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温州，我的大脑皮层出现了自20世纪30年代搞江村调查后从未有过的刺激与兴奋。

    ——费孝通：《温州行》

    温州模式的横空出世，无疑是浙江30年改革开放史中最重大的标志性事件。

    它的姿态是那么的异端，它的内核是那么的莫测，它的震撼是那么的猛烈，以至于作家丁临一曾发出了与温州传奇同样“疯狂”的断语：

    请允许我向你们说一句多少有些强加于人的心里话。我不仅自己在爱着温州，爱着温州人，而且我还觉得，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每个真正的儿子都应该热爱温州和温州人，都应该以一种十分独特的、温柔的、迥于寻常的、近乎病态的爱去爱温州和温州人。因为，在今天，只要审视一下某个中国人是如何理解温州和温州人以及他的理解的深浅，便可立即测定和判明那个人在改革中的位置、态度、作用乃至他整个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也许，还要加上智力发育的程度。

    没有一个改革典型，曾像温州那样引起过如此剧烈且持久的激辩。温州模式的内涵到底是什么？究竟只是一种地域性的独特现象还是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普遍价值？很长一段时间，缠绕温州的是大雾弥漫，令我们莫衷一是，欲罢不能。

    温州宛如鲜活的精灵，在一个仍有些沉闷的清晨，肆无忌惮地轻舞飞扬。

    到温州去

    在此前两章，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不安分的温州人的身影。但在1978年至1984年间，他们仍属于相当散乱的个体。现在，作为一支杀伤力超强的市场经济农民军团，他们开始异军突起。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题为《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文中指出“温州市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短短几年，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如今‘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已为人们公认。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温州模式自此与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各领风骚。

    这是目前有据可查的第一篇将“温州模式”这一概念见诸媒体的报道。

    “实际上，此前已有经济学者在小范围研讨会上提出了‘温州模式’。但究竟是谁，在什么场合讲的，难以查证了。”采写该篇稿件的《解放日报》记者桑晋泉回忆说。

    23年前的那次采访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温州瑞安市塘下区农民告诉他，当地家家户户都生产编织袋。一台国有厂子淘汰的生产编织袋的旧机器只需300多元，而一年所创造的利润超过1万元！塘下每年可创产值1.8亿元。

    “这简直是天文数字。而且创造这个天文数字的竟然是一群第一次摆弄机器的无组织、无纪律的乡巴佬。”祖籍江苏无锡的桑晋泉由此确信，依靠集体经济的苏南模式，并非中国乡村工业化唯一的致富路径。为了揭示温州家庭工业爆发式成长的动因，这篇稿件还首次概括了“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

    为了绕开“雷区”，桑晋泉在标题中回避了“温州模式”这一名词，只是在新闻导语的最后和评论的第一段中出现“温州模式”。总编辑陈念云审定了稿件，并很快签发。时任总编辑助理、6年后因领衔撰写“皇甫平”系列评论名噪全国的周瑞金在安排版面时，决定将这篇文章推上头版头条。

    “那时候，‘左’的思潮还相当浓郁，《解放日报》做这样的结论式报道应该说还是冒了一定风险的。”陈念云感慨而言。

    温州经济的异动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这要从桑晋泉的报道往前推两年。

    1983年11月29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召开。此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制定出台第三个令人瞩目的中央“一号文件”。杜润生回忆说，前两个“一号文件”着力解决的是农业和农村工商业微观经营主体问题，第三个“一号文件”考虑的是如何发育宏观市场机制。最终，允许农村社会资金自由流动，鼓励加入股份制合作、入股分红，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等内容写进了该文件。

    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对温州苍南县宜山区的再生纺织业大加赞扬，称之使单一的农业生产开始变为农工商综合经营，“展现出生产力充满生机的发展前景”。万里认为，宜山经验完全符合第三个“一号文件”精神。

    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突然“受宠”相比，此前数十年甚至前2000年，温州从来都是一个极易被人“遗忘”的地方。

    温州依山傍海，山川秀美，境内拥有闻名遐迩的雁荡山和楠溪江两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难怪清人孙广图在《忆江南·温州好》一词中发出由衷的赞美：“温州好，别是一乾坤！宜晴宜雨天较远，不寒不燠气恒温，山色异朝昏。”

    然而，温州之美只是“异域之美”。

    当中原文化、经济迅速发展时，古属东越、东瓯或瓯越的温州，还因“断发文身”和以蛇蛙为食而被嗤以蛮夷之地。秦末，群雄蜂起，拥兵抗秦。越王勾践的后裔驺摇也率瓯人起义。西汉汉惠帝三年（公元1192年），驺摇获封东海王，都东瓯，建东瓯国，这是温州历史上第一次见诸记载的行政建置。由于偏居东南一隅，天高皇帝远，这里历来是躲避战乱的世外桃源。

    温州三面环山，且山高壑深，瓯江和飞云江拦腰横截，行路难不亚于蜀道。唐代孟浩然早有诗云：“我行穷水国，孤帆天一涯。借问同舟客，何时到永嘉。”直至1989年，沿海14个开放城市中，仅温州既不通铁路，也没有机场。

    公元998年，瓯人周伫第一个漂洋过海，远走高丽（今朝鲜）经商，水路成了温州人唯一的希望通道。多少年来，温州至上海的船票一直是抢手货，虽然行程需20多个小时，免不了舟楫之苦，但相比之下，这已属豪华舒适的出行方式了。无怪乎温州人叹言：温州、温州，只有水（当地方言谐音同“死”）路一条。1998年3月，也就是在周伫出国定居1000年之后，温州至上海的航班才宣布停开。

    自然条件先天不足，又地处浙江距离台湾最近的前哨，长期以来，国家除了从战略角度考虑，在温州修筑必要的军事设施外，经济建设投资基本不予考虑。新中国成立后30年，浙江得到的国有投资在全国各省市区中是最少的，温州更是少得可怜。到1978年，国家对温州工业的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为6亿元，仅为宁波的1/4。在同期国家对浙江省的投资总额中，温州只占3.24％，与其作为浙江三大城市之一的地位极不相称。大型国有企业一个没有，市属1000人以上的中型国有企业只有冶炼、矾矿、日陶、面砖等7个，500至1000人的企业也不过区区20个。城市面貌残破不堪，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以至于“姑娘、小嫂挑着粪桶满街跑”一直是温州人羞于启齿的心头之痛。

    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温州百姓的穷苦仍可以用“令人震惊”来形容。

    温州国家级贫困县文成民政局曾做过一次调查，称全县当时有104户人家卖儿、卖女、典妻，缺半年以上口粮的人口占全县的35%。县里的一位年轻干部不相信，下乡核实。在一个村子，他发现有一位农民因自己顽疾缠身，为糊口活命，将老婆典给邻居一年，换得区区番薯丝200斤；还有一对老光棍兄弟俩，由于没钱讨媳妇，竟然暗地里共用一个老婆。时间久了，全村人都知道，默认了。

