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一个神秘朝鲜女人和她背后的纪要部门

    就在我的节目与台湾、日本和美国的军方、政界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我的另一条沟通渠道，无意中却通向了美日的敌人——平壤。

    说出来也许你不信，帮我铺设这条渠道的是一个看上去十分普通的、中国话说得还有些不标准的朝鲜女人。

    一、神秘的朝鲜？开放的朝鲜？

    我与这个朝鲜女人的结识纯属偶然。但是，与这个朝鲜女人接触时间越长，我就越觉得这个女人不简单。她的背后似乎总有一些神秘而又消息灵通的人，她总有一些渠道可以通向平壤的某些部门，而她从平壤获得的消息，在我的节目里播出后，一段时间后也几乎都能被形势的发展所证实。

    同时，随着我和这个朝鲜女人慢慢地熟悉并逐渐开始各种合作，一系列复杂而有趣的大国游戏，也开始在我的节目内外展开。

    这一切，着实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一切也还得从2000年说起。

    韩国影星：轰动香港的绑架案

    2000年2月，朝鲜正式在香港设立总领事馆。报纸上的短短一条消息，令很多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家再次感到好奇。

    毕竟，这个国家与世隔绝已经很久了。这个在外界看来十分神秘的国家，终于下决心在香港这个被称为“远东情报中心”的城市设立总领事馆，无论如何都是不同寻常的事情。

    朝鲜选择在这个时候到香港设立外交机构，到底有什么目的？这个机构在香港又将从事什么活动？这是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

    朝鲜在澳门的秘密活动素来很频繁。20世纪末，澳门几名年轻女子神秘失踪，有人指称均是朝鲜驻澳门的特工所为；涉嫌1987年参与炸毁韩国客机的朝鲜女特工金贤姬，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曾在澳门受训。但是，朝鲜在香港公开曝光的活动并不多。不过，仅一起1978年发生在香港的绑架案，就足以让所有的人对朝鲜在香港的活动提心吊胆了。

    崔银姬，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当红影星，1978年1月到香港参加一个活动。

    据坊间传闻，崔银姬当时接到一个“电影公司老板”的私人晚会邀请，欣然前往香港浅水湾的酒会地点。到了现场，一切都是那么得体、豪华，“电影公司老板”既热情又诚恳。

    这位韩国当红影星并不知道，眼前这位热情而诚恳的“电影公司老板”，其真实身份是朝鲜特工。只不过，崔银姬来不及多想，很快就失去了知觉和记忆。

    等她重新醒来，已是在公海的一条船上。朝鲜特工以这样的方式，将这位韩国当红影星从香港劫持，要带回平壤。崔银姬在船上依然感觉浑身无力，昏昏沉沉……

    等她再次醒来，已经是在平壤的一个精致豪华的房间里了。她醒来后，环顾四周，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到底是谁绑架了她，把她绑架到这里要干什么。

    这时，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欢迎您来到平壤，我叫金正日。”

    话音未落，那个叫金正日的人已经走到了她的眼前。据说，金正日热爱文艺，十分欣赏崔银姬的才华和演技，“为了大力发展朝鲜的电影事业”，才不得已用这种方式将这位韩国首席影星“请”到了平壤。6个月后，她的丈夫申相玉也被以这种方式“请”到了平壤。

    申相玉、崔银姬夫妇后来在朝鲜待了整整八年，其间为朝鲜拍摄了十几部歌功颂德的电影。直到1986年夫妇俩到奥地利参加一个电影节，躲进美国驻维也纳使馆寻求避难，才重新得以返回韩国。

    这段历史在香港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也由此导致很多香港人对朝鲜在香港的活动心有余悸。

    “朝鲜开设驻港总领事馆后，是否将使绑架活动系统化、规模化？”“朝鲜驻港总领事馆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开设驻港总领事馆后，朝鲜是否将把其在澳门的秘密活动转移到香港？”这是当时很多香港人心中的疑团。

    神秘的朝鲜驻港外交机构

    说起来，我是朝鲜驻港总领事馆最早的见证人之一。当时，我担任《亚洲周刊》的特约记者，是最早对朝鲜驻港总领事馆进行专访的香港记者。

    2000年2月，我带着这样的问题，开始接近刚开设的朝鲜驻港总领事馆。那时的朝鲜驻港总领事馆，设在湾仔的一个商业大楼里。电梯门打开，若不是映入眼帘的金氏父子的照片，我完全不会意识到，我已来到朝鲜驻港总领事馆，一个令许多香港人为之色变的地方。

    为我开门的是一位姓金的朝鲜外交官，着装讲究，举止优雅，英文和中文都极其流利。

    这就是那个被美国人称为“邪恶国家”的外交官吗？刹那间，我恍惚了……

    金氏外交官与我同岁，因此我们交谈之下，有了许多共同的记忆和话题。

    他早在1999年秋天就先期抵达香港，筹备开设总领事馆。总领事馆开设后，他留在香港，成了朝鲜驻港的第一位新闻和文化领事。

    在金氏外交官的介绍下，我结识了朝鲜首任驻港总领事李道燮，一个当时已年近60岁的资深朝鲜外交官。

    李道燮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和善、可亲。这在后来我与他的多次交往中，不断得到证明。

    但作为记者，我还是有义务向他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这就有了2000年3月发表在《亚洲周刊》的这篇文章，当时还着实引起了一阵小小的关注甚至轰动。我在文章里写道：

    关于朝鲜驻港总领事馆的情况，香港外交圈内有着种种传说，其中之一是：平壤只给该总领事馆很少一部分经费，领事馆要自负盈亏，得想办法筹措经费应付其在香港的庞大开支，因此该领事馆将难免从事非法活动。

    针对这一传说，李道燮说：“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说法，我们当然是由政府支付所有的开支。如果政府不给钱，我们怎么在香港生活和工作？作为外交官，我们是不可以在香港从事非法商业活动的。”关于西方媒体指称朝鲜外交官在境外从事贩毒、洗黑钱和走私等活动，李道燮说：“也许会有个别朝鲜人从事这样的活动，但决不是政府官员。个别人从事这样的非法活动，在任何国家都有，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西方媒体将这一切说成是朝鲜外交官所为，这是别有用心的行为，目的只是抹黑我们国家。”

    李道燮表示，朝鲜的社会制度是朝鲜人民根据那里的社会现实，自己作出的选择。同时，朝鲜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类似制度，是一种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西方国家将朝鲜称为“斯大林主义式的国家”是错误的。他说，朝鲜发展对外关系的准则是“友谊、和平、独立”，具体说来就是只同对朝鲜友好的国家发展关系。

    以这一准则来指导朝鲜驻港总领事馆的工作，是否意味着朝鲜外交官在香港，将不与大多数国家的外交官同行来往？是否也可用来解释2月28日的开张酒会上，只有三个国家的驻港总领事（其中两人还分别是外交领团团长）受到邀请？对此，李道燮的回答是：“我的工作，是发展朝鲜与香港的关系。”

    这篇文章在《亚洲周刊》发表后，颇有些影响力，我和李道燮随后就成了熟人。

    很多人都说朝鲜驻外官员死板、官僚，出入必须两人同行，但李道燮和那位金氏外交官当时给我的印象则截然相反。

    很多次我都会在各国的酒会上见到李道燮，而每一次他都会对我说：“Please make a visit to our office.”（请到我们办公室来坐坐。）看那样子绝非客套的寒暄。

    但总领事毕竟高高在上，我平时接触最多的还是和我同岁的金氏外交官。

    “老邱吗？我是老金啊。”很多次，金氏外交官就这样直接拨通我的手机，“今晚有空吗？我请你吃饭。”

    像这样的电话不止一次。

    有一次，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约在湾仔的一个餐厅，共进晚餐。毕竟十多年了，那晚我们吃的什么，谈的什么，已经全部忘了。但熙熙攘攘的餐厅，人声鼎沸，这给我的印象很深。

    一个靠窗的桌边，就我们两个，没有第三人在场。这个情景，与传说中的“朝鲜外交官两人同行”完全不同。

    席间，金氏外交官的手机响了。

    “喂，你好！是我，我在香港。对，那批货什么时候到？”他接手机时也不回避我。

    “价格怎么样？你帮我把把关。行，就这个价吧。”他继续大声说道，那神情刹那间不像个外交官，倒像个商人。

    但我一直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货”，一个外交官为什么要谈“货”的价钱。

    我当然不便问，也不想问。有些事，知道太多不好。李道燮已通过我的报道，公开向香港承诺，不会在香港从事非法活动。

    金氏外交官当着我的面那样大声讲话，有没有把我当朋友不知道，但至少没把我当记者。这一点，我还是蛮感激的。当然，我后来也没有报道这件事。

    那是2000年的事了。那时，朝鲜与世界的关系还没有后来那么僵。

    2003年2月16日早上，我忽然接到他的电话。

    “老邱吗？我是老金啊。”依然是他那熟悉的语气和语调，“今晚有时间吗？我们在‘香港外国记者会’举行酒会，你来吧。”

    又是突然间的邀请，很不符合国际惯例，但我们对朝鲜永远有着不一般的宽容。

    那天的酒会，是为庆祝金正日诞辰而设，地点在“香港外国记者会”，一个很多西方人出没的地方。

    朝鲜居然挑了一个西方人出没的地方举行酒会，我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勇气。

    那时，第二次朝核危机已经爆发，但朝鲜与世界的关系似乎还没有那么糟。

    我应邀前往，尽兴而归。

    几个月后，他忽然调回国了，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

    两年后的一天，我忽然在电视里看到他。他在平壤机场打着伞，迎接美国六方会谈的代表团团长希尔。

    我知道，他调回后，在朝鲜国内受到了重用。据说，他在外务省美洲司担任重要职务。

    那时，朝鲜与世界的关系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像我和他那样的两人单独进餐的事情，在我与他的继任们之间，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危机快闪中：神秘的朝鲜女人

    2002年10月，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访问平壤。在与凯利交谈中，朝方忽然透露，他们正在进行核浓缩铀的提炼。

    凯利大为紧张。他立即启程回国，向白宫报告了这一“最高机密”。

    白宫震怒，立即要求平壤停止核计划。平壤当即反击，坚称是和平利用核能。

    六年后，亦即2008年的秋天，凯利在华盛顿连线出席《震海听风录》节目。他在节目里对我说：“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平壤当时是故意向我透露这一消息的。”

    这一危机爆发至今，就再也没有停止过。作为制止这一危机的外交手段，六方会谈也几起几伏。

    其间，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团团长的位置，由凯利交给了希尔；希尔卸任后，担任了美国驻韩国大使；几年后，希尔卸任驻韩大使职务，回国退休，但朝核危机依然如故。

    其间，朝鲜在2006年10月、2009年5月和2013年2月，接连进行了三次核试验，在与世界就弃核问题讨价还击的过程中，成为了一个实际的核拥有国。

    其间，朝鲜曾宣布愿意对核计划“去功能化”，还一度炸毁了核计划的冷却塔，并邀请各国记者前往观摩。但后来证明，这一切仅仅是烟幕而已。

    其间，金正日病逝，整个朝鲜哭得地动山摇。但时隔两年，2011年年底为金正日扶灵的8个人中，已有5人被撤职或枪决，尤其是金正日姑父张成泽的突然被捕和被处决，令世界震惊。

    上述一幕幕，穿越了十几年的时间，但回忆起来，却仍像快闪的镜头，让世界错愕、茫然、纠结。

    就在这一连串快闪的镜头间，一个有点神秘色彩的朝鲜女人闯进了我的工作中……

    事情仍得从香港说起。

    2007年2月，纪念金正日诞辰的酒会如期在香港举行。

    但奇怪的是，素来在朝鲜驻港总领事馆邀请名单上的我，这一年却没有收到邀请函。我心无城府，打电话到总领事馆询问，对方表示这次不对媒体开放，但鉴于和我的特殊关系，可以补发邀请函给我。

