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三年，与台湾海峡一样，可能同时游走于不确定边缘的就是中日冲突，其中尤其是钓鱼岛冲突。
与近年南海冲突相对平稳相比，钓鱼岛冲突是中日战略博弈的一个重要筹码。这个筹码在未来几年的中日博弈中，是否可能再次升级，以致一触即发？
一、日本军方在想什么？
2014年9月5日，一个十分平常的星期五的上午。
我如常早起，做完运动，吃完早餐，前往香港大埔总部的演播室，一个异常繁忙的工作日在等待着我。
这一天上午，我将在香港总部录制两集《震海听风录》，然后就要马不停蹄地坐上深港两地车，前往深圳录制两集《寰宇大战略》。
这样紧张的日程安排，在我的工作日历上并不多见。而这全都是因为一个重要嘉宾，他只有这一天才有时间出席《震海听风录》。
这个重要嘉宾，就是日本前防卫大臣森本敏。
防卫相：出身于情报官和外交官
经常看新闻的朋友，想必对森本敏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是刚刚卸任的日本第十一任防卫大臣，也是日本战后首位来自民间的防卫大臣。那意思是说，他并非政治人物出身，背后并无党派支持，不像其他人担任大臣，多来自所在党派的选举结果。
但森本敏出任防卫大臣时没有党派背景，并不等于说他就是完全的民间色彩。他是日本当今很少曾同时横跨军界和外交的人物，曾长期在日本自卫队和外务省工作。从他的履历中还可以嗅出一点：他是个有情报背景的人物。
1965年，森本敏24岁时就加入日本防空自卫队，后来曾在日本驻尼日利亚使馆工作，后一度担任日本外务省安全保障政策室室长。在军界服务时，森本敏曾获得“三等空佐”（少校）军衔，在外务省工作时，主要负责情报工作、安全保障和日美同盟防卫合作。
众所周知，日本战后被强迫取消正式的情报机构，但情报机构的功能却被分散到各有关部委和军队部门中。正式情报机构没有了，但情报机构的功能却并未消失；正式意义上的情报官虽然没有了，但以其他部门（外交、军队、商社，甚至学者）身份出现的情报官，却反而更为普及。
从森本敏的履历上看，他早年从事过情报工作，看来是十有八九的事情了。
从他的学术和政治立场上看，森本敏无疑属于保守派的阵营。他主张美日同盟安保为基础，以中国为假想敌，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必须修改宪法，恢复交战权，修改自卫队防卫章程，可使用交战权。
但这一切，却并不阻碍我与他发生正常的工作联系。
我与森本敏的第一次正式接触，是2007年3月31日的晚上。那一晚，我专程到东京，参加由日本著名电视主持人田原总一郎在朝日电视主持的谈话节目《讨论到天亮》。
正如节目名称揭示的那样，这是一个通宵达旦的节目。节目每月播出一次，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准确地说是星期六凌晨）一点半到四点半直播。据说，节目收视率极高，达到5％。换句话说，每个月的那天晚上，全日本有5％的人口在收看这档通宵谈话节目。
参加这一节目至今已将近八年，我至今还很好奇，日本人怎么有这么大的兴趣和这么好的精力，坚持追看这么一档通宵达旦的节目？更不用说，即便是在2007年，这个节目的主持人田原总一郎也已经73岁，但在直播现场却依然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反应犀利。
众所周知，2002年后的一段时间，中日关系由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陷入低谷，直到2006年10月安倍首次上任首相后才有所缓和。2007年4月1日，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日本，并应邀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将中日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而我专程前往参加的《讨论到天亮》节目，就在温家宝总理抵达东京的前一天晚上播出。
那晚的嘉宾阵容颇为庞大，中日双方各四位嘉宾，采用同声传译的方式直接展开讨论和辩论，同时在北京和东京现场还有中日两国的青年分别发表意见。当晚的节目由朝日电视和凤凰卫视分别直播：朝日电视向日本地区直播，而凤凰卫视则向全国直播。
其时，虽然中日关系有所缓和，但结构性问题依旧。多年后回首，那段时间其实是双方的互相认知偏差开始悄悄扩大的时候。因此，那天晚上的讨论（或曰辩论）自然十分激烈。其中的很多细节已经忘记了，但不少观众给我写信时，还会时常提起那天晚上我与日本嘉宾的激辩。
森本敏就是那晚的四个日本嘉宾之一，而我是那晚的四个中国嘉宾之一。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交往，或第一次电视交手。森本敏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对防务事务极其精通，彬彬有礼的外表难掩其强硬的对华立场。
2011年11月：南海问题质变
我与森本敏的第二次交往，是在2011年10月，我应日本外务省之邀再次赴日考察，森本敏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我。
那段时间正好是野田执政时期，森本敏还没有被任命为防卫大臣，说话可以相对轻松、放开一些。
森本敏的办公室很大，但很朴素，朴素得甚至有点简陋的感觉。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一张长长的桌子摆在办公室中央，看来是用来召开工作会议和接待客人用的，但那上面的一半也堆满了资料。森本敏和他的女秘书就在同一间屋里办公，两人都背对长桌子，但只要一转身，走几步即可坐到长桌前与客人交谈。这样的设计，倒也显得简洁而有效率。
由于有四年半前的第一次电视交手，我们很快就像熟人那样切入主题。
笑容可掬的森本敏，再次显示出他对防务事务，甚至对武器的精通。他随手拿起一张纸，给我勾画他对中日最新尖端武器的比较。
但我还是对南海正在出现的微妙战略转变感兴趣。其时，南海问题已经开始上升，而日本介入南海的趋势也开始呈现。
正是在那次见面中，森本敏详细告诉我，日本准备在几周后的东亚峰会上，正式把南海问题提出来，并联合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印度等国聚焦南海问题。
“南海航行自由是各国都十分关心的问题，日本也不例外。”森本敏在他的办公室这样对我说。
但我听了这话，却有一种凉风刺骨的感觉。我敏锐地意识到，一旦美日在东亚峰会上将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提出来，中国将陷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同时，我也敏锐地意识到南海问题正在出现微妙的质变。如果说，过去南海问题只是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的主权之争，那么一旦南海航行问题被作为议题提出，那么南海问题就成为全世界都关心的问题，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可能因所谓的航海自由问题而被界定为与南海具有间接的联系。
一旦这样的趋势出现，那对中国而言显然是十分不利的战略态势。
回到香港后，我综合森本敏和其他渠道的信息，再加上我个人的分析，在节目中提出“东亚峰会在即：南海问题可能发生质变”的观点。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了这次节目。我也不知道，这次节目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作为媒体人士，我的责任就是把我了解到的所有真实消息，加上我个人的研判和分析，用公开的方式呈现出来。
果然，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时任中国总理率领的中方代表团在东亚峰会上遭遇到了很大的困境。那一次的东亚峰会，由于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被炒作，而中国事先缺乏应对的准备，因此实际上陷于十分被动和孤立的境地。
这种情形，十分类似2004年12月时任中国总理前往海牙参加中欧领导人峰会时遇到的尴尬。当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和负责对外事务的专员索拉纳分别表示，欧盟应当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这一消息令中国方面感到兴奋。按照中方的理解，欧盟最高领导人都发话了，这事还能不靠谱吗？但岂止，欧盟的决策体制与中国完全不同，欧盟每做出一次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其27个成员国的表决。出发前，时任总理放了很多志在必得的“狠话”，但结果却出师不利，无功而返。时任总理在返程的飞机上对记者们说：“我们尽力了。”显示出相当的无奈。
我在《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一书中曾举过这个例子，并发表评论认为，中国领导人日理万机，不可能对欧盟决策机制这么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都十分了解，但中国那么多的欧洲问题专家到哪里去了？这背后折射的显然是中国官僚体制的“唯上”和“报喜不报忧”的政治文化。
但我不在体制内，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其实，我心里很明白，我若在体制内，恐怕更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这就是必须面对的中国的现实。
日本为什么忽然关心南海？
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森本敏的消息是准确的，我的研判和分析也是对的。从2011年年底开始，南海航行自由权作为一个议题，不断被日本和西方国家炒作，成为陷中国于尴尬境地的一柄“利剑”。
就从那一刻开始，南海问题实际上发生了质变，南海问题已从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主权纷争，被炒作成一个全世界与中国的矛盾。说实在的，日本是个东海国家，它与南海有什么关系？但只要一搭上南海自由航行权的问题，那么日本介入南海问题就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与此同时，印度、欧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开始对南海航行自由的问题忽然来了兴趣。
一些国家和地区，原本与南海“八竿子都打不着边”，但由于南海问题焦点被转移，忽然都有了关心和介入的理由，或者说具备了被美日等国拉拢的基础。
这一切，在美日早期运作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循的，只是中国方面由于各种无法解释的原因而忽略了。
所以，记得我当时有一次在节目中说，中国方面必须对这一战略信号高度重视，不然也许有一天，阿富汗或埃塞俄比亚等国都会表示出对南海问题的浓厚兴趣。到了那个时候，在南海问题上，恐怕就形成中国为一方，而全世界为另一方的阵线。
2011年10月，我到东京见到森本敏的同一天，还专门到德国驻日本大使馆，看望了时任德国驻日本大使施坦泽。
说起来，施坦泽算是我将近20年的老朋友了，也是德国外交系统内同时精通中国和日本事务的官员。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中国留德学生，施坦泽还是一个中低层级的德国外交官时，我们就经常有来往。在德国国内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战略研讨会上，我们经常在一起见面、探讨。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我到香港工作。每次我到德国出差，他都热情地给我介绍德国政府和议会里的要员与我见面。与此同时，他在德国外交部内的地位，也开始如火箭般地上升：他先是担任德国亚洲问题专员，一年后，就升任德国外交部政治三部部长，地位仅次于国务秘书。
2004年年底，施坦泽被任命为德国驻华大使。2008年，他又出任德国驻日本大使。
他在东京的大使官邸很大，客厅的窗户望出去，就是花园、小桥、流水，比他在北京的官邸舒适、惬意很多。
日本外务省派来陪同我的翻译，此刻就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但由于我和施坦泽说德语，所以翻译听不懂，自然也就懒得再听了。
“日本国内最近的气氛很不好，经济气氛不好，政治气氛也不好。”在大使官邸的客厅里，施坦泽这样对我说。
“怎么个不好？”我问。
“野田在经济上成就有限，自然只能拿安保来做文章。”施坦泽露出只有德国人才独有的忧虑神情。
他随手拿起一旁的iPad，翻到几天前的一个研讨会：“最近在东京只要有关于中国问题的研讨会，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南海。”
施坦泽的观察是准确的，森本敏的信息也是准确的。
南海问题的质变，就是从2012年11月的东亚峰会开始的。从那一次会议开始，南海问题就已经不再是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主权之争了，而被演变为一场中国与整个国际社会之间的问题。唯其如此，南海问题的解决也就不再是“双边谈判”还是“多边谈判”来得那么容易了。
还记得2008年开始，美国太平洋战区时任总司令基廷在与我交谈时，就曾多次提到南海海域的“公共水域”（public water）问题。
“public water is public water.”（公共水域就是公共水域。）基廷这样对我说。
本书后面的章节里，我将用比较多的篇幅描述我与基廷的连续几年的交往。从中，人们似乎也能感受到中国外部环境这几年发生的微妙变化。