    正因为穷、因为痛，当改革刚刚透出第一缕光亮时，温州人就蜂拥而上了。改革往往需要付出难以预料的代价，但温州人已经穷得没有什么值得自己犹豫了。

    他们，成为一群最先感知春江水暖的鸭子，而且还真正是浩浩荡荡的一大群鸭子。

    谁也说不清确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许多地方——无论是泱泱都市还是穷乡僻壤——冒出了一批批神秘人物。他们操着奇怪的方言，喜欢聚居，行色匆匆。在他们身后浩浩荡荡尾随而至的，是铺天盖地、五光十色的各类小商品。至今人人尚深感紧缺、当时更为稀缺的货币，一点一滴地装入了这伙人的囊中。

    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

    顺着歪歪扭扭的行进路线，好奇的目光聚焦到了同一个地方：温州。

    当中国各地还在为奋力翻越“两个凡是”的藩篱大汗淋漓、为真理标准的确立慷慨陈词之时，这一片土地上早已是炉火正旺热翻了天：家家户户不知从何处拼装而成的机器疯了似地运转；大街小巷的店铺一家紧挨着一家，密得连苍蝇都叮不出一道缝；河埠头、乡间路上，肩挑车载的商贩如集市般嘈杂。据统计，到1986年底，当时人口600余万的温州共有120万人从传统农业转入工商业，家庭工业已增至14.65万户，470多个专业市场粗具规模，10万农民购销员遍布全国。

    温州人富起来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这里首先成为历史明证。

    可以说，温州是在没有预谋、没有准备、没有人为策划的情况下，极不自然地被推上“典型”的巅峰的。

    1986年9月，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经过反复热烈的讨论，通过了送交党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建立温州试验区的报告》。报告设计了五大试验内容，提出：温州的试验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因此，试验内容、范围、方式、步骤不受传统理论、现行体制和具体政策的限制。允许打破常规、放手探索，准备承担一点风险。

    中央领导来了，体改谋士来了，经济学家来了。通往温州的几条年久失修、崎岖颠簸的山路上尘土飞扬。

    这是一支不见首尾、“滚雪球”式的参观考察大军：从中央各部委，各省委、省政府，扩大到政协、顾问委员会、人大常委会、纪检委，继而是各厅、局、处、科，再接着是各地、市、县，各区镇和厂矿……

    弹丸之地的温州终于招架不住了。温州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大院成了停车场，大型长途专车鱼贯出入。一拨拨“对口学习”的考察团挤满了会议室、办公室。

    温州市区大大小小的饭店、旅馆，一万多张床位爆满，就连走廊、过道、饭厅里也支起了临时铺位。

    一些有名气的专业户家中参观者盈门，全家整日忙于招待，讲得口干舌燥，根本无暇进行生产。不得已，有的被迫仓皇出走，以闭门谢客。

    新兴“农民城”苍南县龙港镇每天要接待上万人，所有饭店、食堂24小时营业，仍无法满足需求。

    1986年11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前往温州考察。同天抵达的全国仅地市级以上的参观团就有10多个。田纪云大吃一惊，当即给国务院打电话，要求坚决制止这一现象。

    几天后，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共和国第一个要求控制参观的文件——《关于各地立即停止到温州参观考察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从现在起到明年春，各地各级政府要立即停止和取消到温州参观、考察的安排。确有必要去的，也需事先征得浙江省政府同意，严格限制人数，分期分批前往。希望各地从严执行，以利于温州市各级政府和人民集中精力开展经济改革。

    截至1986年，温州突如其来地遭遇了第一轮席卷全国的“温州热”，累计参观人数超过60万。其中在被称作“温州年”的1986年，仅副省级以上官员来温州参观就达93人次。高潮中的高潮——1986年9—10月，从杭州、宁波连接温州的两条公路上车流阻塞，车祸激增：两个月发生交通事故300多起，日均5起。共翻车57辆，死71人，伤250人，比上年同期增加4倍。

    对于那些为中国的未来虔诚祈福的改革者来说，温州的爆发式发展呈现出了来自民间的巨大生命力。任何发生在温州的甚至是天方夜谭的故事，都让他们感受到如同蒙娜丽莎的微笑般神秘的魅力。

    1986年2月，77岁的社会学泰斗费孝通来到温州。此后的1994年11月和1998年10月，费老又两度重游，先后留下了《小商品大市场》、《家底实创新业》和《筑码头闯天下》三篇影响广泛的佳作。徜徉于温州，年已古稀的老人感慨万千：“我的大脑皮层出现了自20世纪30年代搞江村调查后从未有过的刺激与兴奋。”

    每一天都有奇迹发生

    在1983年底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温州苍南县宜山的再生纺织业，第一次引起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注意，并建议“大家都应该到宜山看看”。令万里兴致盎然的，是宜山发生的匪夷所思的“奇迹”。

    1988年夏天，我前往苍南县采访，顺路“到宜山看看”。

    以下是完全出乎我预料的抵达宜山的路线：

    早晨从县城灵溪出发，坐着中巴车在土石路上颠簸了差不多2个小时后，眼前淌着一条不知名的小河；

    登船，两岸山峦十分秀丽，没有顶棚、狭长得像条龙舟的小船在弯弯的河道曲折前行；

    上岸，成串的农民“的士”——这是一种小型的柴油三卡，限定载客6人，实载常常达10多人，有的干脆蜘蛛般半个人吊在车外——极热情地揽客，嘭嘭作响的柴油发动机让你心跳得发慌；

    再登船，又是一条小河，又是一段对生意人来说无暇顾及的风光之旅；

    下午，当你觉得似乎有点饿过了头的时候，宜山镇终于到了。

    这是一片商品经济的海洋：当地各类纺织机达3.7万台，从业人员6.7万人，有4个专业乡，58个专业村，7个专业市场。全国各地国有、集体企业吃剩的腈纶布边角料，在这里经过农妇们粗糙的大手开花纺线，每年1.5亿件再生腈纶衫、2亿件腈纶拼料童衣裤、50万公斤再生腈纶棉，又被销往大江南北。

    据统计，每年，流进宜山的腈纶布边角料达1700万公斤。

    1990年，时任国家物资部部长的柳随年来到宜山。耳闻目睹了这一场面后，他算了一笔账：1700万公斤也就是1.7万吨，按一节车皮载重20吨——纺织品是泡货，载重少于常规——每列火车挂30节车皮计，共需850个车皮、约30趟专列。加工后再生腈纶产品外销全国，又是一个1700万公斤！

    “就是我这个部长手里也一下子调不出这么多车皮指标。而这些甚至可能连火车都没坐过的宜山农民，却将这么多的原料和产品从不通铁路、不通公路的宜山调运自如。真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柳随年大为感慨。

    创造“宜山奇迹”的，都是些土得掉渣的小人物。下面举两个例子。

    先说说小人物赵开良。1985年，他44岁，搞购销已经整整19年了。像他这样的购销员，在11万人的宜山区就有8500多个。赵开良自称是“飞马牌”的，一年到头走南闯北。

