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
1861年，一位名叫利希霍芬的德国地质学博士得到上海英国商会的赞助，开始了一次与地质关系不大的中国人文考察。当漫无目标地游走了大半个国家之后，他突然对东西南北不同地区的中国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最终向为此行提供赞助的英国商会交出了自己的心得：《中国——亲身旅游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
在这本书中，利希霍芬详细地描述了中国19个省份人士的性格特征。第一部分人群就是“浙江人”：
浙江省人，由杂种多样的人组成，只是近几百年才服从朝廷的统治。浙江人一般性格柔和，给接触者以好感。
浙江居民很能干，善于背东西，女人和男人一样干活、撑船、做生意。在中国，浙江的势力更表现在买卖人上，他们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
由于年代久远，我们已无法查证利希霍芬形容浙江人“善于背东西”的准确含义究竟是什么。但他所指应该不是单纯的体力活，而是类似于转运贩卖等商业行为。
100多年后，“善于背东西”的浙江人借改革之力，真真切切地成就了一个市场大省。“办市场，看浙江”，成了破译浙江成功之道的基本密码。
利希霍芬博士一定会为自己当年的判断颇感自得。
山坳里的市场神话
1986年7月，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第一次前往温州永嘉县桥头镇考察。早就听说桥头是“世界东方纽扣中心”，但他有些半信半疑。
汽车一直在瓯江北岸的山峦之中穿行。
“桥头还有多远？”从杭州出发，已经整整10个小时了，董教授不得不关切地询问。
“马上就到了。”陪同的同志回答。董教授记得，这样的回答好像已经说了好几遍了。
猛地，汽车从杭温公路上一个左拐，驶入了一条颠簸不平的泥土路。车摇人晃，尘土飞扬，窗外一片模糊。近半个小时后，汽车终于在一条仅几米宽的破旧老街旁停下，迎面便是一块大大的招牌——“桥头纽扣市场”。
陪同人员向董教授介绍：桥头市场摊位为1000多个；包括周边乡村在内，共有纽扣厂480余家；生产和经销的纽扣有16大类、1500个品种，年经销额超过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由此带动开办的服装厂、拉链厂有1500多家。像这样的规模，国内肯定没有，在东南亚亦堪称老大。
有人精确测量过，从桥头到杭温公路的这段乡间土路共3.5公里，只能平行交会两辆拖拉机。路两旁，是连绵的崇山峻岭。
这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山坳里的“世界东方纽扣中心”。
桥头纽扣市场究竟是如何兴起的？为何偏偏兴盛于这样的山旮旯？连桥头人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
我听到的版本有四五个。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据传在1979年，一对依靠弹棉花为生的叶氏兄弟——永嘉县是远近闻名的弹棉郎之乡——在河南辛苦打工一年后准备回家，匆匆路过一家国有纽扣厂门口时，发现墙角有一堆次品纽扣。他们寻思，如果带回去说不好还能换点小钱。可又没有口袋可装。弟弟二话不说，利索地脱下一条棉毛裤，将两只裤腿用绳子一扎，纽扣便哗哗地倒了进去。
回到桥头。叶氏兄弟摆开了小摊，没几天，纽扣就被一抢而空。这样一来，净赚了90多块钱，差不多相当于弹大半年棉花的收入。于是，兄弟俩马上又往河南赶，再运回一麻袋纽扣。
消息迅速传开。越来越多的桥头人往河南赶、往江苏赶、往广东赶，总之往纽扣厂多的地方赶，甚至还有人开始学习自己动手制作低档纽扣。
人多了，纽扣多了，“世界东方纽扣中心”渐成规模。
1985年，桥头纽扣市场并不是温州唯一的专业市场，却是最出名的市场。那一年，温州已经冒出400余家各类商品市场或产销基地，连同神通广大的10万名购销员，为温州五光十色的小商品编织起了极为庞大灵活的全国性营销网络。其中，最负盛名的“十大专业市场”堪称浙江市场乃至中国市场最早的东方启动点。
让我们一起记住这些已落满历史风尘的名字：
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
乐清县柳市低压电器市场；
乐清县虹桥综合农贸市场；
苍南县宜山再生纺织品市场；
苍南县金乡徽章标牌市场；
苍南县钱库综合商品市场；
平阳县水头兔毛市场；
平阳县萧江塑编市场；
瑞安县仙降塑革市场；
瑞安县塘下、莘塍塑料编织袋、松紧带市场。
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马洪这样评价：“温州的十大专业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影响了整个中国市场的发育，其生动的市场机制和优秀的市场开创者曾推动了全国市场的发展。”
考察古今中外，我们不难发现，市场显然不是温州或浙江的独门秘籍，也不是改革独有的产物。
在中国，以商品交易为重要目的的庙会、墟市等集贸市场至少已有数千年历史。据同治《湖州府志》记载，“集市游移而至，邻近农人皆往。人头攒动，热闹不凡。或携货交易，或聚围把式，皆得其乐也”。这样的场景，我们耳熟能详。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集贸市场定义为：一个“得到当局批准的、商品买家和卖家在某个特定时间相聚、或多或少受到严格限制及规定的公共场所”。除交易时间的非连续性外，集贸市场还明显具有交易半径的区域化、交易内容以各种日用消费品为主等特性。
