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上个世纪访问了印度之后说：“印度，你只要看一眼就永远忘不了，因为它同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一样。”这个古老神秘的国家对所有来访者都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所见所闻，让你惊讶，让你惊诧，让你惊奇。2006年10月我随中国财经记者访问团对这个国家进行了走马观花式的采访，我将如实记录我在印度的见闻，为我亲爱的读者，再次打开面向世界的窗户。

    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说过：“世界及其居民的活动，都具有神秘的、魅人的特征。”他还说过：“世界变化过程的整个和谐一致，由于它自身包含着的斗争、压力和矛盾，则使这种和谐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迷人。”那么就让我们感受一下当今印度的神秘的魅力和在斗争和矛盾中这个大国和谐的丰富多彩吧！

    学学唐玄奘

    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神秘的国度。神秘是因为我们对它的了解缘于一个和尚“西天取经”的神奇故事。那和尚俗称唐僧，带领他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去西天取经，远涉千山万水，战胜千妖百怪，经历九九八十一磨难。这个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故事取材于古典小说《西游记》。而这个故事真实的主人公姓陈名伟，法名玄奘，洛阳人。8岁时和当江陵县令的父亲陈慧学习儒家经典，13岁出家，云游四方，公元626年在长安与来自印度的高僧波罗颇密多罗相识，深受教益，下定西行求法的决心。公元627年从西安出发，远行5万余里，路途之艰险无与伦比，先后17年遍访西域100多个国家，取得600多部梵文佛经带回西安。据史载，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二十五日，玄奘返回西安那一天，“道俗奔迎，倾都罢市”。二月唐太宗亲自接见表彰他的功绩，并劝其还俗出仕。玄奘婉谢，潜心修研和传播佛教。在他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中，第一次为曾被我国称为“身毒”“天竺”“贤豆”的国家正名。他在此书上说：“译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归夫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从此中国人知道了被称为西天的喜马拉雅山的那一面的那一个国家叫“印度”。这个词是唐僧从梵语音译过来的，原意是“河流”。

    印度最大的河流是恒河，公元前1500年至前1200年，雅利安人在恒河谷地创造的文明，使印度成为和中国齐名的世界文明古国。而普通的中国人对印度的了解，大概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宗教发达，经济落后。有点文化的人还知道印度有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大诗人泰戈尔、民族解放之父圣雄甘地和主张与中国友好的总理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印度驻中国的记者最近在北京街头进行了一次随访，老百姓对印度的了解竟来源于电影《流浪者》《大篷车》，而且人人能唱几句《拉兹之歌》，“啊，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关心时事政治的人们最近突然发现，现在关心中国同时关心印度的国际观察员越来越多了，他们纷纷议论：中国和印度这两条亚洲巨龙，究竟谁的发展模式更具持久性，谁又能真正成为21世纪的经济强国？甚至有人预言，要不了多久，印度的经济将超过中国！看来，我们对印度这个老邻居不能等闲视之了，我们也应该学一学我们的先贤唐玄奘，去看一看那个古老的国家是什么样子，它到底又发生了什么变化。于是中国记者协会派出了我们一行——中国财经记者采访团飞越喜马拉雅山，到恒河去，到新德里去，到孟买去，到友好的印度人民中间去。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真经。

    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录了他的行程“经途险阻，寒风惨烈”，一路上“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有了现代的交通工具，我们完全不用再像唐玄奘一样艰辛劳顿了。10月23日晚19点，我们乘坐东方航空公司的班机，两个多小时飞到上海，23点再从上海出发，经过6小时30分，在当地时间凌晨3点，到达还在夜色中沉睡的新德里的巴勒姆国际机场。如果我们再晚走一周就可乘坐国航从北京直飞新德里的班机，全程只有五个多小时。这条航线的开通标志着中印交往的进一步增加。早就听说印度的交通设施比较落后，但是还是没有想到作为一个大国首都的机场是这样的简陋，这样的不“国际”——空间狭窄，设备陈旧，顶棚低矮，灯光昏暗，扑面而来的酸腐味。过关的手续不复杂，和蔼可亲的官员很快在电脑里找到了我们的名字（印度的软件业世界领先），然后在我们的户照上盖了一个章，我们就走进了这个热气腾腾的大国。离开北京的那一天，是摄氏10度，新德里的地面温度是摄氏20多度。我们依稀看见了机场外草坪上棕榈树高大的身影。机场的出港口，人声熙攘，穿白色长衫的小伙子，头缠红布的大胡子男人，身披彩色沙丽的妇女，还有穿着西装的官员，一齐望着推着行李车的我们，满脸的微笑。在印度无论富人还是穷人，他们总是笑对人生，笑对社会，笑对客人。据统计，印度人的幸福指数在亚洲高过日本，高过韩国，也高过中国。几个穿着短衫光着脚的面色黝黑的年轻人跑过来，要帮我们推行李，我们谢绝了，因为还没换卢比，我们没法付小费。他们问：“日本？高丽？台湾？”我们回答：“CHINA！”他们很惊奇，因为中国大陆人到印度的并不多。据统计，共有24亿的中印两国每年来往人员40万人，不及新加坡的四分之一，而我们和韩国每天来往1.5万人！

    这时，一位穿着西装留着小胡子的中年人走过来，我看到他举着写有“中国记者”几个汉字的牌子。他身后跟着一个小伙子，手里拿着一串花环，那花是金黄色的。那个穿西装的印度人说：“我叫阿伦，是你们的导游！欢迎你们来我们印度访问！”说着他把那金黄色的花环戴在我们每个人的脖子上。阿伦是一家旅游公司的老板，他在尼赫鲁大学学的汉语，是新德里最好的汉语导游之一，这次他亲自出马接待中国记者。阿伦是他的汉语名字，他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说。

    我们乘坐的中客穿过机场上拥挤的人群（有的人在等工，有的人就躺在广场上过夜），在微露的晨曦中，向新德里城驰去，路不宽也很颠簸。（后来听说，要不要修机场高速公路，印度议会已争吵了好几年，现在还没有结果。在中国大概找不到一个没有高速公路相连的国际机场。）望着窗外不断闪过的残破的土房，我很疑惑，这就是世界名城新德里吗？这就是正高速发展的印度吗？

    德里的老

    天亮以后，我们才发现我们住在德里郊区的一个小旅馆。院内的草坪一片葱郁。在印度，落后的宾馆业跟不上旅游的快速发展，只能虚报等级，高价收费，以缓解床位的紧张。这个相当于汽车旅馆的小店竟是三星，住一日要收300美元。院中那个碧绿的小泳池，就是星级标志。室内设施相当简单，空调是悬挂式的，电视大约12寸，卫生间很干净。穿着整齐的服务人员正在清扫院子，见了我们弯腰致敬，用英语问好。在印度所见的服务人员，都是那样的谦恭有度彬彬有礼。在客人面前，他们总是低眉顺眼的尽职仆人。阿伦说，这是英国殖民统治时养成的习惯。硬件差，软件好，这是我们对印度服务业的总体评价。对比中国，我们大概是硬件好，软件差了。

    德里是分老和新的。我们乘坐的中客车一走出院子汇进公路，映进我们眼帘的尽是破旧、拥挤和混乱。路很旧，路上跑的车也很旧，路两旁的建筑也很旧。路口处、停车站，涌动着面色黝黑、衣裳简单、赤脚站立或行走的人流，他们是城市的劳动者。最让人吃惊的是，路上并排跑着有灰突突的小轿车，外面挂着乘客的公交车，拉着重货的卷起滚滚烟尘的大卡车，竟还有趾高气扬的骆驼车，慢悠悠的牛车……更令人吃惊的是，傲慢的大象在路边散步，疯狂的猴子在路上横冲直撞，成群结队的小孩子自由穿行，忙着兜售报纸和食品。路边的繁华处，更有乞丐追逐游人。谁也不管谁，各行其道，各行其是，这真是只有印度才有的路上风景！

    眼前的风景，使我们有些着急，甚至有些紧张。阿伦说，你们别看乱，乱中有序，和谐相处，德里就是这样的。其实德里社会治安很好，交通很安全，很少发生事故。他的说法被以后的事实证明，我们在印度十天，跑了四个城市并没有见到一起交通事故。磕磕碰碰的事总是有的，但是多数车都很破旧，谁也不在乎，双方打个招呼，接着赶路。印度人的脾气也好，没见谁吵架。在印度工作的中国钢铁总公司的王总告诉我们，印度贫富差别很大，但没有强抢的，很少有偷窃的。没有听说有吸毒的、卖淫嫖娼的，更没有拐卖妇女的。也许有，但比中国少多了。什么原因呢？他说是因为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信教。信教的人一般都向善而不敢做坏事。这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我们问阿伦，这里到底是新德里，还是老德里？阿伦说，两个城市已经融合在一起了，我也分不清，反正老德里路窄，人多，建筑陈旧；新德里路宽，人少，外国式的建筑多，树多公园也多。他说，从地理位置上看，德里位于恒河和亚穆纳河交汇的平原上，面积1485平方公里，人口过千万。德里旧城在城的北部，为有名的古都，据历史考证，公元前约1400年，印度的大史诗《摩克婆罗多》中的般度族英雄在此建都，取名“因陀罗普拉斯特”，意为“因陀罗神（雷神）之住所”。在以后，这一带曾出现7个德里城，每一个城市都记录了一个部落和王朝的兴衰，这些古城只留下些残垣断壁，常让考古专家们流连忘返。就对这城市建设来说，公元前1世纪的印度王公拉贾·迪里和公元1648年莫卧儿王朝的皇帝沙贾汗的贡献最大。前者是城市的重建者，并正式命名德里；而后者建成了现在还留存的相当于中国故宫的红堡等许多古建筑。莫卧儿王朝的开创者巴卑尔是帖木儿的第五世孙，其母系可上溯到成吉思汗，由他开创的帝国便称“莫卧儿”，是阿拉伯或波斯语“蒙古”帝国的意思。这个外来的有蒙古血缘的帝国统治了印度三百多年。

    我们走马观花地浏览了这座皇宫，它被绵延数里、高19米到33米的红墙环抱着，拥有两座正门三个边门。主门为拉合尔门，1947年8月15日，印度独立时，印度的三色旗代替了门上的英国旗，尼赫鲁总理在此门前宣布印度这个最大的英国殖民地从即日起独立。以后每到这一天，在任的总理都要在门前演讲。

    走进红堡，展现在眼前的都是伊斯兰风格的宫殿群，围绕这些建筑的是树木、花园、草坪、水池、小渠，环境十分幽雅。宫殿是分外宫和内宫的。内宫是供帝王与王妃宫主憩息、观赏的地方。外宫是皇帝接见外国使节的地方。其中的觐见大厅颇为引人注目，厅中错落有致地耸立着60根红沙石圆柱，相当壮观；而石柱、墙壁、回廊和窗棂上都雕着精细的花纹，显示了当时这个古国独特的东方艺术风格。更让我们惊叹的是议事大厅的辉煌，这座白色大理石宫殿的穹顶由黄金和白银装饰，至今还光彩照人。据历史记载，这大厅上曾摆放过一座价值连城的御座，其主体是银阶金柱，单黄金就用了10万克。其背饰有一对用无数珠宝镶嵌而成的开屏孔雀。在宝座前的墙上，还有沙贾汗下令刻下的镶金的波斯文字句：“如果说上有天堂，天堂就在这里。”1739年，这座印度人民引以为自豪的孔雀宝座被波斯王掠走，后又被库尔德王从波斯抢走，他把宝座上的黄金和珠宝拆下，用于宫廷日常开支了，结果凝聚着印度文化和智慧的稀世珍宝就这样被毁了。看来印度也遭受过如八国联军抢掠和烧毁中国圆明园式的苦难。据说，当年红堡里有52座宫殿，现在只剩下27座了！

    和红堡一道之隔的叫月光市场，是典型的老德里老街了。拥挤的小巷，破败的房屋，衣衫褴褛的人群，举目可见，那里居住了这个城市1280万人的绝大多数，那里才是这个城市最有代表性的景观。据印度政府1990年的统计，德里住贫民窟的人口占38％。现大概早就超过40％。印度的贫民窟当是真正的棚户区，只是个简单的棚厦而已，栖居着进城的打工者。印度自称是“迁徙自由的民主国家”，无地的农民拖家带口地拥进城市，见缝插针地找个地方就住下来，你住我也住，越滚地方越大，天长日久就成了贫民窟。那些地方连水电的供应都没有保证，卫生条件极其恶劣，老鼠在地上乱窜，苍蝇在空中横飞，成了这个城市的疽痈。政府早有改造贫民窟的规划，但总是难于动手，一方面政府手里的钱紧，另一方面即使有了钱也难以动手。印度的法律规定，凡是居住了30年的土地就为私人所有，几乎每一片的贫民窟都超过30年，早已人满为患，谁也拿不起动迁费。就这样拖下去，贫民窟越来越大，谁也没办法。

    有人说，在老德里，作为皇宫的红堡是天堂，而贫民窟是地狱。我以为那不是地狱而是人间，那里才是普通印度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几天后，我们将坐着人力车对月光市场进行一次“胡同游”，到时我会详情相告。

    德里的新

    从老德里进入新德里，仿佛从人间进入天堂。污水横流、粪便随处可见的小街被宽阔笔直、绿荫拥夹的大道代替了；连片低矮简陋肮脏的棚户区被花木葱郁的公园和建筑别致的花园洋房代替了；残破陈旧的寺院古堡被高大宏伟的现代建筑代替了。

    新德里的建设，是以姆拉斯广场为中心，城市道路呈辐射状、蛛网式地伸向四面八方。街树高大挺拔、浓荫如伞。街心公园花团锦簇，喷泉激涌，银珠跌落。更有雕塑耸立其间，那都是这个民族传说中的神和这个国家为独立而献身的英雄。新德里的所有建筑都掩映在绿树中，被绿茵茵的草坪环围着。每座建筑都保持着自己的风格。主要建筑都是由印度独有的红砂石筑造的，在大片绿色的衬映下那红色的建筑显得十分鲜亮和昂然。国会大厦为大圆盘式建筑，四周转绕以白色的大理石的高大圆柱，显示了中亚细亚式的风格，但屋檐和柱头的雕饰又全是印度艺术，是我们在印度教寺院里常见的花饰。总统府的屋顶是个巨大的半圆形结构，鲜明地带有莫卧儿王朝的建筑风范。总统府门前的那条直通印度门的大道，比北京的长安街还宽阔，比巴黎的香舍丽榭大街还优雅，和世界上任何一条现代化的大道比都不逊色。

    可以毫不讳言，新德里是英国殖民者建设的。万恶的殖民主义给印度带来说不尽的苦难和屈辱，这个不屈的民族和殖民主义进行了几百年的斗争。但是英国殖民主义也让这个古老的民族面向了世界，也让一个破败的都城新生，他们留下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法律规范仍在这个国家发挥着支撑作用。英语仍是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通晓英语使印度人走遍世界，比华人有更便利的谋生手段。

    公元1498年5月，葡萄牙航海家瓦斯克·达·伽马率船队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里库里，开通了欧洲直接前往印度的海路，他从这里带回去的丝绸、香料、宝石、象牙等，使他盈利达到航海费用的60倍。以后葡萄牙、荷兰和法国商人的冒险家蜂拥而至。公元1600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拿着女皇伊丽沙白的特许状，夺得了好望角以东的贸易垄断权，印度自然成了他们独吞的一块肥肉。他们靠经济强势挤走了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又通过三次战争打跑了法国，欺负莫卧儿王朝的衰弱，建立了自己对印度再无掣肘的殖民统治。通过野蛮的掠夺，英国获得巨大的财富。为使印度成为自己永远的原料基地和最大的倾销市场，他们在印度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构，统治中心就选在了德里。1911年动工，1929年一座全新的德里出现在恒河岸边。它吸收了西方城市的理念，展示了西方城市的文明，又融进了东方文化，闪放着印度历史文化的光彩。为了保持城市的风格，政府有严格的规定，新建筑不能超过四层，绿地要占相当的面积。从飞机上看，整个新德里都掩映在树林里。

