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日下午，台北市，国民党总部。国民党主席、台湾领导人马英九一身深蓝色西服，脸色凝重，脸上的皱纹深处，似乎还刻下了近日不眠的印记。
此刻，国民党中山会报正在进行中。所谓中山会报，是国民党的党政高层会议，是马英九担任国民党主席时所设，作为国民党中常会前的预备会议，先讨论重大决策再交中常会。
但这一天的国民党中山会报却特别凝重，也特别充满一种悲哀的氛围。
就在这次会上，马英九宣布，将辞去国民党主席的职务。
一个老牌的百年政党，立时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
一、2016年：两岸关系大倒退？
就在整整三天前，在台湾的“九合一”地方选举中，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台湾主要的“六都”，国民党仅由朱立伦取得新北市一个市长职务，其他“五都”全部败给民进党和无党派人士。尤其是在蓝营的大票仓——台北，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全面败给无党派候选人柯文哲。
这一选情，不但显示台湾蓝绿政治版图的大改变，而且似乎也预示着2016年台湾极有可能出现政党再次轮替，亦即民进党极有可能再度上台。
“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兵败如山倒
时光回转若干年，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
2005年7月16日，国民党举行党主席直接选举，马英九一举击败对手王金平，以72.36％的绝对多数当选国民党主席。那一天下午开票时分，我在凤凰卫视的主播台上直击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直接感受到当时马英九开始迅捷上升的势头。
2005年12月3日，台湾“三合一”地方选举举行，“泛蓝”在全台湾16个县市中全面当选，“泛绿”只保住了六个县市，遭到空前惨败。这一选情预示着民进党在2008年的台湾选举中将失去“政权”。12月2日晚上，国民党在台北举行最后一场造势晚会，马英九被一波一波的支持者簇拥着，全场震耳欲聋的“马英九，马英九”的呼声此起彼伏。
2005年12月“三合一”选举结束那晚，我在台北街头漫步。只见到处是欢腾的人群，一个摆小摊的年轻人穿着随便，甚至有点蓬头垢面，但却对我难掩喜悦之情：“终于教训了一下民进党。”
那是马英九作为政治明星冉冉上升的一个年份，那也是在台湾黑金政治的污泥浊水中，马英九被赋予全民希望的一个年份。而那些个辉煌的日子，距今仅仅过了九年。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仅仅九年，马英九从一个全民瞩目的政治明星，成为台湾选民的“政治弃儿”？其间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马英九个人的性格和风格无疑是重要的因素。虽然具有西方学理基础，但他的法律性格过多、政治性格过少的个性，在东方特殊的政治文化的土壤上，还是无法结出他希望看到的果实。
但我在这里不想探讨马英九的成败得失，而只想探讨一个问题：2016年一旦民进党重新上台，两岸关系将会如何？
两个重要的背景，在这里不得不提。
背景一：
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柳暗花明，战争氛围烟消云散。但马英九期间，两岸风平浪静，只是在三通、经贸、金融、人员往来等领域取得进展，而涉及政治敏感的议题则一个都没有得到推进。因此，两岸关系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两岸关系逆转的可能性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其危害性将依然很大。
背景二：
2009年后，随着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的实施，南海、东海危机开始上升并恶化，中国周边态势开始笼罩战争的阴云。此时，幸亏两岸关系基本稳定，中国大陆才能够相对从容地应对这些危机，否则很可能面临腹背受敌、四面出击的困境。
在这两个背景之下，下一个结论似乎也就呼之欲出了：一旦2016年民进党重新上台，两岸关系可能面临大幅逆转的态势。届时，在南海、东海危机尚无法完全解决的情况下，中国大陆可能如上所述，面临腹背受敌、四面出击的局面。
当然，另一个背景也不能不提：中国大陆整体实力在这几年里迅速提升，而这一点与2008年后的台湾形成截然反差。2008年马英九上任时，中国大陆的经济总量刚刚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2014年11月底台湾“九合一”选举进行时，中国大陆经济总量不但早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且据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购买力评价的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越美国。
从2008年到2014年，也是中国大陆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迅速提升的六年。2008年11月15日，20国领袖峰会（G20）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正式召开，会议根据当时世界经济危机的情况，商讨各国政府的救市方案。从这以后，G20从一个商讨各国政府救市、退市的临时性机制，演变成对世界经济、金融、政治乃至安全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机制，而中国恰好在这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说，2008年的中国大陆，还只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那么到了2014年接近尾声时，中国已成了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之一。就在这一进程中，台湾内部则在马英九的领导下，小心翼翼，瞻前顾后，举步维艰，矛盾频发。
2008—2014年，短短的六年时间，大陆和台湾的硬实力态势发生了根本的逆转，台湾在硬实力层面与大陆议价的筹码大大减少。当然，对大陆执政当局和民意而言，一个深层的战略挑战是，如何从根本上赢得台湾的人心？但就客观态势而言，在2015年伊始，当人们前瞻未来的若干年，必须承认，台湾与大陆讨价还价的筹码和能力正在逐渐减少。
2010年春天的某一天，北京。一个充满东方色彩的餐厅休息室里，我与大陆对台部门的一位核心主管人士相对而坐。此刻，台湾问题是我们的唯一话题。
马英九上任已经整整两年，两岸关系早已柳暗花明，大幅回暖，然而一系列涉及政治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如故。
“这两年，军事斗争的压力终于减轻了。但未来面对两岸政治议题，以及台湾人心游离的问题，大陆有什么考虑和计划？”我不愿拐弯抹角，而是直接发问。
我当时内心预估的选项无非是：和平谈判、经济整合、文化交流、军事压力……
但核心人士的回答，竟然出乎我的意料：“按照大陆经济和国力的发展速度，再有个三五年吧，两岸的态势将彻底逆转，台湾手里的筹码将越来越少，直至全部丢尽。”
然而，这一态势在2014年12月受到了挑战。
很多人曾预想到国民党可能会输，但却很少有人想到国民党会输得这么惨。很多人曾预想到民进党可能会赢，但却很少有人想到民进党会赢得这么漂亮。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民进党2008年大败后，痛定思痛，锐意改革，但到2012年却依然输给了马英九。换言之，2012年3月时的马英九，依然是台湾人的希望。
到底是什么导致马英九和国民党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兵败如山倒？又到底是什么导致民进党在短短的两年里赢得了大多数台湾人的心？
更为关键的是，一个无党无派的医生柯文哲，居然在台北市这个国民党大本营的选举中，以中立的身份获得了绝大部分选民，尤其是年轻选民的选票。
到底是什么使台湾的年轻人厌倦了政党政治？“柯文哲现象”在未来的台湾政治、两岸关系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生态中，究竟折射了一种什么趋势？
这些问题，就留待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们去慢慢研究了。我在这里关心的问题是，2016年民进党一旦上台，两岸关系向何处去？
站在中国大陆的立场上看，自然希望未来一年多的时间里，国民党能完成调整，重振雄风。但明眼人都知道，从2014年12月到2016年1月台湾选举，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国民党要从兵败如山倒的颓势，重新返回气势如虹，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须知，2008年3月民进党大败给国民党后，用了整整四年的时间来调整，但在2012年依然未能胜选。国民党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既要完成主席人选确定、党内整合，又要完成纲领出台、动员选民、赢得人心，怎么可能完成？
既然这样，从政治现实主义者的角度出发，中国大陆必须做好2016年之后与民进党再次打交道的准备。这恐怕绝非多余的提醒。
民进党：首次与大陆正面交锋？
2014年12月3日，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束四天后，也是马英九辞去国民党主席的当天。
民进党发言人郑运鹏出现在凤凰卫视台北分公司的录制棚里，与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彭维学展开对话。同时参加对话的还有国民党前立委邱毅、美国的东亚问题智囊容安澜。
这是台湾“九合一”选举后，红蓝绿三方人士首次公开电视对话。对话的焦点只有一个：2016年后，两岸关系向何处去？
国民党前立委邱毅在台湾的影响力，几乎人尽皆知，他出名主要是在2006年揭露陈水扁家族的贪腐弊案时。但就是像邱毅这样一个国民党的铁杆捍卫者，那天在我的节目中也坦承，国民党2016年要胜选的可能性很小，一切都取决于未来一年多的国民党内部调整。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虽然明知两岸关系绕不开民进党，但由于民进党坚持“台独党纲”，大陆方面只得被迫拒绝与民进党建立正式的党对党对话平台。因此，两岸关系这几年一直缺乏一个两岸三党，亦即共产党、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正式沟通平台，因而也就无法获得两岸三方的最大公分母。
但从2016年开始，随着民进党可能在台湾上台，这一挑战又是那样实实在在地凸显在人们面前。问题是面对这一挑战，大陆的智囊们至少在公开场合，依然不愿做出这一抉择。
请看下面节目中的对话：
邱毅：这次“九合一”的选举，国民党是兵败如山倒，可以叫全面的溃败。全面的溃败当然会牵动2016年的大选，也就是2016年的大选对国民党来说，现在处于一个不利的局面。很多事情叫知易行难，就是说它到底会发生骨牌效应还是发生钟摆效应？目前以我的观察来说，骨牌效应大于钟摆效应，所以2016年的选举对国民党来说，目前是不利的。
郑运鹏：2016年的双方的“总统”选举，如果双方候选人都就位的时候，国民党是从落后开始的，也就是民进党是从领先开始的，这个即使是在陈水扁连任的时候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他连任的时候也是打到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所以在这个选举之下，我认为2016年的确就像邱委员讲的一样，国民党是处于不利地位的。
彭维学：2016年的选举，我觉得可以看看，因为选举还是看它的因素，比方说实质的因素，比方说两岸政治的因素、候选人的因素。我觉得从这次2014年的选举来看，确实对2016年的国民党选举非常不利，对民进党是相对有利的。但是现在来看，并不是就能够铁板钉钉说民进党一定赢得2016年的选举。
再看看节目中，美国的东亚问题智囊容安澜怎么说，北京方面又如何回应：
邱震海（对容安澜）：对这个选举结果，你认为北京会紧张吗？
容安澜：还是会紧张的，这次的选举结果，至少让北京意识到了国民党的不足，虽然国民党支持“一个中国”，而且是北京重要的伙伴。北京看到了民进党的实力，也会因此想办法让民进党明白两岸关系甚至是接受“一个中国”的框架，对台湾而言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真正对台湾有益、安全的事情。但如果北京没有成功，而民进党也一味坚持他们长久以来关于“台湾是独立国家”的立场，要在政治上与大陆切割，那么民进党也必须看到北京会采取措施去缩小台湾的国际空间，比如跟那些与台湾建交的国家断交。
邱震海（对彭维学）：彭主任，北京紧张吗？
彭维学：我觉得不存在紧张的问题，当然对2014年的选举肯定会非常关注，但是不存在紧张的问题，因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个大趋势，是目前岛内的民众越来越多认同的。2016年，我觉得如果说国民党当选的话，我想两岸关系还会继续往前发展，如果说民进党2016年上台的话，就像刚才容安澜所讲的，那么我觉得大陆不会紧张，会坚持、坚定信心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事情到这里似乎很清楚了。2016年，国民党基本没戏了。对此，国民党、民进党、美国都清楚；北京也很清楚，只不过外松内紧而已。
问题是一旦民进党上台，他们对两岸关系的想法是什么？北京能接受他们的想法吗？
下面的对话更精彩：
邱震海（对郑运鹏）：好，2016年之后如果你们上台会怎么样？你们对两岸关系有什么想法？大陆的底线非常清楚了，一方面继续希望两岸和平发展，但是跟民进党的交往是有共识的，民进党必须要认同“九二共识”。你们能接受吗？
彭维学：没有共识就没有民共交流。
郑运鹏：柯文哲在被问到“九二共识”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这“九二共识”是什么？这一点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民进党也常讲，但是民进党的问法是说，如果按“九二共识”目前的版本，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话，那北京方面，他们有没有讲出同样的八个字，“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其实在目前为止，我看到之前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先生所讲的，就是双方都坚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他有讲到一个中国，并没有讲各自表述。所以我过去也听到我们民进党的前辈，他们也是现任的立委，公开在电视节目上讲到说如果北京方面讲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也就是“九二共识”的这八个字的话，民进党有可能会接受。
彭维学：我觉得民进党是在玩文字游戏，事实上就是共识的内涵非常清楚了，就是海峡两岸各自以口头方式共同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个是很清楚的，只是民进党不承认而已。那么我想，为什么民进党从去年召开九场华山会议来讨论应对“九二共识”的几大方案，说明“九二共识”对两岸关系也好，未来民进党上台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
郑运鹏：彭主任我想请教你，刚才你讲的我也认知得很清楚，跟马晓光先生讲的没有错，就是双方在口头上共同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当时马英九先生他并不是这样讲的，他说的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那在这一点，你们怎么处理？
彭维学：本质上，“九二共识”是提供双方共同磨合的空间，能够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进步，是能够创新的举措。
