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之处还在于我们今天有那么多看起来与我们的时代和现实密切相关的诗歌，但是这些文本往往只是表象和道德化的肤浅之作，仍然只是相互取消的复制品和仿真器具。提请诗人们注意的是，这个时代并没有降低我们写作的难度。我们太热衷于谈论诗歌技艺和修辞学，与此同时我们的诗人和研究者又都成了半吊子的社会学家和政治看客。
“仿真”的“个体”与“个性化”
2004年6月20日，马骅（1972-2004）因意外消失在滚沸的澜沧江中。这个年轻人曾经对“70后”的诗人朋友说过“对于年轻的诗人们来说，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还年轻，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活力去发展，去等待那一个影子逐渐变得真切，直到有一天会被自己现实性地拥有”。可是，十几年后，这一代人已经渐渐老去了。而一个个游动的悬崖还在漫长的黑夜里。多年来，我偶尔会想起马骅的那首诗——《在变老之前远去》，“幻想中的生活日渐稀薄，淡得没味/把过浓的胆汁冲淡为清水/少年仍用力奔跑/在月光里追着多余的自己远去//日子在街头一掠，手就抖起来/文字漏出指缝、纷纷扬扬/爬满了将倒的旧墙//脚面上的灰尘一直变换，由苦渐咸/让模糊的风景改变了模样/双腿却不知强弱/在变老前踩着剩下的步点远去”。
面对当下所谓“个体”诗歌写作的平面性、随意性、技术性、被歪曲和篡改的“个性化”、无关痛痒而又大张旗鼓的诗歌论争以及大面积涌现的圈子性的诗歌批评的追捧或利害关系的棒杀，作为一个诗歌评论者我越来越怀疑评论的准确性和诗歌写作的“个性化”。甚至我不能不残酷地说，在当下的诗歌写作中谈论久违的“先锋”和“个性”简直就成了天方夜谭。甚至夸张点说，当下的诗歌写作几乎已进入了不容辩白的“集体”休眠期。看起来每一个诗人都在宣扬自己的诗歌个性，但是从整体性上来看诗歌已经没有太多的个性可言。换言之，这种诗歌的个体与个性化很大程度上成了仿真器具。每一个诗人都被其他的诗人所替代和消解。每个人的写作都可悲地成了复制品——形式上的，思想上的。当我们一再抱怨诗歌远离了读者，诗歌越来越边缘化和“个人化”，可充满悖论的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泛诗”或“仿真诗”时代。看起来正常甚至繁荣的诗歌生态却难以掩盖一个诗歌苍白无力的时代。与此同时，在科技理性、物欲膨胀的无限加速度的时代，诗人们处在巨大的漩涡中而不自觉地丧失了个性化的声音和良知以及自省的写作立场。所以，当下我们所看到的正是这个时代诗歌写作的特色，几乎很难有一首诗、一个诗人、一篇评论能够产生轰动性的社会效应和广泛的美学影响。相反，倒是一些不懂诗歌的人在不停争夺所谓的诗歌话语权。这种不无暧昧的诗歌写作语境正成为强硬的话语剥夺。当娱乐文化、流行文化无限扩张，诗坛上一些更为无知无畏的青春写作者以惊人的销量赢得审美水平极其低下的人的追捧时，当一些几乎与写作和生存没有任何关系的诗歌畅销书在图书大厦排上年度销量排行榜的时候，是否已经有人用理性和真知来面对？
在新世纪初的诗歌写作中，写作者、评论者和阅读者几乎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这就是“个人性”成为了十多年来诗歌写作的检验标签和“合格”证明。实际上所谓“个人性”无非就是强烈诗歌写作的不能被共约与弥合的“个性”特征。不管在何种程度上谈论这一时期诗歌写作中的个人化、个性化特征，这对于反拨以往诗歌写作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和写作技法的狭隘性而言其意义已不必多说。但是反过来，当个性化和日常题材逐渐被极端化、狭隘化并成为唯一的潮流和时尚的时候，无形中诗歌写作的个性化和多元化就带有了“病态”的来苏水味道。基于此，有必要对个性化诗歌写作的误识进行重新的过滤和反思。
实际上说到诗歌写作的个性就不能不说到集体。正如当年陈思和的“无名/共名”这一评论范畴。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尽管诗坛看起来热闹纷繁、诗歌噱头成为饭后的谈资，流派林立的诗歌宣言和口号两天就能更新一次，各种所谓官方的、民间的诗歌奖项层出不穷，各种样式翻新的诗歌选本排上书架，但是应该正如当年的谢冕教授在评价1980年代之前诗歌的时候所说的那样，诗歌写作不是走着一条越来越广阔的道路，而是走着一条越来越狭窄的道路。当时谢冕的这一“异端”性的言论曾遭受到大面积的批评和批判。我不知道在“今天派”远去的接近三十多年的今天，我提出当下的诗歌写作仍在走着毫无个性可言的越来越狭窄的道路和不知不觉中诗人躺在僵化的集体“休眠”的躺椅上，不知会招来多少人的讨伐和愤怒。