    宜山的土纺土织颇有些年头了，几乎家家都置办有手摇纺车和老式织布机。购销员牛得很，是纺织作坊的龙头。从原料进购、选择品种、质量鉴定到产品推销，都是购销员说了算。能干的购销员下面固定或流动的纺织工业户多达500至1000家。

    1979年，完全是不经意间，赵开良改变了日后的宜山。

    那年6月，他在邯郸一家纺织厂搞到了一批棉布边角料。这家厂的仓库里还积压着一大堆腈纶布的边角料没法处理，厂方乘机一定要他“搭了去算了”。他想，好在这种边角料只要几分钱一斤，咬咬牙就背回了宜山。

    在宜山街头摆了好些天，几乎无人问津。问题在于，当时宜山的再生布原料都是棉布，而腈纶、涤纶的边角料放上开花机，转速一快，就会冒烟起火。

    正当赵开良一筹莫展、准备自认倒霉时，第二个小人物出现了。

    孙阿茶是宜山一个村子里的普通老太，摇了一辈子的纺机。这天清晨，她叫女儿上街去买废棉布。结果，不内行的女儿恰巧买回来一堆赵开良的腈纶布边角料。退货，别人肯定不认账了。犯难的孙阿茶茶饭不思，关在屋子里反复琢磨。

    她尝试着用手工操作对腈纶边角料进行“开花”。接着，又制作了一架改进型的简易“开花机”。

    当孙阿茶惴惴不安地捧着第一匹再生腈纶布来到集市上的时候，大家都吃了一惊：这是什么布呀？这么光滑、柔软。腈纶的？可比土纺棉布强多了。

    宜山轰动了！乡亲们潮水般涌进了孙阿茶家。你想想看，因为工艺太难处理，当时腈纶边角料在国内可是没人要的，价格比废棉布便宜多了。这意味着，再生腈纶的利润会翻番。

    孙阿茶没有指望靠这一“绝活”独自发财。对每一位上门求教的乡亲，她都热心地指点诀窍。

    于是，宜山家家户户转而搞起了再生腈纶加工，山乡处处是机杼之声。孙阿茶的“绝活”变成了宜山人的“绝活”。无数的小人物你追我赶，“宜山奇迹”冲出了山坳。

    最后，这两位孕育了“宜山奇迹”的关键性小人物都很风光。

    赵开良：几年后，他作为宜山区的唯一人选，出席了浙江省购销员先进分子代表大会，还受到了省政府官员的接见和亲切握手；

    孙阿茶：1983年春天去世。整整3天，没有人通告，也没有人组织，宜山村村不闻机杼声。数千户家庭男男女女自发地停下了上万台纺机，向这位被誉为“当代黄道婆”的老人致敬。出殡那天，送行的队伍长又长，绕过了一座山。

    “宜山奇迹”只是温州巨大的改革创造力的最初序曲。在浙江乃至中国改革史册上，温州向我们展示了太多的“第一”，太多的“奇迹”：

    全国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

    全国第一个探索“挂户经营”；

    全国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

    全国第一个私人钱庄；

    全国第一个实行金融利率改革；

    全国第一个制定私营企业条例；

    全国第一个实行全社会养老保险；

    全国第一座农民城；

    全国第一个农民包机公司；

    全国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

    全国第一起农民告县长案；

    全国第一个成立个体私营企业联合党委；

    …………

    支撑这些“温州奇迹”的主体，是无数类似赵开良、孙阿茶式的小人物。随着各类“奇迹”的广泛传播、演绎，很多小人物成了知名人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胆大包天”的王均瑶。

    王均瑶和赵开良是小同乡，苍南县金乡镇人，而且也是购销员出身，主要的业务点是湖南长沙。1991年春节，已经跑了5年购销的王均瑶准备回老家过年，因买不到火车票，就与一帮生意朋友从长沙包了一辆豪华大巴赶往温州。途中，他突发奇想：我能包汽车，为什么不能包飞机？长沙一带的温州商人就有1万多，从长沙到温州陆路行程1000多公里，乘汽车转火车起码得要两天。如果开通一条空中航线，还愁没人坐？

    他越想越兴奋。大年一过，王均瑶就一脚跨进了湖南省民航局。接待他的官员吓着了，什么，私人包飞机？主意还出自一个嘴上没毛的农民？

    但他的方案很诱人。由王均瑶承包长沙至温州的航线，每周两个航次。他必须按飞行架次、里程上缴营运费，而且是提前把承包款打进民航部门的口袋，盈亏自负。也就是说，王均瑶包飞机，民航部门包赚。于是，门开了一条缝：不声张，试试看。

    说王均瑶胆大包天，那可是一点没错。此前，王均瑶没坐过飞机。生平第一次见到飞机，是十几岁时在金华市的公园里，和一架部队赠送的报废战斗机合了个影。

    时任温州民航站站长的张德志回忆说，其实，在王均瑶之前，1990年7月温州机场刚建成开航时，温州乐清就有两个农民曾经包过杭州至温州的安24飞机。但很快，他们就以“非法经营”的罪名，被公安机关拘留起来，被无故关押了17个月。要知道，那时候，买机票还需县团级以上政府部门的介绍信呢！

    这一次，王均瑶成功了。1991年7月28日，一架被王均瑶“包”了的客机从长沙起飞，1小时30分钟后，稳稳地降落在了温州机场。一夜之间，王均瑶的大头照被登上了全国媒体的显著版面。

    从始至终，王均瑶都不是生意做得最大、最成功的温州商人。但王均瑶肯定是迄今全国知名度最高的温州人。正是他，将温州创业的草根时代推向了名人时代。

    这，或许与王均瑶的个性有一定关系。他可能是最善于“弄出响动”的温州人。与绝大多数行事低调，习惯“少说话多赚钱”的传统温州商人不同，无论是登台亮相包飞机还是此后的大小生意，王均瑶总是能以“最开放的浙商”形象聚焦媒体的目光，谋事与谋势始终交织在一起。有人笑言：“王均瑶见到记者就来精神。”

    但最重要的，还在于当年王均瑶包飞机的这一“奇迹”，彻底颠覆了千百年来面朝黄土的中国农民的形象。想想看，还有什么比“胆大包天”更能充分表现经历了改革洗礼的中国农民的新形象呢？无意间，王均瑶成为了一种象征，一种精神图腾。他自己，也借势一步登天。

    首次包机后，王均瑶成立的中国第一家农民民营包机公司迅速包下了30多条航线，但结局可以说是“惨淡经营”：温州至昆明航线半年就亏损230万元；深圳—义乌—北京航线两年亏损高达500万元。

    王均瑶并没有倒下，而是继续弄出了更为巨大的响动：请香港当红歌星张学友为自己推出的均瑶牛奶做广告；以18%的股份参股东方航空武汉有限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入主垄断性民航主业的私营企业；宣布投资6亿元收购并重新改造湖北宜昌机场。