而在浙江改革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的市场形态，则是作为众多乡村中小企业共享的销售渠道的专业市场。与传统集贸市场相比，浙江专业市场具有如下共性：
——绝大多数并非脱胎于集贸市场；
——交易时间的连续性、交易地点的确定性；
——以现货批发为主、集中交易某一类商品或若干类具有较强互补性和互替性的商品；
——市场范围呈现跨区域的开放性，甚至是辐射全国。
法国当代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形形色色的交换》一书中，也曾描绘过200多年前巴黎最大的市场“中央菜场”，当时它正处于由集贸市场向专业市场演变的过程中：
没有一张图样能确切反映中央菜场这一巨大建筑群的完整形象。盖顶的和露天的场所，支撑附近房屋拱廊的立柱，一面又利用杂乱向四周空地蔓延着商业活动。小麦商场于1767年迁出中央菜场，在斯瓦松府邸旧址重建；18世纪末，又改建海鲜商场和皮革商场，并将葡萄酒商场迁往圣贝纳尔门。整修乃至拆迁中央菜场的计划曾反复提出，但这庞然大物（占地5万平方米）仍合乎情理地留在原地。
中央菜场内，仅呢绒商场、布匹商场、腌货商场、海鲜商场有房屋遮蔽。紧挨在这些建筑物的四周，设有种种露天集市，出售面粉、大块黄油、蜡烛、麻绳和井绳。在沿菜场边缘排列的“立柱”附近，因陋就简地住着成衣商、面包师、鞋匠以及“缴付市场税的其他巴黎小商人”。
在最新的吉尼斯纪录上，欧洲现存最大的专业市场是荷兰鹿特丹的鱼类市场。
那是一座18世纪5层楼高的砖瓦楼房，建筑面积为10.6万平方米。在过去的200年里，勤于海耕的“荷兰海盗”一直是欧洲市场最重要的海洋鲨等渔产品供应商。据称，目前每年仅从鹿特丹市场运往欧洲各地的渔产品就达120万吨以上，交易额达10亿美元。
但毫无疑问，只有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尤其是浙江，专业市场才真正开始发育完善进而达到极致，真正对一个区域的经济活动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并衍生成为令人惊叹的“世界经济史经典”。
到1991年，浙江已拥有各类商品交易市场3802个，年交易额204.6亿元。全省差不多每1万人就有一个市场，200多万农村人口直接在市场的各个环节找到了就业机会，1000万人的商品生产行为与专业市场密切关联。
那一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第一次统计开列中国专业市场龙虎榜。在“十大专业市场”中，浙江囊括两席；100多家超亿元市场，浙江约占1/3，鹤立全国。其中，义乌中国小商品城跻身“十大专业市场”之首，并将这一桂冠连续保持了17年。不久前，联合国、世界银行、摩根斯坦利等共同发布的《震惊全球的中国数字》报告中再次确认，“中国义乌市场为全球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
专业市场率先出现在温州随即又遍布浙江并非偶然。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浙江自然资源十分匮乏，又长期属于计划经济的“遗忘之地”，乡村加工业数量惊人的原材料采购及产品销售，只能指望自我发育的各类专业市场冲出华山一条险道。
另据官方统计，浙江企业总数超过100万家，其中，中小企业占了99%以上，家庭工场、夫妻作坊构成了浙江经济的庞大基座。对于规模狭小的企业主体而言，建立自有的产供销渠道无疑是“不可承受之重”。而作为共有共享的交易平台，专业市场的出现恰到好处地满足了无数中小企业的生存需求，必然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无须千里奔波寻觅，天南海北的行业资讯在这里汇聚，林林总总的供需渴求在这里对接，实现交易的机会成本大大降低。
同时，专业市场的开放特性，决定了大量相同或类似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会涌入同一个交易空间，彼此之间接近于完全竞争。于是，对专业市场的充分依赖，又反之强力推进了企业的市场化蜕变。正是在这样一种良性互动之中，浙江民间经济主体日渐绽放活力。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专业市场的勃兴，并不是地方政府主动的制度安排，而是浙江乡村工业市场化发展顺其自然的必须。因此，浙江专业市场从一开始就蕴藏了计划经济难以压制的顽强生命力。
以下是同样发生在桥头，有关市场争夺的一场激烈而耐人寻味的“小镇战事”：
桥头西去13公里，是浙江丽水地区的青田县温溪镇。温溪地处一片山地小平原，104国道穿镇而过，当时的日车流量达5000辆，境内还有丽水地区唯一的内河码头。水陆之便，堪称浙南第一。
与之相比，桥头只是一个山坳里不起眼的埠头，“地利”远逊于温溪。桥头纽扣市场迅速崛起的神话，令温溪人大受刺激。不服气的温溪人决心放手一搏。
1988年，青田县及温溪镇有关部门立下“军令状”——不惜一切代价，把纽扣市场夺过来。他们坚信，在以往30多年中运用得极为娴熟的工作“法宝”——行政手段抓经济仍将百战百胜。
由当地政府组织、供销社牵头，筹集巨资从全国各地采购来大批各色纽扣，在温溪集中销售，售价比桥头的便宜。
一时间，商贩们纷纷从桥头转向温溪。
几天后，桥头纽扣市场的摊主积极应战，随之降价。
温溪立即作出反应——继续降价，低价竞争。虽然一降再降，售价已经接近甚至低于成本，卖出一粒纽扣可能赔一分钱，但温溪人咬住牙，相信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干部们很自信：这边是阵容严明的“政府军”，那边是一盘散沙的“游击队”，胜负不言自明。
