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别时，他突然问我：“你知道最近外边传观的一首诗没有？”
我摇头问：“什么诗？”
“说是毛主席的诗，是写给郭沫若的，内容是批孔的。”说着，他去抽屉废纸堆里找出一张纸来，说：“你带着吧！这不是什么犯法的东西，是毛主席的。有些中学生来阅览室看报，他们油印了在散发，给了我几张，还要请我解释。我说：我不行，解释不了！请去找贫下中农给你们解释！”
同巫一分手。我把纸条带回来悄悄看了，诗是这样的：“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秕糠。百代数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将子厚返文王。”
我当时觉得有点像毛主席的口气及风格，但无根据。只是现在流传这首诗，说明了一种风尚，看到“孔丘名高实秕糠”，知道这是批孔；看到“十批不是好文章”，是批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的。而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诗中却是肯定的。我觉得“文革”的水真太深太不可测了！谁知以后要怎么发展呢？那要看老人家以后怎么想了！
1973年，当我仆仆风尘奔波在深入生活的一些地方时，舆论在宣传“反潮流”！报上正大肆宣传辽宁省锦州市兴城县一个公社的知青张铁生，说他交了白卷是反对“智育第一”，反对旧教育制度，是“反潮流”的英雄。“反潮流”似乎是大加提倡的事！而到年底，报上又大肆宣传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反对“师道尊严”的信——“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接着，把黄帅作为标兵和榜样大加宣传后，报上又大量陆续出现了“要警惕修正主义回潮”，要反对教育革命的“促退派”等文章，杀气腾腾。我住在中学校园里，只见校园里顿时乌云翻滚，阶级斗争浪潮又在高掀。批判“师道尊严”的大字报重复铺天盖地，使人触目惊心。本来学生已经很不尊师，现在再在学生中点火，大有又想叫学校里再大乱一乱的苗头。我庆幸自己不在学校干什么，又不禁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忧愁忧思。学生已经学不到什么东西被引上斜路了！教师已经因动辄就错吓得胆战心惊了！还在大树特树张铁生、黄帅这种“样板”，打算把中国的教育引向何处去？听说辽宁省的实权人物是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他与江青关系十分亲密。他说：“什么叫大学？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我不禁为这种无知的谬论感到可悲！
我很庆幸自己离开了教育岗位到了土改剧组。我至少在慢慢“磨”戏的过程中，得到一点安全感是完全可能的。无论如何，这比在学校里看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重复出现而担惊受怕再可能被打倒要好得多！大学是大家都来学，中学是什么呢？
只是，对创作的那种热情迷恋与陶醉，经过“文革”的折腾，似乎已化为乌有了！对文艺的爱火并不可能完全熄灭，因为我太爱文学和艺术。正像舒伯特《音乐》歌词中说的：“啊，美丽的艺术，/在多少灰暗的时候，/当我的生命为迷惘所包围，/你使我的心燃烧起温暖的爱，/将我带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依然不能不有那种向往，可惜的是在当时的具体实践中，我却缺少热情，缺少欢乐，有的只是任务的重压、“三突出”创作方法的捆绑与谨小慎微的字斟句酌了！
十三、一种不清楚的感觉
时间总是同人作对，被期待的迟迟不来，被厌恶的久久不去。
夜空布满冷眼似的星星，冬日校园里沿路僵立着骷髅般的树。每一个寒夜，我仍常失眠。心里忍受着沉默的煎熬。1973年底至1974年初的冬天是寒冷的。年初，下过一次霰，雪树银花，到处都是冰霜世界，树上开了冰花似的，特别漂亮。这种霰，我早年在江南，抗战在四川，以至到鲁南之前在北京都未见过。但诗人墨客在这“文革”期间，面对这种美丽的自然景色也是无心欣赏的了！天冷，烧饭的煤炉提放到房里来取暖，但熏人的蜂窝煤的火力仅能驱散一点凉气，屋里脸盆中的水依然能够结冰。我看不出有多少未来攥在我的手中。那种我40年代参加革命时的豪迈壮丽的心情消磨尽了，50年代、60年代和“文革”前有过的激情也被“文革”的冰水泼灭了！
