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住的校园里，大字报又雪片般的出笼，都是“批林批孔”的、批“克己复礼”的、“击退复辟逆流”的。但并不具体围攻谁，也不具体揪谁，大字报就多数内容空泛，不外抄抄报纸上的内容，火力不像“清队”时那样激烈，也有批“黑画”的，其实“黑画”根本未曾看到过，只是捕风捉影乱批一通而已，写大字报发展到这时候已经成了“例行公事”，成了“任务”，用“交账”的态度在应付场面了！除了少数人，大多数人都不去费大力气动心思写大字报。我们土改剧组的人强调创作忙，大家都不写大字报，这倒比较安逸。不过，既是搞创作写剧本，对触及文艺黑线的事我总提醒自己要特别小心，于是话更少说，事更少做，动笔时字斟句酌，力求不出问题。四月到五月，老孟强调要排除干扰再去下边深入生活，同时他答应写出初稿来，约我同到莒南县厉家寨去修改。其实，除写《换新天》剧本外，他在写改一个个人的关于厉家寨愚公移山精神的剧本，他打算下去后要我也帮他改他个人的剧本。我觉得下去也好，对学校里那种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的阵势我很厌恶。我就答应与老孟一同下去。我有心把厉家寨当作“桃花源”去躲一躲。落得个悠闲和自由。
厉家寨有很好的招待所。住在招待所里，我们经常东看看，西看看，间或采访点人，听人讲讲厉家寨的故事和历史，也间或去爬大山。听说山上有种野花名叫“燕子红”，特别美丽，我们决心去看，但花在大山的顶端，山势险峻，越往上爬越难攀登。我终于知难而止，只能远远观看那山顶悬崖上一簇簇鲜红似火的“燕子红”在风中摇曳招展。“文革”中我能在厉家寨如此安定闲适地度过光阴，依然有爬山观景的兴致，我觉得颇不容易。
这厉家寨，原先1961年冬我来参观过。当时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厉××陪我参观时，他口口声声叫我“首长”，我向他说：“我不是首长，请别这么叫！”他仍是客气地这么称呼。后来，1973年，我再到厉家寨时，他已是莒南县委副书记了。见面后，很客气，学土改剧组的同志的口气，叫我“校长”。但此时他已提升为省革委会副主任，又是省委副书记了。他恰巧也到了厉家寨。见面时，仍认识我，只是架子大了，说话摆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也直呼我的名字了！态度当然还算可以，而且陪同吃晚饭，用著名的“煮全羊”招待我们。只是回顾与他相识的这个过程，我感到人的地位变了，一切都会变的。这不仅仅反映在称呼我的问题上。他本来是个能艰苦劳动有一定能力的人，但到省城后，连家属都非轿车不愿坐了！以后他因工作能力及派性等问题离开省城去到一个县里工作，我在省城又遇到过他。他情绪很懊丧，似乎有意避开我。他这位“文革”中曾风云一时的人物，以后也就销声匿迹了！
厉家寨名声在外，是由于毛主席有个指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个好例。”于是，人人以老愚公自诩自勉，干的也确是愚公移山的事。比如，“竖水横流”，就是一例。大山上的山洪每到雨季都会凶猛地冲下来为害下边的庄稼良田。为了使竖冲下来的水横流，“愚公”们就战天斗地，决定在巍峨的大山上在岩间拦腰劈开一条环绕山中央一匝的渠道，砌上水泥石块的围堤，下大雨时山洪竖着猛冲下来，冲到渠里水就横流了。这确是愚公精神的壮举，“活愚公”们手上虎口都在劈山开岩时震裂了，我看到的贫下中农们的手，个个都是结成厚厚的老茧。可惜实际效益并不大，花的工夫与资金、劳力，如果移作他用更加合算。再如引水跨越两山之间的大渡槽，目的是把水引到东岭上去浇灌东岭上的旱地。但电灌站把水打上去，成本太高，水贵于油。因此，电灌站停着，大渡槽虽然凌空架着，却无实效。只有当上边来人参观时，表演式地开动一下电灌站的机器把水扬上去，“表演”一番，博得个好名声。
