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历任美军太平洋总司令对我讲了些什么？

    读了本书前面的章节，您也许会看到，这些年里中日关系的风云变幻，中国周边危机的持续上升，以及中国内部在对外战略上出现的强硬和温和两派（亦即鹰派与鸽派）的不同视角。

    但是，对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而言，未来真正的对手并不是日本，而是美国。虽然中日冲突的紧张与剧烈程度有时会超越中美关系，但就本质而言，中美关系无论如何都是全球层面上的关系，而中日关系充其量只是东亚地区层面上的关系。

    其间的原因不言自明：美国是一个已经崛起的大国（existing superpower），亦即通常所说的守成大国，而中国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arising superpower)。双方无论未来的国家定位是否会发生冲突，就目前而言，其各种冲突的目标也都是指向会发生潜在冲突。

    2013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加州举行“庄园峰会”，正式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但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到底如何构建？这个关系究竟有什么内涵？它与历史上所有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关系，究竟从内涵到外延，从冲突本身到处理冲突的方式，又有哪些根本的不同？

    坦率地讲，对于这些问题，中美两国的战略精英们迄今并未找到完整的答案。或者说，这些问题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完整的答案，所有的完整答案都尽在两国战略精英的探索与磨合之中。

    一、中美两军：“刀尖上的交锋”

    如果说，这两个构成潜在战略冲突的国家，就像两把刺刀枪，那么两国的军事和谍报部门，无疑就是刺刀枪上的刀尖。

    当中美两国的经济冲突、人文磨合、政治博弈都可以各种或激烈、或缓和的方式进行的时候，两国军队的“刀尖上的交锋”无疑就在刀光剑影中展开。

    太平洋司令部：美国在东亚的“刀尖”

    在这其中，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是一个绕不开的极其重要的军事机构。称之为“美国在东亚的刀尖”，恐怕并非一种夸张的说法。

    目前美国共有六大战区司令部，分别是太平洋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南方司令部、北方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其中，太平洋战区是美国最大的战区。因此，太平洋司令部也就成为美国最大和最重要的一个战区司令部。

    我常和中国军方的朋友开玩笑说，中国的军区都以本国的城市命名（如北京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等），明显折射出中国依然是一个近海防御的国家，距离一个真正的大国还相差很远。什么时候，等中国的南京军区改名为太平洋军区，济南军区改名为东北亚军区，我们大概才可被称为大国。

    所有与中国有关的军事和战略冲突，无论是过去的两岸冲突，还是今天的中日钓鱼岛冲突、南海冲突，抑或是朝鲜半岛可能发生的突变，没有一个可以绕开美国太平洋司令部。

    用最直白的话来说，一旦上述任何一个领域发生战事或军事冲突，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角色都将极其关键。一旦战事发生，这个司令部到底是扮演斡旋者的角色，还是站在某一方身后推波助澜，与中国为敌？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的胜负。

    即便在不发生战事的日子里，太平洋司令部的角色也十分关键。

    -2001年4月1日，中美军机在南海上空发生相撞，这是和平年代中美两国海空军发生的第一次直接碰撞事件。中国空军飞行员王伟下落不明，后被追认为烈士，而美国军机则被中方长时间扣留。

    -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美军飞机、军舰一直在中国近海附近进行抵近侦察，给中方造成很大的困扰。

    在我这些年的电视生涯中，美国太平洋司令部逐渐走进了我的工作范围。最近七八年间，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历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只接受一个电视节目的专访，那就是《震海听风录》。

    而在多年的电视生涯中，我和《震海听风录》节目也与美军的对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建立了不错的工作联系。虽然解放军的现任高级将领们并没有像美军将领们那样，频频出现在我的节目里，但多年的往来也使我们彼此建立了某种程度上的相知。

    更重要的是，在与两支军队交往的过程中，作为电视人，我也可以细微地感受到两支军队不同的风格，其中包括行事的风格、思维的风格，还有面对一些冲突时的不同反应。

    现在回想起来，我与美军高层的交往，是从太平洋司令部开始的；而我与太平洋司令部的交往，则是从与时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基廷的交往开始的。

    多年后，当我和已经退休的基廷再次见面，共同回忆这些年走过的道路时，才发现其间中美两军的态势有了很多变化，中美两国的实力态势更是有了许多变化。与之相伴随的，两国军人的心态、思维和行为方式，不经意间也有了许多变化。

    也许唯其如此，当我们再次回首的时候，忽然有种举重若轻的感觉……

    美四星上将：风云归于平淡

    2013年6月初，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香格里拉对话”的酒会现场，人头攒动，熙熙攘攘。

    时隔四年之后，我在这里再次见到了基廷，美国海军四星上将、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

    曾几何时，中日纷争、朝鲜核试验、中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实力延伸，都属于他的职务管辖范围。

    往前倒数四到六年，每年的这个时候，他都是这个现场的主角和风云人物，一身戎装，威风凛凛。虽然在香格里拉酒店的大堂，时常都能看到他的脚步匆匆，但那都是从一个双边军事会谈的现场赶往另一个现场，他的身边永远簇拥着精干的随从。大堂里众多的记者要接近他，几乎是一个奢望和梦想。他发表的每一句话，第二天都可能成为地区间英文和中文报纸的头条。

    但此刻，他就站在我的面前，手上端着一杯酒。我们面对面地站着，看着彼此，没有太多寒暄的话，也没有太多需要热切交流的信息或讨论的话题。但我们彼此明白，这才是一种熟悉的状态，而不需要太多的客套或寒暄。

    这是退休四年后，基廷第一次重新出现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的现场。四年不见，他似乎苍老了一些，一身戎装换成了笔挺的西服，皱纹爬上了眼角和脸颊，让他看上去苍老，但也慈祥了一些。

    我们拿着酒杯站着，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大家的脸都有点微红。无论是中日钓鱼岛的纷争，还是朝鲜可能进行的第四次核爆，抑或是解放军的新航母“辽宁号”，似乎都已不再是我们感兴趣的话题。

    “Peter，你什么时候邀请我和我的太太去香港吧，我去参加你的节目。”这时，基廷喊着我的英文名，这样对我说。

    他说的是我主持的《寰宇大战略》。作为凤凰卫视的一档战略节目，我们确实有些经费，每周从世界各地邀请嘉宾飞到香港或深圳录制节目。

    他还记得，从2007年到2009年，我每年6月都要和他在新加坡进行一场电视对话。

    他也许还记得，2008年夏天，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当他因被媒体误解而在美国内部受到很大压力时，我在节目中率先帮他澄清。这一切，都是通过他的贴身副官杰弗里·布雷斯劳上校安排的。

    那些年，在基廷、杰弗里和我之间，确实有着一些令人追念的故事。这些故事，一直延续到今天，延续到我与基廷之后的历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之间。

    仅七年：美国海空独霸时代结束

    基廷是在2006年下半年上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一职的。

    那一年，中美军事关系虽然没有大风大浪，但这种平静似乎是浪尖间的低谷，或是暴风雨间隙的宁静，平稳中总让人感到有一丝的不安。

    那一年，在台湾方面，陈水扁的“台独”将台海两岸搞得几乎天翻地覆。“法理台独”和“修宪”使两岸关系充满紧张气氛。虽然，其时国共关系已经缓和，马英九作为国民党内的“未来之星”已开始上升，但台海上空的战争乌云却日益密布。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台海必有一战”到“2008年台海必有一战”，大陆决策层及智囊们的战略研判，日益向着台海军事斗争的方向延伸。

    那一年的10月9日，朝鲜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震动东亚各国，六方会谈实际上宣告阶段性破产。中国外交部在指责朝鲜核试验时，使用了“朝鲜悍然进行核试验”的严厉措辞。

    2006—2007年的中国大陆，从东海到黄海，几乎都可闻到战争的些许硝烟。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也在这一年里得到提速。2004年12月，时任中国总理信心满满前往欧洲，在突破欧洲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上志在必得，但最后无功而返。从这之后，中国基本放弃在突破欧洲对华军售解禁方面的努力，转为自主军工生产的创新。

    2006—2007年的中国，也是中国正万众一心奔向北京奥运的两年。虽然是以城市命名的“北京奥运”，但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从民族集体心理的角度看，她不是“北京奥运”，而是“中国奥运”，甚至还是“中国百年奥运”。原因很简单，她承载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百年之梦，也象征着中华民族从衰败到崛起的重要转折点。

    2007年年初，基廷刚刚上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首次访问中国。

    在一次与中国中央军委领导人的会晤中，中国军方一位领导人对他说：“我们准备建造航母。我们有了航母之后，西太平洋的事务我们会负责，并会向你们通报，你们就不用管了。”

    基廷听了，心里一惊。作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他心里很明白，中国军方的目的是逐渐将美国的势力从西太平洋向东推移，而这是美国绝不可能接受的事情。

    基廷的内心虽然吃惊，但回答还是显得相当的委婉：“我是一个在航空母舰上有着40年起飞经验的飞行员，我可以告诉你们，建造一艘航母需要多少尖端技术。如果中国需要了解的话，我可以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我至今还记得，那年年初中国许多媒体是这样报道基廷的这段话的：“美太平洋司令基廷表示，美国愿意帮助中国建造航空母舰。”

    基廷的黑色幽默，居然被中国媒体善意地“为我所用”。基廷后来很多次和我聊起这个故事，都是一脸的苦笑。

    多年后的今天再回想当年，我们大家都可以释然了。中国的媒体显然善良过度，也缺乏国际经验；而基廷上将显然也敏感过度，“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最重要的是，七年后的今天，中国早已不是要不要造航母，而是需要几艘航母的问题了。

    从2007年到2014年，七年过去了。仅仅七年，太平洋东西两岸的实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7年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七年里，中国的军力会发展得这么快。从开始议论调整积极防御战略，到向钓鱼岛区域派出军舰和军机、设立航空识别区、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仅仅过了七年。

    2014年1月15日，美国《海军时报》报道，基廷的继任的继任、时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在一次美国海军内部会议上表示，由于中国海空军事力量的崛起，美军对太平洋海域及空域的绝对控制时代正在走向终结。

    太平洋司令部，美军在东亚的“刀尖”。当“刀尖”独霸的时代已经过去，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

    故事仍要从2007年开始讲起。

    2007年6月，我第一次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当时在会议主办方那里登记的身份，只是一名普通的电视评论员。

    出身欧洲学术背景的我，在这之前很少与东亚安全格局打交道，更鲜与美国军方接触。

    2007年1月，由我主持的《震海听风录》在凤凰卫视正式开播。我给节目设定的第一个模板，就是中外对话。大家回忆一下就会发现，2007年左右，中国的周边局势已经开始复杂，甚至开始恶化，两岸关系、朝核问题、中日冲突、中美军力，一个接一个浮上水面。

