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浙江究竟有多少富人？这绝对是一个极其吸引眼球的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大难点在于：富人的标准又是什么？
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过来自官方的权威解释。2007年，万事达国际组织曾经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富裕阶层的报告。该报告根据对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大城市的抽样调查，给出的中国富裕阶层的界定标准是家庭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上——约合人民币18.9万元。万事达亚太地区首席经济顾问王月魂称，考虑到购买力评价因素，这个界定标准在全球范围亦属比较高的。
万事达的这份报告使用了“阶层”的外延概念。所谓“阶层”，就是指人们基于相同的社会地位、谋生方式和财富水平等形成的具有共同性特征的社会群体。依照阶层概念，富裕群体除富人自身外，还包括其家庭成员。
如果以万事达的量化标准与阶层外延为测算坐标，那么认为浙江今天的富人总数达800万的民间版本肯定不是夸张离谱的说法。与其他省市区相比，在浙江30年的改革开放中，财富运动的全民参与性是显而易见的突出特征，这决定了浙江毫无疑义地成为了中国“最盛产老板”的地方。
我们还可以大抵勾画出浙江富人们的如下粗线条脸谱：
——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主；
——主要从事日用消费品制造业或日用消费品流通业；
——其中许多人出身农民，文化水平较低，农村—小集镇—城市往往是他们螺旋式攀升的创富路径；
——相比全国其他省份，富人在浙江各地的分布比较均衡，浙南、浙中地区相对更为集中。
数量如此庞大的富人群体的出现，在浙江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其崛起的速度又是如此的惊人。浙江新财富阶层的快速生成集聚，既是前30年改革开放的必然成果，更是影响未来变革走向的重要力量。
伴随着财富分野，社会板块的裂变也正爆发出巨大的声响。旧的平衡已经轰然瓦解，新的和谐如何重构？这一切，在我们仍缺乏集体性心理准备的时候，扑面而来。
徐冠巨“出山”
2003年1月21日，浙江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会场。
上午9时许，依照预定程序，开始选举新一届领导班子。投票结束，委员们静候选举结果的公布。然而，这一次的等待出乎预料地漫长。会议工作组安排播放了一部电影。两个小时后，接着播放第二部电影。
快到中午休会就餐时间了，大会主持人终于在一片嘈杂的议论声中出场。他开始念起那份长长的新政协领导名单，副主席共有10位，最后一个被宣读的名字是徐冠巨。在本次617张有效票中，徐冠巨获得了566张赞成票，51张反对票。
据当时的官方资料显示，徐冠巨，男，43岁，私营企业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2002年资产总额12.5亿元。
由此，徐冠巨成为浙江民营企业主中当选省部级高官的第一人。稍前的1月12日，同为私营企业主的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仅此两例。
事实上，这一结果早在2002年时就已埋下伏笔。当年春夏之交，徐冠巨、尹明善及私营企业主贵州神奇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庭芝先后当选为所在省市的工商联会长。这同样是改革开放以来私营企业的“中国第一次”。此前，该重要席位均由“体制内”有身份的人士出任，从未旁落。而省工商联会长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这在中国长期以来就是顺理成章的政治惯例。
至于私营企业主首任省级工商联会长有何背景？《南风窗》资深记者章敬平在所著的《权变》一书中做了这样的记录。2001年，全国工商联在杭州开会。出于提升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地位的考量，有人倡议应胆子再大一点，将思想素质高、民意基础好、代表性强的私营企业主破格推上省级工商联会长岗位。该提议附和者甚众。嗣后，中央统战部即下发文件称：“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担任省级工商联会长，可先在个别具备条件的省进行试点，并根据人选条件在当地政协领导班子换届时统筹考虑。”
徐冠巨与尹明善，有幸成了“试点新贵”。
从当选之日起，私营企业主徐冠巨以其省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在浙江省政府大院里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专车和专职秘书，可以圈阅相当级别的文件。与其他副省级官员的唯一不同是，他不领工资。
有观察人士评价，虽然由于各省市政协会议召开时间早晚的偶然性，尹明善成为第一个当选者，但徐冠巨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因为浙江是中国非公有制经济最活跃的试验田，也是发展最为成熟的样板。”基于此，他们更倾向将非公有制经济的代言人全面进入国家政治通道的趋势概括为“徐冠巨现象”。
徐冠巨的传化集团与鲁冠球的万向集团同属杭州萧山宁围镇。1980年至1986年，徐冠巨曾经在万向集团担任过会计。
从某种意义上说，徐冠巨的创业缘于冥冥之间的命运安排。1986年，25岁的徐冠巨突然患上了几乎无法治愈的溶血性贫血症。为治病，整个家庭背负了2.6万元的巨债。深陷绝境的父亲徐传化拿出借来的最后2000元，一口大缸、一只铁锅，生产液体皂的小作坊开张了。当初办厂的目的只有一个，为儿子筹措医药费。
后来，新产品“901去油灵”的成功开发，让这个家庭作坊一飞冲天。1992年，销售额已飙升到2000多万元。原本被医生判定最多活10年的徐冠巨在与父亲的共同打拼中，竟然神奇般痊愈了。
虽然老板越做越大，但徐冠巨却保持了一贯的谨慎、低调、不事张扬。他曾对媒体解释说，自己白手起家，钱是一分一分赚回来的，办企业图虚名注定要垮掉。他每天的安排简单得近乎枯燥：晚8点15分前离开办公室，很少应酬，一般回家看书。
认识徐冠巨的人对其最普遍的印象是宽厚、谦逊。为此，公司里的下属甚至有人将他称为“唐僧”。这一很有人缘的性格特质也许是出于家族的良好遗传。
有一次，浙江电视台记者去徐冠巨家采访，只有董事长的母亲一人在家。老太太紧紧握住记者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你们真是太好了，冠巨多亏了大家相帮！”采访中，老太太一会儿削甘蔗，一会儿往记者口袋里塞花生，临走前还拿出一篮自家鸡下的蛋，非得让记者“带回去尝尝土货”。事后又得知，董事长的母亲一共养了几百头猪和成群的鸡，专供传化集团公司食堂。她固执地认为，“让职工吃外面买的菜不放心。万一吃坏了肚子，罪过。”
就任浙江省工商联会长是徐冠巨参选省政协副主席的前提。内部人士透露，当初与他竞选会长一职的浙江企业家还有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等三位企业家，论企业规模和在全国的知名度都比徐冠巨大得多，但最后仍然是徐冠巨胜出。
不靠企业规模的大小，好人缘也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因素，那么，为什么是徐冠巨？
对传化集团发展大事记稍加研究，我们不难找到答案：历史选择徐冠巨，关键在于其“为探索中国私营企业中党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关于“私营企业中党的建设工作”，徐冠巨尝试的第一步是1995年4月成立了传化集团党支部。就这一点而言，徐冠巨谈不上“率先”，浙江私营企业建党支部至少早在1993年即有案可查。同时，徐冠巨的尝试亦并非因为“觉悟高”，而是出于企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浙江发生了什么》的作者章敬平告诉我们这样一些情节：
1993年，求贤若渴的徐冠巨“挖”来了浙江丝绸工学院的副教授李盈善。李盈善是加盟传化的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也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但作为从体制内“下海”的人，李盈善的“党组织关系”仍然被卡在原机构，隔三岔五还得上岸过“组织生活”。
