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了馨姨母住的罗店水果弄22号，在那里，见到了显得苍老了的馨姨母和她的老母亲，我们叫她“罗店好婆”的。大家少不了都落下泪来。妈妈葬在小竹林里，幽静而凄凉。她的骨灰是用木盒子贮放后置于一只釉缸中，将缸盖用水泥密封后埋入地下的。没有立坟，也没有立碑，像一片平地，只作了标志。献上一盆小小的塑料花，淡黄的花瓣衬着浓黄的花芯，给我一种雅洁的感觉。我带着两个孩子在妈妈坟前默哀。我的心剧烈绞痛！如果不是“文革”，妈妈决不会这么早就去世的。我的坎坷遭遇，势必使妈妈受到莫大的刺激。对妈妈的死，我无从辞其咎！大妹当晚带晓林、晓亮和她的女儿回上海住，我却留下来住在馨姨母处。我想在妈妈身边陪伴几天。我也想静静地思索一下“文革”以来的经历。第二天下雨，苍穹广阔而安详，细密的雨丝在空间形成一片乳白。在妈妈葬身安息的竹林旁，地是湿润泥泞的，我的心空荡荡地思索着。
我想得最多的是认识到这场所谓“史无前例”的“文革”，它带来的灾难是多么深重。也许，搞“文革”的动机有好的方面，但法国有句谚语：“地狱的路面是由良好的动机铺砌的！”我想得最多的是我们中国怎样才能不再发生这种可怕的政治灾难？不再有这种荒唐的个人迷信与个人神化？这责任主要是在上边，但同我们每个人的“素质”也有关。许多卷入“文革”中的人都并不正确，都是推波助澜的！当然，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这责任诿之于群众，诿之于人民，它在事后检讨了自己的领导责任，判定了毛泽东同志应负的责任，判定了林彪和“四人帮”的罪行，但作为人民中的每一个份子，是否该也有个实事求是的分析？我想得最多的，自然是我们最最需要的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法制！我们也需要在教育上注意如何培养真正的人，如何提高人民的素质！
我不信佛，但曾读过些佛经和佛教书籍。《五灯会元卷十五》中有几则写禅门五家中开创“法眼宗”的云门文偃大师的故事，其中两则是这样的：
据说释迦牟尼佛刚刚出生的时候，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有一次，云门说完了这个传说，就对徒弟们说：“我当时如果在场，我就一棒把那释迦打杀了给狗吃，以图个天下太平！”
又有一次，一个徒弟问云门：“什么叫作佛？”云门回答：“干屎橛！”干屎橛，是古代入厕时用来擦屎的短木，是卑微低贱的东西。佛门的这两则故事，我不能没有新的思索。
我丝毫没有动摇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与崇敬，这是一个曾有那么多伟大崇高的烈士为之献出生命热血的党；我也丝毫没有动摇我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因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社会与人类总结、归纳与创述出来的一种求得解放全人类的美好理想。但是我也认识到以“左”的面貌出现而欺骗人的违反、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再也不应继续下去了，中国需要吹散“文革”那种假马克思主义的迷雾，按照真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必须的改革！大刀阔斧做有利于人民改善生活谋取富强的改革！
忧国忧民之思伴随着我丧母之痛那夜澎湃在我的胸膛。我忽的又想起了蝉！由于得到了解放，我不觉得我比蝉可怜了，我也不觉得蝉比我幸运了！虽然我还是一只噤声的寒蝉，但秋天冬天总要过去的，蝉过不了冬天就死了！人却会经过严冬迎来春光重又恢复人的尊严的！我相信！
十二、游山玩水与“十年磨一戏”
早在1972年6月8日，毛主席会见当时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过：“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美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周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他们的总后台是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可是，“文革”并非当时就结束，或当时完全改变做法。林彪是完了，江青和同伙仍在，“文革”并未很快就结束。
