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党内走资派？这时众目睽睽指向远超。其实，平心而论，远超平日虽有点官僚主义，架子也比较大，不太接近群众，“文革”初的表现也私心太重，但过去的工作还是勤恳努力的。他也不贪赃枉法谋取私利，生活作风比较严肃，并不是个坏干部。我当时虽恨他为人太厉害，言而无信，抛我及别人当替罪羊，又参与薛礼的诡计害我第二次，但对他总的评价心中还是好的。
谁知，一天晚上，军宣队的吕营长找我到实验室谈话。他告诉我：“远超是叛徒！”这使我大吃一惊，当时，为打击刘少奇等人，报道已经不点名地用“中国的赫鲁晓夫”来称呼少奇同志并批判他。由康生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挑动制造出来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正搞得热闹。红卫兵只要听说“叛徒”就揪。何谓“叛徒”？毫无界限，后来发展到入过狱被捕过的都是“叛徒”。这时，吕营长说远超是叛徒，我就问：“是怎么回事？”
吕营长说：“远超抗日战争时期，在任某县县委宣传部长时，因为怕死，敌人包围时，他将枪埋藏在地下，后来逃脱敌人包围，再去找枪，却找不到埋枪的地点了！因为丢枪事件受过处分，档案记录在案。”又说：“贪生怕死，有枪不与敌人拼死战斗，却埋枪逃跑，不是叛徒行为是什么？”
我听了默然。政策观念和是非感我是有的。我感到这同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叛徒行为是有明显差别的。但吕营长接着说：“现在我们军宣队经过调查研究，肯定远超就是中学的党内走资派！正在收集他的材料。他是‘三反分子’，是真黑帮！现在要搞斗批改，必须要材料充足，火力才能又准又猛！你是知情人，希望解除顾虑提供材料！”
见我犹豫，他又说：“我们知道，过去你同他接触较多，而且学校里由他改定认可的总结、计划都是你写他改的。所以你应当充分提供材料，把这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
我很怕听“斗倒、斗垮、斗臭”这种提法！听了刺耳，思想感情很复杂：高尚与卑鄙同在，而且，卑鄙心理占了上风；怜悯心理与报复心理并存，报复心理也占了上风；迷信思想与厌恶“文革”思想俱有，迷信思想使我也想响应号召争个表现；盲目与清醒交替出现，盲目却因自己的卑鄙而操纵了大脑。再加上对军宣队的感激，怕辜负信任，我终于说：“我实事求是地来提供！不过有个要求，希望能找到那些抄家时从我屋里拿走的我的笔记本，打印好的总结、计划等，好有根据。”
我要找“根据”，其实是推卸责任之一法！这是心里卑鄙才这么做的。它源于自私，既想将远超打下地狱，又不愿承担责任。这实际也是假公济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明知远超不是敌人，却决心把他搞成敌人了！谁叫他动辄就将我搞成敌人的呢！？报复心使我甘心下流了！
我这种心理状态当时也许是有点普遍性的。“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别人的卑鄙我可以指摘，我自己的卑鄙我更自愧！
吕营长为达到目的，答应了我的要求。果然，他们找回了许多我被抄家时拿走的本子、计划、总结等。这样，就给远超补充了大批罪状。因为在打印好的计划、总结上有远超亲笔改动的句子，在我的记录本上，有×月×日远超讲的、传达的许多话。日期、时间、地点均全。比如他讲的“说学毛著要立竿见影这是不对的，玩双杠玩不起来，是否念几遍毛著就能立竿见影了呢？”比如他讲的：“我们一定要提高学校的升学率。”……这些话本来不错，有的根本是复述上级讲的内容。但那时这些话拿出来，就是反毛泽东思想贯彻黑线的反动言论，够他吃不消兜着走的。以后批斗远超时，这些话他都无法否认，够他受的。我虽心有不忍，见他挨批斗时低头弯腰别烧鸡被折磨得很惨，但想到他私设公堂险些把我整死的仇恨，又使我快意地感到他是罪有应得。搞运动历来有个特点，就是造成你搞我、我搞你的局面。“文革”更厉害，它就是这样使人丧失人情和人性，使人太卑鄙，使人太无耻！并促使你和我、我和他互相进行阶级斗争，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我在揭发远超的事上虽未掺假，而且他又是曾那么背信弃义陷我于死地的一个与我共事多年的人，但时至今日，想起我在那种环境中竟不能同流而不合污，仍是感到深深惭愧和内疚自谴的。多年以后，“文革”结束，远超早已调升为地区文教办公室主任，我也调离中学到出版办公室做领导工作，并入了党。1981年夏，远超知我入党后，差儿子送一幅字来，是他填的一首《西江月》词，他写得一手秀丽挺拔的好毛笔字，词写的是：“仰望红旗志坚，确信共产必行，何惧狂涛骇浪涌，恰似一帆从容。十年相处不凡，欣喜谷怀高风，时光不嫌白发生，且看佳作入盛。”那是两个在黑暗中演了一出新《三岔口》的干部，经过“文革”风暴，又经过反思后，重新恢复友谊的表示。当然，这是后话。但在当时，是刀枪相对互不相让的！真是愚昧而违心，迷途而不知返！