两年后，传化集团第一次招聘了10名大学生，其中又有多人是中共党员。他们的“组织关系”必须从学校迁出，却又无处落脚。如何让中共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党员，在传化集团过上方便的“组织生活”？党员们建议尽快成立党支部。依照中国共产党的章程，3名党员就可以组建党支部。
要命的是，传化集团属于不折不扣的私营企业。私营企业成立党支部，这在当时还是一个需要十分谨慎研究的敏感问题。
小心翼翼地上报到集团所在的中共宁新村支部，再到更高一级的中共宁围镇党委。最后，难题被反映至中共萧山市委组织部。后者再三考虑的意见是“可以试一试”，“请求”得到了批准。
但集团现有党员中没有适合担任支部书记的党务人选。无奈之下，徐冠巨找到了在另外乡镇当村支书的舅舅苗裕华。虽然对方乡镇的党委觉得有些不妥，但最终还是同意放人。传化集团党支部就此成立。
1998年，随着企业的稳健扩展，传化集团的中共党员增加到了80多位。党章明确规定，50名党员设立总支，80名党员设立党委。苗裕华动心了，他将一份“拟建党委”的报告递交给了中共萧山市委组织部。据称，经层层递交，报告到了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末了，中共萧山市委组织部把报告转批给了宁围镇党委，宁围镇党委“锐意改革”，同意了这一特殊的申请。
1998年9月18日，“中共浙江传化集团公司委员会”的牌匾，赫然竖立在了公司门楼。隆重而不事张扬，没有邀请一家媒体到场，中共萧山市委的一位副书记帮助完成了揭牌仪式。从现有资料看，这是中国第一个在私营企业建立的党委。
几个月后，我的同事新华社浙江分社资深记者慎海雄来到传化集团采访。“中国第一个”的价值令职业判断力精准的他迅速感到“抓住了一条新闻大鱼”。
1999年8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慎海雄采写的内参《私企浙江传化集团建立党组织的启示》上批示，认为“要注意总结此类经验，研究共性问题。这不仅对浙江有现实意义，对全国也有积极作用”。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人士介绍，该省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实质性发展时期，正是从1999年到2000年前后开始的。传化集团因诞生了“中国第一”以及中央高层的关注与肯定，迅速站上了前台：
1999年9月3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作出批示，要求3年内“在全省80%以上的私营企业建立党组织”，力争“100人以上的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支部，50人以上的企业有党员”；
2000年1月，中共浙江省委制定下发《关于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若干意见》；
2000年5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专程驱车考察传化集团党建工作。当天下午在杭州的一个座谈会上，徐冠巨向总书记专题汇报私营企业为什么支持党的建设；
2002年6月，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徐冠巨毫无悬念地当选为省工商联会长，7个月后，徐冠巨又顺利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
2003年底，据统计数据显示，浙江全省共有27617家非公有制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占企业总数的9.1%，其中有3名以上党员的企业建立党组织的达20050家，已建占应建的比例为98.1%。
我们将徐冠巨“出山”视作浙江改革进入21世纪初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之一，怎么评价也不为过。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民营经济发展史。但在最初的很长时间里，民营经济身份不明、地位未定，甚至一直被弄得灰头土脸。20年后，风姿绰约的它俨然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百花园里的一朵俏丽玫瑰了。根据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的结果测算，1985年至1999年，在全部工业资产中，私有制经济占比由0.8%上升到42.5%；在全部从业人员中，私有制经济员工所占比重则由8.9%增加到45.2%。而在同时期浙江的许多最具发展活力的区域，民营经济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已惊人地达到80%甚至90%。
与之相伴随，民营经济的社会地位亦从“拾遗补阙”到“有益补充”，再到中共十五大明确宣告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3月举行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又郑重地将这一重要论断载入了修改后的国家宪法。
毫无疑问，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民营经济已经获得了法理意义上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但仍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命题悬而未决：我们既定的政党理念与日益庞大的有产阶层及其拥有的企业之间是否存在理论障碍？解开障碍的通道又在何处？
争议由来已久。
1989年，中共中央曾经专门发过文件，话讲得很明确：私营企业主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来是党员的，可以暂不考虑劝其退党。
民间的说法要简洁形象得多：百万富翁不能入党。老百姓就是老百姓，重大的原则问题也不忘从钱的多少来掂量。
眼睁睁被挡在党组织的大门之外，不得不令“老板”们寝食难安。但他们仍心怀一线希望：自己不能入党，在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总还是可以的吧，还是应该的吧？这里有大量的产业工人需要去组织、去教育，把民营企业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方向也需要更好的引导，党组织在这个全新的大舞台上有许多工作可做。
希望很美好，真的去做却得万分小心。雷区遍地，轻易碰不得的意识形态高压线无处不在。
1997年中共十五大的召开，意味着所有制坚冰彻底消融。一些讳莫如深的难题也终于到了破蛹化蝶之时。
恰恰在这一历史关口，徐冠巨和他的“中国第一个在私营企业建立的党委”迎面走来。随后发生的一切都应该被理解为“正逢其时，顺理成章”。
我们可以观察到，改革前20年长期边缘化的地位和所有制甄别，致使迅速成长起来的中国富人们备感焦虑和惶恐。财富的持续膨胀并不能让他们的焦虑和惶恐退潮，他们渴望被认同、渴望融入，他们急迫地寻找“自己人”的感觉。
塞缪尔·亨廷顿在他著名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这样认为，一种政治体系要成功地适应现代化，必须首先能够革新政策，也就是说，必须首先能够通过国家行动促进社会和经济的改革；第二个必要条件是能够把那些产生于现代化并因现代化而达到新的社会觉悟的社会力量成功地吸收在这一体系中。
很显然，这种成功的“被吸收”，需要我们打开通道。在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允许符合条件的私营业主入党，将使这条通道变得宽敞起来。
200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
“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
浙江富人们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地：有钱的和比较有钱的私营业主也可以入党了。当然，他们知道门虽然打开了，但还是有一定门槛的——“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
总书记讲话后的一个月内，仅温州市递交入党申请的老板就有200人。
2003年6月25日，传化公司党支部讨论通过了徐冠巨的父亲——集团董事局主席徐传化的入党申请。经集团党委审查批准，正式吸收其为中共预备党员。5天后，在中国共产党诞辰82周年纪念大会上，69岁的徐传化面向党旗举起右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新华社的消息说，早在徐传化入党前数年，徐冠巨就已递交过申请书。在2008年1月20日浙江省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徐冠巨再度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在副主席排序中，从5年前的最后一位上升到了第三位。
