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想要是一次解放

    要先剪碎这有过的往

    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

    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

    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

    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

    ——歌手赵传：《飞得更高》

    村村点火 户户冒烟

    1980年年初，钱塘江畔一望无际的芦苇仍旧满目枯黄。江边风大，极冷。鲁冠球的心却从来没有这么热乎过。

    后来鲁冠球回忆说，那一天，他作出了自己40年经营生涯中最重要的决定：将厂门口的四块牌子摘掉三块，只留了一块——宁围万向节厂。

    被摘掉的三块牌子分别是：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铸钢厂。宁围地处钱塘江南岸，一片由激流澎湃的钱江大潮挟裹而来的泥沙堆积而成的滩涂平原。贫瘠的沙地种不了稻米，只能种些棉花、络麻、花生。但对于办工厂来说，这片长不了稻米的沙地倒成了足以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那一年，鲁冠球35岁，他的工厂已经开办11年了。

    虽然，鲁冠球后来以中国农民企业家第一人享誉海内外，但这个农民的儿子从小就对当农民种棉花了无兴趣，他最大的梦想是进城去，当工人。1958年，经姨妈托人说情，鲁冠球成为萧山县城厢镇铁器社的一名打铁学徒。美梦才做了3年，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迫使他不得不卷起铺盖回乡。

    城里注定是去不了了，可下地干农活却是他极不愿意的。1961年，鲁冠球搭起草棚开了第一间自行车修理铺。1967年，他用自己修车攒下的一小笔钱，挂在大队名下，开办了产权模糊的宁围金一五金厂。工厂的工人除了妻子章金妹，还有5位同村的庄稼汉；全部资产就是几只打铁的大铁炉。

    从个体修车铺到产权属性不明的打铁铺，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严厉审视目光之下，鲁冠球觉得越来越无地自容了。1969年，毛主席号召广大农村要“社社实现机械化，农机维修不出社”，急于做出点政绩的公社领导居然也盯上了鲁冠球的打铁铺，双方一拍即合。于是，鲁冠球和他的6名创业元老带着用血汗换来的价值4000元的打铁铺，投身集体的温暖怀抱，大门前的招牌——“宁围公社农机厂”从此金光闪闪。这一年，也成了后来大名鼎鼎的万向集团的创立元年。

    直到此时，对于未来的宏图大业，鲁冠球仍颇感茫然。那个时候，他的办厂方针还是接到什么活练什么摊，凡是与铁沾上一点边的，自己能力又可以达到的，通通都干。犁刀、轴承、铁耙、万向节，产品五花八门都有。大门口的招牌也加到四块，猛一看，相当威风。

    到1980年，鲁冠球的工厂已经从7个农民的铁匠铺增加到员工400多名，年产值400万元左右的大工厂。

    此时的中国乡村，数十年来一成不变的东西正在悄然改变。

    早在“四人帮”被粉碎的1976年底，全国已经有10.62万个社队工业企业，当年产值达到了243.5亿元。国家农业部在那一年建立了人民公社企业管理局，整个中国大陆除西藏之外，省级社队企业管理机构相继成立。

    到1978年末，全国有94.7％的公社和78.7％的大队办起了企业。社队企业发展到152.4万个，当年社队企业总收入达493.1亿元，占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组织经济总收入的29.7％。

    1979年7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给予社队企业税收优惠、奖售补贴和资金扶持。

    在浙江，1980年时包产到户已开始暗潮涌动；以服务30里地范围内农业机械化为名创办的社队企业，纷纷突破笼子，日渐明目张胆地向与国有工业争原料、争市场的各种加工领域顽强地渗透。松动引发的变革，开始长出第一棵嫩芽。

    一向有着极好“嗅觉”的鲁冠球发现，大干一场的机会来了。

    干什么？怎么干？问题还是没解决。左思右想，鲁冠球认定必须清理门户，捏紧拳头搞专业化生产。于是，就有了本章开头的那一幕：农机厂、轴承厂、铸钢厂的招牌不见了，“宁围万向节厂”几个大字赫然而立。

    几乎决定了鲁冠球此后创业命运的“万向节”又是何物？这只看上去并不神奇的貌似十字架的东西，是汽车传动轴与驱动轴上的连接器。因为它在旋转中可以任意地变换角度，所以被称为万向节。正是这只看上去并不神奇的万向节，将鲁冠球推上了走向世界的通天大道。他的命运从此与现代汽车大工业紧密相连，并最终成为福特、通用、克莱斯勒等国际巨头的贵客。

    当时还是草根创业者的鲁冠球何以能一步登天？选定万向节的那一刻又发生过什么？这成了许多追访者的难解之谜。

    1995年5月15日，鲁冠球迎来了一位最尊贵的客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考察万向集团。

    走在设备先进的车间里，总书记一边仔细察看，一边向身旁的鲁冠球提了个问题：“老鲁，你当时为什么看中了万向节这个产品呢？”

    鲁冠球脱口而出：“当时选中万向节并不是科学的决策。”

    总书记饶有兴趣地扭过头来，谁也不知道老鲁接下去说的是什么。

    鲁冠球无非是实话实说：“只是当时社会上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

    “那么是拍脑袋决策喽。”总书记笑了。

    鲁冠球也笑了起来：“是拍脑袋。不过拍脑袋之后，我们还是认真分析了市场的。”

    其实，1980年前，鲁冠球生产万向节已经断断续续有5年多，但都属内销的低档货。真正让他痛下决心的，是那一次千里迢迢的首都之行。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首都。在他的想象中，那里有一座金灿灿的大宫殿。

    硬着头皮，鲁冠球迈进了北京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的大门。他可能是第一个敢于迈进那个大院的农民厂长。

    北京的老同志颇有素养，与地方上的到底不同，见了他那张皱巴巴的介绍信也没瞧不起。不过关于万向节的生产情况，老同志说，全国此时已经有56家工厂在生产万向节，产品差不多呈现饱和状态了。

    鲁冠球感到很失望。快要出门时，老同志随口说了一句话：“目前市场上饱和的万向节，是供应国内汽车生产的。国外进口汽车上所需的万向节技术要求很高，横断面必须平光如镜，磨掉一根头发丝的六分之一就不行了，而且利润又薄，所以许多厂家不愿意生产，也生产不了。”老同志迟疑了片刻，“如果你们愿意试试，那么，无疑是为国家填补了空白，是在为国家作贡献啊。”

    鲁冠球听了这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可真是天上掉下一个馅饼来了。

    他毫不犹豫地说：“行，我们来搞吧。”

    这下，要轮到人家老同志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在遥远的南方，在一个不知名的棉花地中的小厂子里，一个关键的决策就在几秒钟内产生了——他们准备大干一场了，他们要造很多大型国有企业都不敢碰的洋人汽车上的万向节了。

    “这些农民是怎样办起2000万家企业、解决1亿人的就业问题的？他们如何选择产品？到哪里获得技术诀窍？启动资本从哪里来？是如何取得辉煌成绩的？”新加坡原副总理吴庆瑞在中国沿海考察乡村工业时提出了这些疑问。

    吴庆瑞是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创始人之一，曾先后担任李光耀内阁的财政部长、副总理，为新加坡经济起飞立下了汗马功劳。20世纪80年代，退职后的他接受邓小平的邀请，正式受聘为中国沿海开发区经济顾问。此后的6年中，吴庆瑞每年两次前来中国考察。令这位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博士最为困惑不解的是，中国浩如烟海的乡村工业“崛起”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最接近“鲁冠球真相”的资深观察者、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是这样分析的：在浙江，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随着改革开放之初乡村工业化风暴的来临，广大农民企业家获得最终的成功是一种无法阻挡的必然。但就其中的某一个体而言，从何处出发、往哪里去、能否抵达激动人心的彼岸，则充满太多不可测定的偶然。一句话，他们是真正摸着石头过河。

    几乎同时，距离鲁冠球数十公里外的绍兴人也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了。

    1979年，从浙江省委办公厅下派的沈祖伦被调到绍兴县担任县委书记。这位与鲁冠球一样有着宽阔前额的书记后来官至浙江省省长，属于进取型改革派，口碑甚佳。

    绍兴是水乡，是鱼米之乡，农业也是蛮有搞头的。但沈祖伦总觉得必须把眼光放长远些，不想法子解决乡村工业的发展问题，从根本上说农民致富就没有出路。可乡村工业很难从计划经济的盘子中找食，依靠市场求生存又随时可能触碰意识形态的高压线。

    沈祖伦决定要动手了。他问当时的县社队企业局局长韩福之：“老韩，你怕不怕？”

    军队转业的韩福之脖子一梗：“你都不怕，我怕什么！”

    沈祖伦也提高了嗓门：“我把县委书记的帽子捏在手里，一定要把乡镇企业搞上去！”

    韩福之至今对那番对话记忆犹新。“沈书记这个人很像列宁，他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脑子里立即浮现了《列宁在十月》电影中的一个画面。就是列宁激昂地把手一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方向找准了，可是究竟怎么干心里还是没一点谱。许多人认为绍兴县的特产是黄酒，办酒厂肯定有钱赚。开会时，沈祖伦就号召全县50个公社争取一个公社办一个酒厂。

