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波特（美国）
“第三意大利”寓言
意大利就像一只巨大的“靴子”，静静地躺在蔚蓝色的地中海北岸。
在这只“靴子”的西北部，镶嵌着米兰、都灵、热那亚等璀璨都市。这一带被称作“第一意大利”，历来是意大利人的骄傲，囊括了汽车大王“菲亚特”等众多现代工业。首都罗马以南相对落后的南部农耕地区则被称作“第二意大利”。
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靴子”的中部与东北部经济快速崛起，甚至引起了全球关注。这个包括了艾米利亚—罗马涅在内7个意大利大区的区域，其经济的神奇增长显现出了如下普遍特征：以中小型家族企业为主；自发性、小规模、灵活的专业化生产；积极开拓销售市场；高度的产业集聚，产品集中于纺织、陶瓷、服装等传统行业。
1977年，意大利社会学家巴格那斯科在深入考察了这个发展路径明显有别于“第一意大利”和“第二意大利”的区域后，将之正式命名为“第三意大利”。
联合国工业发展署总结了“第三意大利”创造经济奇迹的7条经验：企业在地理上的靠近性；部门专业化；以中小企业为主；在创新基础上的企业间密切合作和激烈竞争；社会文化的同一性；企业间信任和积极的自治组织；支持性的区域和地方政府。同时，该权威机构称赞“第三意大利”充分展露了“全球范围相对落后区域经济振兴的曙光”。
经济学界由此将这种在农业社会向初级工业化社会转型时期，民间的、区域产业集聚的发展模型，形象地概括为“第三意大利寓言”。
差不多20年后，在1000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游历过的中国沿海，“第三意大利寓言”落地生根，再度精彩上演。浙江和广东，被普遍视作“第三意大利寓言”的中国版“双子星座”。尤其是在浙江，同一产业的中小企业“块状”高度集聚的格局发育得最为完整也最为极致，勾画出了浙江30年改革开放史上亮丽的风景。
让我们一起来走读堪称经典的“大唐”样本。
1999年10月7—9日，第一届中国袜业博览会在地处浙江中部、美女西施故里诸暨市的大唐镇隆重举办。作为袜业产业集群，大唐借此第一次向世界盛装亮相。
这可能是中国乃至全球唯一以“薄薄的一双袜子”为展示交易主体的博览会。据统计，这届袜博会共设立展位840个，参展单位646家，来自全国以及10多个国家的1万多位客商蜂拥而至，总成交额突破10亿元。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拥有“浪莎”和“梦娜”两个中国袜业驰名商标的义乌市，才应该是“袜子天堂”。但千真万确的是，“世界袜都”并不在义乌，而是在其以北不到50公里的大唐镇。
这个小镇面积仅53.8平方公里，本地人口只有区区2.9万，但其涉及袜子的数据俨然就是一个泱泱“王国”：
全镇拥有袜厂超过1万家。以2007年为例，大唐共生产袜子140多亿双，60亿地球人每人摊到2双，销售收入260亿元，自营出口突破3亿美元，占据了中国市场七成的份额、全球的半壁江山。全镇农户平均每家拥有8台织袜机，年工业产值90%来自袜业，农民人均收入有90%来自袜业，劳动力就业90%依托袜业。
1992年至1999年，大唐袜业产业集群进入了成熟定型期。但其春意朦胧的第一粒种子，很久以前就已在这里的乡间农舍自然生发。对此，《袜子战争》的作者刘华，对这粒种子是如何萌动并一步步顽强成林，以及对大唐做了迄今最为细致的描述。
距诸暨城关18公里的大唐原本是夹在几个乡镇接壤处“三不管”的边界小村落，一二百户人家，七八百口人。1988年10月，包括大唐在内的原柱山乡、城山乡合并，自始定名为大唐镇。
大唐古称大唐庵，一说大塘庵。据民间人士称，当年这个小村落附近曾有一口水塘，塘边有个尼姑庵，叫做“大唐庵”。
在浙江袜业公司董事长洪冬英的儿时记忆里，大唐庵一带荒无人烟，周围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黄荆，四面环山，丘陵荒山几近一半。当地有这样一首民谣：“上有山坞靠天田，下有筏畈受涝田。一夜大雨水成灾，三个太阳田裂开。”千百年间，洪涝、干旱与饥馑始终与大唐人如影随形，民生异常艰难。
田地不养人，好在作为浣纱女西施后裔的大唐百姓善织。以手摇袜机生产各种棉纱袜，在当地部分农户中早有渊源。
1969年，钟家村从上海织袜厂以每台160元的价格购得16台手摇袜机，创办诸暨第一家袜厂——钟家袜厂。1974年6月，原城山乡大松村从毗邻的东阳县买来3台旧袜机，创办了大松袜厂。大唐袜业由此复苏，因贫困而对财富极度饥渴的农户相继争购袜机，家庭作坊如野草般无声地疯长。
“那时候可没敢想搞成世界最大，但织袜子可以填饱肚子却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当年在乡办袜厂做机修工的张金灿算了一笔账，手摇袜机每天可生产50—60双袜子，每双袜子可以产生1元钱利润，而生产队1天的工资是0.40元。这岂止是填饱肚子，简直是天天吃肉！
懂技术的张金灿在乡亲眼里可是大大的“财神”。仅1978年秋天，他就将从外地收来的500多台废旧线袜机改装成尼龙袜机，提供给大松、箭路等自然村的农户使用。“改装过的旧机器很便宜，几十块一台。操作上也很容易学，只要不是瞎子都会干的。”
农民的天性未必善于创新，但模仿能力的强大令人吃惊。尤其是当他们亲眼看到曾经与自己一样穷困不堪的乡亲邻居因为家里有了几台袜机而数起了成沓的钞票。怎么上机、到哪里去弄原料、什么款式最好卖，这一切先是在整个村子里相传，然后又从这个村子快速地扩散到相邻的另一个村子。