终于，桥头农民摊主不耐烦了。他们潮水般冲进温溪，迅速将摊头上所有优质纽扣抢购一空，扬长而去。
很快，桥头纽扣市价回升到“战”前。而此时的温溪人殚思竭虑，资金已耗去大半，再无力组织像样的反击。
“肉搏”失利，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雄心未泯的温溪人又开始了一项人工“筑巢引鸟”的持久战计划——一个占地21亩、浙江省最大的镇一级车站建成，一条宽24米的标准化商业大道建成，两座造型别致的贸易大楼建成，两座拥有500多个床位的宾馆建成，一个占地5280平方米的小商品市场建成。还有日供水量5000吨的自来水厂、11万伏的变电所、3000门自动电话的邮电大楼相继落成，镇政府办公室也装起了当时连地委书记都没有的国际直拨电话。温溪人倾囊而出，花3600万元，筑起了一个现代化的“金巢”。
他们翘首以待，南来北往经商办实业的“凤鸟”们，这下总该翩翩而至了吧？1991年底，我和同事吴晓波前往温溪采访，耳闻目睹的事实却令人寒心：
五层楼的天香楼饭店，开张不久便告歇业，服务总台堆满了毛边纸，当年恭贺开张的喜匾浮尘满面、蛛网悬角；
拥有242个摊位的小商品市场中营业的只有150余家，摊贩比顾客多，两座气派的贸易大楼和商业大厦皆栅门紧锁；
宽24米的处州大街空荡洁净，偌大的车站停车场有一半空间长期堆放木材，来往的车辆川流不息，却大多一闪而过，“凤鸟”们仍然直飞13公里外的桥头。
雄心勃勃的人工“筑巢引鸟”不战自溃。这是温溪的失败，更是计划经济的失败。
桥头纽扣市场生长在崇岭夹峙的旮旯，宜山再生纺织品市场也藏于深山，这一“山坳现象”同样适用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浙江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许多专业市场。
金江龙村地处浙中金华市，距离永康县城尚有20公里蜿蜒的山路。千百年来，当地一直有制作木杆秤的传统，钉秤手工艺人游走四乡谋生。1979年，最早的杆秤及配件交易市场居然是在金江龙村后山的一片茂密的松树林中诞生。市场名气慢慢大了，经营者却一直小心翼翼。5年后，思想解放的古山镇干部敲锣打鼓，这个“偷生”的市场终于被“请”到了金江龙村中心祠堂边落户。1990年，我来到这个小山村采访时，金江龙已是年成交额近千万元的全国最大的衡器专业市场，交易品种包括木杆秤、铝杆秤、电子秤、案秤、台秤、地中衡。同时，还带动了周边10多个衡器专业村、2000多户家庭工厂的成长。
“山坳现象”显然不符合交通便捷、物流畅达这一构建市场的先决条件。浙江专业市场最初显现的普遍事实是，地处偏僻、先天不足，却率先发育、生机盎然。这一经济学悖论不能不让人大跌眼镜。
“事实上，这是一个研究视角的误区。”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张仁寿说，“和许多中国问题一样，研究浙江专业市场不能只着眼于经济范畴。”
在这位著述颇丰的温州籍中年学者的一篇论文中，我注意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以当年温州十大专业市场为例，大多坐落在水陆交通都不是很便利的地方。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那些地方，“左”的思潮相对薄弱，计划经济的束缚相对较小。否则，这些市场很可能在兴旺之前就遭取缔。中国改革的经验证明，对旧体制的最初突破，往往发生在旧体制最疏于防范的地方。
张仁寿把这一现象概括为“边区效应”。
由夹缝中乘虚而入，于夹缝中遭受百般挤压。“边区效应”的背后是浙江商人的艰辛和智慧。
义乌的秘密
1986年10月28日，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人民日报》第一次以显眼的头版，对发生在义乌的市场经验进行了报道。同时，配发了一篇比新闻本身篇幅更长的评论员文章，其标题就是对义乌结论式的高度肯定——《大兴民间商业》：
义乌县发展民间市场，培育市场机制，引导农民背靠市场搞活经济的做法，对我们下一步如何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很有启示。
农村在完成以家庭承包制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步改革后，怎样引导农民发展商品市场呢？显然，过去那种依靠指令性计划、自上而下地指挥生产的老办法不行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已经取得独立商品生产者地位的近两亿个农户，他们有自主决策权，可以和社会各方面发生横向联系。在这种条件下，只有把市场机制培植起来，才能引导农民逐步进入市场，通过市场交换来发展商品生产。也就是说，要积极地把过去高度集中、只依靠行政命令的计划经济，改为以多样化、多层次的市场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在农村，尤应提倡积极发展由农民和农民群体组成的民间市场。义乌经验证明，兴民间商业有利于培植市场机制，这是农村第二步改革要做的一篇大文章。
义乌专业市场的秘密开始浮出水面，其价值远远超越了市场本身。
从现有的资料看，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Mathire博士，可能是第一位“意外”关注到中国专业市场的西方学者。
1987年5月，这位能讲一口流利中国话、还起了个中国名字“马紫梅”的博士，站在了拥有5400个摊位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她后来形容当时自己的惊讶，“不亚于看到了一处从未发现过的异域文明”。