    这时，马上有5个部门拿出红头文件来反对。他们说，黄酒是专卖商品，是由国营厂指定生产的，要经过国家酒类管理机构登记批准。而且，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的。

    但沈书记下定了决心，他转身赶回杭州找老上级省委书记铁瑛“开后门”。铁瑛被缠得没办法，就批示说：“根据实际情况办。”沈祖伦有了靠山，胆子更大了。酒厂的一些设备要用到锡，这可是国家管制的紧张物资。沈祖伦的老关系又起作用了，他直接跑到省物资局局长的办公室去要，一下子运来了4吨。

    在艰难的夹缝之中，经一连串的“灰色”操作之下，50个酒厂全开张了。虽然此后不少酒厂办砸了，撑不下去了，绍兴县的乡镇企业也逐步转向了轻纺产业，并最终摘得“中国纺织第一县”的美名，但颇有些瞎子摸象式的“酒厂事件”，实实在在为绍兴乡村工业的苏醒打响了关键的第一枪。

    1980年，绍兴县就冲上了浙江省乡镇企业排名的榜首。1983年，全县乡镇企业猛增到3300多家，总产值接近20亿元。

    回顾乡村工业的萌发，浙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杭嘉湖宁绍等浙北地区，许多像鲁冠球这样的民间草根力量起到了最为关键的“带头人”作用，乡镇工业也因此被定义为所谓的“能人经济”。而不少县市政府官员的强势推动，其功效亦可圈可点，比如说沈祖伦之于绍兴县。

    而在温州、台州、金华等浙中南地区，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些地区，山更高、地更薄、路更弯，教育水平有限，能人也少。穷山恶水的无奈，又不能奢望来自政府的“温暖的大手”的帮助。没有成批的“能人”、没有厚实的“靠山”，吃饱肚子的生存本能逼得那里成群的农民还是得不顾死活地往前冲。于是，当年发生于浙中南地区的乡村工业最初的革命，更像是一场无组织、无纪律的农民暴动——男女老少齐上阵，翻墙钻洞，各显神通。

    这就意味着，那一场革命更加躁动无序，更加艰辛，也更加具有摧毁一切的力量。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第一代温州首富叶文贵的故事。

    把叶文贵称作第一代温州首富一点都不为过。这位温州苍南县金乡镇的农民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先后办过5家工厂，办一个火一个，迅速积累的家财至少有上千万元。即使在老板满街跑的温州，当年也少有人敢与他叫板。后来，浙江召开全省首届家庭工业会议，他曾被推举作为预备成立的省家庭工业协会的会长候选人。

    严格地说，叶文贵应该归入“能人”之列。但与颇具领袖气度的鲁冠球相比，面庞瘦削、其貌不扬的叶文贵显然缺乏大手一挥定天下的霸王相。我们在他身上能嗅到的更多的是温州商人的狡黠。而叶文贵极善于利用这一点来挖掘商机挣大钱。

    1969年，19岁的叶文贵没能逃脱同辈人的命运——被下放黑龙江七台河市一个只有50户人家的山村当知青。望着无边无际的老林子，许多第一次离家的知青号啕大哭。叶文贵却认为天无绝人之路，他的商人本性又忍不住地躁动起来。

    叶文贵发现当地烟糖公司的茶叶要卖十六七元一斤，价格高，质量却一般。再一打听，温州来的知青差不多每个人都带了一些茶叶，但是实际上没几个人喜欢喝茶。价格有落差、信息不对称，他觉得自己该下手了。

    叶文贵悄悄地从知青那里收购来茶叶，再转手卖给烟糖公司，还煞有介事地说这是杭州产的龙井茶叶。烟糖公司的人又有几个去过天堂杭州？于是就头脑简单地把茶叶按等级照单买入。每位知青起码带了七八斤茶叶，光是温州知青就有400多人，叶文贵一口气买下了其中150人带来的茶叶。在老家，这样的茶叶一斤顶多卖两元钱左右，叶文贵的收购价翻倍——四元，然后立即抬至每斤八九元卖给烟糖公司。这一圈投机倒把，叶文贵的口袋里至少揣进了几千元。

    从东北至温州，倒人参、倒熊胆、倒黑木耳，瘦巴巴的叶知青摇身一变，成了叶老板。“你问我当时有多少钱？”叶文贵几杯酒落肚，话可就多了，“告诉你吧，当年七台河市革委会主任李凤久都常找我去他家喝酒！”

    1978年底，叶文贵回到老家金乡镇。这金乡根本不是金子之乡，人均耕地不足0.2亩，人均年收入仅20元，以“讨饭之乡”远近闻名。就在叶文贵回乡的前几个月，新任镇委书记到任的当天，金乡人贴出了这样的海报以示欢迎：“今晚召开要饭吃、要工做大会，敬请书记莅临指导”。

    然而，没过多久，叶文贵发现一切都变了。

    古镇的街头巷尾神速地冒出了3000多个家庭小作坊，几乎都是生产铝质校徽和塑料饭菜票。那可真叫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家家户户的厅堂、灶间架起了破旧的机床，哐当哐当的金属切割声、后院母猪哼哼叽叽的拱槽声此起彼伏。一个人口不过数万的小镇竟有1.2万人先后模仿、跟进，卷入雷同的小商品生产领域，还有约7000名金乡人游走全国，接订单、做推销。

    为了扩大业务量，金乡人盯上了3分钱一张邮票的信函。叶文贵被自己看到的场面吓了一大跳：“当时，金乡邮电局的门口每天都挤满了人，大家都把业务信装进麻袋，挑着箩筐去寄信。交邮费的时候由于来不及点数，就把信件放在秤上称，然后按每斤多少封信来缴钱。”

    据统计，1980年，金乡邮电局最多一天发出业务信52万封，一个月至少报废十几只邮戳，全国每家企业平均每周至少收到来自金乡的一封业务信。由于发信、拆阅信件、写回信等挺费工夫，镇上很快就出现了不少负责写信、封口、贴邮票、送信至邮局盖戳等工序的专业户。小学以上文化，且能写得一手好字的，只要帮别人在信封上写上地址和收信人，一个月就能赚到100多元。

    脑瓜灵光的叶文贵知道，自己这辈子最大的发财机会就在眼前。金乡做铝质徽章的小作坊都要用到铝材，却没有人搞铝加工。早已在东北掘得第一桶金的叶文贵决定投资轧铝厂。

    没料想，麻烦也来了。办轧铝厂要征得镇上的同意并刻一个公章，否则出门谈生意连住招待所都难。可是，分管工业的副镇长黑着脸伸出一只手：

    “先交一笔管理费再说。”

    “厂子还没影，哪来的钱呀？”

    副镇长一听火大了，拍起了桌子。钻过东北老林子、见过黑瞎子的叶文贵也火大了，拍得比他更响。僵持之下，叶文贵托人疏通，书记和镇长发话，叶文贵这才拿到了厂子的“出生证”。

    继轧铝厂之后，叶文贵又接连开办了高频机厂、压延薄膜厂、微机仪器厂、铝箔厂。生意倒是一天比一天红火，可是来自一些政府官员的白眼、拿捏也没少过。

    有一次，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到苍南县调研，拍着叶文贵的肩膀说：“我们各级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发展都是很支持的。”窝了一肚子火的叶文贵发飙了，和董朝才当面争辩起来，还列举了不少“罪证”，搞得站在一旁的县长刘晓骅一脸尴尬。

    “董书记还是好官。”叶文贵回忆那天的情景时颇为感慨，“最后他笑着说不与我争论了，吃饭时还认罚了好几盅酒。”

    几年以后，叶文贵成了温州首富。“讨饭之乡”金乡也真的成了金子之乡，一个镇生产的铝质徽标和硬塑料片就瓜分了全国50%的市场，学生证、自行车证、户口簿以及各种书籍、笔记本封面的塑料膜制品市场也随后落入金乡农民企业的囊中。

    由南至北，起点不同、方式各异，浙江乡村工业的第一浪风生水起。1984年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是为中共中央四号文件。从此，社队企业这个名称在中国的文件和媒体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乡镇企业”这个崭新的称号。

    这一年，21岁的南存辉用辛苦多年修鞋积攒的1.5万元，与胡成中一起合伙创办了求精开关厂，正式开始了这位温州新首富的漫漫商旅；

    这一年，“汽车疯子”李书福向父亲借了4000块钱，开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冰箱厂；

    这一年，广厦控股公司董事局主席楼忠福被东阳县吴宁镇工办宣布任命为县城关建筑公司经理，中国“第一包工头”从此扬帆起航。

    刀尖上的舞蹈

    浙江商人肯吃苦，这早已成为一种共识。在一片赞誉声中，最为传神、传播也最广的评价是所谓的“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

    “事实上，还应该再添上一句：尝尽千生万死。”20世纪80年代，新华社驻温州首席记者陈坚发曾向我叙述了如下故事。这可能是1978—1984年间浙江商人所遭遇的最血腥的一幕，但肯定不会是唯一的一幕——