    环顾全球，除了中东，似乎只有东亚是第二个潜在的“危机灶点”。这里就像19世纪的欧洲，大国的崛起、实力的失衡、主权的纷争、领土的争议、历史的恩怨、未来的茫然，潘多拉的盒子放出无数“恶魔”，搅乱了人们的心。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每一个纷争，弄不好都可能演变成一场又一场的军事冲突。

    我的直觉是，对东亚安全来说，欧洲太远，美国太近。欧洲只能远远提供历史的借鉴、智慧的观照，而美国才是实实在在的对手。中国崛起，没有一个环节绕得开美国。

    我决定走出欧洲，走近美国。而走近美国的最直接的途径，就是走近美国军方。

    中国军方首次与世界平视？

    俗称“香格里拉对话”的这次会议，其全称是“东亚安全峰会”，由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于2002年创办，每年6月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亚太各国的国防部长、防务官员、学者。

    在这里，你冷不防就会遇到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政治家或军方巨头。他们身边的智囊、学者，每一个的身上都有取之不尽的重要素材。

    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与“香格里拉对话”保持谨慎距离，若即若离。之所以称中国若即若离，首先是因为中国从未缺席，其次是因为中国从不热衷。2007年之前，中国每一次都派代表参加，但基本上都来自外交系统或军方的低层次人员，而从未有军方高级人士出席。这一点与地区各国的国防部长云集，形成了截然反差。

    据坊间传闻，2007年前中国之所以在“香格里拉对话”上低调，主要是因为考虑到这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一个平台，中国既不便缺席，也不便过于热衷或高调。

    有人说，中国似乎在等待一个机会，等待一个可以让中国发声或主导的机会。也有人说，中国那五年里思想不够开放，甚至对形势有所误判。

    但不管怎样，2007年6月，中国军方第一次派出了由副总参谋长率领的军事代表团。那一年的“香格里拉对话”，全场的目光都投向了中国军事代表团。

    中国军方终于与世界平视。

    在中国军方的副总参谋长出席之前，美国军方的“三巨头”——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每年都例行云集“香格里拉对话”。这一次也不例外。

    2007年6月初的一天，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的大堂。

    身穿各国军服的人士，来来往往，熙熙攘攘。“香格里拉对话”期间，安保措施严密，但紧张有序，疏而不漏。

    我在大堂里来回走动，寻找着我希望接近的目标。

    很多平日只能在电视里见到的人，这时忽然一下子出现在你的面前。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威廉·科恩，此时已是军火公司科恩集团的总裁。他的身边总是跟着两三个随从，这些随从在后面我与科恩历年的接触中，都起了很好的协调作用。

    小布什第一任期的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就像普通人一样来回走动，显得有些落寞。此时，距离他卸任美国副国务卿，其实只有一年多时间。但世界就是这么的残酷无情：你只要一卸任，就再也没人理你了。阿米蒂奇那肥硕的身躯和标志性的秃顶脑袋，在大堂里尤为引人注目，也显得更为落寞。

    但他们不是我此刻的目标，虽然后来他们一个个都成了我节目里的常客。

    来自台湾的防卫学者杨念祖热情地过来和我打招呼。几个月前，他刚出席《震海听风录》节目，就中国军方刚推出的歼10战斗机发表意见——那一期节目，成为迄今凤凰卫视资讯台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他见到我，显得很高兴。只不过，此刻的他并不知道，不久后他就将上任台湾“国防部副部长”，专门负责美台军售问题；他此刻也不知道，下一次他作为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再接我的电话时，将一改现在的热情状，显得高度紧张，生怕在电话里对我泄露什么机密。

    但此刻，我对杨念祖好像也没有兴趣。我的目标只有一个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四星上将基廷。

    两辆小车在香格里拉酒店正门口停下，几位身穿美军制服的彪形大汉先行下车，迅速穿越安检门，占据两旁的有利地形。身穿白色四星海军上将军服的基廷，在随从的簇拥下走进大门，迅速进入电梯。他身前和身后的随从也相继鱼贯而入。整个过程只有短短的一两分钟。

    我忽然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个美国电视剧《大饭店》。那里面的酒店大堂就是这样，一个衍生出很多故事，甚至在悄悄中改变历史的地方。

    基廷上将刚刚过去，已率团抵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也在一行人的簇拥下穿过大厅，走向另一个双边会谈的场合。副总参谋长见了我和同事，热情地与我们握手，并一起合影留念。

    “我们能否对您做个专访？”我的同事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求。这是记者的“通病”，也是记者的执着。

    “没问题，会议最后一天吧，全部都告诉你们。”副总参谋长的坦率和干脆，让我们有些吃惊。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将的坦率来得太早了一些，我们也过于天真了一点。体制的惯性，是任何人都无法冲破的，你只能耐心地伴随体制的成长，虽然等到体制成熟的那一天，我们也老了。

    不过，从那一刻起，虽然我们很少能对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做成独家专访，但每一次在新加坡，我和我的同事却与高级将领们建立了不错的工作关系，这其中包括前国防部长、前后几任的副总参谋长等。

    但我的目标依然是基廷。

    我之所以紧紧盯着基廷，主要是由于他所管辖的地区和美国的战略。

    如前所述，2007年6月，正是陈水扁将“台独”搞得翻天覆地的时候，解放军认认真真地做好了以军事斗争对付“台独”的准备。一旦台湾海峡开战，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态度和战略无疑就十分重要。

    在这之前的八个月，在六方会谈仍在进行的过程中，朝鲜已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将世界玩弄于股掌之间。朝鲜后续动作将会如何？中美如何协调与配合？一旦出现最坏状况，美国军方将有哪些预案？这都是我们十分关心的问题。

    后来几年的事实证明，不但我们作为电视人关心这些问题，而且就连美国军方，甚至基廷本人，也想从我们这里了解一些他们感兴趣的情况。

    这当然也是后话了。

    军方巨头聚会：我“贴近”太平洋司令

    “香格里拉对话”开幕的当晚有一个酒会，各国军方巨头都将云集。

    这是唯一可以在轻松环境下接触基廷的好机会。酒会一结束，各国军方巨头就将参加开幕式，并开始十分忙碌的双边会谈议程。

    我与同事商量，必须抓住这唯一的机会。如果抓不住这次机会，那意味着我们此次在“香格里拉对话”现场，只能发回一些“大路货”的报道，或者采访一些无足轻重的人物。这对于一个电视记者来说，无论如何都将是一次沮丧的经历。

    独家，独家，再独家，这是多少新闻人追求的境界。

    而对电视人来说，独家必须用镜头来呈现。新闻学教科书上说，记者的眼睛必须像照相机，那意思是说，记者必须学会用眼睛采访。但对电视人来说，再锐利的眼睛，最后还是离不开镜头的呈现。

    电视记者的独家，与文字记者相比，又多了一层，甚至好几层的障碍。

    通往独家的路，永远是狭窄的。

    在毫无资源的情况下，我首先面临的是如何接近我的目标，然后让司令的手下和他本人对我不但不防备，而且还产生好感，并最终同意在毫无喘息机会的日程中，坐下来接受我的独家专访，并回答我那些“刁钻”的问题。

    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酒会是不对媒体开放的，凭媒体证件，根本就无法进入酒会现场！酒会门口壁垒森严的保安，还有专门服务或“监视”媒体的新闻官，那无数双“虎视眈眈”的眼睛，都是极难逾越的障碍。

    我的同事素有现场电视采访的经验，趁着酒会尚未开始，就已悄悄地带着摄像机，进入了酒会现场。为防备那无数警惕的眼睛，摄像师还特地把摄像机放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

    酒会开始，各国军方的巨头在其随从的簇拥下，一个个先后进入酒会现场。摄像师暗自窃喜。

    就在这时，那个被我的同事称为“傻大姐”的新闻官过来了。言语虽然依然有礼，但明显带着恼怒：“所有媒体都不得进入酒会现场。在保安还没有发现你们之前，请带着摄像机赶紧离开，不然将很不愉快。”

    我的同事只能提着摄像机，离开酒会现场，窃喜很快变成了失望。但我还是不死心。

    我1997年到香港，在新闻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担任外交新闻高级记者。多年的工作中，我只要是在工作状态中，就是“洋装在身”，西装革履。这个状态，一直保持到现在。

    1998年5月，我刚到香港不久，在香港会展中心采访印度尼西亚一位部长。当时正值印尼排华风潮，那位部长居然与我坐下来交谈良久，羡慕煞了一旁的同行们。一位记者同行对我说：“看来，只有那些看上去不像记者的人，才能采访到真正的新闻。”

    那么多年了，我一直没在意这句话。想不到，此时此刻在新加坡，这句话要派上用场了。

    我决定摘下记者证，系上领带，“混”入正鱼贯进入酒会现场的代表行列。恰好此时，一位我熟悉的欧洲代表向我走来，我不失时机地向他热情地打招呼，两人低头耳语，边谈边走向酒会。就这样，我在正式代表的行列里，神不知鬼不觉地跟着一起重新进入了酒会现场。

    这时，最关键的是躲过刚才驱赶我们出去的新闻官的“火眼金睛”，不要让她和周围的保安再发现我。

    而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迅速融入酒会的人群，让人群把我包围，而不是自己孤零零地“暴露”在所有人的视线之中。

    另外，迅速找到几个高鼻子、蓝眼睛的代表，最好是高级军人，和他们热聊上，我的“安全”就有了保证。

    就在此时，我的身后传来了熟悉的德语声音。回头一看，那是德国国防部的几个官员，一旁还有德国联邦国防军的高级军官，他们此次跟着德国国防部长一起来参加会议。

    这么多年，我一直对朋友们说，中国大陆是我的第一故乡，德国是第二故乡，而香港则是我的第三故乡。这不但是由于我在这些地方先后生活的次序，而且也由于这些地方对我的影响。我从16岁开始学习德语，虽然今天在香港，我已很少有机会使用这门语言，但德语还是深深地影响了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的思维方式。

    我很快与德国“老乡”们热聊起来。此次与会的德国国防部长是巴伐利亚人，距离我曾就学的巴登-符腾堡不远，同属南德地区。我们很快就用南德方言聊了起来。

    但是，我的另一只眼睛却在观望着四周的人群。

    基廷和他的随从们就站在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基廷那一身海军四星上将的白色军服，在酒会中显得十分醒目。