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弃农从袜”还属于非法的“地下斗争”。在寂静的乡间夜晚，农户家生产袜子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老旧的袜机一开动就会发出唧唧哑哑的响动，警惕性极高的乡干部随时可能推门而入。迫不得已，农户们在机器梢头钉上橡皮，在墙上敷上厚厚的草席，并且用棉被将门窗遮挡得严严实实。为了赚钱，他们豁出去了。
袜子毕竟不是稻米，在方圆30公里的传统交易半径内，消费量肯定是十分有限的，要想卖出更多的袜子，就必须找准辐射力强大的流通渠道。虽然没有闯荡过多大的世界，但大唐人凭直觉也明白这个道理。
他们最先拥到离诸暨城关10多里的外陈火车站，后来逐渐集中在杭（州）金（华）公路与绍（兴）大（唐）公路交会的“金三角”一带的路边进行销售。将自家织出的一打打尼龙袜装在菜篮子里，一批批过往车辆上的乘客和司机成了他们源源不断的客户。隔着窗玻璃，高高举起竹篮，用土音浓重的蹩脚的诸暨普通话高声叫卖，生意出奇的好。第一个“自由”袜子市场诞生了。
到1988年大唐建镇时，全镇已有948台袜机，150台加捻机，18个袜摊，15家袜机配件摊。除夫唱妇随自家摆弄外，雇人开办的小型袜厂也成批出现了。规模最小的是4台袜机，因为1名工人正好管4台袜机，再少就不划算了。
马路市场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日益扩张的产能需要。1991年8月，占地35亩、拥有交易摊位728个的大唐轻纺袜业市场竣工。二期工程又增加了1000余个摊位。
1992年10月10日，靠一双袜子慢慢挺起腰板的大唐人实在忍不住召开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面对全国数十家新闻媒体，他们雄心万丈地亮出成绩单：开业仅1年的轻纺袜业市场日成交额已增至250万元，最高达400万元。全镇各类袜机猛增到1.4万台，平均每天有47万双袜子发往全国各地。13个省市区的167家企业产品在大唐经销。1992年全镇工业总产值达2.5亿元，比1988年建镇时膨胀了4倍；集镇建成面积扩大了12倍；银行存款余额比建镇初增长了15倍。
至此，大唐袜业产业集群的轮廓线已清晰可见。剩下的事情，就是如何高歌猛进了。
大唐样本，几乎蕴涵了浙江绝大部分区域产业集群的共同成长基因：萌生于乡间，为了在土地之外寻找一条活路，往往不得不从低投入、低技术的传统小型加工业杀入；完全没有政府选择性安排的预谋，属于人数庞大的农民集体无意识的发展冲动；一开始就被无情地挤压在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没有爹娘，没有奶水，与市场经济天然地水乳交融。
杜润生曾入木三分地评点道，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老百姓经济”。既然是“老百姓经济”，出身注定不高贵，命有时候很贱，就像农家的孩子取名叫“小毛”、“二狗子”。不过它很随缘，自立性强，生命力空前旺盛，见土就长，有缝就钻。同样，既然是“老百姓经济”，诞生时其单体必然很弱小，小的就得抱团取暖、相依为命，以扩张共同的生存空间。聚沙成塔、滴水成河，在“老百姓经济”的肥沃土地之上，五光十色的产业集群顺势而生，乘势而强。
浙江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从何而来，其背后究竟有些什么耐人寻味的秘密？在稍后的描述中，会给出更详细的答案。
我们首先将读到的事实是，集群化的浙江特色产业历经10年磨剑，早已成长为一支彪悍的军团，它们施展身手的舞台是整个世界。
以下是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多恩·李亲眼所见发生在两个“世界袜都”之间的一场激烈暗战以及最后的战果清单。它们大约相距1.1万公里，横跨浩瀚的太平洋。
位于美国南部亚拉巴马州阿巴拉契亚山区的小镇佩恩堡自诩为“世界袜都”是颇有理由的。
这座约有1.3万人口的小镇从1907年就开始生产袜子，一度以地球上每8双袜子中就有一双产自佩恩堡而自夸。20世纪90年代，佩恩堡镇每3个就业机会中就有1个与袜业有关。当地拥有的数十家袜业公司堪称美国制造业的典范：努力工作，共享资源，节约成本，投资于技术。
42岁的小戴尔·杰克逊在佩恩堡出生、成长。他从阿拉巴马大学获得心理学学位后，认为自己能在罗宾—林恩纺织公司大展宏图。他从1988年开始为这家公司工作，当时每小时挣4.15美元。数年之后，他进入管理层，年薪约为10万美元。他说：“当时，任何选择在袜业工作的人都感觉自己发达了，碰到了好机遇。”
1999年，罗宾—林恩公司向全球市场卖出了3000万双袜子，销售额超过2400万美元。已晋升至公司总经理的杰克逊十分兴奋。但他肯定没有想到，这竟是公司最鼎盛的一年。随之而来的是销量连年的下滑。到2004年，罗宾—林恩公司的袜子销量已跌至1200万双。
杰克逊职业生涯中最大的竞争对手，正是来自于他从未去过的另一个“世界袜都”——中国的小镇大唐。就在他的公司业绩每况愈下的5年时间里，以大唐为主产地的中国袜子潮水般涌进美国，从每年600万双猛增为6.7亿双。同期，罗宾—林恩公司和其他美国同行占据美国袜业市场的份额从69％下降至44％。
2004年，大唐共生产了90亿双袜子，而佩恩堡的产量还不到10亿双。
罗宾—林恩公司不得不裁掉了将近1/3的员工，而且从董事长到最低级别的员工都减薪10％。杰克逊说：“目前，我们只求能够及时付清账单。”
行走在大唐轻纺袜业城人声鼎沸的摊位间，不远万里赶来的《洛杉矶时报》记者多恩·李对杰克逊的沮丧有了深切的理解。他知道，佩恩堡无疑已经输掉了这场“袜子战争”，百年辉煌将在两座中西小镇间世纪轮回。
让人瞠目结舌的大唐袜业肯定不是浙江产业集群唯一的骄傲。在这片火热的大地上，用灿若繁星来形容区域性高度集聚的浙江特色经济无疑是十分恰当的。我们不妨以1999年的数据为例：
嵊州市年产领带2.8亿条，占全国市场的80%，全球总销量的1/3。
