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资本主义与21世纪》
我们可以说“不”
2001年10月15日，北京大学法学院举办“中国选举制度改革理论讨论会”。
参加讨论会的都是大人物。有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高官，也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名校的法学教授。
而只有小角色吴锡铭是一个异类。他的职务全称为：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梧埏镇寮东村村民委员会主任。但吴锡铭在本次讨论会上所享受的，却是重量级专家的待遇。
应本次讨论会主持人、北京大学法学院蔡定剑博士之约，吴锡铭撰写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立法解释建议稿（初稿）》，共10章48条，约2万字。在讨论会上，他就这个初稿作了整整20分钟的发言。会场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当晚，应清华大学法学院邀请，吴锡铭又走进了设在明理楼的模拟法庭。没有任何讲稿，这位只念过5年书的南方农民为法学院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一口气作了一个多小时的学术报告，题目很大也很专业——《村民自治组织的发展与创新》。之后，学生们开始提问。面对颇为尖锐的问题，吴锡铭坦然自若地一一作答。他的温州普通话不太好懂，却很生动。热烈的气氛中，原定晚上8时30分结束的报告会一再后延，直至9时10分经主持人干预才谢幕。兴致极高的学生们又在门口将吴锡铭堵住，他们完全被吴锡铭所描述的原生态的乡村民主故事吸引了。
吴锡铭充满魅力显然是有原因的。有关他的介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以来，领导策动中国第一起由村委会合法主持的“村民罢免村委会主任”民主运动的“反对派领袖”。在领导运动成功罢免原村委会主任3个多月后，他被高票民选为新一任村委会主任。
章敬平在《浙江发生了什么》一书中，清晰再现了这一历史性事件的关键细节。
1999年5月24日上午，潮水般的人流早早就将设在梧埏镇第二小学操场的临时会场挤爆。为举行有史以来首次罢免村委会主任的村民大会，学校特地放假一天。空气中流淌着令人窒息的紧张与躁动。新闻记者们来了，官方甚至派出了一个由省、市、区、镇民政和人大组成的阵容堪称豪华的指导小组。学校门口也站满了一排“红袖章”，不相干的外村村民以及没有工作证的陌生脸孔一律不得入场。
所有迹象都表明，要出大事了。
9时许，村民大会开始。相关流程均严格依照1998年11月4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6条规定的罢免村委会成员的法定程序。
作为被推举的村民代表，受联名要求罢免村委会主任的496位村民的委托，吴锡铭缓步登上主席台，首先宣读罢免理由：“现任村委会主任潘洪聪于1996年当选。自任职以来，没有依法经营管理村级集体资产，在土地问题上利用职权侵占村民合法权益。财务管理失控，村财务从没有公开，村民对此意见极大。”
吴锡铭列举了瓯海区农村合作经济审计总站的审计报告为指控依据。该报告清楚显示，寮东村财务管理十分混乱，支出凭证85%是“白条子”，各项吃喝玩乐开支计66.42万元，占全村总收入的24.5%。
随后，被罢免人潘洪聪上台为自己申辩。当年48岁的潘洪聪和吴锡铭是小学同学，开办过加工剪刀等五金器材的家庭小厂，在村里也算是一个会跑码头、见过世面的人物。1992年出任村农业经济合作社社长，继而经村民大会民主选举当上了“一号村官”。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联名要罢免我的职务。这是大家的合法权利，我表示理解。”潘洪聪神情落寞，一脸凄然。
潘洪聪的嗓音显然比吴锡铭低了一个八度。他承认了自己的某些不足之处，但重点就罢免理由中提到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自我辩解。他反复表示，自己就任村主任3年，还是做出了一些政绩的。主要表现在：1996年在3个村征用39亩耕地，建起了一所镇办小学；修了一条700多米长的道路；为全村50岁以上的老人分档落实了保险并每月发放100元生活费等。
两个小时的会议结束后，村民们在设置票箱的6个教室门口排队投票。天空哗哗地下起了雨，可男女老少仍热情高涨，亢奋快乐的情绪在人群中无声地弥漫开来。不少心急的村民们投完票后也顾不得回家吃饭，一直坐在走廊里等待着投票结果。
下午3时，工作人员开始在主席台前的黑板上填写表决结果。台下的操场人头攒动、水泄不通，无数双眼睛盯得直勾勾的。每唱一次票、每填写一个罢免“正”字，就有人鼓掌喝彩。
最后的时刻来到了。当村民代表吴加云准备宣读表决结果时，他竟激动得拿不稳话筒。在如雷的掌声鼓励下，吴加云清了清嗓子，朗声念道：“寮东村共有拥有合法选举权的选民1351人，参加投票表决的为1295人。本次表决共发出表决票1295张，收回票数1241张。表决结果是赞成罢免1122票，反对罢免94票，弃权17票，废票8票。”
村委会成员据此宣布：本村村民依法罢免现任村委会主任潘洪聪生效。
消息通过云集寮东的各路记者迅速传遍全国。向来喜欢从所谓“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观来挑剔中国的法兰西电视台等境外媒体亦对这一事件给出了正面的声音：“这是发生在中国南方村庄的难得的民主进步。”
对吴锡铭来说，这一罢免的确来得“难得”。8个月前的1998年9月18日，496位寮东村民在由普通民众发起的罢免书上签字画押，这在中国可能也是第一次。逐级递交，漫长的等待。有官员答复说：“这种事情民政部门没权表态，只有组织部和党委才能做主。”
等到冰雪漫天的年底，不死心的吴锡铭捡起了最后一件法宝：上访。在北京，他敲开了国家民政部的大门，并从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刘喜堂那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这是法律赋予村民的权利，谁也阻挡不了的。”
虽然有了来自国家最高主管部门的声音，但事情的进展并不像预期中那般一帆风顺。又是几个月的推诿、观望、等待后，吴锡铭的坚韧才终于换来了实质性的突破。国家民政部将寮东村村民的罢免请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进行了专题汇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在摁满手印的罢免书上作了尽快落实查办的批示。于是，势如破竹，1999年5月24日戏剧性的一幕如期而至。
1999年9月15日，正如人们普遍预测的那样，罢免案的发起者吴锡铭在新一轮民选中高票胜出，就任寮东村村委会主任。
还有一个结果并非所有人都预想得到。同样经过漫长的艰难拉锯战，寮东村黄祝华等46位村民的集体控告尘埃落定。农历2004年腊月二十六，早已被开除党籍的潘洪聪因非法转让安置农户的集体土地，犯非法转让集体土地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缴罚金10万元。
其实，吴锡铭自己的命运也因这起轰动全国的罢免案而彻底改变了。2001年，年届半百的吴锡铭挑灯苦读，啃下厚厚一摞艰涩难懂的法律书籍，居然通过全国统考，拿到了法律工作者证书，具有了代理诉讼的资格。从此，他有了一门重要兼职：为“平民诉冤”。吴锡铭坚信，今后在中国，有理就能走遍天下！
从一定意义上说，所谓民主的价值就是使得社会的大多数民众拥有自由表达主张的话语权。吴锡铭以及寮东1000多名村民学会表达民主，则是从大声地说“不”开始的。学会说“不”，无疑是个体意志最大限度的体现，而这一声音响亮的“不”又得到了法律坚定的尊重。
在改革已经走过20年之后，寮东罢免案所生发出的民主新芽肯定不是偶然事件。稍加梳理，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难以抑制的渴望已经如春雷般四处回响：