    目标出现，是机会离开了。

    我和德国“老乡”们礼貌地话别，端着酒杯，走向基廷和他的随从。

    “晚上好！看你和德国将军们聊得很酣，你们很熟吗？”基廷的随从首先和我打招呼。

    “我曾在德国读书、工作，德国是我的第二故乡。但对我的工作来说，美国更贴近，也更重要。”我开始介绍我的工作。

    “我们都知道你服务的机构，但将军这几天很忙，实在没有时间。”随从接过我的名片，扫了一眼，很快猜出了我的意图，并迅速予以切断。

    “基廷将军，我们在香港都很关注你的言论和举动。你的言论和举动通过香港媒体，在亚太地区传播得很快。”我向基廷递上名片。随从们的心思我很理解，但此刻，只有老板的态度才是关键。

    “Peter”，基廷看着名片，喊着我的英文名，“很高兴认识你，凤凰卫视在亚太地区确实很有影响力。”

    “希望此次在新加坡能对你做个专访，我们将全球播出。”我不再绕弯子，单刀直入。

    “没问题，我接受你的专访。”基廷的爽快让我也有些吃惊。末了，他看着周围诧异的随从们，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我的承诺。”（It’s a commitment.）

    这时，基廷身边的随从对我的笑有些尴尬，但立刻转为恭维和热情。

    “是Peter吗？”第二天一大早，我还在用早餐，手机就响了，“我是David（戴维），基廷上将的新闻官。今天你对上将的专访，由我来安排，我们见个面吧。”

    “当然。”我很快吃完早餐，与戴维见面。

    戴维，美军中校，一个年轻、矮矮的小光头，但精干中透着热情。我们没有废话，单刀直入。

    “基廷上将这次在新加坡只接受你一个人的专访。”戴维开始说话。

    “谢谢！”我回答。

    “我们只在双边会谈的缝隙间找到15分钟，是在他从一个双边会晤走向另一个双边会晤的路上。我们正在找房间，找到了就告诉你地方。将军将在今天傍晚5点40分抵达房间，15分钟后离开。”戴维刻板得像一只闹钟。

    “好的，5点15分，我们需要进入房间架设摄像机。”我也刻板起来，那样子有点像德国人。

    “没问题，我们需要将军身穿军服接受你的专访。”戴维又刻板起来。

    “这也是我们的希望。”我回答，心里觉得这个戴维真是刻板得可爱。

    我和戴维剩下的工作，就是彼此确认手机号码、对手表时间，有点像电影里特别小分队出发前的状态。

    那一年，《震海听风录》刚开播，我的团队还很小，出差时根本没有助手随身，一切都靠自己搞定。

    后来发生的事情都很顺利，也都在预料之中。一身戎装的基廷下午5点40分准时接受了我的专访。

    在那次专访中，作为太平洋司令的基廷告诉我，美国的情报能力足以搜集到中国的军事能力和军力发展的主要趋势，但美国最需要了解的就是中国军方的战略意图。

    “一支再强的军队，只要没有敌意，也不会成为敌人；一支再弱的军队，只要充满敌意或挑战精神，也将成为敌人。”我后来这样诠释基廷的想法。

    也正是在这次专访的间隙，太平洋司令告诉了我他不久前与中国军方高层的会面以及那个被中国媒体标签为“太平洋司令部有意帮助中国建造航母”的美丽误会。

    “Peter，你是个很好的专访者，和你谈话很享受，下次我们在香港见吧。”作为太平洋司令的基廷，每年都会去几次香港。我们就这样约定了。

    后来，我们果然在香港见了两次，都是在他途经香港时，与国际和地区媒体见面的时候。

    “Peter，一个小时后，国防部长盖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佩斯，还有基廷将军将与美国记者喝酒，你也来吧。”看司令高兴，一旁的戴维也不失时机地发出邀请。每年的“香格里拉对话”，美国国防部长和各路军头，都与随团美国记者有一个俱乐部式的聚会，私下交流一些不予公开的内幕消息。

    “听说基廷上将接受了你的独家专访？”在香格里拉酒店的餐厅里，一位大胖子美国记者来回踱步，四处张望，见到我后这样问。

    这个大胖子记者是美国《国防新闻周刊》驻台北的特派员，每天都在会议现场转悠，和这个搭讪，和那个聊天，但就不见他正儿八经做过一个专访。就连上面提到的美国国防部长与随团记者的酒会，也没见那大胖子出现。

    也许，人家的活儿本来就轻松吧。但我们却不行，我们不但要有“猛料”，而且还必须用镜头和画面说话。

    我和他哈哈了几句，没想到这哥们儿还真来劲儿了，一个劲追问基廷和我说了些什么。

    “没什么，下次专访时，你在一边旁听就全知道了。”我继续和他打哈哈。

    没想到，这句半开玩笑的话，一年后还真成了现实。

    来自五角大楼的电话

    2008年6月，“香格里拉对话”又一次在新加坡举行，我和我的同事照例前往。

    由于前一年里与太平洋司令部和基廷本人建立了不错的联系，所以早在“香格里拉对话”开始一个月前，太平洋司令部就已经承诺，在新加坡再安排基廷上将接受我的专访。

    然而，后面发生的事情，却是我意料不到的。

    “香格里拉对话”开幕前的当天下午，我和同事抵达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我拖着行李刚入住房间，还没坐下，手机铃声就响了。

    “Peter吗？我是五角大楼新闻处。你到酒店了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将军想见见你。”

    马伦将军想见我？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我从未联系过他，更没有提出过采访要求。

    我想起2007年6月的“香格里拉对话”开幕酒会，马伦的前任、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佩斯将军在酒会上来回穿梭，如众星捧月一般……

    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与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同属美国国防部办事机构，是国防部最重要的一个机构，接受总统和国防部长的双重领导。由于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均属于文职官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就成为美国武装力量的最高军事长官，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土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长的首席军事顾问。

    当代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当数科林·鲍威尔了。这位牙买加移民的后代，在1991年的“沙漠风暴”战争中，以猛将的形象奠定了在世界当代军事史上的地位。鲍威尔后来担任小布什第一任期的国务卿，在攻打伊拉克问题上为小布什承担了很多不应由他承担的罪名，相当程度上又对冲了其“沙漠风暴”中的猛将形象。2008年4月，我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刚刚邂逅鲍威尔，他还在我的节目中亮相过。

    但现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上将要见我，还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一定是太平洋司令部向五角大楼通报了我的行程，还有我对太平洋司令部的采访计划。另外，太平洋司令部也一定向五角大楼通报了一年来我与该战区的往来，还有对我的专业能力、个人情况的评估等等。

    美国人的情报协调做得不错！这是我当时的反应。

    但时间已容不得我多想。我很快通知同事们准备好摄影机，15分钟后就到了楼上的马伦上将的临时办公室。

    “香格里拉对话”期间，美国军方一般都在酒店里租下一个或几个楼层，供军头们办公、举行双边会谈或休息用。

    楼层电梯出口，站着几位身穿制服的美国军人，但并没有特别严密的安保措施。我的同事拿着摄像机和三脚架，也没有遇到特别的检查。

    1997年，我离开德国赴香港工作，当时随身还带了一台德国制造的传真机，那是我在德国期间，为国内报纸当特约记者发稿用的。但就为了这台传真机，而且还是德国制造并在德国购买的，我在法兰克福机场居然被请到一旁的小房间里，几个特工模样的彪形大汉对着传真机，如临大敌，又是探测又是左右端详，最后断定不是恐怖活动的武器，才放我上飞机。

    当时，距离“9·11”事件发生还有四年，但世界已经紧张成那个样子了！

    2002年秋天，“9·11”发生后一年，我到柏林采访。离开柏林时，随身的一些电器又引起了机场人员的“兴趣”，受到特殊安检礼遇。

    “Das macht alles Herr Bush！”（都是布什先生惹的祸！）看着柏林机场人员的认真劲儿，我实在觉得滑稽，忍不住蹦出这么一句德语。

    机场人员可能自己也觉得有些无聊，认真而充满理解地答道：“Jawohl，das macht alles Herr Bush！”（没错，都是布什先生惹的祸！）

    但此刻，我的同事扛着摄像机和三脚架，马上就要进入美国最高军事长官的临时办公室，居然没有任何的安检措施。有点不可思议吧？

    盖瑞，马伦上将的新闻官，满面笑容地迎候上来，那样子似乎像老朋友，虽然我们只是第一次见面。

    “马伦上将很想和你聊聊最近的局势，也很愿意回答你的任何问题。”他笑容可掬。

    “我们也很想听听马伦上将对最近地区安全局势的看法。”我回答得也颇有外交辞令风格。

    “15分钟时间够吗？”他问。

    “30分钟行吗？我们还需要时间架设机器。”我忽然感觉像是在菜市场买菜，居然可以讨价还价。

    “那就20到25分钟吧，将军等下还有个双边会晤。”他说。

    马伦是我见过的外表最不像军人的一位美国高级军官。瘦瘦的身材，文静的气质，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静静地坐在那里，像一位大学教授。

    然而，这却是一位真正从第一线成长起来的军人，从驱逐舰舰长、巡洋舰舰长，到海军作战处长、第二舰队司令兼北约大西洋打击部队司令、海军作战部长，直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那天和他谈话的内容，我已记不太清了，好像涉及阿富汗局势、中国军力透明、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评估，自然也离不开朝鲜半岛和美台军售等。

    2008年的初夏，世界经济危机尚未爆发，朝鲜第三次核试验也还没有进行，金正日尚未去世，钓鱼岛和南海局势也相对比较平静，中国航母尚未下海，解放军另一些尖端武器也尚未亮相，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也尚未出台……

    当时的中国，正倾举国之力筹备北京奥运；当时的美国，奥巴马的选战已箭在弦上，蓄势待发。中美军事互动开始频密，双方共同面对的挑战，只是如何遏制陈水扁的“台独”而已，地区间一系列实质性冲突尚未升级。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2008年初夏的中国周边，简直就是“太平盛世”。

    这一点，很快就被一年后的情况所证实。2009年初夏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中，时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基廷，众目睽睽之下把我拉到一边，认真地探讨下一步针对朝鲜的行动方案。这是后话了，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2008年初夏的那一次，我与马伦上将的谈话，很轻松，也很愉快。谈话很快就在我的《震海听风录》节目里全文播出，并立即引起周边国家和地区（包括东南亚、朝鲜和台湾）的密切关注。

    但那天专访马伦的现场，我忽然发现，美国《国防新闻周刊》的那个大胖子记者也在场，只不过默默地坐在我的身后两米处，静静地听，快快地记。

    我和马伦站起身来，握手准备告别。大胖子美国记者急忙上前：“上将，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没有时间了，上将马上有双边会晤。”新闻官盖瑞走上前，严肃得像个铁面法官。