绍兴县柯桥镇方圆8公里范围内，拥有各类纺织企业4517家，产值占全国同行业的15%。年产面料36.6亿米，中国人人均能做1件衣服。
海宁市年产皮衣1600万件，产量在全国四分天下有其一。仅地处俄罗斯莫斯科市以“海宁楼”命名的专业市场，年销售皮衣就达200万件。
嘉善县胶合板企业达600多家，产量占全国市场的1/3。一个只有30多万人口的江南小县的生产能力，超过了世界胶合板传统强国马来西亚整个国家。
湖州织里镇童装生产企业超过6000家，还拥有配套印花企业466家、绣花企业1021家、面料辅料企业872家、缝纫机配件企业39家、联托运站37个。年产童装1.5亿件，国内市场占有率达两成以上。
......
据官方统计，到2000年，浙江88个县（市、区）中，共有85个县（市、区）形成了519个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涉及175个工业行业、23.7万家企业。其中，52个产业集群生产的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30%以上。这519个产业集群平均每个集群的年度产业规模为11.5亿元。其中，年产值10亿—50亿元的集群118个；50亿—100亿元的集群26个；100亿元以上的集群3个。全省有1/3的县（市、区）产业集群经济产出占当地工业总产值的50%以上。
与大唐样本相类似，浙江绝大多数产业集群胎动于20世纪80年代甚至在更早的70年代末期——南部、中部的温州、台州、金华等地相对早于浙江北部，90年代普遍显山露水，爆发出拉动区域经济的强大活力。这一时期，地方政府亦开始对自发形态的产业集群另眼相看，并纷纷以行政力量加以自觉行为的扶持与推进。同时，浙江产业集群超常发育的现象引起了国内理论界的浓厚兴趣，有学者将产业集群与以民营经济为特征的产权清晰、以专业市场为主要载体的市场体系，并称为创造浙江奇迹的“三宝”。
理论界对浙江产业集群提出过许多有趣的形象概括，比如说“小狗经济”、“群狼经济”、“企业簇群”等。但使用最为普遍且为官方高度认同的说法，则是“块状经济”。
“块状经济”这一词汇，由法国地理学家简·戈特曼于1957年最早提出，主要是指“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的城市群，是大都市区的联合体。其实质是由一组不同登记城市所形成的相互串联、高度集中的经济中心地带”。大都市带的产生是由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集聚效应等因素，导致产业、资源与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与扩散运动的结果，交通运输和信息化的高度发达是大都市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很显然，戈特曼所概括的“块状经济”是以大都市为要素基础的，比如说美国东北部由纽约、费城、华盛顿等城市构筑的大纽约区的经济份额，占到了美国经济总量的30%。这与浙江因乡村产业集群的发育而形成的“块状经济”截然不同，后者的基点是小城镇。
浙江产业集群以加工业为核心，在其生长过程中，资金、人群、物流、信息不断优化积聚，各种配套的服务性产业与设施随之衍生，规模适度而运转灵活的小型城镇大批诞生。
据官方公布，截至2005年，浙江城市化率上升至5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3个百分点。同年，浙江小城镇总数达760个，比1985年增加了2倍。其中，至少有2/3正是由于产业集群的支撑而兴旺。义乌稠城镇、乐清柳市镇、湖州织里镇、桐乡濮院镇、诸暨大唐镇、临海杜桥镇等等，闪亮全国的活力强镇车载斗量。有1000多万浙江农民伴随着产业集群的勃兴融入小城镇，在自己的土地上紧握自己的命运，完成了从农民到“城里人”的身份蜕变。而没有像西方工业化时期那样，因丧失土地背井离乡，不得不沦为大都市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
这，也许是浙江产业集群强力崛起所带来的意外而必然的巨大收获。
“小的”很美好
解剖浙江各类产业集群，首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小”。
企业单体规模“小”。比如说大唐，全镇1万家袜厂平均每家拥有袜机8台，每家袜厂平均雇用工人仅两人。
生产的产品往往也很“小”，比如说拉链、笔芯、袜子、头饰、徽标、纽扣，甚至是牙签！
但我们看到，“小的”创造出的却是“大大的”世界。
温州是浙江产业集群的重要发祥地。有资料显示，在温州143个小城镇中，“一镇一品”的单个产业集群中产值超10亿元的就达30余个，其经济总量占全市的60%以上。以产业集群为依托，温州分别荣获了“中国鞋都”、“中国低压电器城”、“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中国剃须刀生产基地”、“中国合成革之都”、“中国塑料薄膜生产基地”、“中国制笔之都”等眼花缭乱的一大批“国字号”金字招牌。
眼镜、皮鞋、打火机，一直是最为人所知的温州产业集群三大当家“花旦”。仍然以1999年为例，开列出来的数据难以置信：
每小时，温州生产皮鞋12万双；
每天，温州有100万副太阳镜销往世界各地；
每年，1亿只打火机走下装配线，70％出口，占据全球70%的份额。温州的生产厂家打个喷嚏，世界打火机市场就会感冒。
今天，如果谁还因为腰别“大哥大”而自命不凡，等待他的肯定是耻笑和白眼。但是20年前，倘若能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嗤嗤作响的防风打火机，那你就是“爷”。这种打火机的面壳上一般都印有亮晃晃的洋文“JAPAN”，售价两三百元算是差的。