现在回想起来，“公共水域就是公共水域”，其实就是南海自由航行权被作为议题炒作的先兆。只不过，当时很少有人关注这个问题，更很少有人敏锐地意识到这在几年后将导致南海问题的质变。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一些题外话。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南海问题发生微妙质变的过程中，有一个国家的态度一直很微妙，那就是俄罗斯。
说起来，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合作是全方位的，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相互支持也是全方位的。众所周知，在早些年的中国台湾和西藏问题上，俄罗斯对中国的支持不遗余力。近几年的车臣问题，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也是全方位的。
但唯独在南海问题上，俄罗斯的态度很微妙。
在一般人们的记忆里，俄罗斯似乎从来没有在南海问题上公开力挺过中国。相反，俄罗斯的公司还曾一度与越南一起，签约准备联合开发南海海底资源。有内部消息显示，俄罗斯对于美日炒作的“南海航行自由权”问题，似乎并不反感，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反对了。
“俄罗斯在南海问题上不够意思啊。”有一次，我对一位俄罗斯朋友私下说。我们都喝了点酒，因而显得放松、自然。
“嘿嘿，没办法，南海对俄罗斯的利益实在太重要了，所以我们不可能在这方面力挺中国。”
酒后吐真言，一语道破天机。很多中国的古语，用在这里恐怕都是合适的。
但俄罗斯在南海有利益，是否就等于一定会支持美日？
“要俄罗斯在南海问题上支持中国，除非中国在北极问题上支持俄罗斯。”在酒精的作用下，俄罗斯人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北极？南海？这两个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地方，互相挨得着边吗？
然而，从战略的眼光来看，这两者绝对挨得着边。原因很简单：正如南海在中国的家门口，北极也在俄罗斯的家门口；正如家门口的南海对中国很重要，家门口的北极对俄罗斯来说，也几乎是“核心利益”之一。
但北极也是全球的“兵家必争之地”，美国、欧洲、加拿大、日本都想染指其中，而俄罗斯要独吞显然有很大的困难。唯其如此，多年来俄罗斯一直期望中国能予以支持，然而这显然低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利益诉求。
2013年5月中旬，一个有趣的新闻也许很多人都忽略了：北极理事会于2013年5月15日在瑞典基律纳举行两天会议，讨论北极的未来。一个重要议题是，是否授予中国、印度和欧盟等14个实体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地位，从而让它们在决定北极未来方面拥有发言权。8个成员国一致做出决定，同意中国等国加入理事会，成为正式观察员。
然而，对于中国加入北极理事会，俄罗斯却一直没有表态……
有人说，俄罗斯对中国心存疑虑。当然！在俄罗斯看来，中国不但没有在北极问题上支持俄罗斯，而且还居然加入了北极理事会去和俄罗斯一起分一杯羹。
也有人说，俄罗斯最终还是会承认现实，回归现实。谁知道？历史的经验证明，要俄罗斯低头并承认现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俄罗斯素来心机多多，谁知道它的下一个心机又是什么？
这时，我忽然想起美国黑人英雄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有一个梦想！”
现在恐怕也轮到酒精作用下的俄罗斯朋友说这句话了：“我有一个梦想。”
不同的只是，马丁·路德·金的梦想今天在美国基本实现了，而俄罗斯的“梦想”则恐怕永远不会实现。但这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地区和国家间大国利益博弈的诡谲。
讲完了俄罗斯的插曲，让我们还是回到这一小节的主角、日本前防卫大臣森本敏。
几次接触下来，必须承认，我很佩服森本敏充沛的精力和不倦的热情。
2007年3月底的通宵电视直播长达三个小时，我当时才40多岁，都感到有些精力不够，但森本敏整场讨论却始终精神矍铄。
他1941年出生，2011年我在东京再次见到他时，他刚好70岁。但他依然每天一早准时出现在办公室，研究各种问题，接待各种客人，并出席各种会议，也频频出现在各种电视节目中阐述自己的观点。
如前所述，他的办公室的相当部分面积都被各种资料堆满。而他的脑中，似乎也总是装着各种资料，时不时就会有一些最新的资料在他的脑中显现，并从他的嘴中吐出。
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日本口音，有时让人很难听懂。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兴趣，因为从那些含有浓重日本口音的英语后面，你能听出很多的“干货”。他那些随手画来的图样，看得我这个武器外行一头雾水，但我还是依然兴趣盎然。
所有的这一切，都让他看上去实在不像一个70岁的人。
在我与他东京见面之后半年多，他就被安倍任命为防卫大臣。
从此以后，我只能在电视上公开追踪他的动向。虽然我有他的直接联络方式，但与其他政治人物的交往经验告诉我，在这个时候直接给他电话，往往会适得其反。
森本敏只在防卫大臣的位置上待了半年多。但这半年多，却是日本在军事发展路线上走得比较快的一段时间。森本敏的“以美日同盟安保为基础，以中国为假想敌，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必须修改宪法，恢复交战权，修改自卫队防卫章程，可使用交战权”的理念，似乎进一步从理论走向实践。
这半年多，我们经常看到70多岁的森本敏，陪同安倍或登上海军军舰，或检阅日本陆上自卫队。疾风吹着森本敏的银发，让人忽发联想：这么一个70多岁的老人，也真不容易……
等他卸任吧，请他出席我的节目，那时他可能有更多的话要说，这是我当时看电视时的唯一想法。
森本敏卸任后半年，我终于把他请上了节目。
请他出席节目的过程很简单，简单得没有任何的戏剧色彩，我只是把森本敏的名片交给节目团队，请他们发电邮给他，邀请他出席节目，并与中国军方人士对话。
森本敏很快就回复了电邮，表示愿意出席节目，并就时间、地点、话题等细节做了沟通。随后的几天里，森本敏表现得很合作，也很认真，不停催促我们把提纲发给他。他的秘书甚至还来电邮说，森本敏针对我们的问题都写了书面提纲，问我们是否想要书面提纲。但两天后，他的秘书又来电邮说森本敏这几天很忙，还没来得及把答案写下来。
这一来一去，让人觉得森本敏的细致。“日本人做事认真”，我的一位同事这样评论道。
但后来我才发现，森本敏这样做，其实有着另外一些原因。
中日军界人士唇枪舌剑
我安排与森本敏对话的，是中国海军退役少将杨毅。
杨毅退役前曾任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再之前曾任中国驻美海军武官，也担任过中国海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舰艇副舰长等职。
顺便插一句题外话，杨毅无论是担任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还是曾任驻美武官，其涉及的都是一些重大的战略资讯。本书上一章曾提到，几年前，我邀请台湾海军前副总参谋长、海军情报署长兰宁利与杨毅一起出席连线节目。节目间隙，兰宁利对杨毅说：“杨将军，您好！90年代有一阵子您在华府担任武官时，我们对您的言论和行踪都很关注。”
明眼人都知道，这里的“关注”显然带有情报搜集色彩。对此，杨毅在北京只是淡然一笑。这种淡然，在杨毅的职业生涯中可能已屡见不鲜，因为他早已处之泰然。
其实，我早在2007年年初就已与杨毅建立了工作联系，只不过那时他囿于现役职务，尚不方便出席“境外电视台”的节目。但到7年后，亦即2014年上半年我再找他，希望他能与日本防卫研究所前研究员就中日军事冲突展开对话时，已退役的他就一口答应了，只不过当时用的是中文。
美国智库人士葛莱仪，看我经常找中国军方人士直接用英语与外方对话，有一次对我说：“你找找杨毅吧，他的英语不错。”因此，当森本敏愿意出席节目对话后，我再找到杨毅。杨毅谦虚而坦然地说：“我的英语是自学的，我是法语科班出身，但是与日方对话没问题，这种场面见得多了。”
对于与杨毅对话，远在东京的森本敏倒也欣然接受，表示很愿意。
于是，森本敏与杨毅的对话，就这样定下来了。
有意思的事情在后面。
与杨毅的对话开始后，森本敏手里一直拿着一份讲稿，时而低头看稿。我当时以为，他只是核实一些数据或口径。但后来发现，他居然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全文照念。
于是，我终于明白，这也许就是他的秘书曾提到的他的书面回答吧。更重要的是，森本敏并不愿意在节目开始前就把这份讲稿给我。
我正这么想着，森本敏在东京那头又开始念上了：
中国总是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拿去影响邻国，想要改变在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之上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现状。这些行为在亚太地区的国家之中，引起了担忧，也带来了麻烦。
中国应该通过《联合国海洋公约》和菲律宾提出的有关黄岩岛的条款，这一类的国际法来寻求解决办法。中国应该在南海寻求一种行为准则，同时制定出航空通信的机制。要按照日本和中国的谈判，建立对于危机管理和对有可能发生的事件的预防机制。
不幸的是，国家之间并没有就这样的机制达成真正的协议。我觉得中国应该根据国际规则和国际法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这对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来说，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
此刻，作为主持人，我忍不住即兴发表了一句短评：“看来森本敏先生是有备而来啊！”
而杨毅的回答也很直接、干脆：
震海，你说森本敏先生是有备而来，真是说得好，他甚至照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读了出来。我呢，事先没有做什么准备，我觉得这种实时视讯会议是个很好的能够说说心里话的机会，能够进行坦率地对话。
我现在来回应森本敏教授提出的问题。他刚才批评甚至指控说中国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去影响其他国家，我也要提出问题，中国将军队派到什么国家去了吗？我们在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士兵驻扎，我们从来没有侵略过其他国家。最近几年我们的舰队或者军事力量都是在公海上进行训练的，这是国际公用的水域，我们都知道这也是国际通用的做法。因此，我们在按照国际通用的做法来行事。
他提到南海争端，中国是这个事件中的受害者，而不是挑战的一方。菲律宾派出了军舰去抓捕黄岩岛周围的中国渔民，我们派出去营救渔民的是官方管理船只，不是什么军舰。因此，我们的回应是非常有理有节的。所以，我觉得森本敏先生所作出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
森本敏面对杨毅的反驳，也依然保持那副不紧不慢的风度，脸上继续略带微笑，继续说着他那一口带着浓重日本口音的英语。
但是，我容不得他这么继续从容了，开始单刀直入。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段对话：
邱震海：森本敏先生，一个很坦率的问题：日本真正的战略目的是什么？让我换一种说法吧：日本在未来几十年真正的潜在军事目标是谁？我们知道你们将朝鲜看作是威胁之一，那么中国也是一个需要关注的威胁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威胁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森本敏：就像之前说的，我们的军事开支和设备都是出于防卫的目的。今年和明年我们军事开支的增长都主要是为了购买新设备，以发展我们在侦察等方面的能力，这些设备包括巡逻机，空袭警报飞机，还有空中指挥和警报系统、反导弹袭击的防侧撞系统等等。这些设备都是出于防卫的目的，发展我们的危险侦测技术，我们增长国防开支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邱震海：森本敏先生，我的问题是：中国是不是日本增加国防开支或发展军事能力的因素之一？中国是主要因素之一吗？
森本敏：不，不，大多数设备都来自其他的国家。我们希望能从其他国家进口主要的设备，但那非常昂贵。同时，我们的个人开支占到了军事开支的43％～44％。我们士兵的薪水非常高，大概在17000～20000美元。因此，我们的基础军事预算是不灵活的，但3％～4％的增长和中国过去20年或25年来的国防预算增长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邱震海：好吧，杨将军，在我看来，森本敏先生并没有非常直接地回答我的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杨毅：好的，谈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森本敏先生是非常谨慎的。也许森本敏先生不太愿意明明白白地表现出日本的战略目的。当然，这只是个玩笑。我们谈到日本的军事力量，就不能不谈到美国和日本的军事联盟。有的人说，在这个军事联盟之中，从前，美国是矛，而日本是盾。现在日本对自己有限的军事力量不太满意，不甘愿只充当盾牌，也希望能做一支长矛，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就像我之前说的，日本的政治倾向非常令人担忧。安倍政府提出了所谓的“积极太平洋”政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日本回来了。我们必须要问，回归的是什么样的日本，一个好孩子，还是一个坏人？所以，日本要怎样运用其军事力量，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一件事。尽管森本敏先生说都是为了购买防卫性的设备。没有人怀疑日本保护自己的能力是位居世界前列的。所以，也许森本敏先生不能坦率地谈论日本对战略威胁的看法。但我觉得日本的政治倾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甚至比其军事力量更重要一些。