浙商的“政治经济学”
论及民营企业探索党的建设，有一位浙江商人是不能不说的。他就是中国最大的低压电器制造商——正泰集团公司董事长南存辉。
《南方周末》记者徐楠曾将南存辉的“党建历程”做了如下梳理：
1993年7月1日，正泰公司党支部正式成立，有中共党员7名。8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全景来到正泰考察党建工作。这在浙江私营企业中是最早的一批，比传化公司差不多早了2年。
1998年12月13日，中共正泰集团党委成立，这在温州民营企业中是第一家，仅仅迟于“中国第一个”的传化集团党委约3个月。但与传化集团当时的低调相比，正泰集团党委的成立则引人注目得多。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为此题词祝贺：“在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非常必要，意义重大。希望正泰党委积极探索，不断总结经验。”
2000年5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正泰集团，听取党建工作汇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曾庆红随行。
2001年5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考察正泰集团党建。
2001年7月1日，当大部分私营企业主尚在遥远的各地聆听、领会江泽民“七一讲话”时，正泰集团党委书记颜厥忠已经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浙江省10位代表之一，光荣地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建党80周年大会。
根据正泰集团公关部门的统计，自1996年至今，正泰集团每年接待的来自国内外的参观、考察者超过4万人次，堪称浙江企业之最。其中包括了江泽民、胡锦涛、李瑞环、乔石、尉健行、吴邦国、田纪云等许多最高层的中国政要。
毫不夸张地说，南存辉以及他的正泰集团事实上已经成为“温州模式”——更准确的表述是提升完善后的“新温州模式”——最抢眼的“景点”。这首先基于南存辉企业办得的确漂亮，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正泰集团始终绽放出健康阳光的独特气质。就如同其企业名称那样：“正道泰兴”。这在曾经饱受诟病、颇显得有些灰色的温州背景下，更凸显弥足珍贵的亮丽。
南存辉生就一副方方正正的国字形脸庞，与他交谈后，许多人对他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很可能也是永远的印象：朴实、聪慧、诚信。
我多次采访过南存辉。2005年11月，受南存辉的邀请，我前往温州参加由其担任会长的温州青年企业家协会成立10周年庆典。有一个场景令我的记忆刀刻般深刻。庆典酒会上，温州青年企业家协会的各位会长登台亮相。南存辉居首，只见他一人健步走到舞台中央稳稳站定。而其他20位副会长与南存辉拉开了不小的距离，一堆人推推搡搡地尾随而上，并分列两旁。后者亦基本是身家数十亿元的显赫老板，但太阳与群星的差异仍是那样清晰。这是一种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感觉，南存辉身上散发着卓尔不群的领袖人物的磁场，这在惯常生意人的言谈中是无法找寻的。
有一定说服力的解释是，南存辉长期以超越商人群落的眼光观察和思考问题，他的企业管理价值观的基点不再是单纯的利润多寡，而是内涵更为深厚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这就决定了南存辉早晚会显山露水，表现出不一样的神韵。
当然，也有人批评他把太多的精力花费在接二连三的政治活动上。试举一例：2001年2月9日上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将全国15家知名企业的总裁请进中南海，征求对即将提交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的意见。其他14位均为相当于厅局级甚至副部级官职的国有企业大佬，而只有南存辉是唯一的民营老板代表。座谈会上，南存辉精心准备的发言获得满堂喝彩。
所有的人都明明白白地看到，也许是大方向“把握得精准”，南存辉的企业在20多年间令人信服地健康壮大，这让那些批评的声音显得苍白无力。
南存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针对所谓中国企业家商而优则仕的“政治经济学”情结，曾有过精当的自我解读：“作为一个企业家，政治就是天。天气好出太阳，被子霉了可以晒晒呀！如果刮风下大雨，你却把被子拿出去，肯定会闯大祸嘛。”
善观“天相”而为之，南存辉可不是嘴上说说的，最经典的大动作可能就是以下这则“南存辉怒斥魏京生”了。
1999年7月，美国洛杉矶。
南存辉一年之中，大约有1/3时间奔走于世界各地。这一次，他来到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硅谷”，筹划建立自己的科研开发机构。
7月27日，南存辉一踏上这片土地，就听到了刺耳的不和谐声音：当年流亡美国的所谓“民运分子”魏京生、吴弘达公开发表言论，声称支持美国洛杉矶地区国会众议员罗克·马克的“57号提案”——一个即将于次日在华盛顿提交国会表决、关于取消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原称“最惠国待遇”）的提案。这些“民运分子”证明说，中国政府一向限制和歧视私营企业，也不尊重在华投资的外国厂商，而只保护政府所属的国有企业。
南存辉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事了。当晚，他发电子邮件给罗克·马克，说明真相，驳斥偏见。
7月28日，在温州旅美同乡会的支持下，南存辉赶赴洛杉矶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南存辉拿着国内出版的《中华工商时报》慷慨陈词：据这家报纸统计，正泰集团当时是中国第八大民营企业，1998年产值20多亿元人民币，约合3亿美元。假如一直受到限制和歧视，能在短短10来年时间里，由一个几万元起家的小作坊发展到如此规模吗？
他进一步反问：“在我的家乡中国温州市，私营经济占了95％。如果没有国家政策的扶持，怎么可能有私营企业的今天？”
他指出，中国政府为民营企业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地位与国有企业“平起平坐”。私营企业享有银行贷款优惠计划，利息只有4厘，最低的仅1厘，而普通利率是6厘。私营企业的高科技产品还可以享有免税和退税的待遇。1998年正泰集团生产的一种智能型电器开关，所缴的税全部被返还。
南存辉坚定地说：“各位美国朋友如果不相信我的话，可以亲自去中国看一看。如果有必要，我也可以到美国国会去作证！”
由此引起的反响是预料之中的。《世界日报》、《国际日报》、《侨报》等10多家美国媒体迅速发表报道，将南存辉推上了显著版面——
《温州正泰集团董事长要为中国说公道话指魏京生、吴弘达对大陆企业批评不实》；
《私有企业在中国大陆不受重视？温州殷商南存辉以个人成就反驳》；
《魏京生、吴弘达呼吁美国取消对中国正常贸易关系中国正泰集团以自身实例抨击》；
......
北美电视台采访时问：“你只是一个到美国作短暂公务旅行的商人，如此举动出于什么考虑？”
南存辉答：“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我有责任为我的祖国申辩，驳斥一切有辱祖国形象的不实之词。”
两位加州知名人士JOYPAN和JIMMY WANG深受南存辉正义之声的感染，他们随即给美国国会的决策人物曼杰森先生发了一封言辞中肯的电子邮件。
曼杰森先生：
我们向您转达一位名叫南存辉的中国商人的观点。他的企业叫正泰集团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低压电器制造商。
南先生正在美国访问，他听到有这样一种说法：在中国，民营企业不受尊重，只有国有企业才受尊重。并有人（魏京生、吴弘达）建议美国国会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对此，南先生提出强烈的抗议，并讲述了他亲自经营了15年的、100％私有的、1998年销售额达20多亿元人民币（约合3亿美元），根据最近调查名列全国民营企业第八位的正泰集团的发展史。郑重声明他的私营企业非但未受政府的限制，反而得到了政府各方面的支持与鼓励。