邱毅：听了民进党的郑主任的说法，跟北京的彭主任的说法，就可以证实我刚才所提到的一个推论，也就是2016年民进党上台了以后，两岸的关系会生变，会有不利的发展。
邱震海：关键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看看他们双方的立场能不能接近。邱毅兄，还有一年零四个月，让他们互相接近一下。
邱毅：为什么？因为这几年来，两岸的和平发展的基础就是“九二共识”，“九二共识”在台湾的说法很清楚，叫作“一个中国原则之下各自表述”。那北京只谈一个中国，不谈各自表述，但是对于台湾方面的各自表述，北京也没有否认。
郑运鹏：我们的立委前辈，有公开讲，如果北京方面讲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话，民进党就会考虑接受。
邱毅：郑运鹏在民进党里面是比较理性温和型的，但是现在大部分的民进党核心成员不是像他这个样子，尤其在这次大胜了以后，民进党更被所谓的“台独新世代”绑架了，所以民进党如何要赢得2016年的大选？如果大选之后民进党走得能够稳健的话，民进党对于所谓的两岸关系是不敢大刀阔斧的。可是麻烦在哪里？麻烦是现在大陆的全球布局走的速度非常快，区域经济整合走得非常快，民进党逃脱不了这个意识形态，会把台湾带到一个所谓的竞争力衰退的绝路。
显然，在2014年年尾的时候，民进党和大陆都不愿接受对方的底线。问题是2016年3月的台湾选举终究要来临。各方的思路在哪里？请看下面的对话：
容安澜：在我看来，北京当然不希望看到民进党的候选人公开表达台湾独立的倾向，但北京对民进党的印象依然是反对“九二共识”以及建立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的“一个中国”政策，这是北京的担忧。因此，虽然台湾不至于回到陈水扁时代，但北京依然会仔细思考如何劝服民进党，让他们意识到过激的政策只会对台湾的现实不利。
邱震海：好，郑委员，你们压力很大，能放弃吗？你们能被劝服吗？
郑运鹏：我想美国方面跟大陆方面有他们对于两岸关系的考量，都是值得尊重的，而且民进党一定会尊重和考虑的。那我必须要讲，如果一直胶着于民进党接不接受“九二共识”，那民进党跟台湾的选民就会问，那“九二共识”是什么？我们就回到刚才邱委员所讲的虚无缥缈的问题里面了。这是目前为止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报告的是，民进党的态度其实很明显，就是说我们是希望所有两岸关系的交流，都应该在被民主机制监督的状态之下。所以立法院的这些监督条例和“服贸协议”所有的程序，我们都希望是被监督的。所以，这个态度我也希望大陆方面的彭主任可以去深思和研究一下。
其实，这样的红蓝绿三方对话，在我的主持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只不过，这一次是面临“九合一”选举结果，双方面对2016年后的复杂局面，首次公开对话而已。
民进党人最早出现在我的节目里，是在2007年，那还是陈水扁时代。当时我与民进党人的“谈判”颇为艰难，也颇有些戏剧性。至于后来，民进党人出席我的节目逐渐增多，但大陆与民进党之间那种深深的不信任依然如故。
还是先从2014年上半年的红蓝绿对话说起吧。
大陆为什么不信任民进党？
台湾“九合一”选举前七个多月，准确地说是2014年4月4日。
那天上午，一辆黑色深港两地车穿越皇岗口岸，从香港驶入深圳，随后一路疾驶，抵达深圳福田中国凤凰大厦的车库。
从车上下来三个男人，年龄各不相同，但都清一色的黑色西服。
三人在陪同人员的引领下迅速步入电梯，随后又迅速进入凤凰卫视深圳分公司。
一个小时后，三人已坐在了《寰宇大战略》节目的录制演播室里。一场“红蓝绿三方人士对话：两岸政治进程如何走？”的节目录制即将开始。
三个身着黑色西服的男人，分属于两岸不同的政治颜色及党派。共产党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朱卫东；国民党方面：国民党籍海基会前副董事长兼秘书长、“九二共识”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邱进益；民进党方面：陈水扁时代最后一任海基会董事长洪奇昌。
这是两岸媒体史上的第一次：两岸三党人士，亦即共产党、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人士首次坐在一起，而且都是在各自圈子内有影响力的人物。
这样的红蓝绿三方直接对话不是偶然的。一个多月前发生的事情，直接促成了我策划这一节目的想法。
2014年春节后，发生了两件事，对两岸关系有着重大影响：
事件一：两岸官方开始正式接触。2月11日，时任台湾陆委会主委王郁琦访问大陆，与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正式在南京会面，这被媒体称为是两岸官方正式脱下“白手套”之举（“白手套”是指过去两岸官方不直接接触，而是通过海协会和海基会间接接触的模式）。6月23日，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正式访问台湾。
事件二：台湾内部发生了“反服贸”风波。一个本来对两岸关系有利的事情，居然遭到了台湾民间的极大反弹和抵制。而民进党在后面的角色，令大陆感到十分可疑。
由我主持的《寰宇大战略》一连两集“两岸红蓝绿三方对话”节目，恰好就在此时上演。
2014年4月7日晚上，节目第一集播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当晚节目播出后，我就收到许多电话、短信和微信，称节目做得好，让观众最大限度地了解了两岸三方的不同的想法。
与本书第一章描述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主持电视论坛一样，这次两岸三党人士对话节目，也是我多年电视生涯中，很少有的上上下下一致叫好的节目之一。
第一集对话播出时，时值台湾内部“反服贸”风波方兴未艾，尤其是民进党在其中或其后的角色，因此这次节目直接将民进党人士请上节目，并与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士直接对话，让各方有话直说，这种形式着实吸引了绝大部分观众。而且坦率地说，这样的形式，目前在大中华地区的电视台，恐怕也只有凤凰卫视能够做到。
下面的这场对话就颇有意思：
邱震海：现在的问题就很明显，过去几年坦率地讲，大陆跟民进党还是你来我往，台面下还有很多很友好的动作。这次的服贸风波会不会影响未来大陆跟民进党的关系？
朱卫东：我觉得可能会影响一点，会加剧大陆一些人对民进党的不信任感，因为民进党这种做法实际上彻底封堵了此前所做的两岸政策调整的姿态。因为他至少在这之前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是希望要跟大陆搞好关系，要跟大陆交流，但是现在他的做法是反其道而行之。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的做法不具建设性，使人感觉到他言行不一，前后不一。
邱震海（对洪奇昌）：朱所长的观点非常明确了，民进党幕后黑手推波助澜。你们到底是不是幕后黑手？
洪奇昌：我个人认为，民进党事实上是一个参与者，但不是主导。这一次的“反服贸”如果是民进党主导的话，社会动能不可能这么大。
邱震海（面向朱卫东）：这位的解释，跟您的研判有所落差。
朱卫东：这次主要的学运领袖都跟民进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三个主要的核心人物都是跟民进党的外围组织有联系，可以说是长期的“亲绿”学生，职业的抗议者。
洪奇昌：我觉得从一个这么小的角度来看的话，是把这个事情矮化了，我们要看，为什么台湾的社会在民主化30年的过程当中，会有一次这么大的社会运动？这一次社会运动的动能大概是历年来台湾最大的，当然警方说是11万人，但是一般说来大概有50万人。
邱震海：但现在问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学生运动，民进党后面跟上？还是民进党在幕后策划，然后才是学生运动？大陆首先要搞清楚这个。
洪奇昌：这个主动的产生是来自于学生跟社会团体，因为诸位可以看得到，今天如果单一政党发动一个社会运动，会被贴上标签：这是民进党的运动。很多中间选民就不会来了，更何况学生了。
邱震海（面向朱卫东）：不管我们洪委员如何为他们自己辩解，您相信了吗，被他说服了吗？
朱卫东：我不相信，我相信事实。
看到这里，相信所有的读者都会会心一笑。共产党和民进党，两个政党没有血仇，但却似乎不共戴天，虽然私下有不少往来，但在公开场合却很少交集，至于党对党的往来则更是完全没有。
对大陆来说，“民进党放弃台独党纲”是大陆与民进党正式对话的唯一条件。然而，这一条件至少在目前阶段，对民进党而言还是一个难以接受或可以在党内达成共识的条件。
于是，共产党和民进党之间的正式往来，就这样被无限期搁置了……
“台独教父”对话大陆学者
其实，若要追溯历史，在我主持的对话节目里，共产党和民进党之间的非正式对话却也一直在进行中，而且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2007年5月，素有“台独教父”之称的台湾前“立法委员”林浊水，首次出现在《震海听风录》节目里，与后来担任台湾“国安会”秘书长的苏起同台。
一个是顽固的“台独”分子，而另一个则是马英九的核心幕僚。这个组合，对当时的大陆观众来说还是颇具新鲜感的。
当时，正是2008年台湾选举之前一年，马英九方面积极备战，而民进党方面也是磨刀霍霍。林浊水，作为台湾前“立法委员”，接到我的邀请后，一口答应出席节目。
邀请林浊水，从严格意义上讲，不是没有风险的。一来这是民进党的前“立法委员”，二来这是民进党“台独党纲”的起草人，因而有“台独教父”之称。2007年的两岸关系，不像现在，民进党人士已可在大陆常来常往。这一年，正是陈水扁时代的最后一年，两岸关系处于高度紧张之中。这个时候邀请民进党的“台独教父”出席节目，无疑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与此同时，对许多大陆观众来说，“台独教父”这个称号，显然如同青面獠牙般可恶。这种图解式的形象，不禁让我想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图解。
但出现在屏幕上的林浊水，却是一副儒雅学者的样子，很难让人想起那个可恶的“台独教父”的形象。听他的论述，虽然人们不一定认同，甚至完全不会认同，但至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对话的伙伴，而且他的论述方式并不会让人感到不可接近。
2010年6月，我曾把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民进党“大佬”级人物林浊水请到刚刚搬迁的凤凰卫视总部。这是林浊水继出席我的连线节目之后，首次到凤凰卫视的演播室里出席我的节目，而且是与大陆学者直接对话。
对话中，林浊水侃侃而谈，但却彬彬有礼。更有意思的是，他在节目中居然很认真地与大陆学者探讨，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民进党愿意对大陆做出让步；而民进党方面又希望大陆能释放哪些信号，做出哪些姿态。
这次节目后，我收到不少观众来信，希望我能发挥香港“一国两制”的平台作用，多在香港举办类似的民进党与大陆人士的对话。
不过，林浊水虽然被称为“台独教父”，但他毕竟已经是个相对过气的政治人物，他在屏幕上的正式头衔只是民进党前“立法委员”。因此，他在政治上的直接冲击力相对有限。
我一直在寻找与民进党现任高层人物接触的机会，并且邀请他们直接出席我的节目。
穿梭于战云密布之间
2007年夏天，现在回想起来，是一个美丽的夏天。
我每天从香港风景优美的小岛愉景湾，坐快速汽轮抵达中环，然后再换乘另一艘渡轮，抵达凤凰卫视当时在香港红磡的总部。每天我就这样吹着海风，在碧波荡漾的海面上遐想无限。
那是北京奥运举办前的最后一个夏天。2007年8月8日，北京奥运倒计时一年的日子，我清楚地记得天安门广场的喜庆气氛。
那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年。2007年，中国经济的GDP增速居然达到14％的高水平，这与七年后的2014年仅仅达到7％，形成天壤之别。
但在两岸关系史上，那却是一个风起云涌，让人焦灼、骚动，甚至迷乱的夏天。
在这之前的2001—2006年间，陈水扁大搞“台独”，试图通过“修宪”“废统”等步骤，逐步实现台湾事实上的独立，而这在极大程度上触犯了中国大陆的底线。中国大陆由此认真做好了军事斗争的准备。其间，虽然从2005年开始，随着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大陆，大陆与台湾蓝营之间的沟通逐渐加强，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台湾内部的局面。
2006年上半年，当陈水扁宣布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之后，台湾海峡上空乌云密布，战争氛围逐渐形成。
“台海必有一战。”从进入21世纪开始，这一战略研判就开始逐渐占据中国大陆的主流思维。
“2008年台海将有一战。”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一研判又在中国大陆的主流媒体上出现并逐渐扩散。
2007年的夏天，就处于这样一个美丽与焦灼交织的紧要关头。
这是陈水扁时代的最后一年，台湾2008年选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台海上空乌云密布，弥漫着战争的气息。密布的战云中似乎又透着一丝希望。
陈水扁毕竟是个即将过气的人物了，中国大陆必须与陈水扁的继任者打交道。这是我当时心中的一个强力信念。
在这方面，两岸都有其情报、内参和研究部门作为沟通渠道。但我经常对这些部门的人士说：“你们的作用很重要，但还是不能替代电视，因为只有电视才直接面向公众，才最为直观。而今天和未来，民意对政治决策的牵制力和影响力完全不可忽视。”
当时，顽固的陈水扁依然在位，时时可能挑衅；可能成为陈水扁继任者的谢长廷，虽相对温和，但大陆对他又不是十分了解；而马英九集所有光环于一身，但2008年究竟能否胜选，也还是一个硕大的问号。
2007年夏天，《震海听风录》就时常穿梭于台湾这三个政治人物之间。更准确地说，我们是穿梭于这三个台湾政治人物的周围智囊之间，频频将他们的贴身智囊请上节目，有时甚至还让他们与北京或华盛顿的智囊直接展开电视对话。
一场场看似平静，然而又十分具有内幕色彩的对话，就这样在台北、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展开，而中间的纽带则是香港。
不少朋友以为，我们穿梭于如此复杂的人物之间，一定有很多秘密渠道或中间人。
我听闻之后时常哑然失笑，牵线的中间人倒是有，但秘密渠道则完全没有。我至今总共只去过台湾三次，一次开会，一次观察选举，而另一次则是去佛光山拜会星云大师。我的节目之所以能穿梭于重量级的嘉宾之间，用句有点“自吹自擂”的话，还真靠的是凤凰卫视的影响力和我自己的实力。
每次当我坐在香港的演播室内，与台北的蓝绿智囊，以及北京和华盛顿的智囊展开对话时，我着实感到这正是“一国两制”的香港可以和应该发挥的作用，所有的人们都应该好好珍惜和爱护香港的这一独特作用。
我经常对我的那些身份特殊的嘉宾们说：“我们的节目纯粹是民间色彩，你们将各种敏感问题在我的节目里对话清楚了，回去后就可以写报告禀报各自的最高领导人；没有谈好，那就一阵风吹过，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最早代表马英九出席我的节目的蓝营智囊，是当时马英九竞选团队的高参、后来担任台湾“国安会”秘书长的苏起，时间是2007年7月11日。
苏起是马英九的密友，当时极受马英九的信任和器重。2007年时，苏起在马英九竞选团队里的重量人尽皆知。因此，苏起愿意应邀出席我的节目，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请看我与他在节目里的这段对话：
邱震海：就您的内部操作来看，马英九先生通过他目前的两岸政策的表述，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核心信息？
苏起：他基本上是希望打破现在台湾的自我闭锁的状态，跟大陆重新开展交流，希望最终能够营造两岸的和平、稳定，促进台湾内部的经济发展。
邱震海：这当然听上去是很不错的。但他的政策，有没有一个底线或者有没有一个上限？他最高能够去到哪一步，最低不能突破什么样的底线？这个在马团队内部，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苏起：你这个问得很好。最低就是我们不会走民进党，还有陈水扁他们在走的法理“台独”的道路，这是最低的；最高的我们希望两岸能够创造更多的交流和和平的机会。
