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之流，嚣张跋扈！她那张戴着眼镜露出凶光满脸歇斯底里神情的瘦脸，跟张春桥的阴暗凶狠合配成一种毒辣、残暴的印象。此时，江青与亲密的同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既红得发紫，却又日子并不好过。尽管他们控制下的上海电台里仍常播“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就是好”的歌，真正心里说好的人寥寥！对江青之流不满，对“文革”现实不满，对个人迷信与个人神化不满，已在街谈巷议中越来越广泛了！当然，人们沉默还是主要的，因为怕惹祸，沉默，正如萧伯纳说的：“是表示轻视的最好方法！”
那时的中国，实际是无声的！智者都以无声来抗议。当然，发出巨声的勇者也未必不是智者，在我印象中，一位年轻少女的死，她的勇敢与无畏就给了我永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文革”期间，常常公开杀人，举行“镇反”大会。有的犯人是杀得不冤枉的，例如重大的刑事犯，但“文革”中的“镇”反大会，这实际是一种威慑手法，一种杀鸡吓猴的做法。体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江青之流后来就用这来强迫群众“顺从”他们。杀的人，起先是一些囚禁在监牢里的死缓犯或无期徒刑犯，这时加刑予以枪决。甚至有国民党时期的县长，敌伪时期的汉奸大队长等等，本来未判死刑的，这时因镇反需要，遂借来杀了！但这些人杀完后，就得杀新的了！这当中，冤狱自然是存在的。我亲眼目睹并了解的这个少女的死，就是一大冤狱。她的死，使我至今不能忘却。
那是1976年夏季。一天，我在街上看到“文革”中盛行的那种枪毙人游街的做法又在进行。
一辆缓缓行驶的卡车上，五花大绑着一个剪短发的年轻姑娘，姑娘不过二十来岁，长得出乎寻常的漂亮。大眼睛，白里泛红的脸。背后插着枪毙的死标，但她似乎毫不在乎，那姿势十分像样板戏《杜鹃山》里的党代表柯湘。昂着头挺着胸，一甩黑发，目光四射，宛如去就义。游行的卡车在围观的两边夹道群众中缓缓驶去，有些人跟着卡车跑，卡车渐渐隐没。街边张贴着打着红××的判决死刑的公告，我不禁走上去同许多人一起围观。
原来这“死刑犯”是学生出身，红卫兵，后在沂源县一个工厂当工人。她的“罪行”是“攻击林副统帅”，“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为刘少奇鸣冤喊屈”，“把矛头对准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说“刘少奇是好人”，曾因“恶攻（恶毒攻击）”罪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但在监牢劳改中，“始终无认罪表现”，“不服管教”，“辱骂殴打管理人员”，并且“组织反革命集团”，“散布封建迷信思想”。因此，改判死刑云云。
林彪不是死了吗？她“攻击林副统帅”还有罪吗？将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美丽的年轻姑娘杀掉，我这做过中学校长的人能无动于衷吗？
我有个学生名叫孙强，在劳改队工作。恰巧，隔日他来看我。我就向他问起这个名叫红霞的姑娘的事。
孙强说：“他们认为她为刘少奇鸣冤叫屈，说刘少奇好，就有罪；认为这就是反对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林彪虽死了，他们认为不能拿今天的情况来翻以前的案！”
我问：“她打骂管理人员吗？”
孙强回答：“她是红卫兵出身，哥哥是南京军区的一个师长。她对被判刑一直不服，用口水唾过管理人员。”
我问：“她怎么散布封建迷信？”
孙强叹口气答：“她会画画，画得不错。她在牢里画了一张‘飞天’，他们说这就是宣传封建迷信！”