    我忽然有点歉疚了，虽然这与我毫无关系。

    只不过，我到今天还没有弄明白，五角大楼何以鬼使神差地选中了我。

    “美国人内部协调工作做得很好，绝不会有浪费的‘子弹’。”这是一位欧洲同行后来给我的分析。

    二、把玩“刀尖”的美国军人

    2008年6月的那一次新加坡之行，我和同事除了应邀与马伦上将谈话，并照例对基廷上将进行专访，而且也还成功地将美国军方“三巨头”“一网打尽”。

    这里指的美军“三巨头”是：美国军方系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基廷，文官系统的五角大楼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部长詹姆斯·辛恩。

    按照一般的常识，在美国的国防和军事体系中，五角大楼作为文官系统，负责防务政策和战略的制定，而其中的直接主管和执行官员，就是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部长。而美军负责具体的军事策略实施，其中与东亚事务直接有关的就是两个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解放军意图：美军捉摸不定

    2008年6月初，台湾海峡局势发生根本转变十天之后。

    那一年的5月20日，台湾选举，民进党败走麦城，马英九顺利当选。2008年5月20日后的一个月内，马英九在岛内细心又大胆地推进两岸关系，“大三通”一个月内就出台。地区各方则在谨慎观察、评估，生怕发生些许的战略误判。

    那一年的“香格里拉对话”现场，中国军方代表团团长在发言中表示，两岸关系出现了新的积极的变化。但是他紧接着的一段话在会场内外引起了高度关注：“与此同时，‘台独’势力继续分裂活动，严重的，大陆军队依然会做好打击‘台独’的各种准备。”

    这一番话，让现场的人很错愕：台海局势缓和了，解放军为什么依然如此强硬？

    当天晚上，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基廷就和中国军方代表团负责人见面，地点选在一个不显眼的酒吧间。

    “昨晚我与解放军的负责人见面了。”第二天上午，基廷见了我，一开口这样说道。

    经过一年的磨合，我与基廷之间，似乎已不再需要太多的寒暄，有时可以直奔主题。

    其实，不用基廷说，我大概也能猜出他们谈了些什么。基廷面见解放军负责人之前，中国军方代表团负责人对我说：“我们的对台军事斗争准备是真的，我们要让美国实实在在地感到我们的反弹，也要让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到痛。”

    “什么痛？”我追问。

    “美国对台军售是有后果的，我们不能容忍这一切。美国人如果继续这样做，那就要尝到痛。”解放军负责人的回答斩钉截铁。

    但我还是要再听听五角大楼和太平洋司令部怎么说，而且我要他们在电视镜头前，对着我的观众，明明白白地说出来。

    “香格里拉对话”的最后一天，作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基廷，与五角大楼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部长詹姆斯·辛恩坐在一起，接受了我的独家联合专访。

    与一年前不同，这次美国军方居然提出由我们来挑选采访地点，选好后只要通知他们即可。届时，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和国防部助理部长就会准时前往采访地点。

    一个欧洲同行听了，觉得匪夷所思：“美国人对你们这么放心？”

    我只好耸耸肩，因为我自己也纳闷。

    “他们没有安检措施？”欧洲同行仍不死心。

    “没有，确实没有。”

    就是在这一次，我与基廷的新任新闻官——杰弗里·布雷斯劳建立了不错的工作关系。这是后话，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中午11点40分，是我们与基廷上将和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安全的助理部长詹姆斯·辛恩约定的时间。

    我们的摄像、灯光和收音设备都已就绪。

    还有10分钟。几个美国军人抵达，把守住门口。但他们还是没有对房里的设施进行安检。

    还有8分钟，新闻官杰弗里·布雷斯劳和太平洋司令部外交顾问抵达，问我准备问些什么问题。我告诉他们，准备重点谈谈对中国军方反“台独”宣示的反应。

    杰弗里的脸色有些小小紧张，和外交顾问嘀咕了几句，一起走出了我们的房间。

    还有5分钟，基廷和辛恩抵达，但他们很快就进了旁边的一间小屋。

    11点40分，基廷和辛恩从旁边的小屋走出，像踩着点一样，走进我们的房间，一行随从立时把我们的房间塞得满满的。

    握手，寒暄，开玩笑，基廷的脸色似乎有些不自然。

    刚才的5分钟，他们显然正在紧急磋商。5分钟后，他们似乎已经有了一个能够给我的答案。

    “We are making history.”（我们正在创造历史。）基廷的这句话说得有气势，也有些美式幽默特点。

    “你们怎么看中国军方此次的反‘台独’宣示？”坐定，灯光打亮后，我开始单刀直入。

    下面的“三人互动”读起来似乎有点意思：

    辛恩：就政治观点来说，那样的言论的确不同于我们听到的较和缓的政治声明，由北京在台湾选举过后提出的。

    邱震海：基廷上将，你有什么看法？

    基廷：在5月30日的宴会中，我跟中国将军谈过，我们曾讨论过这一点。之前透过中美军事热线，我跟他的对话和之后我们的谈论，两次交谈中，他都没有这种粗暴的态度。我同意辛恩博士的说法，那样的言论，对我来说有点突兀。

    邱震海：你很震惊吗，辛恩博士？

    辛恩：我不会说我很震惊，我不认为……事实上那不是该篇声明的唯一要点，是的。我们得多看看中国将军对“香格里拉对话”的参与，因为那能有助于建立起透明度，增加区域对话。

    基廷：没错。对辛恩博士跟太平洋司令部来说，Peter，我们的工作是长期观察。在选举之后，虽然两岸关系趋于和缓，那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好事。但我们得长期观察，看看未来几个月的发展。

    邱震海：就长期观察这点来说，台海新发展将如何影响美国的防卫政策拟定？美国会减少对台售武吗？

    辛恩：我们对台售武是根据台湾关系法的三公报原则，我们没有看到此次大选产生了导致这些原则改变的前提条件。

    邱震海：中美热线已经实施了几个月，你们对中美军事热线有什么评价？

    基廷：它很有用，我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某个星期六通过话，在“5·12大地震”之后，晚上9点，在夏威夷的总部，那是星期天的下午。我拿起热线后几分钟，中国将军在另一头像现在的我们一样说话。我们谈得很多、很久，约一小时，谈话很有信息量。他花时间向我详细说明，地震带来的影响。热线效果非常好，将军的声音清晰，能即时通讯对双方都有好处。

    辛恩：对，我想就上将的观察继续谈，为什么我们的部队能快速有效率地在四川地震后，提供国际援助给中国？因为这样的沟通，不只是硬体连线，而是代表了信任跟了解。热线是两边进一步交往沟通的成果，对中国跟美国来说。

    基廷：这位中国将军跟我是好朋友。他是战斗机飞行员，我也是。他儿子是战斗机飞行员，我儿子也是。我们常互开玩笑说，谁是比较好的战斗机飞行员。那不是热线话题，那只是在比较成绩。谁是比较好的战斗机飞行员？或许是我们的儿子。

    节目播出后，一位有军事情报背景的欧洲外交官这样对我说，太平洋司令是美国最大的军事外交官，说的全是外交辞令，但密室里对中国的战略评估却极其负面。

    这位欧洲外交官早年作为军事情报官曾常驻巴勒斯坦地区，也许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吧。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那就是2007年11月的“小鹰号”事件。这件事给中美两军本已脆弱的互信关系，再次蒙上了阴影。

    即便多年后回想起来，这一事件依然扑朔迷离，同时给双方的军人和外交官留下了极其痛楚的记忆。

    事件的缘起是这样的：2007年11月19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向香港传媒发出邀请函，说“小鹰号”航母，将于21日由日本抵达香港访问四天，可接受传媒访问，估计有8000名美国士兵会在香港度过感恩节。但21日上午，“小鹰号”驶近香港，此时美国国务院突然表示，中国外交部在“最后一分钟”表明，拒绝批准“小鹰号”访港。22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决定允许“小鹰号”在感恩节期间抵达香港休整。美方26日晚间向媒体透露，“小鹰号”战斗群已于11月22—23日，取道台湾海峡，折返日本横须贺基地。

    但“小鹰号”返回日本途中，却并非通过台湾岛以东公海去日本，而是选择了穿越台湾海峡，因而被解放军“宋级”潜艇和准备访日的“深圳号”导弹驱逐舰盯上。“小鹰号”为此异常地在台海停滞，甚至一度摆出战斗姿态。双方对峙长达28个小时后，危机才宣告解除。台湾媒体称，这是1996年台海危机后，中美两军首度在台湾海峡发生海上军事对峙。

    这也导致后来访问日本的中国海军“深圳号”导弹驱逐舰，原本获得日本同意参观海上自卫队“雾岛号”宙斯盾舰，却突然临时遭到美国施压抗议，而改为参观日本补给舰“常盘号”。

    这里的关键有两点：第一，北京为何拒绝“小鹰号”停靠香港？第二，“小鹰号”何以刻意取道台湾海峡返回日本？

    对于“小鹰号”遭中方拒绝靠港的原因至今仍众说纷纭。台湾方面的消息指出，中方拒绝的背后原因，确实与解放军在海南岛和华东进行军演有关，而与美国对台军售等其他因素无关。因为当时“小鹰号”进入台海后，解放军在华东的军演随即喊停，原因即担心演习过程遭到美军监控侦测。而“小鹰号”取道台湾海峡返回日本，似乎有着更多的报复意味。

    在北京看来，台湾海峡是其主权范围。而在华盛顿看来，这里就是“国际水域”，美军舰队穿越台湾海峡返回基地不需要中国的许可，完全属正常运作范畴，今后在任何时间都将来去自由。

    2008年5月底，当太平洋总司令基廷和五角大楼东亚事务助理国防部长辛恩坐在我面前时，“小鹰号”事件是绕不开的一环。

    邱震海：关于中国军方的意图，我记得一年前在新加坡，你跟我说美国不只想知道中国军力，还想知道他们的意图。去年11月“小鹰号”事件后，时间过得很快。今天，你觉得你比较了解中国军方的意图了吗？

    基廷：比较了解但仍然不够，我们还有很多改善空间。

    邱震海：哪些方面还不够？

    基廷：在透明度方面，我们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你可以观察，一个国家的军事设备，无论是潜艇、飞机、船只，还是士兵，这国家想用这些来做什么？利用这些设备背后有何意图？用上那些设备，可带来什么力量？我们要得知的，是这一系列意图。

