精美的石座上的挺立着的横刀立马、威风凛凛的青铜雕像。那马上的英雄是1686年指挥十字联军打败土耳其军队、解放布达和佩斯城的萨沃约依·耶诺公爵。那雕像高耸在蓝天间，在多瑙河对岸的佩斯都可望见。源于游牧民族的匈牙利人特别崇拜马上英雄。刻在皇宫墙上的那一幅浮雕也让人难忘，那是玛迦什国王的狩猎图。玛迦什立于山顶，左手叉腰，右手持弓，满脸的自信。山下有他的宠臣伊洛伽和追赶猎物的士兵、猎狗，场面十分生动。游牧民族比农耕民族更剽悍和野心勃勃，标志性地表现在这个民族的领袖人物经常的狩猎表演上。在这方面，中国清朝的康熙大帝最为杰出。他在位的每一年的立秋之后都到“木兰围场”打猎，一次为期20天的秋猎，一生参加了48次。每次围猎都极为壮观：在上万名官兵的齐声呐喊下，康熙首先一马当先，引弓射猎，每有所中都引来一片欢呼。康熙身强力壮，骑术高明，弓箭上的功夫更让同猎者惊服，每次猎获总是最多。康熙在位时，中国的疆界也是最大。善猎的玛迦什国王，也是匈牙利的盛世国王。
马迦什国王的建树还有城堡山上的另一处景观，这座有700年历史的教堂以其尖塔指向青天显示着哥特式建筑的风格。与同期的哥特建筑不同的是，教堂的墙壁墙角的造型变化多端，看上去十分协调雅致。教堂的拱顶由彩色的玻璃拼成美丽的图案，在阳光的照射下，教堂内光线迷离，更增加了神秘气氛。马迦什在位时在对教堂修缮时，集中了许多匈牙利杰出的艺术家，他们的才华使这座宗教圣殿成为匈牙利经久不衰的建筑艺术的经典。在几个世纪当中，这个教堂内举行过隆重的国王加冕、国王婚礼和庆祝军队凯旋的典礼。在这座教堂前的一座名为圣三广场上的谢恩纪念碑特别引人注目，那是1713年为纪念布达佩斯脱离了黑死病的威胁而修建的。那是欧洲大陆最恐怖的年代，1348年从亚洲传来的黑死病（鼠疫），十年内让全欧洲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其中意大利死了一半人，英国死了十分之九的人，冰岛和塞浦路斯的人口全部死光。当时的欧洲人采取了一切办法，也没能阻挡这黑色瘟神的猖獗。到了17世纪末，这在欧洲持续了三个世纪的瘟灾就像无声无息的来到一样悄然消失了。1713年布达佩斯和欧洲其他城市一样，再也没有发现患这种病的人了。他们要感谢谁呢？肯定不是上帝。有人说，1666年伦敦的大火烧毁了病毒滋生地，有人说是因为气候发生了变化。专家说，实际上最好的解释是人们居住和环境有了改善，卫生水平有所提高。具体地说，是清水和肥皂消灭了黑死病。也许，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了欧洲为什么比亚洲的卫生环境好，个人的卫生习惯也好，那是以三分一的人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经验。其实人类和流行疾病的斗争远没有结束，现在世界上不是还有“非典”、禽流感，还在向我们挑战吗？我们不必向上帝求救和谢恩，而只能靠自己掌握科学的武器了。
城堡山上还有一处胜景，就是紧靠马迦什教堂的渔人堡了。那是本世纪初在中世纪城堡的根基上建造的一段一百多米的白石的回廊，并由七个圆形的大小不一的塔堡连接而成。那塔的形状如草原上常见的蒙古包，象征着西迁来的七个部落。匈牙利人的祖先马扎尔人公元9世纪游牧于蒙古和俄罗斯境内，也不时侵扰中国边境，曾被东汉的窦宪率军击败，后来他们远走欧洲，在乌拉尔山一带生活，又迁移到水草肥美的多瑙河流域。从史料上看，虽无确凿的材料证明匈牙利就是匈奴人，但他们肯定有东方的血缘。匈牙利有两个传统和欧洲完全不同，一个是日期的表述顺序是年月日，而不是日月年。另一个是姓氏的顺序是先姓后名，而不是先名后姓。从这两个传统看，匈牙利人和中国人有着相近的渊源。