南先生同时列举了中国政府给予民营企业的许多优惠政策，例如，低息贷款、技术支持以及工业项目准入（电器制造业过去是由政府掌握的，如今鼓励民营企业进入这一领域）等。他认为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享受着同样的税务政策，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国有企业享有更优惠的政策，而且受到法律保护。在中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对宪法进行了修正，增加了合法保护民营企业的条例。政府还鼓励私营企业租赁、兼并、改造，甚至购买国有企业。
南先生愿意在美国国会和任何场合为此作证，并欢迎参观、访问他在中国的企业。
美国参、众两院的先生在对中国的政策投票前，应该了解中国的今天，多倾听中国商人的意见。健全的商贸关系必须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南先生认为魏京生和吴弘达对中国的现状太不了解，他们的见解显得荒谬无知……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不久，美国众议院表决否决了“取消对华正常贸易关系”的议案。南存辉说：“我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对最后结果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我尽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太平洋对岸这么大的响动，国内媒体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头条、粗黑的标题被转载再转载。
第二年春，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民营企业依然是热门话题，“洛杉矶事件”也余温尚存，事件的主角还是本届全国人大代表。于是，“南存辉怒斥魏京生”又一次被京城的主流大报发掘出来，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广为传播。
会议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前来浙江代表团参加座谈。次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这条重要消息，同时配发大幅照片。照片的画面为江总书记与两位浙江代表团代表亲切握手。画面右侧是公认的中国乡镇企业代表人物、杭州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居中的正是事实上已逐步被普遍认可的中国民营经济代言人南存辉。
在改革激荡中跃出潮头的浙江商人中风流人物无数，但如果非要推举所谓“第一人”的话，最没有争议的人选当属被普遍赞誉为“国家英雄”的万向集团鲁冠球了。鲁冠球的政治水性之娴熟堪称无人能出其右。
2008年春节前夕，我受邀参加万向集团的媒体答谢晚宴。这是一个小型的“圈内人”聚会，来的都是真正的老朋友。
端上的第一道菜肴，是鲁冠球宣布2007年度万向集团10件大事。以下两件大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是2007年万向集团营业收入超过400亿元，出口创汇超过11亿美元，若加上全部关联企业，年度营业收入已达惊人的1000亿元；二是在2007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青团十五届六中全会上，鲁冠球的独子、万向集团总裁鲁伟鼎当选为团中央委员。
“政治”与“经济”，就以这样巧妙的方式走到了一起。鲁冠球极富感染力的爽朗笑声在大厅里久久回荡。
作为“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邓小平语），20世纪80年代中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鲁冠球亦随之异军突起，他几乎荣获了所有政治荣誉。那些年，全国性的大小评奖如果鲁冠球缺席，其权威性可能会遭到怀疑，甚至有人认为他将成为新时期的“陈永贵”。
中国革命博物馆曾派员前来鲁冠球的企业寻找最有历史价值的“改革文物”，就如同安徽凤阳小岗村那张摁满血手印的“生死契约”一样。他们开出的长长的文物征集清单包括：
——鲁冠球1969年企业初创时的铁匠铺照片；
——1986年，国务院将其列为中国第一个万向节出口基地的文件；
——1987年，美国合作方舍勒公司为表达对这位“农民企业家”的由衷敬意，赠送的一尊铜鹰的原件；
——1989年，国务院批准其为国家一级企业的证书；
——鲁冠球的有关日记、照片；
…………
媒体很快纷纷盯住了鲁冠球这一金光闪闪的“新大陆”，但许多记者从这位优秀企业家身上嗅出的是浓重的政治味儿。1986年4月，来自欧美、日本、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43名记者联合到萧山采访。法新社记者事后播发的新闻标题是：《一位对共产党的哲学作出新解释的中国厂长》。
鲁冠球兴致盎然的政治追求并不是一路鲜花。
1986年底，鲁冠球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共产党员代表来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全国优秀党员、先进党支部交流会，并作“重点发言”。他穿着特意让妻子去萧山县城请最好的裁缝做的一套中山装上路。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会议。他的发言很受关注，还得到了邓小平的亲切接见。
从北京载誉归来，在回萧山厂里的路上，前来迎接的县领导告诉他：“老鲁，县里打算推荐你当人大副主任，有什么意见吗？”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鲁冠球满面春风。
很快，县人代会召开，公布了7名候选人，他果然是其中之一。投票，选举，公布，鼓掌。万万没料想，落选的偏偏就是他鲁冠球，由此体会到的压力和苦闷可想而知。
很难确切肯定是否与这次挫折有何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但从那以后，鲁冠球没有再为自己谋求什么显赫的政治地位。他开始转而忠实地坚守自己农民企业家的身份，以稳健的实践、朴素的语言和恰到好处的敏锐思维，扮演起远远超越企业微观操作层面的思想者的角色。
迄今，只有初中二年级文化水平的鲁冠球至少发表了论文100多篇，几十次在全国各类学术评比中获奖。当中国企业面临起落沉浮的重要关口，我们总能听到鲁冠球发出的“大声音”：
——1988年，鲁冠球提出了“企业利益共同体”的新概念，第一次对乡镇企业这种新型企业组织结构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还用生动的语言创立了口袋与脑袋的“两袋投入”说，表示应对乡镇企业职工进行物质上和思想上的双投入。
——1999年，鲁冠球撰写的《中国乡镇企业分配方式初探》荣获全国企业改革10年创新奖，《论实践中的兼并》荣获中国企业家论坛改革征文二等奖，另一篇《虚事要实办，一步高一层》更被评为《半月谈》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特等奖。这在当时的经济理论界已属于最高荣誉。
——1991年，鲁冠球根据万向节厂自身在股权改革中的经验，大胆提出“花钱买不管”，大声呼吁为乡镇企业“松绑”，倡导“股份改革是乡镇企业走向规模经营的有效途径”。
——1992年，新一轮经济高潮骤然而至。鲁冠球的一篇《老虎出山好，猴子照样跳》，将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虎跃猴跳”的改革锐气和自信刻画得畅快淋漓，一扫农民厂长们的恐慌和疑虑。
——1994年，鲁冠球理性地归纳了乡镇企业在制度创新上的三个阶段，多次撰文认为要“加快乡镇企业与现代企业制度接轨”。同年，万向集团主体企业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也是中国第一只异地上市的乡镇企业概念股。
——1995年，鲁冠球提出培养民营经济“企业家群体”的新思路，并在万向集团大力推行先进的事业部制度。
从1969年的打铁铺到今天的国际级行业巨头，整整40年挺立潮头且如鱼得水般游走“政经”两端的鲁冠球及其万向集团，即使在全国范围亦称得上是十分罕见的样本。有人说他是“不倒翁”，有人赞叹他是“常青树”，这其间的奥秘显然不是在纯粹经济学意义的“企业家宝典”中能找到标准答案的。
有一年，新华社记者朱国贤以《鲁冠球“常青树”之谜》为题造访鲁冠球。双方的一段对话耐人寻味：
记者：你是第一代农民企业家里少数风采依然的“幸存者”之一。在数十年的创业中，你最重要的保养秘诀是什么？
鲁冠球：那就是不断地反思和超越自己。小心翼翼，去掉草莽气，呼吸新空气。
记者：那主要是靠自律了。
