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身体不好,每天主要时间用于躺着睡觉和思考,对整个“文革”的往事,我在这阶段做了些回顾,我身体上的枷锁此时早因“解放”处于一种已解开而未解开的状况。心灵上的枷锁则依旧庭园深锁。“文革”确是史无前例罕见的时代,步履太艰难,单从折磨挫伤人的心灵来说,古今中外,是几乎未曾有过的。真是浩劫!真是混战!“文革”对国家人民有什么教训呢?“文革”从我个人来说有什么教训呢?千头万绪,像一团乱麻,我觉得可思考的太多了!而结论却很难一下子就清理归纳得出来。
3月初,收到老夏从上海来信,让去上海听取意见。当时,上海正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期,我与端木、老孟去后,见到了上影厂党委书记老江,又听取了上影文学部同志的意见。他们基本肯定了这个剧本,提了些意见,要求6月里拿出新的修改稿来,年内定稿。
在上海,住了一段时日,听到很多消息,因为当时的上海《文汇报》在3月25日刊登的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中,竟有“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挟上台”这样恶毒的语句。大家知道当时的《文汇报》负责人是听令于张春桥的,所以全国各地抗议信纷纷寄往《文汇报》。
江青及其一伙是野心家的面目大暴露。据说,南京的大学生等都上街演讲并刷标语。标语写的是“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警惕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连南来北往的火车上也被刷上了醒目的口号、标语。我离上海回家,是在4月初,亲眼看到有的火车上刷着油漆涂写的大字标语:“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狗头!”“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那大字标语是被洗刷铲除过的,但残迹十分清晰,大胆的人不少,火车上就有人在谈南京学生“闹事”,虽不多说什么,似乎是“客观评述”,思想感情却表达得很清楚,对大学生的行动显然是支持和同情的。反对什么虽未公开说出却大家都心照不宣!在“文革”中,开始把矛头指向江青一伙,这样公开、鲜明而且大规模,这是我亲眼所见的第一次,其意义自然不同寻常:对“批邓”的不满,也充分表达出来了!
我回到家里,将见闻告诉了妻。我们是兴奋的,我说:“中国是有希望的!从这些事上,我完全相信有希望!”
我回来后,将电影剧本的事向地委李书记做了汇报,就回家关上门开始按上影的意见修改新的剧本。但心里是不安宁的。在我的家乡江苏的土地上,似乎人民正在动作!那熊熊怒火是烧向谁的表露得非常明显!人民群众尤其大学生已经十分厌恶江青之流的为非作歹,已经十分厌恶“文革”本身,已经十分盼望国家安定团结,已经十分渴望拨乱反正,已经十分希望有邓小平这样的思路正确而且有才能有威信的老干部出来主持工作了!……想着这些,我简直不能安心改写剧本了!可是,任务在肩,压得沉重!而且,我只有关上门安下心才能改剧本。那可是我创作中最费力最艰苦的一次创作了!心里并不想写,头脑里想的事儿很多,问题很多,可是却得定下心来写作。
终于,传来了北京天安门前人民悼念周总理的事件。详情不尽了解,但有些学生来访却告诉我了一些内幕,使我清醒。清明到了!从前,学校里总要组织全体师生到附近的烈士陵园去扫墓的。“文革”后,这个规模宏大的华东烈士陵园里,刘少奇、陈毅等同志的题词全早被铲挖砸烂,但扫幕活动开头几年停了,后来基本还是进行的。现在,又来了通知,说清明扫墓是旧传统、旧习惯,不举行了!实际却是防止人民闹事,对北京千千万万群众丙辰清明在天安门前发动的“四五”运动,到处都有风闻,虽然并不很清楚。而且很快从《人民日报》上得知天安门事件遭到了镇压,把这说成是“反革命事件”。《人民日报》发表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收音机里也收听到了中共中央4月7日做出的两个决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一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吗?显然不是!那是北京的干部、学生、工人、农民甚至军人类似南京事件的那种表态。那是反对江青一伙打倒周恩来总理并“批邓”!那是借悼念周总理表达对“文革”的不满,那是反对江青一伙篡党夺权!……对镇压,我心里十分难过,却又担心不知会不会有亲友倒霉!捍卫、悼念周总理无罪,批判迫害邓小平不得人心!《易经》上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日本谚语说:“因果如车轮,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天理昭彰,逃避无方。恶劣手段得来的东西,必然带来恶劣的报应!我并不是迷信因果报应,但种蒺藜者,收获的必然是刺,我是坚信不移的!