渔人堡的建设，是为纪念16世纪时在多瑙河上防卫布达城的一群勇敢的渔民。当年他们以城堡为依托，拿起武器，抗击土耳其侵略者，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鲜血。著名的建筑师舒勒克根据这段历史设计了这座既有历史文化传统又反映英雄事迹的渔人堡。在渔人堡的回廊里漫步，是游历布达佩斯的最高境界。多瑙河就在脚下流过，河对岸就是那一片红顶黄墙的壮丽的建筑，那就是匈牙利的国会大厦。这座占地1.7万平方米的新哥特式建筑，以高96米的拱形圆顶的中央大厦为中心，周围簇拥着无数尖塔耸立的楼群，正面由华丽的几十个拱门装饰，整个建筑气魄非凡，和任何国家的国会大厦相比都毫不逊色。我们的导游说，去年胡锦涛主席访问匈牙利，就站在这里以渔人堡为前景，以多瑙河为近景，以国会大厦为远景拍了一张照片。我们每人都仿照一张，不亦乐乎！
不死的裴多菲
“裴多菲，我为你来。你在哪里？请快告诉我！”
其实，裴多菲并不难找。他就站立在多瑙河左岸，伊丽沙白桥边的那一片绿茵茵的草坪上。到布达佩斯的第一天，我就见到了他。裴多菲还是那么年轻，还是那么潇洒。他站在高高的方形的石座上，右手举向天空，左手拿着诗稿，卷曲的头发下一张激愤的脸，他张着嘴，在大声朗诵。他头顶的蓝天上有白云飞过。这是一座青铜的雕像，那碑座上镌刻着金色的字母“BETOFI”。这座雕像和草坪组成了这座城市最伟大的“3月15日广场”。那广场上闲散着自由的人群，回响着孩子的笑声。
那是1848年风云激荡的春天，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在匈牙利引发了反抗奥地利统治、反对农奴制，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运动。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就是年轻的诗人裴多菲·山道尔。他在佩斯组织了进步的知识分子团体，经常在内城的一家咖啡馆讨论革命问题。3月15日，在他们的组织下数以千计的市民走上街头，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封建统治，示威群众集合在民族博物馆广场——就是现在的“3月15日广场”。裴多菲站在一个高台上激情朗读他连夜写出的《民族之歌》——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
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
愿意做自由人呢，还是做奴隶？
你们自己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
向匈牙利人的上帝宣誓，
我们宣誓，
我们不再继续做奴隶！
裴多菲的诗句，如号角如战鼓，激励着市民们冒雨游行。那一天，整个佩斯城人都在传看着印着《民族之歌》的传单，更多的人走上了街头。游行群众冒着如注的大雨，走向市政府，逼迫市长在他们的政治改革纲领“十二条”上签字并派代表向总督提出民主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皇帝被迫接受匈牙利人民提出的条件，准许匈牙利独立。匈牙利的民主革命取得初步成果。
这时整个匈牙利，整个欧洲都对裴多菲这位年轻的诗人刮目相看了。他1823年1月1日出生在远离布达佩斯的小镇基什克勒什。本来我们提出了访问裴多菲故居的计划，可是因为路途远、日程紧，只好放弃了。新华社驻匈牙利记者介绍，裴多菲的故居是一座旧式的农家院落，一间芦苇覆盖的草屋，院后一口木架的老井。他的父亲是村里的屠户，母亲是农夫。少年的裴多菲爱读书，但学习成绩并不好，父母艰难度日，勉强供他读完中学。为了生计，他当过兵，还当过流浪艺人。他乘驿车和雪橇浪迹全国，他经常夜宿小酒店、小客栈、军营和偏僻的农舍，他熟悉了下层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这为他后来的诗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他从15岁开始写诗，1842年在刊物上发表了处女作《酒徒》，它取材于流浪的路上听来的民歌——