鲁冠球：就是靠自律。我们这些创业者是很奇特的，说有人管我们，似乎谁都可以来管一下；但是说没人管，又往往两头着空，事事要自己拿主意、担风险。
记者：也就是说，是处于一种权力的真空状态？
鲁冠球：是的，做人和做企业都必须学会自控，要有自我警觉心。我一直认为，唯有保持企业的常青和不倒，才有企业家的常青和不倒，为了企业的利益和前途，企业家应该敢于牺牲一切。
记者：你觉得这样的牺牲要到怎样的程度？
鲁冠球（沉吟片刻）：记得小时候听过一个传说，我现在常常会想起它。故事讲的是古代有一位炼剑高手，为了炼就一把天下无敌的宝剑，他不惜投身于火炉，与剑融为一体……
有关机构曾经在温州企业经营者中做了一次“温州老板与政治”的抽样调查。结果，有91%的被调查者表示“关心政治或非常关心政治”。
2002年11月，台州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第一次以浙江省第一位民营企业家身份当选为中共十六大代表。2008年3月，鲁冠球、宗庆后、南存辉等12名民营企业家走进庄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占浙江省新当选的90名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13%。
在最盛产老板的浙江，商人参政，无疑已成为21世纪政治生态圈的独特景象。从村、乡、县、市、省乃至国家级政治殿堂，各色老板的身影异常活跃，获得了改革前20年资本实力的深厚积淀，富人们的能量急切需要更高层面的宣泄。
有观察者认为，当今政治格局中的浙江民营企业主阶层大抵存在三种从政心态：
一是光环型从政。以当选各级委员、代表为政治荣誉或者政治资本，借此凸显自身的社会地位，显示得到官方承认，满足攀比炫耀的虚荣。
二是功利型从政。在国家仍强势把握着社会资源的当下，“曲线救国”，以参政来壮大企业。
三是公益性从政。走出个人或单一经济主体的狭隘心结，力图放大自己阶层的声音。
著名学者吴敬琏在其2001年出版的《改革：我们正在闯大关》一书中，对这一中国民营企业界日渐弥漫的“政治经济学”趋向公开表达了不满。他说，自己到一些工商界的朋友家去，看到他们书架上没有什么关于企业经营管理的书，却都有高阳著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以致“当官要看《曾国藩》，从商必读《胡雪岩》”成为了一句流行语。“这种情况使我很不安。”
事实上，也许被吴敬琏教授无意间忽略的是，“使我很不安”现象的背后，正隐藏了深埋于民营企业老板内心久久挥之不去的“不安”。
在浙江，类似柳市“八大王”事件的是是非非早已落满尘埃。但富人们仍觉得，自己得到的保障承诺是脆弱的。曾令他们有过无数次切肤之痛的“政治安全感”疑云，仍时隐时现。同时，所谓市场竞争也并不彻底，面对政府垄断性资源的“投资玻璃门”，留给他们的常常是苦涩与无奈。
至少到今天，浙江富人们这种缘于现实的焦虑和不安并未完全消散。
财富阶层的“灰色地带”
2004年初，所谓民营企业主的“原罪说”一夜发酵，截然相左的激辩声四起。
引燃争论的导火索，是2003年12月31日河北省政法委出台的《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两天后，河北省委、省政府批转了这个文件。
文件关键的第7条规定：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在追诉期内的，要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后果、悔罪的表现和所在企业在当前的经营情况及发展趋势，依法减轻、免除处罚或判处缓刑。
该文件的核心精神，被解读为官方不赞成追究“原罪”，但不追究也就意味着认定了民营企业主——哪怕是曾经的——“原罪”的存在。
“原罪”本是西方宗教术语。《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三章说，上帝造出亚当和夏娃之后，两人因为受蛇的引诱，偷吃了伊甸园中的禁果。这一罪过，成为整个人类的原始罪过，即“原罪”。
针对21世纪初的中国民营企业主而言，所谓“原罪”，就是指他们在改革初期财富积累过程中难以洗脱的深重的罪过。主要表现为：假冒伪劣、行贿钻营、偷税漏税。
“原罪说”既出，来自政府、学者、民间的观点不外乎三种：一是“大赦派”；二是“清算派”；三是既不赞成“一律宽大”，也不赞成“彻底追究”的“折中派”。
这就像一场光天化日之下的缺席公审。不论具体观点有何分别，审判者的一个共同认定是：民营企业主大部分“曾经有罪”。他们以自诩的道德优越感，俯视着虽然拥有巨大财富却只能被动等待发落的有产者们。
“原罪说”并无法律意义的个案价值，事实上也没有哪个民营企业主因为所谓“原罪”被追诉且走上审判台。这是社会公众积蓄已久的某种情绪的宣泄，折射出了在改革走过20多年坎坷历程，鼓励、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文件也已下发无数次之后，对待迅速膨胀的私有财富及其拥有者阶层的真实的集体性姿态。
作为中国富人总数最多及比例最高的省份，“原罪说”在浙江并没有掀起多少波澜。但由于浙江富人的游商特性，改革开放以来商业活动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仍然被无情地置于全国范围审视质疑的聚光灯下。
响动最大的事件，莫过于从2001年至2006年关于温州老板——浙江富人的代表群体——全国性炒房、炒煤、炒油、炒棉的连锁批判风潮。
中国沿海城市第一波楼市暴涨的行情，大约始于2001年。对大多数城市民众来说，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具震撼力的一次资产性分配机会，其力度和广泛度甚至远超更早兴旺的股市。有关机构前不久调查显示，杭州户籍居民的家庭总资产中，房产比重占70%以上，而房产价值在过去8年间普遍上涨了数倍。购房多少及购房早晚，几乎成为某个家庭间平民、小康或富裕分层的决定性因素。
偏偏又是已经富得流油的温州人美滋滋地喝上了“头口水”。他们在全国各地大肆购房炒卖，无非仗着自己口袋里有钱、有资本。说他们“炒房”那是客气的，说重了就是大白天“抢钱”！
关于温州人炒房的疯狂，许多媒体做过绘声绘色的长篇报道。我们不妨摘要如下：
温州炒房者究竟有多少人、动用了多少钱？比较受认同的说法是10万人，1000亿资金。最夸张的版本则是10万人，5000亿资金。
史上最牛的温州炒房者又是谁？有报道称此人在上海，乐清籍人士，姓名不详。他喜欢将所购置房产的钥匙环挂于腰间，一共60把。据说，此人的房产几乎全部租了出去，但极敬业，每天的唯一工作就是按照钥匙的顺序，挨家收租金。一天两户，轮一圈，一个月正好做完功课。这活脱脱一个现代城市版的“刘文彩”。
北京一家著名媒体对此的评点是结论式的：狼来了！这批来自南方的狼并不孤独，而是成群结队，穿行于城市。狼过处，寸草不生！
在有关温州炒房者的传播中，最为耸动、最吸引眼球的猛料当属“炒房团”。
2001年8月18日清晨，一支奇特的队伍出现在上海火车站。他们高举着《温州晚报》的牌子，但不是记者采访团；他们提着花花绿绿的旅行袋，但也不是旅行团——这就是见诸报道的第一支成规模的“温州购房团”，民间俗称“温州炒房团”。
后来的报道说，这支由《温州晚报》广告部组织的“炒房团”总数为117人，涉足的上海楼盘包括“新加坡美术馆”、“菊园”、“怡景园”、“四季之门半岛花园”等5个，一次性下单共1000万元。经《新民晚报》等许多新闻机构的滚动追踪报道后引起了巨大轰动，“温州炒房团”一夜之间成了声名远扬的另类品牌。
事实上，由于温州购房者的纯民间性，其购房行为是广泛而散漫的，地域跨度极大，但是在意图谋取房产商巨额广告费的媒体统一操作下，并借助了媒体天然的公信度及传播话语权，温州购房者摇身一变成了“有组织、有预谋”的“炒房团”。而有钱人一旦“有组织、有预谋”，什么坏事干不出来？
我们不难观察到，在沿海大批城市的本轮房价长达数年持续飙升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和房产开发商是攫取最大红利的合谋者，媒体亦从自身利益出发推波助澜。而温州商人只是凭借其投机天赋及相对雄厚的资本积累，顺势分得了一杯羹罢了，但却被上述各方联手推上前台，背负骂名。谁让他们改革之初依靠“假冒伪劣”捞得“第一桶金”，本来就形象不佳、名声不大好呢？
温州富人炒房风声正紧，炒煤、炒棉、炒油风潮又铺天盖地而来。
——在煤海山西，境内60%的中小煤矿（包括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煤矿）已经被温州人鲸吞，投资额高达40亿元，控制的煤矿年产量达8000万吨以上。这一产量是山西省煤炭年产量的1/5，全国煤炭年产量的1/20。
——在全国棉花主产地新疆，数以千计的温州人携带资金100亿元入市。在抢购战中，各棉区每公斤籽棉的收购价由1.6元飙升到8元以上。温州商人在当地开办的棉花一条龙加工厂也骤增至300家。
——温州“炒油团”则是从陕北转战新疆。仅以新疆为例，温州人即控制了约120口油井，投资总额18亿元以上。如算上后续加工的炼油设备等，总投资将超过50亿元。
