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同我相聚的短短几天里，我们谈得很多，都为“文革”的破坏替国家担忧。他说：“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我却多年未看到过一点外国资料，这样闭关锁国，中国唯有落后！但愿今后能安定些，能使知识分子科技人员有为国家人民真正好好效力的机会。……”但“文革”尚未结束，谁知什么时候才有这种机会呢？
我们兄弟是在惶惑、忧虑中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的。颇有“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之感。
注释：
[1]罗长奇于1979年冬在劳改中被宣布平反。
十四、坏的变好
想起国家的朝政如同儿戏，忠臣招谤，奸臣当道，我在心情忐忑中创作剧本，是一种痛苦的实践。
最难忘的是1975年1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报上发表的那幅照片。他形体消瘦，但目光炯炯。病况一定是十分沉重了！他衰老憔悴得使人看了难过。这是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了吧？当时，我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这是一张使人看了痛心的照片，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一年的风云人物应当说是邓小平同志，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掌握了军权。1月8日至10日，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北京召开了党的十届二中全会，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月中旬举行的四届人大会议上，选举了以朱德同志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选出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副总理。实际，听说周总理病重住院，主持党政日常工作的是邓小平同志。
应当说，“文革”进行到这时，中央人事做了这样的安排，是深得民心大孚众望的。这本来应该是有转机的一年。邓小平同志上来主持工作后，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意见，努力对交通、工业、农业、科技、军事等各条战线进行整顿。“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要搞上去”确是当务之急，也是人民深感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
本来，铁路交通十分混乱，经常停车。离我们那儿不远的徐州，造反派胡作非为大闹派性，使铁路动脉说堵塞就堵塞，但逮捕打击了造反派中的坏头头，问题就解决了。“整顿”的口号深入人心，恢复疮痍，符合人民心中的要求，人们都盼望全面整顿，一切恢复“文革”前的正常。本来，整顿进行得比较顺利，中国的经济形势眼看渐渐有所好转，人民都寄予了希望。
当时，在我的感觉上，邓小平能搞整顿，显然毛泽东主席是支持的。进行了八年多的“文革”，中国大地已经百孔千疮，快要垮了。中国人民怎么不盼望赶快安定进步。但，大约是在春末夏初，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新的“最高指示”下来了，是“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掐头去尾、断章取句的“三要三不要”，内涵意义究竟是什么！是针对什么人什么事说的呢？我琢磨来琢磨去，总是不大明白。只是仍隐隐感到中央高层领导中有人被指摘为搞修正主义，有人被指摘为搞分裂、搞阴谋诡计。这三条，本来在党的九大、十大也讲过。只是这次分量似乎更重。是怎么一回事呢？只有揣个闷葫芦。
从报上看，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似乎有职有权。江青、张春桥之流似乎气焰有所收敛。
《换新天》彩排以后，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需要继续修改。这重任务就又压在我的肩上。改也就是“磨”，好在“十年磨一剑”，时间有的是。我就继续潜心于“深入生活”和“集体讨论”之中。但，无论如何，对国家大事不能不关心。心中总有一种对美好形势的向往，有一颗躁动不安的心，企望国家民族摆脱灾难。看到经济形势有点好转，心里总有些高兴，希望这场“史无前例”能早点结束混战，逐渐恢复到好一些的生活中去。
春天时，二妹从上海到北京看望在大学教书的三妹后，转道来L市看望我们，手足情谊可感。她谈起三妹夫妇在大学里也受过冲击，大学教授中自杀的不少。现在，他们的处境也较好了。听了使我又悲又喜。二妹住了不几天就回上海了。据她说，上海方面，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有许多亲信把持权力，把上海当作基地。她本来集体参加过王洪文把持的“工总司”下属组织，但早就无兴趣，现在是在做逍遥派了！二妹走后，我与土改剧组的同志们仍旧是“深入生活”。我们又到了厉家寨及H县的王家坊前、高家柳沟收集素材，熟悉当地生活，趁这机会，我忽然手又发痒，心里也跃跃欲试，又想写小说了，可见人之积习难改！我酝酿构思着一个以土改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又酝酿构思着一个以“农业学大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后者以厉家寨为背景，以厉家寨发生的种种人和事加以概括和集中。每每夜间点了灯写作提纲。回到学校家中后，我也整日写作。夏天多雨，我在房里开了门也开了窗写作，四下里很安静，除了哗哗的雨声和清新的水气外，一切都寂寂无声息，对我来说，我虽仍在这学校挂着职务，但只是我的住地，其他均同我无涉了。只不过，在“文革”尚未结束而且无法预测未来还会有什么变动的时候，能享受到宁静，仍是可喜可贵的。面对阢陧，我只能向自身求助。
以厉家寨为背景写“农业学大寨”的长篇，先后花了两三年时间，我想：写“农业学大寨”总是不会犯错误的。谁知内容总跟不上形势。我写的是一个大队，而后来，“农业学大寨”是以县来学习，于是写一个大队的“农业学大寨”就不行了！我这小说写了七十万字，成了废品，浪费了时间和生命。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势必大都是如此。