我话锋一转，把焦点转向中国的战略目标。想不到，这一来，双方的辩论更加激烈了：
邱震海：杨将军，中国国防预算的增加和军事力量的发展，有没有把日本作为一个潜在的目标？
杨毅：事实上，在1978年，中国和日本签订的和平条约，就提到中国和日本之间所有的争端和问题都应该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不能使用军事手段。因此，中国一直遵循和平发展的政策。我们真心希望能和日本保持一种睦邻友好关系。我们的战略计划中，没有任何想要率先对日本发动军事行动的计划，所以我们的政策是自卫性质的。事实上，我想，要是日本真的很想对中国施加什么威胁或军事压力，我们的响应方式一定别无选择。但我认为两个国家，不管是政府还是人民，都不希望看见中日两国发生军事冲突。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在军事发展方面，有一个战略目标就是在中国周围能有和平的环境，保证中国的和平发展，到2020年，我们能达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邱震海：森本敏先生，杨毅将军发言时，您一直在点头。
森本敏：我基本同意杨将军说的，我们不应该参与到任何海上冲突或安全冲突中。然而，中国还是随意地去解读国际法，不接受任何在专属经济区内进行的军事活动或训练，因为这些地方有经济利益和资源。你可能还记得2001年在南海专属经济区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以及中国苏-27战斗机今年五六月在东海与日本侦察机“异常接近”事件，还有八月底中国战机在南海拦截美国P-8侦察机事件。这些事件都是发生在专属经济区内的，任何国家都有航行自由权。我想中国一开始宣称拥有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的主权是在1971年，想保证东海的自然资源属于自己。而后来，中国宣布了自己的海上战略之后，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其实处在离中国比较远的岛屿链上，但中国却突然开始说这个岛变成了核心利益。我觉得中国就是在侵占日本的领土，我们非常谨慎地找出中国与国际法相违背的做法。在我还是防务大臣时，我命令所有的自卫军不要挑衅中国，不要做出任何会被认为是日本挑衅中国的举动。
邱震海：杨毅将军，国际法好像成为日本这边的关键词了。
杨毅：很显然，就像震海之前说的，森本敏先生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他已经举了很多所谓的证据，来表明中国违反了国际法。事实上，他那些准备得很好的指控在我看来是非常容易反驳的，因为这些指控根本就是毫无根据的。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回答。
第一，南海问题。他说我们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区进行了活动，违反了国际法。你说的国际法是什么意思呢？国际法有很多，《联合国海洋公约》只是其中一个，《联合国海洋公约》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国际法。《联合国海洋公约》规定了海上的权利，但那些陆地又属于谁呢？谁拥有联合国公约规定的权利？比如，南海上九段线之内的地方从历史上就是中国的领土，我就不说细节了。我们在那片区域进行的活动是百分之百合法的，这毫无疑问。
第二，我来说说美国军机的行为和中国作出的响应。你提到他们在国际领空巡查。那里离中国的经济区很近了，甚至已经进入了。也许美国会说，他们在飞，在享受航空的自由。那么，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所有的非军事的船只和飞机都可以自由来去，而军事飞机就不行。那么这架飞机完全是有军事目的的，伤害甚至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我们的行为是完全合法的，我们的飞行员也非常专业。
第三，你讲到钓鱼岛问题。我不多讲细节，一讲起来可能要讲两天甚至两个星期了。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就达成了共识，但后来这个争端让双边关系的发展停滞了，就是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这破坏了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确定的关系。中国的反应当然非常愤怒了。我觉得过错方是日本，我们的反应是完全合法并且低调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与中日之间的良好沟通是至关重要的。为了防止任何误判和事故的发生……要是在这个区域发生了任何突然事件，那么其规模是很难控制的，事态可能会无限恶化下去。
森本敏：我想强调一点，中国已经进入了属于我国的领域，这违背了航空条例，是非常危险的行动，可能会引起突发事件。中国应该接受并遵守我所说的国际法。我想强调的一点是，2012年12月，我还是防务大臣的时候，中国的飞机飞到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违反了国际法。中国在2013年11月设立了防空识别区，和我们在东海上的航空识别区重合，还包括了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上空的区域。这样的行为，让我们不得不去维护我们的权利，对那些侵犯我们公海自由的行为予以回击。然而，中国海空军却经常性飞进日本的防空识别区。
邱震海：看来，两位都站在各自国家立场上，互不相让，互相指责。但这不是我们组织本次对话的宗旨，我还是想更具有建设性一些。森本敏先生和杨将军，你们觉得两国之间能够建立有建设性的军事关系吗？
森本敏：说到安全这个议题，中国参加了很多军事演习，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贡献。中国还参加了另一场国际联合军演。中日两国都必须发展这些方面的军事演习，还有国际搜救，国际和平运动，打击海盗运动等等，还要加强军事院校之间的交流。两国应在很多领域去建立互信，防止在领海和领空出现意外事件，同时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发展相互理解与合作。
邱震海：您觉得双方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才能足够专业，来避免您所说的在领海和领空发生的事故或意外事件呢？因为这些事情可能随时都会发生。
森本敏：在我看来，美国已经和中国达成了协议，想要阻止两国之间的意外事件和冲突。就像我之前说的，要是可能的话，中国应该给出更积极的态度，促使两国之间达成协议，建立海上和空中的行为准则、沟通机制，这也是去年中日一直在协商的。
杨毅：大体上来说，我同意森本敏先生所说的改善中日两国军事关系的意图和建议。军事关系在各国之间都是非常敏感的，这是由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决定的。军官必须遵守政治领导的命令。我在华盛顿做海军武官的时候，曾经和很多日本海军武官都是好朋友。甚至在几年前，中国的海军战舰在索马里地区巡逻的时候，也和日本海军战舰进行了合作。我们的维和部队也对日本在柬埔寨的维和部队提供了安全保护。当日本遭受特大地震灾害的时候，中国想将海军医护船派到日本提供援助，但日本政府拒绝了。我觉得好的军事关系应该以两国之间正常和良好的政治关系为前提。
双方唇枪舌剑，没有任何相让的余地。也许你觉得很失望，因为这样的局面让人感到政治乌云正在密布，而战争的氛围就在这乌云密布中逐渐凝聚……
我想起2014年上半年在青岛举行的“第14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上，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说的一句话，东海局面严峻，也就是面临人们常说的“擦枪走火”的局面，“擦枪”是难免的了，关键是如何做到“擦枪而不走火”，是双方应该研究的问题。
二、安倍晋三在想什么？
历史似乎在与人们开玩笑，兜圈子。往往兜了一个大圈子，人们最后才发现走了许多弯路；许多弯路，原本就是由一开始的认知错误引起的。
中日40年：何以恍如隔世？
这一切，似乎并不十分遥远：
时光倒退40多年，1972年时，“中日不再战”曾是中日双方的最高共识和最低底线。
时光倒退30年，1984年时，“面向21世纪”“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是两国的共同愿望和努力。为此，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邀请了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
时光倒退20年，1994年时，中日关系开始显现出微妙性，日方指责中国开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中方则开始关注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认识。但其时，谁也没有想过，中日之间有一天会爆发军事冲突。
时光倒退10年，2004年时，由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和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中日关系已经相当低沉，双方的高层往来已几近停止，而一年后的中国民间抗日风潮也正在发酵之中。但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日本防卫省（当时还称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研究员松田康博，当时很认真地对我说：“中日之间没有战争议题。”
但时光又穿越了10年，进入2014年，中日两国却要认真地研究“擦枪而不走火”的问题了。
时光若再穿越10年、20年、30年、40年之后，中日双方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局面？
……
“中日之间没有战争议题。”2004年，当时的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研究员松田康博的这句话，一直留存在我的脑子里。
说到松田康博，我可能也要花一些笔墨。2004年5月，我应日本外务省邀请，以专栏作家的身份对日本进行了12天的考察，广泛接触了日本的政界、外交界、军界、企业家、学界和民间人士。松田康博是我2004年在东京考察时，第一个接触的日本防务问题学者。
松田康博比我年轻几岁。毫不夸张地说，若是在电话里听他说中文，很难听出这是一个日本人。“这一切都因为我有个台湾太太。”他笑着说。
松田康博当时供职的部门是防卫研究所，而该所又直接隶属日本防卫厅。所以，每次我邀请松田康博出席节目，都要让节目组专门发传真到防卫研究所的一个部门去申请，时间一般须提前两三天。但只要走流程的时间足够，节目组的申请从来没有被拒绝过。这一点至少在当时着实让我非常感慨，因为就在同一年，我们为了邀请解放军的学者出来与外界对话，申请流程几乎走遍了所有的相关部门，最后依然石沉大海。
2004的时候，中日关系已经恶化。虽然2011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华时亲自到访了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并亲自表示“中国崛起对日本是机遇”，但后来的几年里，由于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急剧下降。
那几年里，小泉纯一郎不断表示，他参拜靖国神社“只是为了个人的信念”，言下之意与中日关系无关，但这一表示显然无法得到中方的理解和谅解，中国方面对小泉的批评不断升级。
中日冲突：导火线究竟是什么？
现在回想起来，2001—2006年的小泉执政的五年，是中日关系急剧下降的五年，也是中日关系发生质变的五年。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成为双方关系恶化的直接导火线，而且其下降的速度之快令人吃惊。更重要的是，这五年，让中日关系恶化正式成为了定势和常态。在这以后的岁月里，虽然中日关系也时有好转，比如2006年10月安倍首次访华之后，以及2007年以后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担任日本首相期间的柳暗花明，但中日关系的恶化却成为一种几乎不可逆转的趋势。
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五年也是中日双方开始产生误判的五年。2010年日本民主党政府期间爆发的钓鱼岛冲突之后，尤其是2012年安倍第二任期开始后，人们忽然发现，与现在的中日关系相比，小泉执政时期基本是“小巫见大巫”。
如果认真研究日本的政治光谱，人们还可发现，与安倍晋三相比，小泉纯一郎其实还并不完全属于极右翼，他至少还能亲自到访抗战纪念馆，并至少还能作出“中国崛起对日本是机遇”那样的表态。同时，若再仔细研究小泉的内在理念，人们可以发现，小泉的执意参拜靖国神社虽然令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感到不满，但这从某种程度上既属于其个人理念的一部分，同时又是其对曾支持他的选民的交代，但这一点显然无法得到邻国的理解和原谅。