    2004年11月7日，38岁的王均瑶因晚期肠癌病逝。此时，旗下均瑶集团总资产达35亿元。

    王均瑶“胆大包天”15年后的2006年9月25日上午9时55分，一架空中客车A319飞机从上海虹桥机场腾空而起——均瑶集团全资控股的民营上海吉祥航空有限公司实现首航，目的地：长沙。

    温州的“奇迹”，几乎总是与“奇迹”般的温州人联系在一起。于是，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发问：这究竟是一群什么人？他们的行为方式有何特别之处？他们又是何以将贫瘠的温州变成财富之地？

    站在温州的大街上，你一定会留下这样几点深刻的印象：

    茫茫人流中，目光游离者不多，形态倦怠者不多，无所事事者不多；

    他们精神矍铄，活力四溢，步伐坚定且节奏很快，在你面前匆匆而过。

    有传媒在报道中做了一个横向比较，温州人走路的频率基本上要比北京人快一拍，比上海人快半拍。这是一座富有动感的城市，这是一群充满生命活力的人。

    有好事者进一步推论说，温州人头脑天生灵光，这与他们与大海为邻，喜食鱼虾有关。事实上，温州人在商战中的机敏，恰恰源于他们为求生存而永不停息的创业冲动。

    温州人善于经商办厂是出了名的，以致被赞誉为“中国的犹太部落”。他们的这一禀性有传统渊源，更多的是迫于现实生存的必然选择。

    温州背山面海，历代战乱中大批难民纷纷南迁于此，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十分突出，人均耕地仅三分。土地难以养生，就只能远走他乡，在农业之外的工商业求活路。早在一两个世纪以前，成千上万的温州手工艺人和小商贩就背着黄杨木雕、石雕、瓯绣，从故乡出发，跋山涉水、漂洋过海，到地中海沿岸的欧洲以及世界各地艰难谋生。至今，流落海外的温州人多达40余万。这一点，与痛失家园的犹太人颇有相似之处。

    饱受磨难、浪迹天涯的闯荡经历，培育了温州人不安分、不守旧、“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一旦离开了这样的土壤，王均瑶的“胆大包天”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肯吃苦，也是许多人谈论温州人时最容易得出的结论。

    江泽民对温州人有过一段中肯的评价：“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温州人会做生意，沿海靠山赋予他们这种开放的精神、冒险的精神。最主要的是温州人能吃苦。”

    描绘温州人肯吃苦的一句最经典语录是“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此话丝毫不夸张。

    1988年7月，我第一次从上海坐火车去新疆采访。此行全程约4000公里，按当时的时速，你得老老实实地在火车上摇晃四天三夜。因为新华社记者的小小特权，我买到了硬卧票——这在当年属于很值得仰慕的待遇——而且是下铺。

    差不多两天两夜之后，车过甘肃兰州。天色渐暗，窗外全是让人生厌的单调的黄土戈壁，困乏的我决定早早宽衣入睡。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隐隐感到铺板下有窸窣之声。睡意迷蒙间弯腰探头：我的天，我的身下还有“下铺”，还睡着一个大活人！

    我赶紧喊来乘警。这时，那个30多岁的男子从高度绝不会超过30厘米的“下下铺”——准确地说那只是车厢地板与下铺铺板之间一道较宽的缝里——钻了出来，一脸歉意。

    一盘问，才知道此人是温州乐清县人，在乌鲁木齐做服装生意已有7年，有两间铺面，个人资产不少于百万元。这次是去兰州进货，返回时买不到票，只好花80元贿赂了硬卧车厢的服务员，乘黑摸上车。累了、困了，垫几张旧报纸，就地一滚，躺进了“下下铺”。

    “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地板和席梦思又有啥分别？”他一面接受罚款，一面极自然地向吃惊的我解释。

    头脑机敏、胆子大又特别肯吃苦的温州人，并不仅仅在生意场上表现出色。在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对温州人来说，只要有助于改变自己的命运，什么都可以试一试，一切“奇迹”皆有可能。

    现在，有了点钱的温州农民准备“造城”了。

    1985年1月2日，《人民日报》向全国报道了来自温州的又一个奇迹——《龙港镇发动群众集资建镇》，并配发编者按以示重视：“龙港镇仅一年多就兴旺起来，这种建设速度实在令人振奋。”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奇迹。因为，所谓龙港镇本来并不存在，如今，已经崛起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农民城”。

    龙港地名很大，其实很小，原本是苍南县方岩下村的一个渡头，距离温州市区约60公里。就因为紧依鳌江又地处苍南、平阳两县交界，这里被批准建镇。但此地既没有龙，也没有港，只有数十间泥坯农舍，再就是一大片滩涂、芦苇、野鸭。

    1984年6月，毛遂自荐的第一任镇委书记陈定模来了。他的全部家当，就是派给他的7名干部、一纸上级的建镇批文和3000元开办费。

    万事开头，最难的是没钱——这可是要造一座城啊！幸好，先富起来的温州农民有钱。龙港周边是苍南县的宜山、金乡、钱库等江南三区，此前章节中出现过的许多温州创业者皆为此地人士。1981年时，江南三区的家庭工业产值已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60.3%，万元户一抓一大把。

    问题是，收钱的理由是什么？就算口袋里有了几个钱，赤脚的农民又凭什么能进城做穿皮鞋的城里人？“农转非”，中间横着一条巨大的城乡鸿沟。

    这可难不倒当过几年县委宣传部理论科长的陈定模。他从马列经典和各种文件的字里行间发现：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农民可以“离土”却不能“离乡”。但这个“一号文件”同时规定，“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好了，进城的依据有了。《资本论》里马克思又说过“级差地租理论”，这样，龙港有4.1平方公里土地，就可以按不同地段向愿意投资进城的农民“征收公共设施费”。

    这实际上是变通式的国有土地有偿出让。资料显示，1980年，深圳曾在全国首次向外商出租土地，以换取开发资金。龙港的突破之举，则是中国土地有偿使用向国人尤其是向农民第一次开放。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回忆，他还是在龙港头一回听说了“房地产”三个字。

    理论撑腰，底气十足，陈定模动手了。1984年7月，一则《龙港对外开放的决定》在《温州日报》头版刊登，公布了8条优惠政策，提出“地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谁投资谁受益，谁出钱谁盖房，鼓励进城，共同开发”。

    《决定》发出第十天，申请进城的报名农民已近3000户。1984年12月31日，首批登记建房交款的最后一天，一包一包的钞票、一捆一捆的希望，在简陋的龙港镇政府“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堆成了小山。