马博士原本是打算去著名的天台国清寺的，中途在义乌吃午饭。饭后，陪同的中国翻译便热心地带她到市场逛逛。在她眼前，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操着各省口音的商贩穿行于一眼望不到边的摊位之间，然后又背起大包小包的小商品奔赴各地。
WHY？
据当年陪同马紫梅博士的义乌县委干部回忆说，马博士一口气问了5个“WHY”：
——这些农民商贩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为什么这里的商品会那么便宜？
——如此远距离的运输、如此低廉的价格，还会有利润吗？
——为什么美国在工业文明初期，没有出现过像义乌小商品市场这样的超大型专业市场？
——为什么一场前所未有的专业市场浪潮，偏偏会出现在20世纪末的中国？而在中国，最活跃的专业市场群为什么会出现在东南沿海的浙江省？浙江最大的专业市场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过去并不出名的义乌？
带着一连串的疑问，马紫梅博士离开了义乌。临走时还买了一打尼龙丝袜带回美国，折合0.6美元。“不可思议的便宜，无法抗拒的诱惑”。
对义乌秘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一直延续到20多年后的今天。解开义乌秘密的第一把钥匙，肯定是用鸡毛换糖的义乌“敲糖帮”的前世今生。
同100多公里外的温州一样，义乌也是人多地少。更糟糕的是，处于金（华）衢（州）盆地的义乌土质属黄红壤，黏性大而肥力极差。土地不养人，经商便成了农民糊口活命的生存之道。
黄红壤不适宜种水稻，却盛产甘蔗，用甘蔗熬出的红糖成了千百年来义乌的一大特产。冬春农闲时节，义乌农民们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走街串巷，用红糖制成的糖饼向客户换取鸡鸭鹅毛、废铜烂铁。换回的鸡鸭鹅毛按质量分等，好的可用来加工鸡毛掸，差的下田沤肥。“敲糖帮”由此产生，至少相传了数百年。慢慢地，糖饼不再是唯一的交换物，针头线脑等各色日用小商品也装进了货郎担，“敲糖帮”逐渐成长为义乌最重要的民间商业力量。
“敲糖帮”的行踪并没有局限于义乌。鼎盛时期，其活动范围南至广东、西至湖南、北到徐州。货郎担远走他乡，最怕的就是势单力薄。由此，“敲糖帮”内部开始趋于合理分工，日渐紧密，成为了真正的“帮”。
从组织结构来看，“敲糖帮”分为游走四方的“行担”与“坐坊”两大系。“老路头”是“行担”中地位最高的，管辖数位“拢担”；“拢担”之下是“年伯”；“年伯”再下辖若干“担头”。“坐坊”则专门为“担头”提供配套服务。其中，“糖坊”主要负责帮助“担头”制作糖饼、糖搭、篾篓；在某些交通要道设立的专门接待“担头”的小客栈称作“站头”，“站头”一般由“糖坊”控制；“行家”是给“担头”批发采办百货的机构；“老土地”则在义乌当地以收购“担头”的回头货为主业；“坐坊”拥有的流动资本相对较大，它们比“行担”更有实力，“行担”因此往往受制于“坐坊”。
据官方统计，1949年，义乌“敲糖帮”的季节性商贩人数占全县人口的5%以上，达数万人。伴随着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敲糖帮”严重萎缩，但远未“斩草除根”。
1980年底，义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出于恢复当地传统民间商业的考虑，尝试性地再度颁发了7000余份“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临时许可证”，并要求“外出人员统一由大队申请，公社审核同意，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许可证。各区工商行政管理所要指定专人负责”。
在将这份“通知”下发本县各乡镇的同时，义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还向货郎担活动频繁的江西、湖南、安徽、福建等毗邻各省相关部门发出了公函，希望“予以支持和管理”。
“敲糖帮”的重生，实际上意味着计划经济时代“市场准入”禁区的悄悄开放。
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货郎担开始在县城稠城镇和廿三里集镇歇担摆摊，小商品市场雏形初现。而在外地走街串巷的“敲糖帮”则从小商品市场进货。资料显示，这一时期以稠城市场为例，设摊的商贩已达100多人，先是在繁华的县前街，后迁往北门街。经销的商品涉及塑料玩具、装饰品、打火机、帽子、手提袋。货物来自三种渠道：从国有百货公司批发；从外地厂家直接进货；摊贩自己加工生产。
此时的小商品市场已由地下转入半公开，人气渐旺。商贩们以竹篮、箩筐、塑料布、旅行袋为工具，随地设摊，沿街叫卖，被认为“严重影响市容”。有关部门多次奉命驱赶，商贩们迅速收拾简陋装备一哄而散，“猫捉老鼠”难以奏效。
1982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史上的两位传奇人物登场了。一位是摊贩冯爱倩，一位是刚刚从相邻的衢县调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
冯爱倩的经商之路是在卖掉了10担谷子获得了80元的“本钱”，又从信用社贷款300元之后开始的。经商是因为家里日子实在太苦。冯爱倩记得，有一次她曾经拿着篮子去借两斤米烧饭，居然借了7户人家才借到。1980年12月1日，40岁的冯爱倩领到了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发放的小百货个体经营营业许可证，编号是001号。