美丽的少妇呀！酸的酒……甜的吻……
我的两腿打战，而且永远不停；
老板娘，亲爱的，快点拥抱我吧，
你不要等待，难道让我昏迷倒下？
从此之后，裴多菲一发而不可收，创作了大量为人民喜爱的诗歌。1844年他在佩斯的一家文学刊物当上了助理编辑，很快成为了闻名遐迩的大诗人。他一生写了849首诗。德国诗人海涅十分看重裴多菲，他曾经说过：“在这个充满病态和深思熟虑的社会中间，这样出乎意外的健康和单纯，致使我在德国找不到一个人与他并列；我自己只有少许这样的自然声籁，这个农家子弟富有自然的声籁，有如一只夜莺。”
在中国是鲁迅先生第一个认识裴多菲、向中国介绍他的。1925年鲁迅亲自翻译了裴多菲的五首诗，让中国知道了这位匈牙利的爱国抒情诗人。而革命诗人殷夫（白莽）用中国五言诗的格律翻译了他的《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后来被鲁迅在杂文中引用，而被更多的青年接受，五十多年来为全中国人传诵，成为经常被引用的人生格言。如果直译，这首诗为：
自由和爱情！
我都为之倾心。
为了爱情，
我宁愿牺牲生命。
为了自由，我宁愿牺牲爱情。
我以为就是这样译，也不失为一首好诗。殷夫是裴多菲的知音。因为他们都是为人民献身的革命诗人。鲁迅赞誉这位1931年2月牺牲的“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诗“是对先驱者爱的大纛，也是对摧残者憎的丰碑”。他的《别了，哥哥》也为许多中国人熟知。
我再次拜访裴多菲是在离开布达佩斯的前一天，我参观了离“3月15日广场”不远的裴多菲文学博物馆。那是一座并不高大的老楼，身处繁华的商业区却显得格外的冷清。在二楼的展厅里我看到了那发黄的诗稿，那上写满诗人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恋；我还看到了他美丽的妻子森德莱·尤丽亚的照片和她穿过的橘黄色条纹的连衣裙，裴多菲在和她生活的三年中为她写了120多首爱情诗；我还看到了那个随着裴多菲到处流浪的帆布箱，那里曾装过他最爱读的书和每天都在增加的诗稿；我也看到了裴多菲穿过的那件还挂满硝烟的战袍和那把已锈迹斑驳的战刀，还有那份已字迹模糊的战场死亡证明书，那上证实裴多菲1849年7月31日在西格什瓦尔的战役中阵亡，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零七个月……眼前的这一切让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敬重和痛惜一起涌上心头。
匈牙利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历经曲折。就在1848年的秋天，不甘心失败的奥地利王朝，又纠集沙俄军队一起向匈牙利进攻。英勇不屈的匈牙利人民奋起反抗，裴多菲拿起了笔号召人民，也拿起了军刀上战场。他担任国防军总司令贝姆将军的副官，也冲杀在枪林弹雨中。1849年夏天，沙俄出动了14万大军扑来。匈牙利虽然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战败。在西格什瓦尔战役中，裴多菲消逝在硝烟迷漫和尸横遍野中，有人说他战死，有人说他被俘，也有人说他逃亡国外。匈牙利人在猜测，在寻找。1930年有人在维也纳档案馆发现了一份当年奥地利军队的一名联络官写的证明材料，说他在西格什瓦尔战役后在战场上看到一具身穿黑衣的尸体，根据相貌、胡须和佩戴的勋章，可以断定死者就是裴多菲。这份证明大概就是我在博物馆看到的那一件。此后，裴多菲便被确认为真的在战斗中牺牲了，因此受到匈牙利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尊重和爱戴。