    我依然心无城府，收到邀请函后欣然前往。我不知道，对媒体人来说，有时心无城府是不是一种品质。出席我的节目的嘉宾，有一些是各自国家接近权力圈子的人物。我经常对我的嘉宾说，各自的国家机密各自守好，被我一不小心在节目里问出来，我概不负责，我只对我的观众负责。

    我抵达酒会现场的时候，现场大概已经有了二三十个人。对朝鲜在港机构的酒会来说，这已算不小的规模。

    “你是不是凤凰电视台的邱先生？”一个声音从身后飘来，有点东北口音，但一听还是知道是个外国人。

    我回头，发现一张笑意盈盈的脸，一个60岁左右的妇女。

    我笑脸回应，很快就聊上了。

    她告诉我，她早年从朝鲜出来，在港居住已近40年，与丈夫一起从事船运业务，来往于朝鲜、韩国与中国之间。她的丈夫是中国人，是东北某市的政协委员。

    出身朝鲜，业务来往于朝鲜、韩国和中国之间，依然能自由进出朝鲜，她身上的这几个元素开始让我心动。最关键的是，我从她身上，感觉到了一种政治的气场，而这与她的船运业务好像没什么关联。

    大概是第六感觉吧，我至今回想起来，也不知道我当时的这种感觉来自哪里。

    2007年时的我们，虽然有很多可以引用的韩国和西方的资料，但依然缺乏来自朝鲜的第一手消息来源。对这个“铁幕”后的封闭国家，我们充满了对第一手真实信息的饥渴。

    我已忘了后面和她聊了些什么，也忘了酒会是怎么结束的，只记得酒会现场又来了几个大佬级人物，有娱乐公司的老板，也有赌场业的经营者。

    当然，我也记住了她的名字：李玉珍。

    第二天一早，我就拨通了她的电话，开门见山地邀请她出席节目，介绍朝鲜的情况。

    “我常看你的节目，但我的中文说得不好。”李玉珍开始谦虚。

    多年来，在我和嘉宾之间，形成了一种有趣的状态：有的嘉宾追着我，希望能上节目，我开始躲他们，因为我清楚他们的意图；而有的嘉宾，却是我追着他们，因为我需要他们身上的那种独特的东西。

    李玉珍身上有一种政治的气场，我相信我的第六感觉。

    当然，打消嘉宾的顾虑，多年来我有一套独特的办法。李玉珍很快被我说服了。

    “我去朝鲜回来后再上你的节目，效果会更好，那样会有新东西。”她说。

    “那当然更好。除了观感，你最好能去接触一些政府官员。”我开始提要求。

    “我可以见到一些层次高的官员，但你要把想问的问题给我。”李玉珍的回答很专业，这开始让我吃惊了。

    “这没问题，”我好奇起来，“你能见到什么层级的官员？”

    她开始含混，王顾左右而言他。

    我转而和她聊朝鲜的其他情况，开始发现她的异于常人之处。

    她对数据的记忆力之强，对朝鲜官方立场字句的解读，尤其是对官方立场和现实情况之间的“度”的把握，让我再次吃惊。

    她对朝核问题的细节也了解很多，甚至对核弹头和一些武器的性能也有不少了解，这让我更吃惊了。

    她对朝韩军事前沿地带的了解也很多，很深，远远超出了我的知识结构范围。

    来往于中、朝、韩三国之间的船运业务，似乎并不需要这些知识。她的这些秉性，都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甚至是一个情报人员的基本素质。

    我开始不再心无城府。

    但我决定依然“心无城府”，因为我的舞台只有一个，那就是我的节目。不管三教九流，来的都是客，都一样接受我的质询式的提问。

    朝鲜女人背后的纪要部门

    三天后，我整理了一份长长的问题清单，电邮给了李玉珍。

    收到我的电邮后的第二天，李玉珍出发前往平壤。

    这是她无数次前往平壤中的一次，但对我和我的节目来说，这却是第一次透过一个有点特殊背景的人，与朝鲜官方发生间接的关系，虽然我并不知道她的背后到底是个什么部门。

    这种关系到底能走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但我希望，有一些独家的内幕能通过这个渠道传过来。

    两周后，我收到她的电话：“我回来了，什么时候和你见面？”

    我们很快约定在中环见面，我在一个会所请她吃饭。

    这顿饭吃了整整三个小时，各种问题一一拿出来讨论，包括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哪些能说到什么程度。她居然从朝鲜带来了一些可以带出境的文件，全部是朝文，红头文件，而且还在笔记本里记下了不少朝鲜官方针对朝核问题的内部口径。

    我相信，这都是一些可以公开的文件，不然她也不可能带出境，而我也不需要不公开的文件。

    “这是朝鲜哪个部门的人给你的？”我问。

    “他们那些部门的人给的。”她的中文听上去很费劲，她后来就是用这样的中文出席我的节目的。

    “哪些部门？”我穷追不舍。

    “负责联络海外的部门，”她说得还是不清不楚，“他们很重视你这个台，你组织的与美国对话的节目，他们都看了。”

    她的中文还是有些问题，把“你这个节目”说成了“你这个台”。但她的基本意思，我都听明白了。

    我没有说话，大脑迅速开动……

    “他们对你这个台很感兴趣，希望能通过你这个台，向外界发布朝鲜的一些真实看法。”

    显然，这是一个有着一些特殊使命的部门。

    “我们需要这样的信息，”我思考结束，开始说话，“只要这些信息能代表朝鲜的真实想法和情况，我们都欢迎。”

    我又补充了几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朝鲜，造成朝鲜对外释放信息很困难。中国与朝鲜有鲜血凝成的友谊，我们的节目不具备官方色彩，因此正好可以成为朝鲜对外释放信息的平台，也愿意成为朝鲜走向世界的桥梁之一。”

    说完这话，我忽然觉得有点不认识我自己：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政治水平，说话像外交部发言人？不过，后面的几句话倒也确实是我的内心想法。

    后来，我们又通了很多次长长的电话。我算了一下，一次半个多小时的节目，我和她的事先沟通时间，居然长达十个多小时……

    节目很快就在《震海听风录》里播出，一连两集，用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主题“告诉一个你不知道的朝鲜”。

    我还为李玉珍“特制”了一个听上去很奇怪，但又带点神秘色彩的头衔：与朝韩高层关系密切的商人。

    果然，这样的包装发挥了作用。这两集节目播出后，受到了各方密切关注。很多人开始打听：这个李玉珍到底是什么人？“与朝韩高层关系密切的商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头衔？这分明就是告诉人们，这个女人有背景！

    这正是我需要的效果。

    当然，各方密切关注的不光是李玉珍的头衔，更是她透露的内容。

    一连两集的节目，李玉珍娓娓而谈，谈朝鲜内部对美国政策的看法，也谈朝鲜发展经济的计划，连中朝开发区的朝方计划都谈到了，甚至还谈到一旦与美国谈判不成，朝鲜的内部底线。

    在谈到朝鲜内部想法和底线的时候，李玉珍经常巧妙地用“我到朝鲜与那里的民众交谈”“朝鲜的民众认为”“朝鲜民众的看法”等措辞。

    坐在主播台上与她对话的我暗自发笑：一个普通的朝鲜民众哪能有这么深奥的战略思维？如果有一个“朝鲜民众”真有这样的看法，那么这个“朝鲜民众”的名字就叫金正日。

    但必须承认，从新闻的角度看，李玉珍透露的这些信息含金量极高。它们不像一般的新闻那样只是报道一些皮毛，而是针针见血，句句都是干货。刹那间，我甚至觉得这些干货用来作为新闻简直有点浪费了，那应该都是可以被某些部门作为情报来使用的。

    但我是个电视评论员和谈话节目主持人，情报对我没有任何用处。再机密的东西到了我的节目里，一样都作为新闻被报道出去。

    不过，新闻与情报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这倒也是事实。一个好的新闻工作者如果能将情报搞到手，并作为新闻报道出去，那就是顶级的新闻；而一个蹩脚的情报人员也许只能将新闻拼凑整理，再加上耸人听闻的标题，那就是最次的情报。

    但在新闻自由的国家，崇尚自由的新闻工作者一般都不屑与情报机构合作，因为他们自认为有更加崇高和光明的使命。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要说服一个美国的新闻工作者与之合作，其困难程度不亚于登天。

    这当然都是题外话了。

    这一次与李玉珍的节目合作，让我对她有了更多的疑问和兴趣，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我当时看中她，只是相信我的新闻第六感觉。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第六感觉，居然能够带来这么多的潜在效应！

    当时的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些潜在效应将是什么。我甚至不知道，李玉珍背后的那个部门到底是什么。我更不知道，这些潜在效应还会惹出些麻烦。

    节目播出后，李玉珍很快又返回朝鲜了。

    一周后，她回来了，电话里都能感受到她的满面春风：“他们对节目很满意，也让我特别感谢你。”

    我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他们把节目一字一句翻译成朝文，然后向上报告。上面的评价很好，也想与你长期合作。”

    我的大脑在迅速开动……

    “只要是一般公开媒体看不到的独家消息，我都欢迎。但消息必须保证绝对真实。”我说。

    “当然绝对真实，那都是纪要部门。”

    “那到底是个什么部门？”我又追问。

    “有些情报背景的部门。”她倒也爽快，没有任何掩饰。

    我心里一惊：天哪，她终于说出了实情！

    虽然之前有所猜想，但她这样亲口说出来，我的心还是往下一沉。不与任何情报部门打交道，这是我加入新闻行业第一天至今的专业原则。

    我没有说话，但心里在迅速进行着研判。

    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有一个部门，专门监看全球几个重要电视台，凤凰卫视是其中的一个。而在凤凰卫视节目里，又有几个是其重点监看的节目。

    “我想向你申明一点：我是个新闻工作者，我这里没有情报可提供。如果他们有东西给我们节目，我们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播出去。”我说话的样子，好像是在谈判。

    其实，常识告诉我，情报机构的使命是搜集，而不是发放。对外发放信息的，绝不可能是专业的情报部门。

    但对一个封闭的国家来说，其对外交往的渠道可能会很多，也很杂。20世纪中叶，中共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各种活动，利用许多爱国人士与海外的沟通、统战，你能分清哪些是情报，哪些是统战，哪些是宣传吗？

    这么一想，我立时坦然起来。

    我很快又作了补充，但语气却充满友善：“朝鲜与外界的沟通和对话需要有一个平台，我们愿意为朝鲜人民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你可以和他们谈一下，就由你来扮演这个角色，固定出席我们的节目，由他们给你提供资料。形式可有两种，一种是你单独出席节目，透露朝鲜的一些内部考虑和真实想法；另一种是在条件成熟时，由你直接在节目里与美方人士展开对话。”

    平壤的消息越来越内幕

    这以后，李玉珍又几次返回朝鲜。几乎每一次她回朝鲜之前，我都会给她一份问题清单，上面写满我关心的各种时政问题，当然绝大部分都和朝鲜半岛局势有关。有些问题即便现在看起来，也相当敏感：

    -朝鲜对下一阶段六方会谈的底线是什么？

    -若美国不接受朝鲜提出的条件，朝鲜可能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朝鲜对外宣布愿意炸毁核设施，究竟是宣传攻势，还是实有此计划？可能什么时候实施？

    -朝鲜对中国在六方会谈中的作用到底如何评价？

    -朝鲜下一步对中美日韩等国，各有哪些具体的要求？

    有趣的是，每一次李玉珍从朝鲜回来，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能满载而归。开始时的每一次，我们都要坐下来，一个一个问题地进行讨论。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只有一个专栏节目——《震海听风录》，因此还可以事事亲力亲为。现在节目一多，即便想这样做，也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回想起来，能如此投入地操作一档节目，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充实和幸福。