那年头做小商贩的艰辛，冯爱倩至今刻骨铭心。有一次去绍兴进货，她把3000元现金捆在腰间，由于捆得太紧，差点喘不过气来。回义乌的途中，汽车刚过诸暨就抛锚了。当时天已透黑，还下起了雨。货物用篷布包裹得严严实实，冯爱倩就蜷缩在敞篷车厢的角落里，啃点随身带的饼干充饥。阴风阵阵，人被吹得像筛糠似的哆嗦个不停。整整冻了一夜，天亮时她发现自己的头发、眉毛都结满了霜花。
辛苦点倒也罢了，更大的麻烦是虽然已有了许可证，但个体商贩终究还是让人看不顺眼，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遭受围追堵截是常有的事。一不小心，货物全部被没收，血本无归。“抓了罚、罚了抓”，这样的日子是没法过了。无可奈何的冯爱倩唯一的指望就是希望哪位领导“能站出来说说话”。
终于，她遇到了“能站出来说说话”的谢高华，也就有了后来传说的小商贩向县委书记“怒拍桌子”的经典史话。
1982年5月的一天傍晚，冯爱倩偶然发现自己身边飘过一个瘦高的身影。“这不是新来的‘县太爷’谢高华吗？”她鼓起勇气径直冲到了县委书记跟前。事后冯爱倩回忆说，当时自己紧张得手心直冒汗。
冯爱倩情绪激动大声嚷着，她的义乌土话谢高华显然听得一头雾水。路人还以为是夫妻俩吵架，看热闹的越聚越多。“你先跟我走，”谢书记赶紧低声说。
冯爱倩生平第一次踏进了“县太爷”的办公室，心里还是慌慌的。她和平时谈生意一样，习惯性地掏出两毛九一包的好烟“大重九”，双手递了一支给县委书记。
“我们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政府为什么要赶我们？”
“我没工作，又没田种，不摆摊叫我怎么活？”
“你们当官的要体察民情，老百姓生活这么苦，总要给我们一口饭吃！”
也许是太紧张，也许是怨愤压抑得太久，冯爱倩连珠炮般地质问开了，泪水哗哗地流了一脸。
至于她当时究竟有没有“拍桌子”，是怎么拍的，说法不一。26年后，谢高华在接受《钱江晚报》“纪念浙江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报道小组记者采访时澄清说，那一夜，冯爱倩怨气很大，语气很冲，几次用手“敲了桌子”，但不是传闻中的“大拍桌子”，“必须承认，她的胆子的确够大的”。
这场著名的“争吵”或叫作“对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谢高华留下了两句承诺：“一是政府理解你，同意你们继续摆摊；二是我会转告有关部门，不会再来赶你们。”
来自与商贩的意外“争吵”让谢高华感慨良多。他一头扎进义乌乡间，默不作声地连续调研了4个月。调研的结果是，1982年8月25日，由县政府、稠城镇、城阳区工商行政管理所三级部门成立的“稠城镇整顿市场领导小组”下发了“一号通告”，宣布将于当年9月5日起，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一个在稠城镇湖清门，另一个在廿三里集镇（后迁至稠城镇市场）。这是全中国第一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
9月5日，湖清门市场的开业并没有出现日后很多媒体报道中所描述的“锣鼓喧天、彩旗飘飘”的隆重场面。没有一个县级领导在开业现场露面，也没有任何新闻报道。因为根据此前的官方条文，搞小商品市场至少违反了三项禁令：农民不能弃农经商；集市贸易不能经销工业品；个体不能批发销售。另外，政府的松口“准生”，很大程度上只是对义乌小商品交易普遍存在这一既有事实的客观“追认”。“猫捉老鼠”的游戏不能长期玩下去，既然无法禁止，说明百姓有此需求。与其逆势而上、强行关闭，不如顺其自然、规范管理。当然，这种“追认”在当时仍是需要勇气的，其重大意义在那一天以后逐渐显现，熠熠生辉。
1982年11月25日，义乌县委、县政府召开了全县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虽然这次大会并非专门针对小商品市场问题，但县委书记谢高华在讲话中提出了“四个允许”，并进一步明确了事关市场生存的重要政策规定：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①“四个允许”从政策上对日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大发展起到了关键的催化作用。
翻过最艰难的山隘之后，义乌市场从此一马平川。
1982年9月，落脚湖清门的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建在一条臭水沟旁。水泥板上用木板搭成摊位，以塑料薄膜作雨棚，属典型的“马路市场”。有摊位700个，年成交额700万元。
1984年10月，义乌县委、县政府响亮喊出“兴商建县”口号。同年12月，第二代市场在稠城镇新马路建成，水泥铺地，钢架玻璃瓦，银行分理处、问讯广播室等配套设施齐全。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增至2874个，年成交额5000万元。
1986年，位于篁园路的第三代市场开张。占地4.4万平方米，摊位5483个。来自周边地区及福建、江苏等地的客商纷纷进场设摊，一些乡镇集体企业甚至国有企业也前来直销产品，市场主体趋于多元化。年成交额突破2亿元。
1992年8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将义乌小商品市场命名为“中国小商品城”。
1995年，在第四代小商品市场一、二期工程的基础上，现代化超大型大厅式商城——宾王市场投入运行。年成交额猛增到184.68亿元。
2002年5月9日，中国小商品城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小商品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2005年9月，第五代义乌国际商贸城全面竣工。