小泉执政的六年，中日关系恶化的直接导火线只是历史问题和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后来人们熟知的中日东海油气田争议和钓鱼岛冲突，以及中日双方国民情感的恶化等议题，在其时都还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甚至根本还没有发生。
现在回头来看这一切，人们又会发现，这五年时间里，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似乎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的是中日关系正在发生的微妙变化。这种变化到底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中国经济和国力正在不断上升，中日关系的百年态势正在发生十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时中国还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仅仅过了六年，亦即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就超过德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7年之后，又仅仅过了三年，中国就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在各地演讲中经常开玩笑说，过去十年里，中国的许多成就都是“一不小心”发生的。2007年，我们的经济总量“一不小心”超过了德国；2010年，我们又“一不小心”超过了日本。之所以说“一不小心”，是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预想到会发展这么快。同时，正因为没有想到会发展得这么快，我们自然也就对因突然超越而带来的冲突缺乏准备，甚至有点无所适从。
中国的日本问题专家杨伯江，有一次在我的节目中用“擦肩效应”来形容由此在国际关系中带来的深层冲击，我认为十分形象和贴切。所谓“擦肩效应”，有点类似本来一个人前面行走，后面一个人突然赶上并超越，这时双方的肩膀发生了一点摩擦。这时，若双方心态正常，那么一句“对不起”和一句“没关系”，很快就可消弭冲突。但若双方的内心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化学反应”，那么这种“擦肩效应”很可能就会演变、升级为激烈的冲突。中日关系这几年的情况就是这样。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年中国和西方关系发生冲突或恶化的一些时间节点，恰好是中国经济总量发生超越的时候。2007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6—2008年中国与欧洲的关系经历了一场中欧关系史上罕见的风波；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时也正好是中日钓鱼岛风波激化之时。
当然，用经济总量超越来解释中国外部环境发生的突变，不免有些片面和单一，中国外部环境恶化有着许多综合因素。但经济总量超越是一个指标，它代表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一个台阶，以及一旦中国迈上这一台阶，原先相安无事的各种因素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尤其是西方世界人们的心理发生的微妙变化，其中自然包括日本。
日本一些政客和舆论，最近十几年来一直把中日关系的恶化归咎于中国。在他们看来，中日关系恶化始于1993年，因为在那一年里，中国官方开始了全面的爱国主义教育，并由此在中国国民心目中种下了对日本仇恨的根源。这一解读若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是完全缺乏逻辑依据。众所周知，中国官方对中国国民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及要求在中日关系中“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是一以贯之的，其间很难区分出一个具体的年份，或某个具体的策略措施。倒是1993年，恰好是日本经济进入全面衰退的关键之年。
了解日本的人都知道，1993—2003年在日本被称为“失去的十年”，日本经济进入了全面停滞不前的时期，虽然其间各届内阁都采取了各种经济刺激措施，但始终收效甚微，由此也给日本国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须知，日本战后经济一路蓬勃向上，成为与战后德国并驾齐驱的两大经济体。甚至从另一个侧面来看，日本当年通过战争没有得到的东西，在战后通过经济手段获得了。但“失去的十年”令日本国民的这一自信心和自豪感大为受挫。而恰好这十年里，中国经济虽然尚未全面发力，但中国崛起的基础和势头开始显现。
1993—2003年，对日本而言是“失去的十年”，对中国而言却似乎恰好是“准备崛起的十年”。
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投向中日关系过去千年和百年的历史，那么就可发现，现阶段的中日关系正在经历两个民族历史上首次极其艰难而漫长的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调适过程。这一说法听上去似乎有点艰涩难懂，但只要看一下中日两国的历史就清楚了。
从历史长河上看，中日两国交往历史两千年，前面1500年均相安无事，而且都是以中国为主导，因为中国当时是亚洲乃至全球的中心，而日本作为儒家文明的“后进接受者”，其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相比之下，中日关系出现问题是最近150年，其原因当然是由于19世纪中叶，当西方的坚船利炮同时打开中日两国国门的同时，中日两大民族选择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中国选择了继续闭关自守，而日本则选择了全面的对外开放。
其实，若称中国在19世纪中叶选择闭关自守，是一种不尽符合实际的说法。众所周知，19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洋务运动”，而日本则开始了“明治维新”。两者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是完全相同的：第一，以富国强兵为追求；第二，以追赶西方为目标；第三，诉求和平而非暴力的手段。然而，经过20多年的角逐，“明治维新”基本成功，而“洋务运动”则全面失败，其标志就是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全面战败。
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两国在亚洲的秩序完全换了位置：在这之前的秩序中，中国是亚洲的中心，而日本则处于边缘位置；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从边缘一跃而为亚洲的中心，而中国则一落千丈，从亚洲的中心衰败成为边缘国家。而中日之间的这一位置互换的“小逻辑”，又恰好发生在东西方秩序发生剧变的“大逻辑”之中。
过去500年，东西方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由于西方现代化的成功，西方在国际秩序中逐渐处于主导地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世界则逐渐被挤压到世界边缘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作为亚洲现代化的第一个国家，在文化和地理上属于东方，而在经济和政治上则跻身于西方世界的行列（西方七大工业国，日本是其中重要的成员之一），但由此也给日本民族带来自我认同上的巨大困惑和茫然。日本到底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19世纪下半叶，日本“脱亚入欧”成功融入西方世界，并在集体心理上藐视其亚洲邻国，甚至对邻国发动侵略战争。但在二战之后，尤其是1991年冷战结束之后，当日本要“重返亚洲”，力争成为亚洲国家的时候，它遇到的却是一个正在崛起，或正在准备崛起的中国。
中日两国，一个正在崛起，并试图重新找回历史上曾经主导亚洲，甚至主导世界的地位，而另一个则开始停滞（若不说衰败的话），并对因中国崛起可能导致的亚洲秩序重组感到恐惧和疑虑。在这个敏感的节点和时期，任何历史、国民感情、资源和领土的争端，都可能成为双方较量或博弈的筹码。
当然，若说今天的亚洲秩序已由中国开始主导，未免言过其实。必须承认，日本依然是亚洲乃至全球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体。因此，中日两国的人们，首先要解决的集体心理问题就是：亚洲地区究竟能否容纳中日“两强并列”？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日两千年交往历史上，从未有过“两强并列”的时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是中国主导，日本顺从，就是日本主导，中国受辱。坦率地说，中日两国的人们从内心深处也从未做好“两强并列”的思想准备。或者更坦率地说，这两大东亚民族从来就没有“两强并列”的习惯。“一山容不下二虎”这一俗语很传神地折射了这一点。
这就是中日关系的现实困境及其背后的深刻背景。从历史长河上看，中日两国的基本态势必将是中国完全崛起，而日本则或重新纳入中国主导的体系，或与中国主导的体系和平相处。现阶段的中日关系正走在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上。
问题是：这一过程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段时间究竟有多长，现在谁也说不好。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绝不可能只是短短的一二十年，说不定将持续五六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而在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上，将伴随着无休止的冲突。各种冲突的载体，无论是历史的恩怨，还是领土的纷争、国民感情的恶化、资源的争夺等，都将时时刻刻呈现在人们眼前，成为这一进程中的干扰因素。甚至，若中日两国缺乏思维高度和视野，理性被情绪所淹没，未来被现实阻挡，则这一进程的各种冲突可能不断激化，说不定在21世纪的某一个特定节点上，还真有可能出现“中日必有一战”的悲剧。
过去10年：中日有哪些误判？
现在回头来看2004年时的中日关系。如前所述，由于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当时的中日关系已经进入下行的轨道。但东海油气田纷争尚未浮出水面，钓鱼岛冲突也还没有激化，中日国民感情的恶化尚未出现。最重要的是，中日两国的军队不但相安无事，甚至还互有往来。这一年，“中日没有战争议题”，作为日本防卫厅属下的防卫研究所研究员松田康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出这一研判的。他的意思是说，中日之间虽然有很多矛盾，但是没有一个矛盾需要上升到军事解决的程度。
当时是2004年的5月，我和松田康博在东京的餐厅里共进午餐。当时吃的什么，聊的什么，现在已经记忆不深了。但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他的“中日没有战争议题”这句话。
那一次在东京，我整整待了12天。这12天里，我每一天的日程都排得很满。我见了日本外务省、防卫厅的官员，见了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主流学者，也见了日本从最保守到最左翼的人士。
当然，我也在靖国神社待了整整一天，对“靖国神社”内部“游就馆”里对当年历史的错误描写，仔细做了阅读和研究。回到香港后，我在香港《信报》和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一连六篇有关中日关系的系列文章，指出日本在生命观、亚洲观、战争观和历史观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中日关系的一些初步设想。这些文章，连同2004年前后的几年里我写的有关中日关系的文章，都收录在2007年出版的《中日需要“亚洲大智慧”》一书中。
但即便中日关系氛围已开始恶化，但在2004年5月，谁也不会把中日关系往“中日必有一战”的方向去延伸。
我离开东京几天后，中日东海油气田纷争突然凸显在人们眼前。
2004年5月下旬，日方突然指责中方的“春晓”油气田开发，事先没有向日方通报；而中方则表示，即便按照日方坚持的“中间线”原则，“春晓”油气田也是在中方一侧，有关开采作业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对此，日方又表示，由于海底资源相通，中方“春晓”油气田的单方面作业，具有“吸管”效应，将“吸走”日方的海底资源。
一场唇枪舌剑背后，是两国对东海油气资源的争夺及截然不同的立场。
按照中方的立场，东海争议海域划分应采取“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按这一原则，中方主权范围应延伸到冲绳海槽附近。
但日本方面则坚持“中间线”原则，亦即在双方争议海域的中间一分为二。按照这一原则，中方认定为其主权范围的海域，就被划到了日方一侧。