当时的事，大抵如此，虚夸成绩，弄虚作假，成了家常便饭。“文革”中吹牛之风更盛，厉家寨在外界听到的吹嘘似乎农民生活极好。我们住在那里，深入农家看看，生活是很穷苦的。更令人担忧的是农民的子女都不读书了。“文革”革掉了他们读书上学的机会。加上家里穷，缺少劳动力。一个劳动力挣的还不够吃的，如去读书，经济上更难负担。看到这里，我不禁担心长此以往，下辈都成文盲，国家怎么得了！难道这是流血牺牲革命想得到的结果吗？“文革”革了文化的命，这个后遗症以后是要用许多年来补偿的！
我深深感到厉家寨人的勤劳与奋发的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英勇淳朴的民族性，但正因如此，看到他们的艰苦生活和子女不再读书，更感到太不公平，心里怀着气恼。
在厉家寨住了些天，回去后，我就蹲在家里开始执笔写剧本。老孟说好是执笔起草的，但他实际只写了一个非常粗糙的轮廓，存有依赖心理要我动笔。因此实际上我是需要重写的。我写时由于顾虑多，既放不开，笔头也艰涩。平时，我从早到晚脚不出户，埋头写作。天气渐热，偶尔到校园里走走透口气。尽管处境早已改观，人见了我都很客气，我总仍落落寡欢。校园对我来说，易使我想起许多痛苦的事。看到大操场上的大土台和大礼堂那青砖轮廓，我立刻会想到被揪上去批斗的情景；看到教室，会想到挨斗的情景，看到苹果园和梨树，会想到被活埋和夜间看守果园；看到图书馆阅览室，又会想到那个黑夜被揪去那里的私设公堂中审讯，途中，一个大眼睛姓李的红卫兵猛的一掌将我打得一丈多远趴在地上。……
校园里由于连续多年的“文革”，房屋未整修过已变得灰溜溜了，到处是大标语和大字报的残迹，所有墙壁都涂得乌七八糟，篮球架腐朽了，双杠歪斜了！实验室一直锁着，教室里原来的毛玻璃大黑板一块不剩，窗户有的用苇席遮住，桌椅都残缺不全……我常想，“文革”进行已经八年了，哪天是个头呢？回想抗战八年，那八年十分漫长、艰苦，可到底干了一件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了不起的事。可是这八年，过得何其匆匆呀！这八年国家伤了好大的元气，人民受了这么多的磨难，究竟干了些什么呢？天下之治乱，在万民之忧乐。现在呢？
投入工作，就像一只船鼓起了风帆！天上也许有不测风云，水下也许有什么可怕的暗礁，但船在航行，虽心中有警惕，也顾不得太多了。夏天里，土改剧组的同志们为集体讨论剧本草稿又一同到海边的日照县去深入生活。住在县委招待所里，可以不受干扰，也可吃到海鲜。到日照县，我就想起了历史上的吕母起义。在海边，可以看到奎山。我想起了清人丁泰有《登奎山》的一首五律待，诗中后四句是：“人与星相聚，天随海共宽。登临莫长啸，足底有龙蟠。”其实，今天看奎山，山并不高峻，“人与星相聚”一句就不切实际。但“足底有龙蟠”一句，却使我联系“文革”局势有不少联想。
日照的两派仍在鼓着派性余勇拼命打派仗。两座对峙的三层楼的楼顶上，每方都架着几个大高音喇叭，整天互相广播攻击谩骂，所好没有武斗。我们刚去嫌吵，听惯了把它当作京剧舞台上的锣鼓也就充耳不闻了。常到海边看看，仍有出海的鱼船捕鱼归来。但捕到的鱼不多，对虾和梭子蟹更少。纪律松弛，水产公司渔船载回的虾蟹和鲜鱼，渔工们都用网袋一袋袋装了在渔船抵岸时私自交付给了等在海岸边的家人拿回去吃。越“斗私”，似乎人越会自私自利了！
这年天不太热，日照海洋性气候，早晚凉爽，住着很舒服。在这过程中，从日照县革委看到不少印刷品，都是上边发来的，像《儒法斗争史讲稿》等，又看到北京、上海报上的一些文章，不外是颂法家批儒家的，还有吹捧吕后、吹捧武则天的文章。有的报上还报道：江青亲自设计了一种仿唐宋元女服特点的“梅花白褶拖地大袍裙”，拟加以提倡。心照不宣，总使人觉得江青似乎极想做女皇，她的野心似正驱使她在干一些不可知也不可预料的卑鄙勾当！