被媒体披露、曝光的数字十分惊人，被记者发掘出来的许多细节可谓触目惊心，却往往难以查证。比如，“在太原街头，你随便拦下一辆高级轿车，十之八九就是温州煤老板。林肯、悍马、保时捷应有尽有”。再比如，“在陕北打一口井只需十几天，投资约50万元。一年的产值就是投资额的两倍，除去开支，年利润至少有50多万元，当年返本”。
动辄数亿元的投资，轻松赚取成倍的高额回报；屁股坐的是高档名车，手里玩的是煤炭、石油、棉花等国家战略资源。如此温州富人，不是令人作呕的“蝗虫”又是什么！
在这里，我更愿意花费笔墨，记录有关温州女子王荣森的故事。一个我两次面对面采访过的“温州炒油客”真实的血泪故事。
王荣森原名王月香，温州最穷的文成县的一名普通女子。在温州卖过皮鞋，后来和丈夫一起跑到西安做服装批发生意。一次旅途中，她遇到了因口袋空空而陷入困境的陕西地质学院教师屈茂稳。不由分说，她硬塞给对方1500元救急。事后，为了表示谢意，屈老师告诉王月香，陕北有石油，开采利润肯定比卖服装高。再说政府鼓励民间到贫困地区投资，产出的石油国家也全部回收。
王月香的命运就此改变。
1996年11月18日，王月香拉上屈老师包车赶往延安甘泉县。3个月后，终于在东沟乡李湾村一带找到了出油较为稳定的油层。专家测算，最初的3口勘探井需投资480万元。但王月香夫妇多年辛苦积蓄仅250万元。一咬牙，她跑回老家动员亲朋好友入股，费尽口舌总算凑足了480万元。
高高的井架矗立起来了，日夜难眠的王月香干脆就把铺盖搬到钻架下的临时帐篷。大西北的风沙很快将她的脸庞剥蚀得如同黄土高原般沟壑纵横，只有那口白灿灿的牙齿，让人依稀记得她本是江南女子。
1997年5月12日，因劳累过度中暑，丈夫蔡高锡倒在了井架旁。当天下午4时，蔡高锡即撒手离世。
丈夫倒了，王月香并没有倒下。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王荣森，她需要男人一样的坚强。
守寡一年零两天后，王荣森的油井喷出了黏稠浓黑的原油，但欣喜若狂的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切竟是昙花一现。由于技术等原因，这3口井出油仅两三天便油层凝固，成了枯井。紧接着与温州一家鞋业公司联合开发的第四口探井，又因接错管子而在出油后不久变为废井。这几口井的直接损失高达700余万元。
为了翻本，为了还债，2000年，王荣森辗转来到甘泉相邻的靖边县继续开采石油。先是投资280多万元打了一口井，油层还挺好的，不料压裂时管子被压破。再砸进148万元将井修好，但出油量少得可怜。此后的几度尝试也以失败告终。
王荣森濒临崩溃。她无助地回到甘泉，日夜徘徊在丈夫曾经倒下的油井边，一遍又一遍地流泪，像祥林嫂一样一遍又一遍地向路人诉说她的油井故事。
接二连三的厄运，使王荣森背上了大山一样沉重的近千万元债务。房产和值钱的家具早已变卖，但仍是杯水车薪。走到尽头的王荣森已经开始为吃饱肚子发愁了。百般无奈之下，这位曾经的百万富翁只能到当地人家中做保姆，每月收入300元。
老家文成是不敢回了，讨债者如云。王荣森最牵挂的是自己才13岁的小儿子：“我已经没钱供他读书，只能靠我70多岁的老母亲到处借钱撑着。”2002年，王荣森偷偷摸回一趟老家。等待她的是更大的打击——她的宝贝儿子早在4年前就已溺水身亡，老母亲一直瞒着她。
王荣森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大概是2003年。据那位浙江记者报道，当时，王荣森孤独地躺在甘泉县的一家小医院里，憔悴得几近枯槁。此后，她与所有人失去了联系。
故事还没有结束。谁也没想到，2008年6月，当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气氛在温州愈来愈浓的时候，多年杳无音信的王荣森居然又在当地一家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出现了。这是一档关于她一个人的节目，题目是：《超越生命的力量——王荣森的故事》。她说，她已经回到温州，做些小生意，有生之年必须把欠下的钱全部还清。她没有告诉大家自己曾经过得有多苦，她说得最多的仍然是她和她丈夫的油井和梦想。
长达几十分钟的一档节目，王荣森除了流泪还是流泪。
王荣森的故事并不能代表所有的浙江富人。但可以肯定的是，无数已经成功或曾经失败的浙江富人都品尝过王荣森式的辛酸与血泪。
浙江以个体、私营为先锋的民营经济是一种面向全国实行大规模交换的开放性体系。与这种所谓“小商品大市场”格局相适应的，是一种在户与户、村与村、乡与乡甚至县与县之间实行专业化分工的生产技术网络。同时，绝大多数小商品的生产或经营环节很少存在足以产生垄断的进入壁垒，往往出现在一定的区域内，家家户户都按照分工的需要，共同生产或销售某类产品的所谓产业集群现象。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过激烈的竞争筛选，一批经营者脱颖而出，逐步催生了某类产品专业领域的龙头企业。
因此，浙江富人们的财富获得具有明显的非垄断性和相对的“均富”特征。这同时注定了浙江富人们创造财富的历程从总体上是“阳光”的，没有捷径，唯有放手一搏和几多艰辛。所谓“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阳光”下的阴影，显然是阶段性的，是从过去走向未来难以完全避免的发展代价。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与公众对待改革中快速崛起的新生财富阶层的态度。千年以降，私有财产的罪恶感在中国社会价值体系中从未淡化。自改革开放始，“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所造成的强烈的社会心理震荡以及贫富分化所带来的不容忽视的社会困局，更令许多人关注财富阶层的目光变得十分微妙和复杂。
我们发现的一个有趣现象是，在公众舆论对财富阶层的宽容度、认同度上，盛产老板的浙江高于全国，而老板最密集的温州又高于浙江全省。
据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组织的一项全国抽样调查，当被问及：您认为在如今社会上的富人中，有多少是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回答不太多的占48.5％；回答几乎没有的占10.7％；回答不知道的占20.8％；仅5.3％的人表示有很多。
恰巧，2000年5月，温州也做了一次关于财富来源的调查问卷。在足以代表温州民间声音的156份有效卷中，有57％的答卷者认为温州老板们的钱是靠才能挣来的；有37％的答卷者认为是苦干得来的；只有5个人怀疑老板们的财发得不明不白。
2001年3月，《温州晚报》再次推出“谁是温州青年的偶像”的大型调查，反响强烈。在包括薄熙来、雷锋、张艺谋等全部10名当选者中，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以占总票数9.78％的148票名列第四。对他的评价是：“中国新兴民营企业的代言人、温州人奋斗发家史的缩影。”
享誉世界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用收入、声望和权力三个维度的统一来研究人们社会地位的差异，这一“三元分层标准”被各国广泛采用。
从以上所述的两次调查不难看出，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富人们虽无多大的权力，却普遍获得了声望高分，实现了收入与声望的统一。
社会学研究中有“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之说：先赋因素，即出身、性别还有独具中国特色的城乡、行业、单位级别等先天具有的特征；自致因素，即通过自身后天努力而获得的能力。如果决定收入的诸要素中，先赋因素起了主导作用，这样的机制就是非市场化的，不公平的状况就会相当突出；如果自致因素起了主导作用，这样的机制就是市场化的，就是公平的、竞争性的。
在浙江，对个人致富起主导作用的无疑是自致因素。改革开放30年来，这片土地上先富起来的庞大群体中，你很难找到背景显赫的权贵者。无论是行商走贩、家庭作坊主还是大规模的企业集团的掌门人，没有谁能独享垄断性的“保护地”，彼此走向富裕的起跑线是一样的。
在这样的社会坐标系上，成功者必然能赢得掌声和喝彩，仇富心态注定是没有市场的。
2004年8月28日晚7时，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座谈会在温州城西的景山宾馆举行。座谈会的主持人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言主角是当地的9位私营企业主。
此前的4月与7月，同一主题的座谈会已分别在北京、南昌、青岛举行了3次。但只有在温州会议上，私营企业主担当了真正的主角。
9位私营企业主原定3人发言，每人10分钟。温家宝临时动议让每个人都谈谈，并取消了事先安排的浙江省领导汇报。对大家的发言，温家宝不时关切地插话询问，企业主的紧张感渐渐消失了，说情况、摆困难，甚至诉苦，气氛宽松而活跃。
会议中，一份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文件未定稿发给了每位企业主，讨论之后又收回。座谈会的唯一目的，是征求对这份文件的补充修改意见。