但是裴多菲没有战死的说法一直没有消失。对他的下落的争论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更加激烈。1989年，一位名叫莫尔毛伊·费伦茨的匈牙利私营企业家，自愿出巨资，组织匈牙利、前苏联和美国专家参加的考察队，要搞清裴多菲的真实下落。他们根据各种可靠的材料认为，裴多菲在战斗中没有死，而是被俘获后流放到西伯利亚了。当时苏联正推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许多历史档案已公开，考察队竟然在1849年的被俘名单中找到了裴多菲的名字。后经一个80多岁的莫斯科老人的指点，他们找到了坐落在贝加尔湖以南四五十公里的巴尔古津诺村，这里也是当年中国的苏武牧羊的地方，交通闭塞，贫穷落后，大半年的风雪交加、天寒地冻。经当地政府同意，他们挖掘了这个村的21座古墓，在7月17日，发现了一座墓主的头骨，匈牙利的一位专家认定这就是裴多菲的遗骸。因为诗人生前的头颅形状很特殊，而且长着很显眼的虎牙，这些特征和头骨完全相同。他们又挖出了整个尸体，和已掌握的其他特征相比，无任何矛盾之处。按照人体规律，在每3亿人中才有可能出现一例结构相同的人。而当地居民一百多年来一直传说，这里埋葬着一位“匈牙利诗人”。这就更证实了考察队的结论。经过进一步证实，死者姓氏为彼得罗维奇，这正是裴多菲家族的姓氏。据进一步了解，裴多菲流放到这里后和当地邮差的女儿结了婚，他死于1856年5月，现在还留有后代。而他们并不知道裴多菲为何人。
裴多菲的重新发现引起世界舆论哗然。匈牙利政府和人民对此十分冷淡，学术界指责考察队的结论是“无稽之谈”，为考察出资的莫尔毛伊备受责难，还多次遭到不明身份人的毒打。可以理解，匈牙利人民不愿意面对让自己的英雄蒙羞的“事实”，在他们心中裴多菲永远是“战死疆场、宁死不屈”的英雄，这是他们不可动摇的信念。
我十分赞成长期驻匈牙利的新华社首席记者侯凤菁先生的意见：“实际上，裴多菲被俘后所遭受的苦难势必远远超过战死。”他了解和记录了考察队重新发现的过程。他说，诗人在那里生活的日子，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心灵上，都受到极大摧残。可以想象，在漫长的冬季零下40度中从事繁重劳动，在漫漫的长夜中思念祖国、亲人，其痛苦程度真是生不如死。从挖掘的遗骸上还可以看到，裴多菲死时嘴张得很大，而且埋葬时只有衣服裹尸，未被装入棺材。专家判断，他可能死于被杀或者血液中毒。裴多菲被俘之后只活了七年。这难道不也是他为革命付出的代价吗！他隐名匿姓，没有出卖祖国和同志，难道他的表现不顽强，不英勇吗！
请听一听裴多菲的《听！子弹呼哨，军刀击响》的诗句吧：
用不着任何人向我宣讲，
哪里是我葬身的地方？
只要尽了天职，在这里，
我愿去作战，走进地狱！
我想对匈牙利的朋友说，无论战死疆场，还是被俘后屈辱而死，裴多菲都是真英雄，都是大英雄！因为他尽了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一个英勇的战士的“天职”！
裴多菲是不死的，他活在匈牙利的山水之间，活在热爱他的人民之间，活在他永存历史的诗篇之中。
紫罗兰色的庄园
布达佩斯向东30公里处，有一座被森林环抱的小城格德勒，小城中有一座华丽的古堡，因为一位美丽的公主在这里住过，而使古堡和小城都声名远扬，更使旅游者趋之若鹜。我们当然也不能脱俗。古堡看不看倒无所谓，但那位公主美丽而凄婉的命运是不能不让我们感怀的。
我说的这位公主就是茜茜公主，奥匈帝国的皇后伊丽莎白。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王朝，说不尽的宫闱争斗后妃恩仇，这方面的通俗小说电视连续剧铺天盖地，但让中国人特别动情的却是美国的电影《茜茜公主》，罗蜜施耐德扮演的天真活泼风范可人的茜茜公主成了许多中国人心中的偶像，让风风火火的花木兰、凄凄惨惨的林黛玉都黯然失色。两年前，在维也纳的美泉宫——奥匈帝国的皇宫，我看到了真实的茜茜公主——那挂在宫殿里她的一幅幅巨大的画像——典雅高贵的美丽和深邃目光后沉重的忧郁。我还在维也纳人民公园一个幽静的角落里看到了这个悲情皇后的墓碑，从那纯白的大理石雕像上，我看到了她的美丽端庄也看到了她的安详和从容。她远离皇宫，静静地安睡在这里，回到她向往的大自然中，正是她最后的心愿。