    急电。来自北京的急电。

    收电单位：温州市公安局。

    发报时间：1981年某月某日。

    温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老叶虽然是老公安了，亲自处理过许多血淋淋的凶杀案，但他还是被眼前的电文内容震惊了：北京市西单发生一起罕见的杀人碎尸案。经初步侦查，被害两人的年龄均为16岁左右，男性，可能系你市永嘉县江北乡人，请速查核电告。

    老叶感到头皮发麻，一阵阵血直往上涌。他拿起了无线报话筒。

    温州街头，警车呼啸。

    夏日的炙热，隐隐透出一股逼人的寒气。闹市上熙来攘往的行人，只是向呜呜鸣响的警车投去好奇的一瞥。

    5个小时后，电文的内容被证实：确有此两人，系孪生兄弟，15岁，姓名黄晓凡、黄晓林。一个半月前外出推销纽扣，至今无音讯。体貌特征如下……

    急电。来自古都西安。

    收电单位：温州市公安局。

    发报时间：1983年某月某日。

    电文告：近日，本市破获一起特大谋财杀人案。犯罪嫌疑人系一私人旅馆店主。据旁证及犯罪嫌疑人口供，三个被害人是你市鹿城区个体商贩叶××（女，19岁左右）、平阳县塘下区村民高××（女，16岁）、郑××（女，21岁）。请速协助查实……

    根据事后进一步的调查，北京西单杀人碎尸案的具体案情，是永嘉黄氏兄弟因推销纽扣时发生纠纷而遭杀害，直到有人在犯罪嫌疑人的内院发现了残余尸块，案件才败露。也许是案情过于残忍血腥，此案从未见诸媒体报道。

    我们不妨假设，如果永嘉黄氏兄弟没有被杀碎尸，如果三位年轻的女商贩没有死于非命，几十年后，他们（她们）也许同样会成为百万甚至千万富豪，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人士。然而，他们就这样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总是容易记住最后的胜利者，却往往忽视胜利者背后无名者的碑铭。这也许是一个时代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

    据统计，当年，仅温州一地背负致富梦想跋涉于全国的供销员就超过30万。他们中间，有多少人死于歹人屠刀、死于飞来车祸、死于精疲力竭，我们不知道。

    除了不可预知的生命的消逝，等待他们的还有无法逃避的精神磨难。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磨难更加残酷，更加沉重。

    用乍暖还寒来形容1978—1984年中国改革的气候特征，是再确切不过了。1982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方向性肯定，成为不可动摇的改革成果。除此之外，很多都不确定。要解放思想，要大胆改革，这是容易明确的原则。但怎样的思想必须被解放？什么领域必须被改革？不知道，没有可以比照的先例，扑面而来的都是新事物。随着政治气候的阴晴不定，判断的标准和结论随时可能截然相反。

    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同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要求坚决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这类犯罪活动如何处理，文件的语气十分严厉：“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

    文件出台的背景是，多年的管制出现松动，社队企业肆无忌惮地与国有经济抢资源、抢市场，个体私营企业四处出击“挖墙脚”，民间贩运异常活跃。担心、忧虑、指责，天平又开始向另一端倾斜。

    显然，政策收紧了，刚刚呼吸到自由空气的浙江商人们的心又被拎了起来。他们警惕地观望着，成了一群张皇失措的惊弓之鸟。

    吴来根（化名）就是这样一只惊弓之鸟，而且是自投罗网的惊弓之鸟。

    37岁的吴来根是国有杭州啤酒厂绍兴麦芽车间的一名普通工人。虽然只是普通工人，人称“小诸葛”的吴来根却颇善交际，路子宽、朋友多。捏着口袋里每月24块零3毛的薪水，他的心思活络起来了。他盯上了紧俏物资的转手倒卖。

    后来经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查实，吴来根实际发生的全部犯罪事实如下：

    1980年7月至12月，吴来根在绍兴市兰亭林牧场支农期间，为绍兴、萧山、临海等地的社队企业“联系”业务，从外地某纺织工业局购买到涤棉纱1000公斤，厂丝和小绞丝405.25公斤，五级棉纱3414.25公斤，70—150丙纶复丝968.3公斤。“非法获利”3104元，其中吴来根个人实得2057.53元。

    由于是托朋友私下悄悄联系，吴来根的“犯罪事实”其实无他人知晓。1982年初，抓人的风声一天紧似一天，吴来根害怕了。2000多块“非法收入”，相当于自己7年的工资！这可不是个小数目，被抓住了该吃多少年官司呀？

    彻夜的辗转反侧，吴来根决定自首。4月1日，他给自己认为值得信赖的浙江日报社编辑部写了一封信：

    我是在经济上犯了罪的人！

    自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之后，我每天都看报上登载有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报道，使我下决心向政府坦白交代自己以往所犯下的经济上的罪行！

    打击经济犯罪斗争一开始，我就背上了思想包袱，日夜不安，心中感到有亏心之事。我也多次想坦白交代问题，但是怕坦白了得不到宽大处理，怕单位领导知道后把我看死，怕亲属和子女受影响遭歧视。想到这一切，我每天每夜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有时，甚至有自杀之念。但是，最后还是党的政策把我召醒，叫我下决心，选择走坦白从宽的道路。现在我的心情是又激动又紧张！

    …………

    编辑同志，我切切地盼望能早日得到你们的帮助。我的这些罪行应向哪个政府部门去坦白交代，请速指点我吧。

    我该怎么办？现在就等着你们的指点了！

    吴来根的自白信以“一个经济犯罪者写给本报的一封信”为题，于1982年4月8日刊登在《浙江日报》头版头条，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改邪归正，莫失良机”。

    自白信事件的结果是，4月17日，绍兴市召开从宽处理大会。该市人民检察院当众宣布了对主动投案自首、坦白交代的吴来根免予起诉的决定。吴来根则当众痛哭流涕，表示要重新做人。

    一个难以证实的说法：吴来根此后回厂里的确规规矩矩做起了工人。但是到1988年，有“投机倒把”前科的他又蠢蠢欲动，终于辞职离厂，据说跑到绍兴柯桥轻纺市场摆摊，当上了布老板，真的发了大财。

    急风暴雨般的经济整肃持续了差不多一年。据官方统计，到1982年底，全国立案各类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款项3.2亿元。民营经济最早萌动的浙江无疑成为重点严查的省份之一。

    吴来根显然只是被这场急风暴雨淋湿的一只小鸟，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并因此在浙江30年改革开放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是温州“八大王风波”。

    市场经济萌发时，三教九流人欢鱼跃，成功者往往被尊奉为“大王”。温州乐清县柳市镇的“八大王”正是这样一拨流通领域的出类拔萃者。他们经营的无非是螺丝、矿灯、线圈、小五金等商品经济的“针头线脑”，但他们更有眼光，更善于发现市场流通中的最大落差。于是，他们率先富起来了。

    1981年底，浙江省委工作组就已对“八大王”进行了调查。1982年初，全国性“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运动开始升温，乐清县委便立即将“八大王”事件列为大案要案加紧查处。大王们此刻发现，瞄上自己的，不仅有羡慕的目光，还有黑洞洞的枪口。

    在《温州大爆发》一书作者朱幼棣、陈坚发的笔下，我们读到了“八大王”之首电器大王胡金林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1982年7月，酷暑笼罩着浙南大地。

    闷热难熬。男人和孩子光着膀子，只穿一条裤衩。女人们则不停地摇着扇子。街角的狗伸出长长的舌头，喘着粗气。但到了午后，天空迅速聚集起乌云。黄昏，电闪雷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暴雨倾盆而下。

    这些日子，对胡金林来说，同样是炎热难熬和雷电交加的辰光。

    阴云的聚集，是从上年年底开始的。工作组进驻柳市，调查他是否补税。胡金林补缴了17个月的税款6万余元。1982年3月，他看苗头不对，放下手头正在做的电器生意，携妻子去全国各地旅游，想避一避风头。谁知返回柳市后，发现事态仍在升温。税务部门规定的营业税最初是按0.35％征收的，后来连补代罚增加到6％。据一些知情人透露，还需要再罚一两倍。有关部门已开始整理材料，通知他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

    胡金林被称为“大王”是当之无愧的。他在电器购销中建立起了相当紧密的关系网。他像注意市场行情那样，紧张地注视着当地政治“气候”的变化。他的“关系网”发挥了作用。有人通知他：被工作组找去谈话的几个“大王”都被扣下了，没有回家。胡金林如坐针毡。黄昏，又有人跑来跟他说：“不行啦，要下大雨啦！”

    带着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早已准备好的各种证件，他匆匆出逃。

    当夜12点，警车呼啸而至。结果，扑了个空。

    胡金林从此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亡命天涯。

    乐清县公安局的通缉令，两次发往全国各地。

    上海、哈尔滨、长春、山海关……胡金林辗转于关内关外。在东北的一个城市里，他遇到了几位温州同乡。他们拉他去饭馆喝酒。三两杯落肚，温州同乡嫌菜不好，和服务员吵了起来。胡金林一看，慌了神，连忙劝止。闹出事来就要命了，自己可是个在逃的通缉犯！