接连几天,那些早已毕业现今在社会上工作的学生不断来看望,说,有人去北京,在北京看到天安门前悼念周总理的盛况,人如何多,花圈如何多,如何如何悲壮。也有的来说,本地公安机关正在布置要“注重形势发展,搞好治安,清查反革命!”很快,L市也布置了“清查”,传说某单位有两个出差去北京的人,到天安门“看热闹”,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后,押送了回来,正在审讯处理中。这时,端木骑自行车来通知我,上边布置要学习座谈,让我去土改剧组参加学习。我在第二天早上准时去了,还好土改剧组的几个人自己管自己的学习,稀稀松松并不认真。按照上边要求,要了解每个人“四五”前后的活动情况,大家都官样文章地走了过场,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我正在家改电影剧本!”座谈学习结束时,端木用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说:“我们这里的同志一个都没问题!校长的一句话足以代表大家:‘我们都在改电影剧本’!我就把这汇报上去!”
毛主席这时健康状况已经很坏了。五月里,有人从电视上看到他。他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及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见面,说他已经衰老得厉害,脸上憔悴极了,动作也不灵活,从这以后,报上未见再刊登过他会见外宾的照片。他这种健康状态,还有精力领导中国的“文革”吗?我觉得江青一伙正在利用毛主席的衰老采取狡猾手法加紧在夺取权力并施展诡计,这使我心中非常担忧。
中国变得乱糟糟又乱糟糟,我心里这时明确觉得“文革”一天不结束,人民就一天受苦难,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之流上台,人民将如同生活在地狱里!但南京、北京的事使我感到:黑的总是黑的!红的总是红的!中国共产党里有无数热血正义的好党员,中国人民里有无数不怕死的爱国者。许许多多追求真理、明白是非的人,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日子是不会久长的!人民如水,可以载舟,也可覆舟!民心在哪一边,哪边就胜利!失民心者再强梁也是不会久长的!当年,人民抛弃了国民党蒋介石,倾心跟随共产党!国民党蒋介石虽是庞然大物也垮了台。如今,民心不在江青之流身上,民心不在搞什么“文化大革命”,也许我们还要受苦,但总不会再受十年苦吧?
暑热难熬,我在7月前夕挥汗将剧本改出,自觉比早先要好得多。于是,土改剧组又讨论一通,每天喝喝茶,聊聊剧本,也说说闲话,反正是消耗时日而已。时间,在“文革”时期对于我是最不怕浪费的了!