出生慕尼黑贵族之家的茜茜公主，其实是一个充满野性的姑娘。也许是因为她少年时代居住的波茜小镇秀美的湖泊、茂密的森林、芬芳的草地陶冶了她的性情。也许是因为她的父亲自己生活浪漫，他经常带着幼小的茜茜在山野里游玩，在草地上练习骑马，他想让自己可爱的女儿保持天性，而不成为循规蹈矩的大家闺秀。在1853年那个难忘的夏天，她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她所在的家族要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联姻，她的姐姐娜娜被选定嫁给奥地利年轻的皇帝弗兰西斯·约瑟夫。相亲的那一天，急切的约瑟夫先到了一刻，而娜娜还在试衣化妆，母亲只好让茜茜先去陪可称作表哥的约瑟夫坐一坐。而茜茜的真纯美貌和开朗笑声，使约瑟夫一见钟情。15岁的茜茜一生的幸和不幸都从这一刻开始了。当盛装的娜娜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年轻的皇帝面前时，一切都已成定局。皇帝是非茜茜不娶！其实茜茜对约瑟夫未必不是一见钟情。她顺其自然地听从了命运的安排，不经意中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显赫的地位并没有让这位充满梦想的野姑娘终身幸福。没想到本来是她姨妈的皇太后索菲成了她的天敌。索菲从嫁给约瑟夫的父亲后，在哈布斯堡王朝权倾朝野，甚至一度亲掌朝政。天性自然的茜茜婚后不愿屈从于宫廷中的各种繁文缛节，因此被索菲视为无教养和不安分而备受责难。索菲更惧怕聪慧贤淑的皇后夺去儿子对她的遵从，威胁她的权力，便处处限制她的自由，不断诋毁她的声誉。更让茜茜不能容忍的是，她竟被剥夺了做母亲的权利。索菲不让她接近她生养的二女一男。她亲爱的儿子鲁道夫曾和她距离相远。甚至对茜茜一往情深的约瑟夫都不敢和她亲近。茜茜虽然以美貌和善良征服了众多王公贵族和臣民，但趋炎附势的宫廷并没有给她更多的尊严和友爱。她的一生并不快乐，总在逃避使她华贵于世的王朝给她的精神惩罚。这样远离皇宫的匈牙利的格勒德城堡庄园就是她当年最好的“避难所”了。
和我们的想象完全不同，格勒德城堡并不像欧洲的许多古城堡那样陈旧和阴森，这是一座阳光下绿树中被花园簇拥的淡黄色的巴洛克式的建筑，清雅秀丽，风情绰约。这是匈牙利王室献给哈布斯堡皇帝约瑟夫和皇后的礼物，以纪念两个敌对多年的民族的好合。19世纪中叶以后，一度强盛的哈布斯堡王朝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和遭到奥地利镇压而对他们充满仇恨的匈牙利实行和解，于1867年建立了二元制的奥匈帝国。尽管奥皇约瑟夫还兼任匈牙利国王，但给了匈牙利比较多的自主权。在两国媾合过程中，善良的茜茜为消除两个民族的仇恨，做了大量争取匈牙利贵族的工作，最终得到了上层人物的支持与合作。茜茜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真诚开明和雍容大度，赢得了匈牙利民族的尊重。为表达他们的敬意，匈牙利把这座贵族庄园整修一新后赠给约瑟夫和茜茜作为夏宫使用。这以后的几十年里，茜茜皇后经常住在这座景色宜人接近自然的庄园里，并在这里学会了匈牙利语，通过自己的身份协调两国关系，促进了匈牙利民族这个时期的繁荣。