1999年，瑞安市潘岱乡白莲村221名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罢免村主任何光寿，罢免成功。
2001年7月，温州市鹿城区城郊乡水心村村委会主任等4名村官被超过半数以上的法定票数合法罢免。主持罢免大会的不是村民委员会，而是由村民投票产生的董志平等7名“正式召集人”。此举再创全国首例。
2000年3月，永嘉县瓯北镇中村110名村民因永嘉县人民政府对涉及本村切身利益的一起水事纠纷迟迟没有作出裁定，遂以县政府“不作为”为由将之推上被告席。当年8月，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永嘉县政府违法，并责成其在判决生效两个月内处理这一水事纠纷。这起农民告政府“不作为”案，在全国同类案件中开了先河。
我们观察到，这一时期，来自浙江民间并主要由民众主导的“民主事件”已渐呈燎原之势。其率先探索与创新，亦如同当初浙江民营经济的大胆破冰，令全国惊艳。
事实上，浙江民众学会说“不”的开嗓第一声，至少可以再向前推10年。发生在温州苍南县的中国首例农民告政府案，就像一粒饱满的种子，在这片土地上播撒来年的希望。
关于这一案件当年所引发的爆炸性轰动，作家黄传会的报告文学标题恐怕是再贴切不过的了——《中国的“挑战者号”》。
苍南县灵溪镇是浙江最南端的县城。20世纪80年代，从杭州坐客车翻山越岭一路颠到这里至少得花上15个小时。以致每次采访前，我心中都有点后怕。
1988年8月25日，小镇突然挤满了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人，新华社、《法制日报》等26家媒体近50位记者蜂拥而至。有1032个座位的苍南电影院被改造成了临时法院，国徽被悬挂在淡蓝色的天幕上方。这一天，中国首例农民告政府案开庭。
原告：巴艚镇61岁农民包郑照。被告：苍南县县长黄德余。法庭上，长着一把又长又乱灰白胡子、被传媒誉为倔强的“挑战者”的包郑照，一直抱着一个用竹子做成的水烟筒，一刻不停地埋头猛吸。在他身旁的是他的两个女儿、两个儿媳和老伴。法庭审理就在这一团倔强的烟雾和五个女人胆怯的低泣声中开始了。
事由是一件在乡镇每天都在发生的房屋纠纷。1985年，包郑照经镇城建办批准在巴艚镇东面的河滩上建造了3间3层楼房，占地面积126平方米，并办理了房产产权登记。两年后，苍南县政府下发了《关于强行拆除包郑照违章房屋的决定》，包郑照自然不服，双方矛盾激化。7月，苍南县调动70余位武警及县区镇干部300多人对包家附近进行了封锁，采用爆破手段连续爆炸17次，强行拆除了房屋。包郑照在诉状中称，县政府曾对其8位家属实施捆绑和人身侵害，非法拘禁达12小时之久。据此，包郑照状告县人民政府，要求确认他的房屋的合法性，赔偿经济损失并追究主要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1988年3月29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苍南县政府发出了应诉通知书。当时苍南县的县长叫黄德余。黄德余极富儒雅之气，善辩好思。同时，由于常年游走基层，他对温州民间的改革脉动了如指掌。正是得到了时任苍南钱库区委书记的他的支持，方培林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私人钱庄。
当应诉书递送至黄德余手中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找上级托门路或跟包家私了，把这件事捂住盖牢，而是立即决定亲自出庭应诉。
据回忆，当时县委、县政府就县长应不应该出庭进行过三次激烈的讨论，与会者80％表决不同意。很显然，在这起案件中，需要勇气的不仅仅是农民包郑照，更是县长黄德余。
“理亏心虚、不负责任，才不敢跟群众面对。我觉得我们当领导的，首先要解决一个基本的法律概念问题，即当被告并不一定是犯罪。这起案件的公开审理，如果有利于民主建设的话，那么我愿意成为试验品，成为垫脚石。”这是黄德余的原话，摘自当时讨论会的纪要。
在随后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案件的具体内容已经显得不重要，而“农民告政府，县长当被告”本身却成为爆炸性新闻的核心。刚刚富裕起来的浙江农民的勇气，令全国舆论界击节称叹。
庭审是在一种近乎透明的氛围中进行的。包郑照要求苍南县政府赔偿他家各类损失总计13.012万元；而黄德余则提起了反诉，要求包郑照承担强行拆除其违章建筑的费用3156.02元。
为弱者呼号，年轻气盛的原告律师准备了一份饱含感情的精彩的代理词：同志，我们的同志，在燥热的夏夜，当你躺在凉席上，电风扇的习习凉风送你进入梦乡时，你可曾想到包家大小被河边的虻蚊叮咬；你可曾想到包家大小竖起耳朵在打探台风的行踪，心惊胆战地难以成眠；你可曾听到包家被炸房外那凛冽的海风在呼号；你可曾听到包家小妹嗷嗷待哺婴儿的哭声、包郑照老汉那长长的叹息……律师一念及此，竟情不自禁当庭失声痛哭，全场无不为之动容。
黄德余此时的尴尬可能比他走上被告席前所能够预料的还要严重。作为人民政府的负责人，他似乎被推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但黄德余选择的是回到“人民”中间。以下这历史性的一幕出乎所有人预料。
当审判长宣布闭庭时，黄德余离开被告席，穿过蜂拥围堵的记者群，走到原告席前，微笑着向包郑照伸出了右手。包郑照显然一点准备也没有，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才赶忙拘谨地伸出了左手。原告与被告的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黄德余对61岁的包郑照说：“无论官司胜了还是败了，你们一家人作为苍南县的公民，政府仍然一视同仁。今后你们一家人如有什么困难，还照样可以到县里来找我们。”
3天后，一审判决：经实地调查取证，包郑照的房屋盖在海堤闸坝的区域内，影响了挡潮防洪，危害水利安全，其有关建房手续未经水利主管部门同意，属手续不全。苍南县政府对其予以强行拆除，是有法律依据的。因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包郑照不服，继续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12月，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起轰轰烈烈的中国首例民告官案并没有如很多记者事先所设想的，以“民”胜诉而告终。而在开庭前，一种严重情绪化的舆论氛围已经无形地弥漫开来：如果本案包郑照败诉，将意味着民主的倒退。
然而，案件终归是案件，判断标准只能依据事实与法律。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敢于对高高在上者说“不”的勇气。
2002年10月16日，已经74岁的包郑照因病去世。临终前，这位“中国民告官第一人”把众多儿孙叫到床前：“我当年的这桩官司虽然输了，但有那么多人关心，还和黄县长成了朋友，我无憾今生。今后你们一定要学法、懂法，只有守法才能为自己讨‘说法’。”
据包郑照的子女介绍，其孙女高中毕业后，选择报考了浙江大学法律系，而其孙子则取名“包诉讼”。
当晚，已调任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黄德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对老包的去世深表哀悼。当年那场官司使我们结识，作为老朋友和老乡，我至今钦佩他的勇气和胆识。它使更多人认识到，要勇于伸张自己的主张，依照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那场官司最大的意义。”
法律界人士则评点称，包郑照“民告官”案当时几乎无法可依，其“鲁莽之举”无意间推进了中国的相关立法。1989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通过了《行政复议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包郑照奋力撞开的是一扇从未开启过的大门。