没料想，仅仅几年后，防风打火机便被贬为平民，原因是售价去掉一个“零”的同类产品如潮水般迅速蚕食了市场份额。尽管这批后起之秀所标明的产地五花八门，实际上几乎百分之百来自温州。
1998年，日本一家世界著名打火机企业组成小型经贸考察团造访温州，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揭开一个谜：中国人凭什么少了一个“零”。
在温州最负盛名的大虎打火机厂，老板周大虎的介绍令他们倒抽一口冷气：同样一个电子点火的小部件，日本公司生产一只为人民币1元，周大虎的进价是0.1元，为大虎打火机厂跑龙套的家庭企业生产成本0.01元。一般每只打火机需要5至8个密封圈，日本公司成本0.2元/个，温州企业仿制品0.05元/个，半年后又迅速降到0.005元/个。
据说，日本考察团离去时，每一个人均脸色阴郁，心情沉重。
成本低廉，无疑是浙江产业集群的产品公认的竞争“撒手锏”。关键是，为什么？
劳动力便宜，这是最容易被想到的。曾有学者对浙江某个特色产业集群进行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999年，在该产业集群企业工作的外来工每月工资平均为680元，似乎并不算太低，但这笔月薪是以每月连续工作240小时为代价的。按国家《劳动法》的要求，企业中工人周工作时间为40小时，换算成月大约为180小时，超过部分则以加班计。因此，外来工的240小时应换算为180小时+60小时×1.5=270小时，也即外来工一个月的工作量，相当于合乎规范企业中工人一个半月的工作量。以此计算，外来工月工资仅为453元，每小时工资仅为2.83元，并且这已包含了应支付而实际未支付的养老、医疗保险金。
如此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的确算得上极为便宜。问题在于，这是工业化起飞前期整个中国的普遍现象，与产业集群并无必然的直接关联。
其中肯定另有奥妙。
我们已经反复描述，浙江农民是由于土地稀少、生存艰难，才被迫挤上乡村工业化的泥泞小道。他们几乎没有多余的货币资本储备，首先选择低技术、低投资门槛的“小”商品生产领域，并普遍以家庭作坊式“小”生产单位为启动点，与其说是浙江农民创业者的谨小慎微，不如说是一种苦涩的无奈。
但从一开始，生产“小”商品的“小的”市场主体，遭遇的却是巨大的竞争风浪。于是，“扎堆”便有了充分的理由，唇齿相依般的集聚感油然而生。
这种集聚并不是杂乱无章的量的简单堆积。在逐利导向这只“无形之手”的调度下，彼此间逐渐走向有序分工、紧密协作。随着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不断精细，成本被一点一滴地“抠”了下来，甚至是“抠”到了骨头缝。在这一精耕细作的过程中，宝贵的利润水到渠成。
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多恩·李在大唐镇采访时，对此感触尤深。他在事后刊发的题为《中国的战略使它在袜都之战中占据上风》的报道中得出结论：“大唐袜子老板真正的优势——这种优势甚至连巴基斯坦、越南等其他低工资国家也并不具备——来自产业集群带来的好处。尽管产业集群不是什么新生事物，而且意大利还尤以此闻名，但中国人已把它推广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
在大唐，多恩·李“十分震惊”地得知，除超过1万家的袜厂外，当地还有为袜厂配套的1000家原材料加工厂、400家纱线经编厂、300家缝头厂、100家定型厂、300家包装厂、200家机械配件厂和100家托运服务公司、600家营销商。
相比之下，佩恩堡的袜业集群虽然也有数十家制袜厂、定型厂、经销商和批发商，但其专业化分工协作的程度和深度从未达到大唐的水平。
多恩·李在报道中描述说：“如果佩恩堡的罗宾—林恩公司的某台意大利产织袜机坏了，有时可能得等上两个月才能拿到新部件。而如果大唐袜子生产商的某台机器出了故障，他只要给半英里外经销二手设备和部件的60多位商人中的某一位打个电话，问题马上就解决了。”
北京学者钟朋荣可能是对浙江产业集群研究得最为深透的观察者。正是他提出了浙江产业集群＝“小狗经济”——体形娇小的若干主体身手敏捷、高度灵活，围绕共同的市场目标，在无缝化的分工协作中凝聚而成强悍的攻击力量——这一有趣的概括，并广泛流传。
钟朋荣认为，20世纪后半叶，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组织形式出现了一种流行趋势，即通过多重横向及纵向的兼并和收购，将相关的企业变成自己的控股公司、独立子公司甚至内部工厂，企业规模愈来愈庞大。在获得产业强势的同时，这类组织形式往往不可避免地滋生出管理层次过多，委托—代理链条过长，导致管理成本和代理成本不断上升等弊病。而且，组织内部“计划经济”色彩越来越浓厚，“恐龙化”危机浮现。
在浙江区域性产业集群，你看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发生协作关系的无数“小的”企业彼此间并不互为依附或从属，它们不是被动接受对方计划指令的“车间”，而是以市场为纽带独立竞争。由于同行业近距离集聚，彼此之间的竞争十分充分。这种竞争推动着它们除了千方百计为协作方提供最便捷的配套服务外，还必须努力使配套服务成本最小化，以赢得生存机会及利润空间。
浙江的产业集群各具特色，但它们的分布半径往往不大，有的集中于一个县市，更多的是以一个或若干乡镇甚至村为集聚中心。产业集群在地理空间上的相对狭小与乡村原本固有的宗族、血缘关系胶合在了一起，由此带来的一个明显益处是，与这一产业有关的技术、工艺、知识甚至致富冲动的扩散速度大大加快。