随着许多游人，我们走进这座圆拱顶的二层楼，大厅堂皇华丽，顺着两侧大理石的楼梯，走向二楼的各个厅室。这里是约瑟夫和茜茜起居的场所，充满温馨和恬静的气氛。二楼左侧是餐厅，面积不大，光线柔和，餐桌上的餐具闪着银光。当年茜茜经常自己在这里用餐，心情好的时候才和家人及好友相聚。她饮食简单，喜欢吃匈牙利的饭菜。从餐厅向左穿过一道门，便进入约瑟夫的居室，从左向右是三间不大的房屋，分别是卧室、书房和客厅。当年他并不常来，这些房子总是空着的，那紫红色的墙上挂着他大幅的画像，他蓄着卷曲的大胡子，表情呆板，神色肃然，全无电影上那个英武小生的形象。在他的卧室里还能看到一台老式的电报机。这位先后在位60年的皇帝，一生劳碌，励精图治，并没能挽救哈布斯堡王朝的衰落。他在个人感情上也是一个失败者，他虽然深爱着自己的妻子，茜茜不在他身边时总能收到他情意绵绵的书信，可是他不能阻挡母亲对妻子的刁难，减少对她身心的伤害。更使茜茜对他难以谅解的是，他们唯一的儿子成了他政治上的牺牲品，他不信任作为皇位继承人的儿子，加上爱情上的不如意，使鲁道夫走上自杀的绝路。从此茜茜和约瑟夫分居，一直穿着一身黑衣服，以怀念自己的儿子。
在约瑟夫居所的右侧是茜茜的天地，那里有客厅、书房、梳妆室和卧室四个房间，和约瑟夫的沉闷不同，这里充满了鲜活和浪漫的气息。茜茜所有的居室都是充满梦幻的紫罗兰色，墙壁是紫罗兰色，连窗帘门帷都是高贵的紫罗兰色。每天在自己营造的世界里，她读书，读她特别喜爱的海涅，也曾写过诗，有的还用笔名在报刊上发表。她早晚都到古堡后面的森林里散步或骑马，有时要人陪同，而更多的时候独自行动。她接近自然，也接触匈牙利的百姓。匈牙利到现在还传颂着茜茜到贫苦人家慰问，慷慨解囊救助流浪乞丐的故事。
我们走出充满着茜茜气息的那座米黄色的建筑，在她每天都散步的花园草坪上走过，向前面那一望无际的森林走去。在曲径通幽处，我们在寻找，寻找茜茜和匈牙利年轻英俊的贵族安德拉希伯爵的足迹。在茜茜寂寞散淡的日子里，安德拉希成了幽暗中的阳光，成了寒冬里她身旁的一盆火。不到四十岁的他从侨居的法国归来，出任奥匈帝国中匈牙利政府的总理，到格德勒城堡来拜见皇后，向茜茜汇报请示是他经常的工作。他的英武和温情打动了她的心，很快成了无所不谈的朋友，后来他们又开始了柏拉图式的爱情。可能出于君臣之间的心理沟壑和封建世俗的束缚，他们从未相互表露和宣泄过内心深处的感情。但他们仍心心相印。安德拉希陪着茜茜在花园里散步，到森林里骑马打猎，他们像孩子似的欢笑和奔跑，也像情人一样的花前月下含情脉脉。这样无果的爱情却让匈牙利人民获利。茜茜了解了安德拉希，也了解了匈牙利；她爱安德拉希，也爱匈牙利人民。她又把自己对匈牙利的友情转达给自己的丈夫，为人民争取了更多的利益。可惜英年早逝的安德拉希让这段美好的故事夭折。一直到现在匈牙利人还把他们的爱情当作美谈，留下的只有惋惜和感叹！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里空悠悠。”茜茜皇后最后一次住在这里是1897年10月2日，住了22天离去。第二年，也就是1898年9月19日 她在瑞士的日内瓦湖游览时被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鲁切尼刺杀。
人已去楼还在。格德勒城堡紫罗兰色的梦幻，并没有改变一个善良美丽的女人凄婉的命运。这也许就是“高处不胜寒”吧！
感谢纳吉·麟
纳吉·麟女士很有气质，举止中显示着知识女性的文雅和职业女性的干练。在中国女人中她说不上漂亮，但因为长得“很中国”，在欧洲男人眼中就成了“大美人”。中国人的美人标准在“西化”——身材高挑，皮肤白皙，高鼻梁大眼睛。而对此习以为常的欧洲人并不以为然，而我们看着习以为常的黄皮肤、扁平脸、小眼睛，他们却以为很美。上个世纪80年代到布达佩斯读书的来自中国贵州的麟小姐，成了许多英俊的匈牙利小伙子追逐的对象，最后嫁给了他们之中的佼佼者——现任国家教育部国际局长的纳吉先生。纳吉在匈牙利是个大姓，叫纳吉的人很多。我们首先想到了纳吉·伊姆雷，他1896年6月7日出生一个贫农家庭，当过钳工，参加过红军，后来成了匈牙利农业方面的专家；50年代出任匈牙利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因对1956年的“十月事件”负有责任，他于1958年6月16日被匈牙利最高法院以“叛国罪和推翻人民共和国罪”判处死刑。