从以上多起经典“民主事件”的描述中，我们已经可以得出大体印象，植根于丰厚的改革土壤的民主春芽，21世纪初前后开始在浙江大地崭露锋芒，其活跃程度显现出较为清晰的地域性特征：自北而南，由弱呈强，尤其是浙江南部的温州、台州地区，起步最早，势头也最为迅猛。
对这一现象，以市场机制发育为主轴的经济活跃与民主冲动的正比例关系，应该是最恰当的解释。浙江南部地区市场经济的空前活跃，必然大大催生当地民众的契约精神和自由意识。而随着百姓生活水平的提升，其基本的生存诉求亦必然转向更高层面的权利诉求。
以寮东村为例，寮东村地处温州市近郊，温州火车站、温州汽车新南站均落户于寮东地界。八方商贾，从这里聚散，它早已成为令人眼热的财富之地。再如苍南巴艚镇老汉包郑照，长子包松柱20世纪80年代初就当上了“飞马牌”供销员，专业从事编织袋和塑片业务，包家迅速跻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成功者队列。经济发展不是民主成长的唯一条件，但肯定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浙江在这一时期民主萌动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表现为自下而上的广泛的民众参与。这种内源性、自主性的集体姿态，与浙江整个改革历程中民间力量的活跃与强势高度吻合，交相辉映。同时，面对这一趋势，浙江各地的许多政府官员展现出了可贵的政治智慧，没有他们的鼓励和引导，开明、和谐的政治文明绝不可能在浙江升腾起第一道曙光。正如1988年坦然走上被告席的苍南县县长黄德余，他与毅然站上原告席的农民包郑照一样，都有足够的理由赢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崇高敬意。
我们还观察到，在今天的浙江，从政府到民众正共同形成一种对民主生长的“社会耐心”。浙江前30年变革的现实使所有人坚信，中国的改革——从经济到各种体制架构，都可以通过一种温和的渐进的方式来进行。对现有的社会秩序的改良必须是具有建设性的，否则就无益于现有的受惠于改革的各个利益阶层。
有这样一种共识，是最值得我们欣慰的。
倾听草根层的声音
21世纪初以来，尤其是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之后，以民营企业主为主体的所谓“富人参政”在浙江已成普遍现象。这无疑给浙江新时期的民主政治演变带来一股清新之气，但同时也招致了“代表委员老板化”的忧虑。
据统计，2003年1月浙江第十届人代会共推选出省人大代表641位，有董事长、总经理头衔者96位，占15％左右，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主。同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89名浙江代表名单中，民营企业主代表神速上升至14位。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浙江推选了35位全国政协委员，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也达到了创纪录的6位。可供对照的一个数据是，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时，全国总共只有8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代表参会。
“老板参政”，必然使最高权力殿堂回响起更多有产阶层的声音。以2003年1月召开的浙江省第十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为例，提交本届人大的470多份议案中，有327件涉及财政经济领域问题。而民营企业主代表提交的议案大多集中于此。
研究人士对这些议案加以分析后将其归为五类，最为集中的是前三类：
其一，“关注企业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前景”；其二，“对营造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探讨”；其三，“呼吁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地位，要求健全可操作性的配套法律制度”。
让我们再将关注的目光向下：
几乎是同一时期，作为浙江民营经济萌发生长最为丰厚的土壤，数以千计乡村的政治舞台上，有产者亦开始登高而呼，“富人村官”一时成为颇有些扎眼的独特景致。
据浙江省民政厅2003年的专项调查分析显示，在当年义乌全市2726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关于有钱人的官方书面用语——当选比例高达60%；在新当选的421名村委会主任中，比例更高达65%。而这一比例在全省约为30%。
对权力的无限渴望，使一些人红了眼。村官竞选中的“贿选”现象在浙江南部部分乡村沉渣泛起。
2002年10月，曾被称作“贿选重灾区”的温州龙湾区沙城镇的一位村民告诉前来采访的《南风窗》记者章敬平，在人均年收入逾万元的当地，第一轮预选前的“小意思”通常是35元一盒的硬壳中华烟。第二轮正式直选前有候选人开始雇用帮手，用三轮车挨家挨户送“老人头”——面额100元的钞票，多的两张，少的一张。至于“贿选宴”那更是小菜一碟。这位村民粗略算了一下，在整个选举期间，他吃了27顿免费的“拉票酒席”。有酒店经营者因此由衷感言，如果村官选举年年搞，那该多好啊！
甚至有不止一人因为对权力的渴望丢掉了性命。2005年3月21日，32岁的温州度山村人朱中强被人用长刀捅死在自己的“别克”车中。他是堂兄朱道彪“竞选班底”的干将。事后，官方初步确认他死于一场空前惨烈的“选战”。
很显然，“贿选”是有钱人玩的不光彩的游戏，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因此，我们有合理的理由质疑，当金钱在民主选举中日益扮演强势者角色的时候，民主与生俱来的正当性意义是否会随之消退？“富人村官”在给出富人带领全民致富的美好遐想的同时，也多少蒙上了灰色调的道义阴霾。
自公元前5世纪最早出现民主概念的雅典城邦始，“民主”一词的古希腊语从字面解释即为“人民统治”。在“人民”中，无疑应该包括人数上居多数的所谓“社会弱势群体”。弱者的缺席，必将使民主失色。
从“富人村官”到“代表委员老板化”，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得到了他们应该得到的话语权和社会尊重。问题是，弱者该怎么办？在许多地方的人大、政协选举中，不少“富人”是从“工人、农民”界进入代表、委员名单的。由于拥有更多的财富和连带的知名度，他们的参选竞争力当然非同一般，有关“富人”挤占了过多的参政通道的忧虑油然而生。
如何避免弱势群体边缘化，使全社会更有效地倾听到来自草根层的声音，这成为浙江新型民主政治是否真正富有活力及健康良性的重要标志。
恰在此时，“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同志联系点”横空出世。
周晓光于2003年1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时年41岁的她是浙江新光集团的董事长，中国饰品行业的“大姐大”，一个货真价实的亿万富姐。周晓光的企业是从义乌发迹的，但老家在相邻的诸暨。1978年，她离开穷山沟到义乌摆摊创业时的基本动力，来自于自己的一句誓言——“要让母亲成为村子里第一个戴上金戒指的人，要戴就戴最大的”。
25年后，她拥有的是一家员工达3600人的私营企业，远比一枚戒指值钱得多。伴随着财富水涨船高的还有她的政治身份。她在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之前，1998年是义乌市人大代表，2000年则是金华市人大代表。
周晓光很明白自己头上这道光环的分量：“义乌户籍人口60万，暂住人口30万，流动人口10多万，只有我一个全国人大代表，而且我还不是本地人。”
