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迷了路

    在喧闹人群中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我努力选择，努力记得

    不管世界有多辽阔

    只要向着你走

    ——歌手光良：《向左走向右走》

    在浙江30年改革开放史中，尤其是前20年，“向左”或者“向右”，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大问题。

    关于“左”与“右”，在官方和民间有两种不同解释。

    先说说被广泛传播的官方说法：

    “左派”与“右派”这一对名词诞生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1789年7月17日，法国巴士底狱被攻陷，第三等级的代表掌握了政权。然而，由于阶级利益的不同，在1791年召开的立宪会议上，议员中第一等级的教士、第二等级的贵族与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和农民出现了鲜明的分化。当时，拥护革命措施的社会底层议员占据了议会左边的席位，反对继续革命的上层议员占据了右边的席位。这个颇具戏剧性的历史场面是偶然形成的，但从此，“左”与“右”分道扬镳，泾渭分明。进步革命者被称为“左派”，落后保守者被称为“右派”。

    再说说有趣的民间说法：一般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先迈左脚，后迈右脚。于是“左脚”代表了先进，“右脚”意味着落后。

    很不幸，有时，勇于率先改革的浙江人和他们的改革行为很容易被看作是落后的“右脚”。更确切地说，是走腐朽、肮脏资本主义之路的“右脚”。

    中南海派来调查组

    出于对新闻职业的执著，1987年至2000年期间，我对温州大体保持了一年不少于两次的采访频率。

    1989年6月2—10日，我当年第二次前往温州，采访的主题是乡村工业兴起后的农业出路。

    7日晚，我结束了苍南县一天的采访任务，入住县政府招待所。那时候，温州人虽然刚刚富起来，但县政府招待所仍是破旧不堪。摇摇晃晃的木窗怎么也关不紧，棕绷床一坐上去就感觉随时可能塌掉。沾满污渍的天花板上悬着一只只不知名的黑色虫子，在你头顶上方不停地蠕动。但我还是睡着了。

    迷迷糊糊中，感觉蚊帐突然被人掀开，手电筒刺眼的光柱在我脸上来回照射。有人低声吼道：“证件！”我摸索了半天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新华社记者证，又是一阵手电筒光柱的横扫。几十秒钟后，咣当一声关门，杂乱的脚步迅速远去。我呆坐了半晌，不知道已是夜里几点，也没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早晨，招待所服务员告诉我，昨晚是公安干警紧急查房。因为传说有不法分子从北京潜逃而来，准备从这里偷偷租渔船前往台湾。苍南是温州也是浙江最南端的县，与台湾基隆仅相隔100多海里。作为外来人员，被怀疑是很自然的。

    一夜惊魂。

    此时，距离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不到100个小时。在这一非常时期，温州人可谓夜夜惊魂。

    几年前，当温州以一种异常炙热的姿态闯入中国改革大舞台时，就深陷于“左”与“右”的激辩旋涡。一边是热情洋溢的高度肯定与赞赏，另一边则是此起彼伏的或明或暗的疑问甚至质问：

    ——温州发生的一切究竟是中国改革的一种偶然还是规律性的必然？

    ——温州眼花缭乱的变革是“姓资”还是“姓社”？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大方向？

    ——温州会把中国引向何方？是充满阳光和生机的绿草地，还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1989年前后，中南海曾经连续三次派调查组前往温州，频率之高、级别之高十分罕见。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于1994年2月整理了一份内部资料，对中南海三问温州作了详尽如实的记录。

    第一次调查组

    时间：1989年8月。

    缘由：1989年4月，在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石油化工厅的一位工程师提出一个提案（第0484号），主要内容是温州市自开辟为试验区以来，其优点是城乡工商业有所发展，但同时带来的资本主义影响也十分严重，物价高涨，走私偷漏税现象严重。一切向钱看，以钱开路，投机倒把、贪污受贿不正之风横行，造成民众贫富悬殊，多数人是通过投机倒把而致富，建议中央会同省市有关方面组织调研人员前往总结经验教训。

    过程：全国政协将这个提案转给国家体改委。4月30日，国家体改委决定5月24日派员到杭州，并于26日去温州。但由于5月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于是，国家体改委将此提案转给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8月26—31日，国务院研究室武树帜局长一行四人受袁木指派，在温州考察了桥头、金乡、龙港、柳市等地的专业市场，与一些私营、股份合作企业主直接交谈。

    今夜有暴风雪。从各级党报日趋严厉的字里行间，从来自北京的调查组官员愈加凝重的眼神中，温州人强烈地预感到了这一点。他们不能不焦虑。

    1989年初夏，我来到老丁的皮鞋厂采访。所谓皮鞋厂其实小得可怜，底层加二楼不过100多平方米，雇了8名员工。三楼就是老丁一家的生活区了。在温州数以千计的皮鞋企业中，属于谁都不会注意到的“小鱼小虾”。

    老丁兴奋地向我介绍他新生产的皮鞋款式如何新颖，在市场上如何走俏。

    “最近情况怎么样？外面这么乱，有没有遇到什么难处？”我问。

    老丁愣了好一会，眼神变得黯淡：“岂止是最近有难处。其实这些年，我们温州人内心很苦，有些牢骚憋了很久。可以这么说，温州人吃的是杂草，挤出的是牛奶，听的是骂声，挨的是鞭子。”

    “此话怎讲？吃杂草，主要是国家计划内的东西温州基本上拿不到。发展温州经济，得自己找米下锅。没有计划内的粮草，就得到荒山野岭找杂草吃，或高价从外地进。”

    “挤牛奶，这最明显了。温州对国家的贡献不小。前几天的《温州日报》上说，仅‘七五’这几年温州就上缴9.52亿元，而新中国成立30年来国家给温州的固定资产总投资不过6亿元。温州交通这么不方便，铁路建设也要靠自己去找门路。想想看，几百万人靠这么点土地怎么活，怎么富起来呢？多可怜的温州！”