传统乡村社会中，社区范围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粘连度远远紧密于工业化城市社会。这样一种几乎原生态的社会网络，十分容易演化成为另一种形态的经济网络——中国台湾理论界称之为“人脉网络”和“产业网络”。地理上相近、血缘上相亲，使得特定区域的人们不一定必须通过费用较高的正式渠道——学校或岗位培训——学习技能，而完全可以在日常面对面的交往中迅速地模仿与复制。
乡村化产业集群与生俱来的学习成本及推广成本十分低廉的好处，在英国近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著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有清晰的阐述：“工业往往集群（Clusters）在不同的地区，围绕一组关联产品进行专业化生产。”在这些地区，有着一种交流合作的氛围与极大的便利，“行业的秘密不再成为秘密，而似乎是公开了，孩子们不知不觉地也学到许多秘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的赏识，机械上、制造方面乃至企业的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之成绩，得到迅速的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它就成为了更新的思想源泉。”
信用成本的低廉，亦是浙江乡村化产业集群的一大好处。这一点，往往容易被研究者忽视，但在现实运行中却是真真切切的。
平阳县麻步镇在温州并不出名，然而这个地处南雁荡穷山沟的小镇却崛起为全国最大的编织袋生产基地之一。每年，从这里销往各地化肥厂、水泥厂的尼龙编织袋达3亿米。
编织袋购销大户陈秋生告诉慕名前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陈坚发，麻步以及周边几个乡镇一共有3.5万个生产编织袋的家庭小工厂，它们的原料由当地大约50家拉丝厂负责供应。这一产业集群生物链上的关键人物，是像他这样的1000多位编织袋购销员。
陈秋生简单描绘了麻步编织袋产供销并不复杂的全流程：购销员整年在全国跑；根据接到手的业务单的多少，向拉丝厂要来原料；再将原料发放给自己相对固定的编织袋生产家庭工厂。他一再解释，这中间“要来原料”和“发放原料”两个环节都是凭信誉暂时赊账，最后结算。
针对“赊账是否可靠”的疑问，陈秋生说，自己手里相对固定的编织袋生产家庭工厂涉及好几个村子，总的有数百户吧。人家一多，脸孔就未必都记得很熟。但丝领去了，不按约上交编织袋的情况很少发生，在自己的记忆中好像仅发生过一次。
那天，有一位50来岁的妇人领走了150斤丝，价值四五百元。陈秋生只问了她是哪村人。一个月过去了，也不见妇人交来相应数量的编织袋。一打听，原来她报了个死人的名字，织好的编织袋早被她挑到外地的市场上卖掉了。最后，陈秋生把事情都弄清楚了，钱虽然没能追回，但这事大家都晓得了。
“乡里乡亲的，能骗得了谁？一旦坏了名声，你在麻步就别想再领到尼龙丝了。干其他行当也没人信了。”陈秋生感慨而言，后来听说这妇人懊悔不已。
20世纪90年代，在浙江各地调查时的所见所闻使我深信，陈秋生的麻步故事其实是该省产业集群的普遍现象。产业分布与乡村人际网的高度叠加，导致了千百年积淀而成的宗亲邻里关系在经济活动中呈放射状发酵。其结果是，表面上缺乏先进的现代企业监管机制，但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三角债”等恶性拖欠、欺诈情况明显好于集群外部，彼此资金流动顺畅高效，周转频率大大提高。
研究浙江产业集群“小”与“大”的有趣关系，还有一个不能不说的秘密——“神奇的专业市场”。
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每一个浙江产业集群的成功崛起，都有一个成功的专业市场如影随形。对产业集群而言，专业市场所提供的，绝非仅仅是“供”与“销”的共享平台那么简单。毫无疑问，专业市场首先为产业集群沟通、汲取广泛的外部资源要素构建了血脉丰富的“脐带”。更为重要的是，专业市场如同一只“无形的大手”，将集群内部数量众多且散乱的“小的”企业主体有序整合。正是在这一有序整合的积极助推之下，单体规模看似小得可怜的企业，却集聚成强大的群体力量。浙江产业集群惊人的竞争力由此爆发。
在浙江产业集群的肥沃土壤之上，“小的”并不意味着总是“弱小”。“小型巨人”或赫尔曼·西蒙所说的“隐形冠军”由此而生。
地处义乌市北苑工业区的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门面很不起眼，年产值也只有几千万元，肯定算不上什么大企业。厂区内停放着一辆辆运货车，车身上喷涂的广告会吓你一大跳：“双童吸管——全球最大供货商”。
所谓吸管，就是每个人都会用到的喝饮料的塑料管，是双童公司的当家产品。“全球最大”可不是他们自吹的。请看数据：
公司目前90%的吸管外销，每天有两个集装箱约8吨重的产品运往世界各地。8吨的产量相当于多少吸管？大约是1500万支。全年就是50多亿支，占了全球吸管市场总份额的1/4以上。
吸管这种产品小到什么程度？——平均每支销售价为0.008—0.0085元。其中，原料成本50%，劳动力成本15%至20%，设备折旧等费用超过15%，纯利润约10%。也就是说，一支吸管的利润仅有微不足道的0.0008—0.00085元。
“勿以利小而不为，点点滴滴照样能汇成大河。”双童董事长楼仲平信心满满。小小吸管给公司带来的赢利每月达40万元，最紧要的是，产品市场非常稳定，全球霸主的地位几乎无人可以撼动！
楼仲平的信心，无疑来源于义乌周边数以千计的塑料加工配套企业群，以及全球“NO.1”的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这一切，是双童公司的任何竞争对手都垂涎欲滴而又可望不可即的。