2003年3月，高中文化水平的周晓光第一次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人大会场，除了激动得心怦怦跳，还非常羡慕那些“能提交高质量议案的代表”。
回到义乌，她就去找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荣川，请求市人大帮助物色几名顾问，成立面向全社会的议案调研组，目的就是一个：整理能反映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普通工人、农民——呼声的高质量议案。自己只熟悉企业经营，只清楚老板们的酸甜苦辣，而自己是100万新老义乌人选出来的人大代表，代表的应该是所有人的利益。
2003年10月，“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同志联系点”开始在义乌市建设局热心提供的一间40平方米、编号为“907”的办公室挂牌。这是有案可查的第一个公开面向公众的全国人大代表联系点。
议案调研组聘请的“顾问团”成员共5人，均为学识高、察民情、有影响力、有号召力的贤达人士：骆族法，义乌市原政协主席；冯志来、宋荣朝，义乌市原政协副主席；骆有光，金华市委宣传部从事理论教育的前官员；陆立军，时任杭州商学院（现改名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义乌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
5名专家至少每两周开一次碰头会，在会上商讨课题方向，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到基层调研和倾听意见。然后在下一次的会上集中交流，最后由专人起草形成议案。
周晓光本打算拿出50万元作为人大代表联系点的运行费用，除添置电脑、电话、桌椅等办公设施外，主要考虑用来给5位专家发报酬。但专家们的态度很坚决：不谈酬劳，宁愿做民主的“快乐义工”。前去采访的《南方周末》记者曾再三向骆有光探问报酬一事，骆有光生气了，涨红着脸反问道：“这项工作的意义是花钱买得来的吗？”
“顾问团”是运转起来了，触须也延伸下去了，但周晓光觉得还远远不够：“因为知道的普通老百姓太少。”
2004年春节将至，当地电视台广告部开始四处征集企业家拜年的广告。周晓光眼前一亮，她想起了以前听说过的一位香港女议员自费登广告征求选民意见的新闻。2004年1月18日，农历腊月二十八，义乌电视台综合频道突然播出了一则闻所未闻的广告，大意是：为迎接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3月在北京召开，欢迎大家献计献策，现特公开征集议案内容。联络处地址、电话……
广告一直播放到正月十五，义乌电视台综合频道一天播两次，图文信息频道则是滚动播出。周晓光为此掏出了8000元广告费。
人大代表自费打广告征集议案，又是一个全国第一次。反响是爆炸性的。按照周晓光自己的话说，“做梦也想不到的强烈”。
最初一段时间，联系点每天接到100多个电话和雪片般的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接待数批登门造访者。其中，只有不到20%的人来自义乌当地，更多的是从外市甚至从四川、福建、江西、新疆等外省蜂拥而来。
无数媒体也对周晓光的行为及其“政治价值”产生了异乎寻常的浓厚兴趣，报道铺天盖地。而这又加剧了该事件急速卷入舆论聚焦的风暴眼。
“顾问团”成员骆有光面色憔悴地告诉记者：“我快吃不消了。我都已经是快60岁的人了，半夜里还常常要从热被窝里爬起来，穿着衬裤接电话。”
负责联系点日常事务的骆有光平时就住在“907室”，一个小房间里摆上一张小床。自从电视广告播出后，工作负荷早已超过了所能承受的极限。以致他只能在晚上将电话拔掉，才能让自己安安静静睡上几个钟头。
面对这一切，周晓光称：“当了各级人大代表快5年，第一次真真切切地知道，人大代表的准确含义不是荣誉，而是一份巨大的责任。”
令人欷歔的感人故事还有一大把。
第一个打进热线电话的人，是金华市城东派出所的一名基层民警陈冠华。他花费6年时间撰写了与自己的本职工作似乎毫不搭界的两万字论文《怎样使财政支出趋于合理——兼谈财政资金的获取》。过了几天，他专程赶到义乌，郑重地将论文交到周晓光手里。
1月29日，耳朵戴助听器的原义乌红旗电视机厂的退休工程师沈泳元撑着雨伞，颤颤巍巍地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推开“907室”的第一句话是，“我找人大代表周晓光同志”。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份已经湿漉漉的建议书《要关心破产国企退休职工生活》。
“你自己退休金有不少，何苦多管这份闲事？再说，找人大代表又有什么用？”出门前，女儿曾一再劝阻。
经过与周晓光一番掏心窝的交谈后，沈泳元坚信这一趟来对了：“要是多一些像周晓光这样的人大代表就好了。”
门庭若市的同时，棘手的难题也浮出水面。
来电、来信、来人中，除共性话题的议案建议外，相当数量的属反映个案困难的申诉。按照传统官方说法，就是“上访”。
失地农民、下岗职工、民办教师、退伍军人……怀揣一大堆资料、文件、签名信，纷纷找到联络点，长达数小时地痛陈自己已经被压抑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委屈与不公。在这里，他们寄托了最后一线希望。有时，甚至义乌市公安局分管治安的副局长也不得不亲临现场，劝导执拗的上访者离开“907室”。
周晓光记得，外地一个县城的上访者曾在电话中向她告状。周晓光婉转地表示，这样的事情最好能向当地的人大代表反映。电话那头立即传来这位大男人凄楚的哭声：“我从来不知道县里的人大代表是谁，你让我到哪里去找他们啊……”
人大代表联络点变成“第二信访办”，引来了上级人大领导的关注和介入。在官方人士的指导下，一份简短的“工作制度”拟定出台。联络点的关键工作有两项：征集本选区要求提交全国人代会的议案及与议案有关的内容；征集本选区选民要求提交国务院和各部委局的事关全局性的建议和意见。
很显然，“工作制度”明确限制了来访、来信的内容和范围，总的意思是要为政府“帮忙而不添乱”。
一些宪政专家在认真追踪剖析了“周晓光现象”的发生、发展、演变全过程后认为，这一偶然与必然并存的政治民主事件至少给全社会留下了三方面开放式疑问：
——作为最高民意的法定代表者，各级人大代表如何大力拓宽与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意见沟通渠道，真正强化履职冲动与能力？
——民众的意志和利益是否仅仅体现于“着眼大局”的议案或建议？人大代表是否应该介入一向由政府面对的民众个案问题？有序介入的制度又将如何设计？
——各级人代会闭会期间，怎样确保人大代表履职的制度，“907工作室”设立专职机构和专职人员的办法是否可行？其经费来源于何处，而不必仰仗周晓光等“富人”代表的觉悟与责任感？
针对这些疑问，“907工作室”乃至浙江社会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周晓光带着沉甸甸的36份议案前往北京。次年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周晓光共提交议案31件，28件被大会列为正式议案，超过议案大省浙江代表团被采纳数的1/5。其中尤以涉及社会底层民众心声的议案为多，周晓光也因此成为“两会”的新闻人物。
值得庆幸的是，“周晓光现象”并非昙花一现。在其之后以及之前，学会倾听草根层声音的民主火花，在浙江已呈燎原之势。
2004年12月8日，省城杭州。由浙江万事利集团董事局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沈爱琴，浙江省总工会官员、省人大代表章凤仙，中国联通浙江分公司总经理、省人大代表朱评等牵头，涵盖了全国、省、市、区人大代表的中国第一条“四级人大代表联系选民热线”正式开通。