    “听骂声、挨鞭子，这话说起来就多了。温州人在国家投入这么少的情况下，靠政策好，凭着自己的勤劳智慧艰苦创业。在温州像我这样今天有了几个钱的老百姓很多，又有几个不是靠自己干出来的？可是这些年总有人谈‘温’色变，把温州的一切与资本主义挂钩。似乎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定律’：温州=资本主义，支持温州=支持资本主义；反之，批判温州=批判资本主义，表明革命立场坚定。在全国，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温州误解太深，我们担心一有风浪，温州又难免要‘挨鞭子’。”

    “究竟谁能为温州说句公道话？”告别老丁时，他紧紧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

    多少年了，老丁想不明白，温州人想不明白：一不偷、二不抢，靠每个人的双手和智慧，富了自己，富了国家，这究竟有什么错？

    与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其他地方相比，温州最扎人的现象之一就是一批人富起来了，而且富得令人嫉妒。历经几千年无休止的战乱、腐败和闭塞，亿万中国百姓已经穷怕了，穷得麻木了。虽然他们心中致富的渴望从未泯灭，但是当一些人突然先富了起来——这个神话上演在自己生存的同一时代，甚至就发生在自己身边时，他们顿时感到手足无措，上上下下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狐疑和不信任感：这些人究竟是谁？这些人凭什么富裕？这些人想干什么？

    温州先富起来的主体是个体户、私营企业主，顺理成章地，他们也就成为中南海三次派出的调查组关注的主要对象。应第一次调查组的要求，温州市体改委的负责人宋文光和马津龙曾专门撰写了一份题为《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的参考材料，对此作了详细的描述：

    一、这个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阶层主要包括三类人。

    第一类是私营企业中雇工较多的企业主。1988年，温州共有个体工业企业15万户，私营工业企业1万家，个体、私营商业网点75139个。

    第二类是购销员中的高收入者。温州的私人购销员是在市场上独立经营的经纪人。1985年，温州就涌现了为家庭企业服务的10多万名购销员，他们的收入来自按一定比例提取的购销合同业务费。

    第三类是建筑工程队的经营者，即包工头。温州小城镇建设突飞猛进，建制镇从1978年的18个，发展到1988年的111个。这些都为建筑包工头开辟了发财致富的门路。根据1985年对40户所谓“经营大户”的调查，其中建筑包工头的平均年收入为6万元。

    二、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素质相对较高。

    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从土地转移出来的农民首先进入的非农产业是家庭工业和购销业。家庭工业起步时技术含量很低，一般农民都容易经营，但购销业对人员素质的要求相对较高。因此，购销员往往是农民中文化水平较高、有经营头脑和见过世面的人。根据1985年对147名购销员的调查，年龄在20—40岁的占70.75％。在147人中，共产党员有31人，占21.03％；共青团员11人，占7.48％；复退军人19人，占12.93％；村干部20人，占13.61％；民办教师3人，占2.04％；还有一人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最初经营私营企业的，相当部分就来自购销员中已积累了必要的原始资本的人。根据1985年对31家雇工大户的调查，除了购销员外，企业主还来自社队企业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原生产大队、生产队的队长、会计，以及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支边回乡青年。

    因此，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并非由素质相对较低的带有某些特殊身份的社会成员——比如，被一些人嗤之以鼻的乡间混混、刑满释放人员——所组成，基本上没有出现所谓的“人力资本的扭曲导向”。特别是在农村，毋宁说首先是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开放。

    三、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态度在主流上是健康、积极的。

    正是因为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其艰难的成功，在温州群众中确立了能够获得应有尊重的社会地位，多数人不再有低人一等的自卑感和自暴自弃的行为。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具有较高的组织化程度。除了科技协会、信息协会和个体劳动者协会等组织遍布城乡外，有些地方还成立了比较健康的党、团和民兵组织。根据1989年对全市88家民营企业（私营、股份合作企业）的问卷调查，在回答“希望加入何种组织”时，36.4％的人表示希望加入共产党。在温州，不少个体、私营企业主还当选为各级人大、政协的代表，被评为县、市、省和全国劳动模范。1989年，温州市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的8人中，个体、私营企业主就有4人。

    这篇长长的参考材料的结束语就像一场“缺席审判”的辩护词，结论明确而且慷慨激昂：无论是经济状况还是政治地位，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的处境都与改革息息相关。在经济上，他们没有其他某些阶层对改革中利益变动所产生的不满情绪；在政治上，改革正日益消除了人们对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身份歧视心理，使他们逐步获得了事实上平等的社会地位。对他们来说，10年改革的确是一次恩泽无量的解放，他们过去是而且将来也必是中国改革最坚定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结论。

    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中，始终没有发现有人参加支持游行之类的活动。温州高等院校不多，只有温州大学、温州师范学院等几所。当部分学生到市区环城东路小商品市场募捐时，122个摊位竟然个个“一毛不拔”。而据统计，全市个体、私营企业主却共向北京戒严部队指挥部与身亡战士家属汇款达五六万元。

    一份来自温州市委的材料为这一现象作出了注解：1989年6月初，因政治风波导致了温州市民的挤兑风潮，城市信用社首当其冲。6月6—8日，温州市区13家股份制城市信用社共减少储蓄1111.4万元。由于全国各地的交通被阻断，许多个体、私营企业的原材料运不进，产品发不出，资金被拖欠，生产只好停止。

    正是出于对个人财产的强烈关心，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从内心深处迫切希望社会政治秩序稳定，天下太平。