1989年7月6日，匈牙利最高法院从法律上为纳吉平反，他又被重新安葬在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上。那广场为纪念匈牙利移居欧洲千年而建，广场中间耸立着直插云天的纪念碑，周围立着14位建国元勋的雕像。广场上只有两座墓地，一个是千年纪念碑下的无名军人墓，为纪念在二战中为国捐躯的籍籍无名的烈士而建，再一座就是纳吉墓了。纳吉是不是这个民族的英雄，匈牙利人还在争论。对于匈牙利历史只知皮毛的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我们对匈牙利的访问是纳吉·麟女士牵的线，由她所在的匈牙利ATV电视台发出的邀请。我们到了布达佩斯当然首先就来拜访A台。穿过著名的瓦茨街，在这条最热闹的步行街上感受了商业的繁华之后，在附近一条清静的小街上我们找到了A台的办公楼。两位电视台年轻的经理和麟女士在拥挤的办公室接待了我们，麟还是这家电视台的股东。这是一家私人电视台，在匈牙利的十家电视台中排行第四，也是唯一有中国股东的电视台。我们刚刚坐定，主人就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新建成的A台的办公楼的影像，投资500万美元，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作为私人电视台，这已是相当大的规模了。他们的人员很精干，正式员工只有10人，聘用的合同制人员200人。负责新闻的副经理介绍，A台每天24小时播出，节目聚点是新闻、公共生活和时事。节目通过闭路网向布达佩斯的观众播出，同时通过租用以色列的卫星向东欧和中东发射。发射语是匈牙利语，在罗马尼亚、乌克兰和奥地利都有广泛的观众。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A台创办的《中国之窗》节目，那是麟女士亲自主持的，每月第一个星期天的16点播出，每月还重播一二次。去年6月以来，麟女士已译播了“长城”“紫金城”“三峡”“兵马俑”“北京的四合院”“中国的茶文化”和“中国的陶瓷”等专题。麟女士还三次邀请中国驻匈大使朱祖寿到演播室，介绍中国的春节、“两会”精神和台湾问题。我们同行的北京宣传部的肖部长和麟女士商定北京将无偿向A台提供2008年奥运会的宣传片，青岛日报的辛梅还把随身带来的宣传青岛的光碟赠送给A台。我们多么希望有更多的麟女士这样能干的中国人能进入外国媒体，对中国的对外宣传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
离开A台，麟女士陪我们去拜访匈牙利总理府匈中关系委员会专员胡斯迪·昂德拉斯先生。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水墨的中国国画和红红的中国结，显示着他的中国情结和中国朋友对他的情谊。这位大腹便便的先生满脸慈祥的笑容，见了中国朋友格外高兴。他说，匈牙利政府高度重视对中国的关系，我们只设了两个专职专员，一个是俄罗斯，一个就是中国。去年，我们的总理访问了中国，中国胡主席访问了匈牙利，印证了两国关系十分重要。匈中两国关系发展顺利，我们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无论在联合国或是欧盟的争论中，匈牙利都支持中国的立场。我们是欧盟内部中国的朋友。两国的关系发展均衡，政治领域我们还有许多事情可做，经济领域还要推动。中国政府已承诺，要有3—4个大型企业来匈牙利投资，其中有一个电视机制造厂。东欧只有匈牙利和北京有直航飞机。匈牙利还有一个中国银行的分行。我们在匈牙利还建了中东欧唯一的汉语和所在国语言的双语学校。说到这儿，他指着麟女士说，她是这个学校的母亲。大家都笑了。