    每一次从朝鲜回来，李玉珍的笔记本上都记得密密麻麻，大多数是朝文，也有少量的中文。

    “他们对你的问题很重视，先把你的问题翻译成朝文送上去，几天后再专门找一个人，和我在一起坐下来一天，一个一个地回答你的问题。”李玉珍的话里充满满足感。

    让我觉得奇怪的是，我的那些问题不乏刁钻，有些还很有内幕性，但绝大多数居然都能得到回答，很少被躲闪。

    这哪是那个让人感觉封闭的朝鲜？

    奇怪之余，我也感到一丝的刺激。

    但此刻，我需要的是这些答案的真实性。我已将我的个人品牌押了上去，这不是闹着玩的。

    “你在我节目中说的内容，最后如果不能被验证，那你的牌子就砸了。”我对李玉珍这样说，但其实说的也是我自己。

    我和李玉珍似乎结成了“命运共同体”，摇摇晃晃地走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玉珍手里拿着的，确实是真材实料，甚至是“猛料”。

    2008年下半年，朝鲜“口对口，行动对行动”的弃核进程进入第二阶段，亦即对朝鲜拥有的核设施进行“去功能化”。

    所谓“去功能化”，顾名思义就是将核设施的实际功能拆除，使其变成一堆没有用处的东西。朝鲜若愿意迈出这一步，那将意味着它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行动来放弃核计划。

    当然，任何一个明眼人都知道，要朝鲜放弃核计划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核武器是其“护国之本”。在没有得到实质性的保障之前，朝鲜绝不可能真正放弃核武器。

    但问题是，2007—2008年的某一个阶段，从六方会谈的现场确实又是“捷报频传”。到了那年的下半年，朝鲜弃核进程忽然进入了第二阶段，亦即“去功能化”阶段。

    一时间，六方会谈似乎成功在望，国际舆论一片欢呼。

    2007年12月，李玉珍又一次从朝鲜回来，出现在我的节目里。这一次，我们给她配了一段个人情况的解说：

    李玉珍，在朝鲜出生、成长，并接受教育。旅居海外30余年，以中间商身份达成朝韩之间物资交流和进出口贸易，是海外为数不多的与朝韩高层同时保持良好关系的人士之一。今年3月、7月和8月，李玉珍经朝鲜方面批准，数次独家做客《震海听风录》节目，透露朝鲜国内最新形势，以及朝鲜官方对地区和国际形势的一些最新考虑，引起了有关国家政府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

    这一次在节目中，李玉珍还是那么的自信。她斩钉截铁地告诉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

    “美国如果不取消针对朝鲜的敌国贸易法，并把朝鲜从支持恐怖分子国家的名单中剔除，朝鲜就不可能放弃核武器。”她的话里都是干货，而且语气不容置疑。

    “那是否意味着朝鲜弃核进程可能逆转？”我问。

    “那当然。什么是弃核进程？根本就没有开始。”她的语气几乎藐视一切。这是一个与主流声音完全相反的说法。

    节目录制完，我心里还是有点忐忑。我对她说：“你的这个说法，与当前的六方会谈的大氛围很不吻合啊，你有绝对把握吗？”

    “放心吧，我的消息绝对可靠。”她的语气依然不容置疑，“六方会谈，那都是朝鲜外务省搞的东西，是做给国际社会看的。”

    我的心里又一惊：她到底是哪个部门的？

    随后的2008年整一年，六方会谈可谓高歌猛进，捷报频传。朝鲜弃核进程进入第二阶段，美朝双方人员在北京、柏林、日内瓦等地频频见面，甚至美朝关系正常化也在国际媒体的热议之中。

    2008年6月27日下午，在各国记者的现场见证下，朝鲜宁边核设施的冷却塔，在强力的炸药摧毁下轰然倒塌。

    连冷却塔都炸了，这弃核还能有假吗？

    各国媒体很快发出报道：“朝鲜弃核进入实质性阶段”“朝鲜弃核进程已不可逆转”……

    然而，一周后，出现在我节目里的李玉珍，态度依然强硬：“两个条件若不满足，朝鲜就可能退出六方会谈。”

    “哪两个条件？”我问。

    “我以前不是说了吗？取消针对朝鲜的敌国贸易法，并把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剔除。”

    “但朝鲜刚将宁边核设施的冷却塔炸毁，你怎么解释？”

    “那是显示朝鲜的诚意，但美国不可低估朝鲜的两个立场底线。”

    和她似乎已没什么讨论的了，一切都让事实来检验吧。

    2008年年底，又一次从朝鲜回来的李玉珍，给我带来了两瓶朝鲜人参酒，还特地说明：“这是朝鲜那个部门的人送给你的，他们对你表示很感谢。”

    酒瓶上不但印着朝文，而且还印着朝鲜的一些重要标志。我一时又不知如何作答。

    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一个外交官听闻此事，立刻大惊失色地说：“这酒不能喝。”

    我哈哈大笑：“为什么？有毒？只有你们美国人才有这样的阴谋论思维。”

    “哦，不不不，”美国人自知失言，忙打圆场，“我的意思是说，朝鲜的酒都很烈，你们可能喝不了。”

    我把两瓶酒放在办公室里，有重要客人来时，谈完事情就拿出来喝一小口。后来听闻我这里有朝鲜美酒，一些好酒的同事也常来“蹭酒”，不多久两瓶朝鲜人参酒就见底了，而我们则健康如故，甚至身手较之前更为麻利。

    李玉珍还给我送过朝鲜人参，我都给了我年近90岁的父母。老两口吃了人参，十分健康，健步如飞。

    美国人的“阴谋论”再次破产。

    但我对于李玉珍在节目中提供的消息一直心存疑虑，始终在寻找各种机会印证这些消息。

    就在我努力寻找机会印证这些消息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

    二、看不见的秘密活动

    2007年夏天，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进入关键阶段。其时，朝鲜在六方会谈上做出各种积极姿态，美国也开始显露积极回应的姿态，此即为“口对口，行动对行动”策略的开始。

    与此同时，朝鲜开始在包括北京、纽约、日内瓦、柏林在内的各个场合，寻求与美国的双边会晤。这里的重要看点在于：所有这些美朝双边会晤的情况，中国和韩国都被蒙在鼓里。美国不向韩国通报，朝鲜也不向中国通报。

    美朝首次电视对话：费尽周折，唇枪舌剑

    美朝双方应该打开天窗说亮话，说亮话的最直接平台，就是我们的节目。这是我当时的最直观的想法。

    前些年，台海两岸局势紧张的时候，我经常对两岸接近各自权力圈子的人士说：“你们有你们之间的沟通渠道，但请不要忽略了民众的情绪及反弹力。这年代，‘黑箱作业’已行不通了，民众需要知道你们在干什么、想什么。如果一切都是‘黑箱作业’，民众情绪达到沸点，就会以加倍的反弹刺激你们的政治决策走向偏道。”

    2007年年中，我也是以同样的方法游说李玉珍出来和美国人对话。我选择的美方对话伙伴，是美国前负责核不扩散的助理国务卿马克·费兹帕特里克。

    马克·费兹帕特里克，曾在美国国务院任职26年，2005年前担任美国负责核不扩散的助理国务卿。那是小布什的第一任期，也是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的头几年。作为美国方面的主管官员，他参加了那几年美国对朝核政策实施的全过程。2005年后，他加盟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担任该所核不扩散研究项目的负责人。

    2007年6月，我首次赴新加坡采访“香格里拉对话”，第一批认识的嘉宾中，就有马克·费兹帕特里克。

    我对节目的设计是：马克·费兹帕特里克到我们在伦敦的演播室，李玉珍则到我们在香港的演播室，我在香港主持两人的对话。两人使用的语言分别是英语和中文，我们为两位配备同声传译。

    我亲自打电话邀请马克·费兹帕特里克出席对话，他一口答应。时间、地点、对话提纲一一传送过去给他。

    过了一天，我的助手收到他的一个电邮，询问的不是对话大纲或其他内容，而是此次电视对话的报酬金额。

    很合理的想法和要求！我当即打电话给凤凰卫视当时的节目主管，申请增加报酬。想不到，节目主管居然也一口答应，末了还追问：“够不够？”

    “够了够了，美国人应该不缺这点钱。”我连忙说。再往上加，我都不好意思了。

    但李玉珍那边告诉我，她要报告朝鲜国内，因为这是她第一次代表朝鲜方面，在电视节目中与美国人对话。至于报酬，她一个字都没提。

    虽然都是以个人身份出席节目，但美国和朝鲜的区别，通过这么一件很小的事情，似乎会让人有所感悟。

    她还告诉我，她要报告的不是朝鲜外务省。“我不归外务省管，而且外务省不赞成我上你的节目。”

    问题有点复杂了。

    但只要李玉珍本人愿意出席对话，而且她背后的部门同意她出席，我就没有问题。

    几天后，李玉珍来电话，她的请示得到了批准。事情的顺利，有些出乎我的想象。

    但我还是高兴得太早了。

    “外务省知道了，不让我出席对话。”李玉珍在电话那头说。

    “外务省怎么知道的？”

    “哎呀，我和他们驻香港总领事馆的人随便说起的。”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他们？”

    “我是香港居民，我回朝鲜的签证要他们发。”

    “他们有没有权力领导你？”我明知故问。

    “没有，我不归他们管。”这句话，她总是挂在嘴边。

    “那就行了，先上了节目再说。我们是在帮朝鲜与国际社会对话。”我的语气很果断，后来想想也有点霸道，毕竟人家的签证还是要总领事馆发的。

    李玉珍似乎被我的果断说服了，好像也暂时忘了签证的事。

    但是，事情到这里并没有完。

    对话开始前的一天，已是晚上11点多。由于第二天要早起主持对话，我已经睡了。

    忽然电话铃声响起，李玉珍来电。自从参加我的节目后，老太太经常深夜来电，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

    今天，这又是怎么啦？

    “朝鲜领事馆刚才又来电话，让我明天不要上节目，否则有后果。”她的语气有些悲凉，“而且韩国也阻止我上节目，今天南韩领事在我家里坐了一天。”

    OMG！一个电视节目居然把朝韩双方都惊动了。节目还没录，双方似乎就要打一场外交仗啊！

    我内心紧张，外表仍不动声色：“哪个韩国领事？”

    “那个姓宋的。”

    这时，我心里有点想骂脏话。这宋姓领事和我认识多年，平时交情不算浅，没事常在一起吃吃喝喝。他帮过我的忙，我也帮过他的忙。但没想到，关键时刻他居然在我背后“捅一刀”。但再一想，没办法，人家也是国家利益至上啊，美朝一旦对话，那还有韩国什么事？

    但现在当务之急，是稳住李玉珍。只要李玉珍不退缩，天大的事，我来摆平。

    “我们明天的对话，总体上是在帮助朝鲜与国际对话，而且都是以民间身份，这一点朝鲜外务省不必有顾虑。”我睡眼惺忪，但语重心长。

    我接着说道：“至于后果，哪会有什么后果？我们拿出这么长的节目篇幅来帮助朝鲜，今天全世界哪个电视台能做到？得罪了凤凰卫视，我们天天骂朝鲜，这才是最大的后果。”说完这话，我自己也觉得有点霸道。“韩国那边你更不用管了，你只对你的老板负责就可以了。”

    我又补充了一句：“你这是在为朝鲜立功，朝鲜会感谢你的。”

    李玉珍似乎有点被我稳住了，嘟嘟囔囔挂了电话。

    这时，我忽然想起了李玉珍明天的对话伙伴——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人家除了来电邮要报酬外，一个电话都没烦过我。

    这一夜，我一直没有睡踏实，不知道第二天的情况会怎样。

    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的对话进行很顺畅。

    马克·费兹帕特里克和李玉珍分别坐在伦敦和香港演播室里，既彬彬有礼，又唇枪舌剑。两人都用自己的熟悉的语言——英语和中文。我们幕后的同声传译忠实、井井有条地把两人的对话既翻译给两人，也传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他们两人忙着唇枪舌剑。坐在香港主播台前我忽然觉得这两人不但分别使用其熟悉的语言，而且根本就生活在自身的世界里，相距何其之远。