    不管这个新城的设计者和建设者是谁，都应该被历史肯定。他没在老城里东拆西挪，而是走出老城，重打鼓另开张，在靠近老城处建一座新城。这样的结果是保护了老城中的莫卧儿王朝的所有古建筑，保护了印度人原来的生活形态，保护了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也许因为经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资产阶级明白如何尊重历史文化传统，如何在继承中创新，如何建设适合人生存的生态环境。而靠暴力革命起家，从战争中走来的中国的领导者，更喜欢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所以我们的执政者没有尊重通晓世界建设史、当然也知道新德里建设经验的专家，如梁思成的意见，在对旧北京的摧枯拉朽的过程中建设了新北京，尽管由于一些开明的领导者尽力保护了一些文化古迹，但比老德里还悠久的老北京还是在焕然一新的建设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在解放北平之前，据说毛主席曾给傅作义将军捎话，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好城里的古建筑，傅将军做到了，而后来我们进了城在建设过程中没有做到！这教训至今还常让许多中国人痛心疾首。其实在中国的许多城市目前还在为建设新城而破坏老城，他们以为只有改天换地，才能让老百姓满意，才能显示自己的政绩。他们到底是在立功，还是在造孽，还是让后人评说吧！

    最近在印度的《印度教徒报》上看到一篇题为《双城记》的文章，作者说：“30年来，北京一直就像一个精心打扮准备参加婚礼的新娘。5条宽阔的四边形公路环绕全城，沿途见不到一座贫民窟。新盖的摩天大楼流光溢彩，一幢接一幢地拔地而起，富丽堂皇的购物商场、豪华的公司总部甚至政府办公室纷纷驻扎其间。……我们不禁好奇，这座城市是如何‘呼吸’的，它的‘肺’在哪里。我不由想到了德里，那里拥有更多开放的空间和公园。说来奇怪，我竟开始萌生某种感谢之情，多亏了我们较慢的经济增长、糟糕的规划以及缺乏想象力的建筑，德里不像北京，它的生活空间尚未惨遭吞噬。”

    走在新德里的大街上，我们看到了比北京少得多的高楼大厦，比北京要少得多的高速路和高架桥，比北京要少得多的高级轿车；但我们也看到了比北京要多得多的公园和绿地，呼吸到了比北京要新鲜的空气，也望到了比北京要蓝得多的天空。

    那天听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说到北京和新德里城市建设的比较，他说：“我们以日新月异为骄傲，他们以百年不变为自豪。”这话真值得很好地思考，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城市规模的扩大也是必然的，但并不是城市越大越好，城市越新越好，楼房越多越好，以牺牲城市的文化传统和自然生态的“日新月异”并不足取。所谓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切中时弊，非认真贯彻不可！新德里的生态环境、文化保护，确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几百万人居住的贫民区得不到改造，一个国际大都市没有标准的国际机场和通达的高速公路，老城区交通和卫生的脏乱差，大概不值得“自豪”吧！其实他们也不是不想“日新月异”，只是经济的发达还没到这个程度，社会体制中还有诸多掣肘之处。

    印度老百姓每天都在批评政府的无能，别说建设机场高速公路，连“猴子问题”都解决不了。原因是新德里最著名的猴子聚集区，位于印度总统府与国防部前面的达尔豪斯路，因为这里的猴子太猖狂，导致国防部班车只能改站。其实新德里政府也采取了许多驱猴的办法，如“以猴赶猴”，用恒河的天敌长尾叶猴“吓跑”流浪在街头的恒河猴。但恒河猴在德里太多，长尾猴还是寡不敌众，猴患的问题还是未能解决。最近，德里最高法院就社区居民的起诉，申斥新德里市政局：“如果你们不能解决猴子扰民问题，还能做什么？”

    对印度政府的能力我们不能妄加评论，但他们的简朴我们却感受到了。印度的公务员只是中国的八分之一，因软件业世界第一、被称为“印度硅谷”的班加罗尔，政府中负责软件业的官员只有七八个人。在印度从总理以下，所有的官员乘坐的车都是同一牌子、同一款式、同一颜色的国产车。夏天高温摄氏45度，但省长和部长的办公室都没有空调。我们采访的财政部，在红砂石的老建筑里办公，一切都保持当年的粗粝和原始，墙上还装饰着传统的砖雕，办公用品也很老旧。但官员们的专业水准，还是让中国一流财经记者大为赞赏。

    新德里有许多新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走过印度门

    印度门耸立在新德里的“国家大道”，它是大道的起点，那一头是总统府，当年是英国的总督府。它有一个很美丽的名字——维多利亚宫，那是以英国女王的名字命名的。那是一座宏伟的用赭红色砂石建造的宫殿，院内的公园是古印度莫卧儿王朝风格的园林，由奇花异草装扮的方园、长园和圆园，十分清静幽雅。英国殖民者总是在清雅的环境中，制订最血腥奴役和掠夺殖民地的计划。

    不过，英国人也有与印度人并肩战斗的历史，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把数十万勇敢的印度人拉到欧洲战场，与德奥军队决战，英国人胜利了，却把9万印度人埋藏在了异国他乡。印度人死而无憾，他们是为自己的祖国而战的。因为英国人答应他们，战争胜利了，就让印度独立。结果他们牺牲了，战争胜利了，而英国人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他们能做的事就是和印度人一起建造了这座凯旋门式的“印度战士纪念碑”。这门是仿造巴黎的凯旋门而建的，但具有印度的风格。门高48.7米，全部用红砂石砌造，拱门高42米，宽21.3米，顶部有屋檐，循台阶可登顶端。门的最高处有一个直径3.5米的圆石盆，每逢重大节日将点燃盆中的火把，那光焰照亮城市上空。

    我在拱门的两侧看到了那刻在墙上的名字，那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年轻的生命，他们是否死得其所，只有天知道。不过印度人民，在每年的1月26日的国庆日，都要在印度门前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那时这些死去的战士才得到些许的安慰吧！我们每个人都在印度门前照了相，不仅是到此一游的纪念。

    可惜印度门有持枪的士兵把守，我们不能从门中通过。我们只好远远地绕门一周，然后去朱木那河畔的甘地公园拜谒圣雄甘地墓。那是一个占地宽阔的园林，绿草茵茵，古树参天。这可能是新德里最大的绿地了，也是最幽静的公园了。那公园没有围墙，谁都可以自由进入，顺着红砂石的甬道，默默地向墓地走去。为了表示敬重，每个人都脱下鞋，光着脚走进墓地。甘地受到印度各族各教人民的爱戴，是因为他最先率领自己的人民向殖民主义挑战，要从英国统治者手中夺回人民自由的权利，为此他奋斗终生，百折不回。甘地同样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是因为他采取了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的方式来对抗英国殖民统治，尽管不被人民理解，又一次次地被英国人关进监狱，他用绝食抗争，用真诚打动人民，终于用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争得了民族的独立。更值得敬重的是，他没有权欲，没有私利，一生为人民操劳，自己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然而他却死在了印度教极端教派分子的手里。那是1948年1月30日，而在一年前的8月15日，印度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宣布了民族的独立，甘地没有出席庆祝活动，也不出任政府的任何领导职务，还坐在自己家里，静静地纺纱线。

    我们顺着甬道走上了一个高坡，高坡下凹处一块方地，周围砌着白色的墙，那方地的中间，是一块16平方米的黑色大理石的墓体，墓体的四角上摆着由黄色和白色的小花组成的花环，中间立着一个灯架，淡淡的火苗忽闪在玻璃罩里，那墓体的正面刻着印地文的“甘地”，在墓前横卧的石碑上刻着甘地在被暗杀者击中后的呼喊：“嗨！罗摩！”罗摩是印度教的大神。那呼喊，相当于中国的“我的天啊！”

    甘地死后是按照印度人的习俗进行火葬的。这里是当年的火葬地，甘地的遗体被架在檀香木上，当木堆被点燃时，大约有200万人站在朱木那河两岸，朝向火焰升腾处肃立默哀，向他们敬爱的圣雄告别。

    当时，有一个41岁的印度人满脸悲戚地站在火堆旁，他说：“我们生活中的光芒已逝去，世界一片黑暗……我说光芒已逝去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照耀祖国的光芒不是普通的光芒，多年来照耀印度的光芒将照耀印度更多年。千年以后这光芒仍然在印度看到，世界也能看到。”他就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甘地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位出身婆罗门贵族，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律师，1912年投身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运动，1921年成为甘地推进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的战友，1929年担任印度国大党主席，在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斗争中屡遭逮捕，但斗志弥坚。1947年8月15日，他出任印度的第一任政府总理。他在对全国的就职演说中说：“在今天，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自由的缔造者，我们的国父。他弘扬了印度立国的传统精神，高擎着自由的火炬，驱散四周的黑暗。但不只我们，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将铭记国父的指示，铭记这个伟人，铭记他的信心、勇敢与仁爱精神。我们将决不让自由之火熄灭！”

    尼赫鲁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在任时，中印两国建立了友好关系。1950年4月1日两国正式建交，印度成了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6月，尼赫鲁邀请周恩来总理成功访问了印度，当年10月他又访问了中国，陪同他访问的还有他37岁的女儿，这就是1966年接替他成为印度总理的英迪拉·甘地夫人。当年毛主席接见尼赫鲁父女时，他已发现了这个贤淑的女子的不凡气度。她的父亲担任了17年总理，她从1966年到1977年连任三届总理，1980年她第四次提任总理。尼赫鲁家族为国家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1984年10月31日，甘地夫人在自己的官邸被自己最可信的保镖刺杀，这两个锡克教徒是为了报复甘地夫人下令镇压旁遮普邦盘踞在金庙里的锡克教武装暴徒。在那次战斗中1200人被打死，逮捕了3000多人。

    甘地夫人的大儿子拉吉夫·甘地只好接下了她母亲国大党主席和总理的职务。这个剑桥大学毕业的工程师，热衷于航空事业，已考取了国家航空公司的领航员。她的母亲精心培养了活跃于政坛的弟弟桑贾伊·甘地，可是他于1980年6月因飞机失事身亡。拉吉夫只好遵母命出山从政。然而这个善良儒雅缺少政治经验的工程师执政五年后败北。1991年5月21日，准备东山再起的拉吉夫参加一次群众集会，正要讲演时，突然的爆炸让他当场身亡。制造这一事件的是斯里兰克的“泰米尔猛虎组织”成员的人体炸弹。

    接替拉吉夫·甘地成为国大党主席的是他的夫人索尼娅·甘地。1965年，18岁的意大利姑娘索尼娅只身赴英国剑桥学习。有一天，她的一位德国朋友把高大英俊的拉吉夫领到她面前，两人一见钟情。21岁时，她嫁到了印度，成了显赫的尼赫鲁—甘地家族的一员。为了家国，为了丈夫的遗志，她只能挺身而出了。可能是血腥的政治，给了她许多教训，她只担任了国大党的主席，而谢绝了全党对她担任总理的提名。她深居简出，鲜于露面，但左右着印度政治的国大党，仍在她的掌控之中。她的接班人是她的儿子拉胡尔·甘地，现在是议会下院的议员，他被称为“印度政治新星”“国大党的救世主”；还有她的女儿普里娅卡·甘地，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像父亲一样聪明，像母亲一样美丽。印度政界对她也很看好。谁知道，复杂残酷的印度政治会给这两个尼赫鲁—甘地家族的年轻人安排怎样的命运！在20世纪的政治历史中，美国的肯尼迪家族和印度的尼赫鲁—甘地家族的命运，是最具有戏剧性了！

    这次到印度，我才搞清楚，甘地夫人是尼赫鲁的女儿，因为她的丈夫叫费罗兹·甘地（1960年亡），他才被称为甘地夫人，她和圣雄甘地没有亲缘关系。但政治上的继承关系肯定是有的。

    这就是我在走过印度门，看到的和听到的关于甘地、尼赫鲁、甘地夫人和她的后代的故事。这也许是我们了解这个谜一样的国家的一个背景。

    大使馆里见老乡

    无论到哪个国家访问，都要去拜访中国大使馆，那里是我们自己的家。到了印度就更想到使馆了，因为特命全权大使孙玉玺同志，是哈尔滨的老乡。

    也许我们早就相识，上个世纪60年代，我常到道里区石头街67号的省电影公司看新片，每次都在门口看到一些等“蹭票”的孩子，那其中一个眉目清秀的孩子可能就是少年的孙玉玺。因为他就住在这个院子里，常挤到电影公司看片，可能这就是他最早的文化启蒙。道里的柳树小学和地段小学是他的母校，他至今还记得，地段小学很漂亮，那是一座灰色的俄式建筑，大门很高很气派。在这里，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尔滨三中，他特别喜欢文科，刚萌生着一个文学少年的梦想，他就下乡了。那是在1968年秋天，那一年他只有16岁。在偏远的长水河农场，他踏着残雪播种，顶着烈日锄地，在雨雪交加中收割。在漫漫的冬夜里，油灯下他手不释卷，在诗词歌赋中寻找灿烂的人生。机会总是属于有准备的人，1973年已经当上连长的孙玉玺被推荐上大学，“白卷先生”张铁生的一封信，险些让他失去机会，但终因他表现突出，考试成绩优秀，上了北京外语学院英语专业。三年以后，大学毕业的孙玉玺进入了外交部，从知青成为职业外交官，尽管他从来没做过这样的梦。

    我和孙玉玺正式相识，大概是在2001年秋天，在参加中国记者协会第六届理事会上，我们相见在二十一世纪酒店的电梯里，他比在电视里看到的更年轻英俊，那时他正在外交部当新闻发言人，他的沉稳干练、义正词严，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会上，我和他都当选为常务理事。大概第二年春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孙玉玺站在中国驻阿富汗破烂的大使馆的废墟上，他已被任命为这个还处于战火中的国家的大使。我在网上看到，5月2日他在向卡尔扎伊总统递交国书的当晚写的一副对联：“开门见山满目焦土；推窗望月一头冷月。”后来唐家璇部长到使馆视察，看到已闲置九年的使馆感慨道：“今天来看一废墟，明年重游满园色。”孙玉玺回诗两句：“乐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他没有辜负祖国的重托，经过两年多的奋斗，他不仅建立了和阿富汗政府的友好关系，还复建了一座显示中国发展水平的崭新的大使馆。孙玉玺仔细研究了玄奘所撰的《大唐西域记》，据记载，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曾途经喀布尔附近。据此他还在新使馆的草坪上树立了唐僧师徒四人的雕像。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离开阿富汗后，他也追随那师徒四人来到印度。那是在2005年1月11日，他被国家主席任命为与中国关系曾非常友好现在又困难重重的印度大使。

    印度使馆虽然没有阿富汗使馆那样新，但它的阔大却让我们大吃一惊。使馆的新闻参赞李胡兵领我们在这个大公园里参观，他说印度使馆是中国驻外使馆中最大的，仅草地就有10万多平方米。这里大树环抱，绿草如茵，鸟语花香。我们看到在树上跳窜的小松鼠，在草坪展示美丽的孔雀，还有在远处观望不速之客的猴子。院子里还有很标准的篮球场、网球场和游泳池。向往农耕生活的外交官们还在硕大的草坪旁边开了一片菜地，我们看到随丈夫来馆的妻子们，正在给来自家乡的菜蔬浇水。她们说，在德里生活“菜篮子问题”自己解决了。看到来自祖国的记者，她们高兴地和我们打招呼。

    看见孙大使是在使馆的会客厅里，走廊里挂着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会见印度领导人的照片。大厅里挂着中国的风景国画。孙玉玺还是那样儒雅谦和，他正忙着安排胡锦涛主席下个月访问印度的事宜，一会儿又要宴请来印度访问的中国海军司令，他忙里偷闲地和我们这些老朋友见面，他先问我们到印度的感受，我说：“不像传说的那么坏，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他点了点头，接着便娓娓道来，给我们介绍印度的情况，都是我们感兴趣的问题——

    ——访问印度，有五大看点：一是千年古迹，与中国一样，印度的古迹遍布全国。例如，瓦拉那西的印度教圣地及菩提迦耶、鹿野苑、居师那伽苏等佛教圣地，还有阿旃陀石窟，不亚于中国的敦煌。二是集中了伊斯兰文化的建筑精华，泰姬陵就是代表作。三是18、19世纪的殖民时期的建筑，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完美融合。四是现代建筑，主要在一些新型的工业园区，虽然总体上比中国落后，但是有一些亮点，如班加罗尔的软件工业园。五是看看孟买的贫民窟和老德里的脏乱差，也有借鉴作用，不抓紧看，也许过些年就看不到了。

    ——中印友好交往2000年，99.9％的时间是友好合作的历史。历史上出现三次友好的高潮，第一次是在古代，以佛教为媒体，中印两个伟大的古代文明大国开始了历史性的交流。如玄奘出使西域。第二次在近代，两国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并结下了深厚友谊。如柯棣华医生援助中国抗战。第三次，在20世纪50年代，即两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促进万隆会议成功举行，为二战后世界历史写了重要的一页。当时最流行的一句印地话是“印地——泰尼帕伊帕尼”（印度中国是兄弟）。现在第四次友好的高潮已经来到，两国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发展的伙伴。两国人口超过24亿，在12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财富，将不可阻挡地牵动整个世界的发展。十年来两国的贸易从2亿多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36亿，增长了70多倍。而且潜力巨大。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曾感慨：“东方文明古国，荦荦大国，独印度中国耳。言其亲也，则如肺腑；观其势也，则如辅车。”这话说得何等的好，真值得两国政治家体味。