邱震海：所谓的最高能够创造更多的两岸的和平，这个有底线吗？有前提条件吗？
苏起：这个要透过很多的谈判来实现，那么高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不敢说，不过基本上是往那个方向迈进。
邱震海：如果说明年3月份（即2008年3月）一旦马英九先生顺利上台，那么他马上就面临在两岸政策上要跟北京产生互动的局面。他如何让北京相信或者如何跟北京展开第一步的互动，比如说互不否认，比如说中华民国等的定位问题。
苏起：这个问题我蛮有信心，一点都不困难。几个因素：第一，国民党内部的共识非常高。我刚才说过，不管你是什么省籍，不管你是老的还是小的，基本上都认为两岸该复谈，两岸该交流，两岸该直航。那么复谈就是用“九二共识”做基础。第二，大陆方面也在两年前的胡锦涛主席跟我们的连战主席的一个共同愿景里面，提到了用“九二共识”来复谈。第三个因素，大陆方面的对台政策这几年有相当多务实的转变，过去“促统”促得很凶，现在把“促统”放一边，以“防独”为优先，那么既然以“防独”为优先，就跟国民党的反对“台独”的政策完全一致。
苏起的这段话说于2007年7月11日。十个月之后，亦即2008年5月20日，马英九正式成为台湾最高领导人。后来的事实证明，苏起的这段话成为了两岸关系的基本事实。
敏感时刻：民进党高层现身
但是，我与苏起的下面一段对话，也让我对民进党内部的情况开始感兴趣：
邱震海：您提到马英九和谢长廷。外界有一种舆论认为，马谢两个人的两岸政策不是在比谁更清晰，是比谁更温和或者比谁更模棱两可。谢长廷说，他要坚持两岸的开放，要以坚持台湾的主体性，兼顾开放与主体。而马英九的两岸政策是要有尊严的开放。如何理解？
苏起：邱先生，我不会从这些文字上来看，这些文字都是选举的语言。谢长廷使用这些语言的技巧绝对比马英九高明得多。我基本上是看另外两个东西，第一，谢长廷能够跟陈水扁切割到什么程度？以目前来看，我看他根本没有办法切割。所以谢长廷摆脱不了陈水扁的阴影，他摆脱不了陈水扁的阴影，还能够温和到哪里去？
作为马英九竞选团队的核心人物，苏起对谢长廷的看法应该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客观地看，苏起的观点又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在当时的情况下，国民党的马英九并非唯一可能当选的人物。民进党谢长廷的立场既不同于马英九，也不同于陈水扁，也十分可能当选。谢长廷对两岸关系的内部考虑究竟如何？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谢长廷与陈水扁究竟能否切割？
我必须找到来自谢长廷周围的核心人物！这是我当时的一个强烈愿望。
这时，正是2007年8月中旬，距离2008年台湾选举还有七个月。
但这个人是谁？对此，我并不知道，甚至还有点一筹莫展。
但我只定下一个标准：这个人必须是谢长廷周围的核心幕僚，而且又必须与陈水扁关系不错。
设定完这个标准后，我自己也觉得好笑，民进党核心阶层的人士，能愿意出席我的节目吗？
我当时的节目主编杨青之开始为我张罗。杨青之来自福建，有很多台湾的资源。小丫头不知怎么，闭门面壁几个小时，然后又一通电话之后，忽然问我：“萧美琴如何？”
听了这个名字，我心里一喜又一惊。萧美琴，民进党的时任国际部主任，2007年6月刚应邀担任谢长廷竞选总部的国际部主任，负责为谢长廷张罗各种国际事务。
鉴于萧美琴与陈水扁的特殊关系，同时又是谢长廷竞选的核心幕僚，由她来出席节目无疑是十分理想的选择。
但萧美琴愿意来吗？这很快就成为我的第二个问题。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您若觉得可以，我先去试着和她谈一谈。”杨青之的口气，让人觉得她和萧美琴好像是老熟人。
经常收看台湾电视节目的朋友，大概都会对萧美琴有如下的印象：一个美台混血的美女政治人物，每次出现在公众场合，都会吸引大多数男人的眼球。她的英语流利，因此长期担任民进党国际部主任，负责民进党与国际社会（其中主要是美国）的关系。
在陈水扁上台的那些年里，一般只要有陈水扁出席的国际场合，多半都有萧美琴的身影。在那些场合，很多人耳朵里听到的是陈水扁的发言，但眼睛看的却是他背后的萧美琴。
萧美琴是个大美女，相信大家一定都记住了。然而，这却是一个“带刺的玫瑰”。在各种公众场合，她时而给人美丽、柔和的印象，时而又给人犀利、毒辣的感觉。
最重要的是，看台湾电视多了的朋友可能还会记得，这是一个“台独”倾向颇重的民进党政治人物。
这个美台混血美女，究竟是一朵“温柔的玫瑰”，还是一朵“带刺的玫瑰”，不近距离观察她，一时还真不好说。
带刺的玫瑰？谜一样的女人？
写作进行到这里，一个多面的萧美琴，映现在我的脑海里。
那是2008年3月20日的晚上，民进党惨败，台湾“政权”重新回到了国民党手中。那一晚的台湾，是欢腾的夜晚，也是哀伤的夜晚。到底是欢腾还是哀伤，一切就视乎你到底是从蓝营还是从绿营的立场上来看问题了。
萧美琴是绿营的铁杆分子，因此那一晚对萧美琴而言，自然是极其哀伤的一晚。
远在香港的我，从电视直播里观察着萧美琴。选举结果公布后，在民进党总部门口的集会上，与一众民进党高层站在一起向选民表示感谢并谢罪道歉。她的眼睛开始时是镇定的，但随着那种凄凉氛围的逐渐加重，她的眼眶慢慢地开始湿润。
她强忍着不让哀伤迸发。终于，泪水冲破了情感的闸门，顺着萧美琴的脸颊一颗一颗地滚落下来……
泪水滚滚的萧美琴，站在一众脸色凝重的民进党男性高层人物中间，显得尤其扎眼。
看着电视里的这一幕，那个犀利、毒辣的萧美琴似乎不见了，而另一个美丽、柔和得像花一般易被捻碎的萧美琴，至少那一刹那在我的心目中又回来了。
就在几个月前，2007年的夏天，她还是那样意气风发地出现在我的《震海听风录》里，向大陆方面隔空喊话。
我的手机里至今仍有她的电话号码。但那一晚，面对电视机里泪眼簌簌的萧美琴，我始终没有拨通她的电话……
萧美琴的“带刺的玫瑰”的形象，不是没有来源的。如果你去网上搜索萧美琴的资料，那么大致是以下这些信息：
萧美琴（英文：Hsiao Bi-khim，1971年8月7日－），台湾政治人物，台美混血儿，民主进步党籍，第五至六届台湾立法委员，现任立法院第八届立法委员、新境界文教基金会副执行长、花莲县日安花莲协会理事长。萧美琴的父亲萧清芬是台南人，前台南神学院院长；母亲是美国人。萧美琴出生于日本，成长于台南，美国欧柏林学院东亚研究学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
如果你再多花一点时间搜索，那么大概就可搜出下列资料：
萧美琴是民进党内大名鼎鼎的才女，有“陈文茜第二”之称。不过，萧美琴却因与陈水扁的绯闻而风头更胜陈文茜一筹。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萧美琴，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更因其是中美混血儿而生得一副漂亮脸蛋。
萧美琴出生在日本，从小在台湾长大、受教育，国中毕业后才到美国读书。虽然当时她即将赴美，但临行前她还是闷声不响地去考了联考，并且顺利考上台南女中。她的朋友分析说：“她原本可以不去考的，但她想证明自己有这个实力。”由这件事情可以看出，美琴的个性有多好强。
到了美国后，萧美琴一路由高中、大学，念到硕士、博士。若真要比较，大学时代应该是她求学阶段中最值得叙述的一页篇章，因为在此黄金时段，她不仅在吕秀莲与陈文茜等海外反对阵营前辈的带领下，参加了反对阵营早年的活动，而且还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若依萧美琴的年纪推算，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时，她才八岁，尚在读小学，而当时同为美丽岛受难者辩护律师的陈水扁，或是张俊雄，都应该算是她的前辈，是她叫“叔叔”的人。
不过，自幼在“白色恐怖”边缘地带长大的萧美琴，毫无疑问地，曾经深深受到美丽岛事件“白色恐怖”的阴影笼罩，“美丽岛情结”因此在她幼小的心灵深处滋长，致使她心智成熟后，心甘情愿地在身上挂起“我是台独”的鲜明旗帜。她与早期的在野反对势力结缘甚深，日后她进入民进党中央或陈水扁政府工作，也是必然的。
1991年，萧美琴受吕秀莲之邀，返台进入政坛。由于思路清晰，工作表现出色和外貌出众，萧美琴很快坐上了“总统府”顾问的位子。陈水扁上台后，萧美琴自然成为他的贴身翻译。
与她的政治经历同样丰富的，是她的情感经历。互联网上还可以找到下面的资料：
2000年11月，台湾女作家周玉蔻与宁育华在合作出版的新书《唐飞——在关键年代里》中，首次披露了陈水扁与萧美琴之间有暧昧不明的男女关系。
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当时陈水扁刚刚当选台湾领导人，因此这一新披露的绯闻顿时成为台湾政坛的头号桃色新闻。更何况，陈水扁的妻子吴淑珍长期瘫痪，陈水扁的私生活就更为人关心。
绯闻传出后，虽然陈水扁和萧美琴竭力辟谣，但还是在台湾社会被大众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不知是不是受到“绯闻案”的影响，自从绯闻事件发生后，萧美琴就故意把自己弄得很丑。有台湾媒体还报道说，她曾向媒体透露，想把头发通通剪光来使人们不要再注意到她。
与陈水扁的绯闻虽传得沸沸扬扬，但毕竟没有权威渠道证实。但萧美琴青年时代在美国的一段恋情，而且尤其是与大陆恋人的一段恋情，不但有很多资料佐证，而且还对她后来的人生和政治立场，都有很大的影响。据说，这是一段与大陆留学生的恋情，而这位大陆留学生之前曾在大陆的政府部门工作。
人称“陈文茜第二”的才女萧美琴，自己曾这样回忆这段恋情：“刚进哥大研究所时，还很天真，很单纯，曾和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交往，我体会到‘中国人的险恶’。他很聪明，能力很强，虽非高干子弟背景，却曾在年纪很轻时就当上中共顶层的翻译。”
萧美琴说：“当时只觉得他很厉害，年纪轻轻就可以干到那么高的职位，没有想到这个人背后思维方式的复杂，或者说冷酷理性的一面。分手时，我只是没办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主动来伤害我。”
她表示，后来也理解，两人生活背景相差太多，中国大陆官场磨出来的人和台湾人不一样。她甚至还公开透露了这位前恋人的姓名，有媒体披露他担任过中国大陆领导人的翻译。
有意思的是，就在萧美琴的“地下恋情”被传得沸沸扬扬之际，她的前恋人还公开站出来澄清，他出国前只是在中国外交部工作四年，并非领导人的翻译，同时他还为萧美琴叫屈。
萧美琴最后也没有说出，这位来自中国大陆，而且又在政府机关工作过的前恋人，到底是怎样“伤害”了她。但从其前恋人多年后在萧美琴遇到风波时还公开站出来，并为她叫屈的情况来看，事情似乎又没有那么糟糕。
萧美琴的情感经历丰富而不顺，几乎是台湾家喻户晓的事情。
事实上，如上所述，2007年出席我的节目前的几年，萧美琴被卷入过与陈水扁的绯闻；而参加我节目后的几年，准确地说是在2011年，她又卷入了与“立法委员”刘建国和陈莹的三角恋爱，据说也很受伤。以致当时的台湾媒体惊呼：“为什么受伤的总是萧美琴？”
有台湾专栏作家在萧美琴与陈水扁的绯闻被传出后，这样写道：“被绯闻案烈焰灼伤的‘总统府’顾问萧美琴，在一般社会大众的眼中，是个‘谜样的女人’；在‘总统府’的侍卫圈中，则是很多人的‘暗恋对象’；在朋友的心目中，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好女孩’。‘总统府’里有许多侍卫喜欢她、暗恋她，甚或通过关系打听她，并且想进一步追求她，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也不让人意外。但是这一次，她竟然被谣传是陈水扁绯闻事件中的女主角，着实跌破一帮人的眼镜。”
“清官难断家务事”，恋人之间的是是非非和曲曲折折，远不是我要关心的内容。
我之所以愿意从互联网上摘录这些看上去有点“八卦”的资料，无非是想探究一个原因：这段早年清纯阶段与大陆恋人的刻骨之恋，究竟是否对她后来越发明显的“台独”或“抗中”倾向有一定影响？
有一些街头巷尾的揣摩称，当年在美国时与来自中国大陆的恋人的情感故事，尤其是她在其中受到的伤害，多多少少成为萧美琴后来强烈追求“台独”或“抗中”的原因之一。
这个问题的最权威答案，恐怕只有萧美琴本人可以提供。这些年，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萧美琴，风风火火地热衷于民进党的事务，同时一步一步走上民进党国际部主任的岗位。
萧美琴作为民进党时任高层人物，在2007年夏天这个关键时期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出席我主持的《震海听风录》。
越洋电话：与美女的“交易”
我正走在香港中环码头的海滨长廊上。忽然，我的手机响了。
“邱先生，我和萧美琴谈了，她要您亲自给她打电话详谈。”电话那头传来杨青之的声音。
这么快？杨青之的神速和神通广大，让我有点吃惊。
“那她是什么意思？愿不愿意出席节目？”我问。
“她没说，只是说想和您详谈。”电话那头的杨青之显得神神秘秘的。
我决定亲自拨通萧美琴的手机。
手机一接通，几句寒暄之后，我和萧美琴好像就立即进入了一场“谈判”。
“你们在台湾被称为‘红台’，所以我不能上你们的节目。”萧美琴的口气毫无余地。
但这话在我听起来，却好像又留了一定的余地。
“这是台湾内部的偏见，同时客观上也是由于我们在台湾还没有落地，所以我们目前的主要市场是中国大陆。但我们在传递两岸信息方面的作用，是各方都公认的。”我的语气尽量缓和，以让电话那头的萧美琴感到某种“舒适度”。
“……”电话那头沉默。
“你知道，陈水扁先生与大陆结下了一些心结，但谢长廷先生却没有。所以，大陆方面其实很关心谢长廷先生的真实想法。而从谢长廷先生这边来说，应该也有向大陆传递一定信息的愿望，以便双方在选前和选后都不要产生误判。这个角色正好我们可以扮演，而这其实也是你在谢先生这里的使命之一。”
“……”
感觉得出，电话那头，萧美琴在认真倾听。
我接着说道：“谢先生与大陆的沟通，在目前阶段肯定是一个双方都绕不开的任务。也许双方都有秘密渠道，但在民意对政治决策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今天，通过公共舆论与对方的民意沟通，其实很重要，对民进党和大陆的关系来说恐怕尤其如此。”
我说这番话的背景是，如前所述，陈水扁在任八年，两岸关系到了冰火不容，擦枪走火的地步；谢长廷作为民进党的候选人参选台湾领导人，既要延续民进党的理念，又必须与陈水扁有所切割。更重要的是，这种既延续又切割的风格，他既要传递给台湾内部的选民，又必须以合适的机会传递给大陆方面，包括大陆领导人和大陆民意。毕竟，他不希望上任后的两岸关系，重蹈陈水扁时代的覆辙。
“你说得有道理。但是，上你们这样的‘红台’，对我本人来说，实在是有风险的，我在民进党内部会有很大的压力。”萧美琴终于又开口了。
她的这句话一说出来，我似乎立即捕捉到她内心深处的另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当时我也说不清楚。
这肯定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女人！我内心的第六感觉强烈地告诉我。她的内心有很人性，甚至是很柔弱的一面。
不知怎么，我忽然想起了她早年的那些恋爱传闻，以及她在恋爱中“总是受伤者”的传闻……
“只要我们对大方向有共识，至于如何绕开一些障碍，让你在民进党内减少压力，这是我们两人可以设计的。”我对萧美琴说。
“怎么设计？”萧美琴似乎忽然有了兴趣。
“我们可以设定彼此不可逾越的底线，以及彼此都可以接受的上限。我们设计一个模式，彼此都不让对方为难，但彼此都为对方营造最大的空间。”我试探性地抛出“球”。
“那你的底线是什么？你又能为我创造多大的空间？”忽然，萧美琴的锐利个性又展露出来了。
“考虑到这个节目的沟通的性质，再加上两岸关系的现实，所以赤裸裸地宣传‘台独’的主张，我这边根本不可能播出。”我说道。
“这个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萧美琴的答复十分爽气。
“只要这个底线不跨越，其他我都可以接受。”我又说道。
“我知道你们把陈水扁称为台湾领导人，但我在节目中必须称陈水扁为‘总统’。不然，我在民进党内没法交代。”萧美琴开始“得寸进尺”。
“没问题，你可以称陈水扁为‘总统’，而我作为主持人则在节目中称他为‘先生’。这样，你在民进党内，而我在以大陆为主体的观众面前，都可以有个交代。”我回答。
“好的，谢谢。”
“我希望你能多传递谢长廷先生的内部考虑，传递的风格以理性、建设性和善意为主。”
“好的，你放心。”
“我也要谢谢你，具体的操作细节，我让我的主编和你保持联系吧。”
“……”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我的心里一惊：这女人莫非又要变卦？
没想到，变卦倒是没有，但她却忽然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
“和我一起参加节目的，还有谁？”沉默几秒之后，萧美琴开口问道。
“没有别人，就你我两人对谈。”我回答。
