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我们离开了厉家寨回来。老夏对《换新天》改编为电影剧本有兴趣，对剧本提了些意见。在个别与我谈话时。他说：“要使电影剧本能成功，希望由您执笔！”我说：“可以！”在土改剧组讨论时，端木和老孟也一再要我执笔，只是又再三强调：“这是集体创作！”好在，我丝毫不想计较这些，我将电影剧本定名为《平鹰坟》，决心争取明年一月份拿出初稿交给上影。为此，我开始潜心于创作之中，付出了很艰苦的劳动。地委朱书记是位有威信有水平的老干部，这时对我的写作给予了特殊的关注。他明确下达了三条：我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不要干预；想去哪里采访或深入生活，都给予方便，报销车旅费；在政治上，给予高的待遇，阅读文件给予方便。
我的处境越来越得到改善，谁知突然收到哥哥从石家庄市来信，原来他那个军事单位里的造反派中有嫉妒他的人，竟嫌他这个知识分子太“大”，要把他下放到我们家乡的一家小农机厂里去当技术员。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哥哥是一个突出的高级兵工专家，过去做出过极大的贡献，立过多次功的，把他下放到一个县的小农机厂里能干什么呢？我收到信后心情久久不能平定，斟酌再三，我决定写信向邓小平同志反映，我写了一封信介绍了哥哥的情况，并提出下放他是错误的，请求责成他那个单位改变成命。
信发出了，能不能成功，谁知道呢？我只有耐心等待。但，这种耐心却变成了焦虑。我感觉政治风云又有变幻，说不真切，却明显觉得中央可能又出了什么大事！
在这过程中，11月里的一天，上边传达了一个文件，是毛主席的一个批示，关于北京清华大学的工作的，原来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的问题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可是毛主席做了批示，表示了对迟、谢的支持，批评了刘冰等人，那意思是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说清华大学这件事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还说：“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吗？”甚至说：“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迟群身上……”听了这个传达，当时也懂也不懂。当然知道迟群、谢静宜是江青的宠儿，但毛主席却如此厚爱他们，这是为何？批示中提到的问题，并不是就事论事，涉及的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是“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为什么这样提？不久，就明白了！原来，这便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始。不久，便听到说“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及“民主派就是走资派”一类的话。到12月，《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上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我细读了全文，就感到通过整顿刚刚平静安定一点的天下又要大乱了！
很久很久，都不见周恩来总理露面。他的病情如何了？不知道！这件事与经过整顿产生了的好形势似乎又将变坏，同样使人烧心！
想起国家的朝政如同儿戏！我在心情阢陧中创作电影剧本，感到痛苦。从豫剧剧本到电影剧本，基本是完全另起炉灶的重新创作。何况我对豫剧剧本本来极不满意，集体创作中不能不有许多妥协和稀泥的部分，端木又支持老孟塞进一些格调低的私货。这时，写电影剧本，我放开了思绪和手脚，就删去了丢弃了那些不行的部分，重新构思新的部分。但我在看报时总心里在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之流上蹿下跳胡作非为的言行生气。
冬天非常冷。12月里，房里无火取暖，我膝上盖条小被絮，双腿双脚冰凉。我从早到晚，一天工作十多小时。上床后，两脚总是冰冰冷直到天明。有时因高血压失眠，想东想西，想起国家就烦躁得辗转反侧。坏的本来渐渐在变好，难道好的又将变坏？
我得不到答案！只有抱着看着瞧的态度看下文分解！人们少见多怪，多见怪应该见怪而不怪，可是我做不到！我知道，许多人身上都同我一样有相似的感情。外国有个幽默大师说过：“两眼漆黑自有其妙，糊涂常是最大的福分。”我则太欠缺这种“妙”和“福分”！
十五、难忘的1976年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个冬季很冷！枝杈空空的雾湿的冬林，岁末凛冽的北风整夜呼啸，我总是常常难过地熬着失眠之夜。
迄今，那1976年元旦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毛主席发表的《重上井岗山》《鸟儿问答》词二首时的播音员的话声仍在我耳边回响。
但，1月9日电台就高声播放使人心酸压抑的哀乐并广播了周恩来总理于1月8日上午9时57分病故的讣告。
这时，我正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永福路59号文学部三楼306室的房间里，从我随身携带的半导体收音机里收听到他去世的噩耗。哀乐回旋，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砭人肌骨的寒气和阴惨的天色，使我有一种断指裂肤的感觉。我当时，情不自禁地眼眶湿润了。此时此地，我感到“文革”中出的坏人太多，死的好人不少！而一位伟大的好人，人民对他寄予希望，始终把“为人民服务”的牌子挂在胸前的周总理，如今却撒手西去了！人民少了他，中央少了他，我总觉得这将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不幸！
我到上海，是带去《平鹰坟》剧本初稿送给上影的。原打算听取意见后带回去修改，但老夏告诉我：意见不可能这么快听到，现在干什么事工作效率都很低。他对这剧本是满意的。他愿意做导演，但还要经厂党委研究。当时厂党委书记是老江，他是鲁南费县人，老江自己也打算好好看一看剧本，估计3月份可以听到意见，要我3月份再到上海。