“文革”的惊恐犹在，由于工作需要，我本来不敢再写日记，但却又不能不恢复写工作日志似的日记了。日记我尽量写得短，写得简单，有时只是一个备忘的日志以备查考而已。我尽量不发表论述，不表露思想，只偶尔在记下不会出问题的部分才写得详细一点。从当时残存的日记中选录几天如下，可见一斑：
1975年4月22日星期二晴
晨10时至长途汽车站，12时与老孟同到H县转车来厉家寨，下午4时许抵达，住招待所三号屋。麦苗青，菜花黄，社员正种花生、地瓜。桃花有的未开，有的已谢，苹果花如白雪满树。厉家寨与上次来一切无变化。晚饭吃食堂的素包子，不咸不淡。饭后绕庄散步一圈。社员生活十分简朴。
1975年4月28日星期一晴
听说一件事：厉家寨出名的钢六队队长绰号“老钢”的厉永谦，认为他儿子不能掌权，选举时，厉不同意其子，要自己掌权。人说：“你们父子还争权夺利？”厉答：“我争的是无产阶级之权，夺的是社会主义之利！”
1975年6月2日晴
来到H县王家坊前大队深入生活，访问“老社长”王同昌。他1942年担任农会长，后领导农民成立互助组合作社。1955年4月，毛主席在《解决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一篇报告上写下过批示。今年，王同昌79岁高龄，仍任公社党委委员、大队党支委，分管林业队，天天劳动。每年还拾粪6000多斤。两个在南方做领导工作的儿子，觉得他年高有病，一再来信，要接他去到身边安度晚年。他说：“社员们都在战天斗地地学大寨，不怕苦，不怕累，争当新愚公，我怎能搁下革命担子去享清福？”儿子寄钱来，他也投到队里。自己捡了老伴死后撇下的一件旧棉袄穿了五年，一双旧鞋补了补穿了六年，吃饭十分节约。社员夸他很会守业。
1975年6月10日阴
今天由王家坊前来到高家柳沟匆匆一看。高家柳沟由两个自然村组成，共16个生产队435户，2032人。1953年，高家柳沟办起了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为解决缺少记工员的困难，团支部创办了“记工学习班”。1955年，毛主席对高家柳沟创办记工学习班经验写下了按语。指出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1971年，这里介绍说基本扫除了文盲。老孟说：在这里，能感觉到“文化大革命”两派大联合的气息。
以上这些日记，都是当时记的，没有我的主观论述，但有潜台词：“社员生活十分简朴”，是当时社员生活十分艰苦的印象。王同昌“一件旧棉袄穿了五年，一双旧鞋补了补穿了六年”，是当时农村老干部艰苦朴素风格的写照，也反映了社员生活未曾得到改善的情况。农村老干部本质是好的，但文化低，守业而不会创业，年龄太大，工作是搞不好的。厉永谦说的话，当时是很流行的“革命”豪言壮语，但实际也反映了“文革”中的一些关于权和利争夺的状况及思想状态。
我外出深入生活一个阶段后，就回家休整一些日子。我觉得自己过得其实并不紧张，人却依然较过去苍老。主要是心里总是存在愁苦和忧虑，活得沉重而不轻松。我本是个精力充沛的人。此时浑身的活力仍用不完。因此在前几年焚稿时的那种思想又起了点变化：觉得还是只有写点东西，不然精神更无所寄托，生活太空虚贫乏，只有写东西，生活可能会活得充实些。但，各行各业都在整顿，文艺如何？心中无数！大约在七八月间，在文化局看到一个毛主席1975年7月14日对于文艺工作的批示，说：“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并且随之听说电影剧本《创业》作者张天民曾为《创业》上书邓小平同志转毛主席，对于当时文化部不让《创业》印制拷贝、不许《创业》出国，电视台、电台也停止播，报纸上不许发表评论，他表示不理解。听说，毛主席对此做了批示，认为可以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这样，算是对我的创作情绪鼓了鼓劲，但仍心存观望，想看看再说。我成了不是凭知识而是凭感觉行动的人了！
妻告诉我：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等，师生借阅的很多。我也拿来阅读。还有一部《大刀记》也走红，说明人民群众不能没有小说看，但被批判否定的小说成千上万，被肯定的却只有这么可怜的一点点。对人口这么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行吗？我惶惑得很。
后来不久，电影院放映《创业》，我和妻带晓亮看了。说实话，在当时那种文化上一片沙漠的情况下，《创业》不啻一棵绿树，宣扬的那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是使我鼓舞的，影片中宣扬的中国人民要有志气的英雄气概也是使人感动的。我多么希望文艺有所复苏，又多么希望革命重新走上正确的航道啊！
我觉得我实在热爱文学，我离不开创作！只要有可能，我还是要写点我想写的东西！我无心于名利，但却认为这是一种事业。我舍不得割弃，我心坎里埋着仍想继续创作的种子。我那颗原来献给缪斯却已被折磨成死灰的心灵又开始要复燃了！
秋天时，多雨。小道消息也像雨水那么多。听到这些小道消息，觉得并不像谣言。人们偷偷在背下里传。学校的一些老师晚上来我住处闲谈时，有的就讲起了江青和《红都女皇》一书的事。虽不甚详，但好似她是有些失宠了，有些收敛了！回顾去年有一度江青销声匿迹并不大露面的情况来看，更感到这个妖婆恐怕是出了什么问题。
凭我观察，真正对江青从心里面喝彩的或喜欢她的人，在我接触的人中确实是极少极少的。只是有的人想拍马求得往上爬的机会，有的人随大流胁于她的权势为了保全自己而不得不在口头上说说假话，或者捧捧场。有了小道传言，看得出，人们并不傻，都是暗暗高兴的。
但，我的头脑里突然又糊涂起来了！与江青十分亲密的姚文元这根“棍子”，突然又在他主持领导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毛主席关于《水浒传》的谈话及同意评《水浒传》的批示。
毛主席说：“《水浒传》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等等。
毛主席在这时候说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实在难以了解。我很鄙视自己的水平为什么总是这么低？
接着，《红旗》《人民日报》上的文章都在掀起评《水浒传》的高潮。江青突然从不露面又露面了！报上登了她在大寨参加一次劳动的照片，她在大寨也对评《水浒传》问题讲话了，说的是：“批《水浒传》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她大谈宋江架空晁盖，似是暗示有人现在要架空毛主席！真是玄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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