    但对中央平定风波的支持并不能改变温州被质问的地位。

    第一次调查组向中央提交了《浙江温州实行股份合作企业的情况》、《温州市对挂着集体招牌致富的私营企业开始进行明晰产权的试点工作》等三份专题材料。认为温州试验区的改革试点工作要继续下去，该试验的项目还要进行，但必须要逐步完善。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说，国务院批准的改革试验应该继续下去。温州的经济发展有它的特点，温州经济叫不叫模式，我们可以不去管它。温州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只要是符合党的十三大精神，因地制宜、有利生产、利国利民的，就要继续向前走。温州的10年改革，成绩是主要的，任何时候也否定不了。

    第二次调查组

    时间：1989年10月—11月。

    缘由：1989年9月21日，一位姓吴的“温州老百姓”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信中称：“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温州“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信的最后说，“温州市委领导是好的，多数同志廉洁奉公，工作辛苦，只因潮流如此，无力回天。请中央领导同志派得力要员，把温州重新引导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过程：这封信由中央信访局转给李瑞环。10月12日，李瑞环将信的原件摘要转送李鹏、姚依林。10月14日，李鹏批示：请袁木同志组织调查。据此，国务院研究室派黄家全、李小明于10月22日到杭州，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交谈后，于10月24日至11月1日，共在温州考察8天。此次考察涉及13个部门、8个县（市、区）、36个厂矿企业事业单位，与74位领导、干部、民主党派人士和个体、私营、集体、国有企业负责人及居民代表交谈，广泛听取意见。

    1989年10月26日晚，中南海派出的第二次调查组召集永嘉、苍南、平阳、乐清、洞头等6个县的县委书记或县长开座谈会。会议的话题是温州10年改革的路子对不对、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对温州存在的阴暗面怎么看。下面是部分发言的摘要：

    屠锡清（乐清县县长）：我是长期搞计划经济的（原为市经委副主任）。我非常希望温州也能像其他城市一样，搞一个宏大的国有和集体工业布局，国家能给予大力投资。然而，我们等啊等啊，等了几十年也等不到什么。国家不给温州投资，怎么办？难道我们不可另想办法？有人说我们县是靠假冒骗、偷漏逃、制贩“黄”货富起来的。这从哪说起？对于这种说法，我是不能接受的。当然乐清的问题也是有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假冒骗现象的确存在，因为某些人就是要钻空子。对于假冒骗行为，我们一经发现，就予以打击。至于“温州的妓女满街走”，这种说活不确切，事实没那么严重，我也没看见过。当然，暗娼是有的，但我们是采取有力措施打击取缔的。

    目前，乐清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普遍存在“三忧”、“三愁”和“三怕”：一忧党的政策变化，愁“枪打出头鸟”，怕被戴资本家的帽子；二忧税率加重，愁无利可图，怕被戴偷税漏税的帽子；三忧私营企业受歧视，愁业务越来越少、生意越来越难做，怕个体和私营经济得不到保护。这样下去，税源的大头被断，财政困难，我们书记、县长难当啊！

    周方权（苍南县县委书记）：我认为温州的做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是改革改出来的、开放放出来的，二是“逼上梁山”逼出来的。温州人也希望温州能像苏南那样发展，但是温州人多地少，农业条件差，专靠农业没有办法；温州矿产资源匮乏，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靠国有、集体工业企业不能解决问题；靠国家，国家财力又有限。那怎么办？温州人坐等饿死？

    包哲东（洞头县县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真、冷静地分析10年来温州走过的路子和发生的变化，我认为温州别无他途，只能这样走，也应该这样走。

    过去，有人概括说洞头是“八个书记、八万人口、八百万贷款”，下面一个乡共29个村党支部正副书记，其中9个讨不起老婆，女子只嫁出去没进来的。近几年，洞头的发展变化可谓大矣。现在洞头人吃的讲营养、穿的讲洋相、住的求气派。不论城镇还是渔村，到处是一栋栋漂亮的楼房，许多渔民房间里摆满高档的家具电器，布置得富丽堂皇。回顾洞头10年间的地覆天翻，能说我们的路子不对吗？

    第三次调查组

    时间：1991年7月。

    缘由：1991年5月18日，人民日报社编发的《每月总汇》刊登了署名温州离休老干部的《当前温州老板和雇工的一些情况》的来信。信中描绘了温州老板“骑的本田王（日产高档摩托车）、穿的A底王（Adidas系列鞋袜）、睡的弹簧床（香港雅兰床，价值4000元）、抱的花儿王（嫖玩高级暗娼）”。而来自各地的雇工工作和生活条件却很差，没有保障。

    过程：一位原国家领导人看了这份材料后，即作如下批示：建议党中央、国务院派清查团，本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温州市早有所闻的严重丧失革命政权、目无法纪的诸多后果予以查处，不然将大乱。遵照批示精神，7月4—15日，国务院研究室沈柏年局长一行四人赶赴温州，就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变化，以及每种经济成分内部的分配状况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

    第三次派出的调查组所作的《对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的考察报告》指出，“由于经济发展，初步解决和缓解了温州长期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矛盾”，“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活跃城乡市场、解决社会就业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发展中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消极因素，如偷税漏税现象严重，雇工劳动条件差、强度大，假冒骗问题突出，部分个体、私营企业主追求高消费，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拉大，分配不公，冲击了国有、集体企业职工队伍等”。由此，也就部分改变了“温州经济在总体上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发展方向”的第二次调查组得出的结论。

    不戴“帽子”更凉快

    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前后，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令人揪心的一段岁月。躁动、迷茫、彷徨，风云变幻，流言四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军团最先锋的另类，温州被推到了刺眼的聚光灯下。

    此时此地，许多人把一个大大的问号挂到温州人的脖颈，恐怕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温州是有“前科”的。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这里的“乱”是出了名的。如今，一群率先富得流油的家伙在这片不安分的土地上趾高气扬、招摇过市，一有政治上的风吹草动，他们还会有什么好嘴脸？