“文革”中，许许多多事都使人有一种不清不楚隐隐约约的感觉。由于报上常常不讲真话，由于高层之间的斗争不是我这种小干部所能知悉的；由于什么事都保密，实际有时又保不了密总是通过小道消息传出来；由于大多数人都成了噤口寒蝉，因此，对许多事即使有一种不清不楚隐隐约约的感觉，却无法对证印证，只能闷在心头自己捉摸。1974年这一年中，留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心中常有一种不清不楚隐隐约约的感觉：这种感觉归结起来，是江青伙同她亲近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之流，似乎在搞阴谋，她的野心看得出很大，想要掌握国家大权，想组阁，而批林批孔等等一些做法的矛头是针对周恩来总理的。邓小平同志1973年春天复出后，担任副总理协助周恩来总理做了不少工作，全国形势较前稳定些了，但他的做法好像并不被江青之流欢迎，江青之流似乎正在搞鬼，从照片和新闻纪录片上（当时很少有电影看，影院常集中放新闻纪录片）看，周恩来总理很憔悴，面带病容，很瘦削。传说周总理患病身体不好的消息也不胫而走。但究竟这些感觉对不对？在整个1974年中几乎是得不到印证的，只是这种感觉常常随着报纸上透露的信息与小道传闻一起缠绵在我的心中难以消散。
还能记得清，1974年1月1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了元旦社论，强调在政治思想战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说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说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等等。接着，1月底，《人民日报》又发了一篇文章《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把孔子写作宰相“儒”。这文章的题目很怪，宰相“儒”的提法也怪，这影射使人很明显地觉得指的是周总理。看了这社论和文章，那种火辣辣的言辞，叫人隐隐感到又有一种要磨刀霍霍掀起杀机的势头，而文章的曲曲折折、隐隐讳讳、吞吞吐吐、欲说还休，总使人感到内中有什么诡计。
果然，二月里，《红旗》杂志就发了《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的评论。《人民日报》也发了《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社论。本来，批林批孔在下边早批得没劲了！我们土改剧组的“学习”，由于是自己掌握，每每都是由端木念念有关文件，然后大家扯扯闲点子，并未认真对待过。这次，来势可不同，上边传达“要认真学习”。外面都在传说：“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上海的报纸上发表王洪文的讲话，说“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我的天！“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端木和老孟在一次学习会上把王洪文的讲话加以引用和阐发，强调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强调了一定“要好好学习”。但，事实上他们也是虚张声势，我们的学习依然是东扯葫芦西扯瓢，不爱谈政治，也不敢多谈生活。有时谈谈样板戏，有时谈谈自己的病，有时谈谈我们在集体创作的土改戏。但看得出，对“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是害怕的！都在观察、等待和琢磨。
的确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上边又想搞什么人呢？又要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又要怎么“革命”呢？说实话，整个“文革”期间，我一直是糊糊涂涂弄不清究竟是要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干？总觉得玄妙得很，无法窥知天机。有时，似乎事后明白了一点，但保不住很快又糊涂了！比如初期吧！本来完全不理解，后来渐渐有点明白了，提出反修防修，除掉刘少奇同志似乎是个目的。但后来看到打倒一切，否定面那么大，就又奇怪了！自己把自己的根基全毁掉行吗？明朝朱元璋大杀功臣究竟也是有限的一些人，我们为什么层层打倒得这么多呢？终于，周总理是保留着的，邓小平同志等也复出了，这是很好的。而如今，似乎又要采取针对周总理的行动了！又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江青他们又要搞掉哪些人呢？为什么？为什么呢？唉！唉！唉！唉！