    ——一百多年来，印度一直比中国经济发展快，没有经历过大的战争，经济政策比较稳定，体制比较健全。特别是上世纪的最后十年印度的经济增长平均达到6％，近两年达到了8％。经济增长速度仅次于中国。但要赶上中国大概不容易。2004年，中国的GDP的总量是19多万亿美元，而印度是6.9多万亿美元。差别还相当大。基础设施建设大概有20年的差距。你们走一走看一看就明白了。

    ——在人口的总量上，大概十多年后印度肯定超过中国。他们现在将近11亿，国家也倡导计划生育，但措施不力，效果不明显。现在农村平均每家七八个孩子，城市每家也有五六个孩子。我到过印度的一个农村访问，一个村长有97个孩子，都是他亲生的，有三个夫人，但村里的好多女人都给他生孩子。

    ——我看印度最大的长处是树多，花多，动物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最大的短处是两极分化，据统计，印度是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富翁最多的国家。有些人富可敌国，更多的人一贫如洗。

    不愧是新闻发言人，孙大使口若悬河地说一个小时，信息丰富，又生动有趣。尽管我们还没听够，孙大使只好和我们握别，秘书已催了几次，他要宴请的客人到了。因为是老乡和荒友，只有我和孙大使合了一张影，他说：“欢迎黑龙江省多来些人到印度看看，有什么困难来找我！”他还亲自签名赠送我一本他主编的书《菩提树下的印度》。

    晚上，公使衔参赞郑清典代表孙大使宴请我们，大家喝了不少茅台酒，他说使馆的酒都是真的。我们说你们的情谊更真。夜色朦胧中我们告别，那使馆大楼上的国徽和院里耸立的五星红旗还清晰可见。

    富可敌国与一贫如洗

    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的任何城市，你都看不到这样对照鲜明的人居条件。一边是像公园一样大的豪宅，高树围墙，草坪如毯，泳池如镜，名车成排，佣人成班，锦衣美食，金屋玉堂。那一边草棚为屋，塑膜挡雨，席地为床，以手为筷，吃猪狗食，干牛马活。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他们的生活，已有些夸张了，他们住的房子连四壁都没有。以上所述，是我在印度首都德里所见，如果到了印度贫困的农村，那贫穷差别就更让你吃惊了！这种差别用孙玉玺大使的话来概括，那就是富人富可敌国，穷人穷得一贫如洗。

    据印度官方所言，印度富人有500万人，为世界之最。印度的首富为维普罗电脑公司的老板哈希姆·普莱姆基，个人资产350亿美元，仅次于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印度的这些富豪，在各大城市及海滨都有自己的别墅庄园，其间会议厅、电影厅、舞厅、健身房、台球室、桑拿室、宴会厅、酒吧、图书馆，一应俱全。园内亭台楼阁、奇花异草、喷泉雕塑，美轮美奂。如果说，豪华住宅、名牌轿车、私人飞机是印度富豪们富的静态象征，那么出手大方，一掷千金，则是他们富的动态显示。印度的钢铁大王拉克什米·米塔尔，不仅拥有世界最贵的豪宅——一座坐落在伦敦、价值1.28亿元的宫殿，还为女儿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举行盛大的婚礼，一次花销3000万英镑，他还请来了澳洲的当红歌星凯莉·米洛在婚礼上献歌。更有甚者，印度工商巨头、撒哈拉集团主席苏伯拉塔·罗依之子的婚礼之豪创造了世界之最。2000人组成了筹委会，4000人准备了3个月，500个花匠布置现场，动用了27架专机和200辆奔驰车拉贵宾，其中有国家总理、各部长和世界名流，共一万来宾。其中有“第一美女”之称的前世界小姐阿什维雅，印度电影界的“老大”阿米达，连“体操皇后”罗马尼亚的科马内奇都请来了。来自英国的110人的管弦乐队和来自东欧的50人的杂技团登台演出，为来宾祝兴。婚礼活动进行了6天，全部花销9500万美元！

    和中国富人的富而不露的经营之本、生存之道不同，印度的富人不怕露富，而且敢摆阔气，善摆阔气。因为在贫富差别极大的印度没有仇富心理，更很少出现杀富现象。印度的富豪们利用一切机会显示自己的实力，结交各界朋友，扩大自己的影响。这方面他们是舍得花钱的。泰戈尔说过：“在消除贫困的时候，我们会失掉自己的财富，而拥有这笔财富，我们却会失去多少善心，多少美，和多少力量啊。”在印度有许多甘愿失掉财富抚贫，而不愿失去爱心和美的富人。其实泰戈尔自己也是这样做的，1913年，他的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把奖金全部赠给他办的学校做经费，抵制了当时殖民当局以津贴为名而控制学校的企图。

    在以私有制为主的印度当然存在富人对穷人的剥削。但并不是每个富人都是靠剥削起家，每个富人都为富不仁。前面说到撒哈拉集团老板为儿子举行盛大婚礼，在婚礼的第二天，这位老板为101对穷人孩子举办了集体婚礼，还给了每人20万卢比的支票。第三天，在为他的小儿子举行订婚仪式时，他们集团又为14万穷人免费发放了食品。在印度经常有富人向扫盲事业，向治疗艾滋病、麻疯病机构捐款。许多大学都有富人建立的基金会，穷人的孩子上学费用很低。在印度老百姓看戏剧、歌舞，基本都是免费的，一般都是由富人赞助的。印度最大的私人财团塔塔集团，还建立了自己的资助慈善事业的机制，把每年利润的65％进入慈善基金，以此支持穷人的教育、医疗事业。整个社会和穷人对这样的富人只有感激和尊重，当然没有仇恨心理了。

    在印度许多富人既是资本家，又是劳动者，程度不同地体现出勤勉、刻苦、节俭、节欲、具有怜悯和同情心等特征。印度的首富普莱姆基先生，是他公司中最勤劳的人，每天工作14个小时，中午不小睡，早晚饭都陪同客户，边吃边谈生意，午饭到职工食堂，边吃边向职工了解情况。他的生活又是非常简朴的，他的衣服、手表、汽车都是国产的，出差坐经济仓，住三星级酒店，并且行李箱里装着洗涤剂和熨斗，以方便自己洗衣服。

    在孟买当过多年总领事的袁南生说，印度不少富人行为规范，注意自律。他们虽然也经常出入高级健身休闲场所，但没听说谁去寻花问柳；在我认识的富人中，包括顶级公司的老板，他们的秘书都是男的。富人离婚现象较少，嫖娼、“包二奶”的现象鲜有所闻，描绘“包二奶”现象的词在印度都没有。我想这也许是印度的私营经济发展很快，很多企业成为国际一流大公司的一个道德上的原因吧！

    再说一说印度的穷人。按照印度政府的标准，每天收入不足10个卢比（相当于2元人民币），即为贫困线之下的人口。他们公布，印度穷人6亿至7亿，贫困线以下2.5亿人。印度穷人是世界上生活成本最低的人，一是吃的成本最低，他们多数吃素，吃饭用手抓，连筷子、勺子都不需要。二是穿的成本低，四季炎热，短衣短裤就能生存。三是住的成本低，在德里我看到许多印度人就睡在大街上、广场上、过道里，身上盖一块破布，地上铺一张报纸，就可以过夜。另一些住在家里，那家就是一个塑料布的棚或残砖烂泥堆成的窝。家里最重要的财产，几张席子，一张神像和几个装破烂的纸箱子。

    印度的穷人多是城市的农民工，他们完全与中国的农民工不同。中国农民工一般是自己在城里打工，妻子和老人在家种地，那里还有自己的家产。而印度农民，因为没有自己的土地，全家进城，一无所有，在颠沛流浪中寻找生路。但他们还认为这样要比在农村好生存。

    正是这些进城的农民组成了印度城市里的贫民窟。而最大的贫民窟在孟买。孙大使说：“我第一眼看到孟买，简直糟透了！不仅无法和上海比，就是在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也难以看到如此脏乱差的地方。孟买国际机场坐落在城区最北端，机场周围的方圆几公里布满了大片的贫民窟。从飞机上鸟瞰，孟买像一大片望不到头的难民营，没有一点现代化大都市的影子。”在1400万人口的孟买，贫民窟的人口已达到了770万。这又是一个世界之最！

    袁南生总领事认为，印度的穷人也是世界上最安分守己的人。他们安贫乐道，他们把自己贫穷的原因归于前世造了孽，他们很少把怨气撒到富人身上，从整体上没有嫉富仇富的“红眼病”，更没有杀富济贫的造反意识。他们深信因果报应，业报轮回的宗教思想，害怕做了坏事会遭到报应，他们无怨无悔，安于现状，只希望神灵保佑他们早日脱离苦海，转世成了富人再享福。正因为如此，印度贫富之间基本能相安无事，和平共处。泰戈尔说过这样的话：“理智告诉我们，这世界不会完全快乐。只要它还不完满，它就必须容忍缺陷和悲痛。”

    缩小贫富差别，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印度靠宗教的力量，化解矛盾，凝聚人心，对我们很有启发。但像印度这样的贫穷大国，不解决人口问题，不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水平（印度文盲占人口的63％！）和自立自强能力，想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想成为经济强国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不是万能的，神更不是万能的！

    在印度财政部和国家银行采访时，我们都问到了如何解决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他们提到了普及教育、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开放小额贷款，让每一个农村贫困家庭每年有一个人参加100天政府安排的有酬劳动等办法。可以肯定，这些都很好，但是不是最根本的？我们的忧国忧民意识跑到印度来了，是不是有点多余？

    无处不立庙和无人不信教

    走进印度，就是走进宗教。在这个宗教人口最多的国家，用“无处不立庙，无人不信教”来概括是十分准确的。看了一个印度官方的统计表，全国信奉印度教、穆斯林教、基督教、锡克教、佛教、耆那教的人口已超过90％。如果再加上信拜火教、巴哈伊教的大概也接近百分之百的人口了。使馆的同志对我们说，在印度，可以说几乎家家有佛龛，村村有庙宇，城里大街小巷庙堂林立、香烟缭绕、钟钵相闻，人们每天都坚持拜神祈祷，对神灵十分虔诚，宗教活动已成为印度人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

    过去我们以为中国的佛教来源于印度，印度肯定是个佛教大国。其实佛教徒在印度占人口的比例还不到百分之一。教徒最多的还是印度教，占人口的83％。我们访问印度的两个导游阿伦和阿菲都是印度教徒，一路上他们礼拜很勤，每天下午的两三点钟，他们会失踪片刻，躲到一个僻静之处拜佛去了。这两个尼赫鲁大学的毕业生，和其他同胞一样有着浓重的宗教情结。他们总是热情安排我们看更多的寺庙。在新德里，亲密接触印度教的最好去处莫过于比尔拉庙了。它建于1938年，是实业家比尔拉集资建设的。这是一座宏伟华丽、金碧辉煌的宫殿式建筑，和中国古庙老寺的残破陈旧完全不同。印度的庙宇多为近代的新建筑或者修旧如新，都是有钱人出资出力的，在印度越有钱的人越渴望神灵的保佑，生怕失去即得利益。我们也和当地信徒一样脱鞋光脚拾级而上，走进大理石铺就的主殿，伸手敲了一下悬在门上的铜钟，以示向神灵报到。我们也虔诚地注视着大殿中间供奉的保护神毗湿奴和他的妻子财富女神拉克希米和破坏神湿婆和他的妻子杜尔伽，说是礼拜其实是欣赏那绘制精美的画像。和欧洲许多的教堂一样，印度神庙里的画像都是可以传世的艺术品。那画像不是西方油画的笔法，有点像中国的工笔画，和我们在西藏的寺庙里看到的画像相似。在主殿北面的二级神殿里，我还看到了造型优美的吹横笛的女神克里希纳和可爱的象头神甘奈施。那神象头、弯鼻、长牙、圆腹，足踏一只小鼠，十分亲切可笑。在印度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公认他是忠诚、智慧、勇敢和力量等美德的象征。（后来我在新德里的一家国营工艺品商店买了克里希纳和甘奈施的小雕像，现在分别摆在我和儿子的书架上。）印度教是泛神主义，围绕着创造之神梵天、破坏之神湿婆和保护之神毗湿奴还衍生出许多神。信徒们说恒河里有多少沙子，印度教就有多少神位。据不完全统计，印度教典籍上有记载的神有3.3亿！

    我们参观的这座印度教神庙只是遍布全国城乡的神庙中普通的一座，最大的神庙是在中央邦北部乡村中的克久拉霍庙群，那是印度教的圣城（发祥地），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那里曾有建于公元950—1050年的85座寺庙，可惜现在只剩22座了。但那红砂石砌成的神庙仍高大轩昂，那庙内庙外的神像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大多以妇女为主题，妇女们或沉思冥想，翩翩起舞，或嬉笑取乐，千姿百态，形象万千。古代印度艺术家的想象，如今已化作印度美女在“世界小姐”舞台上的表现，这正是她们多次夺魁的历史文化的源泉。

    对于一个印度教徒，一生最大的幸福是到圣城朝拜，到圣河沐浴，最后化身于恒河——把尸体或骨灰投进圣河。那圣河就是恒河，一路上我们只是远远地望着它的支流，静静地流淌，并未觉出它的神圣之处。据说最美丽的河段在瓦拉那西城内，到那清凉的河水中浴身，喝一口那河中的水，是几亿印度人的梦想。余秋雨先生在“千禧之旅”时路过那里，他的观感是“我拒绝说它美丽”，因为他面对是一条尸横两岸江水肮脏臭气熏天人满为患的恶河。他说，我在那里看到的不是一个落后的风俗，而是人类的悲剧。他还在心里呼喊：回去吧，这哪里是你来的地方！听余先生这么一说，我们谁还敢去！

    无论怎么说，印度教滋养了发祥于恒河流域的一个庞大的民族。一般认为，印度教在两千多年前产生于南亚，是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和当地的达罗毗荼人信仰的融合，以婆罗门教为主，并在公元8世纪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的思想，最后形成了自己的教义。印度教的共同信仰都承认吠陀天启，承认吠陀经的最高权威，都遵从种姓制度，视严格的等级划分为天理。这种封建等级制度产生于公元1000年前的吠陀时代，最初是早期社会分工的产物，掌管着知识和文化的祭司阶层为“婆罗门”，掌管着政权和武装的阶层为“刹帝利”，掌管着商业和贸易的阶层为“吠舍”，手工劳动者为“首陀罗”。后来前两种种姓为高，后两种种姓为低，高为贵，低为贱，世代相继。现代的印度虽然已废止种姓制度，但其深远的历史影响难以消除。印度教追求“梵我合一”，“梵”为完成宇宙的终极实在，“我”就是个体的自我，两者统一才是修行的最终目的。印度教都相信业报轮回，认为灵魂会转世，转世后的形态取决于在世时的行为，周而复始，无穷无尽。印度教徒都追求解脱，力图通过修行使灵魂脱离肉体，彻底摆脱轮回之苦。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教徒离弃家庭，抛弃一切物质上的享受和欲望，进入深山野谷，盘膝静坐，或持杖托钵，云游天下。在德里街头所见的衣不蔽体、蓬头垢面者，就是这些人。更有极端者故意放纵皮肉之苦，或坐在蚂蚁窝上，任其在身上漫游；或坐在鹅卵石上，任日晒雨淋，有的干脆返璞归真，身着“天衣”（一丝不挂，招摇过市）。这种苦行僧在印度并不鲜见，他们自认为精神生活非常丰富。据说，当年亚历山大远征印度，在恒河边遇见一个苦行僧，与他谈话后不仅感叹道：我真的羡慕你，我为占有这个世界，吃尽苦头；而你虽一无所有，却在精神上拥有整个世界。在印度你经常可以听到一些富豪舍弃财富，甘当苦行僧的故事，他们在追求更多的精神财富。

    对印度教的信仰塑造了印度人温顺和善的性格，他们大都安于天命，老实本分、易于相处、乐于助人，同时对宗教与神明充满热忱和虔诚。他们重精神轻物质，以苦为乐，以苦为荣。这种源于宗教的文化性格正是这个人口众多，贫富差别巨大，等级阶层森严的大国的凝聚力，不管种姓之间的矛盾有多大，社会的隔阂和歧视有多深，人们总体都能统一于已经形成的社会框架中，并能顺利运转。还是泰戈尔说得好：“宗教一定是在人的苦难达于极点之时产生的；它必须靠人的鲜血而生存；于是，不管它是否能给人带来幸福，人的旅程都将在完满的欢乐中终结。”