我在1972年9月底解放后，10月去上海等地度过。11月就又回到了L市。
天空老是铅色般冻结，日光淡薄枯黄，校园里依然凄凉冷落。说是恢复原来职务，我却不想工作也不敢工作。原来已在学校掌着权的人也不想把权分给我来使用。不请示不汇报，你也就没有权。我则乐得闲来无事，做个解放了的逍遥干部。开学校办公会时，我不发言，免得被揪辫子。我听着已掌权的人说，他不征求意见，我也不谈任何主张。开完会，就跑回家，冷飕飕的家里是经历过“文革”折腾的一些残缺不全的破旧家具，墙壁毛糙不平，水泥地坑坑洼洼没有光泽而且潮湿，但我却觉得比外边温暖。好在家就在学校里，到家里“躲进小楼成一统”，主要是忙着做饭。一日三餐都由我来操持。妻则在图书馆里上班，两个孩子一个做工一个上学，回来吃现成的。正因这样，我倒学会了煮饭、下面条、炒几个可口的菜。
我保存了一张1972年12月30日欢送高二（三）班学生毕业的照片，我虽坐在中间，但人消瘦，脸上无笑容，可以想见当时的心情。
天寒岁暮，刀尖似的西风吹来吹去，有时风吹着雪花，轻轻地打在玻璃窗上，翘首云天，看不到来年会有什么新的希望、新的气象。“文革”还不知何日结束。何况，“以后还必然要有多次”，那么，中国会是什么模样？冬天萧瑟，树叶落尽，“烈烈寒风起，惨惨飞云浮”，想起许多亲朋好友，都断绝了往来和音讯。由于一字一句都会遭到不测，大家都不通信了，不禁有晏殊诗中说的：“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索禁烟中。鱼书欲寄何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之感了！
上午与午后，我常睡懒觉。“文革”使我身体状况大不如前，整日感到疲乏无力，怎么睡也似乎睡不够。我总是想起意大利古典艺术家米凯朗琪罗的《日》的杰作中那个沉睡着的云石雕像。雕像的底盘上刻着这样的话：“只要世上还有苦难和羞辱，睡眠是甜蜜的。要能成为顽石，那就更好。一无所见，一无所感，倒是我的福气；因此，别惊醒我！”我真想自己能成为顽石，能有一无所见一无所感的好福气。
学校里的“牛鬼蛇神”“解放”了大部，只剩屠春等几个被称为“死老虎”的仍毫无理由地留着不予解放，每天由程金声派他们劳动。这些人有的是1957年错划的“右派”，有的出身不好又有点历史问题。但在“文革”前本来都是工作着的，工作得一般来说也都很好，如今却揪着不放，放了怕人说“右”，不知算是什么政策。他们如果真是什么有罪恶的刑事犯，判上二三年、四五年、五六年徒刑也该坐满刑期了！可是无事端端地揪住不放，也不处理，也无罪可判刑，却一直在劳改。有法制的国家恐怕都没有这种处理办法的！反正，学校里剪果树、打扫厕所、拉煤、翻地，一切重活都由程金声派给他们干了！一方面，口头上把劳动说成神圣，一方面却实行劳动惩罚，把劳动看成低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文革”中普遍都是这么做的。我自己“解放”以后，每次见到他们仍像囚徒似的在劳动，而自己虽是个校长，却无力去使他们获得一点起码的做人做教师的权利，心中总不是滋味。我卑鄙地不敢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怕厉音玉、胡绥之之流借此又掀风作浪，但内心不能不为自己感到惭愧。因此，总是远远看到他们就尽量避开。我常想：我劳改时远超远远看到我总是避开，怕也是这种心态呢！
生活平淡如水，单调如钟摆。尤其文化生活的枯燥更使人难受，电影奇缺，“新闻简报”新的、旧的一起放映就是电影院的好节目。西哈努克——这位柬埔寨的元首亲王和他那美丽的王后莫尼克公主成了中国影坛的一流明星。他们游山玩水的纪录片一放再放。外国电影，只有阿尔巴尼亚的在上演。说实话，片子的艺术性实在不高。但我总算是解放复职了的干部，我总是争取花点时间陪妻和两个孩子跑跑电影院。