在这座中国的汉白玉的石狮子把门的学校门口，我们看到了飘扬在空中的中国、匈牙利的国旗和欧盟的旗帜。走进校门，我们还看到流苏垂曳的红灯笼和展示板上童趣盎然的图画手工艺品；我们还听到了琅琅的中文读书声和匈牙利特有的长短音节。匈方的校长维格·彼得和中方的副校长郭家明接待了我们，他们都是本国选派的资深的教育家。听他们介绍，这所学校是2003年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访华时倡议，经胡锦涛和温家宝支持办起来的。匈方提供资金，中方提供教学设备而建成的。课程设置有匈文、中文，还有英语、历史、地理等。去年9月开学以来已有一百多个匈牙利和中国孩子在这里学习。很不巧，我们参观的那天，学校放假，但是还在教室和体育馆里看到天真活泼的孩子们，他们很小，大概只有五六岁的样子，他们都认识麟妈妈，她是这个学校基金会的副会长，孩子们都叫好妈妈。郭副校长说，我们的学校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日后桃李遍四方。彼得校长说，人才的摇篮，友谊的桥梁，是我们的共同理念。
那两天随从我们访问的还有当地华文报纸的几位同行，他们都是先商后文的，现在也是边商边文。布达佩斯的华人大约一万多人，华文报纸就有《新导报》《市场报》《欧亚新闻报》《中华时报》《欧洲论坛》等多家，最大的发行量也就一两千份，版面上只有几家中餐馆和华人贸易公司的少量广告，生存十分艰难。报上关于中国的报道多数是反面的，许多是从网上抄来的“马路消息”。那上面关于黑龙江省的消息不少，有田韩案，有牡丹江沙兰镇小学生惨案，都令人触目惊心。朱祖寿大使宴请我们时，我问起这些报纸为什么关于国内负面消息这样多，朱大使说，那可能是为了生存吧！看来大使馆也管不了他们的导向。这几位华文报纸的朋友说，在东欧只有匈牙利的中国人最多，多数是1990年以后跑来的，这里既不需要签证，发展事业的条件又好，于是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地的学生、农民和商人都蜂拥而至，最多时布达佩斯就是3万多人，驻册的华人公司有数千家，中国餐馆也有上百家。我们在布达佩斯的大街小巷，到处都看到中文的招牌和宣传中国商品的广告。朱大使说，现在匈牙利的中国人少了，但经营的规模却比过去大了，有的从小商小贩发展成大的公司。有的小商品市场已经被中国的商贩垄断了。如当地很有名的“四虎市场”“上海市场”，百分之七十的经营者都是中国人。他们不再靠用火车飞机倒包，而是通过集装箱海运了。中国服装和各种生活用品靠丰富适用和价格便宜，特别受到当地收入不高的市民的欢迎。比如用买一个冰激凌的钱能买一个手电筒，老百姓当然高兴。开始匈牙利的轻工企业还和中国人竞争，后来干脆转产了，把市场让给了中国商品。一位来自温州的老板对我说，去年布达佩斯搞了一次民意测验，评选最受欢迎的外国人，结果中国人排名第一。因为是中国商品救了在社会转型期的困难的匈牙利人。他们中的多数人对中国人心存感激。那位老板说，现在匈牙利已离不开中国商品了。这些年关于中国人和中国商品在欧洲被贬损的消息听了很多，这次到匈牙利耳闻又目睹，总算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真希望在欧洲的中国人把生意做得更大更好，为国人争气，为国家增光。
离开匈牙利的那一天中午，布达佩斯华人商会和媒体的朋友在英雄广场附近的一家中国餐馆为我们饯行。大家谈笑风生，如老友相聚。席间新导报总编滕维杰跑来，送我们每人一瓶葡萄酒，然后急匆匆地走了，让我们又感动又不安。当晚我们取道德国的法兰克福回国。大雨过后，机场晶莹如一面镜子，满天的星光璀璨。明天，欧洲肯定更晴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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