我的节目一般都是几个人参与的对话，但为了表示对她的尊重，也避免她直接与大陆嘉宾对话而产生尴尬，我决定整个节目只有她一人与我对话。
这么多年，我只在很少的嘉宾身上用过这一形式。记忆中，这一形式用得最多的是朝鲜嘉宾李玉珍，其间的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另外有一年，前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何振梁被人出书诬告，在我多次游说下终于同意出席我的节目予以澄清，当时我用的也是这种“一对一”的方式。
没想到，萧美琴拒绝了这一方式：“这样会让民进党内部的人以为，我是专门出席你的节目。”
“……”
这下轮到我犯难了。
“那你想要和谁一起参加节目？”我决定在细节问题上做出妥协。
“最好是美国人。”她的直率很有点美国人的性格特点。
原来如此！她担心内部受压，要和美国人同台。
“可以，”我的反应也超快，“容安澜怎么样？”
但是，萧美琴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容安澜不行，在我们内部，都叫容安澜是‘红军’。”
容安澜居然成了“红军”！我心里感到好笑。所谓“红军”，就是民进党内部对立场中立或不支持“台独”的美国人的称呼。
这个女人要求还挺高！
“那薛瑞福如何？”我决定将妥协进行到底。
薛瑞福（Randall Shriver），2005年刚刚卸任的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素有亲台的名声，甚至被台湾媒体称为“美国对台地下大使”，而且也是我节目里的常客。
“Randy（Randall的昵称）？好啊，他对台湾和民进党很友好。”萧美琴答道，显然她对薛瑞福有好感。
我一口答应了萧美琴：“好，没问题，我就请薛瑞福来和你一起出席节目。”
“谢谢你，邱先生，和Randy一起出席节目，我在民进党内部的压力会减轻很多。”萧美琴如释重负。
同样如释重负的，其实还有电话这端的我。
“美国对台地下大使”：“灭火”又透风
我对萧美琴的满口承诺，不是没有根据的。就在与她“谈判”之前，我刚完成了和薛瑞福的另一场“谈判”。
事情是这样的：时任台湾领导人的陈水扁于2007年8月21日正式出访中美洲，过境美国阿拉斯加，来回过境都只停留50分钟，是2000年以来最差的过境待遇。此外欧盟主要成员国已经知会台湾官方，不接受临时性、没有飞航计划的技术降落，等于拒绝陈水扁可能的临时过境。当时的评论普遍认为，这一切均由于陈水扁执意推动的“入联公投”，引起了美国和欧盟的警惕。
虽然面对美国、欧盟和北京的压力，出发前约两周，亦即8月8日，陈水扁在接见美国前主管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时，语气强硬地质问，“入联公投”到底有什么错，由此引起了各方的关注。陈水扁当时称，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在这样的一个诉求当中，到底哪一点出了问题？是参加联合国、是以台湾的名义，还是“公投”本身？
这一细节经媒体披露后，立即在两岸间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陈水扁此举显然充满情绪，而且显然是向北京和华盛顿挑战。但作为“美国对台地下大使”的薛瑞福为什么要去见陈水扁？陈水扁还和他说了些什么？这是各方十分关心的问题。
薛瑞福见陈水扁的消息刚一传出，我就拨通了薛瑞福的手机。不巧，他还在从台湾返回美国的飞机上，手机处于关机状态，直到抵达旧金山机场才开机。
我就在香港时间的半夜，一直等着薛瑞福抵达旧金山机场，然后在凌晨两点与他进行电话沟通。
很多朋友认为，做我们这份工作好像很轻松，很光鲜，其实很少有人知道背后的艰辛。像这样在半夜时分与美国联系，对我们已如家常便饭。
“我刚抵达美国，我要回去先向我的老板汇报后，才能决定是否出席你的节目。”薛瑞福在电话里这样对我说，他倒也很坦诚。
薛瑞福说的应该是实情。他电话里说的“老板”究竟是谁，我就不便问了。确实，哪有一下飞机，还没向“老板”汇报与陈水扁见面的内情，就直接上我的节目来公开透露？给他一点儿时间吧。
两天后，薛瑞福给我来电邮，说请示过他的“老板”了，可以出席我的节目。看来，美国人也看到陈水扁乱放话的后果，愿意出来“灭火”了。
想不到，薛瑞福提出的问题和萧美琴一模一样：“和我一起出席节目的还有谁？”
薛瑞福和萧美琴的关系好，这是美台高层圈里人尽皆知的事情。如前所述，用萧美琴的话来说就是：“Randy是亲台派，不像容安澜是‘红军’。”
恰好，收到薛瑞福电邮的第二天，我就和萧美琴进行了上面的“谈判”。
“和Randy一起出席节目，我在民进党内部的压力会减轻很多。”萧美琴说的应该是实情。得到萧美琴的答复后，我当晚就给薛瑞福去电邮，表示邀请萧美琴和他一起同台。
不出所料，薛瑞福的电邮很快来了，而且很正面：“和Bi-khim（萧美琴的英文名）一起很好，我们是好朋友。”
不过，有意思的是，薛瑞福是个典型的“新好男人”，一切以家庭为重。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晚上，录制时间是香港时间上午9点，其时正是华盛顿夏令时的晚上9点。薛瑞福对我说：“晚上我就不出来了，我要陪我的家人。”他坚持要在华盛顿的白天，也就是我们的半夜单独录像，然后由我们在第二天上午与萧美琴单独录制，再把两个人的录像拼接在一个节目里。
为了将这次节目做成，我再次做出妥协。于是，我们的整个团队半夜开工，把薛瑞福透露与陈水扁会面的部分先录了，然后第二天上午再接着录制萧美琴的部分。
只是，虽然薛、萧两人是好友，而又出现在我的同一期节目里，但毕竟没法真正同时现身并直接交谈，终究是个遗憾。但薛瑞福为了与家人团聚而宁可放弃与萧美琴同时在我的节目里对谈，这种“新好男人”的做派，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重要的是，薛瑞福和萧美琴两人，一个有“美国对台地下大使”之称，刚刚去台湾密会了陈水扁；另一个则是民进党高层人士，尤其是与时任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和下一届的候选人谢长廷都保持密切关系。这两人先后出现在我的同一期节目里，这在两岸关系风起云涌的2007年夏天，无论如何都是极具新闻价值的。
下面就是我在那次节目里与薛瑞福的对话：
邱震海：8月8号，你在台北会见陈水扁。当时陈水扁说的那些话好像还蛮强硬的，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出那些话的？
薛瑞福：我曾经有一个机会与陈水扁在8月进行了交谈，我认为我们之间的交谈稍微有些困难，可能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机，在两年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机，并且双方的气氛还是有点紧张。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我们之间的交谈造成了影响。他当时是讲到了他的意愿，想要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
邱震海：你是不是如一些媒体所报道的那样，当时是试图说服陈水扁放弃“入联公投”？
薛瑞福：我的任务并不是要去说服他们或是怎样，我当时是以美国企业研究所台湾政策工作小组的身份去访台。关于说服他们不要去进行“入联公投”，并不是我的主要任务，我当时并不是代表华盛顿。
邱震海：我今年7月份读到过你写的几篇文章，你说“入联公投”是具有象征意义，并不具有实际的功能，美国最好说服陈水扁不要这样做。如果台湾一定要举办“入联公投”的话，那么不妨举办一个真正能够改善人民生活的“公投”，8月8号您当时见陈水扁的时候，有没有向他提出这一点？
薛瑞福：我曾经尝试向他解释我们的一些看法，对于他们提出的“入联公投”计划，我们是不赞成的。我向他表达了台美是朋友关系这样的信息，并且我还跟他说，我们支持台湾走向民主，但是我们并不是支持他们走向独立。
邱震海：您觉得陈水扁有没有被你说服？
薛瑞福：我认为美国不可以阻止台湾去进行“入联公投”，因为这是台湾自己的决定，我们不能够去阻止它进行这样的一个“公投”。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台湾能够继续在民主的道路上获得进展，即便是通过“公投”的形式去获得台湾的最大利益，也不希望它改变现有的状况。
邱震海：你有没有见到谢长廷？
薛瑞福：是的，我去看了他的竞选总部，但是我没有看到他本人。
邱震海：谢长廷现在在“入联公投”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薛瑞福：我认为关于这个问题，他讲得很清楚了，他在一周前也向华盛顿表达了这方面的意愿。我想他并不是非常愿意做这件事情。
应该说，薛瑞福的回答里有掩饰的成分，但也有干货。实际上，美国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也只能发挥到如此了。经常有“阴谋论”的思维认为，美国无论对台湾，还是对其他地区的局势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那无疑是高估了美国的影响力。
向大陆电视传话：萧美琴立头功
当然，与薛瑞福在我的节目里回答相比，萧美琴的就更为坦率和明了。
邱震海：萧委员，你能不能用非常简单的话给我们描述一下，谢长廷在两岸问题上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萧美琴：应该是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他处理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他常讲的和解共生的理念。所谓和解共生，其实顾名思义，就是说能够接受双方存在的事实，不要打得你死我活，创造一个共生以及共鸣的局面。第二个是他的方式。我们知道两岸政府之间的往来，这几年是中断的状态。但是，谢长廷先生主张两岸能够恢复对话。怎么来恢复？其实我们也认知到，有相当复杂的政治问题，也有相当复杂的历史因素的存在，那如果说这些问题，我们用两个轨道同时来处理。比较复杂的问题呢，恐怕没有可能在短期内解决，我们还是继续去谈，但是不要把这些问题当作对话的前提，这是第一个轨道。第二个轨道就是处理实际上符合两岸人民实际需求的一些问题，例如说经济贸易上的一些问题以及涉及两岸人民相互往来，包括观光客以及经商等等相互往来、文化交流的问题，实际上可以解决的问题放在第二个轨道，同时来进行。但是不要让第一轨道的这些复杂，以及短期内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来干扰第二轨道的相互交流。
邱震海：一个月前，马英九的核心幕僚苏起出席我的节目。当时我问了他一个问题，马英九先生对两岸问题，他的上限下限到底是什么。现在我把同样的问题交给你，谢先生在两岸政治问题上的底线和上限是什么？
萧美琴：我想台湾多年来，台湾人民所创造的民主制度以及我们对台湾这个土地的认同，这是一个使命感，也是民进党核心的价值，这个部分我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但是，谢长廷在民进党内的政治光谱上，是处于在处理两岸问题上比较温和的那一方面的，那他也同时愿意，即使是两岸之间有政治问题，没有办法立即解决和处理，也愿意就其他经济等等的各方面，跟北京的领导人做直接的沟通和对话。这个对话他是相当在意的，他也希望以和解共生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进行跟对岸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邱震海：有一个可能对您来说相对敏感的问题，就是谢长廷先生跟陈水扁先生，两个人的关系，或者他们未来的态势到底怎么样？
萧美琴：首先谢长廷先生跟陈水扁“总统”是几十年来的战友，也维持了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现在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对于民进党的上台这一点来讲，民进党这次选举一定要胜选。就政治立场来讲，我刚刚提到说在政治光谱这个问题，其实谢长廷他是倾向温和的这一边。至于未来陈水扁“总统”跟谢长廷之间在政策上是维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想谁也不能预测。双方过去确实是既竞争又合作，也许两个人的风格不太一样，谢长廷先生在美国的跟侨界的演讲里曾经提出过，他打太极是比较高明的。
邱震海：那陈水扁呢？
萧美琴：那陈“总统”或许是拳击专家，能够直接去面对对手，而且是打不倒的，是意志非常坚强的。但谢先生可能是用比较柔软的态度，比较迂回的态度来处理问题，解决问题。
近八年后回头看当年的这段访谈，不知各位读者是什么感觉？作为主持人，我的心头还是有点五味杂陈的。
谢长廷在2008年的台湾选举中，败给了马英九。如今，马英九的两任八年的任期也行将结束，两岸关系虽然大幅回暖，但导致当年两岸关系风云激荡的结构性矛盾却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换言之，若2016年或2020年民进党再度上台，两岸关系陷入僵局的风险将依然存在。
对萧美琴来说，她当年在节目里竭力为之辩护的陈水扁，则早已成为了阶下囚，而且据说好几次在狱中寻求自杀未果。但随着“九合一”选举的峰回路转，2015年1月，陈水扁忽然又被释放，保外就医。
另一方面，就在陈水扁被释放之际，马英九却遭到了台湾名嘴周玉蔻关于贪腐的指控。2015年1月14日，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独家出席我的节目，透露2015年可能发动“倒马”运动。这是后话，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至于萧美琴本人，这几年随着民进党的转型而起起伏伏，虽继续担任民进党立法会党团干事长和民进党智库副执行长，但显然已没有了当年的那股意气风发。
但无论如何，2007年8月，当两岸关系陷于极度低迷时，萧美琴在与我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愿意出席节目，解释谢长廷的立场，并向大陆方面微妙释放信号，这还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2015年：马英九将提前下台？
问题是从那时到现在，历史又向前推进了八年。这八年里，马英九顺利当选，顺利连任，最后又在“九合一”选举中惨败；而这八年里，民进党丢失“政权”，重整旗鼓，终于在“九合一”选举中大胜。
我忽然想起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
2016年，民进党要回来了。这恐怕是进入2015年，许多人心里都有的感觉。
诡谲的是，就在这个十分敏感的时刻，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陈水扁被保外就医；第二，马英九被指控接受顶新集团政治献金，有贪腐嫌疑。
陈水扁2008年后就受到贪腐检控，后被投入监狱，其间曾几度自杀未果。绿营内部一直有人为他叫屈，甚至要求释放他，但始终未果。而马英九上任数年，争议很多，包括对他无能的争议。但马英九给人最清晰的印象，就是他的“不粘锅”性格和近乎洁癖的清廉。
如今，陈水扁不早不晚，恰好在“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大胜的情况下获释；而马英九则也不早不晚，恰好在“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败的情况下被指控。太巧合的时机，容易让人产生联想：这背后是否有政治背景？
恰在此时，2015年1月8日，2006年倒扁“红衫军”的领袖施明德，在台北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马英九卸任后可能入狱，甚至都可能无法做完最后一年多的任期。
在台湾，甚至在大中华地区，提起施明德，很多人不但会想起他早年为民主坐牢的历史，想起他曾是民进党的主席，甚至想起他早年风流倜傥的情史，而且更会想起2006年他发动百万“红衫军”倒扁的风云激荡。虽然早已退出台湾政坛，但施明德身上的政治能量不可低估。
难道施明德手中握有马英九的贪腐证据？难道施明德又要发动一场“倒马”运动，而且就在2015年？
六天后，亦即2015年1月14日，施明德在台北应我之邀，独家出席《震海听风录》视频连线节目。
施明德74岁了，在一般人的概念里，这已是一个老人了。但我的脑海中，却依然留着《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一书中，作者的美国朋友的台湾丈夫的印象。我20年前读该书的时候，还在德国当留学生。只记得书中描写的施明德，是个精力充沛，甚至床上功夫一流的男人。