远超倒霉的时候，全国声讨批判刘少奇的高潮正在掀起。L市的“红卫兵广场”上几乎天天有批判会，并将当地的党政干部、文艺界的“牛鬼蛇神”都押去在会上批斗。台上总是低头弯腰站满了挨斗的人。《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歌声常常在批斗会前后响彻会场。听到这两支曲子，我总感到曲调悲凉而凄苍。在这之前，围剿影片《清宫秘史》，因为刘少奇曾夸奖这片是“爱国主义的”，而毛泽东则说这是“卖国主义的”。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在被大加讨伐，名之曰“臭修养”。由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到正式点名批判国家主席刘少奇，时间隔得并不长。一个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平时是受到人民爱戴的，但尽管有一部好不容易制定出来的宪法，却无需经过任何程序，从宪法到国家主席，说不要就都弃如敝屣不要了！这不免使我产生一种无以名状的忧虑。俗话说“无法无天”，这不就是无法无天了吗？
1967年2月，北京发生了所谓“二月逆流”的事，其实是一些老帅和老干部反对“文革”中“打倒一切”的做法。但学校里红卫兵贴出了大量“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彻底击溃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大标语。三月的一天，由北京来了几个红卫兵，找我谈长篇《刘志丹》一书的问题。
刘志丹是陕北的传奇英雄人物。他在陕北积极传播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在陕甘高原高举革命红旗，在“左”倾路线时一再挽回危局，开辟陕甘苏区，建立革命政权，胜利粉碎敌人几次围剿，保全了陕北根据地。这部小说上卷写成于三年困难时期，早在1956年，工人出版社就定出这个选题。1962年写出第五稿，七月内《工人日报》连载，《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也选登过部分章节，但康生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刘志丹》是“反党小说”，是“为高岗翻案”。毛泽东1962年9月24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就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话的分量很重。文艺界出了不少冤案。
此书作者李建彤当时是地质部党委书记，她写成初稿，不满意，要找“秀才”帮助加工修改。当时工人出版社撤销，《中国工人》杂志社仍存在，将工人出版社牌子挂在北京猪市大街100号《中国工人》杂志社门口。当时《中国工人》主编拟在我及另一位同志中派一人协助作者完成任务。我因太忙，遂由何安栋同志去干了。但“文革”中，反革命文痞姚文元抛出黑文，公开点名批判《刘志丹》是反党小说，康生也信口雌黄，点了一大批人的名字。当时，《中国工人》原主编及另三个编委都受到了迫害，有的入狱，有的批斗劳改。因1958年稿完成后，曾征求副总理习仲勋意见，习仲勋召集《中国工人》的编委同去听他谈意见。他谈了三条：一，陕北当时的形势；二，要多宣传毛泽东思想；三，这是小说，又未写高岗的名字，可以这样。结果，“文革”中成了他的大罪，第一条意见变成了“陕北救了中央”；第二条变成“用刘志丹思想代替毛泽东思想”；第三条成了“为高岗树碑立传”，习仲勋下了监牢，《刘志丹》一书成了件要案，牵连广泛。习仲勋召集开会，我是编委本应去的，却因要马上发稿事忙未去。此刻，《中国工人》编委仅我一人置身事外，北京来的红卫兵本是想揪我并了解情况的。我说：“我未去参加习仲勋召开的小会，也未插手这件事。”红卫兵不信，说：“为什么五个编委就你一人没去参加黑会呢！”我说：“我太忙了！要发稿！”他们追究了几次，磨来磨去，才罢休离去。我算是庆幸自己少受了一次劫难，确是万幸。但不禁又感到：幸与不幸常常是偶然性在支配！如果那天我不发稿，也一同去了！那我不是就被揪到北京蹲监牢了吗？想想真是既侥幸又寒心！