    第二天，胡金林便仓皇离开这里。不能再和老乡搅在一起了。他躲进了夹皮沟，这正是《林海雪原》中描述的那条东北大山中的山沟……

    胡金林出逃后，他家的几个兄弟也陆续逃出去避风头。16岁的小弟胡荣林在上海码头被抓获，押回温州。从温州到乐清的路上，经过白象镇，恰逢集市，车被堵。胡荣林趁人不备，跳窗逃命。

    屋外，飘着纷纷扬扬的大雪。

    在这些提心吊胆的日日夜夜，胡金林不止一遍地审视自己：变国有企业的积压产品为畅销品，为国家挽回了不少损失，这怎么倒成了犯罪？没有杀人抢劫，没有贪污诈骗，就算不上犯罪！

    1985年1月15日，悄悄潜回老家过春节的胡金林还是被关进了监狱。

    当天，乐清县广播站向全县广播了这一消息：“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被抓获归案……”

    66天的监狱生活，胡金林终身难忘。

    《温州大爆发》一书没有记录柳市其他7个同样被定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的“大王”的命运，但他们并不比胡金林好多少。

    “矿灯大王”程步青，1982年遭逮捕时仅22岁。几天后，县里召开公审大会，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台，判了4年徒刑，成为各位“大王”中量刑最重的一位。

    “螺丝大王”刘大源是最侥幸的。1982年夏的一天早晨，他穿着背心短裤到街上转悠。街上居然一夜之间贴满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暗藏杀机的标语。刘大源心惊肉跳，一回头，猛发现有两人在盯梢，他偏身一脚跨进了街边的供销社。瞅个空当，又钻进了小巷。回到家取了7万多元钱后去了河边，穿着背心短裤，失魂落魄的刘大源跳上一条机动小木船，直奔县城。当地的朋友给了他衣服，为他买了车票。3天后，刘大源流着泪远走异乡。凭着多年跑码头的经验，他东躲西藏，成了唯一没有坐牢的“大王”。

    需要补充交代的是“八大王”的准确名单。

    根据《经济观察报》资深记者仲伟志找到的一份日期为1984年6月14日，由浙江省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印行的“情况简报”，“八大王”的名单为：“电器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旧货大王”王迈仟、“翻砂大王”吴师濂、“胶木大王”陈银松。

    而另外一份广泛流传的名单则是：“电器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旧货大王”王迈仟、“合同大王”李方平、“机电大王”郑元忠。

    两份名单的差别在于，“翻砂大王”吴师濂、“胶木大王”陈银松，与“合同大王”李方平、“机电大王”郑元忠。那么，究竟哪两位不在“八大王”之列？

    我曾费尽周折寻访了一位当年乐清县委工作组的当事人。他分析称，其实，当年严查、批捕了一批柳市购销大户，并没有明确所指，人数也肯定超过8位。所谓“八大王”是以后才有的形象的概括。这可能是比较让人信服的解释。

    雨。转阴，又转晴。

    1984年，中共中央第三个“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供销员是流通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对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供销员是农村发展生产的催化剂，是国有商业和合作商业所代替不了的，应该得到大家的肯定和支持。

    此前两年，“八大王风波”一直如同一片乌云笼罩在温州的上空。1980年温州市工业的增速已高达31.5%，到1982年却下滑为－1.7%，其后几年亦徘徊不前。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深深感到，“八大王”案不翻，搞活温州经济就无望。

    又一个联合调查组出发了。对全部案卷进行了复查，再三了解取证，结论是：除一些轻微的偷税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基本符合中央精神。

    很快，“八大王”全部平反，无罪释放，收缴的财物从国库拨出如数归还。

    2008年2月20日一个温暖的下午，“八大王风波”发生整整26年后，八大王”中的6位应柳市镇政府之邀，参加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座谈会。当年的“大王”中，仅有“机电大王”郑元忠仍颇有气候。做低压电器出身的他创建了著名的西服品牌“庄吉”，并于1998年改革开放20周年时被评为“温州改革十大风云人物”。其他“大王”历经磨难后大多已一蹶不振。

    座谈会上，遥想当年风云，“螺丝大王”刘大源幽幽地冒出一句：“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走私狂潮

    按照辞典的标准解释，走私，指个人或者机构故意违反政府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通过各种方式运送违禁品进出口或者偷逃关税，并且情节严重的犯罪行为。

    毫无疑问，走私就是犯罪。

    当改革春江初暖之时，在浙江沿海尤其是南部改革涌动最为活跃的温州、台州地区，走私黑潮汹涌澎湃，出现了大范围泛滥之势。

    走私，成为解读浙江改革史的第一页颇显尴尬、却又无法躲闪的灰色片段。

    1981年2月，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在福州召开东南沿海三省第一次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同年7月6日至15日，国务院再次召开东南沿海三省第二次打击走私工作会议。8月3日，转发了《会议纪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批语极为严厉：自去年以来，广东、福建、浙江三省沿海地区走私活动猖獗，并波及全国许多地区。走私之所以发展到泛滥的地步，主要是由于有些地方领导干部对走私的危害性和打击走私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加上我们的一些管理制度不严，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给走私分子内外勾结以可乘之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走私和反走私的斗争将长期存在。这种斗争，不仅是经济斗争，而且是政治斗争，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

    浙江沿海的走私风潮主要集中在温州及相邻的台州。1981年下半年达到高潮的走私“大雪崩”，席卷了温州苍南、平阳、瑞安、永嘉、乐清、瓯海、鹿城等7个县区。其中走私狂潮泛滥的有12个区、24个乡，几乎覆盖此后温州商品经济最为繁荣的乐清柳市，苍南的金乡、宜山、钱库，平阳的鳌江等地。全市大小走私市场达17个，其中每天客流万人以上的超级市场有乐清柳市的里垅、苍南的林家院和关尾洋3个，当时号称“台湾有基隆、香港有九龙、温州有里垅”。

    据温州市打击走私领导小组不完全统计，仅1981年这一年，就在海上查获走私船107艘，私货价值1100万元。缴获的主要走私物品有录音机9644台、电视机210台、手表24万只、尼龙布72万米、银元2.3万枚、黄金1681克……在陆上还查获贩私案件和黄金贩卖案件9589起，银元4万枚、黄金2700克、手表1.6万块、录音机3279台……最大的几个走私市场受到多次冲击后才逐渐转入地下，最终销声匿迹。

    浙江海岸线总长6486.24公里，其中大陆海岸线长2200公里，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有3061个，是中国海岸线最长、岛屿最多的省份。浙江天然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走私产生的必然性。

    北宋开宝年间，杭州﹑明州（今宁波）始设专管海外贸易的市舶司。浙江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走私活动亦由此发端。自此降1000年，浙江沿海的走私活动此起彼伏，尤以明嘉靖年间倭寇骚乱时期最盛。

    关于倭寇，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权威辞书《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定义是：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抗倭，也使得浙江总督胡宗宪麾下的戚继光和“戚家军”名垂青史。

    近年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显示，将倭寇简单定义为日本海盗的传统概念并不确切。比较一致的新解为：明代中叶时，前期之倭寇是“真倭”，主要由日本浪人组成；后期则大多数是“从倭”，即参与倭寇之乱的中国商人。他们以武装海上走私为手段，真正目的在于牟取巨额的商业利益，其气焰远超“真倭”。

    最出名的“从倭”大首领是安徽歙县人王直（亦称汪直）。作为另类徽商，此人靠贩卖私盐起家，再前往浙江一带沿海从事硫黄、硝石、生丝和棉布等政府禁运物资的武装走私。王直曾先后盘踞在当时的远东贸易中心——浙江舟山六横岛双屿港及定海烈表山烈港，一度垄断了中日海上贸易。在明军的坚决剿杀下，王直移居日本平户（今长崎县），自称“徽王”，追随其落户平户、福岛一带的中国商人至少有3000名。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胡宗宪将依然梦想明政府解除海禁、开放海上贸易的王直诱捕，3年后将其处死。

    2005年1月31日晚，安徽歙县境内由日本长崎县福江市政府和一些日本人捐助修建的“王直墓”及其“芳名塔”，被浙江丽水学院教师邬伟民等两人砸毁，引起一片哗然。这是后话。

    新中国成立后，浙江沿海走私相对平静。1977年，平静再度被打破；1978年，迅速盛行；1980—1981年初，达到顶峰。这一次，狂潮席卷的主要是浙南温州及台州。因为200海里之外，与之一衣带水的就是台湾。起初，多由福建近海转货。不久，满载私货的成群结队的台湾渔船就直接开进了温州瓯江口、台州玉环大麦屿。名表、收录机、计算机、涤纶布、自动伞，商品琳琅满目，市场人声鼎沸。