也许是出现在电视节目中的缘故，那天出现在台北演播棚的施明德身着西服，还打着蝴蝶领结，再加上他一头长发，飘逸中依然显出年轻时的风流倜傥。
当身在香港的我，通过视频连线把这种感觉告诉他的时候，施明德哈哈大笑，似乎很享受这种感觉。
但一进入正题，我与他之间的谈话氛围立时就紧张起来了：
邱震海：我们先把几个事情连在一起：一个是“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败，民进党大胜。另外就在这个时候，陈水扁获释，马英九被指控贪腐。三者之间有没有联系？背后有没有政治阴谋？
施明德：陈水扁的释放，与“九合一”选举有联系，但是马英九的贪腐跟“九合一”选举应该没有直接关系。台湾民主的气势、人民的力量已经达到不管你是天皇老子，你只要涉及贪腐，人民绝对会起来反抗的。陈水扁的释放当然跟“九合一”的选举有关了，因为“九合一”选举之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但民进党是意外的大胜，这跟年轻人的崛起振奋有关系。
邱震海：2006年的时候，您是“红衫军”的领袖人物。在此时此刻，一个有问题的人借着他背后的政党（虽然这个政党跟他已经有所切割了）被释放，您觉得是不是有失公允？
施明德：那当然。我也很不客气地讲，马英九就不像一个领袖。我一向说战争已经结束了，清理战场的事情不属于大将军管辖，所以我从来不管怎样去处理，陈水扁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我不管。不过两三年前，因为闹哄哄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释放陈水扁的钥匙不在马英九手中，也不在扁迷的口中，而是在陈水扁的心中。你自己忏悔，犯了错，向人民道歉，那时候人民自然会原谅你。
邱震海：但此时此刻释放陈水扁，对未来一段时间民进党的选情有何影响？
施明德：其实马英九释放陈水扁，最大的希望是疏解自身的压力。所以陈水扁出来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我想后续大家拭目以待吧。某种程度也可能是民进党的困扰多于国民党也说不定，也有可能对国民党造成另类的伤害也说不定，因为毕竟陈水扁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人。
邱震海：您2006年“倒扁”，看现在的样子，您似乎又有“倒马”这个势头。未来一段时间，想不想“倒马”？
施明德：看证据办事。
邱震海：从目前情况来看，两个领导人，一个前领导人陈水扁当年被您拉下马，现在也许“倒马”在即。这两个领导人在您心目当中孰轻孰重？
施明德：这是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陈水扁是一个很奸巧的人，而且是很会演戏的一个人。他在做县长的时候就装过病，就装过中毒，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
邱震海：马英九呢？
施明德：马英九是道貌岸然。如果马英九涉贪，我必须讲“如果”，因为我现在只有合乎逻辑的、合理的怀疑，证据还没有出土，没有出土的理由还有背后的因素在里面。那比方说这两个人涉贪，他们的形态完全不一样。陈水扁的涉贪是一个家族企业，家族的人搞的小企业，夫妻、父子、亲家，然后找一个银行来洗钱。如果马英九涉贪，这问题大了。他可能是一个马迷的集团，马氏核心集团涉及的。
邱震海：这是您的感觉，还是您现在已经有了一点证据在手里？
施明德：我跟你说，我已经有了相当的、合理的怀疑、推论。
邱震海：OK。
施明德：我可以这么解释，因为他的知识水平都很高，不像陈水扁一样，自己搞家族企业。他搞的是一个集团的，知道整个法律的程序应该怎么走，然后也懂得市场经济，利用政治权力。比方说公司必须要破产，必须要警示，然后必须要增支。为什么要警示，然后允许谁增支进去，那当然是财团的。所以这个行为你看不出来，一下子抓不到他贪腐的证据，但是他外貌整体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邱震海：您现在手上掌握的可以爆料的证据到底有多少？
施明德：我不是一个名嘴，我也不是一个侦探，当然我也不跟特侦组有任何往来，我是一个非常独立的社会工作者而已。我想在“九合一”选举之后，我接受的第一场访问，我对于马英九的批评，其中包含贪腐这个项目。我连带说马英九无能，这大家已经知道。那一天我增加一个无耻，因为如此惨败之后，党主席没有不辞职下台的。
邱震海：但恕我直言，您刚才说他无能、无耻，我们大家都可以尝试去接受，但是由此您不能推导出一个数学的公式说这等于贪腐。这是两个范畴的事情。
施明德：OK，不对。
邱震海：贪腐您是要有证据的。
施明德：不对。我要告诉你就是，我是讲他的政治献金，他把政治献金完全推得一干二净，说他没有拿魏家一毛钱，那只要有一个证明他有拿到政治献金，他马上破供，否则你为什么要撒谎，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关于他两次“总统大选”领的4亿多资金，他说都进入国民党党库，结果现在证明他2009年就拿了大概三十几万美金寄到美国给女儿了，也在撒谎。还有竞选经费的部分，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报的是7亿5000万，马英九选举，国民党的钱一定是更多的，他说他只花了3亿4000多万，甚至比民进党还少。这都是在作假，在金钱上面作假，为什么在金钱上要作假？当然另有目的。
邱震海：如果有一天特侦组查出来您刚才所说的那些怀疑都被厘清了，怎么办？有没有可能？
施明德：我要告诉你，我们台湾领导人的权力是很大的，特侦组都可以掌控的，所以我必须讲为什么当年陈水扁任内的时候，他的太太会被起诉，就是因为“红衫军”起来了。“红衫军”起来，让特侦组有胆敢办。所以在马英九掌权的时候，人民对特侦组的那种信心是不足的，很可能就是只有在政党轮替之后，或者在“倒马”的群众走上街头后，就像当年“红衫军”一样走上街头，特侦组才敢去办。所以现在你说特侦组办了，人民就会接受吗？我跟你讲，台湾人民绝对不会接受，因为这些数字都是非常合理的，马英九拒绝回答。他回答我的问题是什么？叫“总统府”回答，叫“党中央”来回答，而且都没有实据，就是空口说白话。
邱震海：听您刚才这么说，您好像不一定会让他做到2016年的3月份，因为1月8号您在电台采访的时候也说，他的任期不一定会做满。这是不是意味着在未来，2015年您会有所动作？
施明德：不排除，不排除。我的确就像之前的“红衫军”。我面对的很多，走到哪里都会有很多群众给我这个压力，甚至“联署”也会这样骂我，你还不起来，还不站出来。
邱震海：但在此时此刻，您把马英九拉下来，会不会是助长了民进党的选情？同时到了2016年3月份，您会不会把一个同样您并不很满意的蔡英文推上了政治舞台？所以我后面这个话可能有点尖锐，您会不会沦为台湾政党轮替中的一个工具，被人利用？
施明德：我反对的是贪腐，不管你是谁，我反对贪腐。贪腐之后，至于谁出来，人民做决定。你不能把我反陈水扁的贪腐跟马英九的画上等号。
邱震海：关键是时间，时机很巧合，施先生。您2006年“倒扁”正好在2008年选举的一年半前，现在又在2016年的一年零三个月之前。
施明德：完全无关。2016年，国民党已经无可挽回。如果没有任何改变，蔡英文绝对当选，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席位会减少。
邱震海：您此时此刻，有没有可能出来，2016年？
施明德：我只能说不排除，我不排除。但是我实话说，必须要了解大问题在哪里，核心价值是什么，台湾未来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我杀青本书的时候，正是2015年1月中旬。2015年，台湾是否会出现“倒马”风潮？马英九能否顺利做完最后一年的任期？他卸任后，是否会步陈水扁的后尘？陈水扁获释后，对民进党是祸还是福？所有这些，都仍是开放的问题。
二、台湾特工：那些只能遥望大陆的人们
坐在香港的演播室里，我时常会感慨于世事的变幻多端，也会赞叹香港作为大中华地区独一无二的平台，迄今依然能在许多方面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
以两岸关系为例，今天的台海两岸，几乎已经没有不可讨论的话题，也没有不可往来的人员。光就这一点，你就已经可以感到世事的变幻多端：就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两岸之间互相为敌，双方人员经常透过香港从事针对对方的谍报活动。一旦身陷囹圄，那必定此生再无翻身之日。
曾几何时，两岸居然可以如此和平、自由地往来，即便是像萧美琴这样的民进党现任高官也能以参加会议的名义访问大陆，民进党高雄市长陈菊、赖清德则更可以市长身份自由访问大陆，所有这些都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
但你若由此认为，两岸之间所有的人们都可以自由往来，那就大错特错了。在今天的两岸间，总有一些特殊人物，由于其特殊的工作性质或身份，依然无法踏上对方的土地。但他们依然有很多话要说，也有一些信号需要向对方释放。
这些人，大都曾从事谍报工作，或曾涉及绝密军事行动。
于是，我在香港的小小的演播室，也成了这些特殊人物沟通的桥梁之一。
台湾海军中将：我是中国海军
一个经常出现在我的节目里的嘉宾，是台湾前海军中将、台湾海军前副总参谋长兰宁利。
兰宁利的另一个身份是台湾海军前情报署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线台湾海军指挥官和情报官。他从担任舰长开始，一路上升，前线军事指挥和情报搜集两条线“通吃”。
兰宁利最早引起我的注意，是他在2008年下半年提出的“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倡议。当时，他使用的身份是台湾“国安小组”成员、台湾海军前副总参谋长。
2008年5月20日，马英九上任台湾领导人，两岸关系开始柳暗花明。是年5月20日到6月20日，是马英九上任后两岸关系大幅向前推进的一个月。就在这短短的一个月里，两岸的三通等一系列之前长期搁浅的难题得到解决或推进，由此，许多舆论惊呼，这是两岸关系“历史性的一个月”。
2008年下半年，从台北不断传来呼声，希望能与大陆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军事互信机制，英文名称是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简称CBM。这一机制来自于多年前的美苏冲突，亦即冲突双方可以保持战略对峙，但却必须在冲突前沿建立军事互信机制，避免直接冲突的发生。所谓军事互信机制可分成几个层面，一是抵近战略层面的军事高层对话，二是近乎中层的军事热线，三是局限于前沿的危机管控。
虽然美苏冷战最后以苏联消亡告终，但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军事互信机制对于双方保持克制，管控危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因此也就成为世界近代军事史上敌对双方管控危机的经典实例。
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兰宁利是台湾方面首先提出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几个主要人物之一。鉴于兰宁利过去的军界身份，以及马英九上任时他在“国安小组”里的作用，因此他的倡议在外界看来自然带有半官方的性质，甚至带有替马英九官方投石问路的性质。
当兰宁利的这一提议刚一提出，我就敏锐地感觉到这个话题可以在两岸间展开非正式的讨论。讨论当然分两种：非公开的和公开的，而公开讨论的最好平台就是我们的节目。
我从其他渠道拿到了兰宁利的联系方式，亲自打电话给他。
“我是兰宁利。”电话那头的声音洪亮而中气十足，一听就知道是军人出身。
听我自报家门后，电话那头的兰宁利显得很熟悉，这不免让我有点吃惊。
“您在新加坡发表的文章，我每篇都拜读。看得出，您对两岸关系很了解。您的一些文章我都收藏起来了。”兰宁利这样对我说。他指的是我当年经常发表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的文章，其中确有不少是对两岸关系的论述。
对我的邀请，兰宁利一口答应。不久后，他便出现在我们的台北演播室，与大陆人士就“两岸军事互信机制”问题展开讨论。
这是台湾具有现任官方背景的军界人士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节目里。我之所以强调具有官方背景的军界人士，是因为其时兰宁利虽然已退役，但却仍担任马英九官方的“国安研究小组”的成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经常给马英九提交‘国安’政策的paper。”
显然，对兰宁利来说，他出席我的节目，不单纯是私人性质，而是为这一半官方的想法与大陆人士“脑力激荡”，而这也是我过去几年一直努力的目标。
我经常对各国、各地区有着各种背景的官方人士说：“你们都有各自的渠道与对方沟通，但还是不能替代出席我的节目的作用。原因很简单：今天的民意对决策的推动或制约很大，政策酝酿时，就必须与民意沟通，或至少让民意有所准备，这样才不致决策出台后引起民意的强烈反弹。”
读到这里，大家可能想起了我与萧美琴的沟通。只不过，与萧美琴出席我的节目为民进党释放信息相比，兰宁利此举背后的周折少了很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08年后两岸关系的柳暗花明。
我还记得兰宁利首次出席《震海听风录》时，不但声音洪亮，中气十足，而且最主要是信心十足。
2008年时，大陆对于“两岸军事互信机制”是心存疑虑的。其间的原因很好理解，就在几个月前陈水扁时期，大陆方面还对台湾认真做好了军事斗争的准备。如本书前面章节所述，2008年6月，亦即马英九上任几个星期之后，大陆军方高级将领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时，还时常把“做好军事斗争准备，遏制台独势力”放在口头上。如今，马英九刚一上任，就把“军事互信机制”提上议事日程，这葫芦里究竟是卖的什么药？
其实，不要说是大陆官方，就是换了我，对这个问题也不会没有疑问。
因此，兰宁利那次的信心十足和中气十足，乃是有原因的。请看下面一段对话：
邱震海：两岸目前还是政治上的敌对关系，如何建立军事互信机制？
兰宁利：军事互信机制有很多层面，最高的当然是军委主席的热线电话，最低的就是前线指挥官之间的互相通报，以避免对方因误判而导致危机的产生。
邱震海：两岸军事热线，您认为能设立吗？
兰宁利：这在可预期的未来依然难以实现。但这不等于说，两岸在前沿阵地不需要建立互信机制和危机防范机制。
邱震海：这具体指什么？
兰宁利：比如前线指挥官之间的互相通报机制。每当一方需要举行一些可能影响对方，或引起对方误判的活动前，先通知对方，以便对方做好准备。这在美苏对抗时期是常态，未来两岸之间也应该可以建立。
邱震海：但这是否需要两岸首先签署政治层面的官方文件，然后才能操作？
兰宁利：完全不需要。两岸最高层的军事热线，可能需要签署政治文件；但前线指挥所军官之间的沟通，不以政治接近为前提。恰恰是由于双方还没有政治文件作为基础，因此才需要在最前线建立沟通机制，以防范突发事件的发生。
兰宁利在台北演播室里侃侃而谈，显得胸有成竹，信心满满。相比之下，演播室里的大陆嘉宾却似乎有些底气不足。
如前所述，那个时候，大陆方面对于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始终有些疑虑，不是担心台湾方面的意图，就是还没有想清楚到底该如何操作。
从这以后，兰宁利就成为我节目里的常客。2008年南海风云初起时，他最早在我的节目里，与大陆方面的嘉宾一起探讨“两岸是否共同护卫南海”。
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在节目里明确表示“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领土和领海，一寸也不能在我们手里丢失”。他多次在节目里表示：“我们年轻时，从当兵的第一天起，就一直被教育说，我们是中国海军。因此，虽然我们的政治符号不同，但我一直认为我是中国海军。”
200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纪念活动，展出了大量先进武器装备。上午11点20分，阅兵活动刚一结束，天安门广场还在举行群众游行时，《震海听风录》就直播“大阅兵：海外军方人士对话解放军”节目。参加节目的有台湾海军中将兰宁利、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研究员松田康博和解放军少将彭光谦。
就这样，当天安门广场还在举行群众游行时，兰宁利和松田康博就开始对刚刚结束的阅兵式及展示的武器装备开始“评头论足”，包括武器性能、能够辐射的范围、战略威慑力，以及台湾、日本的应对措施等。我开玩笑说：“海外军方人士在我们节目里发表的评估，比任何内参都要快！”