春天，下着雪。白雪使人想起哀挽的白花。寒冷的苍茫中，北风常呜呜地叫，悲悲切切，心里的疑虑、惶恐与体验都无法说清。学校里的教职员中的那些过去处得较好的老师，一些毕业了已经在社会上工作的过去对我有感情的学生，以及“文革”中一同做过“牛鬼蛇神”的“难友”们，自从我出外去参加土改剧组后，陆续都开始来串门了！不在一个单位的人在一起说话总是少些顾虑。何况他们对我都有一定的信任，知道我不是一个会出卖人的干部，就是当我沦落为“牛鬼蛇神”时，我也总是实事求是对待自己。绝不陷害拖累别人，从不违心做事。因此，有什么事也愿意告诉我。有的说起一月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事，说：“听说在会上江青、姚文元和迟群等都影射辱骂周总理。”说的人只是客观叙述，不带任何自己的评述，也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人有嘴，是要说话的；人有思想，也不能不表露。但“文革”的“悸”犹在。说了又怕背干系，采取一种不介入是非的表达方式，避免被揪辫子，是避祸防身的一种技巧。讲后，他们总是笑笑说：“我刚才说了什么？哈哈，什么也没说！”我听了，当然也不发表任何意见，只是回答他们：“是呀！你是没说什么！”于是，心照不宣，又无第三人在场，互相都取得一种安全的保证。许多小道消息、政治笑话每每都是这样知道的。传播小道信息和政治笑话，其实是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文革”及对江青之流的不满。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了！
那个阶段，我仍时常外出“深入生活”，或去地区创作组的小楼上学习和讨论《换新天》。有时，为一个剧名或细节，讨论上两三天。比如戏名究竟叫《狂飙》好还是叫《换新天》好？抑是叫《红色风暴》好？比如那个内奸丁大吹同地主勾结用什么方法通信联系才新颖而又可信？等等。这样，时光可以消磨，外界诸事可以用“剧本正在创作”为理由不闻不问。我虽住在学校里，但与学校无关，回到家中，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了！
但是，学校里总不平静。本来，张铁生和黄帅的事对学校教师冲击已经很大。现在，又来“批林批孔”，触动更大。加上1974年春天，河南唐河县马振抚乡第一初中发生了一件事：一年前，也就是1973年春，这马振抚中学有个十五岁的女学生张玉琴，在英语试卷上信笔写了几句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也当接班人。”班主任杨天成发现后，十分生气，早操时批评了她。哪知，张玉琴竟跳水库自杀身亡了。在这件自杀案解决一年之后，江青闻讯，说：“要向全国控诉！”王洪文说：“要判重刑！”他们把这当作“教育黑线回潮”的靶子。马振抚笼罩在“知识分子就是反动”的阴影中。校长罗长奇被五花大绑游街批斗，江青曾主张要判他死刑，是周总理一句话：“不能让学校负责”，才使他幸免一死[1]。这么一搞，原来一些认真负责想把教学工作搞好的人，都脸上阴云密布，很怕被说成是“复辟”、“回潮”，都又不敢抓教学了！我的暗自庆幸并没有错。如果叫我在校长的岗位上，而我不去抓教学，我是做不到的。我认为那是失职！但如果我认真抓了教学，这下子，说不定我又成“黑帮”头子要被揪斗批判打倒在地了！多么危险的工作，多么反常的年代啊！
《换新天》的剧本，在集体创作中进行。端木、老孟总是想尽方法去贴近李书记，常去汇报，常秉承旨意回来传达，有时约我同去汇报，我总尽量推辞，因为他俩是想借此升官受到重用，我则无此企图。他俩总把老彭、老黄排斥在外，视为下属，呼来喝去。对我，则带三分尊敬，不外是想要我多出力写剧本，好为他们增光。本来，我是想用江青的“十年磨一戏”的“指示”来多耗费些时日的，但端木和老孟一天传达李书记“指示”，说：“年内要写成剧本并彩排！”并且确定初稿由我写出后集体讨论过再由我修改加工润色。彩排的任务则交由豫剧团执行。这样，写作剧本的任务就紧张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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