    数据触目惊心。从温州最南端的苍南县巴曹公社的陡门到卢埔公社的林家院，形成的走私市场长达10里。高峰时，每天有13只走私船进港。据当地10个大队调查，当地百姓参与走私贩卖的占94.8%，包括村里的儿童、寡妇几乎无一漏网；党员干部及其家属参与者也占了89.9%。

    对于万人空巷、全民走私的“盛况”，当时的媒体做过大量报道。以下这则题为《乡村教师的最后一课》的报道描述得入木三分，极为传神。

    吴定法在乐清县三山乡滨海的村办小学教书已四五年，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对一个有文化的农村青年来说，没有什么比教书更体面的了。

    那年夏天，走私的风刮到村里，吴定法的想法终于变了。“一次走私走成功，可抵种田300工”。他对这句顺口溜的认同感越来越深刻。

    每次走私船一到港，他这个文化人就被请去帮忙记账。忙活完了，都能分到点私货作酬劳。有时是几块电子表，有时是几把折叠伞。他不好意思自己到市场上去卖，就让别人代售，一次就有几十、上百的进账。

    “那些连字都不认识的人也发大财了，凭什么？”这个念头烧灼得吴定法心神难安。

    他教的班上有40多个学生。半个月后，座位空了十几个。他心里清楚这些请假说生病或在家带弟妹的孩子去了哪里。

    一天清晨，吴法定夹着讲义走进教室。上课的铃声响过很久了，空荡荡的教室里却只有5个学生。也不知道哪个捣蛋鬼在黑板上画了个大大的“蛤蟆镜”和一块手表。

    “老师，今天上哪一课？”

    呆呆地，吴定法想起了法国作家都德脍炙人口的名著。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的“蛤蟆镜”旁边龙飞凤舞地写了一行字：最后一课！

    “最后一课在哪一页啊？”

    吴定法昂起头，用前所未有的坚定口吻大声说：“同学们都比老师清楚——做生意！”

    最后几个学生欢呼着立即没了踪影。在吴定法收拾好讲义，正准备锁门离开时，发现左边第二排还有个女孩子。她叫赵丽萍，是班上最用功的学生：“老师，什么时候再上课呢？”

    吴定法甚至不敢多看一眼这个孩子的眼神：“等通知吧。”

    不久，学校里其他班级也全停课了。吴定法在私货市场上占了一个摊位卖起了涤纶布，生意不错。一天，摊前围着买布的人少了些。他突然听到一个久违的声音：“老师。”定睛一看，竟然是赵丽萍。只见她胸前挂着七八块手表，正缠着两个外地人讨价还价，一脸的汗水。

    几个月就变了个人样了，练出来了。将来可了不得！吴定法心里猛地一惊，不知是欣喜还是愧疚。

    浙江南部沿海1980年前后走私的大泛滥并非偶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放已经成为与改革同样重要的命题，闭关锁国的传统思维逐渐瓦解。但毕竟近30年中中国人与世界隔绝，开放什么？怎么开放？风险之大，足以让所有人手心冒汗。

    此外，还有一个具体背景。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首次明确提出：希望尽快实现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通邮、通航、通商，以及经济、科学、文化、体育等方面的交流。同年6月18日，国务院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发出“三通”的呼吁。1981年10月，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盼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讲话，即著名的“叶九条”。

    “三通”无疑蕴涵着巨大的商机。但只有善意的愿景和原则，而没有具体推进的操作手册。

    于是，走私乘虚而入，捷足先登。

    以上均只是客观的外部背景，根本的诱因肯定还深藏于肌体之中。

    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点燃了追求自由的火星；人均3分地的严酷现实，逼迫人们必须从土地之外找生路；走出贫困的渴望，从未像今天这般强烈。而不按制度出牌的走私行为，提供了一夜致富的现实可能。走私的日本产东方表售价仅为60元，性能、外观远优于当时国内最好的卖120元的上海牌手表。不愿试一把？转手一台走私双喇叭三洋牌收录机，利润高达300元，相当于一年的工资。干还是不干？

    几乎没有人能抵挡如此巨大的诱惑。何况，面对诱惑的是一大群身无分文的浙江农民。

    走私犯法了？对不起，他们是农民，绝大部分是文盲或只有小学以下文化水平，身处制度与法律的边缘。谁又能说服他们？有什么比挣钱填饱肚子、养活全家更重要？

    走私无疑是犯罪行为。换一种视角看，本质上，走私又是自由贸易的畸形怪胎。走私如同吸毒，有危害，但能让人短时间内极度兴奋。

    于是，走私给出了硬币的另一面：部分地区全民参与带来了商品意识的极度扩展；市场交易的膨胀式发育；在外来新颖产品刺激下模仿型制造业的加速；肮脏但巨额的原始资本的积累。这一切，恰恰又是市场经济萌生的肥沃土壤。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面对，走私作为浙江改革开放第一幕大戏的另类插曲，真真切切地发生了，并按其自身逻辑散发出后续效应。

    1982年后，浙江南部的走私活动又出现过几次小高潮。

    第一次发生在1985年，是由大量免税进口汽车在温州、台州口岸进行倒卖引起的；第二次发生在1986年至1988年间，由于来料加工合同的迅速增加，“飞料”、“串料”等走私行为抬头；第三次发生在1990年，港、澳、台地区的企业在温州、台州关区的海上及陆路大肆走私外烟。

    这三次走私活动的规模远不能与1980年前后相比，更没有呈现全民走私的迹象。

    也正是在这三次走私活动起伏的同时，浙江南部民营经济迎来了全国瞩目的第一轮爆发期。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这一区域率先成为了现实。

    “偶像”步鑫生

    1983年9月的一天下午，新华社浙江分社分管工业报道的记者童宝根走进了地处杭州市梅花碑的浙江省二轻局大楼。这是他多年的职业习惯，有事没事都要抽空去串串门。

    聊起报道线索，二轻局办公室主任陆安根试探着对他说，嘉兴海盐县冒出了个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有兴趣可以去看看。“不过，这个人可是个争议人物。”

    争议人物往往也是新闻人物。国庆节刚过，童宝根出发了。为了谨慎起见，他带上了盖着新华社大红公章的介绍信，并通过海盐县委办公室“组织联系”，来到了步鑫生的厂子。

    童记者和步厂长整整谈了两天。“这个体重只有89斤的小个子男人很有煽动性，精力之旺盛让人不可思议。”25年后，早已退休在家的童宝根向我描述了步鑫生留给他的最深刻的印象。

    当时，步鑫生和他的衬衫厂的基本轮廓已经清晰。

    海盐县衬衫总厂属城镇集体企业，其前身是1956年组建的缝纫合作社。直至1975年，全厂固定资产仅2万多元，年利润5000元，职工连退休金也领不到。1977年，步鑫生任厂长。这个裁缝出身的精瘦男人很快亮出了火药味十足的一整套改革“撒手锏”：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大锅饭没了；慵懒的职工将被毫不手软予以辞退，铁饭碗砸了。于是，虽然骂声不断，但厂子的效益却越骂越好了。

    不喜欢循规蹈矩的步鑫生出手招招劲爆，十分抓人眼球。当时，海盐县委、县政府只有一辆北京吉普，而他们厂用来接送客户的小轿车就有5辆；步鑫生常常坐飞机去外地参加订货会，这在当年是县团级领导才能享受的待遇；厂里有厂标、厂徽、厂服、厂歌，还举办一年一度的厂庆；还有全国服装企业第一支具有专业水平的时装表演队，漂亮姑娘一大把。

    精彩！争议人物果然是个新闻人物。职业敏感性很强的童宝根觉得抓到了条“大鱼”，题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的调查报告很快完稿。但毕竟内容“太冲”，他决定还是先尝试着发新华社内参，并且是阅读层次最高的《国内动态清样》。同时，他在稿件的最后也客观地列举了步鑫生被反映最多的三方面问题。

    11月5日，内参刊用，但反映步鑫生问题的内容被删去。当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从成堆的“内参”中注意到了特点鲜明的“问题人物”步鑫生，并写下了一段批示：“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对于那些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

    10天后，新华社把根据这篇内参改写的长篇通讯向全国发了通稿，胡耀邦的批示则作为了该通讯的“编者按”。各地所有党报都在头版甚至头条予以了登载。

    “这篇报道让步鑫生出了名，但还远远不是后来那样的‘超级典型’。”童宝根回忆说，“《工人日报》的又一篇内参起了转折性的助推作用。”

    以下的事件颇具戏剧性。

    同年7月7日，习惯于独往独来的步鑫生擅自改组厂工会。他宣布原工会副主席赵荣华为主席，一名原副主席留任，并指定另一名原副主席和3名职工为工会委员。原工会主席冯织绢的职务实际上被非法撤销。当时，冯织绢和赵荣华都不在场。事后，赵荣华认为这是违反工会组织原则和职工意愿的，坚决拒绝出任厂工会主席。步鑫生岂能容忍如此“不识抬举，有损威严”的行为？