2007年10月，采样自义乌3000余家商户，由国家商务部发布的“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正式启动。
“这肯定是一个会让你发疯的地方！”来自纽约的全球代理商格伦·塞恩惊呼。
格伦·塞恩所听到的关于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的数字，的确会让任何人发疯：
营业面积260万平方米，商位5.8万个，从业人员20万人，日客流量20多万人，常驻义乌的各国商贾8000人。如果您在每个商位前逗留3分钟，需要100多天才能逛完。整个市场共涉及43个行业、1901个大类、40万种商品，几乎囊括了工艺品、饰品、小五金、雨具、电子电器、玩具、化妆品、袜业、钟表、线带、纺织品、领带、服装等所有日用工业品。2007年市场总成交额达348亿元，1000多个集装箱每天从这里运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唐·李的笔下，义乌市场俨然是《马可·波罗游记》中“世界之城”的现代版：
在这里，成千上万的店主在近距离竞争，兜售着包括家用电器、发卡、锤子、佛像、类似哈雷摩托的自行车以及埃及水管在内的所有东西，而且全部是以超低的价格出售。买主来自世界各个角落，他们不仅在为小商铺，也在为沃尔玛和家乐福等大型零售商寻找商品。
你的圣诞节装饰物也许就来自这里。45岁的穆阿耶德·萨阿德每年都要从耶路撒冷来这里两次，每次都要花大约5万美元。他说：“这里不是什么都有，但几乎什么都有。”他从一家卖装饰品的店铺买了500卷6英寸长的绸带，打算用它们装点婚礼贺卡。这花了他250美元，价格仅为耶路撒冷的1/10。
至今，有关义乌何以成长为令人瞠目的专业市场“巨无霸”，以及这个“巨无霸”究竟还能走多远的争论仍在持续。格伦·塞恩的惊呼与唐·李毫不夸张的描述，多少能让我们触摸到有关“义乌秘密”的清晰脉动：全球最庞大的规模、全球最齐全的商品、全球最低廉的售价，赢者通吃的“第一效应”，足以使义乌在我们可以想见的未来变得更加鲜活。
来自浙江的“候鸟”
在距离浙江4000多公里的乌鲁木齐，新华饭店当年很出名，甚至连相邻的中亚和独联体国家都知道。但新华饭店的出名并非因为它是一家饭店，而是因为它变成了一家市场。
1986年，20多位义乌人扛着大包小包的服装、小百货到乌鲁木齐，他们坚信，新疆地域广大，市场也一定会很大。但等待他们的，却是一次次的驱赶、抓捕、查罚，无证摊贩的遭遇，几乎与5年前的义乌一样。
就这么打道回府是不可能的，钱没挣到，脸面也会丢光。
办法总会有的。他们住的正是新华饭店。这是乌鲁木齐城西河滩地上的一座三层楼房。位置偏，房价也便宜，20多平方米的一间大房每晚只要8元钱。于是，他们包下四个大间，一间大家挤着住，三间权当摊位，鞋袜、玩具、服装，一字排开。
“新华饭店有浙江人在卖服装了，款式蛮新潮，比百货商场还便宜几十块呢！”好消息不胫而走。没过多久，三间客房每天都人满为患。生意一红火，尾随而来的义乌同乡也越来越多。到年底，摊位增至90多个，占据了整整一层。1990年，新华饭店已经完全没法接待纯粹住店的客人了。摊位暴涨到720个，连楼道拐角和饭店办公室都挤满了百货摊。4年时间，原本生意萧条的新华饭店居然摇身一变，累计向国家缴纳利税787万元。
那几年，在家乡已操练得拳脚熟络的浙江各地商贩纷纷杀进作为大西北中心城市的乌鲁木齐，单是义乌籍的经营户就达2000个。由于当地冬季实在太冷，根本不适合露天摆摊，于是，那些冷僻闲置的饭店、旅馆又被盯上了。先是长征饭店被“开发”，再是群众饭店，而后是新疆军区第二招待所，紧接着火车南站附近的4家旅社也被一并“吃掉”。
形势大好，问题也随之而来。商贩们分驻在乌鲁木齐城区四面八方的大小饭店，人气散了不说，秩序也散乱不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感到很棘手，加强整治的理由也就十分充分。
怎么办？1991年初，几个头脑灵光的义乌商贩联名致信老家义乌市政府，建议在乌鲁木齐开办一家像模像样、正规有序的集中交易小商品市场，并亮出义乌分市场的金字招牌。
义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兴奋异常，立即派员飞赴乌鲁木齐。已经初尝“办工厂不如办市场”甜头的当地政府也兴致盎然，一拍即合。1991年底，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乌鲁木齐分市场开业，占地36000平方米，拥有营业房700间，摊位3200个，地下室仓库213间。市场建设资金以集资自筹为主，凡进场的浙江商贩每户摊4000元，可以享受前两年免交摊位费、后10年优惠18%摊位费的待遇。
此后，中国小商品城实业总公司在义乌成立，专门从事外地分市场的选点和开发。精明的义乌人十分清楚见好不能收的道理。
在北京，义乌中国小商品城通县分市场开业；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分市场开业；
在广西，凭祥分市场开业；
在四川，广元分市场开业；
在甘肃，兰州分市场开业。
…………
到1997年，遍布全国的13家分市场构成了一张巨大的网，年总成交额迅速超过了80亿元，相当于义乌小商品城自身市场交易额的一半。
一车车的浙江货配送四方，一队队的商贩如“候鸟”般飞往各地。义乌人已经不是当年的“敲糖帮”了，而是“连锁全中国”！
义乌人挟小商品市场威名，在全国各地风风火火，搞出了很大的响动。但作为“经济候鸟”，他们显然不是浙江唯一的一群，也不是最早的一群。