土改剧组的同志们认为电影剧本改得不错。我内心觉得欣慰的却是:这是写历史,不是写现实,我无需来联系当前的阶级斗争,不必去写“同走资派作斗争”,也无需去影射什么当今江青之流的政治需要,无需在剧本上去抓什么小“邓小平”!人做不好的事,心会不安,此是良心。写《平鹰坟》,我并不喜欢这个题材,但却无悖于良心。
7月初,突然听到广播喇叭又放哀乐!传来的是朱德同志逝世的消息。这位享有盛誉的老革命家,一直给人忠厚长者泱泱大度不争名利权势之风。他的去世,使人觉得死得凄凉冷落。我内心窃想:为什么不让坏蛋死掉,而总是传来这种好人去世的噩耗呢!我始终认为朱老总是一位拥有卓越心灵的、襟怀坦荡的长者,他的心是光明洁净的,整个“文革”中,他也被侮辱过,他几乎常处在一种销声匿迹的地位,但他的良知未曾丧失,他的形象未曾玷污。
电影剧本改出后,当然仍在“磨”,我不时要做一些小小的改动和修饰,但土改剧组中有人想把这个集体创作由我主要执笔的剧本采取“拿来主义”,排斥我而全部攫取占有它了!这其实也不稀奇。在“文革”中,江青就是这么干的,像《红灯记》等其实原先都有作者付出了辛勤劳动,她却全部抹杀抢来放在自己的名下,写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上行下效,老孟唆使端木同意由他来独占剧本,我就见怪不怪了!出力大小,人都心中有数。老孟能不能写出那样的剧本,人也心中有数。我觉得这可鄙视却也无需同老孟闹得面红耳赤。他在本地土生土长,广交游、善逢迎、手段多,端木也含糊他,不能不顺着他干。他要抢剧本,我就比如遇到了剪径的强盗,让他拿去算了!“文革”中培养了不少这种可怕的人物,我已无愧于事、无愧于身,也无愧于心,让他去欺世瞒人实际却是暴露自己的丑恶面目就是。于是,我决定用一种已完成任务退出的办法离开土改剧组,因为实际上此时老孟已经效法江青,用“拿来主义”,把剧本拿去不再让我插手了!
我向地委提出:电影剧本的任务我已完成,我想重写一下节振国这位抗日民族英雄的事迹。50年代时,我写了节振国事迹的小说《赤胆忠心》,虽然当时有了较轰动的效应,但写得是简单粗糙的。“文革”中,唐山的两个红卫兵来调查节振国是“叛徒”的材料时,那种邪气和流氓作风,使我愤慨。此时,我想:如果能重新采访,重写节振国的长篇小说,该是件好事!我应当有决心,把历史还它本来面目。我很想到冀东去旧地重游,去唐山和滦县、丰润等地,重新采访,重写节振国。我想:如有这么一个任务干,起码我可以再排遣三四年。我希望过安定、安全的生活!再有三四年,“文革”总该结束了吧?其实,这时要重写节振国,是与江青之流的创作方向背道而驰的。但我却决定要这么干!我要告诉那些随便把抗日民族英雄污蔑为叛徒的人,你们错了!绝对错了!
谁知,7月28日,河北唐山、丰南地区突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地震,并波及了天津、北京。那地震灾情真大!尽管宣传机器隐瞒真相,但死伤惨重的情况很快透露出来了!传说一百万人口的唐山房屋基本毁灭了,死伤人数没法估计!没几天,收到在东北吉林医学院做医生的五妹来信,她奉派参加医疗队去唐山救死扶伤。唐山大地震继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的去世而来,使我感到我们的祖国实在太多灾多难了!而这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仍在加劲,那些热衷于搞“文革”的人,似乎是心肝全无,他们的兴趣只在为自己赶快抢班夺政!
我暗自忖度,我去唐山采访并写节振国,别被人诬陷为属于“右倾翻案”,但又想:写出作品将在二三年或三四年后,我怕什么?这样,决心就未动摇。
L市在“纳新”,发展新党员。“文革”中学校里上蹿下跳的干将厉音玉、胡绥之之流这时积极要钻进党内去。有人讽刺他说:“厉音玉和胡绥之入党,毁了党的队伍,却纯洁了群众的队伍。”我也为大量“纳”这种“新”担忧!这对我们的党,是祸而不是福!好的党员死了不少,坏的家伙混进党内!大量允许坏人入党,党势必要衰微的。但是,看来上边的野心家、阴谋家江青之流,需要的是厉音玉、胡绥之这类“打手”,这种品质极端恶劣、昧良心的凶神恶煞,夫复何言!我似乎能看到这种人将来会以“两面”姿态使我们的党蒙受意想不到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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