共有10位人大代表参加。大家轮流值班，每天两位代表，另外招募了4名志愿者担任助手。目的同样很明确：最广泛地走进民众，为各级人代会征集议案素材。据统计，从开通至12月17日的10天内，热线工作室先后接听电话430余个、接收电子邮件80余封、来信30余件。
1999年后，浙南台州温岭。一种被定名为“民主恳谈会”、植根于民间的“协商民主”新机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
事实上，广受赞誉的“民主恳谈会”属计划外产物，其降生多少有些幸运的成分。最初，温岭接受了上级意识形态部门下派的一个任务：浙江省推进农民思想政治工作试点。担心农民不愿说话的两位市委宣传部干部尝试着加进了官员与农民“面对面”的工作程序，具体说来是增设了一个“群众发言”的环节。
没料想，小小的“改动”彻底引爆了社会底层长期郁积的民主潜能。拿惯锄头的粗糙大手，一开始犹豫继而底气十足地接过村镇领导人的话筒，大到村镇建设、学校撤并，小至邻里纠纷，统统摆上桌面说个清楚：“都几十年没有这样说话的机会了！”
从松门镇松西村发端，“民主恳谈会”迅速蔓延至温岭的各个乡镇。在泽国，镇政府通过乒乓球摇号的随机抽样方式，从全镇12万人口中抽选了275名民意代表。这些民意代表都会收到镇政府列出的全镇重大公共事项年度计划，并公开投票表决。
中共温岭市委随之将“民主恳谈会”列为发展地方基层民主的纲领性文件。其价值指向，也由原先设想的“改善干群关系”一步步深化为“公共决策咨询”及“民主听证”。
2003年夏，温岭“民主恳谈会”以“我国基层政府就重大政策和建设规划等问题广泛征询群众意见的新举措”的概念，出现在当年的全国高考文科试卷上。更有宪政学者激情澎湃地大胆预测：温岭有可能成为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创新的另一个“小岗村”！
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命运，都因为30年改革而改变。其中，命运变化最为巨大、人群也最为庞大的，无疑是“农民工”了。这一群体在全国范围有约两亿人，在浙江则超过1000万人。
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农民工”是一个奇怪的含混不清的群体：远离家乡，不再是面朝黄土的农民；进了城，真正身份却从未被城市所认同，也一直没有被完全纳入产业工人队列。谁都明白，正是亿万“农民工”贡献了全球罕见的低廉劳动力，构建起了中国改革开放最稳定的财富基石和无与伦比的国际竞争力，至今如此。但在更多情况下，他们仍被视作靠不住的流民，就连对他们的称谓都透露出难以掩饰的灰色调：“农民工”、“打工仔”或“外来人口”。
长期以来，他们仅仅是有经济价值的劳动力，却被置于政治归属的盲区。不管愿不愿意承认，他们的确沦为了弱者中的弱者。对他们而言，民主权利是近乎不搭界的奢侈品。
在浙江，他们的政治命运有了第二次被改变的机会。
2001年12月，义乌市乡镇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义乌市人大常委会决定，以大陈镇为试点，该镇第十三届人大代表的86个名额中，7个名额专门划归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在异乡选举和被选举，这又创下了全国第一次。
义乌市这一举动的法律依据，是1984年颁布实施的《浙江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中的有关规定：“在本地劳动、工作或者居住而户籍在外地的选民，在户籍所在地选区登记；在现居住地1年以上而户籍在外地的选民，在取得户籍所在地选区的选民资格证明后，也可以在现居住地选区登记。”
一份已出台整整17年的文件，缘于一次“大胆的尝试”，被长久尘封的“也可以”变为现实。
大陈镇被誉为“中国衬衫之乡”，共有500家服装企业。全镇6万余人，外来务工人口占了一半，主要来自江西、安徽、广西、云南等地，多数为女工。据镇人大官员介绍，外来务工者取得选民资格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一是自愿参加；二是在大陈镇居住1年以上；三是凭暂住证登记。而选民登记由企业负责人带队。截至登记日最后1天，3万名“农民工”共登记合法选民2940位。
当地媒体报道说，选举日那天的热烈气氛就像过节，“在每一个选区，打工人员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许多人手里紧紧攥着选民证，脸庞因为兴奋而涨得通红”。
江西人周远茂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谢春雷，自己给同公司的一名包装工投了一票，原因是他有正义感，敢说话，而打工者最怕的就是老板克扣工资。“今后，就有人合法地为我们出头说话了。”
7名“农民工”人大代表顺利当选。在稍后召开的大陈镇第十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们共同提交了涉及“农民工”切身权益的6项议案。
一切才刚刚开始。难题和尴尬还有不少：7名“外来人口”代表的是3万多名同伴的心声，而大陈镇其他3万多本地人却拥有79名代表。天平依然严重倾斜。再则，他们既是具有法权和民意尊严的人大代表，同时仍旧是私营企业的被雇用者。面对“老板”，他们真的能够无所畏惧吗？
2002年12月24日，义乌后宅街道第十选区的3000多位“农民工”选民利用上午交接班的工余时间投下神圣一票。据点票统计，来自浙江龙游县的候选人、27岁的朱林飞以2829票，当选为全国首位从外来务工者中选举产生的县（市）级人大代表。
2008年1月23日，宁波维科精华家纺有限公司制品分厂二车间质量员杨晓霞在浙江第十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成为该省历史上第一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外来务工人员。
当选那天正是公司出货日，杨晓霞一直在车间加班到晚上9点半。听到同伴们的祝贺，这位到宁波已有10年的江西铅山县“打工妹”只淡淡地讲了一句话：“说真的，心理压力挺大的。因为今后，有那么多双眼睛看着我呐。”
“非政府组织”胎动
研究者一般认为，“非政府组织”一词在1945年6月签订的《联合国宪章》第71款中被正式使用。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全球性公共管理领域重要的新兴组织形态。
非政府组织英文缩写NGO。仅仅从字面上理解，非政府组织即指“不是政府的组织”，中文中与之最贴近的词汇当为“民间组织”。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间组织”在当下中国早已大量存在。据浙江省民间组织管理局的官方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省经核准登记的各类民间组织总数多达23405个，拥有总资产近150亿元，每10万人拥有的民间组织数为47个，是名副其实的“民间组织大省”。
以目前国际公认的“非政府组织”概念为参照系，中国数量庞大的“民间组织”的内涵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最关键的差异在于中国式“民间组织”普遍的程度不一的官方色彩。在五花八门的协会、研究会、促进会中，随处闪动着现任尤其是退职前官员的身影。更有数量可观的“民间组织”直接享受了相当高行政级别的待遇。
很久以来，所谓“非政府组织”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仍属必须小心翼翼对待的颇有些敏感的字眼。然而事实上，与政府没有姻亲关系、真正独立于官方的“非政府组织”已经在我们身边悄悄生发。值得庆幸的是，在我们期待“后改革”时期良好的民主政治生态时，“非政府组织”正日渐成长为传统的政府与社会公众力量之外新的建设性力量。
在浙江，我们首先发现了这种力量崛起时所留下的生动而新鲜的痕迹。
21世纪初，温州的行业商会已渐成气候。国内理论界的广泛兴趣，在于它们是完全由当地某一行业上规模的民营企业组成的自治组织，是真正的“民间商会”。