2000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统计，浙江有336种产品的产量居全国前10位，占被统计产品的63%。其中，56种产品产量居全国第1位；53种产品产量居全国第2位；13种产品的产量超过全国总产量的一半。
这一赫赫战果的背后，产业集群的支撑居功至伟。
“小”与“大”，“弱”与“强”——发生在浙江大地的奇妙转化，足以使我们对“集群为王”的含义有了深刻的理解。
往何处去
1993年，31岁的台州商人邱继宝决定出国“去看看世界”。
这是他第一次出国，目的地距离自己的老家大约1.8万公里：中南美洲的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秘鲁、智利、阿根廷等9个国家，用了19天。
邱继宝出门时心情很沉重。
他的工厂地处台州椒江市的大陈镇，主打产品是工业及家用缝纫机。邱继宝早年是个补鞋匠，1982年买回两台仪表机床，和姐夫一起生产喷雾器零件。1986年转产缝纫机后，生意迅速红火起来。
但盯上缝纫机的远不止邱继宝一个人。到1990年，仅他所在的下陈镇就已经拥有8家缝纫机整机生产厂，100多家缝纫机零部件厂，年产缝纫机5万多台，销售额2300万元。这在当年是很惊人的数字了。而80公里范围内，缝纫机的生产集聚地还有相邻的三甲镇、黄岩县的路桥镇、玉环县的陈屿镇等。台州正成长为中国大陆最大的以缝纫机为主的服装机械产业集群，下陈镇则是集群中的核心集群。
从一开始，邱继宝和他的下陈同行们基本上都靠向上海的国有或街道集体缝纫机厂借技术、借品牌起步。由于当时国内尚处短缺经济时期，加上产业集群学习、复制的超强机能，下陈产品短短几年内便快速膨胀，甚至赶超上海“老大哥”。
形势大好，一片风光，邱继宝却高兴不起来：按照产业集群如此强劲的发展势头，产能过剩势所必然，国内市场很快就会拥挤不堪。怎么办？产业集群将往何处去？
一连串沉重的问号，逼出了邱继宝1993年的中南美洲万里之行。
之所以第一次出国就选择了遥远且陌生的美洲，这与邱继宝1989年的广东南行有关。
那一年，邱继宝去了著名的“广交会”（从2007年101届开始，简称“广交会”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同样是第一次，目的同样是寻找“产业集群将往何处去”的答案。
当时的广交会很神秘，只有大的国有外贸公司才有进场资格。农民办的民营企业想参加门儿都没有。
没有门，邱继宝就爬围墙进去。进是进去了，却被警察逮住了。
拿不出参展证件，还爬围墙，罚款50元！
交了罚款，邱继宝想走，又被警察喝令站住。罚站！——南方火辣辣的太阳底下，站了半个小时。
罚款、罚站都没让邱继宝放弃。在广交会的门缝张望良久，他一转身跑到了深圳。这里离香港最近，嗅得到外面世界的一丝海风。
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深圳罗湖口岸人潮涌动。邱继宝拉住了一位50多岁的香港妇人，塞给她500块钱。这个台州商人没打算干什么坏事，就是想求对方帮忙买本香港电话号码簿。
第二天一大早，邱继宝又站在了罗湖口岸。那位讲信用的妇人真的帮他背过来一本号码簿，黄页的。
邱继宝如获至宝。因为通过这本黄页号码簿，他掌握了香港所有缝纫机经销商的资讯。回到下陈，他把自己生产的缝纫机拍成照片，按黄页号码簿的地址寄了出去。心焦地等了半个月，邱继宝决定打听一下消息。可台州没有国际直拨电话，只好跑到北面100公里外的城市宁波。那时候邮局拨打国际电话都有一个小房间，先交10块钱押金，排队，叫到号了，这个小房间就归你了。
“你是卖缝纫机的吗？我是大陆浙江造缝纫机的，前些天我专门寄给你一批产品照片，有没有收到？”
也记不清拨了多少次电话，小房间外的下一个等待者开始愤怒地骂娘了，话筒里终于传来了香港新利标公司老板天使般的声音：“收到照片了。”
“能不能帮我一把，帮我出口缝纫机？”
“你的产品这么落后，没有人要的。南美还可以试试看。”
邱继宝高兴死了。一句“试试看”，试出了他事业中最重大的转折。
邱继宝决定上路了。可中南美洲讲的是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没几个人会。于是，他用自己厂的红头文件向椒江市政府外事办公室打报告，椒江市外办向台州市外办打报告，台州市外办又向浙江省外办打报告，总算从省外办借到了一个懂多国语言的小伙子朱政。
第一站飞到巴西。行李还没放下，邱继宝就问朱政缝纫机几个字西班牙语怎么写。朱政写在了一张小纸片上递给他。
邱继宝故伎重演。他翻出宾馆房间里的黄页电话号码簿，按照小纸片上像蝌蚪一样歪歪扭扭的西班牙字逐一对照，居然找出了一大堆缝纫机经销商的地址。
拉上朱政，将地址交给出租车司机，邱继宝一家家登门“王婆卖瓜”。刚进巴西人的商店，还没等朱政翻译，邱继宝就急忙比画着指指店堂里摆放的缝纫机，又指指自己，意思是我是做缝纫机的。有好几次，趁店主不注意，干脆从柜台上摸几张对方的名片装进自己口袋。
一路白眼，一路撞得“鼻青脸肿”。
最重要的是结果：1993年，邱继宝的缝纫机在南美市场的销售额竟突破了200万美元。过了几年，他的产品在巴西、智利、秘鲁等地已可以用“横扫”来形容。有一年，秘鲁总统访华，他向中方指名要见邱继宝。原因是，邱继宝的缝纫机为秘鲁的服装行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产业集群内部快速学习、复制、推广的特殊机能再次被发酵了。
在已被擢升为标杆企业的飞跃集团的刺激下，周边同行企业纷纷模仿跟进，以出口为导向，整个产业集群豁然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中南美洲—非洲—中东—北美，最后是缝纫机老牌强国日本、德国，下陈大批企业的产品就像一面面小红旗，呼啦啦插遍了100多个国家。