    12月8日，步鑫生再度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撤销赵荣华的一切职务，开除公职，留厂察看两年，工资降一级。赵荣华的妻子、同厂职工刘培英被株连辞退。赵荣华坚决不服，遂向海盐县委和上级工会申诉。12月9日，遭遇“顽强抵抗”的步鑫生一不做二不休，将处理决定升级为“不作留用，立即开除”。此后，在强大的压力下，步鑫生勉强恢复了赵荣华的厂籍，但把他下放到车间劳动，不同意恢复赵的一切职务及其妻子的工作，并扣发赵荣华的部分工资和奖金。赵荣华忍无可忍，被迫挥泪离去，自谋生路。

    就在赵荣华事件发生前夕的10月18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工会章程》，保护职工权益被提到新的高度。连工会主席都敢撤的步鑫生无疑被斥责为“胆大妄为”。

    《工人日报》驻浙江记者立即抓住赵荣华事件，向全国总工会发了题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独创精神》的内参，“揭露”了步鑫生无视工人阶级权益的14条罪状，其中包括“收买记者、自我吹捧”。

    截然相反的事实，引起了胡耀邦的高度重视，他批示要求新华社会同浙江省委对步鑫生再作深入调查。

    1984年春节期间，联合调查组冒着大雪深入海盐。随后由浙江省委提交中央的调查报告称，改革需要具备大胆创新精神的人去推动。这些人有的跑过码头，敢作敢为，但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对他们不应苛求，要善于引导——步鑫生得到了充分肯定。

    胡耀邦在该调查报告上第三次作出批示：“抓住这个指引人们向上的活榜样，对干部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统一思想，推动经济建设和整党工作。”

    这已经不再是一位创新型优秀厂长的问题了。在中国，“榜样”有着极特殊的内涵，何况又和整党工作联系在一起。1984年2月26日，新华社再次播发“调查报告”全国通稿，大力倡导步鑫生的“改革创新精神”，并由“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配发上千字的长篇按语。

    政治嗅觉灵敏的全国各地无数媒体“闻风而动”，掀起一股“向步鑫生学习”的狂潮。从1984年3月9日到4月15日，仅新华社就播发了关于步鑫生的27篇报道，共计3万多字。时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事后说，全国宣传步鑫生的广度和力度，仅次于当年对焦裕禄、雷锋的宣传。他被全国政协选为“特邀委员”，他用过的裁布剪刀被收入中国历史博物馆。

    “向步鑫生学习”的热度陡然升温，实在是暗合了特殊背景、特殊需要。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巨大成功，改革重点逐渐向城市转移，以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厂长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第一轮高潮初现。但很快，经济迅速过热。同时，民营企业、民间流通抬头，“倒爷”横行，活跃伴随着“混乱”。中央开始了两年治理整顿，并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国内气氛沉闷异常。

    此时，迫切需要一位晴天炸雷式的破局者。冒冒失失、浑身长刺的步鑫生恰到好处地出现了，他的种种“缺点”，正是打破改革僵局的有力武器。这样，他不红都不行。

    中国人对“榜样”历来有解不开的膜拜情结。潮水般从全国各地涌来的参观取经者几乎堵塞了通往海盐县城武原镇的狭窄的沙石路，最多时一天竟达数万人。有关方面甚至规定：“只有师、局级以上的人才能面见步鑫生本人，其他人一律听录音。”步鑫生不无得意地幽默了一把：“干脆将我弄到动物园让大家买票参观算了！”

    前来“参观学习”的人潮中，在一辆不起眼的面包车里，坐着兴冲冲而来的鲁冠球。1984年5月，揣着两张《人民日报》，鲁冠球带着他的部下开进了海盐城。

    厂门口，已经挤满了焦急地等待接见的参观者。鲁冠球的面包车理所当然被门卫拦下：“步厂长今天很忙。”几番交涉，门卫松口了，“要不，你们开着车子绕厂区一圈吧。呼吸这里的空气，也算是学习过了。”

    幸好，从厂里走出两位和鲁冠球熟悉的《浙江日报》记者。引见之下，步鑫生皱着眉头一摆手：“那就见见吧。”

    一个偌大的会客室。见面，握手，坐定。一方是诚惶诚恐，一方是趾高气盛。“要改革啊。现在，国有企业如猪，要靠人家喂；我们集体企业如鸡，好的时候有人撒一把米给你，糟的时候就得自己找食吃；你们乡镇企业如狗，从来就是天生地养……”

    在回来的路上，鲁冠球脑子里一直有一个疑问：“步厂长整天这样谈改革，到底还有多少时间干改革？”

    在一轮参观考察风潮之后，步鑫生的光环越来越令人敬畏。他开始被赞誉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如何看待步鑫生与如何看待改革者画上了等号。步鑫生多次对虔诚的参观者表示，我是改革厂长，中央给予肯定的。支持我就是支持改革，反对我就是反对改革，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的我已不属于我个人了，我要对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负责。”

    他神采飞扬地出发了，受邀到全国各地的工厂、学校、机关、剧团甚至军队巡回演讲。话题不再局限于小儿科的企业管理，而是关于改革的大趋势、关于开放的宏观思考：《谈谈对城市改革的看法》、《谈当前改革中的若干问题》……他陶醉于掌声，享受着别人投来的崇敬的目光。

    既然是“全国最知名的改革厂长”了，经营上就得大手笔。步鑫生的大跃进开始了。

    当时，中国“西装热”风头正劲，穿西装甚至成了改革者必备的行头。步鑫生决定办西装分厂，最初的想法是投资18万美元，年产8万套。但是，所有的人都热烈地鼓动他要建就建全国最大规模的。结果，投资与激情一起膨胀起来，转眼变成了80万美元，年产30万套。设备从日本进口最高档的，外汇由国家轻工部慷慨出借。

    现代化的领带生产线、投资130万元的印染分厂……一个与“改革厂长”名声相匹配的“一条龙服装生产托拉斯”轰然崛起。然而，辉煌的背后，却是无尽的烦恼：西装分厂项目久拖未成、领带大量积压、资金链断裂。步鑫生发现，自己在无数次报告会上宣讲得精彩四溢的改革经验，好像也不灵光了。

    1985年3月，步鑫生以一个“著名改革家”的大度，吃进了上海绿杨领带厂的13万条领带，帮助对方“渡过难关”。一年之后，捉襟见肘的步鑫生因无力支付22万元货款，不得不第一次站上了被告席。厂里的两辆卡车被法院拉走抵债，无法动销的领带也只得以几毛钱一条的清仓价抵给一位无锡的个体户。

    遭受了经营和精神双重打击的步鑫生方寸大乱。情急之下，他甚至宣称，凡武原镇居民，只要每人出资1000元，就可以进衬衫总厂当工人。这对当地居民来说，在几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大厦将倾，没有什么救得了步鑫生。到1987年11月，海盐衬衫总厂的负债总额已达1014.46万元，亏损268.84万元，而全厂的资产总额仅1007.03万元。资不抵债，实际上已经破产。1988年1月，浙江省委调查组到厂里做民意调查，96%的职工表示，曾经被他们尊称为“先生”的步鑫生不能胜任其职。

    同年1月16日上午，上级领导来到衬衫总厂，宣布免去步鑫生厂长职务，并通知其去县二轻公司报到，另行分配工作。陡然跌落谷底的步鑫生发出了无奈的最后一击：“我步鑫生是忠臣，我有什么错？你们搞莫须有！”

    全国媒体蜂拥而上，只是这一次步鑫生已经成为一颗划向黑夜的流星。《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发的稿件标题很长，每一个字都让他冷到刺骨：《粗暴专横、讳疾忌医，步鑫生被免职债台高筑的海盐衬衫总厂正招聘经营者》。文章下的是结论式断语：“步鑫生在成绩、荣誉面前不能自持，骄傲自满、粗暴专横。特别是不重视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现代化管理知识贫乏，导致企业管理紊乱，亏损严重，资不抵债……步鑫生讳病忌医，至今仍不觉悟，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

    童宝根与同事陈坚发也采写了总结反思步鑫生现象的长篇通讯《步鑫生沉浮录》。步鑫生对此耿耿于怀，他甚至放出话：“成也童宝根，败也童宝根。”

    “步鑫生效应”对当时中国改革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几年后，如日中天的河北马胜利就宣称：“我是学了步鑫生的事迹才搞起改革来的。”鲁冠球也曾表示：“走改革之路，走步鑫生之路，才能搞好我们的企业！”

    “但将这个典型挖掘出来后，铺天盖地的报道越来越过火，报纸上的那个人已经不是步鑫生了，而是一个神。”童宝根说，他在与《人民日报》记者金凤聊天时得知，有一次，薄一波很不满地告诉金凤：“你们这样捧，会把步鑫生捧死的。”

    时势造英雄，也同样能制造悲剧人物。童宝根认为，从起始到终结，媒体的作用仅仅是推波助澜而已。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媒体与步鑫生本人均难以左右的无比炙热的时代需求。很长一段时间，民营经济萌发对改革进程的价值并未充分显现，直到1987年，邓小平才表示：“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①当时，从中央到浙江地方，仍将城市经济改革的巨大希望寄托于国有及城镇集体企业的突破。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步鑫生类似于城市经济改革的“小岗村”，他的治厂之道本身并不神奇，但正是在这一“巨大希望”的催化下变成了神话。被无限放大的极致化的偶像背后，是必然的衰败。