从表面上看，日本的“中间线”原则似乎公平、中立，但却忽略了两个基本要点：历史渊源和国际法基础。在东海问题上的历史渊源就不必细说了，即便就国际法基础而言，1969年在北欧几个国家也发生过类似争议，最后官司打到象牙国际法庭，以“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结案。因此，从国际法角度说，1969年象牙国际法庭的判例，完全具有示范和援引意义。
但日本方面依然坚持“中间线”原则，由此才导致2004年5月下旬“春晓”油气田风波的产生。
时过十年回头看，“春晓”油气田风波的产生，虽然有客观和偶然因素，但其背景却是必然的，那就是中日双方对领土、资源的争夺开始白热化，而这恰恰反映了双方关系的质变。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下面的话：国际关系与人际关系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你我若是朋友，那么即便有些利益的冲突，双方也都尽量商量着解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若双方即将成为对手，那么再小的事情也可拿来“说事”，这一“说事”的过程其实就是双方博弈和较量的过程，其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
2004年5月，中日围绕“春晓”油气田的风波，正是中日双方利益博弈的开始。如果说，之前双方围绕历史教科书和靖国神社问题的争执，只是双方情绪的折射，那么围绕“春晓”油气田的纷争，才是双方意志和力量较量的开始。
但是，当时双方的博弈，还没有发展到展示肌肉的程度，甚至就连展示肌肉的念头都没有。用松田康博的话来说，“中日没有战争议题”，即便像东海油气纷争这样的冲突，也完全不必上升到动用军事力量的程度。
行文至此，我想请读者朋友做一个实验：请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如果“春晓”油气田的纷争发生在今天，那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是依然坚持“中日没有战争议题”，还是觉得中日的海警甚至海军可以出动？
答案显然是多元的，正如莎士比亚所说，“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读者心中会认为，出动海警或海军维权，是一件可以想象的事情。
而2004年的时候，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一点。这就是现实，也是中日关系令人不安的趋势。
当然，过去十年里，中日关系不是没有过柳暗花明的时期。
大家现在记忆比较清晰的，可能是2007年9月福田康夫和2009年9月鸠山由纪夫上任日本首相后的时期。前者属于日本自民党，后者属于日本民主党。两人均对华温和，因此这两段时期可谓最近十年中日关系的“黄金时期”。但两人的命运也是相同的，即政治寿命都很短：福田康夫在位仅一年，而鸠山由纪夫则仅在首相位置上待了九个月还不到。
那几年的中日关系起起伏伏，时好时坏。2005年，由于日本在教科书问题上的错误立场，中国民间爆发了反日浪潮。同年10月，对华温和的二阶俊博被小泉任命为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一直主张中日两国应以对话方式解决东海油气田问题，而不应贸然采用在“中间线”日本一侧试开采等手段激化日中矛盾。在担任经济产业大臣以后，二阶俊博一直向中方传达一种想法：早日召开有关东海问题的部长级会议。因此，二阶俊博担任经济产业大臣期间，中日东海油气田的纷争基本平息，相安无事。
但十年后回头看，人们可以发现，在过去十年的中日关系中，激化是主流，平息是非主流。2010年6月鸠山由纪夫辞职后，继任的民主党政府就采取了对华强硬的政策。2010年秋天，中国船长詹其雄被日方扣押，并依日本国内法起诉。这一事件激怒了中国人，也使中国钓鱼岛纷争正式浮上水面。
2012年，东京都知事石原生太郎提出购买钓鱼岛，日本野田内阁以“管控”为名，以中央政府名义购入钓鱼岛，再次激怒中方，并导致中方开始派遣公务船只进入钓鱼岛海域，形成了中日实际共同管控钓鱼岛的局面。
从日方的眼光来看，中方从2008年起就不断派遣船只接近钓鱼岛海域，因此才诱发日本内部的极端情绪。面对石原生太郎的“购岛”企图，日本中央政府为了管控局面，不得已才“购岛”。但日方的这一解释显然无法使中方相信。
从中方的眼光来看，野田内阁与石原生太郎的“购岛双簧”显然是一唱一和，里应外合，根本就不可相信。更重要的是，中方认为，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日方凭什么自动变更其产权，甚至以中央政府的名义拥有其产权？显然，在中方看来，不管野田内阁对“购岛”动机作何解释，也不管其动机是否可信，“购岛”这一动作本身就已构成了对中国主权和民族感情的挑战。
这是中日之间典型的缺乏战略互信的表现。如前所述，国际关系犹如人际关系，若有互信则一切坦然，若互信缺失则一切皆可激化。
问题是：中日在这一互信缺失的情况下，局势真的向着日益激化的方向发展，而且是向着军事激化的方向发展。
大概从2010年年尾开始，人们即从媒体上读到消息：日本自卫队不断进行“反夺岛”演习，有时甚至还和美军一起举行联合演习。这就让人觉得奇怪了：“反夺岛”演习针对的对象是什么？显然是“夺岛”行动。那么，到底是谁要“夺岛”？
如果你就这个问题去问日本军人，他们的回答一定是：日本“反夺岛”演习不针对任何国家。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些演习的潜在对象只有一个国家，即中国。而实际情况是，自从日本的“购岛”风波之后，中国不断加强对钓鱼岛海域派遣公务船只，而且中国空军飞机也频频飞临钓鱼岛附近。
中国究竟有没有“夺岛”的军事计划？我没有问过中国军方。即便问了，也不会有明确答复。我们可以想象的标准答复是：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有权利维护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从2004年到2014年，历史仅仅走过了十个年头。但对中日关系而言，则似乎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就是，这两个东亚民族在21世纪的矛盾和冲突，几乎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蜕变。
下面的问题是：蜕变之后又是什么？
前驻华大使的艰难努力
2011年10月中旬的一个傍晚，东京。
夜幕开始降临，银座的车水马龙的热闹，掩不住这个城市渐渐逼近的凉意。然而，在一个日式餐厅里，却完全感受不到这一点。
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此刻就坐在我的对面，他是今晚的东道主。我们的话题是：正在日趋下降和激化的中日关系。
“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我们要做点事情。中日关系再这样发展下去不行了。”宫本雄二喝着日本清酒，开门见山。
在日本外交界，宫本雄二被称为“知华派”的重要人物。他早年毕业于京都大学，20世纪70年代加入日本外务省后，就一直从事对华外交工作，2007年到2010年担任日本驻华大使。
宫本雄二担任日本驻华大使的这四年，是中日关系一个极其重要的过渡期。在这之前，中日关系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陷入低谷；在这之后，日本民主党上任后，尤其是鸠山由纪夫内阁下台后，中日关系又再陷低谷。从这个意义上说，宫本雄二担任驻华大使的这四年，中日关系相对比较稳定，其间经历了2006年10月安倍上任后的第一次访华，也经历了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两任相对比较温和的内阁。然而，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在这四年里却丝毫没有消除，具体来说就是历史问题、领土与资源争端，以及双方因国力逆转而产生的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调适。
说起来也许是巧合，但冥冥之中却似乎有些暗示的意义：宫本雄二担任驻华大使的2006—2010年的四年，是中国经济超越德国和日本的关键时期。如我在本章前面部分所述，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一不小心”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又“一不小心”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如前所述，这两个“一不小心”，无论对世界还是中国自身的心理冲击都是巨大的。对世界来说，第一次如此真实而迫切地感受到中国的崛起；对中国而言，也是第一次如此真实而自豪地感受到自身崛起的力量和速度。
对中日关系而言，2006—2010年的这四年，虽然有福田康夫和鸠山由纪夫两任相对温和的内阁，但却是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的“窗口期”，也是双方国力逆转和民族心理逆转的前期“酝酿期”。
宫本雄二，适逢其时在这四年里担任日本驻华大使。同时，由于其“知华派”的底蕴和“媒体明星”的个人魅力，宫本雄二在华任职四年，成了为中国民众比较熟知的一位日本驻华大使。
不过，虽然是“媒体明星”，但身为日本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在华期间还是相对比较谨慎，这从他2007年谢绝我的一次邀请可以看出。
2006年10月，安倍第一任期上任，首先选择出访的国家就是中国，不但改变小泉时代的对华战略，而且还提出“日中战略互惠关系”设想，由此使长达五年陷入低谷的中日关系刹那间柳暗花明。2007年1月，恰逢安倍首次访华百日，我脑中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组织一场中日大使的对话，由两位大使各自在北京和东京现场，对过去三个月的中日关系进展进行“诊断”。
当时的中国驻日大使，就是后来担任中国外长的王毅；而当时的日本驻华大使，就是宫本雄二。
节目组很快通过各种关系与两位大使取得了联系。王毅的回复来得很快，对我们节目组的设想表示高度赞赏，但认为现阶段时机和氛围尚不合适；宫本雄二稍微迟缓一些，但基本上也是同样看法。
现在回头看，在中日关系刚刚柳暗花明之际，就由两位现任大使展开电视对话，确实在外交上有些不合适，也有点强人所难。
“2007年的时候实在抱歉了，身份不便。但现在我退休了，身份自由了，我们可以一起多为中日关系做点工作。”2011年10月，在东京宴请我时，宫本雄二这样说。
其实，说退休，对宫本雄二来说并不确实。卸任驻华大使后，他成立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组织，专门从事中日关系的咨询工作，忙得不亦乐乎。他早年动过大手术，在这么忙碌的情况下，居然依然精神矍铄。
“201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但双方民间情绪逆转。我们可以在日中两国分别物色3～5个极端反中和反日的人士，让他们坐在一起辩论、讨论，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借着酒精的力量，宫本雄二突发奇想。
“很有意思的想法，但在电视里播出，风险太大。”我虽然也喝了酒，但脑子还算清醒。
“你不要以为我是胡思乱想，这个念头我已存了好久了。表面上看，双方的极端人士，各自的反华和反日倾向很激烈，但只要坐下来讨论或吵架，吵着吵着就会发现，原来他们各自都很荒唐，而且双方荒唐的逻辑是一样的。”宫本雄二试图说服我。
我承认这是个大胆、有建设性的创意，但在现有的中日氛围和舆论环境下，这样做是不是还是有点风险，或适得其反？我仍有些顾虑。
但宫本雄二的这一想法却启发了我：中日之间虽然误解、误判重重，但其实很多误解是可以通过对话释然的；即便对话不能释然一切，但至少可以提供一个了解对方真实想法的机会。中日双方民间现阶段的困局是：一方面双方矛盾、摩擦加深，另一方面却又不愿意真正去了解对方的想法。
用最直白的话来说，双方民众彼此不喜欢对方，不是由于了解而不喜欢，而恰恰是由于不了解而不喜欢。
这其中，隐藏着中日关系未来的巨大危机！
敏感时刻：宫本雄二婉拒不出山
2011年10月在东京与我见面后，宫本雄二继续以退休的身份从事着中日民间交往工作。但这其间，他还曾差一点被野田再次任命为驻华大使。
事情是这样的：野田出任日本首相后，由于钓鱼岛“购岛”风波，中日关系急剧下降，双方从官方到民间的沟通极不畅通。时任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因反对“购岛”而被迫卸任，日本政府新任命的驻华大使，在上任前夕又忽然突发疾病去世。此时的日本对华外交沟通，可谓祸不单行，急需一位精通中国，同时又在中国享有声望的外交家出山。在这个艰难的时刻，野田想起了宫本雄二，希望宫本雄二能再次出山，担任驻华大使。
据坊间传闻，野田曾派人几次与宫本雄二接洽、沟通，但最后似乎被宫本婉拒了。2014年上半年我再次见到宫本时，当面向他求证此事。他开始含笑不语，后来经不住我的追问，笑着说：“是的，我婉拒了，理由是身体不好吧。”
宫本雄二讲中文，流畅且用词精准，唯独经常在句子后面加上一个“吧”，如上面的“理由是身体不好吧”。在我们中国人听来，这样的说法似乎有些奇怪，但仔细琢磨则似乎有不确定的意思，抑或还有些坚拒中婉转的意思。反正，日本人就是暧昧，就连中文到他们的口中，也一样可以变得有很多“模糊想象的空间”。
但宫本雄二婉拒野田邀请，不愿在“购岛”风波关键时刻出任驻华大使，是确凿无疑的事情了。
宫本雄二2011年建议我邀请中日双方的极端分子对话，我至今一直没有操作。从这个角度说，我自认为还是有政治敏感性，也对中国国情有一定把握。