台海军情报署长：为何拒下飞机？
兰宁利是个有故事的人。
说他有故事，不但由于他是台湾海军中将，并在退休后参加了台湾“国安小组”，而且是如前所述，他出身军人世家，并从驱逐舰长开始，长期担任第一线的海军指挥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个在最前线直接指挥打仗的人”。
更重要的是，他还在相当长时间内，担任台湾海军情报署长，属于军事谍报人员。由于这个原因，在两岸人员几乎已经可以常来常往的今天，他依然无法踏足中国大陆。
有一次，我邀请他和大陆海军少将杨毅一同出席节目，兰宁利在台北，杨毅在北京。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杨毅曾在中国驻美使馆担任武官；其时，兰宁利恰好担任台湾海军情报署长。
这两人有一个共同特点：无法踏足对方土地。兰宁利无法前往大陆，而杨毅则连去香港都有困难。因此，《寰宇大战略》在香港制作时，杨毅难以前来；而当我们把演播室搬到深圳时，杨毅能来了，但兰宁利却再也来不了了。
而《震海听风录》的连线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由于这一段历史，那天在《震海听风录》节目开始前寒暄、试音时，兰宁利在台北对杨毅说：“杨将军，您好！90年代有一阵子您在华府担任武官时，我们对您的言论和行踪都很关注。”
一个台湾老军事情报官的特性，此刻一览无余……
北京那一边的杨毅则含笑不语。
但兰宁利也不是没有到过大陆。
据悉，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时任台湾海军情报署长的兰宁利从国外返回台湾途中飞经厦门上空。此时，飞机突然出现故障，需要在厦门机场紧急降落修理。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两岸关系已大幅改善，飞机迫降已很正常；飞机抢修期间，机上旅客下机休息，也再正常不过。但这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却难煞了坐在机上的台湾海军情报署长兰宁利。
台湾海军情报署长进入中国大陆！想想，这是何等令人瞩目的报纸标题，但又会给兰宁利本人带来何等压力。
我不知道，那天兰宁利随身是否携带有秘密资料。即便没有携带秘密资料，他只要一下飞机，踏上厦门的土地，那事情的性质就将发生严重变化。
兰宁利最后选择的方式是不下飞机。只要不离开飞机，他就没有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
因此，当飞机进行紧急抢修时，工人们发现飞机上只有一个奇怪的乘客，双手紧握手中的公文包，不离座位半步，直至飞机抢修完毕，重新起飞。
写到这里，我忽发奇想，如果那天的抢修不是几个小时，而是需要两天，那这位台湾海军情报署长是否仍拒下飞机？
如前所述，兰宁利多次在我的节目中表示：“我是中国海军。”但真的到了中国大陆的土地，却又由于种种原因拒下飞机，这实在太让人唏嘘了。
其间的原因或问题，显然不在于兰宁利本人，而在于两岸关系的结构性问题至今仍未来解决。
两岸军事互信：历史的遗憾
所谓的两岸关系结构性问题，在我看来分两大部分：第一，两岸政治框架至今未能解决；第二，台湾内部的蓝绿对决依然，从而投射并影响到两岸关系。
退役后的兰宁利夹在其中，也多次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无奈乃至阵痛。
如前所述，2008年马英九上任后，台湾官方一度力推“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兰宁利作为马英九“国安小组”的重要成员，曾多次出席我的节目与大陆人士对话。
那时候，不但马英九官方对此热衷，而且就连美国对台智囊葛莱仪等人也颇热衷此事，时常穿梭于两岸军方之间。
葛莱仪是个有能量的美国女人。北京和台北的学者圈内，有人说她背景复杂，我无从考证。我只知道，她神通广大，两岸之间自由穿梭。
那段时间，我也常请葛莱仪出席节目。有趣的是，有那么几次，葛莱仪的手机只要一接通，就必定是在两岸之间的一方参加会议。
下面这个场景很典型：
邱震海：Bonnie（葛莱仪的英文名），你在哪里？
葛莱仪：我在台北，正在台湾“国防部”开会。你稍后再打给我吧。
但我杂事太多，稍后竟然忘了给她去电，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想起来。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另一个典型场景：
邱震海：Bonnie，不好意思，昨天太忙，忘了给你电话。你现在方便通话吗？
葛莱仪：Peter，现在我要说抱歉了。我在北京“八一大楼”，正和解放军将领开会。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那段时间，大陆对“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提议心存疑虑，因而对话进展甚微。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概是在2012年，大陆方面开始展现自信，准备接纳台湾方面几年前的想法。2012年以后，大陆方面不但愿意讨论“两岸军事互信机制”，而且还愿意推进两岸和平对话。
奇怪的是，来自台湾方面的声音逐渐微弱了。
2012年的有一天，我再次将兰宁利请上节目，直接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邱震海：兰将军，几年前您出席我的节目，力推“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当时是大陆方面有顾虑。但现在大陆愿意谈了，为什么你们又低调了？
兰宁利：邱先生，如您所知，台湾这几年内部情况很复杂，在与大陆交往的问题上，马英九先生承受的压力很大，因此不宜走得太快、太远。
这就是两岸关系的残酷现实。
曾几何时，国民党重新夺回台湾政权，曾经是多少年希望看到的事情，而这一事情终于在2008年得以实现。之后，又有多少人对马英九寄予厚望，希望在马英九时代能完成中华民族统一，或至少是政治和解的愿望。
“胡马会”、“习马会”、两岸和平协定、两岸政治对话等，都是这些良好愿望的折射。
但人们终究失望了。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政策终究没能跨出对中华民族具有决定性的一步。
2014年11月29日晚上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眼见着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马英九的心情是沉重的，相信许多人的心情也是沉重的，或至少充满了一种深深的遗憾。
遗憾过后，很多人忽然发现，若任由这一趋势发展下去，那么2016年台湾政党再次轮替，就将是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
届时，又一个陈水扁时代是否将卷土重来？2016年之后的中华民族，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和抉择？
台谍报高官：大陆国安有喝不完的茶等着我
其实，两岸之间的深深的遗憾，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次，其所跨越的范围也绝非仅局限于政界和军界。
两岸的谍报界，也常常发生许多阴差阳错，以及种种由此而产生的遗憾。
身处香港，经常可以读到不少两岸谍报的故事，甚至还能遇到曾亲身参加两岸谍报的当事人。原因很简单，从20世纪50年代起，香港就是两岸谍报的平台，国共两党分别将其针对对方的谍报工作，在香港发挥到了极致。
但我的观点一直很鲜明：同宗同族的谍报工作再出色也不是本事，因为肤色、语言、文化相同，敌我本身就难辨。这样的谍报越精彩，一个民族的内在悲剧也就越深重。过去的两个德国，今天的朝韩和台海两岸，无不如此。
2012年下半年，我主持的《寰宇大战略》节目中，出现了一个来自台湾“国安局”的嘉宾：萧台福，他的头衔是台湾“国安局”第一处前副处长。
对台湾谍报机构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台湾谍报机关主要分“国安局”和军情局两大部门，某种程度有点从蒋介石时代的中统和军统延伸至今的意味。虽然“国安局”和军情局并非绝对是以前中统和军统的继承者，但两者之间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即是否具有军事情报的搜集功能。
对台湾谍报机构稍有了解的人也都知道，那里的“处”在位阶上要高于大陆的“处”，几乎接近于大陆的“局”。而台湾“国安局”第一处又称国际处，其主要任务是搜集大陆以外地区的国际情报，而萧台福2005年退休之前就是这个处的副处长，并直接负责美国和西方国家情报的搜集工作。
一个昔日的谍报官员，即便退休多年，由于其工作的特殊性质，一般依然不会公开在媒体上亮相。萧台福则不但可以公开亮相，而且还居然跑到香港，在我们的节目里亮相。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谜一样的故事。
事情还得从2007年说起。
萧台福2005年从台湾“国安局”第一处副处长的位置上退休，30年的谍报工作，似乎依然没有磨灭他身上的一分书生气。
2007年，萧台福完成并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情报生涯30年》，记录了他参与的一些谍报工作，也糅合了他曾经任教的情报培训课程的一些内容。书稿交付给出版社前，萧台福照例给台湾“国安局”递交了一份报告，希望批准出版。
不久，台湾“国安局”回函给他，措辞相当不客气，称书中不少内容被核定为机密，警告其“知所节制、勿蹈法网”。但书生意气的萧台福认为这些内容根本谈不上机密，不予理会坚持出书。
作为一个情报人员的萧台福，显然过于书生气了。须知，所谓的机密内容，不是由他，而是由他供职的机构来判定的。台湾“国安局”认为他泄密，不但没收了已经印刷完成的书本，而且还勒令该书不得出版。特工人员甚至还对出版商和萧台福本人进行抄家，同时对萧台福进行司法追究。司法追究的最后结果，当然是以对萧台福不利的结果收场。萧台福败诉，该书被禁止出版。但作为一名有30年情报经验的老特工，萧台福的终生退休金总算保住了。
这场官司的一个副作用是，萧台福作为“国安局”特工的真实身份暴露了，这将意味着，他不可能再参加任何带有涉密性质的工作。事实上，既然退休了，他也不再需要参加带有秘密性质的工作，可以作为“逍遥派”悠然享受人生。
这场官司的另一个正面作用则是，既然他的特工身份已经公开，那他就可以在媒体露面。在这一点上，台湾“国安局”倒是没有给他太多的限制，或者说，即便有内部限制，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我决定对萧台福发出邀请，请他到香港出席节目。
帮我牵线的，是本书第一章曾提到的台湾军事评论家张友骅。张友骅在台湾是名嘴，其父又曾是蒋介石的侍卫长，因此颇有些人脉
关系。
但萧台福第一次到香港，在入境问题上还是遇到了一点小麻烦。这个麻烦到底出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反正整个过程拖了几个月。我向经常往来于台港两地的人士咨询，最后决定以节目组的名义，准备为他向香港入境当局做担保。
但就在这个关头，他的入境准许忽然批下来了。
“既然可以到香港，那么到大陆看来也不成问题吧？”我一见萧台福，这样对他半开玩笑。
“那可不行。我只要一跨越罗湖桥，大陆国安一定有喝不完的茶在等着我。”萧台福回答得也很认真。
萧台福1953年出生于台湾，从小在台湾长大，但却出乎意料地说一口极其标准，甚至带有北京口音的普通话。
“我的父母都是老北京，所以我从小说的都是北京话。”萧台福这样告诉我。
“那你回过北京吗？”我随口问道。
想不到，萧台福的回答出人意料：“没有以公开的身份回去过。”
一个“特务”的形象呼之欲出。
在节目中看见过萧台福的一些观众告诉我，萧台福的样子一看就有点像搞情报的，特别是他的那双眼睛。
我听了哈哈大笑：“这叫相由心生。”
萧台福自己也毫不讳言：“什么叫谍报？就是政府出钱，让你去偷别的政府的机密。”
他的一双儿女都在美国，儿子娶了美国媳妇，女儿嫁了美国丈夫。他告诉我，当年他赴美参加女儿的婚礼，嘱咐美国女婿要善待他的女儿，说的英语居然是：“Otherwise I will kill you and make it as an accident.”（不然我就杀了你，并把它弄成看上去是一个事故。）
我可以想象，他的美国女婿当时是什么表情……
“有你这句话，你的美国女婿现在对你女儿一定特好。”我很认真地对他说。
他笑而不语。我却感到毛骨悚然。
台湾在大陆还有多少潜伏特工？
我决定在节目中，向他挖一点“猛料”。
“你们在大陆还有多少潜伏特工？”我在节目中问他。
他的回答很专业：“我不从事大陆谍报，所以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而且我即便知道，也不能说。”
“30年谍报生涯，你最得意的业绩是什么？”我换一个角度发问。
“我没有最得意的业绩。”他躲闪得很专业。
“那30年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我继续追问。
他稍一停顿，思索片刻，然后一字一顿地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在中共中央安插一个我的内线。”
……
节目播出后，萧台福的这句话，成了大陆观众和网友最感兴趣的亮点。
有网友给我留言：“想想我党当年，蒋介石周围全是中共地下人员。”
也有网友认真地给我写信：“要警惕！他这么说，恰恰是在保护他的内线。”
后来，萧台福再到香港做节目，我把这些话转述给他，他听了哈哈大笑。
我知道他说这话是开玩笑，或许是为了节目效果，因为他30年谍报生涯主要是以美国为对象。换言之，他当年的主要工作是搜集美国的情报，而非中国大陆的情报。
但萧台福作为台湾前谍报高官的另一些侧面，却在一些关键时刻起到了“点睛”的作用。
2013年6月，斯诺登潜逃香港，向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透露美国国安局监听、监视世界各国的大量内幕。
那段时间，是萧台福频频在我的两个节目出现的关键时刻，俨然成了情报问题的评论员。他的30年谍报经验，成了他为公众解惑、释疑的重要资本。
“谍报是一个专门的行业，一般普通公众也应该有所了解，才能避免跌入陷阱，保护自己。”萧台福给自己的定位很明确，他也确实解开了公众的许多困惑。
2013年6月19日晚上，斯诺登在《卫报》网站与网友网聊长达两个小时。各国谍报机关能否锁定他？萧台福的回答：“上网只要超过五分钟，不管你使用什么掩护手段，谍报机关都可以锁定你。”换言之，在香港的各国谍报机关是故意放虎归山？
今天的世界，智能手机不安全，谁都知道。但非智能手机是否就安全？萧台福的回答：“只要是通过无线信号进行通话，信号就可能被中途拦截。即便是最落后的通话手机，只要附近有拦截设备，就一样可以监听。”
节目中，我们的一位来自娱乐界的美女观察员，忽然想到了公民自由被侵犯的问题。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
美女：我和我男朋友的个人隐私，你们是否会监听？
萧台福：只要我们认为有需要，都会监听。
美女：我们是守法公民，你们为什么要监听我们？
萧台福：对谍报机关来说，信息多多益善，备而不用。但一般我们不会轻易骚扰你们。
美女：那万一你们监听我们的信息被泄露出去了，或是由你们的谍报人员出售给私人侦探社了，那怎么办？
萧台福：那就自认倒霉啦。
美女（一脸茫然转为愤怒）：我们在娱乐界，往往要奋斗十多年才能达到一定高度。如果在我们成功后，你们忽然把我们年轻时的隐私抖搂出来，那不是很可怕吗？
萧台福（耸肩）：那实在是没有办法。
“中华民族最后一代孝子”
萧台福是个孝子，这一点与我有点像。
“我明天从香港回到台北，后天就又要推着轮椅陪我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去医院看病了。”他有一次对我说。
“你这样孝顺老人，但你的儿女都已在美国定居。你奢望以后儿女也像这样孝顺你吗？”我问他。
他略一停顿，一字一句地说：“你和我，都是中华民族的最后一代孝子了。以后想都不用再想。”
他用的是“中华民族”这个字眼。
这让我想起本章前面提到的，台海海军中将兰宁利几次在我的节目中说，“我是中国海军”。
也许是这个原因吧，和他一起相处，似乎轻松了许多。
一旦心灵放松，我忽然发现，他在节目内外说的一些话，听上去似乎不像一个台湾前谍报高官，相反倒是时时处处在提醒中国大陆，如何注意一些容易被外国谍报机关攻破的漏洞。
2013年，我在《寰宇大战略》节目主持了两档节目“美国对华谍报：尖刀已插入哪个部位？”“日本对华谍报：樱花下难以察觉的‘毒汁’”。