    在温州人看来，当年一支支来自中南海的调查组接连开赴温州，是在认真考虑该给温州戴一顶什么帽子：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

    温州改革开放30年间，中央高层前来考察最密集的有两个时间段。

    第一个时间段为1985年11月至1986年11月。

    1986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郝建秀途经与温州相邻的台州路桥机场转赴温州。万里的兴致特别高，5天内跑了10多个专业市场和许多家庭工厂，召开了一次次专业大户、致富能手的座谈会。继安徽凤阳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他似乎又发现了一片新天地。

    在此前后，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国务委员张劲夫，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宋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等纷纷赶赴温州考察。

    第二个时间段为1991年。

    在这段极为特殊的日子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前往温州考察。针对一直纠缠着温州人的“帽子问题”，他提出了妙趣横生的“光头论”。虽然李瑞环的原话很多年以后才慢慢见诸报端，但急切的温州人当时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探知了一二。

    1991年5月14日11时10分，一架“挑战者”号专机徐徐降落在开通不久的温州机场跑道上。机舱门打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笑呵呵地疾步走下机梯。随即改乘汽车，驶上简易公路，直接赶往中国第一座农民集资兴建的明星城镇——苍南县龙港镇和金乡镇。

    当晚，温州市区与往日一样，灯火通明，喧嚣繁华。李瑞环一行来到环城东路、公园路视察夜市。在一个小商品摊位前，他环顾了一下摊位上的各类服装、装饰品，指着眼皮下的几串珍珠项链，明知故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这些是仿制品，没真的，所以便宜。”摊主不假思索地回答。

    众人大笑。李瑞环满意地对摊主竖起大拇指，笑着离去。

    在乐清县柳市镇股份合作的求精开关厂，当李瑞环得知这位厂长5年前入股5万元创办的企业，现在已增值到40万元后，询问道：“去年你分了多少钱？”这位厂长报了个保守的数字。

    李瑞环一听连连摆手：“那比存银行还不合算，要不然就是你没讲实情。我想我们在一起研究问题，大家都把真情实况讲出来好不好？”

    温州市委一位分管股份经济的副秘书长赶忙汇报：每位股东一年可以拿到三笔收入。一是股息，其利率允许比国家银行基准利率高30％，而且计入企业成本，在税前开支；二是税后利润有25％用来分红；三是税后利润的50％虽用于扩大再生产，但产权记在股东名下，也可以由股东支配转让。

    李瑞环听罢颔首，转身问厂长：“是这样吗？”厂长笑着点点头。

    “好，好。”李瑞环这才放心地说。

    既然来到温州，就绕不开温州姓什么、该戴顶什么“帽子”的老话题。

    李瑞环没有回避，开门见山：

    “在温州这个议题上，事实上不管你叫不叫‘模式’，已经成了我们国家对待个体、私营经济的一种态度。对个体、私营什么态度，人家就看你对温州怎么样；对乡镇企业什么态度，就看你对苏南一块怎么个态度；开放这件事究竟是卖国或吃亏了，还是占便宜了，就看你对珠江三角洲怎么看。这谁也没说，不是谁封的，文件上也没说，就是这么一回事。”

    “温州这件事怎么看，将来怎么看都还可以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地下结论。我看你怕别人给你戴‘白帽子’，你就给自己急着戴‘红帽子’。我说你们先不戴‘帽子’，光头不是更凉快吗？”

    为此，他还作了个生动的比喻：这好比给小孩起名字，总不能没生下来，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就急急忙忙地起名字。叫什么名字并不是最要紧的。要是生个男孩，那就叫“铁柱”、“石蛋”之类的名字；要是生个女孩，那就起个“招弟”之类的名字；或者小孩生下来先起个小名，等长大了要读书时再起个大名也不迟。

    先生娃，后起名，不要急着首先考虑戴一顶什么性质的“帽子”。事实上不仅温州如此，整个中国改革又何尝不是如此？几乎从一开始，改革就带有无法逾越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怎么往前走？代价最小的捷径在哪里？又会遇到多少难题？

    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无法知道。中国改革开放前无古人，没有先例可循，没有故事可讲，马恩列斯经典著作也不可能给予超越时空的指点。摸着石头过险滩，这正是中国改革的艰难所在，也正是中国改革的意义所在。

    发展才是硬道理。今天，这句名言开始被我们真正接受。但是在一个把名分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国度，要确认这一点，还是相当不容易的。

    在李瑞环之行前后，1991年4月23—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乔石考察温州。

    同年10月2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考察温州，并充分肯定了温州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在发展经济、稳定社会、脱贫致富、繁荣市场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杭嘉湖“杀机”风波

    1990年10月之后，一支支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走进了浙江省各地乡村。

    这一大规模活动主要是利用冬闲季节，对当时全省农村被认为已经出现的各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思想苗头和行为进行普遍的教育、纠正。工作组成员由省、地市、县、乡镇各级干部构成，数以万计，从1990年起连续开展了多年。1991年10月至12月31日，我作为新闻出版系统的省级工作组成员，在台州玉环县的楚门镇亲历了3个月的“社教”生活。

    1990年冬，在以湖州、嘉兴两市为主的浙北杭嘉湖平原，“社教”工作的重要抓手，就是严厉整治如潮水般大量涌现的农民家庭经营的个体织机。所谓“杀机”风波由此而起。

    杭嘉湖乡间以农户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种桑养蚕、缫丝织绸历史极为悠久。1958年，在湖州城东7公里处的钱山漾发掘出了距今4700年的丝绸残片。明清时期，皇帝及后妃均以因湖州近郊南浔镇辑里村而闻名的“辑里湖丝”作为龙袍凤衣的指定原料。1844年至1848年，经上海口岸出口的中国生丝中，辑里湖丝占了55.1%。