    邱震海：“小鹰号”事件的真正背景是什么？大家都在猜。

    基廷：我们没有明确答案，我到中国时，多次跟他们谈到此事。Peter，就在你提到的一月造访行程中。在那些对话之后，我不知道是否那些对话有直接效果。但经过那些对话后，有数艘美国航空母舰到过香港。所以我想那只是一个意外，可能是中国的行政措施。我相信在短中期来说，不会再发生那样的事。

    邱震海：之后你发表声明，引起北京、台北跟香港高度关注，也引发担忧，带来严厉的批评。你说台湾海峡是公海，美国海军不必被允许就可以进入。你可以说明一下吗？

    基廷：我是可以说明，但我不认为那是必需的。国际公海，美国海军、人民解放军海军、全世界的海军，都能进入台湾海峡。美国海军曾那么做，也会继续那么做，那是肯定的。

    辛恩：事实上是三要点之一，由盖茨部长在“香格里拉对话”提出的，你该记得，就是这样的论调。我们必须维持公共利益，包括公海、网络空间还有太空，就是你之前提到的军力跟意图问题，这是我们严正地对于去年中国的反卫星测试表达关切的其中一个原因。那是令人关注，或危险的军力。重点是一旦那样的军力建立起来，他们有什么意图。

    邱震海：换个话题吧，马六甲海峡，你认为中美军方能在那里合作吗？

    基廷：它是可能的地点之一，Peter。马六甲海峡、在蒙古的演习，还有我们谈到的“金色眼镜蛇”联合军事演习。在太平洋有大型演习，其中之一是即将到来的环太演习。中国受邀观察，我们要遵守一些法定限制，但这确实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机会。我们希望双方能利用这些机会。

    邱震海：在马六甲海峡地区，你觉得中美会有怎样的合作？

    基廷：情报交换、人员交流、提升互信。部长5月30日跟你提过，更多开放的计划，维持这些媒介的安全，包括空域、网络跟海域，而马六甲海峡就是个好例子。

    辛恩：我想我们的信息跟盖茨部长最近造访北京时一样，就是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不同于美国跟苏联的关系。冷战时苏联是我们的敌国，如今中国不是我们的敌国，我们的关系十分复杂。

    美台军售：太平洋司令遭遇“滑铁卢”？

    但当时，基廷自己完全没有想到，一个月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在悄悄等着他。当时的我也没有想到，一个月后，基廷面临的这场危机中，我居然在遥远的香港还能帮上他一点小忙。

    事情是这样的：

    2008年7月22日，基廷在华盛顿应美国传统基金会邀请发表演说，演说进展得很顺利。在现场问答部分，有台湾记者询问，美国政府是否有暂时冻结对台军售的态度。

    基廷第一句话就说：“我也注意到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并没有对台湾出售武器，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虽然说台湾的立法会有通过，但是美国在正式出售武器之前还有许许多多的程序，实际的举措是美国并没有向台湾出售武器。”

    基廷接着说：“我们也注意到马英九上台之后，两岸的局势有所缓和。台海发生战争的可能是非常、非常、非常之低。如果是我的话，目前这样的局势并不会让我做出向台湾军售的决定。”他说这话时，用了三个“非常”（very、very、very）。

    基廷最后抛出的这句话，成了给他带来灾难的“滑铁卢”。

    即刻，有媒体提问：“暂缓对台军售以及‘无急迫性的说法’是否代表美国正式‘冻结’对台军售的政策？”

    “这应由国务院来回答。”基廷的回答很符合“政治正确”的原则。

    但此时，基廷的这句“政治正确”的回答，已经没有人听得进去。对绝大部分记者来说，“如果是我的话，目前这样的局势并不会让我做出向台湾军售的决定”，才是真正具有信息量的说法。

    绝大多数记者已经站起身，准备去发稿了。

    基廷的新闻副官杰弗里·布雷斯劳立即敏锐地感觉到不对劲，因为记者们显然误解了基廷的观点，这样报道出去是要出大纰漏的。于是，他很快追出大厅，想把记者们追回来，重新做一番解释。但这时，已经没有人听他的了……

    可怜的杰弗里·布雷斯劳上校，只能看着呈鸟兽状散去的记者，心中暗自叫苦不迭。

    杰弗里·布雷斯劳上校，一个有着日耳曼姓氏的美国人，做事也像日耳曼人那样一板一眼。他平日不苟言笑，属于“慢热型”性格，但时间长了，却是一个做事靠谱的合伙伙伴。

    2008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上，基廷上将的身边忽然出现了这么一位帅气、低调的上校，也使我和基廷之间的沟通顺畅了很多。无论是与基廷约定的访谈，还是与五角大楼的沟通，杰弗里·布雷斯劳都安排得有板有眼，井井有条。

    如前所述，我的欧洲同行始终不明白，美国军方怎么能让我们来挑选采访房间，然后也不进行任何安检措施。说实在，我也不明白，这大概就是一种信任吧。

    “香格里拉对话”结束后，我与杰弗里保持着不错的工作联系，彼此随时可以用手机取得联系，这似乎成了我与太平洋司令部的一条“热线电话”。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条“热线电话”居然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

    基廷在传统基金会演讲后的第二天，全世界所有的媒体都使用了这样的标题：《美太平洋司令透露，美将停止对台军售》《太平洋司令基廷：美台军售将停止》《太平洋司令基廷促美停止对台军售》。甚至还有媒体分析，美国此举是为了在朝核问题上与北京有更多的“交易”。

    直觉告诉我，这些报道存在重大错误。从基廷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的角度来说，职位再高的美国军人，都无权对美台军售这样的政策层面的事情做出透露或评论。

    我想起，将近两个月前，基廷和五角大楼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部长辛恩在新加坡与我的对话。辛恩的原话这样说：“对台军售问题是符合美国《对台关系法》里面的三个原则，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到导致这三个原则完全改变的前提条件。”

    作为五角大楼东亚事务的负责人，辛恩的表述显然要比基廷更为关键。

    但当时，美国国内确实也存在对美台军售的非议，这股非议甚至也蔓延到了白宫和美国国务院内部。

    2008年6月，《国防新闻周刊》驻台北的记者就发表了一份报道，说美国内部有可能目前正在就对台军售和要不要继续对台军售，发生一些分歧。

    报道的作者，就是那个“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一直在我身边转悠的大胖子美国记者。

    这份周刊引述所谓比较可靠的消息是说，国务院内部存在两派，一派主张继续对台军售；另一派反对对台军售，认为“5·20”之后，两岸局势迅速趋缓，至少美国目前应该在这个时候暂时冻结对台军售。而恰恰根据一些消息说，美国国务院内部的两个层级的官员中，正手与副手之间均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在国务院最高层一级，美国国务卿赖斯反对继续对台军售，美国的副国务卿则主张继续对台军售；在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方面，助理国务卿是反对继续对台军售的，而他的副手、副助理国务卿则又是主张继续对台军售的。

    这份周刊的“独家报道”发表后，我立即给在台北的大胖子美国记者打电话，邀请他在台北出席《震海听风录》节目。

    在新加坡，大胖子从我这里得到了不少“料”，现在是他给我一些东西的时候了。

    但是，大胖子婉言拒绝了。

    不过，我和大胖子记者后来在其他场合仍有交集，这都是后话了。

    我拨通了杰弗里·布雷斯劳的手机。

    “杰弗里，怎么回事？这几天全世界都在报道基廷上将关于对台军售的讲话，那是真的吗？”

    “Peter，全世界的媒体都搞错了，那不是上将的意思。”

    随后，杰弗里·布雷斯劳把传统基金会那天演讲的现场场景给我描绘了一番。

    “上将这几天压力很大，白宫也很不高兴。”杰弗里在电话那一头说。

    “这好办，”我马上说，“请上将在华盛顿时间周二晚上到华盛顿或纽约我们的演播室去一趟，我在香港对上将做个连线专访。上将可直接在我的节目里澄清事实，我们香港时间周三晚上全球播出。”

    “好主意，我问一下上将，十分钟后回复你。”

    十分钟后，杰弗里来电。

    “Peter，这个敏感时候，上将再出来澄清，恐怕会越描越黑，请你理解。”

    “我理解。但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在我的评论节目和专栏文章里帮你澄清一下。”

    “那就太好了，上将会感激的。”杰弗里的声音已流露出感激。

    “但你最好把白宫或五角大楼的正式立场告诉我，便于我准确引用。”

    “好，你什么时候要？”

    “越快越好，我最快五个小时后播出。”

    “好，我尽力，你等我消息。”

    三个半小时后，我收到杰弗里从夏威夷发来的电邮，大意如下：美国官方正式立场是，美台军售立场未来不会改变，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不存在华盛顿与北京沟通的问题。

    杰弗里电邮中透露，这个立场在过去三个多小时里，经过了美国军方高层和白宫的共同磋商。但他希望，节目中不要提及任何一位美国官员的名字。

    一个半小时后，我在节目中透露了“白宫和美国军方不愿透露姓名的权威来源”的独家消息。节目也花较大篇幅，澄清了基廷在传统基金会演讲现场被媒体误读、误解的地方。

    这个透露，比白宫发言人的正式澄清提前了整整一天。

    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白宫发言人才发表讲话，就美台军售问题正式阐明美国官方立场。

    我们的节目，也成为当时全球唯一详细澄清事实的媒体。

    我不知道，这一澄清在多大程度上减轻了基廷在内部承受的压力。有些事情，我也不便多去打听。恪守新闻工作者的立场底线和工作范围，是赢得采访对象信任的最好办法。

    后来的事实是，我与太平洋司令部的合作关系日渐加深，我与杰弗里的手机联系，成了《震海听风录》节目与太平洋司令部之间的“热线电话”。

    2009年1月的一个星期三的上午，是《震海听风录》录制的时间。当时，奥巴马刚刚宣誓就任，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正在秘密筹划之中，也是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向东南亚宣布“我们回来了”的前夜。南海局势已开始趋于紧张，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的前身——“瓦良格号”也正紧锣密鼓地改建之中。

    南海上空已经乌云密布，东海上空的乌云也正聚集之中……

    此刻，美国军方的态度至关重要。

    远在夏威夷太平洋司令部的基廷破例答应，以电话连线的方式在《震海听风录》节目里现身，与身在北京的一位解放军退役将军展开直接对话。

    节目将于当天晚上播出。

    凤凰卫视香港总部一片忙碌，导播、同传都已各就各位。

    按照与杰弗里事先约定的时间，我让助手从导播控制室，直接将电话打到夏威夷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接通了基廷桌上的直拨电话。