    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主张非暴力革命和自我坚持苦行僧生活方式的甘地能成为推翻殖民统治建立民主政权的“国父”；这时我也才明白，清纯淡雅、和谐圆润诗风的泰戈尔为什么成了这个民族的“诗圣”。访问印度这一路上，我拿了一本泰戈尔的诗集，边走边看，我没有发现一句李白似的豪迈，也没有读到杜甫式的悲怆，更没有找到白居易式的长叹。但读了他的诗，那因眼下的拥挤、混乱和肮脏而沉重的心情也开朗起来，我抬起了头，看到了蓝天和天上的飞鸟。

    泰戈尔有这样的诗句：“世界以它的痛苦同我接吻，而要求歌声做报酬。”

    月光洒满人间

    破旧的老德里也有自己的亮点，那就是四百多年前，莫卧儿王朝的皇宫——红堡。当年，红墙内是金碧辉煌的宫殿和王公贵族们纸醉金迷的生活。红墙外，只有一道之隔的地方，是一个街陌纵横、店铺林立、人声嘈杂的市场。数百年来，墙内刀光剑影，城头旗帜变幻，孔雀宝座上的皇帝换了一位又一位，红堡老了旧了。可墙外的那一片集市是永远的繁华和熙攘，总是迷漫着鲜活的人气。皇帝夺的是权位，老百姓过的是日子。无论谁掌了权，老百姓的日子都要过，要过日子就有买卖，就有市场。皇宫时盛时衰，但市场的繁荣永在。

    与红堡相邻的这个老德里最大的市场，叫“月光市场”。大使馆的新闻参赞李胡兵解释其名：“月光市场在印地语被称为‘Chandni Chowk’。Chandni有‘银色或月光’之意，Chowk则为‘市场’。当年，红堡里的王公贵妇们，经常在晚上出宫，在月光下来到这里逛街，因此叫‘月光市场’。也有人说，这个市场曾以卖金银首饰而闻名，所以也称其为‘银色市场’。我以为，无论是哪种解释都说明这里曾是商贾云集、珠光宝气的繁华世界，象征着古老印度的富庶和浪漫。”李胡兵建议我们一定要看一看月光市场，他说看了这个市场你才能知道印度庶民的生活。其实，我们和关在红堡里的贵族的心情是一样的，是想“下凡”的，了解和感受真实的人间。现在的出国访问基本是住宾馆、看风景、赴宴会、逛商店，带回来一大堆无价值的照片而已。我们这帮记者是不想如此的。

    我们的老德里“胡同游”是在红堡侧的一个停车场出发的。那天9时许，我们刚一到就被车主们围起来，他们一个个面黑精瘦，短衣短裤，操着英语和我们讨价还价。胡参赞说，一辆车两个人50卢比就可。可他们涨价了，一辆车要100卢比。100卢比合人民币20元，拉两个人跑一个多小时，不算贵，欣然成交。我和人民日报记者李丽辉一辆车，她英语不错，也好和车夫交流。那车比北京的人力车要窄和硬，但很结实。说话间，那壮汉拉着我们如游蛇般地汇入路上的车流中。先在主干路上跑，在轿车、货车、破旧的三轮摩托车、急驰的马车和慢悠悠的行人中穿行，车行如箭，我们耳边生风。那车左拐右躲，几乎与邻车相撞，但有惊无险。我手心生汗，丽辉声声惊叫，让车夫缓行，那厮骑得更快，连声喊着“OK！”只见街上车水马龙，街旁人如潮涌，晨光中烟雾升腾，路边家家相连的店铺开门迎客，这就是老德里最平常的光景。

    走在大街上还是旁观，进了小巷就身临其境了。店铺密布的月光市场分银街、铜街、香料街、布料街、服装街、首饰街、果品街、食品街、杂货街等。我们无选择地漫游，见街就进，只觉眼前如万花筒般变幻，色彩缤纷，目不暇接。而双耳被种种市声充盈，人声、车声，牛的叫声，狗的吠声，小贩的叫卖声，小店里传出的印度民歌的缠绵之声和现代音乐的金属铿锵之声，声声入耳，真是大饱耳福。那店铺门面都不大，大的有一门两窗，小的只有一门，门前都挂着色彩艳丽的牌匾，还挂着自己销售的物品，琳琅满目，颇为打眼。小店都没有柜台，货都铺在地上，售货人席地而坐，或高声叫卖，或闭目养神，“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门面前还摆着货摊和货车，货摊前坐着一人，多数为老者（老翁、老妇）或少年，印度妇女特别是年轻妇女很少做买卖，即使是在大商店、大饭店女服务员也极少。货车多数是卖水果的，卖橙和甘蔗的当场去皮榨汁，用笨重的手工机械。还有卖印度饼的，把油锅就摆在路边，吱吱啦啦地响着，香气扑鼻。这样一来，路就更挤了，但车夫拉着我们穿行在货车和货摊之间，灵巧地躲闪着对面的来车，和熟人打着招呼，十分自如和快乐。

    最好看的是卖女人服装的那条小街，简直是五光十色，美不胜收。印度妇女的传统服装是“纱丽”，比中国的旗袍要普及得多，百分之九十的妇女，从少女到老妇，人人身披“纱丽”——那是一条围在腰上，披在肩上的一条长约6米、宽约2米的长纱带，谁穿上了都有一种修长感、飘逸感和神秘感。卖纱丽面料的那条街，完全被这个世界凡是能看得到的鲜艳颜色所笼罩，赤橙黄绿青蓝紫及它们之间的过渡色，不下几十种，还有喷绘的绣花的缀金属片的，千变万化，无一类同。这里为印度女人准备了所有的美丽和浪漫，无怪乎，印度是出“世界小姐”最多的国家之一。

    还有更精彩的银街，那街上的窗上门前摆着难以计数的银制首饰，光彩夺目，精巧可人。你可以随意挑选一件装饰你的手、脚、胸、耳、鼻、唇，甚至还有挂在肚脐眼上的小银坠。印度银匠的手艺真的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银街的高手媲美。我们真想下去挑选，特别是李记者这样时尚的知识女性，但还是没有离车，一是兜里的卢比有限，二是怕引来更多乞丐，我们难以脱身。这使一再动员我们下车的车夫很失望，他把我们拉到哪一家，都不白拉。

    我们还是仔细看一看街上的人吧！街上卖货的人很多，好像是只要你手里有点东西都可以拿来卖。有的老妇人面前只摆着几棵白菜，也坐在那儿卖。好像不必办什么手续吧！卖货的人，高级一点的门市的穿着还整洁点，一般的店铺那卖货人和买货人一样的打扮，连一套白服也不穿。坐在地摊上的人就更不讲究了，手黑黢黢的，可印度人根本不在意。来这里买东西的都是普通的老百姓，穿一身白裤褂的，比较斯文；缠着头布的，比较严肃；披着纱丽的女人比较挑剔。但无论谁，连个手提袋也不拿，东西都在手里拿着，吃的穿的用的，样样都有，买什么都方便，更重要的是这里价格便宜。我看到更多的人都席地坐在街两旁，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有黑瘦黑瘦的中年人，更多的是衣不遮体的年轻人，他们都呆呆地望着行人，也被行人望着，他们中几乎没人抽烟，也很少有人吃东西。他们不是在看热闹，而是在等生计。人口大国的印度到处都是闲人，大城市就更多了。到市场做个小买卖可能是他们最大的出路。

    路边的建筑因年久失修，显得特别的陈旧和残破，那屋顶和路旁电杆上密如蜘蛛网一样的电线，罩在人们的头上，让我们有些恐怖，如果真着了火，我们是难以逃脱的。不经意中，我们走到了一个广场。广场上那一座宏伟的建筑让我们眼前一亮，三个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圆顶和两个直插云天的高塔十分壮观。这就是莫卧儿王朝兴建的德里最大的贾玛清真寺。那寺院门前有一个可容纳2万人的广场，当年举行盛大宗教活动的场所，现在成了鞋匠、铁匠和乞丐们的大本营，乱纷纷、脏兮兮的样子。有时为了生计，神圣也要让步的。我们不敢下车，只在车上对着那片神圣照了几张像，镜头高举，躲过了寺庙下的混乱。

    无论怎么说，月光市场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余秋雨先生曾说过，废墟也是一种美。这乱纷纷、热腾腾的市场何尝不是一种美？我们在这里不仅看到了混乱肮脏，还看到了人气旺盛、经济繁荣和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在印度高速增长的经济中服务业的拉动最大，大概也有这月光市场的份额吧！

    这时我不能不想起，北京被强迁的大栅栏，哈尔滨被改造的道外市场和全国许多如老德里月光市场这样的地界！最能反映老百姓原生态的老市场，最能给老百姓生计的老市场，在中国还剩几个？拆迁的力度可谓世界之最，是为了整洁，为了政绩，为了神圣的目标，还是为了开发商的钱包？

    遭遇乞丐

    到德里的第一天，中午在一家中餐馆吃饭。说是中餐馆，厨师和服务人员，没有一个华人。其实是一帮印度人照着中国的菜谱，比照印度人的口味，做出的不伦不类的一种菜肴。不过，合着我们从国内带来的榨菜和辣酱一起吃，还可口。我们更喜欢饭店幽雅的环境和服务人员的衣冠楚楚。很有意思的是，那西式打扮的男服务生，为每桌上了一个很阔的铜火锅，那锅里只是普通的菜汤，锅下也没有炭火。后来在许多中国餐馆吃饭都上这样的铜火锅，看来印度人把此锅当作中国人喝汤的用具了。印度人多数信教，没有饮酒嗜好，饭店里没有烈酒，我们只好要了啤酒，那酒淡淡的，我们全当了饮料。

    酒足饭饱后，我们刚走出酒店，就被一帮人围住，一个个衣裳破旧，污头垢面，一齐把手伸向我们，满脸的凄苦和渴求。为首的是个妇女，岁数不大，披着一身灰突突的纱丽，很瘦弱和憔悴，她怀里还抱着个孩子，有三四岁的样子，我们能看清的只有那双可怜的眼睛在忽闪，其形象如非洲的饥饿儿。那女人脚下还跟着两个孩子，女孩儿稍大，五六岁的样子。面对这一大帮乞丐，我们真有些不知所措，都把手指向了我们访问团的团长——新华社国内部主任万武义。这下子可好，这群人把老万围住，那个小女孩儿，突然在他的面前连着翻了几个跟斗，并不优美，但很叫人生怜！这当然是有偿表演了，我们督促老万快拿钱。正好我们刚在饭店用美元换了卢比，老万拿了一张100卢比，给了那个小女孩儿，那孩子还没看清面额，就被她母亲抢到了手里。按货币比价，100卢比大概还不到人民币的20元。我们以为老万给那孩子的钱还可以。他也是陕西老区的苦孩子出身，当年是从当县的通讯员起家，以为老百姓说话、善于搞舆论监督出名，当过陕西、湖北分社长，现在成了国家通讯社的大腕。他的仁爱之心如旧，真的让我们感动！

    这下子老万惹事了，更多的乞丐蜂拥而至，这回他们可碰到中国的“大款”了！人人争相献艺，那女孩儿又表演绝活，她弯成弓字形，腰上套一铁环，她母亲把怀中的那个小女孩，放在她姐姐的肚子上，再让那小孩从那环中爬过去。那孩子爬得很慢，我看那弯着腰的孩子的腿在颤抖。这不但不优美，却有些残忍了。正当我们大家都有些为难时，导游阿伦赶来了，他毫不客气地把这帮乞丐都赶走了，让我们上了车。当他听说，万主任给那孩子100卢比，大为惊讶：“给的太多了，到印度访问的外国部长，给小费最多只给100卢比！”我们笑着说：“这回访问回去，老万就要升副部级了！”后来在印度听说，一个流浪的母亲，无力抚养幼小的一儿一女，最后100卢比卖掉了小女儿，为了给小儿子一口饱饭。看来100卢比是一个很大数额的钱。

    阿伦接着教导我们一番：你们这样同情印度乞丐，我很感动！但你们最好不给他们钱，给他们一点吃的就行。刚才万主任给那孩子的钱到不了她的手，也到不了她母亲的手，回到家要交给他的父亲，他会拿去喝酒，晚上一高兴又会制造出一个孩子，这个家庭就更困难了！听阿伦这样一说，我们都笑起来了，没想到善良的万主任到印度闯了祸！从此之后，我们吸取了他的“教训”，把援救印度乞丐的“资金”换“食品”了，表现最好的是人民日报的李丽辉小姐，她怕吃不好印度的抓饭，带了半箱子饼干和点心，一路上都送给那些可怜的孩子了。来前李正在辽宁省的灯塔市代职副书记，我们说你不用回去了，就留在印度扶贫吧！

    没想到，后来我们在印度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接触最多的印度人就是乞丐，他们如影相随跟着我们，他们中有妇女儿童，老弱病残者，也有壮实的小伙子。有生拉硬要的，也有当场表演的，或兜售小商品的。最可怜的是残疾人，在地下爬行跟着你。有时运动速度惊人，我们在前面跑，他也追得上。最可怕的是，有的人揣着一个竹篓走近你，突然打开盖子，伸出一只眼镜蛇，吓出你一身冷汗！他是想让你看蛇的表演。乞丐最多的地方，一是交通路口，只要一停车，他们便拥上来敲你的窗户，做出种种穷苦的表情；再就是在旅游点，无论是风华绝代的泰姬陵前，还是在气势恢宏的古皇宫，他们都在夹道欢迎你，寸步不离地跟着你。不过印度的乞丐也不可怕，他们常对你面带微笑，从来不加害你，也不报复你。

    阿伦趁机给我们讲了印度的乞丐文化。乞丐是印度一个古老的职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全国现在五百多万的乞丐，靠讨要维持生活。自古以来，种姓制度中最高的种姓——“婆罗门”也行乞，因此它符合“法度”。乞讨既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灵魂解脱方式。在印度的历史上，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释迦牟尼和耆那教的创始人筏驮摩那，在悟道前都曾长期行乞。他们都是舍弃贵族身份，离家出走，在追求真理的路上，风餐露宿，沿街乞讨，在苦行中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教义和哲学。因此他们的宗教思想也倡导乐善好施。在印度乐善好施也是一种社会美德，因为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都有“还债”的信条，一般人生之债有五类：一是神债，要敬神；二是祖债，要结婚生子；三是圣哲之债，要学习宗教知识，尊敬神职人员；四是人债，要款待不相识的人，为他们提供食宿的方便；五是生灵之债，要爱护动物、残疾人。同时宗教中的“轮回”思想中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使印度人以善待乞丐为自觉行为。这也是乞丐现象全世界都有印度最为壮观的原因。当然对这种有损社会形象和民族尊严的乞丐现象，印度政府也正在整治，但要想根绝，必须解决几亿人的脱贫问题，那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如果你以为印度的乞丐都是因为贫穷，那就错了。在离开新德里的前一天下午，我们去访问印度最大的经济周刊《商务世界》，当走出那座大楼已是华灯初上，那条有多家报刊办公大楼的“媒体大街”车水马龙。我们穿过大街向停车场走去。这时我看到路灯下的道边上，一个衣衫破旧的老者坐在一摊烂纸堆里。我走过他身后时，见他正全神贯注，借着昏暗的灯光，正在手上的一个大本子上写着什么，那字一行行的，很整齐。我拿起手中的相机，在他的身后照了一张像，在闪光灯闪亮的那一刻，他回过头向我怒吼了，声音很大。我立刻双手合十，做出道歉的手势，他不依不饶，还在高喊。这时，我们同行的几个人示意我赶快离开，他们拿出钱给他（一般乞丐是不让照相的，如果你给他几卢比，他也不反对），可这位老兄坚决不要，还在高喊！后来听阿伦说，他不是在骂人，而是在说着很文雅的英语，说不经他同意就照相，是不尊重他的人格，他表示愤怒和抗议！

    我吓得落荒而逃，他没有起来追我。看来我闯了比老万更大的祸，因为我的无礼损伤一个高尚的印度人的尊严，至今我还十分后悔。阿伦说，乞丐中不仅有贫穷的百姓，还有来自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的达官显贵和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突感万事皆空，弃一切物质享受，云游四海，去追求精神的自由。我所伤害的这位先生也许正是这样的人，也许他撰写的正是一部关于人生的哲学的思考！