    新中国成立后，几经打击的杭嘉湖农村个体织造业于1984年左右“死灰复燃”，并于1988年起进入大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个体织造业采用化纤丝为加工原料，原材料市场及销售市场均在外地。不到3年时间，个体织机台数翻了两番，日产化纤织物达200万米以上，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初浙江全省丝绸日产量的4倍。

    个体织机的活跃给杭嘉湖平原农村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

    时任湖州长兴县乡镇企业局局长的凌菊仁对此感触颇深。他说，一是解决了农村大批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增加了农民收入。每户年利润至少在4000元以上，日子开始大变样。如今凡是有织机的农户，几乎家家盖起了新楼房。二是小小一台织机与全国大市场紧密相连，农民切身体会到了什么是商品、什么是流通。在织机户家中，就连60岁的老太都知道她亲手织的这匹布卖到上海是什么价，销到江苏南通又值多少钱。

    但是，个体织机的致命伤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当地大批同行业的乡村集体企业难敌其激烈竞争，其中不少败北关门。

    这是实实在在的“祸水”，是关系“向左”或者“向右”的社会主义大方向的严峻挑战。

    杭嘉湖平原自古是富庶之地。在插根棒子就能长出面包的江南水乡，集体经济也曾茁壮生长，几乎每个乡镇都建有一两家集体绸厂或丝织厂。但有一天它们惊讶地发现，生命力更为旺盛的“狼”——个体织机来了。

    威胁主要来自劳力、技术、人才的同业相争，大面积“跳槽”行为一夜之间就有可能发生。

    以嘉兴海宁市许村镇为例。1988年后，个体织机以每年1000多台的数量飞速递增，3年内总数达到了4000余台，年产值1.5亿元，超过集体企业，竟占了全镇工业总产值的63.9%。同行业乡镇集体企业里许多经过多年培训的员工甚至管理者，经不住巨大的诱惑纷纷弃“公”从“私”，即使勉强上班的，也是“脚踏两只船”。1990年，这个镇的53家村办轻纺厂已骤减至18家，393台织机被转卖给个人。村办企业从1986年赢利170万元下跌到1989年的亏损61万元，还有近100万元银行贷款无力归还。拥有263台织机的5家镇办纺织企业结局更惨，全部倒闭，无一幸免。

    在杭嘉湖平原，许村现象几成规律：家庭织造业发展得有多快，集体企业萎缩得就有多快。湖州市环渚乡的集体纺织厂仅1991年初不辞而别的职工就达100多人，环渚丝织厂20余名技术熟练的保全工和1名关键生产环节的车间主任离去后，厂里只得临时请回17名退休工人勉强维持生产。

    发生在杭嘉湖的个体与集体织机之争，正是由来已久的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之争的典型反映。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以个体私营经济为所有制表现形态的温州模式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台州一带迅速呈现燎原之势，举国瞩目。而浙江北部、东部的湖州、嘉兴、杭州以及宁波、绍兴等地，则是以乡镇集体经济为所有制表现形态的苏南模式唱绝对主角。处于浙江中部、西部的金华、衢州被两种模式拉锯争夺。无论是南风北渐还是北风南进，早已超越了经济发展路径选择的单纯范畴，已成为关乎“姓资”还是“姓社”的大是大非问题。这一严峻的抗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

    从个体与集体之争看政治动向，在杭嘉湖平原是有历史传统的。

    1969年第9期《红旗》杂志就刊登过一篇题为《深入进行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浙江德清县下高大队的调查报告》的长文，同年9月15日的《人民日报》以整个头版全文转载，这种规格和待遇在当年也是颇罕见的。这份来自湖州德清县一个普通生产大队的调查报告的核心观点是：一斤粮食、一把竹笋、一个鸡蛋，由谁生产、怎么生产、卖给谁，“在农村，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争夺思想阵地，社员头脑里‘公’与‘私’激烈斗争这三个重要关口”，“要牢牢把住这三个关口，击溃资产阶级思想的猖狂侵袭”。

    事实上，杭嘉湖平原乡镇集体企业在这一时期所遭遇的困局，并非完全来自个体、私营经济的“猖狂侵袭”。1988年10月，由于放开管制、取消价格双轨制的“物价闯关”行动失败，中央开始调整政策，再次提出“宏观调控、治理整顿”的方针。由此，导致了全国性的银根紧缩、消费降温，工厂开工不足，乡镇企业大面积倒闭。

    但无论如何，乡镇集体企业深陷困境与个体、私营经济这个“历史罪人”是脱不了干系的。一场坚决的大整治来临了。

    1991年初的一天，担任湖州市委农村“社教”织里区片工作组联络员的《湖州日报》总编室主任张柏兴接到通知，赶到市委第一招待所会议室参加“社教”精神通报会。

    市委领导一字一句地传达了上级的指示：要以“社教”工作为牛鼻子，从讲政治的高度落实对个体织机的整顿，决不能让湖州成为“第二个温州”。张柏兴回忆说，当时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成为温州又怎么啦？温州就是资本主义吗？哪份中央文件有这样的盖棺定论？”

    前来参加会议的市工商、土管、税务等部门负责人也纷纷表态：靠个体、私营发财是建立在沙滩上，不能持久，迟早要垮的。大河有水小河满，只有集体经济才是光明的康庄大道。各部门的核心意见就是如何限制甚至卡死“泛滥成灾”的农民个体织机。

    会议精神很快在全市得到了贯彻。有的乡镇规定，党员干部家庭或农户中只要有一人在乡村集体企业工作的，便不准在家里摆织机；更有甚者，干脆明令凡乡村有集体企业的，一律不准农户从事第三产业以外的个体生产经营活动。大部分开展整顿的乡镇通过大幅度提高个体织机的税费、电费及管理抵押金标准，使得农户无利可图，被迫主动放弃织机。