到2002年，中国大陆年产缝纫机850万台，产量居全球首位，比居第2位的中国台湾地区产量高出约600万台。作为第一集团军的下陈产业集群年产缝纫机200万台，占全国总产量的1/4，年销售额40.4亿元，1/3是外销。中国服装机械行业十大公司中，下陈企业竟独占半壁江山。
历经1992年至1999年前后的膨胀式发展、自我挤压与再突破的强烈渴望，“突围——走出去”，成为21世纪初浙江各地许多产业集群集体性选择的恢弘画卷。而下陈产业集群可谓率先花开一朵。
以下陈缝纫机产业集群为典型案例，全球半径销售市场的漂亮突围的确使浙江产业集群产能扩张的巨大压力得到了有效的缓解，但“外科手术”式的突围显然无法解决问题的全部。
这就像一枚硬币必然有正反双面，在20世纪90年代浙江产业集群趋于成熟的同时，与集群内部结构性优势密切关联的不少弊端也日渐显现出来，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正因为众多规模相当的同行业小企业扎堆，十分容易出现低水平重复和严重的近距离过度竞争；
——正因为众多规模相当的同行业小企业扎堆，十分容易将自身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尾随跟风、借梯上楼，企业独立研发、追求技术进步的冲劲不足；
——正因为众多规模相当的同行业小企业扎堆，企业创品牌的欲望不强，十分容易深陷于仅仅依赖贴牌加工的产业链末端，利润微薄，艰难度日。
药方，必须从产业集群内部结构特征中去寻找。
曾经以假冒伪劣产品泛滥而恶名远扬的乐清县柳市镇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成为中国最大的低压电器产业集群。到2007年，这个总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的江南小镇工业总产值突破了300亿元，85%的企业从事低压电器生产，占全国6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强大产业集群的支撑下，柳市连续多年稳居温州第一经济强镇，综合实力跻身浙江强镇前三甲。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温州30多个著名产业集群之一，柳市呈现出了卓然不群的运行特质：
全镇企业囊括了中国工业电器行业的全部15枚驰名商标，超过有些内地省份一个省的总量，其中8只产品获得“中国名牌”，60多家企业的商标、产品被评为浙江省、温州市著（知）名商标或名牌产品，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品牌第一镇”；
设立了全国同行业最早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年度科研投入在5亿元以上，企业自有的研发中心延伸至上海、北京甚至美国硅谷，质量一流的产品伴随“神舟六号”飞船翱翔太空；
一个小镇拥有两位“福布斯富豪”，12家企业杀入“中国民企500强”，其中4家高居前20位，美国GE、法国施耐德、德国ABB等全球电气巨鳄纷纷与柳市企业进行战略结盟。
柳市产业集群异乎寻常的深刻变化缘于1990年的一场异乎猛烈的“打假风暴”。
20世纪80年代，温州假冒伪劣行为全国出名，柳市的低压电器则是温州假冒伪劣的代名词。县市政府脸上挂不住了，省委领导坐不住了，中南海被震怒了。1990年，国务院办公厅史无前例地为柳市一个镇“单独发文”——《关于温州乐清县生产和销售无证伪劣产品的调查情况及处理建议的通知》。国家七部委、省市县三级政府联合组织了近200人的工作组、督查队开进柳市，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治理整顿。
公开的报道披露，在这次温州历史上最著名、最严厉的对假冒伪劣的“围剿”中，全镇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全部被关闭，1544家家庭生产工业户歇业，359个旧货经营执照被吊销。公安部门立案17起、涉案18人，检察院立案26起、涉案34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立案144起。
遭受严厉打击的柳市人，悲发自灵魂深处。但当时柳市低压电器企业达3000家，夫妻作坊更突破1万家，而规模相当的小生产者则多如牛毛，低端化恶性发展在所难免。
不换种活法肯定是不行了。
1994年，柳市产业集群的“大地震”终于开始。当年2月2日，柳市乃至温州第一个企业集团——正泰集团挂牌成立，通过参股、控股、投资等方式，正泰集团迅速兼并整合了48家低压电器企业。
以此为发端，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进入了以20世纪90年代为高潮，并持续至今的产业结构“洗牌运动”。目前，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的清晰“牌局”如下：
企业总数2000多家。其中，年销售额分别达200亿元、居中国民营企业前10强的正泰集团和德力西集团，构成遥遥领先的第一梯队；年销售额亿元级的天正、人民、长城等几十家企业集团构成兵强马壮的第二梯队；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的规模企业100多家，构成坚实的第三梯队；其他小型企业近2000家，构成充满活力的第四梯队。