细加观察，我们还可以看到，温州民间商会的存在价值，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范畴”。
以下是章敬平在《浙江发生了什么》一书中记录的几个耐人寻味的场景。
2004年6月，中共佳木斯市市委书记一行到温州考察，与由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召集的当地著名私营企业家座谈。在座谈会上，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俨然一个身份显达的官方代表，他以东道主的姿态，对来访的中共佳木斯市市委书记表示欢迎，并向客人介绍了改革25年来温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态势。最后，周德文宣称，“将在条件成熟时，率温州企业家代表团赴佳木斯进行投资环境考察，进一步促进两地的经济往来与合作”。四下环坐的客人们掌声雷动。
2004年12月，同样由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组织的数十位温州老板前往山东滨州阳兴县访问。末了，老板们与阳兴政要合影留念。照片的上方，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条幅：“热烈欢迎各位领导莅临阳兴检查指导工作”。合影者第一排，中共阳兴县委书记和县长一左一右，居中被簇拥就座的，正是微展笑意的促进会会长周德文。
排场十足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成立于1999年。10年后，拥有了1000名企业会员，被称作“温州第一商会”。
摘得“第一商会”桂冠凭借的是其光芒四射的惊人影响力，但身份却是清清白白的“非政府组织”：没有官方一分拨款，不占政府一个编制，最高权力机构为会员代表大会。会长周德文的入会头衔是私营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人事关系挂在温州市人才交流中心。
与其他温州民间商会一样，在促进会成立之初，花费周德文最大精力的是替会员企业“维权解忧”。
私营企业老板在外行走受气吃亏是家常便饭，由“组织出面”可就分量不同了，但也不是想象中说句好话打个圆场那么简单的。几经挫折后，促进会形成了制度化的、格式标准统一的专用维权函件。这种被周德文称为“红头文件”的正式维权函件，仅2005年就发出了近30份，“涉及范围从广西扶绥县、福建霞浦县直到广东深圳。不少都得到了涉案部门的重视甚至是当地政府一把手的批示”。
有效维权的最大作用是增强了会员企业的向心力，促进会的声望日隆。作为会长的周德文被赞誉为《水浒》中“及时雨”宋江式的人物。
但这显然是不够的。
在很多外地官员眼中，温州是一个绝佳的学习榜样，更是招商引资的麦加圣地。巨大的需求，给长袖善舞的周德文铺就了再好不过的舞台。
正如我们以上摘录的有关佳木斯市及山东阳兴县的精彩镜头，“促进会”摇身一变已成为事实上的温州“第二经贸委”。他们不是政府职能部门，却时常受政府委托，接待外地城市官方招商团的到访；同时，又组织了一拨拨的温州老板穿行全国，寻找投资商机，“加强温州与各地的经贸联系”。
据不完全统计，仅2004年夏秋两季，“促进会”就“请进来”36批官方客人，操持了迎接秦皇岛市政府等16个大型温州招商会，并引领11拨会员企业外出考察了汕头、武汉等地的投资环境和项目，“受到隆重欢迎”。
弄出最大响声的“经贸活动”，当属2006年的北京国有企业“相亲之旅”。是年2月24日，应北京市国资委邀请，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率中驰财团、兴乐集团等温州65家企业巨头及9人律师团千里飞赴，参加北京产权交易所专门举办的“投资北京——温州企业合作洽谈会”。北京180家总资产超过300亿元的市属国有企业项目、50家中关村高科技企业以及部分金融项目，被纳入了此行的考察洽谈范围。
带队北上的周德文熟谙媒体运作，十分清楚舆论传播对“非政府组织”的价值。他联手北京产权交易所，早早透出风声，宣称温州老板挟资百亿元欲北上“炒国企”，引得众媒体兴致盎然。结果，兵马未动，满城皆知。
作为一个准“非政府组织”，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以独立于政府的民间组织的形象存在，并非只是一种孤芳自赏的清高姿态。而是随时准备“积极介入”，为自己所代表的民营企业主阶层争取能使利益最大化的“公共政策”。这一参政议政的顽强冲动，凸显了周德文和他的促进会颇为超前的民主政治特质。
2000年，身为中国民主促进会温州市副主委的周德文以市政协常委的头衔，在温州市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上，大声疾呼政府“尽快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此前，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在走访中强烈感受到，当地民营企业“融资难、贷款难”问题相当突出。而这两难的关键在于担保难。
周德文调查数据翔实的慷慨陈词很快有了效果。参加会议的温州市市长当天对此作出了意见明确的批示。次日，市政协主席专门和他进行了电话沟通。随后，市有关部门约请周德文等人专题座谈。就在周德文“大会发言”过了差不多20天后，温州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同意打造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并决定由政府一次性资助300万元，启动整个项目。
借此东风，“促进会”很快联手温州市总商会，筹建了温州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促进会”又独立筹建了温州银信企业贷款担保公司。两家公司注册资金共达2900万元，形成了1.5亿元资金的担保规模。破冰之后，温州担保机构迅速增至32家，为饥渴难耐的中小企业提供了数十亿元的贷款担保。
周德文和他的“促进会”催生“公共政策”的另一个大动作，是“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的设立。2004年温州市人代会期间，已转任市人大代表的周德文将“促进会”欲设立“专项基金”的共识，以议案的形式提交给了市人代会。数月后，即听到了政府“积极支持”的好消息。2005年，温州市政府为此拨付2000万元专项资金，无偿扶助有潜力的中小企业。
考察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样本，离不开其灵魂人物会长周德文。这个颇具知识分子斯文相的汉子几乎具备了作为“非政府组织”负责人的所有特质：横跨政经两线的阅历，交友广泛，人脉深厚，处事分寸拿捏精准，天然的意见领袖。
1983年，22岁的浙西江山县人周德文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很活也很乱的温州。10年后，已是温州大学国际贸易教研室主任的周德文经不住自己的一位名气很大的学生——当年被抓的柳市“八大王”之一郑元忠的一再邀请，辞职下海，出任后者创办的中国服装著名企业庄吉集团的总经理。再之后，又受聘为巨龙集团的CEO。
然而，在温州这一老板云集的财富之地，周德文始终没能以“优秀商人”的声望脱颖而出。1999年，再度转型的他积极筹建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按照温州人“谁主张谁主事”的乡规民约，当年9月，周德文毫无悬念地当选为首届会长，并于5年后连任。
学者型企业家的功底，使周德文与温州其他许多民间商会的草根类当家人相比，视野更开阔、眼光更高远，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开发手腕更为娴熟。以温州乃至当今中国尚十分稀缺的“社会活动家”的做派，周德文风光登场了。