    请看他们下面的对话：

    费兹帕特里克：关于进一步地去核化，美国方面期望整个核设施都会被去功能化，以一个技术方面可以检测到的方式。朝鲜会提供证明它所有的核设施的，特别是关于铀浓缩方面的设备是否已经停止了运作。如果这些要求都完成了，我想美国方面可以再往前走。

    邱震海：我们先停一下，听听来自朝鲜方面的看法。李女士，你怎么看？

    李玉珍：现在第一阶段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是到了第二阶段的去功能化，我估计朝鲜将会提出把停战协议改为和平协议的要求。因为这个弃核的问题涉及朝鲜的条件，就是把美国对朝鲜的敌对关系转化为和平关系。所以这个问题在去功能化的问题上肯定要提出。

    邱震海：好，那么下面一步，朝鲜方面有没有可能再继续提出要求美国援建核反应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知道朝鲜方面只是停留在要求韩国提供重油，那么在轻水反应堆方面呢，朝鲜有可能提出这项要求吗？

    李玉珍：那肯定是这样，因为行动对行动这个方面，朝鲜认为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它有权利用核能量来发电，但是如果全部彻底关闭，朝鲜在经济发展需要电这个问题上，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所以，除非美国提供轻水反应堆，才能够解决整个朝鲜用电的问题。

    邱震海：朝鲜方面的要求已经非常明确了，第一个和平协议，第二个轻水反应堆。美国愿意回应这样的要求吗？

    费兹帕特里克：李女士说朝鲜方面希望要有轻水反应堆这个条件，那么她可能没有这样说，但是美国方面坚持要先去核功能化，那么之后呢，我们要把所有的钚元素去除。那么我想美国方面应该非常愿意看到朝鲜的经济发展，并且提供能源，自己能够建设发电厂，而这个电厂不是必须是核发电厂。我想这个是最好的办法，朝鲜也已经同意要建立电力厂。

    邱震海：在签订和平协议方面，美国方面有什么样考虑？

    费兹帕特里克：我不是很清楚美国政府现在对朝鲜的政策，因为他们没有提到太多，但是他们所说的是，现在已经在讨论建立这样的一个和平协议的论坛。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在美国方面，布什总统都已经提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领域，美国和朝鲜可以向前推进关系的领域，必须要把韩国包括进来，中国也要加入到这个对话当中来。

    邱震海：请允许我打断一下，您刚才提到，美国方面目前有意要签订和平协议，但是这个签订和平协议是不是以朝鲜完全彻底的弃核作为前提条件？这两者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吗，还是双方可以同时并进的两个行动？

    费兹帕特里克：对于和平机制的态度，它并不是依靠于完全的去核化，但是必须要有一个进程。那么在这个进行当中，我想和平协议的对话就可以开始了。

    邱震海：朝鲜方面进行到哪一步，才能被美国方面认定可以签和平协议了？

    费兹帕特里克：我不认为美国政府已经非常清楚地说出了这个前提条件。但是在2月份的协议当中，已经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关注点，就是结束朝鲜的战争状态。那么我相信，我们六方会谈还是要在去核化的这个进程当中去寻找，他们可以开始关于和平进程的对话。但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邱震海：我注意到您刚才在说的时候，用了不同的字眼，有的时候称和平协议，有的时候称和平进程。我也注意到，美国驻韩国大使不久以前说到朝鲜半岛的和平机制。那么按照美国方面理解，到底什么是朝鲜半岛的和平机制？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仅仅是指朝鲜战争的和平协议，还是指未来可以包括东北亚的既定安全机制，还是包括什么样的东西？

    费兹帕特里克：我想这是一个框架，而且这个词也是朝鲜用的，那么这个问题最好问李女士吧。我想要让朝鲜半岛实现和平，就是要保障它的安全，这个安全机制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邱震海：好，李女士，现在把球还给李女士。朝鲜方面一路都说，要朝鲜弃核，美国必须做到一点，就是完全彻底地放弃对朝鲜的敌视政策。到底什么叫美国方面完全彻底放弃对朝鲜的敌意？平壤方面认为到底什么样的指标才能够让平壤觉得，美国已彻底放弃了对朝鲜的敌意？

    李玉珍：我认为是这样，朝鲜一直讲的核武器的问题，就是因为美国的对朝鲜敌对关系的一种产物。所以如果不铲除这种对朝鲜的敌对关系，朝鲜是没有办法放弃核武器的。这个停战协定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一种战争的状态，技术上面讲也就是说处于战争的情况下，怎么可以放下武器呢？想叫朝鲜放下武器的话，那一定要有一个和平共处的状态。

    邱震海：换句话说，就是美国愿意跟朝鲜签订一个或者包括跟其他国家在内签订一个朝鲜战争的和平协议，就可以被朝鲜认定为美国开始放弃对朝鲜的敌意。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李玉珍：除了签订协议以外，还有很多比如说从支持恐怖分子国家的名单当中除名，还有敌对国交易法适用对象，要把朝鲜去除，还有取消金融的封锁。这都保证在里边了。

    费兹帕特里克和李玉珍两人，在彬彬有礼中唇枪舌剑。电视机前的观众虽然听着同声传译，但明显感受到美朝双方各自具有官方背景的人士，在中国的电视节目里出场，坦率地亮出了观点，同时又务实地探讨了眼下的难点及出路。

    作为主持人，尤其是这一对话的策划人，节目播出时，我终于松了一口气：终于一切安然无恙，原来美朝双方是可以在我们中国的电视节目里这样自如地对话的。

    但没想到，节目播出半个小时后，我的手机铃声就响了。

    外交风波骤起

    手机铃声在节目播出后响起，一般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的朋友中的热心观众，或称赞节目做得好，或把当天的节目“痛骂”一番；另一种则比较麻烦，是间接来自一些大人物的电话，那多半没什么好事……

    今天又是哪方神圣来电？

    我一接电话，那头传来的是我熟悉的声音，一口说得有点僵硬的中文普通话。

    “邱先生吗？我是朝鲜领事。今天的节目，我们的官方很不高兴。你们在没有获得我们批准的情况下，邀请朝鲜的人士和美方对话，这是对朝鲜内政的干涉，也是对六方会谈的破坏。”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来自朝鲜这样不友好的电话，我还是第一次接到。

    “李玉珍不能代表朝鲜。你们的节目是对六方会谈的破坏。六方会谈如果失败，你们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电话那头的语气越来越强硬。

    “我们是独立的电视台，一切以新闻重要性为准则，播放什么节目是我们的自主权利。而且在任何地区冲突问题上，我们都秉持建设性和沟通的原则。”我语气平和，但也保持适度的强硬。

    “你们播出什么节目，当然是你们的人权，”他忽然用了“人权”这个词，不知是中文程度不够还是故意为之，“但六方会谈万一遭到破坏，你们还是要负责的。”

    “我们的节目不是外交谈判，不可能替代六方会谈的作用，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破坏六方会谈的事情。”我也毫不示弱。

    “这是我们的官方意见，同时我们也希望你们明天不再重播这一节目。”

    “对不起，这是我们编辑自主范围内的事情。”我挂了电话。

    一场不愉快的电话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很快，李玉珍的电话也来了，平壤外交官也对她施加了压力。

    “破坏六方会谈”的这顶帽子，悬在半空中，让我一时有点不知如何办好。毕竟，这涉及外交。

    我拨通了一位管理高层的电话。

    “他们是中共中央吗？我们凭什么听他们的？”电话那头管理层的嗓门很高，火气比我还大。

    “那明天的重播是否照常进行？”我问。

    “做完的节目，哪有不播的？”电话那头依然怒火冲冲。

    我吃了定心丸。

    第二天，节目照常重播。奇怪的是，平壤外交官的电话再也没有打来过。

    “你们和外务省的步调怎么这么不协调？”风波过去后，我这样问李玉珍。

    “我早就和你说过，我不归外务省管。”李玉珍也很坦然，但这句话已重复了N次。

    “但你们一个国家，总要有个统一协调吧。”我说。

    “外务省负责六方会谈，他们当然希望能谈成，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业绩。但国家高层从全局出发，则会有更深的考虑。”她说这话时候，似乎给人战略家的感觉。

    “什么考虑？”我也有点明知故问。

    “两手准备呗。你们中国人也经常讲的，一手硬，一手软。没有软的一手，和平没有希望；但没有硬的一面，和平也没有希望。”

    “但外务省这样给你找麻烦，你以后会有问题吗？”我开始为她着想。

    “我不怕，”她操着东北口音的中文说道，“我们的人在领袖身边，比外务省的人更重要。”

    “……”轮到我语塞了。

    “你仔细看每次金正日接见外宾，在他身边坐着的，就是我们的人，而不是外务省的人。”

    接着，她说出了她的部门领导人的名字。

    我开始有点开窍了。

    “我跟你说，我为这个国家立过功、坐过牢，我的身上至今还有南韩人给我留下的伤。”她接着说道。

    我的眼睛开始睁大、放光，还有这样的事？

    一个更大的故事，似乎像一幅画卷，在我面前徐徐展开……

    一个朝鲜“地下党”的经历

    李玉珍开始给我讲述她早年的那些事儿。

    她20世纪60年代就抵达香港，屈指算来已在香港生活了40个年头。我再掐指一算，40年前，她应该才20多岁，正是青春美貌的大好年华。

    那时的香港，远没有现在那么发达，但却比现在更有神韵和魅力。那是一个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和情报中心。朝鲜战争的风云，曾从香港的上空穿过；越南战争的硝烟，甚至也飘到了维多利亚港湾。

    香港中环雪厂街，有一个“香港外国记者会”。今天打开这个记者会的门，里面已没有多少是真正的外国驻港记者。但在20世纪50—70年代之间，这里却是地区风云和战火的见证地。很多西方国家的记者，就是从这里走上朝鲜和越南的战场；或是从战场上下来，在这里得到短暂的休息，并交流彼此的信息。

    推开“香港外国记者会”的门，右面墙上挂着一块匾，上面印着从1950年到1977年间，在历次战争中牺牲的这个记者会的会员，其中最多的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从1977年安曼战争之后，“香港外国记者会”就再也没有会员在战场上牺牲，直到2013年又有一名记者在伊拉克牺牲，2014年另一名会员在阿富汗牺牲。

    走进这个记者会的酒吧大厅，只见墙上挂着许多照片，其中绝大部分是这个记者会的会员当年在各个战场拍摄的战地画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位英俊西方男士的照片，西服、领带，轮廓鲜明的脸庞，斜倚在桌边，面前的酒杯里还有未喝完的酒，显然是微醉状态，但却显出一种特殊的魅力，甚至有点像男影星格利高里·派克。但你千万不要看照片下面的文字，那上面写着：“法国××报摄影记者，1954年在老挝战场工作时触雷死亡，时年41岁。”这位明星模样的记者，当年就是从这里走上老挝战场，并在那里献出了生命。

    这幅照片的对面，挂着这个记者会其他一些会员在越南战争期间拍摄的照片。其中一张显示一个南越官员近距离枪杀越共成员的场景，手枪贴近越共成员的太阳穴，手指几近扣动扳机，那位越共成员露出极其惊恐的神情……

    美貌青春年华的李玉珍，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抵达香港的。

    她没有对我讲，她是怎么来到香港的，又在香港做了些什么。有些事情，不该我知道的，我也不便多问。

    但她既然提到曾经坐过牢，而且还有南韩人给她留下的伤，那我就当仁不让地问了。

    “20世纪80年代，我去南韩，不小心被南韩人抓住，坐了8个月的牢。”她说这事的时候，好像在说昨天逛超市一样。

    “你去南韩干什么？怎么被抓住的？”我好奇。

    “去接情报，被南韩发现了，就抓进去了。”

    “抓进去以后又怎么样？”

    “严刑拷打，打断了两根肋骨。我身上的伤一直到今天，只要天气不好就还会隐隐作痛。”