    实在对不起了！

    阿伦和阿菲

    阿伦和阿菲是我们在印度结识的朋友，他们都毕业于尼赫鲁大学，是新德里一流的汉语翻译。我们有幸和他们一路同行，这两位既是我们的导游，又是我们认识和学习印度文化的导师，最后成了我们亲密的朋友。

    认识阿伦是在新德里国际机场，那天半夜他就到了接机大厅等候。这次中国使馆把接待中国记者的任务给了阿伦旅游公司，阿伦感到很荣幸，作为老板他要亲身出马，在德里的一百三十多个汉语导游中，阿伦是资格最老水平最高的。凌晨时分，当我们推着行李走出大厅时就看到了阿伦的微笑，那笑很真诚也很滑稽，他那两撇很重的胡子向上翘着，眼睛闪着神采。他把那金黄色的花环挂在我们每个人的脖子上，用很纯正的汉语向我们问好，欢迎我们的访问。他和司机还有那个小助手一起把我们的行李装上车，在印度老板是不可以和工人一起干体力活的，可阿伦干得很认真。当时，我们也并不知道他是老板。一上了车，阿伦就拿起话筒开始履行导游的职责，滔滔不绝地介绍印度的历史和新德里的现状，不紧不慢，说得很溜，我们基本可以听清。

    天色微曦，阿伦把我们送进宾馆的每个房间，忙活了一宿的他也该休息了。上午8点多钟，我起来散步，看见阿伦正坐在餐厅喝咖啡，满脸的疲惫。昨天他整宿未曾合眼。我向他道谢致歉，他说当导游都是这样。9点钟，他又领着我们进城参观，每到一处景点，他先把我们集中在一起，他说：“我们上课！”然后仔细讲解。印度的历史和宗教特别复杂，阿伦讲得很通俗，年代和人物说得很清楚。每到一处我们都受到乞丐和商贩的纠缠，他告诉我们千万不要给乞丐钱，看好什么东西，可以把小贩引到车上来，他帮我们砍价，东西到手再给钱。他也领我们去了几家高级礼品店，他总是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和老板商价，他说看不中不要买，店里有茶水，还有干净的卫生间，你们好好休息。说着他还神秘地笑了笑。

    在德里的第一天晚上，阿伦把我们送到中国大使馆接受宴请，我们出来时，已快到10点了，可阿伦还坐在车上等我们，晚饭还没吃，我们十分不过意！他说，我们印度人吃晚饭很晚的，还没到点。每次吃饭，阿伦从不和我们同桌，他信奉印度教，吃素。我们请他喝茅台酒，他只是象征性地舔一舔，我们从国内带来的食品他从不吃。

    阿伦是个很节制，很有分寸的人。在离开新德里的那天，在回宾馆的路上，他说：“明天阿菲接替我做你们的导游了，这几天和中国朋友相处得非常好，要分别了真有些舍不得，我给你们唱几首歌吧！”他说得很动情，歌也唱得很感人。《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他献给我们的第一首歌。“你问我爱你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没想到，一个印度朋友把中国情歌唱得这么情意绵绵。我们说，阿伦是不是有中国女朋友？他说：“有！就是阿里山的姑娘。”说着又唱起了《阿里山的姑娘》，唱得很有味道。我们又说，印度美女这么多，你为什么喜欢中国姑娘？他说为了学中国语言，学中国文化。他说，他是先学会唱中国歌，后学会说中国话的。那时台湾朋友来的多，他和他们学会许多邓丽君的歌。他说：“唱着中国歌，就知道了中国人的心，对学习汉语也更有兴趣，也更有信心了。”

    也许，阿伦唱的那首《爱拼才会赢》才能代表他的人生态度。“人生好比海上波浪啊，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好命歹命，总嘛要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阿伦的人生经历就是对这首歌的最好注解。他从小丧父，和母亲相依为命过着艰辛的生活。阿伦从小聪慧好学，对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有兴趣。1985年，他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公立的尼赫鲁大学的外语系中文专业。学习其他外语的一个班都有几十人，他所在的中文班只有三个学生。对于从小就说英语和印地语的阿伦，学中文像爬喜马拉雅山一样艰难，但是他以百倍的努力，突破一道道难关，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然而毕业就失业了，他没有用武之地，那时的中印关系十分冷淡。为了赡养含辛茹苦的母亲，他到歌厅去唱歌，专唱他喜爱的中国歌曲。一个名校的高才生沦落到歌厅唱歌，他饱受白眼，但优美的歌喉和忧伤的情感也感动了许多人。

    有一天，阿伦唱到最动情时，一位先生把他叫到跟前，问他能不能当汉语导游，他说，我可以试一下。当时整个德里只有一个汉语导游。第二天，他去了。对着那一群人大声地说：“你们好，我叫阿伦，从今天开始我为你们服务！”可是那些人只是对着他笑，一句话也不说。阿伦有点蒙了，难道我说得不对？他放慢了速度又说了一遍，大家还是不吱声。后来接待方告诉他这是个聋哑人的访问团。这回阿伦也笑了，他打着手势让大家上车，从此开始了他的导游生涯。当时他想，只有手势我都能带团，再说我的汉语也可以。这样他给自己增加了信心。他再接中国团，先给大家唱汉语歌，取得好感，然后再说汉语，先慢后快，越来越熟练。开始只能说些生活用语，后来就能给游客“上课”了——讲历史和文化。经过十多年的打拼，阿伦成了德里最好的汉语翻译之一，他还成立了以“阿伦”命名的旅游公司，我是在我们乘坐的旅游大客车的窗户上看到阿伦公司的牌子的。他的手下有25个汉语导游，每年接待一百多个中国的团组，只有要客或其他导游忙不过来时，阿伦才亲自出山的。

    现在的阿伦成了大忙人，他除了打理自己的公司，还时常被请去给重要的中国团组当翻译，一天的佣金要1000美元。他还和自己当年的汉语老师办了一个汉语学校，在德里汉语很热，想学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教不过来。阿伦的夫人是位英语教师，儿子也是搞英语的，他非常希望有机会让夫人和儿子一起到中国当英语教师。我们都表示欢迎，还希望他能到中国开个人演唱会，唱印度歌也唱中国歌，一定能火。阿伦说，我最大的愿望是到北京开一家印度餐馆，中等价位，最好在大学区，一个临街的二三楼上，从外面能看到印度的歌舞。大家都说，这是个好主意。财政部办公厅的欧主任说可以帮他联系上层，中国税务报的邵社长说帮他争取政策，还有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的几位哥们儿表示开业时一定去给他捧场，全车一片笑声，阿伦说，我的梦想就要成真了！

    第二天，来接替阿伦的是他公司里的一个小伙子，他也是脸色黝黑，但个子不高，高眉深目的，长得很帅，一身牛仔服，很干练的样子。他开宗明义：“我是你们的新导游，名叫菲格斯，你们可以叫我阿菲，是草字头的菲，可别叫我飞机的飞，那我就成‘阿飞’了。我可是个本分的孩子！”这小子把我们逗乐了，他的语言可比阿伦丰富多了。但一正式解说，就不灵了。他的语速太快，运用的词汇太多，再加上话筒的变声，我们几乎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我们让他慢点说，又让他把话筒声音调小，他急了：“说话是我的工作，我知道怎样才能做好！”最后他干脆关掉话筒，面对着我们给大家讲解，这要多费些气力，阿菲还是很敬业的。

    23岁的阿菲出身贵族，大概属于“刹帝利”种姓，这个种姓的人最早是掌管军事的阶层，父亲是比哈尔邦的军政要员，一位将军。阿菲从外省考进尼赫鲁大学语言学院的中文专业，当年有2万多人报名，只有33人被录取，毕业时只有7个人合格。这7个人中的3个人考上了硕士，阿菲就是其中之一。本来政府已准备公派他到中国上海的复旦大学深造，他却选择了当导游。后来在去阿克拉的路上，我们已很熟悉了，我们让他来个“答中国记者问”，都是一些关于中印关系的敏感问题，如中印边界问题、台湾问题、西藏及达赖问题和中印的竞争和合作问题。他讲得很好，既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又符合印度政府的立场，又被我们这些中国记者接受。我们说：“菲克斯先生你应该去当外交官，或到印度驻中国的使馆工作，当导游太屈才了！”他说，他的父亲和哥哥、姐姐都是国家公务员，只有他一个人下海。他说是想多和中国人接触，增加实际能力。这小伙子志向很远大。

    后来，我们知道了，阿伦的女朋友是个来自中国云南的大学生，她来印度学习艺术。怪不得阿菲的汉语这样好，对中国这样倾情。我对阿菲说，这就对了！你看欧洲和美国的那些有成就的大汉学家，都娶了中国妻子。你肯定有大出息！他笑了。

    路漫漫

    走出沉闷的德里，我们一路南下，直奔阿克拉而去。那里有印度最吸引人的美丽之处——泰姬陵。这条路195公里。可是走进这条印度最好的公路，我们的心情并没豁然开朗，反而更加拥堵。心情的拥堵是因为路的拥堵，没想到这里比德里还乱。那大小不等、式样杂陈的车辆，走出了德里就像脱离了父母管束的孩子，一下子撒起欢来。拉货的车，如衣衫破烂的壮汉，傻乎乎地猛跑，卷起阵阵烟尘。拉人的车，像刚喝了酒的小伙子，满身披挂着人，还横冲直撞。那些非动力的畜力车，像不懂规矩的乡巴佬，在急速的车流里迈着四方步。只是面目比较干净的私人小轿车，还有点绅士风度，但为了躲避傻人和醉汉，也只能委蛇而行。也许就因为这样的环境才产生了泰戈尔这样的诗句：“世界的大路是拥挤的，回响着你车辇的隆隆的轮声。”

    在这车流滚滚、烟雾迷漫中如闲庭信步般行走的是牛，是肥壮的黄色的黑色的和褐色的印度牛。它们三五成群，大摇大摆地游来逛去，有的干脆路中横卧，对呼啸而过的车辆不理不睬，一副怡然自得、唯我独尊的样子。车辆之间因躲让不及，可以碰撞，但谁也不敢惹那路上慢悠悠的牛，在这个国度里它们是至高无上的神。神话传说中，印度的三大主神的破坏神湿婆的坐骑就是一头公牛。久与主神相伴，牛也有了灵性，或是爱屋及乌，人们对牛也顶礼膜拜了。遍于印度各地的湿婆庙前，必定有公牛的雕像，它也挂满花环，分享主神的尊荣。在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典籍《吠陀经》中也有赞美奶牛的记载，如奶牛是神圣的，奶牛是宇宙之母，是过去与未来之母，是众神之母。

    印度人对牛的尊重除了宗教因素，还因为牛对于一个农耕大国的生产和生活太重要了。在农村牛是最重要的耕种和运输的工具，而牛乳无疑是农民最高的营养品，连牛粪都是农村适用的燃料。一路上我们经常能看到一块块圆形黄色的东西贴在房舍的墙上，那不是宗教的装饰物，而是取暖的牛粪块。但是印度牛的作用也被泛化了，有的神庙给参观者发一种白色的粉末，说涂在脸上可以避灾祛邪。那粉末是母牛粪烧的灰。还有的地方的人喝鲜牛尿，说是可以治病。可以说贫穷的印度却是牛的天堂，一方面它们受到法律的保护，全国除两个邦（西孟邦和喀拉拉邦）外，其他各地的法律都是禁止杀牛的。禁止屠杀奶牛更是印度宪法明文规定的。另一方面牛老有所养，政府资助在全国建立3000多家老牛的“收容院”和“避难所”，收养无数无家可归的老牛。这样一来印度在人口爆炸的同时，也出现了牛口爆炸，现在全国的老牛有2亿多头，仅在德里的流浪牛就有4万多头，它们任意游荡，阻碍交通、传播疾病、制造垃圾、污染环境。实际已成为公害。更有甚者，因为牛引发了教派和种姓的冲突。据印度报载，在毗邻新德里的哈里亚那邦，五位印度教贱民被活生生地剥皮！其原因是一些印度教徒听说他们将一头神牛屠杀并剥皮，怒火冲天，把这五个人团团围住，暴打一顿不解气，当场把他们活生生地剥皮处死。参与这次暴行的有2000多人，就发生在当地警察局门口，不少警员和政府人员见死不救。事后他们不但不逮捕凶手，还声称要以触犯《防止屠宰奶牛法令》对五位可怜的贱民提出指控。后经当地媒体披露，这五个贱民是皮革运输商，只是运输牛皮在内的一些动物皮革！现在想起这个事件，还让人不寒而栗！在印度，贱民阶层是排在“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大种姓之外的下等阶层，被称为“不可接触者”，尽管印度宪法有保护残民的条款，但他们仍受尽歧视，只能干其他种姓不肯干的最下等的活，一旦触犯了其他人的利益就会受到非人的甚至是残酷的惩罚，命运极其悲惨。据说，贱民人数在印度有1.6亿人！

    也许就是神牛的慢行，使交通无序；因为无序的交通，我们的行程特别慢。记得刚认识阿菲的那一天，他对我们说，印度人最爱说的一句话是“No    problem!（没问题）”，他同时做了一个手向下砍的手势。他说，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没问题时，可能就有问题！他还说，印度人的时间观念不强，他说一会儿就来，可能要半个多小时！他说需要一个小时，可能要两个小时！出发前我们问到阿克来多长时间，阿菲说不远，这条路全国最好，要三个多小时，看来我们要做四个多小时到的准备了。即使有了中国女朋友，但阿菲还是一个印度人，他也一样没有准确的时间概念。

    车行渐慢使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观赏路两边的风光，然而什么也看不到，眼前全被路两旁的人群挡住了。无论路过的村庄还是有规模的小镇，都熙熙攘攘挤满了人。据“千禧之旅”路过印度的余秋雨先生判断，这人群中三成摆摊、一成乞丐、六成闲站着。据我们的验证，他的判断大体差不多。我们又观察，那摆摊的分三层，第一层是有门市的，卖些日杂用品等；二层是摆车摊或架子摊的，卖服装、水果等；第三层是摆地摊的，卖什么的都有了，与垃圾相邻，被烟尘笼罩着，看不太清了。那乞丐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基本都在道口和车站，追逐旅游车是他们的主要从业手段。那闲站的人多为男人，穿着混杂，长短不一，一般都破旧。有的神态安详，有的呆滞木然，有的惊奇张望。但没有痛苦和渴求的目光。在路边不时也能看到印度的妇女，她们一般都披着鲜艳的纱丽，只是很陈旧，落满了灰尘，她们都很匆忙，或怀里抱着小的手里拉着大的，或头上顶着水罐，或手里提着粮食菜蔬。从她们身上一点也看不出“世界小姐”的风韵。

    看来印度最大的风景最惊人的风景是人口的爆炸。印度政府对此很伤脑筋。我们在德里的大街上看到了巨大的宣传板，上面显示着每秒钟增加的人口，那时刻跳动的红色电字，昭示了政府的焦虑。全国各地城乡都贴着政府的招贴画，那上面画着两个大人两个小孩子。那上面的文字是“我们·两个人·我们的·两个人”。其意思大概就是中国说的“一对夫妻两个孩儿”。印度的计生口号是不断变化的，刚开始的是“不要再生了，不要三个以上！”后来改为“我们两个人，小孩也两个！”而最新的是“两片叶子间只有一朵花”，其含义是“只生一个好！”据说，这是甘地夫人时代提出的。她的那届政府推行计生政策最坚决，曾强制800万人实施结扎手术，她的行动受到宗教界的坚决反对，这也是她下台的一个原因。直到现在还有男人在开玩笑时，向下做着手势说：“印蒂拉，咔嚓！”不管政府怎样说，生养最多的农民还是那句话：“生小孩子又不花钱，生得越多对家庭越有帮助！”看来不管印度政府如何操心，因为习俗和宗教的原因，要解决人口问题还是任重道远啊！对于古老历史悠久文化的大国，一切落后的文化习俗，都会成为现代化进程的沉重包袱。牛耶，人耶，全是如此！

    路漫漫。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坎坷颠簸，在路过马拉图之后，我们的车终于驰上了有护栏的四车道的高速公路。虽然那路的质量在国内只能算是高等级公路，但在印度已是唯一的高速公路了。