从中国民主促进会温州市副主委这一独特的民主党派身份发端，周德文四面出击，他头顶上的“礼帽”迅速叠加到了惊人的程度：温州市政协常委转而市人大代表，并于2008年1月当选为省人大代表、温州市企业法律顾问协会会长以及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副会长、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中国委员会副主任。
众多闪亮的社会角色、频繁介入的社会事务，周德文和他的“促进会”的影响力已令一般的民间商会望尘莫及。我们不妨费些笔墨罗列一下2005年某月，“社会活动家”周德文的大事记——
赴上海，应邀去长江三角洲中小企业服务研讨会演讲；返温州，在温州汽车高层论坛上作“温州经济形势分析报告”；临温州新城发展大厦，祝贺新天地名家居国际馆的盛大开幕；出席温州市人大财经委会议，审议政府预算报告；参加中共温州市委召集的党外人士座谈会，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众性问题的能力，是执政党必须提高的能力；率“促进会”内的人大代表集体视察温州龙湾区的省重点工程，听取龙湾区常务副区长等官员的形势汇报。
剖析周德文苦心运作下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不难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生存悖论：正因为与官方完全没有姻亲关系的纯民间背景，“促进会”方才得以安身立命，找准自己特立独行的存在价值。但“促进会”在具体谋划行事时，时时不忘与政府“沟通协商”，处处谨记嫁接官方力量“借梯上楼”。
这样的理念与实践，在“促进会”内外可谓随处可见。
“促进会”的名誉会长及高级顾问团名单中，政府高官密密麻麻；凡“促进会”举办的重大活动，必有显赫政要莅临；“促进会”之所以能量很大，不可否认与会长周德文身兼中共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兼职研究员、温州市中级法院监督员、温州市行政审批中心监督员、温州市行政执法局监督员、温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等有关，谁都掂得出这些“红帽子”里蕴藏的政府资源的分量。
不寻求与政府的对抗，在互动双赢中良性博弈，以政府、企业、民众之外的第三方的建设性力量而获得社会各阶层的认同和尊重，这就是周德文的“促进会”等当下中国式“非政府组织”雏形的现实主义生存路径。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即使早已被媒体普遍誉为“温州第一民间形象大使”，周德文在今天的温州仍是一个争议人物。最大的负面说法是，周德文“官不官、商不商、民不民，太会自我包装、自我推销，以温州之名谋一己（一会）之利”。
以上述周德文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为例，“非政府组织”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政治性行为如影随行，事实上也的确显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参政议政冲动。但从21世纪初期浙江各地崭露雏形的“非政府组织”的总体情况来看，其现阶段的民主政治诉求仍属指向较为明确的“经济民主”，即希冀通过民主化的制度构建，为自身所代表的特定社会群体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既往的30年改革的价值主脉，正是社会公众对经济学范畴生存权的不断追求，而并非纯粹政治意味的革命性突破。这也就决定了同一时期政治文明可能选择的基本脉络取向。
对“经济民主”的浓厚兴趣，不仅仅来自于周德文们所组成的、代表着新兴民营企业主阶层的“非政府组织”。在边缘性弱势阶层中，“经济民主”同样点燃了炙热的向往。正因为这一阶层的单一个体人微言轻，凝聚成“非政府组织”以增强自身的博弈力量的必要性便尤为急迫。
2008年3月10日，浙江省委、省政府在温岭市召开推广工资集体协商现场会，计划用3年时间使全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覆盖面达到70%以上。这个现场会的特殊背景是，上年11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温岭市政府层层递报的一份题为《温岭市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主要做法》的内部材料上，作出了肯定性的重要批示：“温岭的做法可以总结推广。”
但数年前，新河镇的劳资关系不是很和谐，而是“危机四伏”。
在温岭，新河属经济中等的一个乡镇。当地的羊毛衫加工业兴旺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主要集中在其所辖的长屿服务区。到2003年，长屿1公里长的街道两旁已挤满113家羊毛衫企业，雇用工人1.2万人，其中外地农民工9000多人，行业年产值约10亿元。
羊毛衫加工业季节性很强，每年8月后才是大量雇人全力生产的旺季。实行计件工资制的不稳定劳动关系，使得长屿企业之间用工竞争激烈，技术工人频繁跳槽，“哪里给的钱多就去哪里”。这又迫使企业想方设法阻挠工人离开，而拖欠工资、扣下保证金就成了惯常做法。
2001年开始，强烈不满的打工仔们罢工、上访，甚至砸机器，这些事件如同上了发条的闹钟般，一到旺季便准时发作。据温岭市人事劳动保障局的资料显示，仅2002年8月27日到9月6日，长屿就有8个企业的168人因拖欠工资问题上访，其中一个企业有40人包车上访找政府。
罢工、上访的起因是企业间工资水平的落差。于是，1999年底，一些企业主就私下商议形成了一份行业内部的统一工价表。但由于没有被雇用者的参与，老板们的自律自救举动无法奏效。
转机出现在2003年。
这年，新河镇工会约请温岭羊毛衫行业协会——由长屿羊毛衫老板们于2002年成立的民间商会——的几位理事，将羊毛衫生产分解为5个工种、59道工序，并依据当地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制定出初步工价。
6月13日，参照已经在全市普遍推广的民主恳谈会的思路，“羊毛衫行业职工工资恳谈会”在新河镇召开。13位职工代表与8位企业老板“坐下来谈工价”，在场“帮助协调指导”的还有市劳动部门和镇工会的官员。
职工代表是从几家上规模的企业中选出来的，都必须符合以下要求：一、必须是外来务工人员；二、有两年以上工龄的熟练工；三、文化素质相对较高，会说话，能清楚表达自己的意愿。
由于事前已做了大量细致的沟通，第一次会议的气氛可以用“心平气和”来形容。会后，职工代表们受委托再回厂里征求工友意见，总共发了500余份意见表，然后以无记名方式向行业协会的老板们提交自己认为适当的工价。
经过“三上三下”的几轮讨价还价后，7月底，劳资双方达成基本一致。《南方周末》记者余力的报道称，8月8日下午，新河镇工会主席傅赧宝与温岭羊毛衫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王新法在《2003年下半年羊毛衫行业职工工资（工价）集体协商协议书》上分别签字，傅赧宝代表1万多名工人，王新法代表113家企业。浙江省第一例由劳资双方直接谈判达成的行业工资标准由此诞生。
除每道工序的最低工价外，这份协议还规定员工8小时劳动所得不低于27元，每月最低工资不低于800元，工资必须在“当月产量结算后次月25日至28日发放”，如有困难可与工会协商适当推迟。“按月发放工资”的条款是在职工代表强烈要求下加上的，签约仪式却几乎因此流产，“几位老板坚决不同意，做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工作，他们才勉强签字。”傅赧宝回忆说。
穷人团结起来的力量也是很大的。但临时召集的代表制不是长久之计，必须依靠稳固的“组织”。
8月9日，工资协议签订后的第二天，长屿羊毛衫行业工会成立。这个改革30年来中国第一个非公有制企业的行业工会，共由9人组成，除新河镇工会常务副主席陈福清兼任主席之外，其余8位委员全部是一线工人。作为与传统中国工会迥异的“非政府组织”，羊毛衫工会的基本职能简单而明确——在平等协商的法律框架内，“为自己讨公道，为自己要尊严”。