    原本认为千难万难的“造城”由此变得势不可当。到1987年，龙港的进城农民已达6300多户，拥有“市民”3万人，集资投入2亿多元，建成区面积102万平方米，修建纵横街道27条，总长23公里，并建起了5所学校、7所幼儿园、3座电影院，还有一个标准溜冰场。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定模的造城理论只是为龙港的破土而出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借口。这场惊世骇俗的“造城运动”大获成功，根本上缘于其顺应了一个早晚都会到来的趋势：生活的富裕并不是千百万农民参与改革的全部目的，他们还渴望得到一次社会结构重组的机遇，以期在这一机遇中彻底改变自身的生存形态。龙港的横空出世，正是这样的“机遇”。

    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坚持认为，蒸汽机之生就是磨房之死，传统的乡村小工业根本无法进化成社会化大生产，并滋生出现代城市的新文明。欧洲200年工业化进程，相伴随的只能是大批农民被迫放弃土地，挣扎在大城市的边缘，肮脏且充满腥味。

    龙港的崛起，展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前景：中国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摆脱了贫困，进而发展城镇，完成从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历史嬗变。最难得的是，在这种嬗变中，他们始终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

    此后，在浙江各地，我们其实都可以找到龙港的身影。

    历史上，浙江仅有杭州、宁波、温州等少数几个所谓的大中城市。1978年后，浙江全省性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并非依赖于上述大中城市，而主要依靠如龙港般数以万计的小城镇的兴起，如温州的柳市、桥头，台州的路桥、泽国，金华的稠城、吴宁，绍兴的杨汛桥、大唐，湖州的织里，嘉兴的许村等。农民城——小城镇，这是温州农民的创造，这是中国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之后的第三个伟大创造。

    同样的改革起点，同样的改革政策，为什么温州活力迸发，每一天都有奇迹发生？

    杜润生的考察结论是，“温州经济发展的一切根源，在于其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的经济秩序”。

    很长时期里，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两种主张：一种认为可以设计一个改造社会的蓝图。未来社会生产和分配是什么样子，文化是什么样子，政治组织是什么样子，人们的工作、生活、学习是什么样子，在蓝图中都可以设计得非常具体。持这种主张并做过这种设计的，不少是大学者甚至是伟人。另一种主张则认为，对于社会发展指出大方向和基本规律是可能的，但不要搞很具体的设计蓝图，而应该任由百姓为自己的利益去奋斗，合力增加社会福利，形成自发扩张的秩序。

    无疑，温州实验的是后一种主张。人民——而不是先知——在这场实验中，彰显出了曾经被主流意识长期忽视的自主力和创造力。

    “假的”还是“真的”

    温州是富有争议的，这种争议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的召开。

    有争议是因为温州有“小辫子”。其一是“姓资还是姓社”；其二就是假冒伪劣。这可是一条真真切切的“小辫子”，连温州人自己亦有口难辩。

    温州假冒伪劣的主打产品肯定是皮鞋了。

    说起温州人做鞋可是有传统的。“明代温州靴鞋即为贡品，进奉朝廷”；“全国第一双猪革皮鞋，第一双硫化、压模、粘胶皮鞋诞生于温州”；“我国第一双高跟女鞋的创造者也是温州人”。“皮鞋佬”差不多就是温州民间手工业者的自称。

    到了20世纪80年代，温州皮鞋真正的春天来了。全国最大的鞋革专业市场兴起于温州鹿城区的来福门。仅鹿城一个区，就冒出了大小皮鞋厂1254家。当时全市的皮鞋产量达到2400万双，几乎占全国市场的1/10。

    温州鞋价格低廉、款式新颖，在市场上没有道理不所向披靡。

    很快，有人发现上当了。

    1985年，南京的一位消费者投书《经济日报》，称她买了一双高跟鞋，谁知穿了一天就掉了跟。仔细瞧瞧，竟是用糨糊黏起来的，而所谓的真皮也是仿牛皮的合成革。

    记者进一步在报道中证实，亲眼看见温州“皮鞋佬”整桶整桶地往厂里搬糨糊。

    舆论哗然。一时间，“晨昏鞋”、“礼拜鞋”、“伪劣商品”、“粗制滥造”等恶名铺天盖地。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开始驱逐温州鞋。无数商场挂出“提高警惕，勿买温州鞋”或“本店无温州货”的招牌。

    高潮出现在1987年8月8日，地点：杭州市商业中心的武林广场。工商行政管理局和愤怒的市民们将5000余双温州伪劣皮鞋扔进了熊熊大火，付之一炬。

    假的就是假的，有口难辩那叫活该。

    但还是有人不服气。温州海螺工业集团的总经理邵奇星就是其中一位。199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考察温州。这位死不认输的温州人曾同李瑞环围绕伪劣皮鞋问题有过一番“经典探讨”。

    那天，李瑞环来到海螺集团。在样品室，他拿起一双皮鞋里里外外摁摁拧拧：“我这次是带着一个怎么看温州皮鞋质量的疑问来的。现在外面有两种观点，有的说温州皮鞋穿半年就坏，是坑人的；也有的说温州皮鞋价格便宜，更新换代快，坏了就买新的。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邵奇星应声答道：“作为产品，质量当然要保证。但这里有一个价格与价值对等的问题。温州皮鞋才20元左右一双，如果上海皮鞋也是这个价格，会不会也做出像温州这样的皮鞋？温州皮鞋本身价格比较低，至于中间商拿到北京卖六七十元一双，那是另一回事了。”

    李瑞环听邵奇星讲完，沉吟片刻：“对对，我听懂你的意思了。”

    邵奇星接着阐述他的“理论”：“这种20元的鞋，我如果半年穿坏一双，一年穿两双，也只要50元，花的钱同外头那种60多元一双能穿一年的差不多。而我这样就可以穿两种款式了。问题是北方人拿过去卖到70元，那消费者当然会认为应该穿一年喽。”

    邵奇星的这番话，并非他的独门发明。在温州，这套逻辑十分深入人心，并成为他们生产低价低质产品的“理论支柱”。

    1990年，我在温州采访。晚上散步来到市区最著名的五马街，发现街边摊贩出售两元钱一条的“金利来真皮皮带”，不由得大惊。拿在手上翻来覆去地看，竟看不出什么破绽。那摊贩倒实在，大声说：“别看了，马粪纸做的。买一条回去，有大场面时系系。花两元钱撑足面子，划算不？”

    我追问：“但是如果有人拿这两元钱的皮带到别处卖20元呢？”

    摊贩看了我一眼，笑道：“那是他们的本事。”

    假的就是假的，所以便宜。

    假的当作真的卖，那是售假；假的只作假的卖，那就没错。

    一些温州人的逻辑似乎很正确，很理直气壮。

    虽然邵奇星的“价格价值对等论”颇能自圆其说，并符合一定的事实，但是，这肯定不是事实的全部，也一定无法使温州的假冒伪劣现象摇身一变成为真理。

    许多前往温州参观取经者必到乐清柳市。这个如今的温州第一经济强镇诞生过著名的“八大王”，也培育了温州民营企业“形象大使”中国正泰集团的南存辉、德力西集团的胡成中、天正集团的高天乐等熠熠生辉的明星。