    夜色朦胧中，路灯像流萤一样闪过。一个多小时后，我们进了阿克拉城，夜色掩盖了一切，我们的面前是一片灯火辉煌。

    爱情的金字塔

    阳光下的阿克拉没有夜色中那样璀璨，一派陈旧和破败。当你穿过满街的人流，透过滚滚的烟尘，你不难发现一个王朝昔日的辉煌。四百多年前，强悍的莫卧儿王朝曾在这里建都，那蜿蜒在城外山坡上的阿克拉城堡和耸立在朱木拿河南岸的泰姬陵，就是其辉煌的标志。当然名气最大的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的是泰姬陵。它是世界历史文化的瑰宝，它是古老的印度的“掌上明珠”，它让世界上所有政治领袖大国首脑和顶级的豪门巨子登门拜访；它让所有的旅游者以参观它为人生之大快乐！泰姬陵在世界旅游景点上的地位，如“蒙娜丽莎”在世界美术经典上的地位。2000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对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说：“世界上的人分两种，一种是去过泰姬陵的，另一种是没去过的。”这时浪漫的克林顿说：“看来，我马上就要成为第一种人了！”瓦杰帕伊先生的话一方面说明印度人特有的对自己历史文化的骄傲，一方面大概是说泰姬陵对每个参观者的意义之大。

    作为情种的老克在访问前肯定知道关于泰姬陵的故事，但肯定没有阿菲给我们讲的详细。在来阿克拉的路上，阿菲像讲章回小说一样报告了“一个痴情国王和一个美丽王后及一座风华绝代的陵墓的故事”。这位国王就是莫卧儿王朝的第五代皇帝沙贾汗，那王后就是他的宠后泰姬·玛哈尔。简短节说，沙贾汗的父亲即第四代皇帝贾汗吉尔，这位艺术气质很高的皇帝，整日痴迷绘画，实际掌权的是其夫人努洁罕，是来自波斯的一位美女，她是泰姬的亲姑妈，努洁罕皇后的哥哥是贾杰基皇帝的御前大臣。在帝后两党的争权斗争中，他和姐姐深谋远虑，将自己的女儿、具有倾国倾城之色的泰姬嫁给皇子沙贾汗，以帮助他未来的女婿日后夺取皇位。其实泰姬和沙贾汗是表兄妹关系。这种现在被否定的近亲婚姻，在当时的皇族是非常时兴的。1612年，19岁的泰姬（当时名为柏努·比古姆）与沙贾汗共结连理，没想到这由阴谋缔结的爱情，却十分美好。他们情深意长，形影相随。沙贾汗王子，征战南北，泰姬日夜陪伴，风餐露宿，在所不辞。王子曾被流放，她也不离不弃。泰姬像一个守护神，让王子在进取王位的道路上一次次化险为夷。他们是爱侣也是战友。杨贵妃对唐玄宗只是爱侣不是战友，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在“六军不发无奈何”的危急之时，唐玄宗把她赐死马嵬坡了，“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泰姬的命运要比同是美姬的杨小姐好多了。中国的皇帝是既爱江山又爱美人的，但为美人而不要江山的傻事，他们才不干呢！

    1627年，莫卧儿王朝的四世皇帝贾汗吉尔去世，沙贾汗在泰姬父女的支持下，从领地杀进阿克拉城，将同父异母的储君弟弟杀死，也将他的继母、泰姬的姑妈努洁罕驱逐去为老皇帝守墓。他自己继位为莫卧儿王朝的五世皇帝后，马上把泰姬赐封为“泰姬·玛哈尔”即为“宫廷的皇冠”，成了真正的皇后。这之后，为了皇家后继有人，她连续为沙贾汗生了14个儿女，皇帝自然对她宠爱有加，如唐玄宗和杨贵妃般浪漫和缠绵，那也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只可惜没人写一部印度版的《长恨歌》。1631年，在他们结婚的第17个年头，年仅38岁的泰姬在生第14个孩子时，因难产而死。据传说，气绝之前泰姬向悲恸欲绝的沙贾汗做如下“遗嘱”：一是将自己的每一个孩子都要抚养成人；二是望夫君不要再娶；三是为她修建一座美丽的陵墓，她好入土为安。沙贾汗一向对泰姬言听计从。他刚当皇帝不久，泰姬仰望星空，动情地对皇帝说：如果能为我建造一座每天都能看到星星的寝宫，我会幸福无比！沙贾汗真的召集天下能工巧匠建了一座这样的宫殿，这就是现在的巴基斯坦的拉合尔镜宫。只是那镶嵌在穹顶的彩色玻璃片，早随着莫卧儿王朝的江山一起破碎了。沙贾汗皇帝一生中除了痴迷美女，还有一大爱好就是建筑，他继承了父亲的王位也继承了他的艺术才华，他是老德里城的缔造者，其中的皇宫红堡就是他的杰作。这之后他又建设了阿克拉城堡中的阿克拉宫和就要建筑的泰姬陵，这两大杰作是当今被联合国命名的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一个政绩平平的皇帝却给后代留下两份这么重要的财富，这在世界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这次满脸流泪的沙贾汗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泰姬的最后要求。从此后这位权重如山的皇帝放下一切大事，只抓这一项“重点工程”。22年后，一座举世无双的寝宫——泰姬陵，巍然耸立在朱木拿河畔，这就是已老迈苍苍的沙贾汗的“长恨歌”吧！它让全世界的皇后王妃惊羡不已，如果她的夫君也能为她修建这样的寝宫，她恨不得马上去死！

    尽管，阿菲的故事已让我们对这座世界上最美丽的陵墓有了思想准备；尽管我们已从彩色图片上领略了这座建筑不凡的风姿，但当我们身临其境地面对泰姬陵时，还是被它震慑了、感动了、吸引了。我曾参观过大约和泰姬陵同时代的伟大建筑，如巴黎的凡尔赛宫、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也曾兴奋过、激动过，也曾赞叹过它们的华丽、宏伟。但从没有过像看到泰姬陵这样的感觉，这是一种和相思已久、梦寐以求的情人第一次相见的感觉吧！也许克林顿第一次见莱温斯基就是这样的感觉。即使我们花了比印度人高三十多倍的卢比买了门票，又如上飞机一样过了安检关，真正走进这座被红砂石围城环抱被绿树和草坪装饰的陵园，我们好像在梦境里。我们睁大了眼睛面对这真实的一切。那园中的核心是耸立在顶端的那座白色的大理石陵塔，那74米的高塔形状如其他伊斯兰教堂一样的洋葱头式，它坐落在7米高95米长宽的平台上，围绕它的是4个形状相同稍小一点的10米高的圆亭，如陪伴她身旁的丫鬟，它们之下是八角形的寝宫主体。在这个平台的四个角还立着4个41米高的塔楼，如卫士般守护着灵寝。内有50层的阶梯，专供穆斯林阿訇拾级登高。在陵台之下的左右还立着两座式样相同的建筑——清真寺和答辩厅，那两座建筑对称均衡，相互呼应。

    陵宫四壁各有一个三角形的拱门，状如壁龛，均装有透雕的大理石石屏。陵宫呈八角形，中间覆盖着一个圆形的巨大穹顶，四周的墙壁以黑色大理石的图案画的半部《古兰经》文字和花草装饰，各色宝石镶嵌在娟秀的纹路中。寝宫的门窗都用白色的大理石镂雕成菱形花边小格，格中也镶嵌翡翠、水晶、玛瑙组成的色彩艳丽的藤蔓花朵，那枝干都用黄金制成。寝宫内有一扇由中国巧匠雕刻得极为精美的门扉窗棂。寝宫共分五间宫室，宫墙上有构思奇巧、用珠宝镶成的繁花佳卉，使宫室更显得光彩照人。在寝宫的正中间摆放着泰姬的石棺，那侧旁稍小的石棺是沙贾汗的。这是供人凭吊的空棺，他们的遗体被安放在寝宫底层的八角形的墓穴中。

    走出寝宫正门，站在那宽阔的石阶上，面对着的是一条长形的清澈水池，倒映着塔身的倩影。池水两侧是红砂石铺成的甬道，甬道外就是绿草茵茵和鲜花盛开的公园了。有高矮错落的柏树、榕树和凤凰树点缀其间。如从寝宫的后门走出，你便可以看到朱木拿河正在泰姬陵身后静静地流淌，唱着不尽的挽歌。

    泰姬陵最让人惊艳的是那一身通体的白晶，如冰清玉洁般的纯洁，像圣女般的高贵，正像泰姬——一位柔美、坚贞、善良、赤情的王妃的化身。她的淡雅纯朴，她的天生丽质，她的气质非凡，都物化在一个永恒之中。这正是泰姬陵的魅力之所在，这是高贵女人的魅力，这是纯真爱情的魅力，这是寄情于物的建筑的魅力。白居易在《长恨歌》中赞美杨贵妃“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如果有谁赞扬泰姬陵“投眼一望百媚生，天下风光无颜色”，也许并不过分。

    如果从建筑美学来观察，泰姬陵最美的是它的和谐和对称。建筑和园林是和谐的，主体建筑和附属建筑是和谐的，宏观和微观是和谐的，结构是和谐的，色彩是和谐的。和谐是因为对称，整个建筑都是对称的，以塔顶的尖端和寝宫中泰姬的石棺为中心，通过水池的中枢线，整个建筑可对应起来，东西是对称的，上面的圆塔和下面塔楼是对称的，东边和西边的窗棂是对称的，墙壁上的雕花是对称的，连每一朵花、每一枝叶都是对称的。然而还有一个最大的对称没有实现，那就是沙贾汗要在朱木拿河的北岸再建一座和泰姬陵完全对称的大小一样的黑色陵墓，以此来安葬自己，两个建筑中间由大理石桥相连。这正是《长恨歌》中的“在地要做连理枝，在天要做比翼鸟”吧！他们的灵魂会通过这座玉桥去相会。

    可惜，这个痴狂的情圣、疯狂的建筑师、腐败透顶的国王，为了老婆的一个浪漫的遗愿，横征暴敛，劳民伤财，祸国殃民。在泰姬陵长达22年的工期中，他以皇帝的名义动员数万民工，花费重金从印度全国和中亚及欧洲聘请一流的设计师和建筑家，虽建成这一空前绝后的陵墓，却造成人民的灾难和国家的衰败。在泰姬陵建成四年之后，沙贾汗还在规划着建设自己的陵墓之时，他和泰姬的第三个儿子奥朗哲布“大义灭亲”，率部杀死两个兄长，推翻了自己的父皇沙贾汗，结束了一个昏庸腐败的王朝。祖父阿克巴和父亲贾汗吉尔两代经营的繁荣盛世，全被沙贾汗在大兴土木中耗尽，农民的税赋高达收入的一半！在民怨沸腾之下，奥朗哲布政变成功。他把父亲关进阿克拉城堡，专为他修了一个八角形的小亭，通过一扇小窗可以遥望朱木拿河南岸那朦胧中的泰姬陵。在八年后的一个风轻月明的夜晚，沙贾汗让服侍他的女儿把他从病床上扶起来，走到小窗前，对着泰姬陵的方向喃喃自语：“泰姬·玛哈尔！泰姬·玛哈尔！”当晚溘然去世。他那当皇帝的儿子，把他装进一个比母亲稍小的棺木安放在泰姬的身旁，也算满足了他的一个心愿吧！后来到此访问的中国大使孙玉玺留诗一首：

    暮色苍茫看陵丘，

    几度辉煌几度愁？

    漫天浮云遮泪眼，

    扫地秋风吹白头。

    人生百年空遗憾，

    史记千古训常留。

    可怜天下痴父母，

    不孝儿孙恩报仇。

    在阳光明媚时分，我们告别这一处装满爱情神话的“金字塔”。据说，随着日落和日出，特别是在月光初上的夜晚，泰姬陵会变幻着奇异的光彩。可惜，我们只看到它一时的光彩了，但已很满足了。因为对泰姬陵的怀念和思考会很长久的。

    金三角

    离开泰姬陵，我们还是一步一回头。对于泰姬陵的过分迷恋，耽误了我们参观阿克拉城堡的时间。其实这个城堡也是上了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名录的。阿克拉城堡的兴建者是沙贾汗皇帝的祖父阿克巴大帝。1565年出于国家安全的目的，阿克巴就地取材，用红砂石建成了这座固若金汤的城堡。从外形上看，它敦实坚固如军事要塞，圆堡突出，由城墙相连，城墙上有便于防卫的垛口，圆堡的窗口很小，那是战时的枪眼。到了沙贾汗当皇帝时，这位狂热的建筑师，又在城堡内大兴土木，把这个军事要塞建成了辉煌的皇宫，这为他1632年建设泰姬陵，1639年建设老德里的红堡都积累了经验。现在人们还记得这位皇帝的名字，就是因为他还为印度留下了这些建筑艺术的瑰宝。

    我们匆匆地登上阿克拉城堡，还是想再领略一下沙贾汗的建筑才华。在这方圆只有一英里半的城堡里，建有许多巍峨的宫殿和肃穆的清真寺。宫殿中有议事厅、觐见厅、枢密院、镜宫等，清真寺为珍珠清真寺。整个建筑呈现伊斯兰风格，圆形的尖塔，大理石的廊柱，以白色和蓝色为主调的装饰，细部的花蔓由多彩的宝石镶嵌，多彩玻璃镜面饰墙，给人以华贵晶莹之感。浪漫好玩的沙贾汗还在皇家花园的小广场上镶上了棋盘式的方格，这是他和王妃及宫女们下棋取乐的地方。他还独出新裁地建了个宫女市场，购物逛街是女人的天性，既然不能出宫，就在宫里逛吧！沙贾汗对女人的依从，可谓天下第一。

    随着络绎不绝的人流，我们也走到了城堡左边的那个八角形的石塔小楼，抚栏远望，可见在那绿色的草滩上静静流淌的朱木拿河，还有河对岸朦胧中的泰姬陵，那白色的宫阙海市蜃楼般的时隐时现。这里就是篡权的三儿子奥朗哲布为沙贾汗安排的幽禁之处。在八年的时间里，沙贾汗经常抚栏远望，以泪洗面，感怀爱妃，诅咒自己的不孝子孙！

    离开阿克拉城堡，我们便东行了，奔斋浦尔方向而去。从德里南行到阿克拉，再从阿克拉东行到斋浦尔，再从斋浦尔北上回新德里，这三个城市中间的距离大约都是200公里，正好形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这就是有名的印度“金三角”。过去我们知道缅甸的掸邦高原有个“金三角”，那是以盛产毒品而出名。而印度的这个“金三角”以旅游胜地而闻名。我们已走马观花地看了横贯古今的名城新老德里，又看了誉满中外的古都阿克拉，现在又前往曾辉煌一时的古都斋浦尔。这三个城市地处恒河平原，这里正是印度古文化的发祥之地，许多古邦国都诞生在这片土地上。这里也是富庶之地，许多民族部落在这里繁衍生息。如果你想了解印度的古老历史，“金三角”中那数不清的宫殿、古堡、神庙、陵墓里写满了故事，其中不乏金戈铁马，也有花前月下。那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莫卧儿王朝的第二皇帝胡马雍的陵墓、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泰姬陵、著名的古皇宫阿克拉城堡、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古城遗址、盖奥拉德奥国家湿地公园都在这个“金三角”之内。凡是游览印度的，“金三角”肯定是首选之地。

    应该说印度是个旅游的资源大国，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在亚洲最多的国家是中国和印度，据统计到2003年列入遗产名录的中国有29项，印度有24项。但印度却是旅游经济的小国，据中国使馆提供的资料，2000年全年到印度观光的外国游客只有260万人次，其收入30亿美元，仅占全世界旅游收入的0.38％。近年来，印度政府采取改善基础设施、保护环境、提高服务质量等办法，但旅游业仍不见大的起色。究其原因，大使馆分析，一是地区形势不稳。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紧张，军事冲突时发；国内教派冲突不断；这里又是国外恐怖分子袭击的重点地区。这一切都让旅游者望而却步。二是交通十分落后。我们已领教了公路最好的德里到阿克拉的200公里的5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们也看到了新德里国际机场的现状。这样的交通条件使来者怨声载道，耳闻者只好放弃险途。三是大城市的旅馆少而贵，乡村的旅馆少而脏，让人住不起，不敢住。四是票价不平等。到泰姬陵参观当地人20卢比，外国人750卢比。有的参观点还要另买拍照票。这常使我们这些老外愤愤不平。其实这些问题20年前的中国就有了，现在中国真的好多了，印度朋友应该到中国来看看！可惜，印度人到中国的很少，连阿伦这样的“中国”通和阿菲这样的中国“准姑爷”都没到中国来过！他们俩还说到，印度旅游业发展不快还有一个原因是印度人对旅游业不热心，他们说本来人就多，又来些外国人，不是更乱了。他们不理解，陵墓里都是些真死人，寺庙里是些假死人，有什么可看的！不过，这两位导游都对旅游业的发展很有信心，因为中国人来的越来越多了。