    “我是基廷。”基廷的声音从远方的夏威夷传来。

    从夏威夷到北京，中美两位将军的对话，通过我在香港的主持，被全程记录和摄制下来。

    在这次节目中，基廷首次透露，美国军方愿意与中国海军在马六甲海峡展开合作，其中包括情报合作。

    十个小时后，对话全文通过香港，向全球播出。

    朝鲜核试：美国一筹莫展

    四个月后，2009年5月29日，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

    每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再次举行。一样的季节，一样的场景，而且几乎是同一批与会者：各国国防部长、参谋人员、军事智库学者等。

    香格里拉酒店的大堂，依然熙熙攘攘，身穿制服的各国军人来来往往，但隐约中有一层不安的气氛笼罩着。

    四天前，朝鲜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在此之前，朝鲜接连发射了几次导弹和卫星，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联合国接连出台主席声明和制裁措施，希望能遏制朝鲜进一步挑衅的势头。但谁也没有想到，朝鲜居然在国际社会的一片抗议声中，于2009年5月25日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

    5月29日，“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举行，朝鲜核试验无可争辩地成为焦点。

    “香格里拉对话”举行前三个月，我收到主办机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邀请函，邀请我成为“香格里拉对话”的正式代表。

    这件事，着实有点让我感到意外。

    主办机构陈述的邀请理由是，过去两年里，我为传播“香格里拉对话”，并在沟通主要国家的军方往来方面“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我这才想起，除了播出对美军“三巨头”的专访外，两年来我和同事确实频繁往来于一些主要国家的军方领导人之间。也许，这也算是“民间外交”的一种吧。

    无论如何，成为“香格里拉对话”的正式代表，对我来说意味着我可以不再以媒体身份出现，也不再受制于对媒体的诸多限制。作为正式代表，我可以自由出入各种闭门会议，也可与各国代表和军方人士一起，参加新加坡总统的晚宴。

    而这一切，都是对媒体不公开的。

    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正式代表的身份，很快就在2009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中派上了用场。

    “基廷将军，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开幕晚宴大厅里，我径直向基廷走去。

    “Peter，我也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一身戎装的基廷站起身，与我握手。

    距开幕晚宴还有20分钟左右，各国军事代表团成员和会议代表，纷纷在各自的大圆餐桌边就座。

    基廷和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等人，就坐在离我不远的餐桌边。

    我对基廷说：“感谢你今年1月通过电话连线出席我的节目。节目播出后，全球反响很好。”

    基廷回答：“也感谢你的邀请。太平洋司令部很高兴有机会通过你的节目，与中国军方人士公开对话。”末了，他又补充一句：“中美两军需要这种公开对话。”

    “将军，你怎么看朝鲜四天前的第二次核试验？”我开始转换话题。

    “Peter，我正想和你讨论这个问题。”基廷的眼睛忽然发亮。他把我拉到一边，距他的餐桌稍远一点。

    “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反应？”他的问题令我有些吃惊。

    那边的餐桌边，有人走过去与阿米蒂奇打招呼。

    朝鲜第二次核试验过去四天，美国官方还没有表态。一般常理下，这有点不寻常。

    基廷急于与我讨论这个问题，似乎显示美国高层，至少是军方高层还没有想好对策。

    “美国军方应该有强硬表态，这样才能不给平壤以任何幻想空间。”我答道。

    “如果我们故意不理睬，你觉得会怎么样？”基廷问得很认真。

    我心里暗自一惊：原来美国想对朝鲜的核试验不理不睬！都这节骨眼儿了，美国若不发声，难道还要别的国家发声吗？

    “那会给朝鲜一个信号：国际社会拿他们没办法。”我的回答也很直接。

    基廷站在那里，似乎陷入了沉思。他那一身白色海军四星上将军服，在宴会大厅中央显得很扎眼。

    我陪他站在那里，也有些扎眼。

    《国防新闻周刊》台北站的那个大胖子记者，此时出现在我们身旁，试图与基廷打招呼，但基廷依然在沉思。

    “美国若不表态，中国将很难办。”我补充了一句。

    大胖子记者实在忍不住了，径直上前与基廷打招呼，做自我介绍：“将军，能问一个问题吗？”

    基廷从沉思中回过神来，看了一眼他：“对不起，晚宴马上开始了。”又回头和我握手：“Peter，回头再聊。”

    基廷大步流星地走回自己的桌子。主席台上，澳大利亚时任总理陆克文的主旨演讲马上就要开始。

    杰弗里·布雷斯劳上校也来了，还专为几个月前帮忙澄清美台军售的事情向我致谢。

    只要基廷上将出现的场合，身旁必定有杰弗里，那一身白色的海军上校军服，显得很帅气。

    但那年在新加坡，杰弗里对我很抱歉地表示，这次基廷上将不能接受我的专访了，等返回夏威夷后，过几个月再说，也许10月份可以。

    他一直没有说明原因。但杰弗里很诚实，看得出他不是在“忽悠”我，而是有些为难之处。我也不便多问，而宁愿相信他确实有难言之隐。

    各个闭门会议的场合，我都可以见到杰弗里跟着基廷，有时忙得没时间和我打招呼；有时见到了，会心地一笑，就算是招呼了。

    看着他那忙碌的样子，我很想请他到大堂酒吧喝一杯，但想想还是算了，他应该没有时间，或是没有心情。

    杰弗里返回夏威夷后，我们断断续续还有些联系。从这些联系中，我隐约感到，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要换人，只不过美国军方高层还一直没有选定人选而已。

    到了当年的10月，杰弗里告诉我，基廷很快就要卸任，而他也将离开现有的岗位。

    这大概就是四个月前在新加坡，他有些落寞的原因吧。

    “杰弗里是个很好的副官，周到，贴心。他是我最好的下属之一。”2013年6月，时隔四年之后，基廷在新加坡对我这样说，“我退休后，杰弗里也退役了，目前正在做他自己的生意。”

    但我与太平洋司令部的联系并未就此中断。

    谁在秘密监视着我们？

    2010年6月，一个名叫莉迪亚的美国女军官进入了我的工作范围。

    莉迪亚·罗宾森，杰弗里的继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新任新闻官。

    “Peter，我给你发了四个电邮，全部被退回来了。”当我主动给她打电话时，莉迪亚这样对我说。

    “你用的是太平洋司令部的电邮账户吗？”我问她。

    “是的，只有使用我的私人电邮时，我才能发给你。”她在电话那头说。

    我没怎么往心里去。我经常有收不到电邮的情况，也懒得去追究原因。

    但后来在我和太平洋司令部之间，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我才隐约感到，在我们之外，似乎还有另一只眼睛在盯着我们。这当然也是后话了。

    杰弗里离任时，显然已把我们之间良好合作的情况，原原本本告诉了莉迪亚。因此，我们的合作，从一开始似乎就不需要任何的磨合，而可直奔主题。

    “威拉德上将在新加坡将接受你的专访。”莉迪亚的信息十分明确。末了，她还补充一句：“上将在新加坡只接受你一个人的专访。”

    威拉德是基廷的继任、美国新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但是，和莉迪亚的电邮联系始终不顺畅。她用太平洋司令部电邮账号发过来的电邮，我多半收不到，很误事，也因此而发生了一些误解，让她以为我对太平洋司令部不再有采访的兴趣。最后我们只得商定，彼此都用私人电邮账号联系，遇到重要事情还是直接用手机沟通。

    这时我才实实在在地感到确实有一只眼睛，在神秘的地方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只不过，我不知道这只眼睛是谁，它又在哪里。

    2013年6月，直到美国国安局前雇员斯诺登抵达香港，我才恍然大悟。如果说，按斯诺登的透露，就连香港中文大学这样的学术机构都被监视，那更何况我们这样的传媒机构？

    多年来，我几乎已养成了一个职业习惯：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要将了解到的东西在节目中播出去。

    电视主持人和评论员这个职业，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因此，无论那另一只眼睛身处何方，如何在暗中盯着我的工作，我都感到很坦然。我唯一希望的就是，那些暗中监视我的“眼睛”，不管它来自哪个国家，都不要影响我的实际工作，比如太平洋司令部发给我的电邮时常丢失，就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了……

    和平，在信任中穿越

    但这些小事，最终并没有成为我和莉迪亚之间的障碍。

    2010年6月，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我和莉迪亚第一次见面。

    这是一个已届中年的美国女性，精干而风韵犹存。我与她的第一次见面，居然是在楼下大堂的酒吧里。新任的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威拉德上将尚未抵达，莉迪亚提前一天来打前站。

    初夏的新加坡，她穿着黑色紧身连衣裙，主动点了一杯法国红酒。柔和的灯光下，那双眼睛显示出军人特有的气质，也透出内心一丝浪漫的追求。

    她直率得开口就谈自己的儿子和家庭：“你有孩子吗？叛逆吗？我的儿子14岁了。昨天我从夏威夷启程前，他还让我早点回去。”她告诉我，她的丈夫也是个军人。

    看得出，她对国际性的场合还颇为陌生，所以在这方面，尤其对于如何安排与国际媒体的见面，她似乎有点倚赖我。不过，有了杰弗里的铺垫和引见，我和莉迪亚之间的合作，反倒没有任何障碍。我告诉她一些过去几年的常规做法，包括场地的选择、日程的安排，以及会议期间我们的手机联络方法等。

    “你们来选择场地，并负责和新加坡特警沟通，我来协调威拉德将军的时间。”她完全不关心我将问威拉德上将什么问题，也不关心任何安保方面的措施，只关心采访的技术性细节。

    这是一个让人很放松的伙伴。我们就这样坐着，手里各自拿着一杯红酒，很放松。历史的风云，战略的角逐，在这个特殊的气氛中似乎都停止了穿越。

    世界本来就不该那么复杂。

    我在本书前面曾提到，近年我主持《寰宇大战略》，节目中有一个战略观察员的环节设计，我坚持要启用年轻女性来担任观察员。女性，有一种特殊的人性的感觉，能使男人津津乐道的战争逻辑和思维，在刹那间黯然失色。从这几年的效果来看，我似乎是对的。

    “明天早上你再见到我，我就会一身戎装，希望你还能认出我来。”走出酒吧，莉迪亚这样对我说。

    一时间，我很难把一个妩媚的女人和一个身着军服的女人联系在一起……

    第二天一早，莉迪亚果然一身戎装出现在我面前。与昨天的风韵相比，戎装的莉迪亚显得干练、机敏，全然是另一副模样。

    妩媚和干练，居然可以这样完美地结合。

    我们很快一起约上新加坡特警，到我们选定的专访地点现场踏勘。莉迪亚似乎很满意，没有一句啰嗦的话，依然是看表、对时间、确认手机号码，然后彼此在会议期间保持密切联系，依然是对我们百分之百的信任。