与此同时，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不好从生活中就越来越感觉到了！附近的丁县本来是余粮县，但缺粮很多，老百姓都得吃返销粮。生活日用品奇缺。火柴竟买不到！肥皂偶尔有，但多半时间没有。我同妻去百货公司看看，想买点吃食，只看到山楂干、苹果干之类没有人买的东西。饼干、糕点不见踪影，罐头也极少。据说，很多地方都在宣传“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栽资本主义的苗”等等口号。所以尽管中央再次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生产一点也促不起来。社会主义积累的资本似乎要被坐吃山空了！当然，确实的数字是无从知道的，报上登的依然是吹牛的谎话，而生产之下降、局面之阢陧，江青一伙存心要同周总理、邓小平同志为难进行干扰破坏的小动作，依然在我心上也只是一种不清不楚隐隐约约的感觉。
难怪那支令人好笑的、嗤之以鼻的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就是好》出现了！歌词颠来倒去只有“就是好来就是好”，讲不出好的理由，就只好不讲理了！这支歌电台播放，上海吹捧得最凶！可是听到的人有的摇头，有的苦笑。在歌曲的历史上，这可算是一个“文革”的第一流特产！泰戈尔说过：“真理是严酷的！”我们的可悲往往在于自我欺骗！“文革”中的许多事，连同“文革”，其实都是如此！“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
我仍旧埋头反复从事《换新天》剧本的写作和加工，仍旧参加一次再次的集体讨论。有事干，总比闲着好。效率不高，戏也写得平淡而且老套，但总算有了初稿作为修改的基础。集体创作的特点是：慢！因为一切都要讨论、争论，这种创作当时并无大的名利，我凭着一种习惯的责任心苦干。前几年身体折腾坏了，这时血压总是大幅度波动，心脏也常不适。我却负责地尽最大努力在集体创作中注入力量。
记得在8月初，土改剧组的五个人：端木、老孟、老彭、老黄和我就带着剧本到省城听取省里对《换新天》的意见了。当时住在省城最好的豪华宾馆——南郊宾馆里，随行的还有地区文化局的有关负责人和豫剧团团长老郭。听取省里文艺界和戏剧界一些人士的意见，目的是取得省里的“认可”。这样就可带着剧本回来让豫剧团彩排，戏经过彩排站起来了，就可听取广泛的意见再作进一步的修改加工。
省里有关方面的同志听着我们逐场逐幕念了剧本，认为总的感觉不错，特别是这个剧本有地方的特点。他们认为大店土改的斗争那时是全省的典型。认为我们多次深入生活访贫问苦进行创作和修改，看起来有成绩，政治上无大问题，剧本基本是不错的。
这次赴省城听取意见，取得了肯定。省委副书记厉××还特地到宾馆看望我们并说了不少鼓励和支持的话。
回来后，我们一同到李书记处汇报。端木和老孟建议立刻交豫剧团彩排。文化局本来不愿，因要花一万数千元才行。可是李书记做了决定，豫剧团只好接受任务。
大约一二个月，戏排成后，在城里最大的剧场京剧院演出。称是内部演出征求意见，实际是公开售票演出。不敢说是公开演出，因为内部演出万一上边指摘剧本有问题可以辩解，公开演出就得负散布毒素的罪名了！
戏并不精彩，又是豫剧。只是在当时，缺戏少戏无戏看的情况下，人们总觉得看看也新鲜。学校里、地区人民医院里的许多朋友，都来向我讨票，我只好自己贴钱买了七十多张票送人。妻带晓亮同去看了《换新天》，她说：“平平！六十分！”但晓亮十分兴奋。这是爸爸写的戏！我挽着她的手在街上走，她似乎很自豪，看戏时，她更高兴。每晚她都想去看，睁大美丽的眼睛全神贯注地看，回来笑着学戏中演员的河南唱腔。她快初中毕业了，但除了样板戏外，孤陋寡闻到还没有看过别的戏呢！
《换新天》既没有人夸它十分好，也没有人说它很糟。“六十分好，六十分好，不露尖，也垮不了！”戏既如此，“十年磨一戏”，那就继续往下“磨”吧！秋天多雨，惹人愁思，雨水淋洒好像加速了时光的流逝。这一年就这么流水似的在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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