    从阿克拉通往斋浦尔的公路就更差了，有了德里到阿克拉的颠簸经历，这一段行程就算我们回到中国70年代到农村的一次采访吧！路上还是那么车水马龙，多种车辆抢行，大象、骆驼、老牛都来凑热闹。这次的突出感受是汽车的喇叭都特别地响，声调不同，节奏各异，组成了一部公路交响乐。阿菲说了，在印度开车，必备一个特别好的喇叭，否则你就寸步难行。在印度行车没有车速的限制，就更没有对笛声的限制了。印度人喜欢嘈杂的生活？

    很难得，我们看到有人在扩修公路，工人不多，在扩宽的路面上铺石子，一台老式的压道机慢悠悠地行进，有顶着水罐的妇女来送水。看不到中国式的热火朝天的修路场面。阿菲说，在印度修路很难，先要政府研究，然后报议会讨论，议员代表各个阶层的利益，很难达成共识，一件事久议不决，没有紧迫感。议会同意了还不行，土地是私有的，要修的路经过谁家的地，还要和这一家谈判，一家家的谈，十分艰难。就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工程进展也特别慢，印度人干什么都效率不高。说到中国基础设施的高速发展，有的印度官员感叹，只有专制的中国才能办到，民主的印度是办不到的！在经济建设上是中国的“专制”好，还是印度的“民主”好，还是让历史来证明吧！不过印度式的“慢”也有好处，很难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一位旅美的印度华人学者说：印度有“安贫乐道”的传统，民性倾向于平和、纯朴、顺其自然、循规蹈矩。印度独立之后，尼赫鲁以一个“r”字母的区别来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发展规律。他说中国提倡“revolution”（革命），印度提倡“evolution”（进化）。半个世纪印度的发展道路也不平坦，但不像中国那样大起大落。中国的跃进式的进步是印度所赶不上的，但印度前进道路上也不会有中国那么大的风险与提心吊胆。

    一路上，我们看印度想中国，思考着亚洲这两个最大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能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一定能在国际舞台上“龙象共舞”，那是一部好戏、大戏。

    满城尽是粉红色

    印度人是喜欢色彩的，一方面表现在印度妇女那一身色彩鲜艳的纱丽，无论是在繁华的都市还是在偏远的山乡，她们都是流动的风景线；另一方面表现在许多城市以某种色彩为标志，经久不变，昭然天下，以此吸引游人。如老德里古城的红色、乌代布尔的白色、焦特布尔的蓝色、斋浦尔的粉红色，都让这些城市名享遐迩。

    走进斋浦尔，才对城市颜色的魅力有了真实的感受。这个位于德里西南约265公里的城市，是拉贾斯坦邦的首府，满城尽披粉红色的外衣，这就是我们最鲜明的印象。那粉红色涂在古老的宫墙上，也刷在临街的所有外墙上，虽然有些陈旧，但仍然鲜明。每一个游人走进这个城市时，都对被这种颜色笼罩的城市有着有趣的印象，有人说初到斋浦尔，看到满眼的粉红色，以为这个城市曾经被大火烧过，那色泽也好像一只被开水煮过的大螃蟹。也有人浪漫地说，走进斋浦尔如走进春天的桃园深处。

    面对斋浦尔，我以为她像一个过气的美女，无论怎样涂脂抹粉也无法掩盖曾经的风尘，她的衣裙太沉旧了，她的面容太苍老了。显然斋浦尔没有我们的家乡哈尔滨年轻美丽，不仅因为它年长了一百多年，还因为哈尔滨几乎每年都要粉刷一次，让城市换上米黄色或乳白色的新衣。但斋浦尔不行，房产都是私有的，政府没有力量让整个城市经常穿新装，你就是想换，房主不同意，你也无计可施。

    其实任何城市的颜色都是有政治色彩的。北京的金色，那是古都的遗存，哈尔滨的米黄和乳白来自欧洲文化的影响。斋浦尔的兴盛得益于辛格土邦王朝的发展。1727年，萨瓦尔·杰伊·辛格二世建设了新都斋浦尔，他是杰出的政治家，还是梵文、波斯文作家和伟大的天文学家和建筑家。这个土邦王朝发迹于附近的安贝尔城堡，辛格的前辈臣服于强悍的卧莫儿王朝，使自己的王朝的繁荣从11世纪持续到20世纪，而卧莫儿王朝19世纪就消亡了。当英国殖民统治者进入印度后，辛格王朝又向英国人示好。1876年为迎接来访的英国威尔士王子，辛格二世下令把斋浦尔全城的建筑都涂成粉红色，因为他听说，王子喜欢这种颜色。辛格的热情让王子大悦，英王也大悦，背靠大树的辛格王朝在斋浦尔的统治一直持续到印度的民族独立。那时，辛格王朝的宫殿成了国家的博物馆，但还保留部分给王室成员居住，一直到现在。一个王朝结束了，但它的颜色被保留了下来，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吧。现在辛格二世仍然受到印度人的敬仰，尼赫鲁说过：“无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年龄的人中，他都是最伟大的。”一个城市必然打上他的建设者的印迹，多才多艺的辛格让自己的城市充满了浪漫的艺术气息和科学精神。而那些粗鲁的农民起义者，经常烧毁华丽的都城。

    我们首先参观了位于老城的“风之宫”，那是一栋五层的粉红色的建筑，当然也是辛格二世的杰作，建于1799年，这座建筑的最大特点是窗户多，竟有953个，那窗子如贵族剧院的小包厢，像现在建筑的飘窗，三面都是玻璃窗，悬在外面。那窗台和窗框都装饰得很精美。其实那每一个窗子都是一个小看台，专供无法走出皇宫的公主、王妃和宫女们观赏人间景色的。市景的繁华和平常人家的生活，总是吸引着寂寞的贵族。思凡和思春是玻璃窗里女人们最主要的精神生活。而那窗子建筑得又很隐秘，从下往上看，只是一面面亮晶晶的镜子，里面的东西什么也看不着，而从上往下看，全城景色尽收眼底。把这座建筑称为“风之宫”的原因，是每个窗子都很通风，宫里的女人是把观景和乘凉结合起来的。这座建筑看起来十分庞大，其实只是一堵高墙，观景的墙、乘凉的墙。只有富有想象力的辛格二世才搞出这个“名堂”。可惜现在没必要再登墙观景了，“风之宫”所临的这条大街，车水马龙，人声熙攘，店铺林立，游人如织，尽展人间风流，让你看不尽观不完。

    还有一处辛格二世的杰作就是疆塔·曼塔——古天文台，离城市中心不远。观测天象是这位天文学家的最爱，他也要自己的臣民从小就有天文知识，因此就有了这座建筑——一片茵茵草地上的奇形怪状的尖塔和高台，我们分不清哪座是经纬仪，哪座是星象台。在这里参观的最多的是一群群孩子，在每座建筑前都有工作人员或他们的老师给他们讲解，有的孩子还拿出小本记录，十分可爱——印度的学生都穿着整齐的校服，主动向我们问好，比中国的孩子有礼貌。这些孩子是来学科学的。但大多数人对星象的看重是因为迷信，印度人一生至少要四次和星象家打交道，出生、成年、婚礼和葬礼那是必须请教星象家的，至于平时名目繁多的祭祀朝拜，没有星象家的介入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也没什么向星象家讨教的，只是匆匆一过，但对辛格二世的良苦用心，还是理解和敬佩的。

    斋浦尔最吸引游人的是郊外11公里处的安贝尔城堡，也称琥珀城堡，当然也是因为城堡被涂上如琥珀的黄颜色而得名。那是逶迤在连绵的山坡上的古堡式的建筑，是辛格土邦11世纪从米纳族手中夺下的，1592年又续建成了自己的皇宫，在斋浦尔建成了新宫后，这里又成了辛格王朝的避暑胜地。远远望去的这一片坚固朴素的城堡内部相当豪华，亭台楼榭一应俱全。一般到安贝尔城堡是要乘大象的，那大象身上安有座席，头上彩绘着神奇的图案，沿着山坡大象蹒跚而行，乘客们悠闲地观赏山景。当年皇帝出行时，也是乘象，那象队一走烟尘滚滚，也颇为壮观。可是等待乘象的游人排起长队，我们只好改乘小巴士，那车很沉旧，我们挤在里面，喘气都困难，还好路不远，登上山顶后，我们马上钻出，一览岭上风光。这一片建在山顶的宫殿熠熠生辉，显示了印度人超凡脱俗的创造力。中国建在山上的古庙很多，还没见过这么辉煌的宫殿。

    走进这座宏伟的建筑群中，我们更为其中的精美所震撼。当年这里集中来自印度和中亚各国一流的建筑师和雕刻家，他们采用了此山的红砂石和外地的大理石，建筑了一座座恢宏的建筑，又用各种宝石装饰了各座建筑的门面和厅堂，其精细和优美绝不比法国的凡尔赛宫逊色。欧洲的宫殿建筑之美往往体现在高大的廊柱和门楣上，而安贝尔更令人叫绝的是精细的宝石和金银对门窗和内部的细部装饰，花卉纹饰显示着伊斯兰的淡素清雅的风格。安贝尔宫和凡尔赛宫都有供皇族们跳舞和欢宴的镜宫，凡尔赛的镜宫宽阔，镶在墙上的镜子很大，可仅映照窗外花园的风景；安贝尔的镜宫精巧，那镜子如珍珠般镶满墙壁和天花板上，如繁星般闪烁。真是各具特色，都是宫殿中的瑰宝。和欧洲宫殿不同的是，安贝尔的宫殿充满了东方的神秘。其设计格局几乎无章可循，曲径通幽，经常让参观者迷路，其中的水道、风道设计十分讲究，自然流动，无须动力。最神奇的是皇妃的寝宫，充满了秘密通道，皇帝可以走进任何一个皇妃的寝宫，又不被其他妃子知道。这样大概可以防止后宫佳丽们的争风吃醋吧！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这个古老王国君主们的目标吧！

    从安贝尔的城堡下来，便被许多商贩围住，我从他们手中买了四张手绘的风景画。那画绘在丝绸上，色彩鲜丽，那画上的颜色是用山中的矿石研成的，经久而不褪色。那画画很精细，如中国的工笔画，装饰性很强。印度的绘画，不如歌舞出名。但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色彩鲜艳，笔触精细。挂在书房的一张小画，总能引发对这个粉红色城市的回忆。

    孟买和“买梦”

    从斋浦尔飞孟买，只用了一个半小时。从舷窗下望，满眼都是浓绿的山岭和山间银色的河流。印度好像喜马拉雅山脉飘向大海里的一片菱形的绿叶，孟买就是镶在叶边上的一颗珍珠，那珍珠在阿拉伯海岸上闪放异彩。最早看中这颗明珠的是葡萄牙人，强国之梦让这个弹丸小国建起强悍的船队，以海盗的疯狂把魔爪伸向东方，1534年便占领了印度西海岸的七个土著人的小岛，名命为“孟买”，葡文为“美丽的海湾”。1664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了英皇查理二世，大方的葡萄牙国王把孟买作为女儿的嫁妆转送给了英国。这时以侵吞印度资源为使命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成立，早就对孟买垂涎的英国人已看清这个天然良港的前景，他们填海改造，把这七个小岛连在一起，经过二百多年的努力，终于建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世界一流的海港。

    印度独立之后，回到自己手里的最大都市被打造成了印度名副其实的“商业首都”和“金融首都”，因为它集中了全国50％的现金流量、70％的股票交易和60％的集装箱吞吐量。面积只有534平方公里的孟买集中了1840万人，这其中有印度最有钱的老板，也有来自全世界的淘金者。这里是老牌资本主义冒险家的码头，也是印度新生资产阶级的舞台，历史的传统和时代的机遇，让历届印度政府都想在孟买大展宏图，他们要让孟买成为显示大国崛起的标志。他们最可参照的对手就是香港和上海。1995年，孟买提出了一个“赶超香港”的计划，十年后孟买又梦想变成另一个上海，成为亚洲的金融中心。印度总理辛格说过：“孟买五年内将出现惊天动地的大变化，应该会使人忘记上海，转而只谈孟买。”

    孟买汇聚了多少人的梦想。透过层层云霓，我依稀看到那一弯新月状的海湾，还有围绕在海湾旁那海市蜃楼般的楼宇。随着飞机的降落，浮云淡去了，我看到的是一片片破旧的房舍，拥挤的公路。可惜，孟买国际机场位于城区的最北端，周围几公里都是贫民窟，实在是目不忍睹。早就有人说过：“孟买宜远看不宜近看，宜高看不宜低看，宜晚上看不宜白天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了，从机场进入市区，我们看到了真实的孟买，别说和香港、上海不可同日而语，就是和中国的普通城市比，孟买也太混乱、太拥挤、太嘈杂了。最引人注目的是街上滚动的人流，他们衣裳褴褛，行色匆匆，目光呆滞。我们的导游阿菲对我们说，他们都是寻梦者。他们都住在贫民窟里，有数百万人，超过欧洲一个国家总人口。他们都是破产的农民，拖家带口，到城市找工作，找饭吃。他们流血流汗，为这个城市建起了无数的高楼大厦；又昼夜辛劳，维持着这个大都市的运转，但是他们只能居住在没有卫生设施的难遮风雨的棚子里。孟买要发展，要实现赶超香港和上海的目标，首先要改造贫民窟，要动迁务工的农民。上个世纪80年代，市政府就计划要清理贫民窟，市议会也通过了清理非法用地的法案，经过了十几次的行动，每次都引发强暴反抗，甚至都酿成流血事件，结果贫民窟的占地不减反增。最近“福布斯”公布了对全世界218个城市生活质量的调查，孟买排名第163位。贫民窟的居民，每100万人只拥有17个厕所，如果所有贫民窟的居民都排队上厕所，须等8天才能方便一次。前不久美国《读者文摘》进行了一次调查，孟买成了全球最不讲礼貌的城市，原因是“他们不讲卫生，男人随地大小便，女人在光天化日这下当众洗澡”。

    当然我们也不能被表面的混杂现象掩盖孟买背后的繁荣。这里是一片经济涌动的热土，那海边林立的大厦中白领云集，他们是这个国家所有大企业的首脑，这些世界一流的精英用最国际化的方式，指挥着这个国家经济的运转，保持和中国相差不多的增长速度。孟买的GDP竟占全印度的三分之一。据说一位未去过上海的孟买企业家听完来自上海一位企业家的介绍后认真地说：“如果上海照这样干下去，那就要追上孟买了！”当晚中国远洋公司驻孟买办事处的赖京文宴请我们一行，大家又说到了这句话。他说：“现在到过中国到过上海的孟买人越来越多了，有这种看法的人已不多了。孟买的基础设施水平相当于上海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整个经济发展要赶上上海很不容易。不过，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靠政府的推动，而印度的发展靠的是企业自身的力量。在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内在动力更重要。印度的经济体系、法律制度和国际环境都比中国好，虽然赶超香港、上海对孟买还很遥远，但在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中，这几个城市还有一争的。”在印度工作多年的赖先生的见解还是很客观的。

    孟买也有自己的亮点，那就是世界著名的电影生产基地——“宝莱坞”。它位于孟买西郊的一个山谷中。1974年印度电影的几个领军人物，在山谷里圈了230英亩土地，邦政府又投资了3000万卢比，建起了这个影城。他们以印度电影之父巴尔吉命名，后来被媒体叫作“宝莱坞”，而印度电影人并不接受。在当今世界敢对“好莱坞”说不的，也只有印度的“宝莱坞”了。因为我们在孟买只能停留十多个小时，电影城是不能去了，只好听阿菲的介绍了。他说，那里地形复杂，景致多变，既有高山河流、森林草地，又有小溪花园，还毗邻孟买最大的维哈尔湖，是最好的外景地。同时这里还有宽阔的摄影棚，先进的设备十分齐全。印度的150多家电影制片厂，多数都分布在“宝莱坞”，年产电影1200多部，世界第一。印度不仅在电影的产量上超过美国，观众数量也超过了美国。“宝莱坞”在全球的观众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全球观看人数36亿，而“好莱坞”只有26亿。当然本国是自己最大的电影市场，每天有2000万印度人看电影，而美国电影在印度市场的占有率仍不到5％。印度电影最让人惊叹的，不仅是它惊人的产量和进军国际的速度，还是它强大的自信和对民族传统的一贯坚持。风情四射的绚丽歌舞、惩恶扬善的故事，是印度人的最爱。并以此经久不变的风格走向了世界，成为自己声名显赫的文化品牌。想一想我们对印度的认识大多是来自印度电影吧！印度的电影多数是低成本的小制作，因为有自己的特点，还是能畅销全世界。可惜中国那些金光灿烂的大片，外国人并不买账。中国电影人多来“宝莱坞”看看吧！他们最缺少的不是才华，而是自信和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坚持！