    “杀机”行动受到了个体织机户的强烈抵制。他们认为，所谓整顿引导只是冠冕堂皇的借口，根本目的就是要把个体织机“赶尽杀绝”。嘉兴市郊区一个乡的100多台织机被查封后，当地农户表示要“联合上访，问个清楚”，市、区政府官员紧急“灭火”，做了大量的解释安抚工作，此事才得以平息。

    湖州近郊戴山乡是个体织机的“重灾区”。该乡党委书记沈应林告诉前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慎海雄，有一天，他带着乡干部和10多个基干民兵下村查封“不符合规定”的织机，却被200多个村民里外围了三层，整整3个小时才得以脱身。当时正值电影《焦裕禄》上映，村民们指着沈应林的鼻尖大声质问：“焦书记为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甘愿冒了破坏统购统销的罪名买粮食。你们也是共产党的干部，你们为什么不学学焦裕禄？”

    “与老百姓利益对着干的事，都不会有好结果的。”沈应林说。1991年春节前，他们费尽心思，好不容易把全乡的500多台个体织机作了统一处理，关停了一批。工作组离开不到半个月，竟然又冒出了1500台。

    “杀机”行动在抵抗和争议声中一直持续到了1991年冬季。

    1992年3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公开发表。4月，湖州市委、市政府发出了在全市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决定。《湖州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说，“还有不少‘左’的思想束缚我们，牵制太多。要敢于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框框旧条条，如发现我们过去工作中的失误就应该及时纠正”，“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势必挫伤群众的创造精神”。

    在反思中被列为“过去工作中的失误”的“杀机”行动，也随着这场大讨论的到来悄然终止。

    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浙江改革领域的一件大事就是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的产权制度变革逐步展开，民营化浪潮由南至北席卷全省。虽然，我们不能将这一趋势简单地理解为“温州模式”的胜利——“温州模式”本身也是在与“苏南模式”的碰撞、交融中不断提升完善的，并于2000年后演变为所谓的“新温州模式”——但不应否认的是，这场浙江最早的全面的民营化浪潮的核心，正是产权清晰、市场先导、民众广泛参与等“温州模式”的精髓。

    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浙江北部、东部原本以乡村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地区中，凡率先大面积孕育个体、私营企业，被称作“小温州”的县市，当时颇受非议，此后却成为经济发展步伐明显领先于周边的耀眼新星，如宁波的慈溪市、嘉兴的海宁市、绍兴的诸暨市。在2006年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百强县排行榜上，以上三个并无天然优势的县市排名迅速蹿升至第14、23、24位。而当年个体织机最猖獗、“杀机”行动中受重拳打击的湖州市织里区，则早已成为富甲一方的“中国童装之乡”。

    大约在1992年后，江苏本土及全国各地的不少学者亦出现了对曾经大加褒扬的“苏南模式”的争辩。一开始还仅仅是围绕如何“创新完善”、迈向“新阶段”等展开谨慎的探讨，之后就有人大胆地使用了“质疑”、“僵化”、“危机”、“扬弃”、“告别”之类较为敏感的字眼。

    1997年10月，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陈焕友在中共十五大刚刚闭幕后召开的省委九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以乡村集体企业为主的集体经济，在苏南地区占有较大比重，它在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也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突出表现在：所有制结构比较单一，政企权责不分，企业产权不明，原有的机制活力逐步减弱。

    这番讲话被不少媒体解读为江苏官方首次公开反思“苏南模式”。1998年后，苏南一批一批的官员开始南下浙江取经，试图从个体、私营经济的巨大活力中汲取新的养分。

    陈云书赠李泽民

    浙江省会杭州有两所著名的国宾馆。一所为地处杨公堤18号的西湖国宾馆，另一所为地处南屏山雷峰塔北麓的西子国宾馆。新中国成立后，这两所国宾馆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来到杭州的主要下榻地。

    曾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十分偏爱杭州，每次来杭几乎都住在西子国宾馆。西子国宾馆原名青白山庄，又称今蜷还琴。原系安徽茶商、汪裕泰茶庄庄主汪自新建于1927年的别业，故又被称为汪庄。汪庄北依西湖，与三潭印月遥遥相对。当年，汪自新在庄内设有自家茶庄的门市部，专供西湖龙井名茶。20世纪50年代初，汪庄新建主楼、配楼、连廊以及宽广草坪，始改称西子国宾馆。

    1990年1月24日，距离农历春节还有两天，天气异常寒冷。当日上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等省党政军主要官员，以及在杭州的中顾委委员铁瑛、李丰平，驱车来到西子国宾馆2号楼，向陈云拜年。2号楼是位于西子国宾馆内侧的一栋单层小楼，门前苍松挺拔。

    85岁的陈云见到浙江同志很高兴，与大家合影后，又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谈话刚开始，陈云拿出了事先写好的15字条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赠送给李泽民：“这15个字，我是不轻易送人的。”

    李泽民说：“陈云同志的这15个字，不光是送给我的，也是送给我们省委全体常委的。这是陈云同志对我们的期望。”

    陈云进一步解释：“这15个字，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合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关于这次意味深长的谈话，《人民日报》记者曾专门采访了李泽民，并对当时的谈话情景做了完整追录。

    陈云：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

    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方说这个茶杯，你看这边有把没有花，他看那边有花没有把，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互相交换一下意见，那么，我们就会对茶杯这个事物得到一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了解。过去我们党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他把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抗战必亡”的亡国论和台儿庄一战胜利后滋长的速胜论。毛主席说，亡国论和速胜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片面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而得出的。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也是毛主席的办法。他决定问题时，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里所说的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