不过，受他的启发，我却从2013年上半年开始，持续组织了一系列的中日对话节目。其间，中日关系又发生了许多变化，或者说是恶化。201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双方原本计划好好纪念，但最后因关系恶化而基本流产。2012年12月，安倍第二次上台，一改其第一任期的对华温和姿态，上台伊始就展示对华强硬。中日关系开始急转直下，安倍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也与其第一任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但在中日关系的这股急转直下的“逆流”中，我主持的两档节目《寰宇大战略》和《震海听风录》，却一直试图在“逆流”中构建一个对话的平台。我经常对中日双方的嘉宾，甚至是两国军方的嘉宾半开玩笑说：“即便最后真的难免一战，你们也先到我的演播室里来谈一谈，谈完再打。”
2013年2月，日本外务省时任中国课课长石川浩司，专程从东京飞抵香港，在我的节目里与中方嘉宾展开对话。
2013年4月，中国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也专程从北京飞抵香港，准备在我的节目里与宫本雄二展开对话。鉴于吴建民的官方身份，他应我之邀到香港参加中日对话，还须获得中国国务委员的亲自批准。
但就在吴建民即将抵达香港之际，从宫本雄二那里却传来消息：宫本雄二突然腰部受伤，不能前来。
太巧了，真的吗？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
但一位熟悉宫本雄二的华人朋友告诉我，宫本确实受伤了，他正帮宫本找中医治疗。
但吴建民已经抵达香港，而且是经过中国国务委员的批准专程前来。无奈之下，正巧同期抵达香港的还有我的另一位日本嘉宾——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我就紧急安排由高原明生与吴建民展开了两场对话。
高原明生是迄今日本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吴建民对话高原明生的节目一连两集，颇为精彩。只不过，“中日大使对话”，这个我从2007年1月开始就一直希望做成的节目，最终还是没能做成。
或者说，由宫本雄二参加的“中日大使对话”，又往后拖延了一年，直到2014年3月底，才正式上演。
安倍身边：几派势力施加影响
这短短的一年里，世界又发生了许多变化。
这一年里，中日关系更为恶化。在钓鱼岛前沿，中日摩擦持续上升，两国军机频频测试对方底线；在中日民间，双方感情进一步恶化，各自对对方国家不抱好感的人数持续上升。
这一年里，客观地看，安倍的权力巩固了，“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颇有成效。因此，这一年里，中国民众大都提起安倍就咬牙切齿，但日本人提起安倍，却大都觉得他经济搞得不错，日本的人心凝聚了。至于日本右翼，则更是左右围着安倍，百般设法对他施加影响和压力。
这恰是问题所在。安倍是个令中国人感到谜一般的人物。凡是地球人都知道，他的外祖父岸信介、父亲安倍晋太郎都是日本政坛的保守人物，安倍晋三受其影响，骨子里思想保守甚至右倾。
但与此同时，人们又很难解释，2006年9月安倍接替小泉担任首相后，当很多人都认为他将比小泉更右倾时，他却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一改日本首相上任第一站出访美国的传统，于那年10月上旬首访中国，并提出“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设想，从此大幅改善了中日关系。2007年4月1日，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出访日本，并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当时的日本首相就是安倍晋三。
安倍晋三的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的对华态度，简直就是判若两人。
外界人士不了解的是，这一年里，作为日本“知华派”领军人物的宫本雄二，一方面婉拒野田邀其再次出任驻华大使，另一方面则也暗中对安倍晋三施加了不少影响。
这是2014年3月底，宫本雄二应我之邀，到深圳录制《寰宇大战略》时，亲自向我透露的。这一次，宫本雄二接受我的邀请，居然出奇地迅速。
他在给节目组的电邮中这样写道：“最近的中日关系已经完全不像样子了，完全不像两个大国之间应该有的样子。我们正派应该出来多说话。”
他这里说的“正派”，其实是“具有建设性思维的主流人士”的意思。
我物色的与宫本雄二对话的中国外交界人士，是中国前驻奥地利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前所长杨成绪。
杨成绪与我神交多年，是我很敬重的一位老大使。外界一般只知道他的上面两个身份，岂不知，他的另一个身份更有意思。1989年下半年，他被时任中国外长的钱其琛从驻奥地利大使的任上召回，直接任命为中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
1989年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份，也是中国外交经历重大考验的年份。1989—1993年，杨成绪作为时任外长钱其琛的高参，直接谋划并参与了中国外交对西方封锁的突围。这是一位中国外交在关键时刻的有功之臣。
杨成绪与宫本雄二，中日的两位老外交家，各自都有自己服务的国家利益，但各自又都有多年专业的外交经验，因此，两人可以既务实，同时又相对超越地审视中日关系及其深层原因。
正好在宫本雄二应我之邀飞抵深圳之际，有坊间传闻，安倍第二次上任后，除了周围的保守派智囊外，也想延揽一些对华温和、开明的“知华派”人士出谋划策，其中就有宫本雄二。
因此，宫本雄二的此次中国之行，而且是直接出席一个中文电视节目，又带上了另一层色彩。
请看下面的对话，其中隐含着不少的“干货”：
邱震海：宫本大使，您长期在日本的外务省工作，您怎么看中日关系的演变乃至激化的进程？
宫本雄二：外交离不开国内政治，国内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到现在似乎国内政治压倒了外交。依我看现在没有好外交，全部是国内政治的延续。不管怎么样，日本的外交政策也是如此，跟国内政治融合起来，决定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
邱震海：从您委婉的表达当中，我听出了言外之意，就是钓鱼岛问题本质不在钓鱼岛问题本身，而更多的在国内的政治，而且它本身的性质不光是主权之争，而是它有一些筹码的因素在里面。
宫本雄二：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中方有中方的立场，日方有日方的立场，那么站在两国的立场，如何找出一条妥协之路。
邱震海：日方能不能承认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是有争议的？
宫本雄二：为了解决有关领土问题，有三个办法，第一个，要和平解决；第二个是交给第三者；第三个是战争。我们绝对要排除第三个选择。
邱震海：日方有没有可能以各种模糊的方式暗示给大家，钓鱼岛问题其实是有争议的？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柳暗花明。
宫本雄二：在任何情况之下，外交的机会总是有的。
邱震海：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脑力激荡一下。您大概看看有哪些模糊空间？
宫本雄二：我已经说出一个方案，这个方案绝对不可能实现，因为我早就说出来了，我的方案是：日方和中方达成协议，就任何问题开始谈判。
杨成绪：日方认为要谈什么问题不能有前提，现在就僵在这个问题上了，当然不完全是这个问题上。在中日关系交恶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政治界特别是日本的右翼力量，放出很多的话，比如完全否认南京大屠杀，比如不承认日本的侵略战争，比如慰安妇问题等等，这一系列都在刺激着中国人民的心灵，这点就使得中国人怎么接受和日本坐下来谈这个建议呢？
宫本雄二：希望媒体朋友们多帮我们的忙啊，因为实际的日本的情况不像刚才杨大使（描述）的那样，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到底有多少。我不说绝对没有，有，但是少数，这是日本的实际情况。否定日本侵略中国的到底有多少？也不多。
邱震海：但是我们媒体也没有看到日本有很多人是站出来正视历史的。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会报道。
宫本雄二：现在安倍首相，他旁边的人占优势，很多人不敢说话，所以你们听到的是靠右的声音多，这是日本社会的一个特点。第一个我们要了解，一定要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在和平的谈判还没有开始之前也好，开始之后也好，我们绝对要回避双方都不愿意的冲突。为此我们要做充分的准备，双方要创造气氛。
邱震海：那刚才杨大使说了，日方这个设定的气氛不对。所以，现在中方就不愿意跟他谈。
宫本雄二：可以改，这些可以改。
邱震海：日方如何改？
宫本雄二：第一个，日本领导向中方传递正确的信息，日本很重视中国，很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为此认真地想要跟中方进行谈判。
杨成绪：我从现在的情况来判断，中国接受安倍先生这个建议还是有难度的，因为整个老百姓的情绪都调动起来了，对安倍的本人上台后所有的言论，不管涉及侵略战争问题或慰安妇问题，还是涉及对中国侵略历史的问题等，大家都很反感。
邱震海：宫本先生也在很辛苦地做一些沟通工作。您觉得安倍发出什么样的信息，到什么样的度，什么样的氛围是中方能够接受的？
宫本雄二：有一个前提，我站在杨大使的立场来说，日方以后再也不要刺激中方。
邱震海：安倍有两面性，2006年10月8日他来到中国，破冰之旅的时候给中国人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当时历史背景不同，过去六七年整个历史和战略背景都变了，所以安倍的两面性是一半好一半坏。您怎么去说服安倍？
宫本雄二：站在大局，对日本将来的战略利益，安倍首相现在要做出判断，结论很明白：我们一定要同中国建立起友好的合作关系。所以唯一的办法是让他理解，我想相当部分他已经了解，如果我们没有同中国良好的关系，将来日本的战略利益就会受损害。这一点，我相信安倍可以理解。
邱震海：您的意思是说，他过去几年是有误解？
宫本雄二：没有误解，他之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下台了，五年里，他的生活实在是很不满意。那个时候，右派的朋友们都安慰他，靠近他，跟他在一起。来的人右派的比较多，所以他才靠右。
邱震海：安倍2007年下台之后，从门庭若市到门庭冷落，许多右派朋友们给他安慰，所以向他施加了影响，导致了他一年前上任之后右滑，然后现在他又在慢慢地修正他的看法，是这样吗？
宫本雄二：不是修正。他第二次当首相的最大目的是复活日本，先从经济着手，这是明确的战略。
杨成绪：他发展关系的目的，至少在我看来，是来对付中国的。
宫本雄二：杨大使，可能安倍首相旁边的一部分人这么想。请放心，日本的外交专家并不这样认为。我们包围中国是不可能的事情，日本的外交专家都知道。
邱震海：好，现在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此时此刻安倍在想什么？
宫本雄二：我推测，他无论如何将来一定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这是明明白白的事情。
邱震海（对杨成绪）：如果说安倍有一天像小泉十几年前那样表示，中国崛起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一个机会，您认为中方能接受吗？
杨成绪：我当然认为这肯定是能接受的，但是这之前需要做很多事情。
邱震海：什么事情？
杨成绪：比如说对靖国神社怎么看，比如说对战争怎么看。
邱震海（对宫本雄二）：中国最希望从安倍这里听到的是，不要以华为敌，同时不去参拜靖国神社，安倍能做到吗？
宫本雄二：这不可能做到。
邱震海：那怎么办呢？
宫本雄二：所以公开外交的局限就在这里。
邱震海：好，那我们现在找个公分母。如果要安倍在靖国神社问题上表态，如果您给他一个建议，他该怎么表述？
宫本雄二：看看情况，看看情况，总是会有办法。
邱震海：如果您明天晚上跟安倍喝酒的话，您建议他怎么说？
宫本雄二：保留给安倍吧，保留给安倍吧。
当宫本雄二在我的节目里做这些表述时候，也许读者们会觉得他太暧昧、太模糊。
但请注意，宫本出席我的节目是在2014年3月底。七个多月后，安倍就在北京的APEC期间见到了习近平主席。
其间，宫本雄二和他的团队到底对安倍施加了多大的影响？他后来一直没有说，我也不便问。这大概就是公开和秘密外交的区别吧。
下面这段对话也颇有意思：
宫本雄二：我在日本向日本的听众、观众再三再四地说，中国现在有很大的变化，3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伟大的成就，也同时是很大的改变，正处于改革当中、变革当中，因此中国的思想、思路也随着时间变化。所以现在的中国有各种的因素，我们害怕的因素，我们可以相信的因素，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在里头。所以现在我们绝对不能定义中国，因为中国正在变化当中，我们定了，反而会迫使中国变成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样子。比方说我们把中国作为敌对国家，那中国也不得不把日本作为敌对国家，那么我们的敌对关系就定下来了。其实这个因素在中国不能说没有、绝对没有，但不是占社会的主流。
邱震海（对杨成绪）：您怎么看日本对中国的发展方向的疑虑或猜疑？哪些是不合理的？哪些是中方可以思考的？
杨成绪：我认为历史的条件完全发生了变化，今天已经不是甲午战争的时代，也不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的时代。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点中国有充分的信心。在这个信心的基础上，中国怎么来处理好日本的问题和过去是不一样的。中国也并不是担心日本会变得怎么样，我们和美国也这样的，我们并不怕美国。中国说了，对日本也说了，我们绝不会开第一枪的，至于开第二枪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在美日加强同盟关系来对付中国方面，我觉得中国是有信心的。