    与“偶像”步鑫生的诞生相关联的一个事实是，1984年，浙江省企业管理协会、浙江省厂长研究会、浙江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浙江省“万人赞”厂长评选。这是浙江省第一次有影响的有关企业家——在当时仅称作企业经营者——的评选。共有10人当选，步鑫生以54300票高居榜首，以产品“青春宝”名扬海外的胡庆余堂关门学徒、杭州中药二厂厂长冯根生居第二，鲁冠球以43000票居第三。

    步鑫生、冯根生、鲁冠球，一个城镇集体企业的裁缝、一个国有企业的药徒、一个乡镇企业的打铁匠，这三位影响了浙江企业30年走向的企业家代表各自的“所有制成分”，当年在杭州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经验介绍大会上所作的报告题目都是同一个：“我是怎样以改革精神办厂的”。

    自此，企业家——浙江新生财富阶层的最杰出代表，真正作为一股日渐强大的社会力量，开始走进我们的视野。10多年后，又汇聚成为“浙商”这一独特的中国商业文化概念。

    最后需要叙说一下的是步鑫生的去向。

    被免职后一个月，步鑫生没有和任何人告别，黯然离开家乡。先在上海创业；随后北上，承包了北京一家亏损的服装厂；再出关至辽宁盘锦，甚至还漂泊到俄罗斯。

    1992年元月，步鑫生在给鲁冠球的一封信中写道：“尽管我已年过六旬，我还不死心，我别无他求，但愿有机会再出山办厂。能否实现，我自己也难预测。”

    1993年，步鑫生受人之邀，到秦皇岛创办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步鑫生制衣公司。这成为他实现办厂梦想的最后一站。

    2001年，步鑫生从制衣公司退休。他选择定居在上海，而不是老家海盐。因为那里，会让他想起太多伤心的往事。

    “咱们是靠办厂子吃饭的，离开了这一点，真的一钱不值。”夕阳西下时，76岁的步鑫生一声叹息。

    邓小平点将“宁波帮”

    1984年8月1日，北戴河。

    邓小平与当时分管沿海开放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共进午餐，并关切地询问当年5月刚刚确定的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进展。

    “宁波究竟怎么样？”手里捏着筷子，邓小平突然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

    谷牧简要地向他作了汇报。

    “宁波的事情好办点，宁波有那么多人在外边，世界上有名的两个船王包玉刚、董浩云都是宁波人。”邓小平显然早已胸有成竹，“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邓小平还明确表达了两点意见：宁波的民航机场要解决，附近的军用机场可以先拿出来，交地方使用；派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去宁波，帮助那里搞好对外开放工作。

    这一天，被“宁波帮”视为最重要的日子。

    邓小平所说的“宁波帮”古已有之。

    公元992年，因“海外杂国，贾船交至”，宁波始设市舶司。地处沿海门户，港口资源极为优越的天然禀赋，使宁波商贾云集，商业文明积淀丰厚。明清时期，伴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兴盛，中国南北渐次崛起以某一地域商人群体为鲜明特征的“十大商帮”。宁波帮即为其一，与极负盛名的徽商、晋商比肩。“宁波帮”从此成为广泛流传的特定名词。

    1916年8月23日，孙中山在宁波各界欢迎会上，对“宁波帮”推崇备至：“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1949年5月6日，解放军兵临上海城下，踌躇满志的毛泽东特别交代：“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团结这些资本家在上海与我们合作。”

    毛泽东的担心是有充分依据的。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几乎就是宁波人的上海。浙江兴业银行1943年的一份调查报告称：“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商业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与上海隔杭州湾相望的“宁波帮”，开办了上海第一家钱业公会、第一家中国银行、第一个华人商会、第一家华商证券交易所、第一家汽车出租公司、第一家保险公司、第一家房地产公司；一些宁波人也成为上海第一个买办，成为上海五金大王、颜料大王、棉纱大王、地产大王、娱乐大王。

    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与江浙一带的“十大资本家”中，有9家举家迁徙，或逃亡香港、台湾，或远走异国。其中，至少4家属“宁波帮”或与“宁波帮”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毛泽东知道，留住“宁波帮”就能留住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根。邓小平也知道，重新唤回“宁波帮”，宁波乃至中国的对外开放大计就有希望。

    “开放”与“改革”，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史中有着同等分量的关键词。

    在邓小平对海外“宁波帮”吹响集结号之前，围绕“开放”，已经发生如下重大事件：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对外开放政策一锤定音。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约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5位工商界泰斗，边吃火锅边发表重要谈话：“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五老火锅宴”透露的“开放”信息已极为清晰。

    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制定、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1979年7月至1981年11月，深圳、珠海、厦门、汕头4个经济特区先后获批。

    1984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首批14个中国沿海城市。

    这14个沿海城市中浙江省有两个：宁波和温州。而邓小平之所以对宁波情有独钟，一是因为“宁波帮”，二是因为“宁波帮”的带头大哥包玉刚。

    1918年11月，包玉刚出生于宁波镇海区钟包村。据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宁波天一阁珍藏的“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记载，他是宋代名臣包拯的第29代嫡系子孙。包玉刚的祖、父两代均长年在湖北汉口经营一家鞋铺，但他初中毕业后并未接手父亲的小作坊，而是一脚踏进了更高层面的金融业。1949年，包玉刚升任上海银行副总经理。当时，战火已烧到了长江北岸，风雨飘摇间，包玉刚决定跟随其他“宁波帮”前辈，惶然离去。3月初，他向国民党政府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递交了辞呈，携妻女飞赴香港。

    从零起步，一路打拼。30年后，包玉刚麾下的环球航运公司已拥有各类船舶210艘，总载重吨位达2079万吨，成为傲视全球航运业的第一船王。

    此时，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国门初启。包玉刚透过这一丝缝隙，好奇地张望这片与世界隔绝已久的土地，并逐步与邓小平建立起了令许多人羡慕的“特殊友谊”。

    关于包玉刚究竟是何时第一次回大陆并被邓小平接见的，说法不一。香港媒体普遍认为是1978年11月。稍前，仍心怀忐忑的包玉刚给国内发了一份电报，电文大意为“我夫人想见卢绪章夫人”。同样出生于宁波小商人之家的卢绪章，是新中国成立前活跃于国统区的中共地下党员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其夫人与包玉刚夫人黄秀英是表姐妹。包玉刚的投石问路很快有了结果。邓小平请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回电表示欢迎。为避人耳目，包玉刚夫妇立即启程，绕道日本前往北京。在凛冽的寒风中，包玉刚与邓小平第一次握手。

    随后13年，两位巨人会见10多次。包玉刚成为邓小平会见次数最多的海外商人。

    包玉刚是“宁波帮”的代表人物，在全球政商界有着不可低估的号召力。邓小平对此寄予厚望。包玉刚更是不遗余力地为宁波开放、中国开放“跑腿”。

    1980年，包玉刚捐赠1000万美元，邓小平批示：“请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1985年10月25日，以包玉刚父亲的名字包兆龙命名的、位于北京三里屯使馆区的五星级兆龙饭店落成，邓小平首次为一个饭店开业剪彩。

    几天后的10月29日，包玉刚捐赠2000万美元兴建的宁波大学奠基。邓小平为宁波大学题写校名，代总理万里出席奠基典礼。

    11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又以“国阅〔1985〕80号文件”，下发了《关于加快宁波经济开发问题会议纪要》。决定成立“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谷牧任组长，包玉刚为顾问，国务院10个部委办主要官员为小组成员。国务院为一个城市的开发专门设立如此重量级的领导和协调机构，这是前所未有的。

    有了包玉刚及“国务院协调小组”两台功率强大的“超级发动机”的推进，此后数年，宁波开放与开发速度大大加快：1987年2月，宁波跻身计划单列城市之列；民用栎社机场通航；杭甬高速公路动工；北仑深水良港启动，并迅速崛起为年吞吐集装箱900万标箱、吞吐货物总量超3亿吨，居世界第四的“东方大港”。

    在家乡建一座特大型的北仑钢铁厂，是包玉刚一个未圆的梦。

    1978年，距离宁波100多公里的上海宝山钢铁厂已经开工。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第三次从国外大规模引进22个项目，而宝钢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其一、二期工程总投资达301.7亿元人民币，计划年产钢、铁各600万吨。但包玉刚认为，宝钢每年要从澳大利亚、巴西、印度等国进口1000万吨铁矿石，运输是个大问题，转运成本过高。而宁波有停泊30万吨巨轮的北仑深水港，“不建钢铁厂真是可惜”！

    邓小平对这一提议表示了支持。经包玉刚大力撮合，1985年，以英国戴维·麦基公司为首，由英国、联邦德国10家设备制造、工程承包公司及香港汇丰银行，共同组成了“宁波工程欧洲财团”。1986年，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华期间，中方与“欧洲财团”签订了《宁波北仑钢铁厂意向备忘录》。最初的设想是以引进外资为主，建成规模年产300万吨成品钢材的北仑钢铁厂。但中欧双方就合资比例一直未达成共识，两年马拉松式的艰难谈判最终搁浅。邓小平表示：“实在不行，就不要勉强了。”