    阿菲说，每天有两万个怀着明星梦的青年人来到孟买，到“宝莱坞”找出路。我说，是两千人吧？他说，就是两万人。每天在电影城里有近百部电影同时拍摄，大的歌舞场面很多，漂亮一点的男女青年，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唱歌跳舞对他们来说并不难，丑一点的演个殖民侵略者，跑个大兵什么的也行。还需要许多场工，干零活的也不少。电影城也是很大的劳动力市场。当然进不了“宝莱坞”的多数人就在孟买漂着，等待着其他的就业机会。

    阿菲笑着说，其实孟买应该叫“买梦”，许多人到孟买都是来“买”自己的梦想的，靠的是才干和汗水。成功的住进了海边的高楼大厦，失败的泡在贫民窟里，还在做着未来成功的梦。

    仰视和俯瞰

    走出机场附近的贫民窟，我们渐渐进入孟买的市区，心情也从郁闷变得明朗了。毕竟是国际化的大都市，昔日的风华和当今的繁荣，都历历在目。英式的老建筑上悬落着鲜花和绿藤，魔登的大厦上闪烁着霓虹的广告牌。孟买像个混血儿，她的母亲当然是个美丽的印度女人，父亲是强悍的英国殖民者。尽管她是母亲被强暴所生，但还是遗传了父母的优势，海港城市的秀美当然是母亲赋予的，那城市欧式的宏伟建筑和先进的管理是父亲带来的。父亲对母亲的欺凌，让孟买和整个印度民族都感到耻辱，但父亲的强大力量和无所不在的影响，也让孟买和印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印度与英国和整个西方世界恩恩怨怨了几个世纪，在温和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取得了独立，但还是照搬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也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一切，在孟买看得最清楚。

    我们来到了孟买最壮丽的海滨大道，它优美的孤形围绕着贝克湾，对面是波光浩渺的阿拉伯海，背后错落着古老的英式豪宅和现代化的宾馆和写字楼。高大的棕榈树在海风中摇曳，树影下的长椅上，挤着的是流浪者和乞丐——可惜没有情侣。在孟买几乎看不到牵手和拥抱的年轻人。宗教浓郁的民族，在这方面都保守。孟买的夜色也很璀璨，想找红灯区大概很难。海边也有大片金色的沙滩，不过你要小心“地雷”，当地人随地方便已积习难改。也看不到游泳的人，可能因为海水污染得太历害了。

    被称为“女皇的项链”的滨海大道上最引人注目是“印度门”，那是一座巴黎凯旋门式的建筑，没有新德里的那座“印度门”庞大高耸，但也很厚重雄伟，最高处飘扬着印度的国旗。在新德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座“印度门”，那是为纪念印度和英国一起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修。阿菲说，这座应称为“印度之门”。我理解了，这是一座显示国家尊严和门户开放胸怀的建筑，建得正是地方，面对着大海，面对着世界，它使我想到了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可惜，1911年修建这座建筑是为了纪念英皇乔治五世在这里登陆，他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当然不是人民的自由，而是更疯狂的殖民统治和经济上的掠夺。经过印度人民数百年的流血（殖民者从来没放弃过暴力）和不流血的斗争，终于把殖民者赶回了老家！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英国殖民军的最后一支队伍是从这里登船滚蛋的。不知他们是以怎样的心情走过这个“凯旋门”的。

    在印度门身后不远另一座建筑吸引了我们的目光，那一座挂满历史烟尘的建筑，门面装饰既有欧式的古朴又有印度式的华丽纹饰，楼身敦厚又挺拔。这就是世界最著名的十大酒店之一的泰姬陵大饭店，是世界政要和大亨访问孟买的必下榻之处，号称五星级的设施、七星级的服务。它的创建者就是印度最大的私营公司塔塔集团的创始人贾姆谢特吉·塔塔先生。当年他光顾也建在这个海湾的英国人开的华森饭店时，竟看到“印度人和狗不能入内”的牌子，他十分生气。这位民族自尊心很强的企业家，1903年也在海湾最显眼处建起比华森豪华得多的泰姬陵大饭店，他下令挂上了“英国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很有趣，他没有拒绝狗，而拒绝了英国人）。后来在竞争中败下阵来的华森酒店倒闭了，塔塔先生才摘下门前的牌子。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享受帝王般的款待。这是印度人引以为自豪的经典故事，一个自强的民族要想不受气，必须有实力，有自己的品牌。

    贾姆谢特吉先生是印度袄教徒的精英，袄教也称拜火教，在全世界只有13万人，其中8万人居住在印度的孟买。这个世界最古老的宗教之一的教徒，公元8世纪，为了逃避阿拉伯军队的屠杀，从伊朗逃亡到印度，在西海岸落脚。他们在失掉自己的语言和服饰特征后，依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信仰坚定的民族总能创造奇迹。在印度这是一个和犹太人一样最会赚钱的民族，在印度最富的人在孟买，在孟买最富的人多数是拜火教人。他们之中最有实力的是塔塔集团，经过数百年奋斗，塔塔家族19世纪末崛起为印度的首富，现在他们拥有全国最大的钢铁和电力企业、最大的汽车生产公司、最大的豪华饭店连锁网、最大的私人科研机构……其资产总额达到150亿美元，其产值占印度国民总产值的2.4％。拜火教崇拜火，认为光明体现了善，黑暗体现了恶，光明终将战胜黑暗。拜火教的光艳照亮印度。塔塔集团也是印度最有爱心的企业，他们还利用自己的资金开创了许多公益事业。在国际竞争和国内经济发展中，印度的民营经济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方面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虽然我们没能住进泰姬陵大饭店，但美丽的泰姬陵和非凡的泰姬陵大饭店还是住进了我们的心里。

    我们乘上游览马车在海滨大道上，在泰姬饭店附近的街道上转了一圈，随着马蹄的清脆足音，我们充分领略了如香港维多利亚湾式的优雅和上海南京路式的熙攘。再向远处望去，那就要进港的商船，传来声声亲切的呼唤。

    孟买还有一处必看的风景，那就是千人洗衣场，就在市中心的火车中央站和跑马场附近。如果说印度门和泰姬陵大饭店需要仰视，那千人洗衣场就要俯瞰了。走到火车站的立交桥上，洗衣场就在眼下了。那是一个由足球场大小的无数水泥格子组成的洗衣工场，每个格子式的池子里都在混浊的水中泡着衣物，那光着脊梁的男工们，头顶烈日，只穿一条短裤，汗流浃背地在搓、踩、敲、摔着手里的衣物，然后再放到水池一遍遍地冲洗，再把它晾到池上横着的竹竿上。每个池边都涌动着埋头洗人的人群，最多时竟有千人，那挂在竹竿上的衣物好像万国旗一样随风飘动，场面十分壮观。在洗衣设备如此普及的今天，还有这么大规模的人工洗衣场？阿菲说，这个洗衣场已存在上百年了，一方面是因为价格便宜，与人方便，特别是一些大的旅店、医院和饭店很需要大的洗衣店，更重要的是印度有一大批以洗衣为终生职业的人，他们就是残民，就是所谓的“不可接触者”。他们是历史形成的印度种姓制度的最底层，他们只能世世代代从事他们祖传的职业，洗衣的世代洗衣、理发的世代理发。虽然独立以后国家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对低种姓人的歧视还在，他们为了糊口只能干别人不愿意干的活。于是与这大都市景色反差极大的千人洗衣场就自然地存在到现在，而且成了许多人考察种姓制度的一个场所。仔细观察，我们看到了洗衣场周边，那些难以遮风挡雨的小土房、废旧的铁皮油毡纸塑料布搭成的窝棚，那就是这些辛劳的洗衣工的家，那家中最珍贵的就是供在墙上的印度教的佛龛了。他们梦想着，这一辈子的艰辛能换来转世的幸福。

    在孟买听说《印度时报》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报告，报告显示90％的印度人说：“假如有来世，还做印度人。”这项调查在五个城市进行，有首都新德里、文化重镇加尔各答、印度硅谷班加罗尔、历史名城海得拉巴，当然也有商业中心孟买。被调查的有信奉各种宗教的人，有富人也有穷人，有高种姓的，也有低种姓的。对这样的结果我很疑惑，但就是事实。我看到了这千人洗衣场工人的勤劳和那没有痛苦的表情。印度真是看不透的谜。

    半裸的圣人

    印度有两个世界级的名人，那就是“圣雄”甘地和大诗人泰戈尔，他们都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甘地得的是和平奖，而泰戈尔得的是文学奖。“圣雄”是泰戈尔对甘地的尊称，赞扬他的“伟大的精神”；甘地曾赞誉泰戈尔为“伟大的哨兵”“印度荣誉的守护者”。泰戈尔的故居在西孟加拉邦的加尔各答，这次没有访问此地的安排。正好我们访问的孟买却有甘地的一处故居，心向往之，这样就使我们对印度的访问总算画上了一个精彩的句号。

    这是一条普通的小街——盖姆德维拉·本纳姆路。19号是一座浓荫遮掩的小院，院里立着一栋三层砖木结构的小楼，1917年到1934年，甘地曾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过。这是他领导印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最关键的时期，在这里他和志同道合者策划了一次次与英国殖民者的“不合作运动”，依照他寻求真理、非暴力的理想设计自己民主自由的新国家。他在这座小楼里的呼声唤醒了一个沉睡的伟大民族，这座小楼不息的灯光点燃了印度半岛民族解放的烈火。在印度人心里，这座小楼是民族的灯塔，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小楼的门庭很小，只能走过一个人。走进小门，立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半裸圣人”甘地的经典形象——赤裸的身上披挂着一块白布，最后缠在腰上，手里拄着竹杖，脚上穿着拖鞋。他的目光平和而亲切。他的身后是一个宽敞的图书室，四周的书架上陈列着甘地的著述。甘地的思想极为庞杂，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言论记录，其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不仅宗教的与政治的混为一谈，而且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思想兼而有之，可以说无所不包、无其不有。然而甘地主义的核心是为印度民族解放斗争提出的真理和非暴力学说。用甘地的话说，真理是神，非暴力是追求真理、认识真理的手段。甘地认为，这是强者的武器。我想这也是甘地在一个民族混杂、宗教多样，又被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的国家只能采取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吸引群众参加斗争的唯一有效的武器了。印度民族独立的胜利证明了甘地主义的正确。图书馆的长桌上坐着一些人，在埋头看甘地的书。在上世纪末被选为与马克思、牛顿、爱因斯坦等齐名的甘地，在印度和全世界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在我们参观新德里他的陵墓时，那滚滚的人流就是一个证明。

    我们走上了二楼，参观甘地工作和下榻的房间，其简陋得令我们吃惊。那只有十多平方米的空间最显眼的是铺在地上的床铺，那上面有单薄的席子、简易的枕头和放在席边的小木桌，在那上甘地写了许多著作。席子的另一边是一架纺车，他自己的衣物都是用这台纺车织就的。1947年8月14日，在印度人们彻夜狂欢庆祝自己国家的独立时，谢绝了任何领导职务的甘地，就坐在地上用这架纺车织布。我还看见立在床铺边上的那根竹杖和旁边的拖鞋。他就是穿着这双鞋，拄着这根竹杖，走遍了印度的城市和乡村，像布道者一样声嘶力竭地宣讲他的真理。和这间屋相通的是一个阳台，甘地多次站在阳台上和蜂拥而来的群众见面，并发表讲演，他的每句话都是火种，让斗争火焰在群众心中燃烧。在阳台的墙上还嵌着一块铜牌，记录着1932年1月4日，他在这里被英国殖民政府逮捕。经过绝食斗争甘地被释放了，他又回到这里指挥人民的斗争。

    在甘地居室旁边的房间里，是他生平业绩的陈列，印度的一位出色的女雕塑家用泥塑制作了28个微缩景观，展示了与甘地生平有关的28个事件，让参观者形象地感受了甘地战斗的曲折和精彩的人生。

    甘地并不是天生的神童和圣人。他1869年10月2日出生在印度西海岸的波尔班达，成长在一个虔诚信奉仁爱、不杀生、素食、苦行的印度教家庭。甘地的父亲和叔父做过土邦王公的首相，在当地享誉一方。甘地从小生性腼腆，胆小怕事，天资并不聪慧，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成绩平平。他曾深受童婚之苦，13岁就与目不识丁的同龄女孩嘉斯杜白结为夫妻，开始沉溺家庭生活，后来又破除教规，吃肉喝酒。有段时间，还自甘堕落地和同伴光顾妓院，还偷家里钱买烟抽。他内心受到谴责后，又想自杀。1887年中学毕业的甘地被西方的民主思想吸引，不惜被开除种姓身份，远涉重洋到伦敦留学。刚到英国因饮食不服习俗难从而处处尴尬，后来他又从服装打扮上模仿英国绅士，还学法语、学跳交际舞。经过短期的迷惘和探索之后，他终于放弃了对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坚持了原有的宗教信仰并吸收了其他宗教教义，在学习中又系统地接受了英国的民主理论和法制思想。

    1891年，从伦敦大学毕业并获得律师资格的甘地回到了孟买，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而第一次出庭他却浑身发抖，头昏眼花，落荒而逃。甘地只好离开孟买，回到家乡。1893年4月，甘地受塔塔公司之请到南非索要债务，在这里开始了他战斗的人生之旅。缘于一个偶然又必然的事情。到达南非后，他买了头等仓的火车票，列车员不让他上车，还把他的行李扔到了站台上，他被迫躺在站台上过了一夜。当时的南非政府歧视印度人，规定他们不能和白人同坐一个车厢，晚上9点不得外出，还要缴纳人头税。这种明显的种族歧视让甘地义愤填膺，他痛下决心向这一切不民主、不道德的行为开战。在这里他开始组织进步社团，宣讲他的思想，开展合法斗争。1920年在印度加尔各答召开的国大党特别会议上，甘地提出的“非暴力思想”和“不合作运动”被国大党所接受，甘地领导人地位得以确立。从此在以甘地为首的国大党领导下，印度人民经过二十多年的斗争，英国被迫于1947年结束了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印度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微缩景观生动地展示了甘地一次次的斗争场面，他这一生3次被捕坐牢，15次绝食，从未屈服过。1947年9月1日，为了平息加尔各答印度教和穆斯林教派之间的武力冲突，避免更多人无辜死亡，78岁、体重只有四十几公斤的甘地再一次绝食，73小时后甘地已气息奄奄、命悬一线，极端分子只好宣布停止冲突。这时他才被人扶起，喝下几口橘汁。当时伦敦的《新闻记事报》评论说：“78岁的瘦弱老人竟以神奇力量震撼了世界，赋予了世界新的希望；他所显示的力量胜过了原子弹的威力。”可惜这位终生主张“非暴力”的老人，1948年1月30日下午5点17分，倒在了印度教的狂热分子的枪口下，当时他走出居所正向晚祷的草地上走去。这位和平巨人的遗物是一架木纺车、一双拖鞋、三只小猴雕像……那三只小猴一只掩耳、一只盖眼、一只捂嘴，象征着德行三大秘诀：勿听邪恶，勿视邪恶，勿传邪恶。这也可算作甘地的遗嘱吧！那景观中最感人的一幕是，2月1日，数以百万计的印度人潮水似的涌到亚穆纳河的拉杰加特火葬场，通向河边的公路上洒满了玫瑰花和茉莉花。当烈火点燃了托架着甘地遗体的檀香木时，亚穆纳河两岸响起排山倒海似的哭喊声！人们感念他对印度民族的无与伦比的贡献，更永远赞颂他伟大的人格：赤诚的爱国热忱、崇高的牺牲精神、追求真理的执着、坚强的意志、坚韧的耐心、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

    当然，在历史和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甘地的思想。我想，各国人民都有权根椐本国的实际，选择自己争取独立的方式，非暴力当然是其中之一。其实甘地也并不一律反对暴力斗争，1942年2月10日，他对来访的蒋介石说：“对日本军队，中国不能使用非暴力……中国只要训练2000万精兵，就足以使日本人投降。”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多次愤怒地谴责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侵略，他领导的国大党派出了印度援华医疗队前往中国帮助八路军抗日，柯棣华大夫为此献出了生命。

    走出这座平凡的小院，回望那座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很灿烂的小楼，我们还记得刚才在这个甘地的纪念馆的留言簿上看到的中国大使孙玉玺的留言，它表达一个中国人在当今世界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代时，对甘地先生思想的新认识，那也代表了我们的想法吧——

    以眼还眼，／结果都失明；

    以牙还牙，／大家难吃饭。

    血债要用血来偿，／血流完了怎么办？

    仇恨和报复，／是懦夫的外强中干；

    忍让和宽容，／方显英雄本色，王者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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