宫本雄二：日本现在主要是看中国的动向。刚才杨大使介绍的日本的心理状态，大多数的日本人对中国开始恐惧，所以他们想尽量依靠美国。日本现在的情况就是大概如此。
邱震海：但是从中方解读来说，日本跟美国搞军事演习，就是针对中国；日本要修宪要复活日本，就是走军国主义。
宫本雄二：这个演习，你们也在演习啊，互相演习的。你说得很对，我们现在缺少互信，所以很多东西做不成、谈不成。比方说，那个时候野田的真实意思，没有好好地传达到中国。
邱震海：您是说野田“购岛”不是阴谋？
宫本雄二：野田是比较老实的政治家。
邱震海：相比谁来说？
宫本雄二：相比中曾根。
邱震海：中曾根比他更狡猾？
宫本雄二：当然，大政治家，往往狡猾。
邱震海：您实话告诉我，在当时野田的“购岛”背后有没有阴谋？是中方理解错了，还是日方理解错了？
宫本雄二：据我理解，野田没有那么大的野心。野田本身没有阴谋，但是他的背后一部分人另外有想法，这是肯定会有的。
邱震海：中国人往往有一个惯性思维：这任领导人不行，那我就等待跟他的下一任打交道。怎么研判安倍的政治寿命？
宫本雄二：看看经济。
邱震海：过去一年“安倍经济学”是比较成功的。
宫本雄二：那是他口头上的气氛的问题，现在要进入真正的经济，有人会痛，气氛不会痛，但是现在是有人要痛。
邱震海：我们都需要一种危机管理机制，到底有没有？
宫本雄二：人类都是很聪明的，苏联和美国，苏联和西欧，为什么开始危机管理呢？他们是真正遇到了危险，他们遇到的危险是真正的危险，所以他们才开始危机管理。
邱震海：您的意思是说，中日现在真的危险还没有到？
宫本雄二：所以你们不同意（建立危机管理机制）。
邱震海：您的意思是说，责任在中方？
宫本雄二：我是一辈子从事外交的。外交家本身是现实主义者，但是现实主义者陷入现实主义就没有将来。为了发展，我们需要理想。那么就日本和中国来说，我们的理想是什么？东北亚要实现什么样的理想？现实主义我不反对，没有现实主义我们没有办法活下去。但是只有现实主义的话，就不行。东北亚永远是打仗，我杀你，你杀我，我们必须摆脱这样的情况。安倍作为日本首相说的话，实际上不能代表整个日本社会。我想，现在日本和中国很需要的是刚才所说的理想。
邱震海：中日两国能不能站在彼此更高的高度，审视彼此的情绪，面对共同的未来？如果任由中日目前这种战略纷争和毒化的气氛发展下去，那么未来一二十年，也许东亚会成为另外一个巴尔干半岛。为了避免如此，中日双方应该做些什么？我们的大智慧到底在哪里？
杨成绪：我认为中国是上一次战争的受害者，日本是加害者。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必须要慎重考虑，从中国人民的感情出发来处理中日关系。
宫本雄二：这个我想根本的东西不是什么手段，什么战术等等，还是两个社会要认识到，打仗不合算，打仗太不负责任了，世界第二、第三经济大国打仗，带来全世界股票市场的突降，就是不景气。我们的关系不是日本和中国那么窄小的关系，我们的关系是对整个世界要负责任的这种大国之间的关系，我希望两国社会要逐步提高对这些事情的认识。
美日智囊如何电视激辩？
作为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先后两次出席我的节目，一次是2012年7月的《震海听风录》，另一次则是上述的2014年3月底。似乎出乎意料，但其实也合乎逻辑，宫本雄二出席节目后，中国许多观众的反应并非像原先般的激进、反弹，相反多的却是点赞和理性的思考。
“从这位日本外交家身上，我看到了什么是风度、风范和理性。”2012年7月宫本雄二首次出席节目后，一位网友在我的微博上这样留言。
一段时间来，我经常对日本官员及其周围的人士说，安倍上任后确实把周边关系搞糟了，若不信，看看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反应即可知道。朴槿惠不要说与安倍不握手，甚至在国际场合就连眼皮也不会对他抬一下。
安倍做人做到这个份上，也真是够惨的。须知，韩国在美、日、韩同盟关系中，可是日本的同盟国啊，日韩关系的紧密程度，是中日关系所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这也正应验了中国民间的一句老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如果说朴槿惠的例子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就请允许我引用美日智囊在《震海听风录》节目里的激辩吧。
也许读到这里，你也许会怀疑自己的眼睛：美日智囊激辩？没看错吧？没错，你没有看错，确实是美日激辩，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而且是在我的节目里与中方嘉宾一起对话时。
2014年11月5日，APEC峰会在北京开幕。
早在APEC峰会前几个星期，我就开始让节目组策划并筹备中、日、美三方核心智囊的对话。三位嘉宾分别是：
宫家邦彦，日本前驻华公使，与安倍家族交往密切，曾任安倍父亲的秘书，安倍初任首相时的官邸联络协调官。
阮宗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前中国驻英外交官，曾任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容安澜，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东亚研究室主任，美国国务院前副发言人。
按照一般的理解，这种场合，一般总是中日激辩，而美国则偏帮日本。没想到的是，中日嘉宾辩论之后，轮到美国智囊出场，神奇的一幕出现了：美国智囊与安倍身边的人居然激烈辩论起来了，而且场面之激烈，连我这个主持人也有点惊呆了。
请看下面的节目文字片段：
容安澜：我必须要强调一下，特别是对宫家邦彦先生，关于日本的问题需要向前看。我希望看到的是安倍先生能做一些事情，我希望他不要再作为首相去参拜靖国神社了。我希望看到他不再谈论一些历史事件，不要让大家认为他想要篡改这些历史。
宫家邦彦：我必须多说两句。首先，首相说了他会再去参拜靖国神社吗？没有。说了关于历史问题的观点吗？我怎么什么都没听说呢？
邱震海：安倍首相的一些话让中国和韩国非常气愤，您知道吗？
宫家邦彦：哪一句？你指的是什么言论？据我所知他从没说过什么关于慰安妇的问题，请实事求是一些。
容安澜：他发表了关于“河野谈话”的观点，不是说他想推翻这个谈话？
宫家邦彦：他说他不会。
容安澜：但他说谈话的基本依据不是很准确。
宫家邦彦：他说的是要继承“河野谈话”，希望你们弄清楚。
容安澜：不，他的确这样说过，但他也谈论了“河野谈话”的基础，以及菅义伟先生所说的话。
宫家邦彦：那不是基础。
容安澜：让大家觉得……
宫家邦彦：而是说“河野谈话”形成过程的背景问题，不是其言论的内容。
容安澜：那为什么要提起这个问题？而且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这只会导致人们认为……
宫家邦彦：请问问《朝日新闻》，他们也承认他们做了错误的报道，是不是？
容安澜：是的，但这不仅仅是关于菅义伟先生。
宫家邦彦：我们是进行了一些讨论，但并没有涉及“河野谈话”的内容。
容安澜：为什么首相会同意对“河野谈话”进行重新评估呢？我认为这个重新评估……
宫家邦彦：那不是重新评估。
容安澜：我能把话说完吗？
宫家邦彦：请。
容安澜：我认为这个重新评估的结果其实是很好的，并没有对“河野谈话”进行实质的修改，但就因为进行了这个重新评估，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疑问和怀疑。我的很多日本朋友都认为，即使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都没有任何理由进行这个重审。
宫家邦彦：我不同意，很遗憾我不同意您的观点。
阮宗泽：我认为日本高层官员近期提出慰安妇的问题，就很有煽动性，也是完全不必要的，他们很显然想要减轻以前的官员……
宫家邦彦：你说的高层官员到底是谁？
阮宗泽：对战争和罪行的悔恨，这就让大家质疑日本面对历史的可信度，我们说过。
宫家邦彦：你说的高层官员到底是谁？
阮宗泽：要放下历史向前进，但我们现在有个问题，每次当日本面临这些历史问题的时候，比如靖国神社、慰安妇等等，他们仍然不能端正态度直接面对，那么人们怎么前进呢，我还有一个观点。
宫家邦彦：对不起，你说的高层官员到底是谁？
阮宗泽：我们并没有告诉日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只是想阐明我们对敏感问题的观点，因为日本好像从来没有了解过这些问题对邻国的影响。这不仅仅是中日之间的问题，也是日韩之间以及日本和其他邻国之间的问题。因此，要是日本还没解决这些问题，就很难将两国关系向前推进。另外，如果日本想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邱震海：宫家邦彦先生，您有问题要问吗？
宫家邦彦：我觉得阮先生说话的根据有问题，就我所知我从没听说过任何政府官员发表过你所说的这种消极的言论，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政府官员，这就是典型的中国……
邱震海：我这里有一个消息可供参考。10月21日我们驻东京的记者李淼在记者招待会上问了安倍政府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一个问题，他说日本不会改变1993年关于慰安妇的“河野谈话”内容，但会对其中的细节进行一些澄清。他说不会改变，但会澄清细节，这在全世界都引起了怀疑。
宫家邦彦：不是要澄清细节，日本并没有讨论谈话的内容，请确认翻译的准确性，因为从我的理解出发我们只是在讨论当初发表这个谈话的历史背景。这其中存在一些误解，一些事实上的偏差，而结论仍然是不变的。就我所知，日本政府内部没人想改变这个谈话的内容。
邱震海：但你知道，总有人会这样说，说我们要澄清这个事实，那个事实，不会有人说我们要去改变内容。正因为很多人都在说需要澄清细节，要是我们把所有的声明和讲话放在一起，很自然就会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怀疑。我曾在德国接受教育，我认为把日本和德国放在一起比较不是很合适，但我还是想说，在德国类似的事情是无法想象的，如果德国人说我们要对战争历史上的一些细节进行澄清，无法想象。作为主持人，我需要保持中立的态度，但这只是我的一些印象。
容安澜：我能说句话吗？
邱震海：有请。
容安澜：我想说两件事情，第一，我认为宫家邦彦先生对于谁说了什么，定义得过于精确和狭隘了。我认为日本政府从首相开始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说这些话的方式，是否需要注意技术上的一些细节。如果说我们要改变这个，改变那个，这种说话方式会让大家普遍认为日本政府从首相开始，事实上并不相信历史事实，不相信“河野谈话”，尽管他并不想改变谈话内容。我觉得这不是需要辩论的问题，而只是留下的一个印象。我也想对阮先生说，中国的态度也对事态没有什么帮助，中国会说日韩关系存在问题，说这说那，但现在我们谈的是中日关系，我也希望中国政府能努力放下这些问题。不是说它们不重要，而是希望能深入地去看这些问题，以过去的方式来把控这些问题。
三、2017年前：中日关系再动荡？
这样规模的唇枪舌剑，在美日智囊之间展开确实不多见。在我多年的电视生涯中，甚至还是第一次见到。这说明什么？我想，一切尽在不言之中：安倍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以及他试图把日本引向的方向，不但引起中韩等邻国的忧虑，甚至也引起了美国的极大担忧。
曾经有许多人士发表过这样的观点：日本外交的终极目标，是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日本走向正常国家，最后与之发生冲突的将是美国。这当然是就日本国家走向的深刻逻辑而言。但在最近几十年，日本在地区间遭遇的更大对手，则是崛起的中国。而在共同平衡中国影响力的问题上，美日双方至少在未来几十年时间里，将依然能找到共同的基础。
美国智囊再次“敲打”日本
就在我撰写这一小节时，2014年12月中旬，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果显示，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和公明党联盟险胜，安倍执政的基础至少在未来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将继续得到日本选民的支持。
我之所以用“至少”这两个字，是因为在2016年下半年日本参议院选举之前，安倍政权将不用再接受选民的检验，而可以放心大胆地展开施政行为。事实上，即便2016年下半年参议院选举失利，那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安倍政权必然下台，而只是议会支持率不足，施政艰难而已。
换言之，在未来至少三年左右的时间里，无论是美国，还是中韩两国，都仍须基于与安倍打交道这一基本事实。
如前所述，安倍晋三是一个极度的“两面人”，即一方面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是极度现实的政治家。2012年年底他“梅开二度”，时值中日国力逆转，日本国内急需经济整合并寻找国家方向之际，安倍晋三及其“安倍经济学”和极度的对外强硬正好迎合了这一趋势。但时过境迁，“安倍经济学”从2014年起一蹶不振，其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也更为加强，而安倍的历史修正主义和对外强硬路线也接连遭到反弹。
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安倍连任后，其现实主义的一面逐渐浮出水面，逐步修正与中韩等邻国的关系。而美国也势必在这一问题上对安倍施加压力。从美国国务院前副发言人容安澜上面与安倍亲信的唇枪舌剑，可以看出这一点。
就在2014年12月日本众议院选举前，美国另一个东亚问题智囊包道格出席《震海听风录》节目，并与日本外务省前副外相田中均对话。