    到了专访时间，一身戎装的威拉德上将也几乎是踩着点似的，来到我们的专访地点。

    从基廷开始，到威拉德，再到洛克利尔，这些年里，历任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都成了我的节目的常客，而且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上几乎形成了一个惯例，即只接受一个电视节目的专访，那就是《震海听风录》。

    但我与太平洋司令部之间的电邮，这些年依然时常出现“问题”，不是丢失就是延误。

    显然，依然有一些“眼睛”在暗中盯着我们。

    不过我倒是很坦然：只要不涉及军事秘密，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有利于地区和平的事情。随着地区战略格局的日趋复杂，各国的军方应该更多地学会和习惯与媒体交往。

    美军：中国军人有多少战斗力？

    就这样，在我与太平洋司令部一来一往的过程中，七年时间很快过去了。

    这七年，世界见证了一个重大进程的发生，那就是中国军力的迅速崛起，以及美国对中国军力崛起从恐惧、敌意到无可奈何地接受。

    回想一下，2007年的时候，涉及中国军力发展，中国民间在讨论什么话题？当时讨论得最多的就是中国究竟要不要制造航母？但七年后的2014年，谁还讨论这个话题？大家讨论的是另一个话题：中国究竟需要几艘航母才能保证建成一支“远水海军”？

    2007年的时候，中国刚刚从一个“幻想”中苏醒过来，那就是要求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是一件不切实际的事情，中国的军备建设，一切还得靠中国自己。但那个时候，中国连东风21导弹也还没有，更遑论其他一系列更为尖端的武器？

    再想想，2007年的时候，中国的军事建设目标是什么？你现在想起来了？对，没错，是认真做好对付“台独”的军事斗争准备。但早在2003年的时候，香港的一位欧洲军情专家就指出，中国大陆的军备建设程度，早已逐渐超越了对台军事斗争的需求。2003—2007年的中国，依靠不声不响，埋头苦干……

    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刚刚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当时中国外部环境最为严峻的就是台海危机，以及欧洲由于默克尔和萨科齐上台而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的挑衅。当时的中日关系，由于安倍第一任期而柳暗花明；当时的南海问题，虽然主权争议已经存在，但危机却远未上升，更未达到爆发的临界点。

    2007年，美国在军事领域里对中国最大的要求，就是军事透明化。但当时的中国军队，虽然崛起进程已经展开，但真正的自信依然尚未建立。因此，无论在国际场合还是在一系列国际舆论战上，人们看到的一幕总是美国在设置议题，而中国则在被动地应对各种议题，而军事透明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那一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军事透明化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中国军队不能接受在别国强加的压力的基础上，推进军事透明化。这话说得虽然理直气壮，但似乎总让人感到一丝底气不足。因为从一开始，中国和中国军队似乎就“跌入”一个由美国人设定的“陷阱”——军事透明化。

    2010年的“香格里拉对话”，时任中国国防部长面对所有在场的西方军人和学者大声表示：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远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大。仔细想想，其背后的逻辑，与2007年应对军事透明化的“陷阱”如出一辙。

    那时的中国军人，正在上升的自信中，依然夹杂着一丝与外界的隔阂。

    “首长接受采访，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这是所有的国际和华文媒体，从随团中国军人处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审批什么时候可以下来。”天真的记者们往往这样发问。

    “有消息会告诉你们的。”这是最为标准的答案，但之后却往往没有了下文。

    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深深地感到一种体制的无奈。

    在这一点上，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确实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做派。

    从本章前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从太平洋司令基廷的一句“这是我的承诺”之后，到后面美军新闻官的雷厉风行，其间几乎没有感受到体制性的障碍。

    至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2008年主动要求接受采访，而且完全不要求提交任何的采访提纲，这在当时的我们看来，确实有点匪夷所思了。按照一般常规，凡是官员主动要求接受采访必有重要信息需要发布。然而，戴着眼镜、斯斯文文坐在那里接受我们采访的马伦，却并没有重要信息发布，而是欢迎任何的提问，并轻松地予以回答。那种回答，既符合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同时又有其个人的人性化注解。

    当然，美军的自信不是没有边际的，不然就不会有基廷2008年秋天的“滑铁卢”。

    但这几年，中国军队的进步速度是有目共睹的。

    首先，硬实力方面，在2014年，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的话来说，由于中国海空军事力量的崛起，美军对太平洋海域及空域的绝对控制时代正在走向终结。

    2014年10月，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越美国。

    其次，这一年，中国军队反腐的力度空前加强，军中“大老虎”浮出水面，军中将领受到震撼。2015年伊始，中国军方又公布了16名涉贪的高级将领的名字。中国被揭露的涉贪高级军官已超过30人。

    之前的几年里，谁都知道，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更新很快，但军队的现代化管理则似乎有所脱节，尤其是军中腐败成为一个民间诸多谈论，也诸多担忧的问题。须知，一支军队的武器装备再强，但只要这支军队充满腐败，其战斗力一定会被打上硕大的问号。随着2014年军中反腐的展开，人们开始感受到，一支具有现代化装备的军队，也正在迈向具有现代化组织管理的军队的进程中。

    与此同时，近几年里，中国军队在与外界交往方面的自信与专业程度，也有相当的提升。2014年6月，我的同事在采访“香格里拉对话”过程中，亲身感受到中国军人对媒体的需求。中国军人开始认识到，善用媒体对军事外交具有重大作用。虽然其间还存在些许的粗糙，但这一懂得运用媒体的现代思维，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所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

    这一切，都是在2007年的时候难以想象的。

    2015年伊始，中国军事力量从硬实力到软实力的建构，与美军相比，从武器装备到现代化组织能力的建设，依然有草创和粗糙的痕迹，但其进步的速度和力度，却已展现出了其具有深厚潜力的一面，而这显然很让美国的军人关心。

    2014年夏天，“伊斯兰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成为新的恐怖主义的代名词。9月中旬，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对“伊斯兰国”实行空中武装打击，并开始组建全球反对“伊斯兰国”的联盟。

    那几天，我正在美国加州休假，天天在电视上看奥巴马在美国国会、联合国的游说及现场直播。

    几天后，我返回香港。在香港中环“外国记者会”，一个美国空军上校喝着咖啡，对我说：“其实，美国很希望中国能加入这一联盟。”

    “为什么？”我问。

    “这既能强化中美军事关系，同时也能给解放军一次实地练兵的机会。”他答道。

    他又接着补充道：“中国军队已有30年没有参加过战争了，而美军几乎每隔几年就有一场现代化战争的练兵机会。因此，参加对‘伊斯兰国’的作战是解放军千载难逢的练兵好机会。”

    忽悠！这是美国人的大忽悠。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打击“伊斯兰国”，美国人自己都不出动地面部队，而且出动空军的范围也有限，为什么要别的国家参加？更何况，中美两军合作参战，打击一个至少目前尚不构成对中国直接威胁的组织，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天方夜谭的想法。

    但是，你能否认他说的“中国军队已经30多年缺乏实战经验”的说法吗？今天中国各集团军的高级指挥官，也许军事理论素养和沙盘演练经验丰富，但有几人具有实战经历？即便是中国的更高级别的军人，充其量也只是在1979—198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以中级指挥员身份积累的实战经验。

    这一点，又与美军的高级指挥官形成截然反差。

    三、美军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今天的美军高级指挥官，虽说不是全部，但不少人确实具有相当的实战经验：

    -本书前面提到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前任司令基廷，1991年1月，任驻“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CV-60）第17航空母舰飞行联队副联队长，任内率部参加海湾战争。

    -基廷的前任、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法伦，1991年海湾战争打响后，作为“罗斯福”号航母舰载机指挥官，参加了对伊拉克的空中打击。1995年8月，他升任“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司令，率舰队进入地中海，对波黑塞族阵地实施空中突击，迫使南联盟参加由美国主持的和谈，签下代顿协议。

    -本书前面提到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的继任邓普西，先后参加过1991年海湾战争和2003年开始的伊拉克战争。海湾战争时，他还只是陆军第三装甲师的一名普通军官，但到了2003年，他已被擢升为第一装甲师师长，率部在巴格达驻扎了14个月，并在2004年参与镇压伊拉克什叶派武装人员。由于屡有战功，他颇受美军高层好评。邓普西在伊拉克的实战经验，被诸多评论家和媒体认为是他出任参联会主席的重要资本。

    太平洋：美军的角色究竟是什么？

    2012年6月，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刚上任不久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上将，第一次接受我的独家专访。

    洛克利尔身高1米90，站在他的身边，身高1米80的我，顿时成了小个子。这对我而言，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经历，也是十分有趣的体验。

    更重要的体验是，站在我面前的洛克利尔，刚刚从利比亚前线调任太平洋战区，身上似乎依然有着些许硝烟的气味。

    在利比亚，就是由洛克利尔亲自指挥的北约联军，将卡扎菲送上了黄泉之路。

    洛克利尔2012年上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之前，是北约攻打利比亚部队总司令。

    2011年，利比亚的动乱和战争之年。那年的2月15日，利比亚爆发反政府游行，遭到政府军镇压；2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首项决议，冻结卡扎菲资产；3月初，政府军进攻反对派在东部的据点班加西；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再度通过决议，授权成员国在利比亚设置禁飞区。

    随后，以法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发起了代号为“奥德赛黎明”的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就是洛克利尔。

    经过半年激战，卡扎菲最终被送上黄泉之路。那一天，是2011年10月20日。

    因此，洛克利尔的这段经历，成为我与他在电视聚光灯下交谈的开场白。

    “7个月前，你率领部队成功地推翻了卡扎菲政权。奥巴马总统把你派到亚太地区来，你的下一个目标是谁？”我开门见山地问他。

    洛克利尔喊着我的英文名字，但却巧妙地躲闪着我的问题：“Peter，虽然这个地区的安全形势严峻，但我不认为这里有我要推翻的目标。我在这里的工作，首先是与各有关国家和地区进行沟通，尽力维持这个地区的战略平衡。”

    “在亚太地区，最让你晚上睡不着觉的是什么事？”我又问。

    “最让我睡不着觉的，就是朝鲜半岛。”洛克利尔恢复了军人风格，直截了当。那时，金正日刚去世半年，中日钓鱼岛风波还没有激化到今天这样的程度。

    “作为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你大量的时间是从事军事外交。你觉得自己更多地像一个战士，还是像一个外交官？”我又问。

    洛克利尔笑了，显然听出了其中的“陷阱”。他稍顿了一下：“我更多地是一个海员，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我当海军40多年，我的工作就是帮助世界从一个状态走向另一个状态。”