    ……

    “你应该是今天朝鲜的无名英雄了。”我有一次对李玉珍这样说。

    1981年春节前后，一部名叫《无名英雄》的朝鲜电视连续剧风靡中国。其中，一个名叫俞林的朝鲜特工，早年就读于剑桥大学，后以记者职务为掩护，在朝鲜战争中周旋于各国记者和美国军官之间。俞林的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引起了中国观众的极大兴趣。

    “是，”她倒也当仁不让，“我确实为这个国家立过功，他们都知道。”她嘴里的“他们”，显然是指她在平壤的组织。

    “但你今天和韩国的关系怎么也不错了？”我又开始好奇。

    “现在都没有问题了，我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个地区的和平，南韩他们也都知道。”她提到韩国的时候，一直刻意保持不说“韩国”，而是说“南韩”。了解朝鲜立场的人们都知道，称“韩国”，那就等于认同其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称“南朝鲜”或“南韩”，那就认为这只是国家的一个部分，最终仍要走向统一。

    我对李玉珍说：“今天世界上，像你这样死心塌地为朝鲜说话的人，好像也不多了。”我说的确实是实话，就连我的90多岁的母亲都知道，只要李玉珍在我的节目里出现，那就必定是为朝鲜说话。

    “是，是不多了。我真的是觉得，全世界都要对朝鲜多一点理解。这个国家一直处于美国的封锁中，很不容易。”李玉珍回答。

    “但朝鲜今天的思维和行为，也并不都是美国造成的，其中也有这个国家自己的原因吧。”我小心翼翼地试图和她探讨这个问题。

    她努力地辩解：“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但主要还是美国的封锁造成的。”

    我还是有点不死心：“但你在香港生活了40多年，你难道真的一点都没有受到香港的影响？难道你真心觉得朝鲜做的都是对的？”

    “我当然喜欢香港的生活。我的家人都在香港，我的儿子广东话讲得比我好得多，我的生意也在香港。没有香港，就没有我的今天。但我还是觉得，朝鲜这个国家不容易，那么多年受人封锁，一定要有人帮帮她。”她的回答也很坦率。

    刹那间，我眼前似乎出现我们从小接受教育时就闪现的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形象。李玉珍到底是什么政治身份，我一直没问，但我觉得她似乎很符合那些形象。

    “朝鲜应该给你授个勋章，你在我们的节目里为他们讲话，这个作用是没有人能够替代的。”我说。

    “这个他们都知道。”她也丝毫不谦虚。

    但有一次从朝鲜回来，她的情绪很低落，见了面也久久不愿说话。

    “我的妹妹饿死了。”沉默良久，她才说出真相。

    我听后吓了一跳，还真有这样的事情，而且就发生在眼前！

    “怎么回事？”我问得小心翼翼。

    “我妹妹住在朝鲜，我几次回去都没有见到她。这次回去才知道，她已经去世了，吃的东西不够。”她说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她又说：“开始时，他们还不告诉我。这次我回去问了，他们才告诉我。”

    我一时不知如何安慰她。

    “你为你们国家做了这么多事，怎么可以这样？”我最后的安慰，显得很苍白。

    她没有说话，眼泪依然在打转……

    但一转身出现在节目里，她却依然是朝鲜的“代言人”形象。她的内心冷暖，恐怕很少能有人一窥。

    不过，有那么一段时间，她对朝鲜的政策也产生了困惑。

    “其实，他们的有些政策我也不同意，”她对我说得很坦率，“但我看朝鲜受美国封锁，这个国家不容易，所以总想帮帮这个国家。”

    我对她说：“那你可以站在一个相对中立的角度，也可以对朝鲜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批评，或提一些建议。”

    “是的，我爱这个国家，所以不想看着这个国家走上与国际社会对立的道路。”李玉珍说道。

    那一刻，我从李玉珍的眼光里，似乎读出了一丝独立的人格。

    “我可以在屏幕上把你的头衔改一下，以显示你的超然和中立。”我建议道。

    所以，有一阵子，李玉珍出现在我的节目中的头衔不再是“与朝韩高层关系密切的商人”和“朝鲜评论员”，而改成了“香港的朝鲜问题评论员”。她也委婉地对朝鲜的一些策略提出了建议，甚至是批评。

    但更多的时候，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李玉珍还是坚定地站在朝鲜这一边。

    2014年10月中旬，李玉珍在我主持的《寰宇大战略》节目中，与中国少将罗援、韩国教授全家霖同台，唇枪舌剑，激烈交锋，传达的全是朝鲜的立场和声音。

    这时，距离我和她刚认识时已经好多年了，但她的锋芒却依然未减。望着她那略显苍白的脸，我忽然对她有一丝敬意。她年逾六十，本无须如此热切地介入政治。她自己在香港也有生意，而且在大陆还有地产，衣食无忧，可以活得很悠闲。但她对朝鲜却一往情深。

    录完节目我才知道，十天后她就将住院动一个大手术。手术前的每一晚，她都要靠服用止痛药才能入睡。但参加节目前，为了保证第二天在节目中有良好的表现，她硬是不服用止痛药。

    一个下午，三场激烈的对话下来，李玉珍的脸色更加苍白，脚步都有点颤抖。

    各国神秘机构闻风而来

    从2007年到2009年间，李玉珍差不多每年都有十几次出席我的节目，其中绝大多数是单独出席节目，也偶尔出席与美国、中国、日本人士的对话，但无一例外地均是替朝鲜说话。

    渐渐地，她的名声越来越大，找她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越来越杂。

    “今天，美国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在我家里，采访了半天，现在刚走。”有一次，她这样打电话给我。

    “美国电视台想知道什么？”我问。

    “他们和你一样，也对朝鲜的情况和下一步计划感兴趣。”她答。

    这个美国电视台后来又找过她很多次，她似乎每次也都是有问必答。

    其间，她也多次抱怨，说我们给的车马费太少，有时车马费还不够她坐出租车的费用，甚至有时还不准时汇到。说实在的，嘉宾车马费的管理，除了很少的几次例外，我一般很少过问，而且说出来大家可能不相信：作为上市公司，我们的财务管理极其严格，很多时候即便我过问了，也没有用，所以到最后我也懒得过问了。

    “人家外面都以为我拿了你们很多钱。”她有一次这样抱怨。

    “哈哈，这也证明我们的合作是干净的，你的动机是纯洁的，”我也开玩笑兼自嘲，“我们是个电视台，不是那些特殊部门。我们服务的是公众利益，哪有这么多钱？”

    但是，找她的人，真的越来越多，其中有美国、韩国的记者，也有韩国的外交官们。她曾经提到的“宋领事”和他的继任者们，也都经常是她家里的常客。

    这中间，当然也免不了中国某些特殊部门的人。

    有一次，她打电话给我：“中国某一个部门的人，最近也找我了。”

    我问：“他们和你谈什么？”

    她答：“他们主要是了解朝鲜对六方会谈的态度，以及很多内部的想法和分歧。他们和你不一样，他们是写内部报告的。”

    她又说：“他们都是看了你的节目后，才找到我的。他们都很佩服你，说你在节目里很厉害。”

    “哈哈，不用吹捧我了，我只是个新闻工作者，我不会和任何与新闻工作无关的机构接触。”我答道。

    这时，我觉得，我必须再次清晰地亮明我的立场了：“我和你的合作，都是从新闻的角度出发的。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在节目里播出。由于我们服务的是公众利益，所以我们也没有多少车马费给你。不过也正因如此，我们才正大光明。由于我们的节目，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特殊机构来找你，你是否和他们往来，这是你的权利，我不会干涉。但作为朋友，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谨慎。”

    说完这话，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多余。说这些话的前提是，她不是一个情报专业人士，那么我这样说是为了保护她。但如果她本身是个情报专业人士，那我的这些话就纯粹是多余的了。

    但说实在的，她到底是不是个专业人士，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她的真实身份，我不关心

    读到这里，也许朋友们会感到不解，你和她打交道这么多年，怎么会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这其实也正是我问自己的问题。有一段时间，很多朋友提起我的这位朝鲜神秘嘉宾时，就会用神秘的语气说：“有一位朝鲜的特工上了《震海听风录》节目。”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会说：“连我这个发掘者都不知道她的身份，你们怎么知道的？”

    我确实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与她的合作。对我来说，她的身份只有一个：我的嘉宾。

    这么多年，《震海听风录》和《寰宇大战略》两个节目，数千人次的嘉宾，职业、身份参差不齐，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当然，大部分嘉宾的身份都是公开的、真实的。但也有一些嘉宾的真实身份，未见得和他们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身份完全吻合。当然，大部分嘉宾出席节目的目的都是清楚的、单一的，但也有些嘉宾的目的并不单纯，有的也许有个人目的，有的也许有其背后的国家或组织的意图。

    但对我来说，衡量他们能否上我节目的标准只有一个，即他们是否具有新闻价值。我服务的对象和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电视机前的公众和他们的知情权。

    既然这样，只要具有新闻价值的，我都乐意邀请他们上节目，甚至经常是我亲自出马，展开各种游说和关系疏通工作。李玉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本书的前后章节里，大家都会读到我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特殊嘉宾们的往来故事。

    当然，那些身份特殊的嘉宾们，出席我的节目，一定有其个人或组织的目的。但那也没关系，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他们心里最真实的那部分声音掏出来，服务于我的公众目的，而不管其真实身份和动机是什么。

    唯其如此，大家经常可以看到我在节目中“咄咄逼人”，也有观众批评我不够中立，粗暴打断嘉宾。我只是不愿把时间浪费在一些无聊的问题上，而是想直逼问题本质而已。

    我为什么要接近朝鲜？

    随着时间的推移，奇怪的是，我在朝鲜驻港机构的眼中，似乎变成了越来越不受欢迎的人。

    我在本书的前面写过，2000年上半年，朝鲜驻港总领事馆成立之初，我是最早向香港和国际社会详细报道这个机构的记者，为此还一度与这个机构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也有不错的私人关系。

    2002—2006年间，我经常受邀参加在香港举行的朝鲜问题闭门会议。在会上，经常可以看到朝鲜与韩国两国的外交人士，有说有笑，有时候用韩语（朝语），有时候干脆用中文。那一刹那，很难看出，这居然是两个互为敌对的政治实体的工作人员；更难想象，这两个政治实体在未来几年里，会出现如此“亲者痛，仇者快”的局面。

    那一刹那，我的心里着实有一丝唏嘘，不仅为他们，而且也为我的祖国。今天的世界上，只有朝韩和台海两岸的人们，虽然同宗同族，同文同语，但却依然可以随时剑拔弩张……

    2006年夏季的一天，一名朝鲜外交官忽然给我电话，邀请我们参加那年八月在平壤开幕的“阿里郎”艺术节。

    “阿里郎”艺术节是朝鲜由国家主办的传统艺术节，在国际上颇有些名气。之所以有名气，不仅是由于这是朝鲜官方用来推广其国家形象的有效途径，而且更由于这一艺术节的组织精良。参加“阿里郎”艺术节开幕式的演员，往往多达十万人，但从远处的观众席一眼望去，那十万人的动作整齐划一，根本就像一个人在舞动他（她）的双手和双脚。

    十万人如一人，这是何等的规模？这一规模的背后，又隐藏着多少艰苦卓绝的训练？

    “这样的组织和训练，在西方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一位欧洲外交官看了“阿里郎”表演后这样说。

    “为什么？”我们每每以为这是由于西方人缺乏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所致。

    “很简单，这么多人，你让他们每天不上班来训练，那谁支付他们工资？”欧洲人的回答很直白。

    确实也是一个很直白的道理。难怪，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像这类的大型歌舞体操，在今天的中国也越来越难看到了。

    然而，这也正是“阿里郎”艺术节吸引人的地方。世界各国的人们，仿佛就像追寻着一个即将绝迹的事物，对“阿里郎”艺术节及其表演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但对我们来说，这却是接近、走近朝鲜的极好机会。

