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常的年代，常有不正常的做法、不正常的世态和心态。说起“集体创作”，“文革”也是发展到了“高峰”的。作品一律不署名，都署“集体创作”。有些地方搞集体创作，五场戏五个人来分写。也有的地方集体创作，你写第一稿，我写第二稿，他写第三稿，最后再由一个人来统一加工。有的集体创作是“干部出主题和思想，搞创作的出故事，会耍笔杆子的出技巧”，名为“三结合”。总之，各种古怪的集体创作方法都出笼了！有的把私人的作品掠夺过来作为“集体创作”，有的采用“杂八凑”的方法“集体创作”。稿费当然是没有的。反正，谁也不想戴“个人名利思想”的帽子，谁也不敢反对“集体创作”。我经历过了“文革”对“文艺黑线”的批判，对文学创作已经有被蛇咬了看到井绳的感觉。是不是集体创作已无所谓，只求在土改剧组能有一席容身之地混混日子避避风雨等到“文革”结束就行。本以为这下子就马上会出去深入生活了，谁知却是先要“学习”。这“学习”当然是比较自由、放松的。端木说：“李书记委托我主持领导学习！我就算是个学习小组长吧！咱们大家一同来把学习搞好，为搞好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这以后，端木就一直像个小组长似的，不但抓学习，还发文件，给大家报账，他还打扫办公室的卫生，很像个好的总务主任，为大家服务得很周到。
我们一连多少天每天像上班似的去办公室学习文件，虽无人管，却比较自觉。学习的是《毛泽东论文艺》，江青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样板戏的创作经验等等。在学习会上，我只是随大流讲些文件上同腔同调的话，每天坐在那里泡上一杯清茶，听着大家言不由衷地谈学习体会。常常跑题，一跑题就东拉西扯，把学习变成闲聊了。端木倒也随和，总要等大家闲扯到难以忍受的地步，才说：“咳，咱们刚才聊得也不错，大家的学习还是很认真的。现在只剩半小时了，我们再回到文件上来议议。……”几十年来，学习的传统到“文革”就变得越来越下坡了！学习就是胡扯，从京剧团某女角打婆母扯到豫剧团某男演员很流氓，从赶集时如何能买到便宜鸡蛋扯到地区医院出了什么医疗事故。最后，端木打着呵欠说：“好了！今天学得很有收获！明天再继续！……”
学了约莫一周，端木和老孟提出：“学习就到这里了！大家回去后，每人都想一个方案。”我问：“这方案怎么想？”个儿高大粗胖的老孟说：“哈哈，校长，你是行家，还能不会？该想想，这个土改戏主题是什么？怎么写？最好先想个动人的精彩故事。人物设置也要想好！谁是一号人物？谁是二号人物？这是样板戏的经验。”端木说：“对！一定要好好学习样板戏的经验！主题最重要！主题好不好，是成败关键。主题想好了，再配上个好故事，剧本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
我说：“我们不去深入生活收集素材了吗？”
老孟笑了，说：“当然要去！那是第二步，先胸有成竹才行呀！方案想好了！我们集体讨论一次，在几个方案中选一个或集思广议凑一个，然后下去深入生活。回来后，校长你动笔哗啦哗啦一写，保险水平不低！”
老彭和老黄像两尊泥菩萨坐在那里不作声。他们是会写戏的人，但不敢得罪端木和老孟。
我想：不是强调先要深入生活吗？怎么颠倒了呢？但也不好多讲，我不愿新来乍到就把关系弄得紧张。暗忖：好在创作本无一定之规，怎么写都行。各人也可以有各人的创作方法，各人也可以有各种应付创作的方法。我也就沉默了！先找主题搞个方案比写无中生有的检查交代材料总容易得多呢！
端木说：“给大家每人三天时间，回家后设计方案，三天后来拿出方案一起讨论！”
回去后，我就摊开纸笔设计起主题来，想起故事来，设置起人物来。
妻奇怪了，说：“怎么？已经在写剧本了？”
我苦笑，一五一十谈了情况，说：“非正式的！先让设计一个剧本的轮廓出来！”
我翻开语录本，在那上面寻找主题。既是写土改的戏，自然离不开阶级斗争。我深有所感地决定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作为剧本的主题。
这是从我在“文革”中的切身体会得出的主题。“文革”中混淆敌我太过分了！但用这作主题会不会有人揪我的辫子说我含沙射影呢？我考虑再三，觉得不怕！只要引用的是“最高指示”，我又何必怕呢？主题就这样确定了。
土改戏当然得写阶级斗争。尽管反封建的土改是肯定的，但对极“左”的阶级斗争我早厌烦了！却还不能不写，我觉得我很可怜！我认为我是无法写好这个剧本的，我不可能放开写，也不可能带着激情写。只有单纯完成任务，带着被逼迫的情绪写，我怎么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来呢？