据统计，前三个梯队的销售额占了柳市整个低压电器产业集群销售总额的80%以上。原先数量庞大的小型企业除了被自然淘汰外，有的以正泰模式被优化整合成为各个集团的成员企业，另有近2000家则与前三个梯队的企业形成了配套、协作、分包的紧密合作关系。它们之间的协作并非完全封闭、固定，而呈开放、多向，小型企业因此没有沦为上一层次寡头企业的“车间”，仍是高度灵活的市场主体。
同行业企业数量依旧庞大，集聚色彩依旧浓厚，但很显然，浙江产业集群的传统结构特征在柳市已发生质的革命——大量企业规模接近的水平式簇群，演变成了以大企业为中心、卫星城层次分明的“金字塔”式立体格局。
新柳市集群别具风情的一大亮点，是位于“金字塔”顶端的两颗耀眼明星，它们之间的关系颇具戏剧性。
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与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是小学时的同桌，前者任班长，后者任体育委员。1984年，两人各筹资1.5万元合办乐清县求精开关厂。1991年，心气都很高的两人各奔东西，前者分得求精开关一厂，后者分得求精开关二厂。
若干年后，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竟分别坐上了中国乃至亚洲低压电器的第一和第二把龙椅。而在奇迹背后，是难分难舍的激烈暗战。
有一年，正泰集团在低压电器企业最集中的104国道柳市段街北建起了集团总部大厦。楼不高，蓝、白相间，庄重典雅，气度不凡。一时间，正泰大厦俨然风帆高悬的旗舰，成为柳市低压电器产业的标志性建筑。
没料想，不久之后，德力西大厦竟在正泰的“卧榻”旁屹然崛起。楼高20余层，不偏不倚坐落于正泰总部街对面的东南角，相去不足百米。
每天，太阳升起。阳光透过德力西庞大的身躯投下长长的阴影，肆无忌惮地横在正泰的门楼前。
刀光剑影、明枪暗箭，但谁心里都清楚“斗风水”只能算小把戏，关键是斗实力、斗技术、斗品牌、斗视野。
正如一个像“麦当劳”，一个像“肯德基”，南存辉与胡成中这两只骁勇“头狼”的“斗争效应”绝非血流成河，而是极大地激发了整个“狼群”始终充满方向明晰、永不枯竭的向上力量。于是，在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管理登高、技术升级、品牌创优等都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我们在此前的描绘中已经观察到，浙江产业集群的萌生与壮大顺应的是自然的市场经济法则。在即将走完近30年的发展周期时，活力、辉煌、困境与危机并存。由于不一定会遭遇柳市当年几乎被逼入绝境后的凤凰涅槃，缺乏南存辉、胡成中这般卓越的领袖级人物以及自身产业运行特征不尽相同等原因，令人惊喜的新柳市集群的演进历程尚未成为浙江各地产业集群的普遍现象。
至今，对低廉成本的依赖仍是浙江许多产业集群的生存基点。当这一生存基点发生摇摆，又没有找到其他杀出困局的良性通路时，产业集群地理空间上的转移，就可能变成现实的选择。
这种转移的方向可能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相对低廉的境外次发达国家，以及具有同样优势的中国中西部洼地。
2003年9月28日，浙江西去1000多公里的重庆市近郊璧山县，“中国西部鞋都工业园区”开工典礼隆重举行。媒体云集，全国瞩目。
这场大戏的主角，是来自“中国鞋都”温州永嘉县的皮鞋佬王振滔。他的奥康集团年产皮鞋1000多万双，年产值超过20亿元，规模居温州鞋业产业集群之首，拥有30余家省级分公司和约3000家连锁专卖店及店中店。据估算，全世界每10人中就有1人穿温州鞋；在中国，每120人中就有1人穿奥康鞋。
王振滔此次西行胃口很大：由奥康集团投资10亿元开发的“中国西部鞋都工业园区”占地2600亩，将建成奥康出口生产基地、鞋业孵化区、鞋业产业园区、鞋材交易中心、物流配送中心、培训教育中心、质量检测中心等。规划到2010年共吸纳100家制鞋企业和1000家鞋材配套企业，年产皮鞋1亿双，产值100亿元，就业劳动力5万人。
仅仅两年之后，“中国西部鞋都工业园区”一期工程落成，近百家鞋类企业先后落户，其中数十家来自温州。已经启用的拥有300多间商铺的鞋材交易中心也吸引了100多位温州商人。
北京学者钟朋荣对此举的评价是：10个书记县长招商抵不过一个奥康投资的西部鞋都项目。因为王振滔把温州鞋业上中下游的产业链都搬来了，他带来的将是整个产业集群！
奥康转移西部的直接效用十分明显：土地价格几乎只有温州的1/10；税收及电力等要素资源的优惠倾斜；辐射西部市场物流成本的降低；劳动力价格的下探空间。
这一切，都意味着浙江产业集群成本低廉生命线的再度延续。
我们在此前的阅读中看到，浙江产业集群本身并不是外来转移的产物，草根性极强，与当地的商业传统、地缘人文等原生态本土基因唇齿相依。同时，在市场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浙江产业集群具有十分优秀的自我调整、演化完善的机能。它们会不会因种种困境难以化解而出现较大规模的外迁转移，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但王振滔已经上路。可以相信的是，他是第一个，但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
【浙江改革史档案一】
浙江产业集群分布概览
【浙江改革史档案二】
2000年浙江总产值前20位产业集群列表
（数据来源：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课题组《提高浙江区域块状经济竞争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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