这份文件，就是备受瞩目和期待的“非公经济36条”。2005年1月12日，温家宝在北京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通过了文件。2月24日，文件下发，正式名称为：《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非公经济36条”的最大亮点，是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第一次以中央政府文件的权威形式，明确赋予非公有制经济国民待遇——允许非公有资本与国资、外资一样，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的行业及领域。其关键词为4个字：消除歧视。
而“消除歧视”，正意味着将民营企业深陷灰色地带的歧视是一直存在的。既存在于形形色色的红头文件里，也存在于不同阶层公众怀疑的目光中。
父辈旗帜下的“富二代”
浙江富人的焦虑不仅仅源于“外面的世界”。同样，他们已经听到了来自家族内部令人紧张不安的异响。
2007年5月15日上午，宁波慈溪市委党校一间会议厅里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宁波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首期开课。这所学校被媒体认为是中国首家民营企业接班人的“黄埔军校”。
据报道，首期“家族企业接班人专修班”共招收了30名学员。其中10人已是家族企业的总经理或董事长，另有数人任“总经理助理”或“副总经理”，其余尚未在家族企业任职。学员的家族企业资产规模在5000万元至15亿元，绝大部分为“80后”，最小的生于1986年。
该校总务部主任蒋大成称，这些学员在交付1.2万元学费后，将接受10天的培训。课程分“修身立志”、“创业兴业”、“管理实务”、“企业交接班”、“互动交流”等5个单元，教授者多为国内知名学者，也有现身说法的浙商。培训方法是“专家讲解点评+案例分析+现场答疑+情境模拟”。
在事后央视播出的专题新闻画面上我们看到，在这里，“接班人”们要从待人接物的点滴学起，包括吃西餐以及与商业伙伴打交道的技巧。教学语言则极为生动、实用——
老师：“任性、意气用事，绝对不适合市场经济。因为你们将身处商场，什么叫商场？是可以商量的地方。没商量，什么事情都没商量还行吗？就得商量嘛。尤其是经商，尤其是办企业，充满了商量。”
这所民企接班人学校的创立者本人就是颇有名气的私营企业主：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董事长茅理翔。茅理翔于1985年创办慈溪无线电厂，曾被外商誉为“世界点火枪大王”。1995年转轨创办的方太厨具公司迅速成长为中国厨具产业的领袖企业之一。
与埋首实战不擅理论的浙商群体相比，茅理翔擅长家族企业研究，以精于思考的“学者型企业家”形象脱颖而出。2002年，他将公司交给了上海交大毕业的儿子茅忠群打理，自己也并没有闲着，而是将时间分成了“三个1/3”：1/3的时间到全国各地的企业、论坛或大学讲课，几年下来演讲达250多场，“可能是浙商中演讲最多的”；1/3的时间用于读书写文章，他已经撰写了《管理千千结》等4本与管理有关的书籍，第五本家族企业研究专著《家业长青》也已出版；另外1/3的时间用于接待各地学者等来访的客人。
茅理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复强调，自己办接班人学校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家族企业‘家业长青’，破除富不过三代的魔咒。这个问题很急迫”。
问题的确相当急迫。
据浙江有关机构2008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省数十万家民营企业中，80%是家族企业，而家族企业中已有80%以上面临接班人问题。在回答“当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时，有13%的民营企业主认为是资金短缺；有10%认为是产品质量和技术创新；而有77%的民营企业主承认，最严峻的是如何抉择掌门人。“未来5—10年，将是浙江家族企业新老交替的动荡期。”
来自麦肯锡咨询公司的统计分析也不乐观：全球范围内，约有70%的家族企业未能传到下一代；有88%未能传到第三代；只有3%的家族企业在第四代及之后仍然存活。难以传承的原因有很多，缺乏“忠诚家族、技能卓越”的“又红又专”的接班人，是家族企业的头号杀手。
虽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引入职业经理人已经成为时尚话题，但浙江绝大多数“第一代”民营企业主首先考虑的接班人，毫无疑问仍是血脉相通的子女。至少从东方式情感上说，这是确保自己辛苦打拼而来的江山“永不变色”的最佳交班方式。
他们被形象地称作“富二代”。《凤凰卫视·鲁豫有约》2007年12月曾经采制过“我是‘富二代’”的专题访谈节目，收视率颇高。其间，对所谓“富二代”有过如下定义：20世纪80年代出生，继承过亿家产。他们拥有先天殷实的家族产业，他们拥有与众不同的童年生活，他们拥有出人意料的情感世界。
应该不属于巧合，节目约请到的4位青春飞扬的年轻嘉宾均为浙江“富二代”。在父辈辉煌创业的旗帜下，在这个富人云集的省份，“富二代”们以其神秘而新鲜跃动的姿态，越来越频繁地闯入公众关注的视野。
成功接班的案例已经不少，鲁冠球之子鲁伟鼎可能是最具眼球效应的一位。
1971年出生的鲁伟鼎是鲁冠球的独子。我是1988年第一次见到稚气未消的他，那时他刚刚进入万向集团，并陆续在各种基层岗位轮转。1992年，他开始一跃而出任集团副总裁，1994年，23岁的他担任集团总裁。1999年，鲁伟鼎飞赴美国哈佛商学院读书。回国后继任集团总裁。
2001年6月14日，鲁冠球曾向全公司下发了一道关于接班人标准的“手谕”，大致意思是：有德有才，大胆启用，可三顾茅庐，高薪礼聘；有德无才，可以小用，通过教育培训，视其发展而定；无德有才，绝对不可用，若其伪装混入，后患无穷；无德无才，可以不用，但可让其自食其力。
鲁冠球精准而严格的用人之道，被赞誉为创造“万向神话”的重要秘诀之一。他的妻子章金妹是1967年参与创业的“七元老”之一，却一直在一线车间做钻工直至退休。
对于为什么最终“钦定”鲁伟鼎，鲁冠球多次有过公开的说法：“现在先选择儿子。如果以后有能力超过他的优秀人才冒出来，只要能把企业搞得更好，能为农村富裕作出更大贡献，也可以再调一个，是可以改变的嘛。”
这番话，是鲁冠球对公众的解释，同时不妨理解为是给鲁伟鼎的“考察期”压力。
但至少到目前为止，鲁冠球给鲁伟鼎亮出的是满意分。
除鲁伟鼎外，经常被媒体列举的还有：
——徐永安，横店集团徐文荣长子，2001年接班。徐文荣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交托帅印后，为避免家族冲突，徐文荣把其他两个孩子“请出”横店集团。女儿、女婿远走香港搞文化产业，小儿子则在本地经营另一家公司。徐永安在集团总部给父亲留了一间宽大的办公室，但徐文荣从来不去：“去干什么呀？他做得好也罢、不好也罢，我不管的。”
——楼明、楼江跃，广厦控股公司董事局主席楼忠福之子。两人分别于30岁和25岁时接任总裁及董事局副主席职位，成为楼忠福打造广厦帝国的左膀右臂。
——苏显泽，中国最大的炊具企业浙江苏泊尔炊具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苏增福之子，23岁出任公司总经理。2007年，父子两人联手将公司控股权转让于法国SEB并成功套现4.6亿元，并以中国“反垄断审查听证第一案”轰动一时。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用这句中国古语比照民营企业主的交班心态恐怕再贴切不过了。在已知的浙江“富二代”接班人故事中，基本上是子承父业，少有小女子的插足之地。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独女宗馥莉的“接班”传闻，则是在2007年娃哈哈与法国达能爆发世纪之战时，逐渐浮出水面。
作为唯一的“娃哈哈公主”，1982年出生的宗馥莉很长时间从未引起过公众注意。她初中毕业即出国留学，1998年9月至2002年9月，就读于美国南加州大学，主修国际贸易。2004年回国后又在国内某高校攻读工商管理硕士。
2005年3月，宗馥莉就任杭州娃哈哈萧山二号生产基地管委会副主任，该基地现有饮料、方便食品等6家企业。2005年7月至今，又兼任娃哈哈童装与娃哈哈卡倩娜日化有限公司总经理——事实上已接管娃哈哈多元化业务。而更早的2003年，拥有美国国籍的宗馥莉就已出任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恒枫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恒枫贸易日后成长为宗氏家族海外离岸公司的旗舰，掌控了大量利润丰厚的与达能无关的非合资公司。