率先振翅高飞的还是温州人。20世纪80年代初，温州专业市场的萌发大抵要比义乌早一两年。其声名远扬的“十大专业市场”背后，依靠的正是活跃在大江南北的10余万购销员。在他们永不疲倦地奔走之下，是雪片般的订单和无孔不入的销售通道。这带来了家乡市场的爆发式兴旺，也使他们自己真正成为先富起来的人。1986年，据温州有关部门对147名购销员的抽样调查，平均年净收入为7800元，万元以上的占了1/3。在那个年代，“万元户”基本上就是富豪的代名词。
慢慢地，被动型的上门推销已经不能让温州人满足了。1987年，中国轻工总会陆续收到一些城市的“投诉”，称全国的纽扣价格已经被温州桥头农民强行“把持”了。总会立即派员赴各地暗访。调查的结果比投诉反映的情况要严重得多。据粗略统计，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西安、兰州、银川、长春、哈尔滨、昆明、大理、拉萨等50多个大中城市，共有2000多家商场（店）的某一类商品的柜台被包括桥头镇在内的温州农民承包或租赁，涉及“垄断经营”的产品有纽扣、皮鞋、徽章、标牌、低压电器等10多个大类、40余个小类。沿着这些被承包或租赁柜台所经销商品的来源追杀，指向只有一处：温州。
从温州出发，“候鸟”们看似散乱无序，却以共同的利润追逐为清晰指向，步履坚定，短短数年竟汇聚成为无所不在的庞大的温州军团。
官方认同的说法是，这支走遍全国的温州军团“将士”不少于160万人（含子女），相当于当年温州户籍人口总数的1/4。其中以出卖劳力为生者寥寥，他们共创办大小企业3万多家，经商户达70余万户。除西藏、青海等边远地区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首府所在城市的温州商人均在2万人以上，形成100多个温州村、温州街等群体集聚性“社区”。
温州商人向全国进发的所谓“财富之旅”决非我们想象的那般光鲜，其间的艰辛、酸楚和血泪几乎无人知晓。
新华社资深记者朱幼棣祖籍浙江台州黄岩县，与温州相邻。不知是否是乡土地气的缘故，一把年纪的他仍喜欢走南闯北，大西北是他的最爱。下面是朱幼棣一次铭心刻骨的“老乡奇遇记”：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在新疆阿勒泰地区雪山脚下的一个小县，我遇到了可以算作半个老乡的温州小鞋匠。他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颇齐全的补鞋用具，一头是镜子、牙膏等小百货。我试了试，沉甸甸的。他告诉我，开春以来，他就是挑着这副担子，踏着初融的积雪，一路追赶骑在马背上的哈萨克部落的迁徙。牧民们穿的马靴是用牛皮缝制的，一沾地上的雪水，极易磨穿。这是挣钱的好时机。两条腿的人要追上四条腿的马。挣钱？我问。这位老乡脱下鞋子、袜子，瞧着满脚的血泡，黯然地自语：我是挣血汗钱，卖命钱！
他已经快3年没回家了。他问我能不能回北京后帮他给家里捎封信，我答应了。第二天，我去看他，竟已人去床空。一大早，牧民提前出发，他也随着走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无法忘怀这位只见过一面不知姓名的老乡。我的眼前常常浮现这样一幅情景：一个挑着担子的温州商人，拖着一双血泡累累的脚板在追赶马背上的哈萨克牧民。但他无比坚毅。
在温州人和义乌人的身后，是更多的浙江人。
钉秤的永康人、修鞋的萧山人、补袜子的诸暨人、做棕床的嘉兴人、修眼镜的台州人……人多地少的基本省情，推动了浙江许多地方区域性传统手工业的兴盛，赢得了“百工之乡”的美誉。为了生计，为了活命，他们必须走出去，走出家乡、走出浙江，甚至走出国门。
上虞县是“中国朱丽叶”祝英台的故乡。在这片充满美丽传说的土地上，修伞郎也要出发了。捏着地图，背上伞件，他们边走边修，一直转悠到了云南、广西等边境乡镇。一些人甚至悄悄潜入越南、缅甸、老挝等国家摆起了修伞摊。到1985年，散布各地的上虞修伞郎有6000多人，其中跨出国门的就达近千人。
在上虞雨伞之乡崧厦镇，我曾经采访过一位姓张的修伞郎。他才24岁，在缅甸修伞已有六七年“工龄”。他说当年初到异国，人生地不熟，就花钱聘请能讲两国语言的缅甸边境居民当翻译兼向导，四处修伞。一年之后，自己的缅甸话就讲得相当顺溜了。
他告诉我，在跨国修伞游历中发现，缅甸、越南当地对中国产的纺织品极感兴趣，而上虞邻县绍兴就有国内最大的轻纺专业市场。“修了几年伞已积攒了不少本钱，这次回来打算搞些布料到那边贩销，生意不愁没得做。”
有学者在研究近当代中国新经济移民族群时，观察到了一个非常显著而独特的现象。
按一般规律，经济移民总是从边缘地带向中原地带、从贫困地带向繁荣地带、从战乱地带向平安地带流动。但是，20世纪80年代，浙江商人族群却是逆向而行。他们的出发地是经济相对发达的浙江沿海，目的地是更为穷苦的中国三北地区和中南、西南地区。
据不完全统计，以温州人、义乌人为先导，走向全国的浙江商人族群有400万之众，而浙江全省的人口总数不过4000多万。这种“候鸟”型的行商现象，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同样发达的珠江三角洲、江苏南部、山东胶东半岛地区均未大规模出现过。
费孝通认为：“社会变迁起于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非但使个人能够见到不同的生活形式，而且使个人遭遇新环境，要求新应付。”
温州人乃至浙江人，在30年改革开放史上以突破观念、勇领风气之先而广受称道。没有高深理论的启蒙，无须经典著作的引导，广泛而大量的主动性人口流动，为浙江思想解放培植了肥沃的土壤。所谓见多者识广，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这与流动半径有关，而与流动者的文化水平无太大关联。对160万在外温州人的文化水平抽样调查显示，小学程度占48.5%，中学程度占25.7%，大中专程度仅占0.47%。