从节目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我们希望提醒民间和精英阶层，如何防止来自外国谍报机关的一些“看不见的谋略”。
这个时候，萧台福的作用就显现了。请看下面的对话：
萧台福：如何预防美国谍报机关？我倒是提醒：高干子弟是一个关键。原因在哪里呢？现在有很多高干子弟不从事政府的工作，而是从事商业工作，很多人在欧美，这些人要不要跟自己的高干子弟朋友联络？要不要跟国内的父母联络？要。但是他没有保密措施。
邱震海：换句话说，就是美国通过窃听他们的手机，就可以完成对中国大陆很多机密的窃听？
萧台福：对，所以在这个部分，美国透过技术侦察、透过监听手段，已经可以获得很多高质量的情报内容。这些人一旦在美国，你要不要跟父亲母亲聊天？你要。这些时候就是我搜集你的数据的时候。
邱震海：那换句话说，他只要拿到任何一个人，尤其是高干子弟的电话号码，不管你在国内还是在漫游，美国任何时候都可以窃听到你？
萧台福：而且现在好像还不是一个高干子弟，而是上百个高干子弟。哪一个人都捞一点的话，聚沙就成塔了。
邱震海：据你知道，有多少中国大陆的高干子弟，现在在美国的监控范围之内？
萧台福：这个我倒没办法回答。但是凭常识来讲的话，你只要是高干子弟圈子的人，美国都会把你列在监侦名单上。
邱震海：事情真有那么严重吗？
萧台福：彼此之间的“红机子”当然可以保密，但是儿子打给老子，女儿打给妈妈，这时没有“红机子”，他怎么办？他要聊，就一定会聊到一些东西。
邱震海：这确实是防不胜防。就像当年蒋介石的密电，很多都在美国人手里。今天有没有可能，中国大陆好多的核心和准核心机密，就通过高干子弟跟父母的聊天就被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只不过他不用而已，要用就可以拿出来用？
萧台福：当然，现在有很多东西，可能并不是搜到数据，马上就成为威胁到国家安全的重要事件，但是它累积起来之后，我认为确实问题很大。
各位读到这里，是否觉得有点毛骨悚然，防不胜防？
更可怕的还在后面，日本谍报机关的手段可能更加隐蔽。请看：
嘉宾：蒋介石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就说过，不要小看每一个来华的日本人，无论是男人和女人，他们都有情报搜集的任务，别看着笑脸相迎，很有可能反过去就用情报吃你肉、喝你血。蒋公当年的话，我认为概括了日本情报部门无孔不入的能力。
邱震海（对萧台福）：你觉得蒋公当年这段话在今天依然适用吗？
萧台福：依然适用。
邱震海：极而言之的话，我们看到每个日本人，首先不想到他是日本人，想到他是一个日本谍报人员，会不会是这样？
萧台福：但是你不要忘记，日本人对所有的人都相当客气，相当卑躬屈膝。而在这种态度下，很多人会丧失对日本人搜集信息的警戒心，无形之中很多信息就流向了日方。
邱震海：从台湾和日本长期打交道的经验来看，有哪些值得台湾以外的地区来参考的？
萧台福：在台湾这个地方，日本人其实很方便的就是，我随时跟你谈话，谈话里面就了解了很多。而且台湾有很多政治人物，在讲话的时候口无遮拦。本来这个谈话如果在台湾发表，一定会造成很大的政治风波，但是当他对外国人讲的时候，他就完全没有警戒心。而这些东西从情报的角度来看，那是非常好的素材。
邱震海：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是华人的特点？往往很多东西喜欢出口转内销。
萧台福：出口转内销这个东西来讲，倒还不是说谍报，而是政治人物常用的一套。
邱震海：但这种弱点会不会被其他国家的谍报机关所利用？比如说还有一个，咱们中国人的酒文化是非常精深的。酒一喝，全是哥们儿了，啥话都可以说了。谍报机关对酒文化这个东西怎么看？
萧台福：我记得当年我刚入行的时候，我的长官第一个训练的就是喝酒。我们有一句话叫，酒量就是工作量。
邱震海：你是跟上司喝，而不是跟你的对手喝。
萧台福：长官为什么叫你喝酒？最重要的是看你喝完酒以后的反应。有的人喝完酒以后就吧嗒吧嗒，什么话都说了，有的人是越喝酒越安静，喝到最后躺下了也不说话，这个人可以。
邱震海：那后一种人显然是情报干才？
萧台福：可以，如果是你上来就吧嗒吧嗒讲话，那么交付他机密任务的时候就得要特别小心了。
邱震海：日本人做谍报究竟有哪些特点？
萧台福：如果大家没有这种情报警觉的话，不大容易防范日本人的这种做法，因为日本人跟你交往的时候，他就是很自然地跟你交往。而且不要忘记一点，这些年日本在情报上有一些进展，靠的很大的一点是研究文书的精神。就是东西来了以后，他一点一点从里头剥丝抽茧找出蛛丝马迹来。这是从日本人那种求精细的精神中变化而来的。
邱震海：如果是那样，中华民族的性格向来比较粗犷，缺乏精细的精神，那在谍战中，中国是不是会处于劣势？
萧台福：如果没有这种警觉心的话，你确实很难。我看了一篇报道，日本有一个商社的人，出了一份报告，日本情报机关拿到了，并给员工参考。他写的是“如何跟中国人谈话”，教导你怎么样跟中国大陆的干部、商人去谈话，从中套取他们的资料。他的报告写道，不要到办公室去，下了班私底下来，找一个酒馆，大家坐那儿慢慢喝酒，慢慢地聊。不要想一次就挖到根，要好多次，要不停地回头，而且记得不要直接地问，要慢慢来，慢慢地问，有的时候要送点小礼物，这是日本人教你怎么样谈话。很多人慢慢地在谈话中就把东西泄露出来了。日本人回去以后，就从张三的一点、李四的一点、王五的一点，整理出一个整体。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不得不说，讨厌日本人是一回事，佩服日本人的手法是另外一回事。
读到这里，你有没有感觉到我笔下的萧台福与你我一样，是一个对民族有感情的人，但同时他确实又是一个台湾的前谍报高官，至今尚无法，或不敢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
今天的台湾特工：到底效忠谁？
“作为台湾的谍报人员，你的内心究竟效忠谁？国民党？民进党？中华民族？”我有一次这样问萧台福。
这个问题似乎触到了他内心最深处的情感。他沉默了好一阵子，才开口说道：“我们这些前情报人员，入行后受到的教育，就是反共、反‘台独’，有一阵甚至还把反‘台独’放在反共之前。所以，我当年被派驻美国当情报员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搜集‘台独’分子在美国的情报。今天民进党的很多人当年都曾是我们监侦的对象。”
他接着说道：“但2000年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我们忽然发现，哦，原来这些当年被我们监侦的人，现在成了我们的领导人。我们开始要为他们搜集情报，为他们提供决策报告。换句话说，过去我们搜集‘台独’分子的情报，是为了防他们；现在我们要为‘台独’分子搜集情报，目的是帮助他们。这个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难了。”
……
“你不知道，2000年3月的那天晚上，当民进党宣布在选举中胜出，国民党承认败选的时候，我们办公室的很多同仁都走到阳台上，默默地坐着。大家都不知道未来的人生道路该如何走。我们究竟是跟从自己的良心？还是跟从职业领域将忽然发生的变化？一些同仁选择离开了。”
萧台福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望着前方，似乎依然承受着当年那份巨大的心理折磨……
“我要谢谢你啊。”有一次视频连线时，萧台福这样对我说。
“为什么？”我不解。
“你让我有了发挥‘余热’的机会。”他回答。
我这才明白。
萧台福从“国安局”退休十年了，与“国安局”打官司也近八年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每天就做三件事：上网、读书、看电视，按时吃饭、睡觉，生活极其有规律。
其实，他每天做的事还有很多。2013年年中，我在香港收到邮寄来的一本书，原来是他翻译的美国中情局前局长的回忆录，厚厚的一大本，没有长期伏案的功夫，恐怕无法完成。
2013年年底，他又邀请我为他撰写的《工商谍报》一书写序，该书先在香港出版，希望慢慢进入大陆市场。该书谈的是工商谍报，其实涉及的却是谍报的普遍规律。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找我写序，也许是为了拓展大陆市场吧。
我为他写完序言后，在朋友圈发了这么一段话：“我对谍报一窍不通，对萧先生的专业书要看懂也难，所以只能给他写个序。一个老牌谍报人员的书，居然让一个谍报外行来写序，这似乎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外行有时确实是可以领导内行的。”
2014年，《寰宇大战略》搬到深圳制作，这有点难为了萧台福，因为他曾说“我只要一过罗湖桥，大陆国安就有喝不完的茶在等着我”。
其实，事情没那么可怕，萧台福有点想多了。所以，我还是想做做他的工作。但他的态度很坚决：“为了我那份退休金，还是不要冒险了吧。”
2013年年尾最后一期《寰宇大战略》在香港制作，萧台福从台湾愉快地飞来，但却有点伤感地离开，因为他不可能再跨越一步，进入深圳。
但好在我还有个《震海听风录》，可以视频连线，而且搬到深圳后的《寰宇大战略》也在同仁的努力下，成功接通了与台北的视频连线。所以，萧台福依然时常出现在我的两个节目里。
只不过，他除了当年以秘密身份潜入过大陆外，此生恐怕再也无缘进入大陆，回到他的故乡——北京，他那一口京片子将再也无缘在老北京的土地上使用。
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而历史的背后，绝大多数是人为的政治因素。
更残酷的是，2016年，民进党可能再度上台。萧台福的回家之路是否将更为漫长？
三、2020年：一举解决台湾问题？
历史确实喜欢与人开玩笑。
如前所述，2014年11月29日，国民党在“九合一”地方选举中惨败，“行政院长”和国民党秘书长当即宣布辞职，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率领国民党高层在电视镜头前向选民公开鞠躬、道歉。
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一个残酷得让人不得不接受和反思的现实。然而，一个更为残酷的现实将出现：2016年，一旦民进党再度上台，两岸关系向何处去？
2016年5月后：哪种可能性最大？
2016年3月，台湾将举行选举；是年5月，新当选的台湾领导人将正式宣誓就任。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2016年5月宣誓的台湾领导人，很有可能来自民进党，他（她）的名字很有可能就叫蔡英文。
2016年5月之后，三个可能出现的前景，展现在两岸关系面前：
第一，完全倒退到陈水扁时代，亦即2000—2008年之间的年代，两岸关系大幅逆转，“台独”风险大幅上升，大陆方面再次认真做好对台军事斗争的准备。
第二，维持在马英九上台八年，亦即2008—2016年之间的水平，虽无政治议题的突破，但却在两岸人员往来、经贸合作、金融互动等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第三，较马英九时代大幅倒退，但却不致倒退到陈水扁时代的恶劣程度。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2016年民进党上台后的两岸关系，应该不致倒退至2000—2008年陈水扁时代的水平。这里有两个理由支撑：
第一，2008年民进党丢失政权后，花了六年的时间励精图治，进行内部调整，终于得以在2014年年尾的“九合一”选举中得以重振雄风。必须承认，蔡英文的相对理性、中道的风格起到了一定作用。毕竟，这些年，随着中国大陆的迅速崛起，全球任何国家和地区都至少在经济上无法绕开中国大陆。民进党若继续其原有的孤立政策，最后只能使台湾沦落为“孤岛”。因此，今天的民进党已经不是2000—2008年的民进党可以类比。
第二，2000—2008年间，中国大陆军方确实认真做好了对台斗争的军事准备。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2008年夏天，解放军一名高级将领对我说：“我们前些年对台军事斗争的准备是认真的，我们是真的准备攻打台湾的。”那年的夏天，马英九已经上任。但无论在国际会议的现场还是私下聊天，人们依然可以感觉到解放军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的随时待战状态。
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推断，2016年民进党上台后，如果两岸关系向陈水扁时代的水平滑落，解放军将很快重返2008年前的随时待战状态。
这里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不得不提：
第一，2008—2014年，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较2008年之前的水平，又提高了许多个等级。2003年初夏，德国国防部一名上校参谋在香港这样对我说：“解放军的技术装备发展，已经远远超越了对台军事动作的需要。我们仔细研究过解放军近年的武器装备，发现其中许多根本是攻打台湾时用不上的，而是直接针对美国或日本的。”九年后，亦即2012年，台湾海军前副总参谋长兰宁利中将在我的节目中坦承：“我要向各位观众报告的是，我们台湾的军力与解放军已经不在一个战斗等级上。因此，台湾海军要与解放军去拼战斗力是无谓的。”
第二，2012年年底，中国新一代领导上任，反腐，尤其是军中反腐的力度令所有人都刮目相看。消除了腐败的解放军，再加上近年在武器装备上的迅速提升，无疑如虎添翼、所向无敌。
因此，无论是近年两岸军力的逆转，还是民进党近年的相对理性、温和的调整，都指向一个战略趋势：2016年后的民进党，不致做出陈水扁那样的利令智昏的举动。
问题是，民进党毕竟不是国民党。2016年后的两岸关系，虽不致倒退到陈水扁时代的水平，但究竟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恶化局面？
2014年临近年尾，“九合一”选举刚结束，民进党内部就出现了一个讨论，其内容听起来匪夷所思：是否释放陈水扁？这个议题外人听来荒唐，但在民进党内部却已经讨论了好几年，只不过由于国民党大权在握，民进党一直无法操作这一议题。如今，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中大胜，2016年政权轮替在望，释放陈水扁这个看似荒唐的议题才不但被提出，而且居然开始得以认真地操作。就连2006年“倒扁”风潮的领导人施明德也不得不表示，只要陈水扁愿意公开道歉就可以被释放。（2015年1月5日，陈水扁被保外就医。）
2016年后，民进党主政下的两岸关系，将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经济领域：过去八年，两岸经贸、人员、金融领域的密切往来是否将中断或大幅倒退？
第二，政治领域：民进党是否将维持马英九“不统、不独、不武”的策略？还是将在“修宪”等实质性“台独”方面迈出步伐？
第三，两岸和谈：民进党是否可能推进两岸和谈进程，但却提出令北京完全无法接受的条件？抑或民进党将完全冻结两岸和谈进程？
上述三个短短的问题，其实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可能性：
-若两岸经贸、人员、金融往来大幅倒退，是否同时伴随着政治领域的“台独”步伐？
-若民进党在“台独”实质性举措方面按兵不动，而只是在经贸、人员、金融互动方面倒退，大陆能接受到什么程度？
-民进党一旦在“修宪”等方面迈出步伐，大陆方面的最低底线，亦即最大的容忍空间将是什么？
-一旦民进党愿意展开和平谈判，可能提出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是大陆完全不能接受的？
2016—2020年：大陆和民进党的压力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北京从现在开始必须仔细评估的问题。其实，对北京而言，要评估的主要是两个问题：
第一，北京的最低容忍底线在哪里？
第二，北京可以放开的容忍上限在哪里？
所谓最低容忍底线，乃指民进党只要跨越这条底线，那就意味着两岸的战争状态，抑或北京开始实质性的战争准备。而所谓可以放开的容忍上限，则指北京可以在与民进党互动方面放弃一些前提，或放开一些条件。
从以往情况来看，北京的最低红线，就是民进党的“修宪”进程。一旦“修宪”进入实质性阶段，北京就将启动战争状态的准备。2016年后的民进党，是否可能鲁莽到这一程度？还是将“修宪”的内容有所调整？
至于北京迄今设定的与民进党正式交往的前提，就是民进党必须放弃“台独党纲”。过去若干年，这一前提的实质性成效有限。2016年后，再要民进党放弃这一党纲才能与大陆互动，从策略层面上考虑是否现实、有效？这是北京必须仔细思考的问题。
2016年后，对北京来说最不能容忍的恐怕是，民进党在经贸、人员、金融往来方面维持不变，但在开启两岸和平谈判时，塞入实质性的“两国论”或“两个政治实体论”。