在上影文学部时，看到、听到许多情况：上官云珠早已自杀，舒绣文早已病故，名演员顾也鲁在给我们住在文学部的作者干点买车票等服务工作。黄蜀芹因是佐临的女儿在文学部不被重视，编剧杨华是50年代初从香港为爱国回来的，回来后1957年以为被错划为“右派”，后来又发现并未划成“右派”，可是他却已当了多年“右派”了！此刻，他被安排在门房当传达。赵丹尚未解放，刘琼整日没事给他做，老看到他在参加学习会……一位从S省来的作家，讲给我听农村农民对“文革”中上台的干部不满。他背诵了一首顺口溜给我听：“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尼龙裤！前边是日本，后边是尿素，染黑的，染黄的，就是没俺社员的！”当时，由日本进口大量尿素，是用尼龙袋装的，乡干部分了空的尼龙尿素袋做衣，已经很可怜，但社员连这都没有，对干部的“特权”不满，可见农民生活之穷苦了！我听时笑了，笑罢却心中辛酸。
更怪的是，文学部的人为悼念周总理要设灵堂，献白花，戴黑纱悼念，上边居然不许这样做，说是收到通知不这样做。当时，韩非的爱人李婉君等在文学部为这事气得都哭了！韩非当时还未解放，李婉君却什么也不怕，她同其他一些人设了灵堂，扎了白花，戴了黑纱，举行追悼仪式。这使我看到了中国人的良知与良心。见他们这样，我自己也做了一朵白花去献在灵堂里的周总理遗像前。这时，上海群众中已经传出：中央要“批邓”的消息了！这类消息，每每总是首先传到上海，并且散布得飞快的，据说是从江青之流通过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传到上海来的。我听了，不禁目瞪口呆，感叹而吃惊！
妙的是，接着，报上登出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总理追悼会的消息报道，居然是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这使我心里着实兴奋了一阵。我厌恶“批邓”，为他被批感到不平和不安。因我不希望看到又一次混乱和滑坡。见到小平同志露面，我以为不会再有打倒他的事。却未想到仍有以后的“批邓”怪事！
我由于要等到3月才能听到关于剧本的消息，就离开上海回家了。到家后，听说学校里本来也设了灵堂的，但后来奉命撤销了！周恩来总理是什么人？为什么他去世竟不准群众悼唁呢？我注意到：这么一件大事，人民的好总理逝世了！人民沉浸在悲痛中，《人民日报》却用低调在反映，并未当作一件大事来悼念。只是人们见面都会哀伤地叹息说：“总理去世了！……”
传说，周总理去世前，想听一听《洪湖赤卫队》歌剧中《洪湖水，浪打浪》那首歌曲，可是江青之流阻挠，竟连这点愿望都未实现。这类事是传说，确否未考证，但却触怒了群众。
后来，隔了些时候，看到了周总理遗体送往八宝山的新闻纪录片。我注意到了江青之流阴沉冰冷的表情，在遗体送往八宝山的途中，在严寒吐气成为白雾的日子里，北京市民“十里长街流泪相送”的深情壮观场面，使人看了心潮澎湃，热泪坠下，我觉得民心所向，亲与仇已经很鲜明了！火山迟早是要爆发的！
2月初，中央正式文件下达：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接着，“批邓”逐渐明朗化了。上边召开“批邓打招呼会”，先“吹风”，“风”一直“吹”到下面。新花样真是层出不穷。到2月底，点名批判邓小平。文学方面，大力提倡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全国掀起了一场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说“走资派还在走”！我叮嘱自己：多加小心，千万别有言行被人揪为“走资派还在走”，其实，好与坏，正确与错误，光明正大与阴谋诡计，人们心中是有比较的。即使在那种“文革”时期特有的高压和恐怖气氛布满周围的环境中，人们也在窃窃私语吐露着不满。当时有些学生来看望。这些学生“文革”中都“喝过水”、栽过跟头。此刻，有的已在工作岗位上。比如靳玉德，他本是“红旗”红卫兵，派性斗争中被“东方红”红卫兵打得重伤，后来到过马陵山打游击，回来后派性很大。此时，则对派性已渐渐没有兴趣了，他说话是无顾忌的，有一天来告诉我，说是外边传说有个周总理的遗言，抄了一份带给我看。遗言说：“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这指的是毛主席1975年时的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理论问题的，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一条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这个遗言，从语气来看，当时我觉得不太像周总理的，但心中却宁可相信这是真的！后来，江青之流垮台后才知道这是一位爱国青年伪造的，但这类事反映了当时的民心是绝无问题的，江青之流使人仇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一天，地革委组织组的负责人吴光惠来了！老吴平时轻易不来。我从北京来到鲁南时，那时他在地委组织部任干部科科长。他为人极好，极讲政策。以后我们有一定的友谊。他对我也有所了解。他来后，蹙紧眉头，闷闷吸烟，一支又一支，我敏感到是有什么事，忍不住问了他。他终于说：“你写信的事出问题了！”
我这才明白：我写给小平同志的控告信转到了哥哥单位，那里又将信转来地革委，附信要在“批邓”中追查惩处我，并要我提供哥哥有无反党言行的材料，发现问题严重，我将哥哥的情况及事情经过如实告诉了老吴。老吴对“批邓”是不满的，对科技知识分子是重视的。终于，他临走时沉重地说：“我不会将你交出去的！这件事，我就压它一压！比如没有收到！……”
我当然衷心感激。在那种乌云滔天的时候，如果他将这信交出，我被重新揪斗完全可能！但他保护了我！这种原则性、政策性和友情是难忘的！江青之流后来覆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哥哥成了全军英模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我觉得可以肯定我那时写这封信给邓小平同志是完全正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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