“飞天”是佛教壁画或石刻上在空中飞舞的神，身为女体，形象美丽，婀娜多姿，凭借飘拂的长带凌空飞舞。梵语称神为提婆，因为提婆有“天”的意思，人们把这一类凌空飞舞的神像称为“飞天”。这是古代的艺术画师们以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的圣洁美好的形象和自由翱翔的意境。我听了孙强的话，不禁浩然长叹，我不能不想起一句西方格言：“无知为一切不幸和罪恶的主源！”
我又问：“她哥哥知道这事吗？”
孙强回答：“知道，因为他哥哥是师长，判死刑前，把她哥哥从南京请来了！她哥哥认为应当站稳立场！”
被世人仰慕的真理如今是屈辱地低下头了！民主消失得干干净净，法律推翻得干干净净！我长叹之余，更深切地痛感：不！决不能再这样了！我们的革命，决不允许胡乱把人命当作儿戏！我们不能这样乱搞什么阶级斗争！
名叫红霞的这位姑娘未绑到河边沙滩上枪毙，而是绑在监牢里将犯人集中到一起当众看着她枪毙的。那是为了使其他犯人都乖乖地听话服从管教。
据孙强说：枪决红霞时，一片死寂，所谓“反革命集团”，就是她有几个较接近的女犯对她较好。一声枪响时，好几个女犯当场都悚然猛叫晕死过去了！
这是“文革”后期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许多事忆及了，又忘掉了！这件事总怎么也忘不掉！想起时是凄切茫然的，血压都会升高！若干年后，由于否定了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拨乱反正，红霞的案情在纠正冤假错案中“平反”了！（因为那时刘少奇同志已经昭雪平反了！）据说赔偿了三四千元给她父母。但红霞已经早就尸骨乌有化为大地上的尘埃了！她是个“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人！记起她这件事的人恐怕肯定不多！但她是与张志新、遇罗克等类似的一种人！
唐山大地震后不久，我去到唐山和冀东采访，重写节振国。过天津时，住天津饭店。这儿隔壁的一幢高楼在唐山地震时坍塌了一半，留下一半，晚上看去像站着的一个死神的鬼影。天津经历了地震，又受到唐山地震悲惨情况的震慑，满街都是破烂的防震棚，许多人均睡在街上防震棚内。我在天津饭店同房住的是位内蒙古军分区的副司令员，雪茄烟抽得满屋浓裂的烟味。却怕感冒不肯开窗。我憋闷得受不了，第二天清晨就离开天津坐火车去到唐山。
到唐山后，满目疮痍，遍地废墟，那真是惨绝人寰的景象。毁灭性的大地震，使我看了心中发颤发酸。我住在市委临时招待所——实际是帐篷里。用水困难，水里全是漂白粉，放出水来像牛奶一样，过一会儿才能澄清。一个招待所的女服务员，是市委一个干部的女儿，全家死于地震，她疯了，总是坐在那里哭。天热，我到冀东烈士陵园，只闻到尸臭味，原先华丽巍峨的纪念堂、陵园的办公室全部从根倾圯。烈士的墓，如包森司令员的已开裂，许多墓碑均已倒塌，我找到节振国烈士墓前，只见墓尚完好，但碑也倒了。四周无人，烈士陵园据说大地震后曾作为停尸场，虽消毒喷洒过药物，臭味仍浓。我想扶起节振国烈士的墓碑，却无力完成，只能怅然走回招待所。当时，各地支援唐山的解放军、工人队伍，正在清理废墟，每天都从废墟中发掘出尸首来。我想寻找参加医疗队来此的五妹，却无处打听得到。余震不断，对人思想、心理上仍有威胁。我带了一张五六十人的名单去，都是50年代时我熟悉的唐山朋友，却一个也无处可寻觅。有人告诉我：节振国的妻子刘玉兰在地震中也死了（后来我又去唐山一带才知未死，去了外地），子女也无处可找，使我心中恻然，那情况是无法工作的。来非其时，我只好匆匆又离唐山回家。
一路上，火车上真是怨恨满人间，人的牢骚多，人的生活苦，车上人满为患，拥挤非凡。我浑身汗臭，由铁路转公路回到L市家中。妻告诉我：上影的导演老傅和老夏都来了！老傅和老夏坚持要我再亲自动手改剧本，不愿意别人代笔。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只得又接受任务，开始再改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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