    最初，柳市却因造假而闻名，而且是臭名昭著。

    当商品经济的第一缕暖风吹过，这个雁荡山脉南麓的小镇就按捺不住地随风摇曳。大约20世纪70年代末，镇上就已经有2300多家低压电器家庭作坊，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响作一片。你随处可见这样的场面：

    刚刚放下锄头的庄稼汉们正在一台台斑驳陆离的机床边，把从全国各地国有企业收购来的废旧交流接触器肢解，用砂纸和鞋油将之擦得锃亮；

    河边的埠头上挤满了一群群村妇，她们在清洗一筐筐的电器，然后在河滩空地晒地瓜干似地晾开成片的电器零件；

    炉火通红的锅灶旁，老眼昏花的太婆们一边煮饭，一边慢悠悠地摇着漆包线；

    …………

    市场混沌初开，欲望掺和着丑恶泥沙俱下。

    ——为了牟取暴利，以稻糠代替熔断器的石英砂；以白铜甚至是铁片代替白银充当继电器触头。

    ——明明是柳市产品，产地却标注北京、上海。

    ——国家规定低压电器必须凭许可证生产，而当地大批企业中，有证企业不到1％，有证产品不到0.1％。经多次检测，无证的产品质量全部不合格。

    1989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在一份《打击伪劣低压电器活动的总结报告》中愤怒地指出：“这次全国共检查了近7000个经销单位，查出的伪劣低压电器产品超过170万件（台），价值3000多万元……各地在检查中发现，大多数伪劣低压电器，来源于浙江温州地区，特别是温州乐清县的柳市镇。”

    在全国各地媒体上，小小柳市的曝光率越来越高，被曝光的事实越来越触目惊心：

    黑龙江鸡西煤矿由于柳市产的劣质电器漏电，引发严重的瓦斯爆炸，多人死伤；

    新疆巴州工模具厂，因柳市产的空气开关起火，一名电工烧伤致残；

    河南某钢铁公司建成剪彩时，因使用柳市假冒伪劣低压电器，一包钢水正要倾倒却突然卡壳，上百万元的产品全部报废；

    …………

    苍南的假商标、永嘉的假广告、瑞安的假汽模配件……铺天盖地的假冒伪劣，使繁华风光的温州人和温州经济招致严厉的质问。这种质问更多地来自传统人士，往往具有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温州，资本主义泛滥，是假冒伪劣丑恶现象的必然温床！

    然而，我们在温州观察到的更多的事实是，在这片市场经济的海洋里率先跃跃欲试、大展身手的弄潮儿，绝大部分是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对他们来说，保持浓厚的法制意识暂时只能是一种奢望。同时，他们有一股被压抑已久的难以遏止的致富冲动。快速致富离不开资本。如同疯狂走私一样，生产低劣产品甚至造假，往往是温州农民最容易想到、最可能实施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捷径。

    在一些地方，在一定时候，假冒伪劣与市场经济形影相伴。这是我们想极力回避却难以回避的现实。

    超越规律，很多时候只能是美好的愿望。

    “初级阶段不完善，发展过程很难堪，负面效应总难免，问题就在怎么看，关键在于怎么干。”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任温州市委书记的张友余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祥林嫂般向一批批参观者和媒体人士反反复复地解释自己对假冒伪劣的基本态度。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经历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那么，假冒伪劣的阴云尾随我们几代人恐怕也就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了。

    金钱大爆发

    今天，当我们谈论温州和温州人时，总是习惯性地将之与金钱联系在一起：全民经商，遍地财富，中国老板最多的地方。的确，有太多的温州故事，闪耀着金钱的诱人光芒。

    2000年以降，温州从来是一个极度缺钱的地方。普遍的贫困，成为这片土地上最残酷的现实。

    1978年后，普遍的贫困第一次历史性地质变为普遍的富裕。财富突然从天而降，来得又快又猛，温州人对此还来不及做好准备。他们兴高采烈，又手足无措，他们不知道如何驾驭多得数不清的金钱。

    于是，金钱就开始毫不客气地驾驭了温州人的命运。于是，以金钱为主轴，荒诞不经的黑色幽默不时轮番上演。

    苍南县巴槽镇，靠近福建福鼎的一个滨海小村。经历了走私与小五金加工的双重洗礼后，村民们神速地富了。盖楼房、买大彩电、娶俏媳妇，再接下去，他们觉得如何花钱竟也成了一件头痛的事。

    一天，村东头的鱼市场摆出了一条十分罕见的黄鱼王，围观的村民里外三层。按当地相传百年的旧风俗，谁要是吃到黄鱼王的鱼胶，来年必有好运。人人眼馋，可鱼只有一条，没法子，只能竞拍！在众人的起哄声中，1万元、2万元，价格节节攀升。有邻乡的开厂老板志在必得，一口气直接报价10万元。这下村里人慌了。鱼有可能被拿走不说，这脸还不给丢尽了？但一户人家又实在扛不下来。紧急商议的结果，村里6位腰板粗壮的大户“挺身而出”，合资12万元坚决留住黄鱼王。付的全部是现金，装化肥的编织袋塞了小半口袋。

    当天晚上，村里男女老少奔走相告、喜气洋洋，就像过年一样，甚至还有人买了几挂鞭炮，放得震天响。村中心祠堂支起一口大锅，投进整条黄鱼王，炉火通红，熬啊熬。全村人都来了，一人一碗。汤喝完了，出钱最多的大户代表高声宣布：再发现更大的黄鱼王，不客气，照样拿下！

    另一件事还是和汤有关。那几年，瑞安市一带攀比成风。凡有钱有派头的人物请客，必上两道汤：

    一道汤是海鲜大盆中漂浮一只百元美钞折成的小船，是为“一帆风顺”；

    另一道汤是海鲜大盆中再浮一小盆，上面整整齐齐围圈摆放着10只进口手表。在座食客见者有份，是为“表表心意”。

    温州金钱大爆发最为人所诟病的一幕，莫过于1985年至1988年间几乎席卷各县市的“造坟热潮”。

    据官方统计，那几年，温州每年新增坟墓1.5万座，大大超出正常死亡火化需增墓穴的数量。每年造坟耗资1亿多元，占用山地100万平方米，砍伐树木6万株以上。

    历史上，温州的坟墓款式大体分为两种：一为贫苦人家修的简易平坟；二为有钱人造的大坟，亦称“椅子坟”。其形状酷似太师椅，象征死后仍稳坐“风水宝地”。

    20世纪80年代后期，温州“造坟热潮”中出现的基本为“椅子坟”。其差别在于，造坟者不再是地主老财，而是因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温州农民。墓地占地一般为50—200平方米，不少人还嫌单一的椅子造型太寒碜，便建起凉亭、宝塔、石狮等“配套工程”，雕梁画栋，极尽奢华。最夸张的是平阳县某老板，花巨资选址县城南面山水俱佳的广慧禅寺旁，造墓占地竟达2600平方米；并拟效仿南京中山陵，将墓前近百米的山坡买下，设石阶，以供休憩。