    说来可能有人不信，我们的节目要邀请美国政府官员易如反掌，但对近在咫尺、甚至与中国还有意识形态渊源的朝鲜，却一直难以靠拢。如果不是那样，就不会有前面描述的我与李玉珍的交往了——那目的也是为了要打开通往这个国家的一扇门。

    但有了朝鲜驻港机构的邀请，我们进入朝鲜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2007年4月，我们首次进入朝鲜。虽然此次朝鲜之行本身乏善可陈，因为严密的“保护”之下，我们几乎不可能获得近距离获得真实新闻的任何机会。但那毕竟是我们第一次进入这个铁幕后的神秘国家，我们必须用心敲开这个国家的“心灵之窗”。

    所谓敲开这个国家的“心灵之窗”，就是在获得其充分信任的情况下，逐步将其引导上与国际社会良性互动的平台。

    当我这样娓娓道来的时候，您也许觉得我们做得很轻松，但落实在具体的日常细节中，不但我们自己，甚至就连我们的观众都会产生很大的困惑。

    如前所述，2007年4月，我首次进入朝鲜。短短的一个星期，没有见到一个真实的朝鲜。我们的所见所闻，都是经过特别筛选的；我们的所吃所住，都是当时的朝鲜接待外国记者中最高规格的。

    但我和同事还是试图挖掘一个真实、率真的朝鲜。

    我们的朝鲜陪同一行两人，流利的中文，友好的态度，专业的服务都无可挑剔。在平壤一个政治旅游景点，朝鲜导游的英语居然还带有伦敦口音。一问之下才知，她没有去过英国，一口伦敦英语都是在平壤学会的。

    但我还是想探寻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

    “我们不可能学习中国的改革开放，”朝鲜同志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你们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时，已经与美国和日本改善了关系，所以你们可以放心打开国门。而我们的周围都是敌人，若打开国门，自己还没出去，敌人就已经进来了。”

    说得似乎有道理，但仔细想想却又似是而非。

    平壤的秩序良好，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事实。我的同事丢失了随身所带的5000欧元的现金，几个小时后居然还能安然找回，这也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事情。回来后，我将这一经历告诉韩国朋友，他惊叹：“这事在韩国不可能发生。”

    “他们不需要钱，那里不是市场经济，钱对他们没有意义。”一位香港朋友听后这样说。我迄今依然认为，这是一种偏见，至少是误解。

    我们的朝鲜陪同可能身怀特殊使命，但他们的朴实和真诚，我们却能感受到。而这种朴实和真诚，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已久违了。

    离开平壤前的那天晚上，我和同事开了红酒，与我们的朝鲜陪同畅怀豪饮，直到凌晨4点。那一晚，大家都觉得依依不舍，也都掏了心窝子。我忽然觉得，他们对世界其实很了解，完全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那样封闭，他们不是不愿为，只是不能为而已。

    一样的聪明人，一样的明白人，只是大家身处不同的环境而已。

    离开平壤的那天，为我们送行的朝鲜同志隔着机场的玻璃，向我们挥手告别。我忽然有种莫名的伤感，只是过了许久也不知道，伤感究竟来自何处……

    姜昆对我的批评，点到要害

    2010年4月的一天，我在云南大理主持一个论坛，其中的一位嘉宾是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姜昆。

    姜昆不但相声说得好，而且提出的问题也很尖锐和一针见血：“震海，我很欣赏你的节目，但就是有一点，我们周围的朋友对你都不理解，甚至还有点意见：你为什么有一阵那么热衷帮朝鲜说话？”

    姜昆的问题，让我一时觉得不知从何说起。但我必须承认，他的问题触到了问题的本质。

    确实，在有一段时间内，我在节目中比较多地帮朝鲜解释一些事情，似乎给人一种帮朝鲜说话的感觉。比如，我在各种节目的评论中，尝试站在朝鲜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比如他们面对美国封锁下的心态，以及目前所出台的那些在我们看来似乎不太理性的策略等。

    “如果我们处于那样的环境下，我们又会怎么做？”我经常这样问自己。

    我当时还有另外一些考虑，那就是：第一，朝鲜这个国家与世隔绝已久，而且也是与国际社会之间充满了不信任，因此我们需要慢慢帮这个国家找回与国际社会的互信，而帮其找回互信的第一步，就是先获得他们对我们的信任。第二，中国作为朝鲜的邻邦，尤其也是曾饱受帝国主义奴役的国家，我们既对朝鲜目前的一些做法有不同看法，同时又对他们深表同情，因此作为中国的独立媒体，我们应该做的，既不是单方面站在朝鲜的立场上，同时也不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上，而应该给朝鲜感觉是其走向世界的桥梁，给西方感觉是通向朝鲜的大门之一。

    但现在回头来看，这样的想法显然有些天真了。从媒体日常运作的角度看，朝鲜驻港机构确实与我们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其公关工作做得不可谓不好。但由于体制的不同，这种互动常常让我感到很为难。

    比如，朝鲜的新闻官经常会送来一些朝鲜国家媒体的电视影像资料，要求我们播放。由于我只是主持电视谈话节目，很难实际使用这些资料，所以一般我都会把这些资料转给我们的专题部同事，由他们决定是否或如何使用这些资料。

    但在我的谈话节目里，朝鲜官方机构又往往会暗中角力，要求我的节目风格向着“更亲近朝鲜”的方向靠拢。这一点，在其对李玉珍参加我节目的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他们不喜欢你对我咄咄逼人的提问。”李玉珍好几次这样告诉我。

    “他们是谁？”我试图搞清，“他们”究竟是李玉珍部门的人，还是朝鲜外务省。

    “不是我的部门，我的部门的人对你很满意，”李玉珍说，“是外务省的人，他们认为你对朝鲜不友好，是故意那样对我咄咄逼人。”

    于是，我很耐心、很详细向她解释，“咄咄逼人”是一种电视风格，我这个人其实还是很随和的。主持风格的“咄咄逼人”，是为了引起观众更大的兴趣。同时，由于“咄咄逼人”，才能给她更多“反击”和发挥的机会，在一来一往的过程中把朝鲜的立场表达出来。

    电视，首先是一种娱乐工具，其次才具备其他功能，包括宣传功能，这也就是所谓的“寓教于乐”。

    “我的这个风格，就连很多中国官员也不习惯，但他们还是能容忍我。所以请朝鲜同志放心啦。”我试图安慰她。

    “我没有问题，”李玉珍又说道，“但他们认为，你这样做是对朝鲜有敌意。”

    哦，天啊，文字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那他们认为对朝鲜友好的人，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呢？”我问，“总不能把我变成朝鲜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吧？”

    “我都很理解，”李玉珍说，“但他们还是把你看成对朝鲜不友好。”

    我开始明白，2009年以后，为什么朝鲜的很多官方活动，我渐渐不在邀请名单上了；我也开始理解，为什么李玉珍出席我的节目，会遇到来自朝鲜驻外机构的那么大的阻力了……

    朝美在港秘密接触？

    但在私下的场合，朝鲜外交官一方面对我的节目施加压力，并同时把我从邀请名单上删除，另一方面则又试图通过我，与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建立联系。那又是2008年的事情了。

    你能想象吗？2008年，当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当朝鲜外交部门竭力阻止李玉珍在我的节目里与美国前官员对话的时候，朝鲜外交官向我提出了要求，希望我能帮他们与美国驻港总领事建立联系。

    “你经常出席各国在港机构的酒会，能否找一个合适的场合，介绍我们与美国总领事见面？”朝鲜驻港的黄领事有一次这样对我说。就是这位领事，在李玉珍出席我的节目并与美国前官员对话后，气势汹汹地对我说：“你们要为破坏六方会谈负全部责任！”

    当我听到黄领事对我提出这个要求后，一时间我也有点糊涂了。难道美朝想在香港接触？准确说，难道朝鲜想与美国在香港秘密接触？

    从级别上说，黄领事的级别与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不在一个层次上：他只是朝鲜驻港的领事，在他之上还有总领事。但那一年，朝鲜驻港原总领事因病返朝治疗，后在朝去世，总领事位置一直空缺，黄领事实际上是署理总领事。

    从这个角度看，黄领事对我提出与美国总领事见面的要求，显然绝非个人行为。

    这里的背景是：从2007年开始，当六方会谈正在进行时，美朝双方在全球多个地方举行双边秘密会晤，这些会晤地点包括北京、纽约、柏林、日内瓦等。最重要的是，这些双边会晤的内容几乎都瞒着中韩双方。

    有一阵，韩国驻港外交官见了我就问：“美朝双方最近在柏林（或日内瓦）谈了些什么？”

    “美国是你们的盟友，美国理应向你们通报才对。所有的消息到了我这里，都已是快要公布的消息了。”我回答。

    “真正关键的东西，美国是不会向我们通报的。”韩国外交官回答得很诚实。

    因此，当朝鲜领事向我提出要与美国驻港总领事见面的时候，我的头脑里自然会出现很多问号。

    2008年时的美国驻港总领事名叫郭明瀚，美国资深外交官。这是一个少年老成的美国人，早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锡拉丘兹大学政治学及心理学系，通晓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亦懂中文，36岁时即被当时的北约秘书长沃尔纳任命为北约副主管，半年多后升为正主管，为北约秘书长在德国统一、苏联和华沙条约解体以及北约全体1200名跨国员工的管理方面提供意见。

    那是一个风云动荡的年代，冷战结束、德国统一、苏联解体，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在世界舞台上需要重新寻找方向和战略。30多岁的郭明瀚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重用，得到历练。

    但这又是一个有点内向，甚至有点羞涩的美国人。我2007年曾为香港《信报》撰写了一个对郭明瀚的系列专访的文章，此后就算与他熟悉了。但每次与他见面，他都显得有些矜持，甚至握手时还会感到他的手经常是冰凉的，令人对他的健康产生怀疑。

    忘了是哪一个国家的国庆酒会了，朝鲜的黄领事知道郭明瀚将出席，几天前就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在酒会上引见他与郭明瀚认识。

    那天的酒会上，黄领事几乎就一直跟在我身后，寻找着与郭明瀚见面的机会。

    此时的黄领事，与指责我“破坏六方会谈”时显然判若两人。

    酒会临近结束，郭明瀚一个转身向我走来。由于我不久前刚在香港《信报》发表了对郭明瀚的系列专访，所以他专门向我致意。就在他与我握手寒暄的时候，朝鲜的黄领事紧紧跟在我的身后。

    “这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外交官。”我不失时机地将身后的黄领事介绍给郭明瀚。

    郭明瀚一怔，随即看到的是黄领事一张笑吟吟的脸。两人几乎同时向对方伸出手，但相比之下，郭明瀚有些意外和勉强，而黄领事则颇为主动和积极。

    “很高兴认识你。”黄领事笑吟吟地递上名片。

    “谢谢。”郭明瀚收下名片，礼节性地扫了一眼上面的文字，随即也掏出自己的名片。

    黄领事：“希望能与你保持联络。”

    郭明瀚的回答很具外交辞令色彩：“我们两国的人在很多地方都见过。”这句话，显然可以有多重解读。

    黄领事点头，含笑。

    又是礼貌性的握手，郭明瀚转过身去离开了。

    “谢谢你的引荐。”黄领事依然是一张笑吟吟的脸，此时完全没有了指责我“破坏六方会谈”时的气势汹汹。

    美朝之间后面的事情，我就不得而知了。

    前些年坊间有传闻说，美朝曾经在香港秘密接触，达成了一些重要协议。对此，我完全不知情。

    2013年夏天，新任美国驻港总领事夏千福抵达香港。夏千福曾任美国的朝鲜半岛问题特使，坊间传闻他此次到港赴任，朝鲜半岛问题将是他关注的焦点之一。

    夏千福抵达香港后，中国大陆十分关注其对香港问题的态度和举动。岂不知，有不少迹象表明，夏千福到港履新后，美国通过香港对朝鲜半岛的关注增加了。

    但这一切，都已不在我的密集关注范围之内。

    2012年以后，随着《寰宇大战略》的开播，我的关注范围大大扩大，已很难在某个单一国家或议题上投入像过去那么多的精力了。但不知怎么，我有时还是很怀念《震海听风录》刚开播那阵，为了一个40分钟的节目，我可以与李玉珍电话沟通近十个小时。