大规模“候鸟”型的行商现象，也为浙江市场的超常规发育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强力支撑点。数以十万计的商贩奔波各地，无孔不入地渗透于各个销售渠道，或零售、或专卖、或批发。他们已经成为浙江专业市场放飞在中国大地上空的一只只长线牵引着的“经济风筝”。正是这种放飞和牵引，使得浙江大批专业市场快速发展，收放自如。
许多参观者和考察者往往对浙江人商业嗅觉的灵敏和捕捉商机的能力赞叹不已。实际上，浙江人并非天生优秀的经济动物，他们的商业成就很大程度上缘于其比别人付出了加倍的艰辛。他们散布于世界各地，彼此之间又依托地缘、血缘、乡情等传统族群因素，编织起了巨大的共享性的商业信息网络。从这一意义上说，专业市场仅仅是一种有形的市场载体，在某些情形下，市场交易形态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由无数经济“候鸟”所织成的市场大网却总是生机盎然、张力无限。有浙江人的地方就会有商品的流动；有商品流动的地方就会有浙江的市场。这种联系如同空气，无所不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市场热”开始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而在“东方启动点”温州，专业市场却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一个个“落榜”的消息频频传来：
——1991年起全国数次评选“十大市场”，温州均落榜。1994年浙江省“十大超级市场”评选，龙虎榜上温州依然无名。
——按全省各地市专业市场总成交额计，1992年温州名列第三，1993年居第四，1994年退至第七。
——除桥头纽扣等少数几个市场外，当年的温州十大专业市场有的停滞不前、发展缓慢，有的甚至已经销声匿迹。
温州专业市场出现了明显的萎缩。但正是在这一时期，温州经济进入了又一个高速发展期：1994年，全市乡村工业的总销售额猛增到了300多亿元，约为10年前的50倍。
对以上反差强烈的事实稍加分析后不难发现，在此前我们所描绘的温州专业市场发展的“山坳现象”，是以温州改革的先发效应为基本前提的。当市场经济理念开始成为普遍真理时，温州偏居一隅的地理瓶颈日渐凸显。专业市场向交通更为便捷的浙中、浙北转移，这恰恰是正常的市场规律使然。
同时，当年撑起温州经济好大一片天的家庭工业异常活跃，但个体薄弱，如一盘散沙，企业的生存力与产品的辐射力都十分有限。千家万户的小生产选择千家万户商贩式的专业市场这一商品交换形式是合乎逻辑的必然。
逐渐，一批批温州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崭露头角，日益壮大，雄厚的实力非昔日可比。它们已经有能力从最初有形的专业市场中脱颖而出，构筑起自己各具形态的隐形的新型购销网络。
在市场交换形态不断提升完善的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具活力的“大温州——大市场”。
这样的景象，我们同样可以从整个浙江找到。
有权威机构曾经从浙江宏观市场的层面——包括市场主体发育状况、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市场经济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确立的程度，以及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转变程度等综合范畴，进行过定性的分析和定量的评价。得出的结论是，浙江当下的市场化程度已接近60%，高于全国10个百分点。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化程度的极限大约在80%—85%。依此推断，改革开放30年，浙江的市场化已经走完了3/4的进程。
【浙江改革史档案一】
1978—2007年浙江商品市场年谱
（资料来源：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统计年鉴）
【浙江改革史档案二】
浙江市场的部分中国之最
截至2007年底，浙江共有商品交易市场4096家，总成交额达9325.2亿元，年成交额超亿元市场574家，其中超10亿元市场133家，均居全国首位。同年，全国商品市场年交易额前三甲被浙江包揽，分别是：义乌中国小商品城，348.37亿元；绍兴中国轻纺城，332.18亿元；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300.85亿元。
此外，浙江商品交易市场创下的中国之最不计其数。现简列如下：
中国最大的羊毛衫市场——桐乡濮院羊毛衫市场
中国最大的轻纺原料市场——绍兴钱清中国轻纺原料城
中国最大的纽扣市场——永嘉桥头纽扣市场
中国最大的鞋类市场——温州鞋革城
中国最大的童装市场——湖州中国织里童装城
中国最大的衡器市场——永康金江龙衡器市场
中国最大的胶合板市场——南浔建材市场
中国最大的眼镜市场——瑞安马屿眼镜市场
中国最大的教具市场——永嘉桥下教具市场
中国最大的香菇市场——庆元香菇城
中国最大的淡水珍珠市场——诸暨山下湖珍珠城
中国最大的袜业市场——诸暨大唐袜业城
中国最大的领带市场——嵊州中国领带城
中国最大的塑料原料及制品市场——余姚中国塑料城
中国最大的皮衣市场——海宁皮革城
中国最大的丝绸市场——杭州中国丝绸城
中国最大的灯饰市场——温州东方灯具市场
中国最大的家纺装饰布市场——海宁许村中国家纺装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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