    由于包玉刚的坚持，北仑钢铁厂还有过一个年产60万吨中型规模的替代方案。1988年，在召开六次会议后，“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撤销。“钢铁梦”亦随之无疾而终。

    1991年9月23日清晨，曾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的包玉刚，因突发呼吸系统疾病辞世，时年73岁。葬礼上，邓小平给这位“宁波开放大使”敬送了花圈，落款为“生前友好”。

    邓小平与包玉刚以开放的中国为纽带的“特殊友谊”，使“宁波帮”与宁波的开放开发迅速浮出水面。流散在世界各地的“宁波帮”共有30多万人，仅香港一地就达17万人，除包玉刚，还有邵逸夫、董浩云和董建华父子、曹光彪、应昌期、王宽诚等，商界名流如云。统计显示，近30年，“宁波帮”在家乡的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公益性捐赠就达10多亿元，其中，邵逸夫在宁波及中国各地的捐赠总额超过30亿元。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20年内，“宁波帮”在家乡的实业性投资却很少。

    在相当一段时期里，面对扩大开放、引进外资的急迫课题，整个浙江均呈现出与宁波同样的窘境。

    1980年7月，浙江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与香港地区合资的西湖藤器企业有限公司开建。但此后多年，外资引进仍是浙江难以言说的“短腿”。包括“宁波帮”在内，海外浙江籍人士约100万，侨乡主要集中于宁波、温州两地。血浓于水的乡情，并不能代替理性的商业行为。国家投资长期严重不足，造成了浙江的基础设施极为匮乏。“车轮跳、浙江到”一直让浙江人在外商面前羞愧难当；同样，由于国家投资不足，浙江遍地开花的乡村工业起点极低，与外资对接的产业及技术门槛一时难以逾越。

    不妨让我们放眼对比。

    广东毗邻港澳，巨大的地理优势令其他省区只能望其项背。加上中央率先开放政策的强力助推，使得珠三角在20世纪80年代即进入外资开发起飞期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事。

    再看江苏南部，地处富庶江南，水陆交通便捷。改革开放之初，社队集体企业积累深厚，与上海的经济技术互动颇有渊源。90年代后半期，苏南从乡镇集体经济中迅速华丽转身，外资大引进、产业大升级，当属水到渠成。

    这一切，对于山清水秀却地瘠人贫的浙江来说，都是无法企及的奢望。

    这也同样决定了，在改革开放起步的很长时期内，浙江人只能从市场、所有制以及精神力量等领域率先破题，以大胆改革蓄积可贵的内源性发展动力。这是一条从侧翼杀出的血路。

    改革与外资开发比翼高飞，在浙江大抵是2000年之后的事。

    【浙江改革史档案一】

    步鑫生的“忏悔”

    在步鑫生当年掀起的种种改革风暴中，最具摧毁力的无疑是“赵荣华事件”。具体缘由及过程，本章“‘偶像’步鑫生”一节已有详细描述。步鑫生性格的暴烈及由此引发的对赵荣华的深深伤害，令人叹息。

    意料之外的是，步鑫生与赵荣华，两个反目成仇的人，20年后却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历史交集。

    2003年10月10日，《海盐日报》全文刊出了步鑫生的一篇回忆文章《我和荣华》。这位当年用一把剪刀剪开了中国企业改革大幕的人，向20年前被“严肃处理”的赵荣华吐露了深藏在他心中的“忏悔”：

    我在外地有时静下来，会想到他（赵荣华），这种回忆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内疚甚至痛心的一面。很明显，当时衬衫总厂职工有目共睹，衬衫总厂能够有较好的业绩，其中赵荣华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他们夫妻俩被打击，以致身处逆境，全在我个人的错误决断。虽已时过境迁，但这个问题在我的脑海里永远抹不去，每每想到一个人遭遇不公正处理后的那种心情，愧疚之情油然而生，这就成了平生的一大憾事。

    这篇回忆文章刊发前，已经发生过许多事。

    1984年冬，背负着巨大的屈辱，工会原主席赵荣华悄然离开了他工作8年的工厂。在距离武原镇西南大约20公里的古镇澉浦，属牛的赵荣华与4位朋友合伙，每人拿出5000元，租用几间生产队废弃的仓库，办起了海盐县特种纤维织造厂。宁折不弯的牛脾气，使赵荣华的厂子越办越红火。

    4年后的1988年，赵荣华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他听到了一段步鑫生自嘲的语录：“1988年事情多，火车相撞、飞机坠毁、闹洪灾，还有就是——我被免职了。”

    从狂躁中冷静下来的生死冤家开始反思。1990年，两人在接受不同媒体采访时，分别表露以下心声。

    步鑫生：“那是我的错，我的脾气不好。现在想来，那时的做法有点过分了。”

    赵荣华：“先生这个人，说真的，他有许多地方值得我学习。至于对我的处理，不是我们两个人有什么成见。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他刚愎自用的性格造成的。”

    有了这样的自我解剖，之后出现的一幕也就是早晚的事情了。

    2001年5月25日，从天津出差回来的赵荣华刚刚在上海浦东机场走下舷梯，手机响了，传来了既熟悉又陌生的步鑫生的声音。他说他人已经到了海盐，很想与赵荣华会面。赵荣华欣然应允。

    见面后，两人紧紧握手，良久无言。

    次日上午，步鑫生来到赵荣华厂里。2万多平方米厂房，200多名员工，5000万元年产值，一向滔滔不绝的步鑫生沉默了。临走，他喃喃自语：“你是我们衬衫总厂出来的人中，干得最好的一个。”

    此后，步鑫生多次回到海盐，与赵荣华有过多次的长谈。敞开心扉的笑容，在两个男人的脸上绽放。

    一封可以说是写给自己的“忏悔信”，终结了跨越20年的恩怨。

    事实上，步鑫生与赵荣华的恩怨并不仅仅是在两个男人之间。中国改革是从一个天一样大的“破”字艰难起步的。面对冰冻三千尺的旧观念、旧思维、旧体制，改革的确需要钢铁般的意志、大无畏的手段。步鑫生恰是那把破题所需的无比锋利的刀。

    在改革披荆斩棘、不断奋进的欢呼声背后，必然会有茫然失措的惶恐，会有痛，会有泪，甚至会有血。我们知道，为了收获，我们必须学习忍耐。

    但我们更有必要关切地询问，什么是改革的结果？衡量其成功与否的标准，肯定不能只是冰冷的数字、累累的财富。普遍富足之上的身心的和谐，才是我们改革急行军最终应该到达的彼岸。

    步鑫生的“忏悔”，让我们触摸到了他内心深处依旧保存的最柔软的部分。这足以让人倍感欣慰。

    【浙江改革史档案二】

    “小省”浙江

    称浙江为“小省”名副其实。全省陆域面积仅10.18万平方公里，在全国仅仅大于宁夏、台湾、海南，居倒数第4位。

    就改革发展的角度而言，影响浙江的“小省”因素至少还包含两个方面。

    首先是“资源小省”。

    浙江的煤炭、原油、铁矿石以及金属矿产等拉动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十分匮乏，几乎没有。据《管理世界》杂志刊载的《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的区域问题》一文分析，我国主要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指数，以全国平均数为100计，浙江的具体数值是：水资源89.6，能源0.5，可利用土地40，耕地和气候117.2。在全国各省市区中，浙江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综合指数为11.5，即只有全国的11.5%，仅略高于上海及天津，居倒数第3位。

    再看社会资源，状况亦不乐观。社会资源主要有劳动力资源、科技资源、教育资源、城镇资源、医疗卫生资源等。据上述研究报告，浙江的社会资源在全国居第16位，处中等偏下水平。其中劳动力资源中的文化程度，在全国仅居第20位。

    其次是“国有投资小省”。

    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投资所具有的乘数效应不言而喻。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是动员、组织各种资源进行投资的主体，其重点无疑是重工业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浙江地处所谓海防前线，又缺乏发展重工业的原材料支撑，注定将失去国家投资的青睐。因此，很不幸，浙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财政投入最少、人均获得国有投资也最少的省份。

    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显示，1952—1980年，浙江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34.02亿元，仅占全国同期投资总额的1.56%，远低于1978年时浙江人口占全国3.9%、生产总值占3.42%的比重。1953—1978年，中央对浙江的投资为77亿元，人均410元，相当于同期全国人均水平的一半。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这一状况仍没有多大改变。1979—1992年，浙江总计国有单位投资人均为1723元，是全国人均水平的3/4，列各省市区的第22位。

    于是，浙江改革前行的华山险道，只能依靠最大限度地发掘人的力量、民间的力量、制度变革的力量。最终，浙江成功了。

    “资源小省”兼“国有投资小省”，这是浙江的不幸。从某种意义来看，又是浙江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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