1967年4月，报载王光美在北京清华因遭到由清华大学红卫兵主持的号称30万人批斗大会批斗。会上，批判了王光美和她在“四清”中总结出来的“桃园经验”。桃园是河北省抚宁县北戴河附近一个公社的一个大队。王光美和工作组奉中央命搞“四清”试点，试点总结名曰“桃园经验”，经毛主席批准向干部介绍学习推广。报告大意是说：农村不少干部，懒、馋、沾、贪、变，阶级异己分子已经篡夺社队领导权，搞资本主义复辟，敌情十分严重。这些人有的在地方，有的在中央，有在台前，有在台后，一有机会，就要兴风作浪，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中央下决心，要在全国范围通过“四清”把农村政权巩固起来。中央当时颁布了两个文件，都是十条。一是毛主席批的前十条，一是刘少奇批的后十条，加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的指导方针。现在“文革”开始后，毛主席以前肯定过的刘少奇“后十条”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都成了“大毒草”。当时，批斗王光美的照片及传单很快就传到了学校。王光美被红卫兵用“革命行动”穿上丝袜和高跟鞋、套上旗袍，仿佛这些都是罪大恶极的“资产阶级的打扮”。王光美只不过在“文革”前随少奇同志出访印尼等国时戴过一串珍珠项链，就在挨斗时，强给她戴上了一大串用乒乓球做的“珍珠项链”。这同江青当然有关。江青不止一次地用妒嫉的语调攻击王光美的出身和生活小节，语含挑拨和醋味。这使我遗憾。无论如何，革命老战友总是可贵的，即使老战友有什么错误，也不能混淆敌我呀！因这目的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公允吗？我感到了政治无情与心如铁石！只不过当时谁如果这么说就是可以拿来处死的“反革命”了！我有这想法自然不能表露。其实，有这想法的又何止我一个呢！？只不过人都会用两面手段保护自己于乱世罢了！
1967年4月12日，也即王光美在清华园挨斗后的第二天，江青以胜利者的得意姿态，在北京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著名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她居然以女皇的姿态跑到这样的全是将军们的会议上去训话了！这使人十分诧异。她趾高气昂地讲话，得意之中免不了会弯弯绕绕、波诡云谲地说出一点真话。这篇讲话，我当时读后就开始有了些“觉悟”。感到这应是理解“文革”的一把钥匙。江青得意忘形时的心态暴露出了馒头里的馅儿是什么。这篇《为人民立新功》，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过，后来才停止了宣传。
好的配角能把主角抬起来，坏的配角能把主角砸下去。江青老是在干砸主角的事，似“聪明”，实愚蠢。在这篇狂妄失常的讲话中，江青除了泄露了她在毛主席面前一贯实施挑拨离间和在“文革”前夕，秘密与其同伙张春桥、姚文元等炮制陷害彭真、吴晗的经过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两点：
一是对刘少奇所包含的仇恨与妒意。江青说：“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像《圣经》一样的。”
这里的“一个什么人的话”，这个“什么人”指的是谁？当然猜得到指的是刘少奇。江青说：“我的话更不听。”她的领袖欲之强暴露无遗了！搞“文革”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似有点明白了！
二是江青满脑子想实行封建的家天下。江青明目张胆地提出了这一点。
我年轻时甚至“文革”前天真地以为中央主要领导人都是伟人，亲如一家，团结无间。这是不懂得政治的幼稚想法。从江青嘴里明白不是那么一回事。少奇同志似乎书生气十足，起初自己是糊涂的，等到明白已被打翻在地。而我这种书呆气十足的知识分子，起先就更是糊涂了。等到江青的《为人民立新功》公开出版后，才算逐渐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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