    我依然与李玉珍保持着松散的联系，偶尔通个电话，互相问好，也会交流一些信息。

    这些年，我们的合作不像过去那么密了。她忙她的生意，也许还有那些特殊的工作，而我则忙于自己的两档节目，以及学术研究。

    回想起那些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彼此都有些唏嘘……

    三、朝鲜一旦突变，各国怎么办？

    2014年年尾，就在我对本书进行最后润饰、收尾工作的时候，朝鲜半岛忽然传来一些匪夷所思的突发新闻。

    来自平壤的黑客？

    2014年圣诞节前夕，美国索尼公司一部名为《刺杀金正恩》的电影被迫取消播映，该影片的大幅海报被迅速从美国各地的广告架上取下。据说，由于这部电影的题材，朝鲜年轻领导人金正恩勃然大怒，并对美国施加了强有力的压力。

    -虽然索尼公司取消了《刺杀金正恩》的播映，但愤怒的朝鲜依然声称找到了美国政府参与该项目的证据，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对朝鲜的宣传攻势。

    -圣诞节前两天，美国宣布其部分电脑系统遭到黑客袭击，并确认黑客来自朝鲜。美国认定，这是朝鲜方面针对美国的报复行为。

    -朝鲜立即否认黑客行为，但又表示将“炸掉美国白宫”。

    朝鲜中央通讯随即发表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朝鲜已经发出了最强烈的反抗……这一反对行为并不仅仅针对一个电影制作公司……朝鲜军人和朝鲜人民都准备好要与美国进行全面抗争，包括从网络战争到炸掉这些大本营在内的所有抗争。

    相信所有读了这些文字的人，只要有正常思维，都会不寒而栗。更有意思的是，朝鲜官方前脚否认黑客，官媒后脚就表示“全面抗争，包括从网络战争到炸掉这些大本营在内的所有抗争”，又让人做何联想？

    但对于朝鲜，善良的人们往往都有着多一份的宽容和同情。本章前面提到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对我的批评，同时，也有一位北京的官位不小的朋友对我说：“我们对朝鲜总是很宽容，因为从朝鲜身上，我们看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影子。”

    就在美国指责朝鲜发动黑客攻击时，2014年12月22日，朝鲜宣布遭到黑客袭击，全国电脑系统瘫痪好几个小时。朝鲜方面随即宣称，黑客来自美国。

    美国总统奥巴马针对《刺杀金正恩》一片被取消播映一事表示，同情索尼影业的决定，但认为停止发行是一个错误。他表示，事件涉及言论和表达自由的基本原则，不应该立下不良先例，让一些独裁者的图谋透过网络攻击而得逞。他呼吁国会通过相关的网络安全法案。

    但奥巴马的态度随即遭到美国强硬派的批评。共和党议员麦凯恩表示，奥巴马有关“不是战争行为”的说法是错误的，罗杰斯在接受采访时虽然表示不反对总统“战争行为”一说，但他也认为奥巴马政府及其幕僚在袭击发生后竟“放任朝鲜当局”是不对的，罗杰斯强调朝鲜仍然是“暴力威胁”，美国针对平壤仍要进一步加大制裁。

    朝鲜与美国强硬派，互相指责对方的行动是“战争行为”，也许你依然觉得这是一场“口水战”。但翻开人类历史就可发现，曾经有许多的战争，往往就是在这样的“口水战”和情绪升级中忽然爆发而一发不可收拾的……

    未来几年：外力引发朝鲜突变？

    让人觉得诡异的是，临近2014年年尾时，朝鲜的一系列“异常”举动：

    -2014年12月中旬，朝鲜举行金正日去世三周年祭奠仪式。与朝鲜素来关系密切的中国，居然没有在被邀请之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尊重朝鲜人民的选择”。但朝鲜事后又宣布，由于埃博拉病毒蔓延，没有邀请外国代表团。

    -时近2014年圣诞节，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朝鲜正在改善与日本的关系，并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众所周知，日本是朝鲜的宿敌，朝日关系改善突然到来，令人产生无限的遐想，其间朝日双方显然都有各自的战略需求。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已邀请金正恩在2015年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之际访俄。

    -而中国，似乎被朝鲜严重地冷落了。这几年里，人们没有看到或听到中朝两国新领导人之间有任何的互动。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朝鲜内部发生了许多令人无法预料的变化，其中最让人瞠目结舌的就是张成泽的被处决。从朝鲜官方公布消息到张成泽被处决，前后只有短短的六天时间，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令全世界的观察家都难以应对。

    这个国家，经常给人太多的意外、惊奇和不确定。

    未来几年，类似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是否还会接踵而至？将达到何种规模？

    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未来几年，这个国家是否可能发生突变？一旦突变，各国有何预案？

    这两个问题，几乎人人心中有，人人口中无。走遍中、美、韩、日、俄和欧洲大国，谈到朝鲜问题，各国官员和学者都不约而同地会提出这两个问题，但谁都没有答案。

    我决定把这个问题挑明，而且在电视节目中公开进行讨论。

    当然，讨论的方式和风格应该是友善的、建设性的，但问题不应被掩盖，因为这涉及这个地区的稳定，以及相关国家，尤其是地区邻国的稳定。

    “你疯了，这个问题怎么可以谈？”我的一个朋友听了我的想法，这样对我说。

    “这世界上没有不可谈的问题，只有如何谈的问题。”我笑着回答他。

    2012年，我曾经在《联合早报》写了一篇文章，后来引起一定反响，其中的核心观点就是：今日中国要倡导将政治问题专业化，而非将专业问题政治化。任何敏感的问题，只要像外科医生那样在专业层面上探寻解决方案，那就可以“去敏感化”。反之，一个本身的专业问题，若由于谈论的方法不对，那就会把不敏感“敏感化”了。

    我锁定的三个国家是：美国、中国、韩国。对话时间和场合：2013年6月，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那年的中国新年正月初三，朝鲜突然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

    三位对话嘉宾分别是：马克·费兹帕特里克，美国国务院前负责核不扩散的助理国务卿；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李正民，韩国延世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请看下面的对话：

    邱震海：对朝鲜，中国有没有什么上界下限？

    金灿荣：这很难讲，中国也还没决定立场，我能说的就是有关朝鲜内外部的忧虑在加强，而中国的情况是媒体，尤其是网民的态度一直在变，坦白讲，这对朝鲜不利。

    邱震海：就这一点而言，最高领导层一定要考虑到人民的情绪。

    金灿荣：就长远角度来说，中国公众舆论与西方还是一样的，不可能忽视公众的压力。

    邱震海：你是说中国也发生着细微的变化？

    金灿荣：是的。

    马克·费兹帕特里克：这是一个显著的进展，教授，事实上如你所说，中国公众和媒体的观点与西方和韩国是一样的，我们都不能接受朝鲜的所作所为，他们威胁到了所有人的利益。要知道核试验会让他们有更远的射程，从而进一步确立了日韩的决策，也影响了中国的安全。这些恐怖威胁实在荒谬，有理性的人怎么可能那样说话？即使我们现在处于一种所谓的暂停挑衅的阶段，但我觉得这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只是间歇期。恐怕我们还将看到一些行为，因为刺激朝鲜的因素没有改变，除非他们开始注意中国的态度，如果他们听取了中国的意见，或许会意识到应该做出改变了。

    邱震海：对，但中国最高领导层会见了朝鲜的特使，几位认为朝鲜会因此放慢步伐愿意再听取中国的意见吗？

    金灿荣：中国的政策至少从策略层面做出了改变。从战略角度来看，中国还是愿意与朝鲜保持稳定关系的，双方都不愿轻易放弃。但从策略层面来看，中方的政策有些变化，有显著变化，中方这次严格贯彻联合国的决议，并真心希望能减缓他们的核计划。除了贯彻联合国的决议，中方还另有一些措施，对原有的一些援助政策做出限制。

    邱震海：限制援助政策，是停止援助？

    金灿荣：没有人停止人道援助，援助减缓了。

    马克·费兹帕特里克：西方媒体并未对此做出过报道，这是又一个进展，除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中国还关闭了朝鲜外贸银行账户，我认为这是意义重大的进展。根据联合国的决议，不必这样做，但美国和日本都采取了这些措施，如今中国也在与大家共同合作。

    李正民：但如果从更大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就像我的同仁刚才提到的，我们看到整个朝鲜问题一直在变。直至目前，中朝的纽带依旧牢固。我想，韩国明白，因为政治和战略上的原因，你们与朝鲜有着这样的关系，但看看过去20多年中，韩中两国的相互作用，还有美中两国在许多方面都是在共同管理，像是这一地区的重要安全问题，所有大国都意识到在某一时刻朝鲜半岛问题会有所改变，在某一时刻会出和平统一的朝鲜。

    邱震海：你是说朝鲜半岛会有改变？

    李正民：对，我觉得现在的情况……

    邱震海：会走向重新统一？

    李正民：对，从我的观点来看，中方已经开始意识到如今的朝鲜已经变成了战略负担，而不再是战略资产，这并非考虑到韩国或其他国家利益，而是考虑到中国自己的利益。换句话说，这会有损中国利益。如今的朝鲜野心勃勃、咄咄逼人，拼命发展核武器，一些分析家指出，如果朝鲜不停止核武器项目，在未来的三四年中他们将制造出30～40枚核弹头，到那时中国会怎么做？因此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只是对韩国、美国和日本，对中国也是一样。

    邱震海：几位的眼光都很长远，甚至谈到了统一，两位都谈到了有变化正在发生。不过说到变化，最终可能会出现朝鲜半岛突变吗？

    李正民：有些事情我们并不知晓，我们希望朝鲜半岛不会发生突变，因为它所产生的后果，是我们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或许会有难民涌入中国，会有大量难民涌入韩国，会出现很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这些都是无法忽视的可能性。

    对话进行到这里，不知你是否感觉到，气氛似乎有一丝不对。怎么谈着谈着，韩国人就突然提出“朝鲜突变”这个话题了呢？

    这时，我脑海里忽然显现出，大约八九年前，一位韩国外交官对我透露的话。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朝鲜的影子内阁，一旦突变就可用上。”这位外交官显得神秘又诡谲。

    “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与你们公开或私下讨论这一问题。”我不知从哪里来的直觉，而且对这份直觉很有自信。

    韩国外交官的回答也很有意思：“但是，我们一定要有预案，不然会措手不及。”

    颠覆朝鲜：未来三年美国将有动作？

    其实，八九年前韩国人的这一“荒唐”设想，就建基于一个假设：朝鲜可能随时发生突变。而突变的方式又有两种：一是内部自身突变，二是外部干预所致。只不过当时，在中俄两国的力阻下，就连美国也不支持韩国公开讨论这一问题。

    而现在的情况是：美国似乎又对朝鲜渐渐失去耐心，“改变政权”“内部突变”等论调又甚嚣尘上，就连我多年的嘉宾、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马克·费兹帕特里克也是前后矛盾。

    请看我与他以及韩国学者李正民在2013年6月的对话：

    马克·费兹帕特里克：我想进一步说明，我认为朝鲜半岛的突变就如同它现在的存在是必然的，是因为矛盾导致的。一个养不起自己的国家如何存在？或许不是明天、不是明年，但终将会发生突变。

    邱震海：不过马克，我清楚记得在2007年，我问你朝鲜半岛突变，会不会是一种可能，当时你说不会，因为根据所有情况来看，那样太危险、时机尚早，所以言之过早。你为何会突然改变说法？