    陈云：你们开始学哲学没有？

    李泽民：从1月开始学。中顾委发的陈云同志的三个讲话，我们常委都学了。

    陈云：我还有一个意见，请你们考虑，就是搞调查研究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干部都要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你李丰平同志是四川人，周围就有这种人。后一种调查研究，有“真、快、广”的特点。所谓真，就是他们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讲心里话。因为他们信得过你，知道你不会整他们。我就有一些这样的朋友。所谓快，就是当问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能够及时发现。所谓广，就是全国各省市各行各业，都有许多高中级干部（包括离退休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后一种调查研究比前一种调查研究更重要一些。两种调查研究都有必要，缺一不可。这是我第一次同地方的同志交换这个意见。

    李丰平：要下去蹲点，交知心朋友。现在有些人下去搞调查，走马观花，一天走好几个县。

    陈云：1961年6、7月间，我在青浦县小蒸公社搞调查，住了半个月。这里是我1927年搞过农民运动的地方，解放后也常有联系，当地的干部、群众能够同我讲真话。当时在养猪问题上已经确定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但对母猪是公养还是私养，并没有明确规定，而这是关系到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小蒸公社当时有15个养猪场，我去看了10个，还看了农民私养的猪，并召开了几次座谈会之后，感到私养母猪比公养母猪养得好。私养母猪喂食喂得好，有的甚至喂泥鳅，猪圈也干净，产苗猪多，苗猪成活率高。公养母猪喂食不分大小、强弱，像开“大锅饭”，猪圈脏得很，母猪流产多，苗猪成活率低。通过这次调查，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大部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

    陈云：总之，后一种调查研究，你们浙江可以试一试。你们要在各行各业广交知心朋友。

    1991年1月18日，李泽民在《人民日报》刊发了题为《改善工作方法提高领导水平》的长文，详细阐述了对陈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题词的学习体会。他认为，陈云这一题词的根本精髓，就是“实事求是”。

    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陈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一广为传诵的“实事求是”的思想结晶，源于延安时期的读书运动。1937年11月，陈云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受命担任中组部部长。毛泽东同他先后谈过三次话，希望他学哲学。毛泽东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说哲学研究的是事物发展的总规律，学习它，掌握了立场、观点、方法，对领导工作很有用。中组部的“窑洞大学”就这样办起来了。当时参加学习的有40多人，从1938年到1942年，一直坚持了5年。陈云自己先学一步，还提出要坚持一本一本地读马列原著和毛泽东著作。

    陈云的第一任秘书刘家栋在《陈云在延安》一书中说：“就我今天所能看到的中央领导同志抗战时期的全部文稿，陈云同志是第一个提出‘实事求是’的。”

    根据刘家栋的回忆，1938年9月，陈云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干部政策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做到这些才能算真正爱护人。”

    1940年8月，陈云亲笔起草了中央组织部关于审查干部的总结。这篇总结报告，被收入毛泽东主持编辑的整风文献《六大以来》。在该总结报告中，陈云十分鲜明地提出：“实事求是的审查才是真正的严格。”

    刘家栋认为，陈云第一次明确阐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在1960年中央7000人大会的一次小组会上。当时，陈云对“只唯实”的解释与他30年后向李泽民等浙江同志的解释是完全一样的，“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

    据党史文献，陈云25岁就任中央委员，29岁成为政治局常委，在核心领导层工作了57年，这在中共历史上非常罕见。他只有高小学历，却被公认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奠基人之一和首席财经问题专家。

    陈云有一张十分著名的“打算盘”的照片。赵朴初还为这张照片写过一首诗：“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

    浙江是中国改革探索最为活跃的前沿地带，对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经济变革的新鲜脉动，作为中共财经元老的陈云一直极为关注。而包括温州在内，浙江又是中国改革探索最富争议的敏感地带。1990年暮冬，在浙江改革面临“向左”还是“向右”的最艰难局面时，陈云将浸透“实事求是”理性光泽的条幅书赠浙江同志，意味可谓深远。从目前可查询到的公开资料看，这极可能是陈云书赠“15字诀”的唯一个例。

    在杭州，陈云最爱去的地方便是“云栖竹径”。这是位于西湖西南隅五云山脚的一处幽僻景点，高大挺拔、直指云天的毛竹漫山遍坡。陈云生平很少为人题字，但他却曾应云栖管理处之请，写下“云栖”两个大字，至今仍矗立在景区路口。陈云夫人于若木说，这是因为陈云喜爱竹子的刚直，不趋炎不附势。

    1995年6月，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叶永烈采访于若木。告别时，于若木赠给他一枚陈云侧身浮雕铜像章以作纪念。这是为陈云90周年诞辰而制作的。在像章背面，镌刻着陈云亲题的9个字，亦为他一生的座右铭：“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浙江改革史档案一】

    一位温州老百姓对“温州模式”的质疑

    中共中央，江、李、宋三位常委：

    北京平暴以后，中央政治局进行改组，新的班子大得民心。目前狠抓治理整顿已初见成效。李瑞环同志在沿海地区召开四市扫黄会议行动迅速，博得全党全民的欢心。为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深入开放改革，中央领导要认真一抓到底。

    10年开放改革成果是肯定的，但带来的问题确实不少。主要是有的人放弃党的领导，不抓思想政治工作，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束之高阁。一些沿海开放城市弄得人妖颠倒，乌烟瘴气。浙江温州便是一例。百姓讲：“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这些地区首先是一些党政干部思想变质。他们的宗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中饱私囊。有的乘改革之机大捞一把，大发横财。

    温州有许多人都去过。他们认为温州是一种发展模式，叫“温州模式”。提倡温州模式，对全国的祸害很大。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温州这几年国有企业已基本倒闭，个体不法商人满天飞。他们在全国各地到处诈骗，任何人也管不了。温州有700万人口，大约有50万人在全国各地进行诈骗活动，以致全国所有车站、码头也都有温州人的票贩子。他们各有生财之道，除了少数手工艺者、小商贩是合法经营外，其他大多赚取不义之财，敲诈内地老百姓。