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据温岭市总工会出具的数字显示，从2003年首次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至2004年，长屿羊毛衫行业务工人员因工资纠纷上访共11次120人；2004年至2005年，这一数据降到3次11人；2005年至2006年仅1次3人；2006年至今，无工人上访记录。另一个统计数据是，除长屿羊毛衫业外，截至2008年3月现场会召开时，在温岭，水泵、轴承、注塑等6个区域性产业也先后成立了类似的以工资民主协商制为主要诉求的行业工会，涵盖企业552家，工人2万多人。
星火已开始燎原，问题还有很多。
研究人士在评点长屿羊毛衫工会这一“非政府组织”样本时认为，“行业工会必须更具代表性，才能在公开表达中更有话语权”。以2003年第一次工价对话为例，职工代表仅13人，而长屿务工人员有1.2万人。
在次年的工价对话中，职工代表增加到了38人，“但还是太少，最好是113家企业每家都有一位”。同时，职工代表如何产生、代表的权限究竟有多大、直选的流程如何设定，都还不清晰、不规范。
民主政治的价值很大程度在于程序与制度的公正。只有在这样的坚实基础上，民主的结果才可能是持久可靠的。
【浙江改革史档案】
浙江“先富群体”的竞选参政冲动
2002年，浙江省近4万个村进行了村委会选举，这是“一法两办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及《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全面颁布实施以来的首次全省统一村级换届选举。其间，一部分“先富群体”积极参选，他们张榜言志、公开承诺、组织竞选班子，以独特而新鲜的方式展现了浙江底层民主的全新趋势。
为此，浙江省民政厅在2003年上半年专门组织专家深入浙江各地农村，对富人竞选村官现象进行了系统追踪调查。此后形成的这篇题为《“先富群体”竞选“村官”调查》的调查报告，在当年全国“村级选举与自治机制”研讨会被评为3篇一等奖论文之一。以下为该调查报告的摘要：
所谓“先富群体”，在浙江农村，主要是指先富起来的企业家、工商户或种养殖业大户等相对富裕阶层。该提法最早由义乌市有关官员提出，认为它较日常的“老板”说法更贴切。据悉，这些“先富群体”大多数仍是当地“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但其财富规模大大超出了普通农民，在生活和生产方式上也脱离了传统农民的主要特征，属于受益于政府富民政策的新型农民群体。
据初步统计显示，2002年全省新当选的133222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占30%左右。义乌市2726名村委会成员当中，“先富群体”当选比例高达60%，在新当选的421名村委会主任中更占到65%。永康、东阳、瑞安、乐清等地，“先富群体”当选村委会成员的比例也都在60%左右。
——“先富群体”竞选“村官”的动机。调查报告认为不外乎三类：谋求经济利益；谋求政治利益；为民办事。
在第一类谋求经济利益的人中又分两类：一是为个人“捞一把”；二是“保护既得利益”。其中，前者较少。因为这些富人觉得自己的经济实力已经足够，“犯不着”、“看不上”去捞村集体的钱。另外，村民们经过几年民主选举的实践，加上对参选人品行都比较了解，这些想“捞一把”的人不易当选。何况近年来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及罢免等制度日益规范，也有效约束了这些不当行为。
谋求政治利益的动机相对复杂，既有保护既得利益的潜在动机，也有“求名”的社会心理，多数是各种动机相互交织。据了解，这些富人拥有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为他们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基础，而他们也往往希望通过村委会这个政治舞台，进一步结识地方党委、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更好地保护和扩大既得利益。此外，当村官也是一种社会荣誉，可以“光宗耀祖”、“出人头地”，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心理推动力。
调查中，也发现部分“先富群体”确实是出于公心，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和造福邻里，甘愿作出经济上的牺牲。而且这些富人经历多年商海搏击，有较一般农民更强的实际能力，在带领村民开拓市场等方面颇具实际操作经验。
——“先富群体”大量当选“村官”的原因及途径。
“先富群体”往往具备特有的榜样和示范效应，对村民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同时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优先、勤劳致富光荣的政策引导，其结果在客观上也把富人推上了“农村社区管理者”和“带头人”的位置。
同时，也不排除由于现行法规制度尚有不完善之处，“先富群体”将其运用娴熟的经济手段转移至村级竞选，频繁出现请客送礼、派发实物等不正常现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民的投票意向。
“先富群体”参与“村官”竞选的途径主要有两种，即走上层路线和走下层路线。走上层路线主要是指“先富群体”通过影响村党支部或乡（镇）党委政府的领导等来实现当选的意图，至少要保证他们不干涉自己的当选。走下层路线主要是指“先富群体”依靠村民的支持而当选。这种路线的成功程度依赖于“先富群体”对农民影响力的大小。目前左右农村社区影响力的因素错综复杂，主要是经济因素，即“先富群体”已经作出的经济贡献或当选后有望会作出的经济贡献的大小。当然，也不排除贿选、家族等因素的特殊影响。
简而言之，“先富群体”在参与“村官”竞选的实际过程中，上层路线和下层路线的运用往往是交叉的。多数情况下其竞选活动与经济手段的利用往往混杂在一起，而这也是引起最大争议的地方。
——“先富群体”竞选“村官”的“贿选”现象。
在浙江瑞安、义乌等地，不少富人在竞选期间，纷纷打出“当选后不要报酬”、“兴办公益事业”、“个人掏钱增加村民福利”、“以个人资产抵押发展村集体经济”等竞选承诺，起到了一定的拉票作用。调查显示，大多数在选举中作出捐赠承诺的富人当选后已兑现其承诺。
但是，在选举过程中，关于承诺捐赠和贿选也一度产生较多纷争。对此，调查报告认为，针对“承诺捐赠”这一政治选举中尚不成熟、但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关键是规范选举程序，构建富有弹性的吸纳机制和公平的竞争机制。同时，明确了认定“贿选”的两条原则：一是选民意志是否受到左右，有无给选举工作带来不良后果；二是看钱物发放是否面广而量大，并要求一定要查实后再定性。在具体防范贿选上，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采用召开村民大会集中投票选举的方式；二是村选举委员会要集中时间、地点、人员，组织正式候选人发表治村演说，回答村民提问；三是重视对候选人的教育和培训；四是候选人的竞选书、治村演说词、承诺书等，须经乡（镇）选举工作指导小组或村选委会同意后，方可公开。
调查报告总的结论是，在当前浙江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新形势下，“先富群体”竞选“村官”的趋势不可避免，当选不容置疑，手段有待规范，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影响有待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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