    马克·费兹帕特里克：看看朝鲜在过去六年中所做的，我觉得你应该从经验中吸取教训，你看到……

    邱震海：你们已经失去耐性。

    马克·费兹帕特里克：朝鲜撕毁了1994年的框架协议，去年破坏了与美国的协议，我想你也可以得出与大多数美国分析家一样的结论，无论如何朝鲜都不打算放弃核武器，朝鲜已经彻底变了。2005年，他们同意撤除核武器，但他们随后便反悔了。现在他们表示只要美国有核武器，他们就不会放弃核武器，他们想与美国平起平坐。所以我说最终的解决办法会是……并不只是朝鲜内部变化，因为朝鲜也可以换一位新领袖，继续拥有核武器，同时和平统一后的半岛将不会再有威胁。

    邱震海：你是说突变会自己发生？还是要有外力让朝鲜半岛发生突变？这两个是不同的……

    马克·费兹帕特里克：这是完全不同的。

    邱震海：对，会如何发展？

    李正民：是的，作为政策工具，我认为如果一个政府想通过施压让另一个政府发生突变，手段是相当有限的，除非……

    邱震海：什么手段？什么工具？

    李正民：除非动用军事行动或其他的武力，否则是很难做到的，不过我认为朝鲜的情况是整个政体经过长时间的侵蚀，变得功能失常，任何政权都无法让其复原。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无关中国、美国或是韩国会采取什么措施，这是内部矛盾，就像马克指出的体制问题。放眼所有发生过政权突变的国家，比如东德在冷战后垮台，还有苏联的解体，以及所有其他东欧国家的政体突变，这些政体突变都源于内部矛盾。现在最重要的一点是朝鲜的军队是国中之国，我认为这才是直观重要的“晴雨表”，因为在我看来一旦看到朝鲜人民军有变化，那就意味着朝鲜有可能突变。

    邱震海：除去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我们真的没别的选择了吗？

    马克·费兹帕特里克：我认为我们都应该接受，这种现状将会继续，朝鲜的态度会有一些积极地改善。我们这些国家都认为如果能够说服朝鲜至少停止挑衅，他们或能以一个独立国家的状态，继续几年、几十年，甚至更多年，只要他们不威胁到他国，没人会侵犯他们。

    邱震海：那为什么朝鲜长期以来希望得到的所谓受法律约束的集体安全保证，在过去十年中却无法实现？

    李正民：震海，其实很简单。没人能保证朝鲜的安全，这要由朝鲜人民和其政权来决定，美国多位总统，如克林顿、布什、奥巴马，都曾直接对朝鲜特使及官方表示美国无意攻击朝鲜，这种话我们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既然这样，各方对过去的错误有没有反思？一旦朝鲜突变，如何应对？各方有又有没有应对措施？

    看看下面的对话：

    邱震海：各位，在我们把朝鲜半岛突变或朝鲜内部变化当成唯一的最终可能之前，我们先来谈谈，从过去十年到十二年来，我们在六方会谈的过程中，各自犯了哪些错误，中国是否做了哪些错误判断？美国走错了哪步棋？而韩国又犯了什么样的错？我们要非常坦白，如果我们认定，这些错误是无可避免的，我们才能讨论说朝鲜半岛突变是最终解决方案。

    金灿荣：我想回应李教授之前的见解。我同意你的看法，某种程度而言，中国的期望太高，我们想把不正常的国家正常化，这种态度太过自负。事实上，我们现在想做的是尽量约束朝鲜的行为，仅此而已，没有其他期望。根据朝鲜的逻辑，权力是从父亲手中继承的，因此他们很难去反对或是推翻他父亲的政策，也因此很难推动改革，这就是政策设计面的问题。尽管我们想推动中国式的改革，但朝鲜内部的逻辑却无法接受。现在的中国已经面对现实，中国要制止危机发生，尽量制止朝鲜的行为，例如开发核武器，与美国和韩国合作。

    邱震海：中国的策略变得实际了，长期会有效吗？

    金灿荣：要看未来的情况，现在没有答案。

    邱震海：那美国犯过哪些错误吗？

    马克·费兹帕特里克：震海，你真会挑起话题。我曾经担任美国官员，很抱歉，现在你却要我批评自己的行为，但是我……

    邱震海：你们都是好人，只是做一下自我批评。

    马克·费兹帕特里克：也许我们有些错在于时机点，我能想到两个时机点错误的例子。2005年9月，当时的六方会谈，在中国的主导之下，我们达成放弃核武器。但与此同时，美国决定对澳门汇业银行采取金融制裁，冻结了朝鲜的银行账户，这让朝鲜感觉到美国一面扮白脸摸头，一面扮黑脸打压他们。采取金融制裁也许是个好策略，但也许时机点的判断是错的。另外一个例子是2006年，当时朝鲜在10月进行核试验。然后两个月后，美国就与朝鲜举行双边会谈，两方是美国代表希尔和朝鲜代表金桂冠。在这个例子中，朝鲜可能认识到，挑衅策略是有用的，他们想跟美国双边会谈，结果一进行核试验就达成心愿。我认为双方接触是应该的，但在朝鲜核试验后那么短时间内，也许就让朝鲜有了错误的认识。

    李正民：以韩国的立场来看，我认为六方会谈中最大的错误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一直认为只要有足够的诱因，朝鲜就会放弃核武器，而且朝鲜还会效仿中国，推动经济改革。这两个假设在过去20年都没成立，以韩国立场来看，主要问题在于我们每五年就有新的政府。这就是民主的代价。

    邱震海：我们各自政策是否有合作空间？因为我们坦白地讨论过彼此各自在这方面犯过的错之后，还能合作吗？

    金灿荣：我认为现在的局面是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更高了，但我不知道是否能把握住机会。

    李正民：朴总统在华盛顿成功进行高峰会，她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奥巴马总统和朴总统两人之间有很好的默契，我相信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两人之间也会有很好的默契。这样一来，三国的领导人，将首次互相拥有很好的关系，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我认为我们有希望，在三国政策合作上更进一步。

    邱震海：这就表示……我们还没用尽所有可能性，即使是短期或者短暂性的合作，我们还是有希望进一步合作？

    马克·费兹帕特里克：无论是短期还是长远规划，都要放眼朝鲜未来的改变，这样我们才能讨论应急方案。

    邱震海：你还是想推翻朝鲜？

    马克·费兹帕特里克：我想大家都希望朝鲜能改变，但至少短期内……

    邱震海：具体如何？你想改变体制、改变政权，还是改善现有体制？因为“改变”能有不同解读。

    李正民：让我这么说好了，如果朝鲜能像中国推动改革，领导之间能够和平交接权力，能够有发展中的公民社会，越来越配合全球性的制度，那是30年前我们想象不到的，但现在的中国就是如此。当然，中韩之间有其他问题，中美之间也有，但相较于30年前的中国，美国想必较乐见现在的中国。

    邱震海：马克态度很坚定，认为必须改变朝鲜，中国愿意或准备好改变朝鲜吗？

    金灿荣：至今，所谓的改变，多数都仅存于策略层面，战略层面的改变还没有结论。

    邱震海：但他是指朝鲜内部变化，对吧？

    马克·费兹帕特里克：我想朝鲜半岛突变是不可避免的，当那天来临时对大家都有好处，虽然那之后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但朝鲜半岛的统一应该是我们都乐见的。

    邱震海：我们应该静待朝鲜半岛突变吗？因为这是否会发生仍是未知数，还是你们会发动朝鲜半岛突变？

    马克·费兹帕特里克：不，我想大家都同意朝鲜半岛突变无法靠外力产生，我们能做的是鼓励朝鲜的人民，让他们意识到政府的问题，他们的社会和经济体系远不如朝鲜所有的邻国，我们可以使这样的讯息流传到朝鲜内部。我们能做的事不会威胁到任何人，但同时希望能够改善朝鲜的人权问题。

    金灿荣：不，我认为从策略层面出发，中国还未准备好。改变朝鲜政权，这是不太好的，中国不愿意见到这样的情况发生，因此我们会约束朝鲜的行为。

    邱震海：如果要是发生什么，不会像德国统一那么好判断时，中国愿意或准备好接受朝鲜半岛统一了吗？

    金灿荣：中国以前的想法是朝鲜半岛统一短期内不会发生，所以中国可以静待其变，但也许现在大家感觉危机较大，也许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现在更愿意跟韩美对话。

    李正民：我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应该是，如果完全从中国的战略利益来看，朝鲜、缅甸和巴基斯坦一直都跟中国的关系密切，缅甸正在改革，虽然没有全力推动，但进度也是不错的，我对巴基斯坦还是有点疑虑，但如果拿朝鲜来看，中国在东亚的外交政策上，朝鲜是最棘手的问题，重点并非如何策划朝鲜半岛突变，而是如何设计政策让朝鲜半岛能有机会改变。在这点上，我希望中国的同僚们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界都能理解。

    邱震海：马克，我想建议你稍微改变你的用词，不要使用过于激烈的说法，这样或许会过于敏感，没人会愿意听你的谏言。如果能稍微修饰用词，例如，我们应该对有可能发生朝鲜半岛突变有心理准备，这样大家才肯听。

    马克·费兹帕特里克：明白，非常委婉的说法。

    邱震海：我这么说的原因是我记得前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1988年曾经说过，他无法预测东西德的统一，应该不会在未来十年内发生，但第二年柏林围墙就倒了，两年后东西德就统一了。

    马克·费兹帕特里克：关于东西德统一，有一点要注意，当时美国是为数不多的给予支持的强国之一，美国站在历史正确的那边。美国以后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应该也会站在历史正确的那边。我们支持所谓的突变。

    邱震海：六年前，我跟你说过，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说，他太爱德国，他宁愿看到两个德国。你认为中国也是如此吗？好了，言归正传，谈到朝鲜半岛的最终可能性，我们还是要很坦白、严肃，因为每个战略现实主义者都必须面对最终可能谈到的朝鲜半岛突变和朝鲜半岛的最终走向和立场，届时将会在谁的主导之下？韩国当然乐见统一，而美国也给予很大的支持，但这会是什么样的互动？我不想用竞争这样的字眼，中美各自于朝鲜半岛利益的交集，尽管我们现在能够避免这个话题，但一旦谈到朝鲜半岛最终统一的可能性，我们就无法避免这个议题。在朝鲜半岛上，中美两国的利益会互相竞争。

    马克·费兹帕特里克：尽管中美两国的利益会竞争，但主导的依旧得是韩国的利益，我们希望支持韩国人民，支持韩国人民的决定，但中美两国必须扮演支持的角色，日本也会扮演支持的角色，所以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合作。当然朝鲜也可能会继续维持现状，越来越依靠中国，甚至依赖到一定程度上变成中国非正式的一部分，变得越来越活在中国的主导之下，这是一个可能性。我不认为朝鲜人民会希望如此，没有国家会希望被邻国主导，他们当然希望拥有主权，在统一的朝鲜半岛上自由生活，能够吃饱穿暖，这对他们来说是更好的结果。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2003年我为香港《明报》撰写的一篇文章。当时，朝鲜第二次核危机已经爆发，六方会谈还在艰难酝酿之中。我在文章中发表了一个观点：“所谓的弃核进程，表面上看是要求朝鲜放弃核计划，但这一进程在推进过程中，最后可能会导向朝鲜半岛走向统一。”

    我当时没有提出具体的理由。现在看来，提出这一观点有直觉的因素，因为弃核是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进程，其间必然伴随着朝鲜与国际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对抗，而朝鲜究竟能否经受得住这一力量对抗？是否可能由此而发生由外力或内力引发的突变？

    同时，我的这一观点还有来自20世纪80年代末东德的教训。虽然贵为东欧集团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但东德在苏东集团整体开放的过程中，依然无法维持内部平衡。失衡的东德，随即便一发不可收拾。1988年前西德总理科尔还认为，德国统一不可能在十年内实现。但一年后，柏林墙倒塌；又过了一年，德国统一。

    2011年12月，金正日去世，朝鲜举国陷入悲痛。三年后，2014年12月，当朝鲜举国纪念金正日去世三周年的时候，人们忽然发现三年前守灵的八个人中，一大半已经不见了。

    再过三年，到2017年年底时，这个国家又会给世界什么样的刺激和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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