    这一时期，温州豪华坟墓数量之所以暴增，原因在于除重金重修祖坟之外，他们还大量为活人修造“阳坟”，甚至替自己尚未出生的子女也预备了。造坟花费少的需四五千元，多者要数万元。而1985年，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仅为397.5元。

    来到温州采访的美国《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希金罗被眼前累累墓穴所震惊，他在1987年5月22日刊发的报道中写道：“温州的青山由于堆起了一座座坟茔正在变成白色。这一现象受到北京的严厉批评。”

    《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麦天枢曾用尖利的笔触，对温州“造坟热潮”做了这样精确的描述：

    船行瓯江，迎面扑来的成百上千的坟墓，是人们对温州的第一印象。

    满山遍野白花花的，便是闻名天下的温州椅子坟。这些堂而皇之、居高临下、傲视天地的椅子坟包藏着的，不只是温州人祖先们的尸骨。这是来自传统的精神的流向，这也是来自市场的新财富的流向。沿着这条一眼可见的线索，可以发现不同文化精神交锋、交融的重要秘密。

    这里，也是不亚于市场的一个激烈竞争的战场。你的大，我的比你还要大；你的漂亮，我的比你更漂亮；你修了祖先的又修自己的，我修了祖先的修了自己的，还要再修儿子的。

    当然，这项竞赛也是以主人们的富有程度为背景的。因此，寻找温州椅子坟有了这样一个当地人共知的规律：哪个村镇最富有，那里的坟墓就最辉煌气派。

    腰包里突然鼓胀的金钱是从何而来的？极有可能是缘于祖上阴德庇佑，这得修坟，而且要修大坟；已经穷苦几代了，遭人冷眼，受够了。如今有花不完的钱，那就让家族坟墓雄起，活得比你好，死了也要比你强。

    温州老板们的造墓就是这么炙热，这么直截了当。坟墓、显赫大墓，让他们找到了彰显自尊、宣泄快乐的最新通道。

    1988年9月，承受不小压力的温州地方政府开始狙击“大墓”之风，“富不富，看坟墓”热潮方才逐渐降温。

    温州超前发育的市场流通体系与极具活力的小商品制造业，为国人所熟知。全民参与的区域性商业氛围，培育了温州人对货币驾熟就轻的把玩能力。他们清楚，货币是一切商业活动的血脉，如果能直接运作货币的组合与分配，就等于养了一只最会下金蛋的“老母鸡”。

    1984年9月29日，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私人银行——苍南县钱库镇方兴钱庄，在一阵响亮的爆竹声中成立。钱庄的老板方培林是钱库镇医院停薪留职的收发员，他的钱庄从未领到过标志合法身份的“金融许可证”，但其为当地个体、私营企业资金周转所提供的高效便捷服务，得到了普遍认同。开业一年，存贷2400多人次，存贷总额约500万元，方培林的纯利润为2万元。时任中国银行行长的陈慕华现场参观后称赞其在资金使用效率上“达到了国际水平”。

    1986年11月1日，又一位名叫杨嘉木的温州人集资31.8万元，创办了全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仅过了6天，温州家具厂老板苏方中紧随其后，开办了全国第一家由私人独资控股的东风城市信用社。

    民营经济发展的强烈需求，加之国有银行体制的相对僵化，使得温州迅速进入了民间金融活动的高发期。资金调剂服务社、经济服务部、融资办事处，以及明目张胆的高利贷，五花八门，各显神通。国家对金融领域的严厉管制与民间需求的剧烈膨胀，形成了巨大的断裂层。在这一断裂层的夹缝之间，愚昧、贪婪得以发酵，使正常的民间金融探索严重异变，最终酿成1985年秋至1987年冬，温州改革史上规模最大、后果最为惨烈的“抬会风潮”。

    温州民间一直有做“会”的传统。

    做“会”，是资金匮乏的民众互助互惠、共渡难关的有效手段。其基本运作模式为：甲急需用钱，邀乙、丙、丁三人做“会”。如每人出100元，这个会总数便有400元。第一次先给甲使用。以后每月各人再拿出100元，依次给乙、丙、丁。先用钱的付给后者利息，结算利率大大高于银行的利率。

    “抬会”（或称“排会”）则不同于一般的金融聚会。它只发生在一位会主和一位会员之间，即两个人“抬”起“会”来。但同一位会主可以同时与多位会员形成一对一的“抬会”关系。初始会费的金额大小可以双方约定。假定一个会员加入“抬会”，先交给会主的初始会费为1.16万元。从第2个月开始，会主每月必须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付12个月，计10.8万元。从第13个月起，会员再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

    走完这场“金融游戏”的全过程共需100个月。从表面上看，“抬会”仍是一种借贷关系，但其利息支付远远高于常规，显得更疯狂、更刺激。事实上，没有任何正常的投资循环能够应对如此短时间内大笔款项的支付，唯一的办法就是“滚雪球”式发展新会员。会员抬会主，新会员抬老会员。甚至这个会抬那个会，会会叠加。据测算，一个初始会费1.16万元的会要维持下去，到第6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第12个月691个会员；第18个月，会员总数将达20883个……

    支撑这一几何级数新会员的增长，离不开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社会上有取之不尽的闲散资金，有源源不断的人加入“抬会”；二是每个会主、会员都能严格遵守信用，准时付款，不出半点差错。虽然温州百姓手中有大量的民间资金，以上两个前提条件并不能形成坚实的基础，大厦随时可能倾覆。许多人清楚地知道“抬会”迟早要倒，但暴利催生的赌徒心态，使每个人都心存侥幸，希望石头最后砸在别人头上。

    一场动机不良、手段拙劣的“金钱大梦”就此开始了。

    一麻袋一麻袋的钞票搬进会主家，很快码成一座小山。不可能一张张清点，就用尺子量、用秤称。乐清县共有会主1346个，最大的会主名叫李吾华，他的“抬会”会员总计多达12122人。此人后来被抓获时，在他藏匿钱财的一家普通农舍，竟发现在猪圈旁、楼梯下塞了满满96箱“大团结”。面对这些散发出呛人霉味的纸币，县银行的60名职员戴上大口罩，整整数了3天，合计1970万元！

    大批官员踊跃参与的“表率作用”，也成为“抬会”现象泛滥最优质的催化剂，甚至还出现了专为干部而设的“官会”，又称“倒抬会”。具有官职的特殊会员入会时不必交款，而是先领款，3个月后再少量返回。这种会的初始会费可分1万元、5万元、10万元三种，视官员的头衔大小而定。

    乐清县聚集总会款达9000多万元的大会主蔡星南手中就有一本“入会干部、党员账”。其所在的湖上岙村，从支部书记、村长、联合社社长到会计、调解主任、妇女主任，无一漏网。另据乐清县委对城区的初步调查，全区135名乡以上干部中，参与“抬会”的占23%，200名党员中则有80%下水。