这是春天。我看着屋外校园里的花草树木欣欣向荣的春情春意，心里却没有春天的喜悦。我把自己的房间作为憩栖的小窝，用来躲避外界“文革”中的种种是非。当然，报纸是每天仍在看的，但“文革”离我似乎远了，我已摆脱了“批斗”、“囚禁”、“大字报”，外边怎么混乱都似乎与我无涉了。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土改戏上，通过妻，征得学校同意，从图书馆劫后余生尚被封存的书里，我找到了几本关于土改方面的小说，剧本、纪实作品，如《槐树庄》啦，《老桑树下的故事》啦，《天翻地覆记》啦，《土地回老家》啦，《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啦……我读这些差不多都被批作是“毒草”的书，启发自己的文艺细胞复苏，三天后，又开了两三天会，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大家一致找的都是阶级斗争的主题，都是最高指示，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直到“谁是我们的敌人？……”但最后，都同意到我选的这个主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原因是：既然毛主席说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理应作为主题。
接着，按“三突出”的样板戏经验讨论，一致同意，一号人物——土改工作队队长应当是个女的。因为那些样板戏的一号人物，如《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红色娘子军》《红云岗》的一号人物都是女的。至于故事，大家方案中设计的轮廓也是“英雄所见略同”：表现土改全过程，某村土改，工作队进村，地主破坏，反复较量，最后地主失败。这很公式化，但正确无误。这么个开头，过程与结局，稳妥保险。文学创作的悲哀就在于这种“千人一面”、“大同小异”，不能超出雷池一步。
端木将情况汇报给李书记，回来后说：“非常好！我们这个戏一定能够有很高的水平！”老孟说：“大家心中有了底，这下可以开始深入生活了！”
幸亏江青说过：“十年磨一戏。”有她这句话，从深入生活到写成剧本，大可慢慢悠着来。端木和老孟虽然急于求成想拿出剧本早早送到上边评功摆好，却也不能不应付一下“深入生活”和把戏写成后“磨一磨”。于是，深入生活开始，好在差旅费一切都可报销，我就随他们开始了游山玩水。真想不到“文革”未结束我却享受到公费旅游了！
经过研究，地主先要抓大的、典型的。我们决定先去曲阜，这是孔子的家乡，著名的“三孔”——孔府、孔林、孔庙闻名遐迩。要讲大地主，这自然是中国天下第一号的大地主，必须去看看的。孔子这时不能叫“孔子”，也不呼其名曰“孔丘”，只能叫“孔老二”，以示轻蔑和批判。去看“三孔”，我倒是有兴趣的！
曲阜在鲁西平原与鲁中山地的结合部上，背负泰岱，南引凫峰，东连尼防群山，西俯平野千畴，北枕泗水，南带沂河。三千多年前这儿是鲁国古都，春秋末年，孔子在曲阜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传为千古美谈。孔子晚年删《诗》《书》，修《春秋》，整理典籍，使曲阜成为文会荟萃之区、儒家学派的发源地。后世称鲁国为“孔孟之乡，礼义之邦”。可是，“文革”一来，这里就遭到罕见的大劫难了！
曲阜城又小又破旧，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建筑物。街道上也很冷落，一副贫穷落后的模样。那些破碎张贴着的大标语、大字报使人感到了“文革”在这里肆虐的残破状态。我们住在孔府后花园的招待所内。这儿早先是“国际旅行社曲阜分社”。设备比较讲究。可是现在，房间里一股霉烘烘的气味，尘封垢留，设备简陋，原先的设备大都破坏了！早无外地人来游曲阜了！我们住的地方还算不错，伙食也可以。但孔府里曾遭“破四旧”，一片残破景象，像经历了一场激烈炮战似的。后院内有许多古老的银杏树，大批灰鹤飞来栖息于树上，或绕树飞翔，鸣声悲哀，增加了肃穆悲凉的气氛。孔府院内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少上等大瓷器的破裂碎片，显然都是“文革”初期“破四旧”时红卫兵砸碎打烂的遗迹。孔府是孔子后裔居住的家宅，始建于西汉景帝年间，现在的规模是明清两代完成的。总面积达16万平方米左右，据说有楼、堂、厅、房463间，前后九进院落，分左、中、右三路布局，酷似北京的故宫只是没那么巍峨壮丽和宽大的气派罢了。听说过去孔府内的前堂楼后堂楼陈列着许多孔府当年的生活用品和珠宝、瓷器、名人书画、鎏金宝塔等古玩、文物，还收藏陈列着元、明以来数以千计的各式衣冠靴屐。但现在均空空如也、杳不可见了！据说劫后曾收集起一部分来保存着，但我询问管理人员，回答是“不知道！”看来，这也许是管理人员的好心，怕“泄密”后又要遭到损失吧！