    这是一个智商极高的军人，反应敏捷，滴水不漏。

    “你是个很棒的采访者，我很享受。”上将站起身与我握手时，这样说道，似乎有点不打不成交的感觉。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上面刻着“太平洋司令部”字样：“Peter，这个送给你。下次在太平洋司令部酒吧，你只要出示这枚硬币，我就给你买一杯啤酒。”

    本章前面提到，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是美国规模最大的一个海外战区，直辖军人多达30多万。不仅如此，今天凡是与中国周边冲突有关的事务，无论是台海、中日、朝核、南海，都离不开这个战区。

    按照一些国人的“阴谋论”思维，美国是这个地区所有冲突背后的“黑手”。那么，这个“黑手”的一个重要“手指”，也许就是太平洋战区。若以这一“阴谋论”思维，确实也可以佐证一些事情。

    例如，2012年秋天，中日钓鱼岛风波开始激化，中国船长詹其雄被日方以国内法起诉。之后，一连串“偶发事件”开始在地区间频频出现：

    -2012年4月，中国和菲律宾在黄岩岛忽然发生摩擦，几近擦枪走火；

    -2012年8月，中国和日本又一次在钓鱼岛发生摩擦，其起因乃中国香港的保钓船只进入钓鱼岛海域，但随即便演变成中日民间的巨大风波。

    2012年一整年，上半年发生中菲黄岩岛风波，下半年爆发中日钓鱼岛风波。所有的周边领土纷争，似乎就像排了队，一个接着一个与中国“约架”。而这种“约架”风波，在2012年之后，还在继续延续之中。

    -2013年上半年，继之前的黄岩岛风波之后，中菲围绕南海“仁爱礁”又发生纠纷。多艘中国海监公务船聚集“仁爱礁”附近，据说意在切断菲方对“仁爱礁”的补给，迫其自动撤离。

    -2013年5月，中国海军五大兵种据称集结南海进行大规模演习，多型驱护舰艇、潜艇、海航战机、轰炸机等全部对海主战兵力投入演练，内容包括防空制海、反空袭、击沉敌方受损舰艇等。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5月23日，美军核航母“尼米兹号”现身南海，也开始了军事演习。

    -不日，中国演习部队撤离有关区域……

    有人说，美军这是故意的安排，目的是给中国一个下马威，同时给菲律宾以明确的支持。

    而菲律宾国防部长贾思明，似乎也对美国这一举动心领神会。随后几天，他公开表示：中国不敢对我们发动进攻，因为他们知道，美国在我们的背后。

    一个星期后，2013年6月1日，美国现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上将，在新加坡接受我的独家专访。

    由于这已是我们的一年之内的第二次见面，因此我也就单刀直入。

    “上个星期，你为什么派遣‘尼米兹号’航母忽然抵达南海‘仁爱礁’附近？”我问。

    “哦，Peter，”洛克利尔依然喊着我的英文名字，“我们这是事先安排好的演习日程，与中菲‘仁爱礁’冲突没有直接关联。”

    你信吗？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的。但我要的效果是他对着摄像机，在我的观众面前把这句话说出来，这叫“立此存照，有据可查”。

    洛克利尔似乎也已经习惯了与我的“唇枪舌剑”或“左右躲闪”，对这一切表现得很享受，没有任何的愠怒。

    诸如此类的“偶发事件”还有很多。

    2014年5月6日，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突然到访香港，一天后前往河内。

    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会议室，拉塞尔接受我的提问：“此行到河内的目的是什么？美国将向越南释放什么信号？”

    拉塞尔倒也坦诚相告：“美国反对一切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希望各方，尤其是中国不要考虑用强力或武力冲击现有的国际秩序。”

    几天后，我们就从媒体上读到拉塞尔在河内的相同表述，并立即读到越南方面的“顺水推舟”的回应。同时，越南方面也开始对中国采取逐渐强硬的姿态。

    几乎与此同时，2014年5、6月间，中国的981钻井平台在与越南发生争议的我方一侧进行正常作业，引起越方反弹。

    越方派遣武装力量日夜监视中方作业，并频频发出威胁，同时越南国内也爆发由官方默认的示威游行和对中国企业的打砸抢行为。中方也不示弱，也派遣空军力量接近事发地点。

    双方冲突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7月10日，美国参议院忽然通过421号议案，要求中国将“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和护航船只撤离南海海域，恢复南海原状，敦促中国节制执行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宣示。

    7月15日，中国突然把981钻井平台连同百余艘相关船只撤离中建南海域，这比原来宣布的钻井结束时间整整提早了一个月。按照实际作业时间计算，则减少了27天。

    事情的结果，着实有点出乎外界的意料。

    中国须学会善用“美国因素”

    “美国因素”在中国周边越来越成为一个复杂的因素。“美国因素”对崛起的中国而言究竟是负面居多，还是正面居多？抑或正负两面皆有？在现阶段，中国究竟如何客观评估和有效利用“美国因素”？这是今天和未来中国已经绕不开的一个课题，而这一课题在2010年之前似乎并没有那么紧迫。

    曾记得，2003年之前的几年里，时任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刻意操弄“台独”思潮和行动，将两岸关系推向几乎万劫不复的边缘。2003年，时任中国总理访问华盛顿，与美国达成联手制约陈水扁“台独”的共识。此后，台海局势开始逆转，陈水扁的“台独”倾向受到相当程度的制约，直到2008年马英九上任。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当时华盛顿与北京的联手，陈水扁的“台独”嚣张不可能被抑制。从这个意义上，你能说在两岸关系上，“美国因素”是负面的吗？

    也曾记得，2012年12月安倍第二次上任日本首相，面对中国崛起的态势，凭借日本国内日趋保守的政治基础，采取对华日益强硬的立场，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钓鱼岛问题上坚持“没有争议”立场，丝毫不做妥协；第二，在历史问题上，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挑战中韩和周边邻国的情感底线；第三，以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

    在这一背景下，不但中日领导人峰会全面停止，而且就在日韩这两个同盟国之间，韩国总统朴槿惠在一些国际场合，就连把眼皮抬起瞧一眼安倍都懒得，更遑论与安倍握手言和了。但2014年下半年，安倍忽然一反常态，公开站到电视镜头前声明，他在历史问题上将继续坚持之前历届日本内阁的立场。再往前查一下记录，原来美国私下向安倍施加了压力。这从本书第四章透露的美日智囊电视激辩中，包括美国智囊对安倍连任后的期望表达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从这个意义上，你能说在中日关系上，“美国因素”纯粹是负面的吗？

    当然，无论是两岸问题还是钓鱼岛问题，其根源都可追溯到“美国因素”。或者说，这些问题之所以久拖不决，也主要是由于“美国因素”使然。

    美国作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有其在亚太地区自身的战略利益。从这些利益出发，美国希望在亚太地区维持一种适度的“不平衡”。在两岸问题上，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将台湾视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还是后来希望通过支持民进党长久维持两岸的分治、分裂状况，均无不出于这一战略目的。在中日关系和南海问题上，美国的战略利益也大抵如此。

    但这不等于说，两岸的纷争或中日矛盾、南海冲突达到擦枪走火的边缘，美国将依然维持其原有的战略底线和立场。原因很简单，若地区冲突突破美国能容忍或承受的范围，势必将冲击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每当这个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到，“美国因素”中调唆的一面会变成稳定局面的一面。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2003—2008年间，华盛顿愿意与北京联手制约陈水扁的“台独”，以及美国何以对安倍的修正历史问题的举措感到如此不满。这同时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2014年当中国的981钻井平台深入南海时，尤其是当越南与中国有可能在南海擦枪走火时，美国一再运用各种公开和秘密的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

    在施加压力，维持亚太地区适度平衡的问题上，应该说，美国没有特别的针对国家。对直来直去的美国人来说，其指针只有一个：谁打破平衡，就对谁施压。

    但在风和日丽之时，美国的战略则有其明显的侧重点，那就是哪个国家是美国在该地区乃至全球的潜在对手，那就使用各种手段对其形成钳制。在今天，这个国家无疑就是迅速崛起的中国。这就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美国在2009年全面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后，亚太地区的战略和安全局势趋于全面紧张。

    因此，对一般的中国公众来说，一个人性的感受就是，美国既在战略上遏制中国，又在策略上与中国为敌。这一感受既有人性的一面，又有其不完全的另一面。从上面的分析，人们可以看出“美国因素”的两面性，即既有调唆局势的不稳定一面，同时又有维持稳定的另一面。

    适度冲撞和制造紧张：中国须有艺术

    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就是：看透“美国因素”的两面性，将“美国因素”维持稳定的一面利用到极致。

    仍以2003—2008年间的两岸关系为例，陈水扁的追求“台独”引起北京强烈反弹，继而引发北京对台军事斗争的实质性准备。正是这种实质性的准备，让美国看到北京的底线，也看到突破这一底线可能导致的后果。北京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底线，是将“美国因素”的稳定一面发展到极致的关键因素。

    以此来看未来的地区安全格局，随着中国国力的崛起，中国国家实力的外延将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及南海一些国家均有疑虑、恐惧乃至敌意产生。对中国来说，不走出去显然不行，但走得太快也不行。面对日本和南海一些国家的疑虑和敌意，中国必须有适度的冲撞，方能逐渐改变由原有强国确定的“现状”。但这种冲撞却又必须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进退有据，宽紧适度。没有适度的冲撞，“现状”永远不可能被打破。但冲撞过度，则可能导致所有对手的联手反弹。

    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将适度冲撞的战略作用发挥到极致，同时又正好在美国的可控和可容忍范围之内？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地区对手挑衅，中国如何反弹？第二，中国如何主动出击？

    前文阐述的陈水扁和安倍当年的挑衅，均属于对手挑衅，中国被迫反击。试想，若中国不将反击幅度拉到最大，美国怎么可能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而类似981钻井平台的风波，则是中国主动出击，但遭到周边国家的反弹和美国的“阻击”。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崛起对世界“现状”的改变是渐进的，必然伴随着对手的“阻击”和中国的主动出击。无论是对“阻击”的反弹，抑或是主动出击后遭遇的“阻击”，其面临的问题都是究竟是“进一步，退两步”？还是“进两步，退一步”？将冲突和紧张的力度拉到极致，然后做出适度的妥协，究竟能达到这两种境界里的哪一种？

    这是一个需要中国、美国和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共同探索的问题，也是各方在冲突中妥协，在妥协中共同建构“新常态”的过程，更是各方人们的心态逐渐成熟的过程。

    若干年后再回头看，人们对今天发生的一切冲突就会有一种相对释然的感觉。

    但2015—2017年，却将依然是中美双方互相测试战略心理底线，并在行为上充满冲突风险的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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