宗馥莉究竟会不会接班娃哈哈？针对外界被迅速引爆的浓厚兴趣，宗庆后的回答是：“不排除这种可能。”
从内心深处，宗庆后对公开谈论与自己退休有关的所谓“接班人”问题是相当反感的。娃哈哈是宗庆后一手拉扯大的，那是一种渗透灵魂深处水乳相融的情感。
宗庆后甚至扬言自己可以在岗位上干到90岁：“我看我还能干很多年。宗氏家族有长寿的光荣历史。我父母80多岁了，我的一个姑姑90多岁时身体依然硬朗。兵荒马乱的岁月，我爷爷还活了70多岁呢。我对自己也持乐观态度。”
但没有人能最终逃脱老之将至的宿命，毕竟宗庆后已是年过花甲，更何况宗馥莉是自己唯一的爱女。最终，接班人问题还是不动声色地摆上了议事日程。
刘华和左志坚合著的《出轨》一书认为，宗庆后意识到要扶持女儿上位，就必须培养她控制局面的威望。为此，近几年宗庆后马不停蹄地在娃哈哈集团内部展开了一系列针对性人事安排。
宗庆后一向是个大权独揽的强势人物，他甚至从来不设集团副总经理。他周围许多核心部门的负责人都是女性，“因为女同志听话。”
这一次，他的人事安排最简单的手段就是换人，用年轻人代替喜欢摆资格的老人。原因是同样的：“年轻人比较听话。”
被调整的是一批各地分公司的总经理。“他们手里掌握着娃哈哈产品的生产和调度，权力很大。”
直到今天，宗庆后这颗悬在娃哈哈人头顶上的太阳灿烂依旧，炙热如常。准接班人宗馥莉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迅速而茁壮地成长着。
以上我们描述的都是超级企业的超级“富二代”。庞大的资产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及荣誉感，驱使着他们担当责任，激流勇进。
有点麻烦的是占浙江民营家族企业95%以上的中小型公司。
浙江一家媒体2006年发起的《浙江商人培育继承人方式的调查》一文提供了这样的数据：有37%的“富二代”表示希望能自己创立一番事业；另有45%的人则认为目前还不具备接班的各项素质，不愿意接受其父辈的事业。
无论是能继承过亿元家产，还是数千万元或数百万元家产，大小“富二代”们与80%出身农民、80%只有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父辈们相比，最大的差别是普遍拥有令人羡慕的高学历，而且往往都有英、美名校的海外高学历。
这就决定了他们眼界开阔，志向高远。而父辈们创立的中小企业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业，经营艰辛、利润微薄，听上去很美的“接班”其实接的是苦差使。
民营企业大市义乌就接连传出过“富二代”打广告卖厂的消息。在“中国衬衫之乡”义乌苏溪镇，一位29岁的小徐老板为了赶紧将年销售额近千万元的厂子转手，甚至闹到要和作为创始人的父亲脱离关系。结果，父亲气急病倒，厂子还是被人买走了。
“接班人”问题已经让浙江民营企业主们焦虑不安了，一些“富二代”依仗万贯家财而飞扬跋扈的出格之举更令他们日夜心惊。
新华社记者方益波、朱立毅在一篇现场报道中披露，2004年12月2日凌晨，浙中一家大型民营企业董事长之子、30岁出头的张敏（化名），驾驶一辆奔驰车回到自己居住的高档楼盘诸暨市桂花园小区。由于喝得酩酊大醉，便停下车在小区鱼池边呕吐。值班保安周位春上前询问，认为自己被冒犯了的张敏喝令周位春“跪下”，随后赶来的其他保安劝说、道歉都无效。
张敏打电话从桂花园中招来几个同伙，开始与保安互相推搡。张敏还宣称“丢了一块5万元的手表”。随后，他又拨电话说“兄弟我被打了，你们快来打死他们”。很快，从外面冲进了两批30多人，保安队长陈某被追打得跳入鱼池。
因为寻不到已经四散而逃的保安，张敏就说去找物业公司的老板，也就是诸暨大酒店的老板算账。他在小区的每个大门布置三四人把守，不让人进出；另一伙人又分别开着奔驰、宝马呼啸而去。
诸暨大酒店是一家涉外三星级宾馆，2003年刚按四星级标准装修过。监控录像显示，张敏等人闯入后，用大堂内的花盆、垃圾箱将两部电梯堵死使其无法运行，并将大堂吧的椅子、沙发、茶几等搬到大厅门口堆着以阻止出入。
110民警旋即赶到。但这伙人丝毫未将闪烁的警灯和赶到的民警放在眼里，继续动手砸破了吧台保鲜柜和酒店前门玻璃，遍地碎片。酒店员工说，亲耳听到张敏叫嚷着如果今天不把保安交出来并下跪就要砸光酒店。住店的几名外国宾客也被惊吓得连夜退房。
两位新华社记者的报道标题充满了忧虑——《民营企业家之子聚众打砸“富二代”将走向何方》。
的确，不知将走向何方的浙江“富二代”仍是一个摇摆不定的悬疑。这不仅关乎家族的命运，同样关乎改革后30年民营经济的命运。
在2004年举行的一次浙江民营企业CEO圆桌会议上，正泰集团公司董事长南存辉阐释了关于接班人问题的想法。他说，正泰集团共有100多个股东，其中有9位出任高管。公司鼓励这些高管的子女念完书以后不要进正泰，要到外面去打拼，并在打拼过程中对他们进行观察和考验。“若是成器的，可以由董事会聘请到正泰集团工作；若不成器，是败家子，我们原始股东会成立一个基金，请专家管理，由基金来养那些败家子。”
设立“败家子基金”传递给我们的是浙江民营企业主的明智和清醒，也可以说是一种无奈吧。
【浙江改革史档案】
私企浙江传化集团建立党组织的启示
中央最高层对新华社关于传化集团建立党委的内参稿件给予高度重视并作出批示，无疑是浙江民营企业政经生态的重要转折性事件。
以下是由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慎海雄采写的这篇内参稿件全文。摘自对外公开的中共杭州萧山区委组织部主办的萧山党建网。
新华社杭州讯浙江省最大的私营化工企业——浙江传化集团自1998年成立全省私营企业第一个党委以来，在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妥善处理党组织与私营企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由萧山市老农徐传化和他的儿子徐冠巨一手创办的传化集团，经过13年的发展，目前已拥有3亿多元资产、1100多名员工、8家子公司。集团年销售额达6亿元，还与4个国家和地区展开了技术合作。随着人才的引进，集团内党员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到1998年，共有正式党员104人。面对党员队伍的扩大，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传化集团总裁徐冠巨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能否在私营企业建立党组织，使党员的组织生活规范化，让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家？1994年下半年，集团主动找当地党委，要求成立党支部。上级党委经过认真调查，决定予以批准。1995年4月，传化集团成立了党支部；1998年9月，集团建立了党委，下设4个党支部。
传化集团建立党委后，集团把党建工作列入企业的发展目标，把爱党爱国、遵纪守法、共同富裕、稳健发展作为企业的宗旨，写入企业发展纲要。由于集团董事会是徐传化父子3人，在决策上有一定局限性，集团组建了由党委参加的集团管委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党委委员、各支部书记参加总裁办公会议，对决策作进一步论证。这样，对企业发展的重大决策，党委和党支部就能够把握方向，出谋划策，以确保决策的正确性。集团党委还与企业各部门协调，充分发挥工、青、妇的作用，同心协力，共同办好企业。
时间、场地和经费是企业党组织开展活动的三大基础要素，集团董事会全力予以支持。集团党委书记苗裕华说，从几年的实践看，集团党建活动已经做到了三个保证：保证时间、保证场地、保证经费。党员参加党组织活动的时间，集团均按出勤计算。为保证党组织活动的顺利开展，集团拨出专项经费，建立了党建活动室和业余党校，并设立了党委会议室和接待室。集团在经费开支上不加限制，凡党建活动的经费都由党委书记一手审批。
传化集团建立党组织的实践有着以下启示：一是私营企业建立党组织，不仅拓展了党组织在非公有制企业的活动空间，也保证了企业的健康发展。目前，浙江省共有168万多家个体、私营企业，大部分尚未建立党组织。而传化集团总裁徐冠巨说：私营企业不能没有党组织，不能没有党员。在这家私营企业里，党员职工出现了“四多一少”的现象，即党员队伍中骨干多、先进多、完成任务多、勇挑重担多，违纪违规少。二是私营企业只有放心、放胆地让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才能真正形成企业发展的合力。在传化集团，党组织成了企业与职工沟通和理解的重要渠道。随着大批党员充实到传化集团的中高层管理队伍中去，集团的整体素质逐渐提高，社会信任度也大为增强。三是各级党组织在私营企业建立党组织的问题上，应该主动上门做工作，切实创造条件。目前浙江个体、私营企业有420多万从业人员，在人数如此众多的领域里，不能没有党组织的存在，党建工作应该同步跟上。各级党组织应理直气壮地把个体、私营企业的党建工作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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