    温州的乡镇企业及个体户商贩、个人企业，生产的大多是伪劣冒牌产品，他们用行贿手段，打入国营流通渠道。例如，平阳、苍南的尼龙编织袋，损失了大量的国家资财，用户包装事故不断出现。乐清县伪劣冒牌的低压电器产品，打入上海等各大城市，祸国殃民。人们的精神面貌，也被弄得乱七八糟。官商勾结，互为利用。各地都出现了许多新恶霸，他们腰缠万贯，招娇纳妾，雇用打手保镖，挥金如土，政府官员是他们的后台。温州的皮包公司特别兴旺发达，一些干部坐地分赃。温州本来人多地少，这几年大搞集镇建设，毁了大量良田，有权干部，一马当先，首先得益。群众讲：“温州这几年收入靠走私，吃喝靠公司，挥钱靠自私，无恶不作，可以包打官司。”

    温州市委领导是好的，多数同志廉洁奉公，工作辛劳，只因潮流如此，无力回天。请中央领导派得力要员，把温州重新引导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温州老百姓吴××呈上

    1989年9月21日

    （摘自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办公室1994年2月所编的《国务院三次来温调查纪实》。此信导致了中央调查组1989年10月第二次前往温州）

    【浙江改革史档案二】

    当前温州老板和雇工的一些情况

    提起温州来，不说省名，谁都知道是浙江南部的“富地”。3年前，“温州模式”更是名噪一时，全国传诵。近两年虽然经过治理整顿，但我看温州经济格局基本未变，声销而迹不匿。

    在温州市（管辖1市8县2区），站在雇工立场能被称得上“老板”或“主人家”的个体工商业户，一般来说，拥有的钱财都在10万元以上。其人数在全市可以万计。六七年前手头有一两万元是很令人羡慕的，但在近年已是多见不怪了。据人估计，全年“净赚”（温州老板们的所谓“净赚”，是指除去一切经营开销连同吃喝玩乐开销之外的纯利）五六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的，大有人在。这部分人大多拥有五六百万元钱财。

    温州老板以经营制作皮鞋、灯具、披衫、纽扣、金属或纺织标牌，仿冒日本防风打火机等为生，量大面广。温州老板们为了发家，敢于放手经营，且不择手段。以皮鞋为例，全市经营皮鞋的厂家约4000家（尚不包括无厂名、无证的），年总产量上亿双（不包括其他鞋类），可称得上世界之最。而老板大多是独资，极少数为两三人临时合伙。其规模，大者雇工三四十人，小者仅六七人，一般雇用十多人。

    温州老板（各行业）大多在30岁左右，50岁以上的较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一般都是小学或是有名无实的初中，高中以上的极少数，有的甚至是“跌倒不识一个‘爬’字”的半文盲。而且一般思想素质低劣，其中小部分有盗窃流氓前科，甚至是“二进宫”过来的。皮鞋业老板除小部分原是国营集体鞋厂职工之外，绝大部分不是内行人，是“见利思变”干起这个行当的。至于他们的原始资本来源，早期起步的是以屋契抵押的低息贷款，或民间以3％—4％利率的高利贷，或民间“抬会”筹集的，有的则是骗款赖债的（我岳母就有3000元养老金被骗走）。当然也有少数是惨淡经营起家的。

    自古有云“为富不仁”，温州老板们对雇工的刻薄也是令人惊叹的。任何劳动，何况是强劳动，都不免有皮肉损伤流血的工伤事故，但有些老板竟连一点点碘酒、药棉、胶布或“创可贴”之类应急的药物都不为雇工备置，更何况其他劳动防护用品。我18岁的长子，在个体灯具厂打杂，经营操作喷漆，接触甲苯、丙酮及有机铅之类毒性化学品。老板虽拥有几百万元钱财，却只为雇工提供两台破旧的排风机，既无防尘口罩又无工作服。甚至比这些更为残酷对待雇工的现象比比皆是。

    如今老板们通过种种手段大发其财后做“守财奴”的已极少见，大多成为享乐会花钱的“阔佬”。吃喝等挥霍钱财不算，还有句概括他们生活的顺口溜是：“骑的本田王，穿的A底王，睡的弹簧床，抱的花儿王。”更有甚者，常年金屋藏娇养外室。

    至于老板们怕不怕“共产”呢？说怕也不怕，因为有相当部分的老板是“五毒俱全”的，触犯刑律尚且不怕罪，还怕什么！但另一方面，老板们拥有的大量钱财却都不大乐意存入国家银行，原因是怕一旦政策有变或管理严格，存款被冻结。因此老板们欢迎现金交易，这样，一来可以偷税，二来不转入银行。对于已转入银行账户的钱，则是尽可能通过种种渠道提取出来，放在自家里，或到黑市换外币。

    ......

    温州市主治医师、离休干部许××

    1991年5月

    （摘自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办公室1994年2月所编的《国务院三次来温调查纪实》。此信导致了中央调查组1991年7月第三次前往温州。以上为信件的摘要）

    附：《当前温州老板和雇工的一些情况》作者许××的情况

    许××，温州市人，1949年2月参加地方武装，1951年从部队复员，1990年因病提前退休。

    他写信用的都是真名真姓。但他冠以“主治医师、离休干部”，这使他具有高级知识分子和革命老干部的双重身份，容易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

    时任中共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方根雄于1991年6月下旬在温州调查时，曾亲临许××家专访，并与许进行过直接的交谈，了解他写信的材料来源及其意图。据许本人讲，信中的材料都是他将平时在社会上流传的闲谈内容收集起来，经过自己的加工编写而成，没有进行任何调查核对。作为稿件投寄给《人民日报》发表，是为了从中获取一定的稿酬。1987年12月，他曾写了一封题为《一位温州人士心中的温州忧》的长信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社于1988年在《每日总汇》第45期上予以刊登。于是，这封信获得了稿酬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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