从宏观层面上说，要求民进党回到马英九的立场上，几乎已经不可能。更何况对马英九的立场，北京过去几年并不满意。既然这样，做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思想准备，并非多余的提醒。
2016年后，问题的巧妙就在于，民进党和大陆之间恐怕都存在一个彼此施加心理压力的过程。
对民进党来说，由于大陆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民进党和台湾手中的筹码日渐减少，由此逼迫其产生理性、务实的思维。究竟是坚持原有立场还是回归理性层面？究竟是无视大陆还是正视大陆？究竟是通过整合有所收获还是继续分裂鱼死网破？
对大陆来说，由于民进党上台，两岸关系势必经历考验，战还是和？谈判还是僵持？柳暗花明还是持续恶化？坚持底线还是有所松动？“退一步海阔天空”，还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2008年后，这些问题可以被双方回避。但2016年，这些问题却不能回避，而且也无法回避。如何正视？如何找到有效切入口？就在双方一念之间。
一旦双方有了这些心理准备和战略，那么2016—2020年的五年，将是民进党与大陆磨合的关键时期。届时，是战还是和？谈判还是恶化？所有这些问题都将柳暗花明，乃至迎刃而解。届时，从乐观角度出发，可以预期的是：
大陆方面
-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将已超越美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更为上升。
-内部整合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若处理得好，社会矛盾将大大化解，内部凝聚力将大大提高。
-两岸军事实力将更为失衡：台军无论在军备还是在实际战斗力方面，与解放军的差距将更为拉大。
民进党方面
-经济整合压力：台湾经济将依然处于寻找定位的阶段，与大陆经济整合的实际压力将更为增大。
-内部蓝绿对决：这一矛盾得到舒缓的可能性不大，但持续激化对台湾本土的压力也很大。至少，重返陈水扁时代对台湾风险极大，北京、美国都不会答应，台湾内部也无法承受这一代价。
2020年：解决台湾问题良机？
问题是：北京到底该做何种战略准备？
2014年年底“九合一”选举之后，大陆网民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2016年民进党上台，正好是大陆一举解决台湾问题的良机。
初听这一观点，不免惊讶于其简单和鲁莽。但从大陆自身发展的深层逻辑出发，若有周密考虑与谋划，至少也是战略选项之一。
这里有几个重要的时间点：
-2022年：这一代中共领导层2012年上任，到2022年完成任期。未来的七年，将是中国大陆转型、发展和解决内外问题，奠定民族振兴基础的极其重要的阶段。
-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纪念。这个百年政党，走过历史沧桑，率领民族崛起，也面临新形势下自身转型的挑战。但在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交卷”则是这一代领导层的共同使命和压力。
-2020年：无论从2021年“交卷”压力，还是从任何一个执政党的角度来看，交班前两年是关键时刻，内政外交的大部分业绩都必须在这个时刻有所清晰。因此，2020年将是这一代领导层实际“交卷”，并奠定其政治业绩基础的一年。
在这一时间框架下审视台湾问题，人们就可以了解时间表与路线图的压力。还是看一段我与北京对台智囊、民进党发言人和国民党前立委的对话吧。这段对话已在节目中完整播出，时间是在“九合一”选举结束后的第四天。我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彭维学、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郑运鹏、国民党前立委邱毅：
邱震海：彭主任，如果说2016年之后，你们跟民进党之间还是这样谈不拢，大陆会不会出手？会不会就此利用这个机会解决台湾问题？有没有这样的考虑？
彭维学：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要客观地去看，就是当前我们讲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总体趋势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从这个选举来看，民进党的很多候选人，包括和民进党合作的柯文哲，都希望未来两岸交流要推动，要重视两岸的交流，就说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愿望还是深得民心的。如果说，就是万一的情况下，民进党上台，不接受“九二共识”，那么可以说对未来的两岸关系及两岸的和平发展格局是非常不利的。
邱震海：届时，可能的台湾海峡上空，又会笼罩战争的乌云，民进党怎么办？
郑运鹏：我相信大陆方面也不会做这样的一个手段，过去一段时间，其实台湾在民进党上台的时候都有很长足的发展。那我跟大家报告，所有认知里面，如果没有民进党上台时期的“小三通”的话，国民党马英九上来以后要推动“大三通”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两岸刚才就像彭主任所讲的一样，是说和平稳定的发展，其实双方大家都期盼的，我想这一点上面大家再考虑一下。
邱毅：我不认为两岸会有战争的可能，因为在一旦可能出现战争危机的时候，台湾人民就会做出最明智的抉择，所以我才会提到这是国民党起死回生的关键。
对大陆来说，解决台湾问题的模式无非两种：武力解决和政治解决。迄今所有的以经济换人心、以时间换空间的做法，都是权宜之计，而非终极解决方案。
当然，武力解决永远都是下策。但以中国现阶段的发展逻辑，从政治现实主义角度看，2016年后，武力解决的方案将重返大陆的议事日程，这是必然的选择。
政治解决方案如何走？两岸的政治框架如何构建？台湾的“国号”和国际地位如何解决？大陆方面能否正视两岸现阶段“一个民族，两个政治实体”的现实？无论未来的国家架构如何搭建，主权只能有一个，但“主权共享”的理念能否为两岸接受？所有这些问题，在过去若干年都是“急不得”，但在2016年之后，如果要避免兵戎相见，这些问题立刻就将变得“等不得”。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2016年后，随着中国大陆的进一步崛起和台湾的继续“空心化”，大陆方面是否将有足够的雅量来思考和处理上述问题？民进党方面是否有足够的智慧来正视这些问题？当雅量与智慧皆不够的情况下，又将发生什么？
中国古代孟子和齐宣王曾有“大事小以仁，小事大以智”的说法，意思是说，强大的对待弱小的，要用仁爱的方式；而弱小的对待强大的，要用智慧的方式。
2016—2020年间的两岸，能否做到这一点？
2016年后：大陆腹背受敌？
2016年后，对中国大陆来说，还有另一层重要的战略变数：中国周边可能腹背受敌。
上面所有的论述，都指向一个趋势：2016年后，两岸关系势将进入动荡期。人们纵有千百个善良的愿望，希望国民党在未来的一年里起死回生，但历史的逻辑往往是残酷的，两岸关系在2016年之后经受动荡几乎是一个铁定的事实。
问题是：十年前，两岸关系风云激荡时，中国大陆还只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由国力逆转导致的全球性摩擦完全没有达到今天的程度。当时，钓鱼岛上空尚未战云密布，南海的天空也尚晴朗。
但2016年后，若两岸战事吃紧，再加上钓鱼岛的战云，南海的风云激荡，中国大陆周边从黄海、东海直到南海，将面临全方位的战线。这用得上中国的一句成语“腹背受敌”，中国大陆能否承受这一局面？更重要的是，在大陆看来，两岸问题是中国人的内部事务，其对国人的心理冲击更大、更深，对解决方案的期待值和压力也更大。
从两岸关系的孤立角度看，台湾问题有其自身的逻辑。从2020—2022年中国领导层的历史使命看，2020年解决台湾问题更有其紧迫性。但从中国整体崛起及其压力的角度看，台湾问题又有其服从全局的另一层战略含义。
人们难以想象的是，2020年中国大陆可以在钓鱼岛和南海皆战云密布的情况下，采取对台武力解决的方案。
人们也难以想象，即便近年南海局势有所缓和，2016—2020年，中国大陆可以同时在钓鱼岛和台海两条潜在战线上，展开军事斗争的准备。
同时，人们更不能忘记的是，2016年后的“美国因素”势必将更加活跃，其对钓鱼岛、台海和南海问题的影响程度，虽然现在还无法评估，但2016年5月民进党上台后，是年年底美国总统大选，2017年1月，新一届美国总统宣誓就职。届时，新一届美国政府在台海、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的战略取向，相当程度上将决定中国大陆面临的周边危机程度。
目前可以预计的是，2016年后，美台军售将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曾几何时，美台军售不但是两岸关系，而且也是中美关系中的一块“难啃的骨头”。F16和F35新型战斗机，一直是台湾方面希望得到的先进攻击型战略武器。
2011年6月，有“解放军鹰派少将”之称的朱成虎，与美国对台智囊葛莱仪，在我的节目中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朱成虎：中美双方正在努力发展双边军事联系，他们希望或是鼓励两国之间进行军事合作。但老实说，美国对台售武，在某程度上让中国大陆难以接受，尤其是大规模对台售武，还有那些先进武器和系统。例如，根据我的了解，美国国防部正考虑对台出售F16C/D型战机或协助台湾为以前的F16A/B型战机升级。这是一笔巨大交易，提升145架F16战斗机的交易金额将会高达50亿美元，如果是售武，金额会大很多。因为中国民众现在的理解与以往有所不同，因为在过去，大部分中国人认为这种售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在售武中有既得利益的那些集团，但现在大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这种售武是为了阻止中国统一，这让中国人怀疑美国发展中美关系的真正意图。
邱震海（对葛莱仪）：你同意吗？
葛莱仪：我不同意，我认为中国有许多人有那个想法，我承认这点，正如在中国有许多人认为美国试图控制中国，阻止它崛起，他们认为台湾是美国用来对抗中国大陆的棋子。我认为这没道理。我不认为美国售武是要阻止台湾跟大陆统一，售武其实是为了制造一个环境，让双方能坐下来以一个双方政府都感到自在的步伐和平解决彼此的分歧。我认为如果美国没有对台售武，台湾政府会难以防守、很不安全，他们也会反对马英九政府，继续跟大陆进行持续已久的磋商。
朱成虎：当然，对于对台售武，美国人跟中国人的理解不同。中国大陆认为，如果美国人真的想帮助中国本身发展，改善及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美国做得愈少，效果会愈好。事实上，大陆与台湾不可能达到平衡，就像中美之间一样，两国永远不会平衡，所以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考虑到售武的背景，现时两岸关系良好，这是前所未有的。现在海峡两岸正改善关系，不仅是经济的范畴，还有人员交流以及政治领域，我认为现在如果美国继续对台售武，只会使情况恶化。
邱震海：等一下，如果华盛顿明天停止对台售武，那可能出现怎么样的局面？
朱成虎：如果美国停止对台售武，我们为什么要在中国大陆东南沿海部署那么多武器？我们各项开支也很大，我们不想花钱在武器上，因为它既不能穿、也不能吃。
邱震海：这其实是个哲学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葛莱仪：中国大陆军事集结，目的不只是应付台湾的军备，因为跟台湾相比，中国大陆的军力有绝对优势，所以停止对台售武不会明显影响中国大陆的军事部署。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针对美国介入同时，也阻止美国介入，所以我认为售武涉及军事因素，但我要强调政治因素比军事因素多。
朱成虎：我希望美国能做他们该做的事情，适合美方的事。老实说，中国欢迎美国担当正面角色，我们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把美国人逐出东亚，但我们坚决反对凭借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影响介入中国内政。至于对台售卖F16C/D型战机，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有一些中国人认为这无异于支持台湾对大陆进行核战。因为有了这些武器，射程会远得多，火力强大得多，总之性能大很多。台湾人能运用这些武器摧毁中国东南沿海的核电厂，所以这件事非常危险。
葛莱仪：我不认为美国会对台湾出售任何具有核战能力的武器。
朱成虎：不，不是核战能力，但他们能利用这些武器摧毁中国东南沿海的核电厂。
葛莱仪：F16就像许多武器系统，防御及进攻能力兼备。如果平台数目不足，欠缺防御领空能力，台湾将会很难防御外来入侵，所以拥有空军力量对台湾来说很重要。我认为主要该从防御角度去看，我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局面，就是大陆不去攻击台湾，台湾反而首先攻击大陆的核电厂，这说不通。
朱成虎：有个广告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那是广告，所以我们不可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当然，在马英九的管治下，我认为台湾不会那么做。假如，在将来台湾政权更替，“台独”分子再度上台，然后宣布独立，我们将会被迫采取一些果断行动，在那个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利用这些由美国提供的武器攻击核电厂。
邱震海：双方的底线已非常清楚。但我们要面对两个现实：第一，美国很难说服北京接受对台售武；第二，北京也很难说服美国停止对台售武。
葛莱仪：我很希望美国和中国意识到我们真的需要维持军事交流，保持对话，否则便有违双方的利益。我也希望即使发生对台售武事件，这机制也能发挥作用。如果美国对台售武导致中国作出回应，我希望双方不会完全中断军事交流，正如陈炳德上将在华盛顿的时候说，中国的反应将取决于美国售卖什么武器，我们相当明白这一点。
邱震海（对朱成虎）：如果美国继续对台售武，但不是你之前提到的那些危险武器，北京能不能接受？
朱成虎：一切视乎是什么武器，质量和数量。是的，一般而言，我们反对售武，我希望美国能严格遵守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
葛莱仪：整个美国对台售武的对话，遗漏了大陆军事集结这个重要部分。对台售武事件发生是因为台湾感觉到大陆的威胁，我们不是试图把武器推销给台湾，是台湾政府感觉不安全，希望能够购买这些武器。我们见到北京以经济诱因的形式表达出善意。如果减少导弹部署，撤走空军基地，不再进行为攻台做准备的演习，那么台湾的焦虑会减少，向美国购买武器的需求也会减少，我认为这才可以解决问题。
朱成虎：我认为，美国必须重新考虑他们对海峡两岸的政策和战略，包括军事互信机制，大陆已准备好这么做。如果台湾觉得受到大陆的军事部署威胁，干嘛他们不到大陆来，或者让我们到台湾商讨？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准备好随时讨论“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希望美国不会采取任何行动阻止这种发展，那不符合海峡两岸人民的利益，到最终那也满足不了美国的利益。
葛莱仪：美国并没有站在北京与台北之间，我们没有在任何领域阻止关系的发展，尤其在建立军事互信机制方面。事实上，奥巴马政府的官员曾经公开支持北京与台北之间在军事领域里建立互信机制，所以奥巴马政府的立场是当双方都准备好了，当双方都感到自在时，建立互信机制，例如热线、对话、资讯交流，这将会对美国很有利。
读到这里，也许你和在现场主持的我一样，有点喘不过气来。那几年，美台军售就是这样一个横亘在中美之间的巨大障碍。看上去，军售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在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过程中，它就成为一个巨大的战略筹码和障碍。
2016—2020年，这个筹码和障碍势必将重返现场，而且发挥其较之过去更具杀伤力的作用。
届时，两岸关系将如何发展？中国大陆面临的整体战略格局，又将发生什么样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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