在封建社会里，孔家几乎代代得宠。自从孔子的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被宋朝仁宗皇帝封为“衍圣公”后，孔子的每代长子长孙都坐享其成，成了当然的圣人。孔府遂被称为“天下第一家”，有一般贵族所没有的特权。孔府大门上的对联很特别，是：
与国咸休安冨尊荣公府第，
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
对联中的“富”字上面少了一点变成了“冨”字。这是说孔府这个“天下第一家”富贵是不封顶的！可是，圣人哪能料到会有今天这种场面呢？！
我们一起到孔庙去看看，孔庙关闭着不开放，三殿一阁一坛、三祠、一庑、两堂、两斋宿所、十七亭、五十四门坊，四周围以凋敝剥落的红墙，一片雷击火烧后的惨景。原先大殿正中有明弘治年间的巨大孔子塑像，已不复存在。奎文阁旁的碑亭里的巨碑全由驼着，但巨碑全部被打断成二截或三截，也不知怎么毁成这副惨相的，使人觉得造反派真是“大力神”！
我想起了山东省的省委宣传部部长、副省长余修同志。他是个有学识的人，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是极大的。因为“文革”前，曾向大殿上孔子的塑像鞠过躬。“文革”中，他是山东最先被“揪”出来的黑线人物的“后台”。在北京揪了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三家村”后，他就接着在山东被揪了出来。此刻，到了曲阜孔庙，我不能不想起余修同志，他怎么了？他与那些来曲阜打砸抢的人相比，功罪谁与评说？
去看孔林是第二天上午了！孔林在曲阜城北门，有一条长约二华里的林道，苍松翠柏，夹道而立。孔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整个园林占地三千亩，此刻荒草丛生，一片凋零。墓地被翻挖过，墓碑倒塌。有很大的坑，那是被挖过的坟，也有的坟被夷为平地。孔子的墓碑有两块。据云一块是明朝立的，一块是宋代所立，均已被砸碎。最厉害的是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坟，被刨出后打开了棺材，暴尸于众，红卫兵小将们在上面拉屎拉尿。我到了孔林，忽然想起了《桃花扇》的作者清代的文学家孔尚任。他因这出名剧宣扬民族气节触怒了皇帝，引起了权贵不满，而被罢官免职。死后，也葬在孔林。我很想看看他的墓，但《桃花扇》在“文革”中早成了挨批的“大毒草”。他的墓自然不会有好下场。为了不想沾惹麻烦。我把心意放在心中毫未表露。找不到孔尚任的墓，也就算了！
曲阜“三孔”遭劫，发生在六年半前的1966年11月里。本来这里是国务院规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是在大串联高潮的11月10日，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战斗兵团的二百多名红卫兵，在当时的风云人物谭厚兰（1937—1982）率领下，秉呈中央文革“小爬虫”戚本禹的旨意，一阵风到了曲阜，召开了“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以“带头砸开孔府的重重大门”为口号，用粗绳索绑住巨碑，拉倒砸碎了孔子的墓碑和孔庙里的大批巨碑，砸烂了孔子像，又挖了孔林里的不少孔氏家族的坟墓。他们在曲阜闹腾了一个多月，将孔府里的古玩文物乱砸一通。破坏性之大，给中国人民和珍贵文物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进行的完全是一次摧毁文明与文化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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