    危卵之上，纸糊的金字塔终于崩塌。连锁大地震来了。

    最早嗅出征兆的大小会主连夜卷款逃亡，留下的是无数个理不清、填不满的巨大窟窿。发现被骗后，一夜间倾家荡产的数以万计的“会员”们绝望了，他们的报复行为狂暴而残忍。

    苍南县几十个红了眼的会员举着炸药包奔到会主家中，讨债不成就准备与会主全家同归于尽；平阳县鳌江镇数百名妇女步行几十里到县城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政府做主，追回血汗钱。

    有多所乡村小学紧急停课。原因是学生常常在路上被讨债者掳走当人质；乐清县海屿乡某村，会主的上百间房屋被捣毁，洗劫一空。来不及逃走的30个会主家人被五花大绑，其中还有5个孩子。

    恶性事件迭出，血光四溅，一片混乱。众多乡镇陷入完全失控的瘫痪局面。这场以金融投机与金融诈骗为主要特征的“抬会风潮”，共卷入温州所属九县两区的30多万人。会款发生额总计达8亿余元。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近千人被非法关押、拷打、强奸。无数家庭负债累累。

    数年之后，“抬会风潮”还留下了一道阴郁的疤痕。

    一批涉案金额大、民怨强烈的会主先后被抓捕并判刑。其中，乐清县大会主郑乐芬夫妇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

    38岁的郑乐芬是永嘉县无业游民，其丈夫蔡胜南原为乐清县汽车客运站职工。据查，郑、蔡直属的中、小“抬会”会主达427人，会员遍及温州各县市，并远至江苏、山东、新疆等地；共收入会款6200万元，支付会员会款6010万元，非法经营金额1.22亿元；收支差额为1896万元，大部分金钱被两人用于自家建房及挥霍。

    1991年9月，郑乐芬以投机倒把罪被执行枪决，从而成为浙江改革开放史上有案可查的因“投机倒把”丢掉性命的极少数人之一。

    投机倒把罪发源于计划经济时期，泛指非国家指定的一切营利性商业活动。仅从字面上解释，通俗意义为“以赚取紧缺商品利润差额为目的的转手行为”。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废除了“投机倒把罪”。

    郑乐芬就如同一只从打开的潘多拉盒里挣扎而出的飞蛾，扑闪了几下，便无声地坠落了。

    【浙江改革史档案】

    学者眼里的温州

    费孝通：小商品，大市场

    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缝纫、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以及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的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

    这次在永嘉桥头镇遇到的生意郎，勾起了我对半个世纪前的一段往事的回忆。那是1937年的夏天，我从伦敦到柏林去和我的哥哥一起度假。一天，有人敲我们的房门，打开一看是一位拎着手提箱的中国人。异国遇乡人自然是大喜过望，可我们彼此的方言不同，话语不通。只见他极有礼貌地鞠了个躬，然后打开手提箱，一看里面都是一些日用小百货，看来他是请我们买东西的。他走后，哥哥对我说：“在柏林、巴黎等欧洲大陆的不少城市中，这样的小生意人数以万计。他们大多来自温州、青田一带。起初他们背着青田石漂洋过海，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做石刻手艺。待到石头用完了，就转而做小买卖。这些人靠着挨家挨户地送货上门和良好的服务态度，经商赚钱。1938年我回国时，打听到法国马赛一些往返中国的轮船有为欧洲华侨专设的低价统舱，我就买了这种船票。在统舱里我结识了一些语言相通的朋友，了解到他们千辛万苦的经历，可是从他们的脸上却看不出有丝毫痛苦的痕迹。

    这样的历史传统，推动了今天温州农村经济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格局的形成。

    从这一特点来看，“温州模式”已超出了区域范围，而在全国范围具有普遍意义。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农村的商品生产迅速发展。商品生产本身就要求有相应的流通服务，在原来的体制下过于单一的渠道已远远不能适应农村商品生产的需要。由于这种流通渠道与生产脱节，这就迫使温州的农民自己行动起来组织流通网络。他们依靠传统的才能和遍及全国的手艺人，通过自己组织起来的这种流通网络，形成了面向全国的大市场，为流通体制的改革创造了新经验，为从根本上解决买难卖难问题树立了一个标本。所以，我认为”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

    钟朋荣：向温州人学什么

    中国有句俗话，“大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然而，在我国由于思想禁锢比较严重，活人被尿憋死的事时有发生。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温州人可不这么做。温州人是否干某件事情，既不看伟人讲过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只看实践中需不需要，能不能做得通。只要是实践中需要的而且又能做通的，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去做。农民手里有钱却没有城镇户口，进不了城，他们就集资建一个农民城；城里的国有商场不卖温州产品，他们就把国有商场的柜台租下来自己卖，在全国一下子就租了5万个；从外地回温州没有航班，他们就包飞机，自己开辟航线；国家银行不给贷款，他们就创办信用社、基金会，发展民间金融，实行浮动利率，自己找资金；分散的家庭经济规模，被斥为私有制的样板，他们就创造了股份合作制，既解决规模小的问题，又戴上了公有制的帽子。

    可见，在温州的经济模式之后，隐藏着一个更重要的“模式”，即温州人的思维模式。这个思维模式的特点是：不是从教条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无论什么事情，不管你旁人怎么讲，我都要试试看。试不成拉倒，试成了就要千方百计地坚持下去。同时，在温州人的思维中，没有“等、靠、要”这一说。

    最近几年，全国到温州学习取经的人不少。但人们似乎比较注重温州改革发展经济的具体措施和方法。我也介绍过温州发展经济的一些方法，如“一乡一品”的产业模式、百万游商走遍全国的市场开发模式等。然而，温州模式的核心或精髓，是温州人的精神。

    “爱拼才会赢”，这是一首流行歌曲。这首歌曲描述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人们共同的思维特征，而这一特征在温州人那里显得更加突出。

    温州人精神可以概括为：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新精神。向温州学习，关键是要学习温州人的这种精神。在温州，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思维，才有了一系列的创新，才有了温州模式和温州的经济奇迹。可以说，温州的经济模式是温州人思维的产物。

    吴敬琏：民间力量的成长有利于改革

    温州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是有竞争力的。温州让我得出的结论是：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具有很强活力的中小企业群，只要我们采取措施，支持它们的发展并积极加以引导，很快就会在全国形成一些或大或小的“增长极”。它们的投资和扩张活动所创造的需求，将拉动自身生产的进一步扩张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复苏，从而形成供给与需求相互拉动的良性循环局面。这样，国民经济这盘棋就能全局皆活。这正是我们要努力争取达到的。

    全国每年有500万到1000万下岗工人，温州没有下岗人员。为什么？中小企业吸收了。温州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中小企业，是吸收消化劳动力的好途径。

    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也希望各地能像温州那样，中小企业家和其他民间力量能够成长起来。如果他们成长起来了，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一个有利于大众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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