说起包道格，读者们相信不会太陌生。他是2002—2016年美国的驻台代表。那段时间，是陈水扁执意推行“法理台独”最疯狂的时期，美国也为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显得左右为难。2004年“3·19枪击案”发生后，据说包道格第一时间见到了陈水扁，了解情况，传递美国的立场。但据坊间传闻，包道格那几年与陈水扁的关系相处得不是很好，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评李登辉和陈水扁。也有坊间传闻说，包道格驻台期间，不热衷于与台湾政坛人士的社交，经常下班后就去健身房，因此也引起绿营一些人士的不满，“小报告”打到了华盛顿。这些“八卦”，我都没有向包道格求证，因为实在太无聊。
包道格的继任人杨苏棣，与绿营人士的关系就相对好了一些。由于这一原因，杨苏棣在中方那里似乎就不太受欢迎。再加上杨苏棣到台湾前，曾任美国驻吉尔吉斯大使，由此又被贴上了“颜色革命专家”的标签。杨苏棣2010年到香港担任总领事。他抵港后的第一个专访，以及离港前的最后一个专访都是我做的。在与我的交谈中，他常为他的“颜色革命专家”头衔而感到苦恼、无奈。
与包道格对话的田中均，一般读者可能了解不多，但只要提起日本与朝鲜的人质问题，大家可能兴趣就来了。2004年5月，我应日本外务省之邀第一次赴日考察，在东京实地感受了小泉纯一郎从平壤亲自带回五名人质后的热浪。这背后的功臣就是时任日本外务副大臣的田中均。
那几年里，田中均作为日本处理朝鲜人质问题的密使，一年平均大约25次秘密进出中国丹东，与朝鲜方面进行密谈。
2011年10月，我在东京与田中均长谈近两个小时，发现这是当今日本为数不多的具有战略思维的人士。2012年2月他抵达香港考察，我还专门为他在中环的“香港会所”举行了一个午餐会。
包道格和田中均两人，既然都已不再担任官职，但却依然都对各自政府的决策具有影响力，那就自然成了我的节目的常客。
有意思的是，包道格在与田中均的对话中，这样说道：
在我看来，对中日紧张局势的把控上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实践强有力的领导。习近平主席在中国的体制下很快集中了自己的力量，我认为他也不需要去回应那些民族主义的风潮，他有足够的权威去处理国家事务，不用时时刻刻都瞻前顾后。
12月中旬过后我觉得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会继续当选，力量会增强，在任时间比前面的首相都长一些，他也许会采取一些克制的政策。就像田中均先生之前提到的日本的政治高官不会去触碰敏感的话题，这话说得比较大，但我希望是真的，我希望安倍先生能够践行他选举中所提到的那些新的工作重心，去把控和克制。
第二件事情，中日双方都应该分清自己的困难，并找到可以合作的领域，现在田中先生列出了一些领域，比如环保对话、地区对话、贸易，即将到来的互信建设、军事交流。北京APEC会议已经结束了，其中有些问题已经达成了一致，现在大家应该把这些事情向前推进，在那些不那么敏感的话题上有实质的进步，至于那些非常敏感的话题，双方都需要平和与克制，分清形势。
包道格更进一步说道：
我觉得美国应该鼓励12月将组阁的安倍政府，少招一些历史修正主义者进入内阁或者担任行政要职，而在中国这方面应该鼓励中国减少公开的反日宣传，减少这类事件在中国电视上的曝光量，将国耻、南京大屠杀这类叙述减少一些，不要为民族主义火上浇油，而是要把这些火焰都浇熄。
包道格说的这后半句话，在中国人听来也许依然觉得很刺耳，但前半句至少说出了美国的心里话。
这就是在错综复杂的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美国因素”的作用。若以为美国希望中日发生全面冲突，从而渔翁得利，那至少是一种对中美日三角关系不全面的理解。
2016年后：钓鱼岛问题解决更无望？
2015年伊始，从日本军方和钓鱼岛前沿，也传来一些对中国不利的消息。
据香港《亚洲周刊》透露，日本政府正式敲定2015年度财政预算，军费激增，首次突破5万亿日元（约42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这是安倍再度执政后，连续三年递增军事预算。
报道透露，2015年度日本激增军费，主要将用于强化对西南岛屿的警戒监视，防范中国军事力量可能对钓鱼岛等海空领域采取突发军事行动。为此，日本将计划在冲绳那霸新设第九航空团，增配两个F15战机的飞行队，同时在距离钓鱼岛最近的石垣岛、宫古岛以及与那国岛等增派沿岸警戒监视部队，加强对中国海空军在钓鱼岛海空领域军事行动的监控。
报道引述日本防卫省的话说，防卫省强化包括新型巡逻机和战斗机等一系列新军事装备，主要目的是要维持与提升日本在海空领域的军事优势，确保对中国军事的抑制力，强固以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为核心的无漏洞全天候西南诸岛防卫。
这对于未来几年的钓鱼岛局势和中日关系又意味着什么？
日本军方做出这一部署几天后，台湾军事评论员张友骅出现在我的节目里，与解放军少将罗援展开对话。请看下面的片段：
张友骅：日本在宫古等地部署了反舰飞弹等陆军装备，石垣岛也部署了反舰飞弹跟防空导弹，然后再从石垣岛往钓鱼岛这边推，在包含与那国岛等的离岛监视部队现在已经部署完成，况且距离台湾大概距离110公里，距离中国大陆大概是320公里。反正到2018年各位去看一下，当日本24DDH航空母舰也造好的时候，他四个护卫舰队群各配属一艘航母，那请问，当他在加强海上力量，而美国又宣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区域的时候，中国大陆能不能够针对这一点或者是台湾针对这一点，我们进行一个磋商？
今天钓鱼岛的问题，如果没有伴随台湾的问题，会单纯很多。但是它伴随着台湾问题，美国也进行过兵推。美国甚至要求台湾兵推，如果在中日钓鱼岛上空发生空战，空战的战机如果要紧急降落，大陆战机要降落到台湾，或者日本战机要降落到台湾，台湾怎么处理？问题来了，美国要求，所有美国提供给台湾的，不准对付日本，因为美日是盟国。那现在问题更大了，就是说当日本要部署所谓的离岛部队时，台湾也要加强彭佳屿的防护，彭佳屿距离钓鱼岛大概110公里，美国不准。台湾如果把自己发展的所谓雄三、弓三导弹也推到彭佳屿的话，日本的机舰，坦白说纵然是日本的神盾舰进来，刚刚好都在台湾的海空打击范围之内。所以钓鱼岛问题，大陆一定要争取台湾的认同或者支持。当失去台湾以后，钓鱼岛是永远都不会再拿回来了。
罗援：我们现在要抓住这个危机，要化危为机，变成我们的一个机会。现在我们的一些新战略就是在摆子布势。比如在海上我们加强常态化巡逻，在我们的岸基加强我们的侦查观察预警和火力打击能力，就是也可以用我们的火力来控制。
张友骅：那我个人认为解放军要做好准备是言过其实，是日军做好准备这才是事实。他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从西南诸岛差不多1300多公里的沿岛列线上面都部署了兵力，请问日本在这样做的时候，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对应之道在哪里？我都没有看到。
邱震海：中日两军目前都在做准备。从台湾的角度说，哪一方做的动作更实？
张友骅：坦白说日本经过兵器推演说，只要台湾站在哪一边，哪一边一定获胜。美日安保同盟，他的范围区域，也适用于钓鱼岛和台湾。这是美国讲的，不是我说的。在这一方面，如果中国大陆没争取到台湾的话，我觉得要解决钓鱼岛的问题难度是非常大的。
邱震海：现在看2016年，看样子民进党上台基本上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张友骅：对，铁板钉钉的。因为像民进党和李登辉都认为钓鱼岛是日本的。只有国民党还在坚守，他们叫作“剩余主权论”。
邱震海：你想说的是，2016年后，中国解决钓鱼岛问题将更加困难，台湾是根本不会与中国大陆同心同德的？
张友骅：台湾非但根本不会，而且我认为，他会站在日本一边。
中日关系：30年后稳定，10年内冲突？
对未来的中日关系来说，可以从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维度来理解。
首先，从长期的维度来说，中日关系的前景一定是光明的。中日两千年交往史，真正交恶或关系复杂的只是最近的150年。换言之，只要中国恢复在地区乃至全球间的主导性角色地位，中日关系恢复常态，亦即中国主导、日本辅助的状态，将是历史的必然。当然，这一前景可能是50～100年之后。
其次，从中期的维度来说，只要中国解决好内部转型的问题，以持续保持上升的趋势，同时在上升过程中处理好与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的“软实力”问题，中日关系少则20年，至多不超过30年，将重新恢复平静、稳定乃至向上的态势。
上面对长期和中期维度的乐观展望，完全基于对两个因素的基本判断：第一，中华民族持久、蓬勃的生命力、发展力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的潜力；第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及其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和全球国家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吸纳力。
其实，中日关系现阶段遇到的摩擦，完全属于中华民族崛起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从中折射了一个更为深刻问题：今天中国遇到的所有问题，不是潜力的问题，而是体制制约潜力的问题，以及由体制派生出来的“软实力”的问题。这种“软实力”，说到底还是迅速崛起期的中国人的认知水平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一书中有过详细的探讨。
因此，就中日关系而言，短期来说，未来10年是最麻烦的时期。
原因很简单：未来10年，是中国发展潜力与体制制约博弈最为关键的10年，也是中国人的自身认知水平提升的最为关键的10年，同时当然也是日本在中国这一迅速调整进程中，既被动适应，同时又不断挣扎的10年。
10年后，挣扎完成了，态势基本奠定，日本人的心态调适过来了，中国人也逐渐开始了精神成熟的进程，事情将会好办许多。最难的就是未来这10年。
这10年里，由于中日双方的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调适依然在艰难进行之中，所以中日双方将依然冲突不断。这种冲突的规模和危害度，按照一般的眼光来看，应该是可控的，因为双方都有背后的两难以及难以承受的代价。但国际关系之所以复杂，就因为它是由人来操控的；而世界上最难琢磨的就是人心，最难以处理的问题就是人际关系。
因此，未来10年里，中日两国国民、两国的精英阶层，尤其是两国的决策阶层，将具有什么样的认知水准？坦率地讲，对这个问题，我是一点也不乐观的。
未来10年里，日本是否可能再出现安倍这样的领导人？抑或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安倍未来的任期还有多久？他的认知水平和策略取向将走向何方？
本章前面提到，2014年12月众议院选举后，安倍最早也要到2016年才接受参议院选举的考验，而即便参议院选举失利，也不致直接威胁到其首相宝座。因此，至少未来三年内，只要施政、健康和安全不出重大问题，安倍将继续是日本的领导人。如果这样，安倍晋三将媲美小泉纯一郎，成为日本近十几年少有的执政超过五年的领导人。
未来三年内，中日关系的变数是：第一，安倍的国内权力基础是否稳固？若其权力基础相对稳固，则其操弄中日冲突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其务实、圆滑的一面将占上风，反之则将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况。第二，中国国内转型是否顺利？民意对转型的承受能力或反弹究竟如何？
只有在这两个大背景下，人们才能谈到具体的策略性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如何处理？究竟是以更为强硬，还是以稍显温和、理性的手段来展开博弈？
其实，现阶段讨论这个问题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上述在各自国家的两种可能性都可能出现。但中日秩序既然在调适中，那么未来若干年起伏的可能性就很大。
即便安倍任期到2017年结束，接下来日本新领导人对华取向又将如何？须知，前几年中国人很喜欢的福田康夫和鸠山由纪夫两位首相，都是“短命”的首相，而且在日本国内的支持率都不高。尤其是鸠山由纪夫，中国人爱得“要死要活”，但他在日本国内的外号则是“外星人”，意思是说他的“东亚共同体”构想虽然美好，但却不具备现实操作的基础。
因此，即便到了2017年，若新的日本领导人上台，只要他想讨好日本国民，就势必要再度展示对中国的“强硬”。
但本章结尾时，送给各位读者一句不太得体的话：日本毕竟是小国，而且是正在失去国家定位和方向感的小国，而中国则是大国，同时更是国力如日中天的大国，因此“以小事大以智，以大事小以仁”，就更考验中国作为大国的智慧、定力和成熟程度。
日本在一些心态上调适不过来，中国是否就可以不必那么计较，“退一步海阔天空”？有些恩怨情仇，作为大国的中国是否能适度超越，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审视历史和未来？有些自身的认知局限和体制障碍，中国能否客观面对，洗心革面，励精图治？日本在现代化方面依然还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中国能否放下身段，虚心学习人类一些先进文明的成果？
这些问题还能提出很多，很多。但每一个问题都会在国人心目中掀起涟漪，在中国的公共舆论场遭到围攻甚至谩骂。但中国今天最需要的，还是洗心革面，放下身段。
“新常态”的中国，需要这样的雅量和氛围。而这样的雅量和氛围，又不仅止于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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