感到很苦恼。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却无处可用。中国此时最不值钱的似乎就是人，就是时间，尤其是有知识的人和他们的时间。不是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吗？浪费人才、浪费时间，似乎绝不感到可惜！因为中国的人口最多吗？人的财富、知识的财富听任白白消耗流散，这个国家怎么可能变得富强呢？可是，理智使我筑起一片藩篱，谨慎要求我堆起一条堤坝，好保护我自己！这些话是说不得的！我这样的人，并没有自主权，而“文革”仍在进行，派性仍在闹得不可开交。做了不少坏事的“五大”，此刻他的成员大多成了不可使用与信任的人，而“七大”呢？掌了权派性也十分厉害，正用敌我矛盾的观点在处理派性。林彪生前在“文革”中说过一段“名言”：“‘文化革命’这个战场是不能停火的，是个不停火的战争，战场战争（指武装斗争）可以停火，思想战线不能停火，是打的方式不同，有时大打，有时小打，一定时间大打，一定时间小打，但不管大打、小打，一直要打下去，打到底。”
那时，我是在劳改打扫厕所时在人家用来擦屎的传单上看到这段话的。现在“解放”了，我收集了一些旧报纸来看，借以了解我被囚禁阶段不知道的外界情况。从林彪叛逃坠死在蒙古之前红卫兵、造反派编印的小报上仍可见到这段语录，拿来对比国内形势，“文革”依然是一场“不停火的战争”。
1973年翩翩降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新年献词》纷纷宣传“文革”的“完全必要”、“非常及时”，仍强调“批林彪”与“批刘少奇一类骗子”就是“批修”，“批判极右”。“文革”已经“左”得这样离谱了，仍在批极右，岂不南辕北辙？当时，周恩来总理在主持工作，他的工作肯定是很难办的！但整个工农业生产形势似乎出现了点转机。只是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与预兆并没有变！
我想过，如今我像被洪水冲涤过似的一无所有了！作品，全完了；我会编书，但无书可编了！教育工作，由于教育思想全盘被否定，我已无所遵循。做人之道，经过多次的揪斗、囚禁与斗倒斗垮斗臭，我觉得已无所适从。今后如何做人、如何工作、如何建立事业？我该怎么做？但我勉励自己：我为什么不能从头来过从零开始呢？我未必要为自己谋取什么东西，但我总应当重新寻找到我自己存在的价值。可是，我怎么办呢？我惶惑得很。还好，生活从来不会把一切门窗都堵死。突然，我感到生活有了一个转机。春寒料峭时分，一天，地区文化局有人来找我，很客气，很友好，说是上边让写一个土改戏，因为山东的两个样板戏：《奇袭白虎团》和《红云岗》（即《红嫂》）都写得不错，所以交下这个任务，要新搞一个土改题材的样板戏。而且说，这是毛主席的意旨，一定要把这任务完成好。所以成立了土改剧组，由地委李书记任组长，要调我参加土改剧组。
在那八亿人民只有八个样板戏的岁月里，让多写点戏出来，确实是需要的。考虑到学校这碗教育饭太难吃，我总觉得说不定哪天又要来大风暴，我正想摆脱，就很想点头答应。但想到动笔杆的事同样危险，同样容易出事被打入地狱，我又犹豫了。我怎么办呢？我当时未答应，我说：“请让我考虑考虑！”
谁知，过了一天，我被引去同地委李书记见面，他态度很好地说：“听说你很能写，调你来土改剧组集体创作土改戏。学校的职务和名义仍旧挂着，但不去管事了，专门来创作，希望你能好好发挥一技之长（这是当时的流行口语。但我不禁想：从打钟的一技之长转变到写作的一技之长，似有了点进步，但我怎么只剩下写作这‘一技’了呢？）。你们应该先出去深入生活，到一些应该去的地方看看，深入寻找素材，然后写出剧本来。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嘛！你是能写出好的东西来的！……”
我原来的担心一下子减弱了！一是集体创作，不是一个人担风险（当然也不排除出了问题人家把责任往我头上栽）；二是可以出去看看，深入生活；三是可以摆脱学校教育工作完全不管；四是我感到要倒霉不写东西也会倒霉，既然李书记这么重视我，何不干着再说。鲁迅说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我就借此来实现吧！于是，抖落久积的怅惘，我欣然点头，说：“好！那我就到土改剧组来！”
但，回家后，我就又犹豫了！我的灵感激情和想象力早被批斗、禁闭折磨得一点也没有了，我的笔头也因为写“交代”和“检查”变得干巴枯涩了！我的朝气和锐气及才华早消磨光了，我还能创作吗？……我把这讲给妻听，说：“唉，我是在干力不胜任的工作呢！何况又是什么集体创作，这是世界少有的，我只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了！……”
生活似乎就是这样，不论在一个什么样的起点上，总是要往前走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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