当前些时候关于诗歌写作的中产阶级趣味和底层写作成为争论的焦点，诗歌的题材问题甚至阶级问题重新出现的当口，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已经无关紧要。问题的关键是应该意识到在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观念看似已经相当繁复和“个性化”，诗歌写作似乎也是在差异性和不同的向度间全面展开，诗歌的技艺和语言也似乎达到了新诗产生以来前所未有的乐观时期，但是在近些年所涌现的一些诗学问题和关于诗歌写作个性化问题的争论上，甚至在某些人看来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已经揭示出当下的诗歌写作的个性化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诗歌自身的美学问题，而是与政治文化、阶级分层、社会地位、多元传媒、流行文化、话语权力、诗人身份、伦理道德等都极其含混、暧昧而又不容分说地纠缠在一起。那么在此层面谈论诗人“个体”和诗歌写作的“个性化”问题就不能不是复杂而尴尬的，因为这一问题不能不牵扯到诗人自身、个性化写作观念、整体社会语境、诗歌批评误导所导致的“集体失语”的共谋等方面。
当我们再次“乐观”地提到新世纪以来诗歌写作的最大限度的个性化并为此而津津乐道时，人们实则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在所谓的摆脱了政治话语、集体话语的宏大话语规训的光明背景中，在所谓的个人化（私人化）写作经过短期的有意义的尝试之后，带有“个人性”“口语性”“日常性”诗歌大旗铺天盖地大面积涌起的时候，无数个诗歌写作的个体和“个性化”的诗歌文本实际上已经不约而同地沦为一种毫无个性可言的集体化行动。尽管当下这种丧失个性和先锋精神的集体化“休眠”和1949年至1976年的诗歌写作的政治化语境下的“集体性”可能有所区别，但是我们不能不就此发现一个悖论：我们得到的同时也丧失了很多。当政治的集体歌唱成为诗歌写作的日常事件，真正的个体精神就丧失了；当我们千方百计甚至绕了相当大的圈子才重现发现诗人个体和自由但不久就被无限滥用时，我们最终还是丧失了诗歌写作的个性。在此，诗歌往往就会走向反面而成为“非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对诗歌写作的“个人化”心存芥蒂和偏见。但是当在每年结束和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翻开各个年度诗选和评论集，我们就会发现相当多的诗人在误解“个人性”的前提下滥用了这个看似屡试不爽的灵丹妙方，甚至诗歌批评也是将之作为评判诗歌的重要的甚至唯一的尺度。是到了对诗歌写作个性化重新反思的时候了。很大程度上被庸俗化和窄化的“个人性”排斥了诗歌写作的共性特征、整体意识、历史感和形而上精神的探询，甚至个人性还排斥了诗歌的本土和优异的古典诗歌传统（尤其是在诗歌精神和诗人经验层面）。
经历新世纪以来一波波的伦理化社会性的写作浪潮，在诗歌写作的“个性化”问题上还有必要重新检视诗人与时代的关系、诗歌与生存的关系、诗歌与技艺的关系。柳冬妩在《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中认为近些年来中国主流诗人集体性走上了技术主义道路，他们有理由强调声音或事物的象征意义、词语之间的张力关系、叙述的结构与解构等“文本”的写作。这些技术性写作把语言上升为诗歌的本体，似乎为我们找到了一条通往真理的道路。诗人们面对的不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写得体面而又漂亮。论者指出当这种诗歌风气滋长起来后并没有让人们看到汉诗的希望，相反有一部分诗人在技术主义的胡同里越陷越深，变成了工匠。当人们谈论诗歌的时候，关注的似乎不再是它的精神指向，更多涉及的是技巧性话题。写诗不再是一种精神创造，它变成了技术的玩弄。确实，单纯的玩弄诗歌技巧、花哨的语言正成为目下一些诗人的通病。再有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的丧失和集体的休眠状态的一个重要的症结还在于诗人的拙劣的仿写和深陷日常化写作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的诗歌写作中，仿效海子的“麦子诗”曾大量涌现，而其中不乏拙劣的仿写使一些伟大的诗歌元素受到了戕害。对于中国诗人而言，土地、庄稼、自然意象恰恰能够彰显出诗人的复杂经验和想象力。但是真正的从乡土本身生发的诗作却无疑在一种伪民间书写中被遮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目下有一些诗人自命或被命名为“乡土派”或“新乡土派”诗人，但是真正体悟当下语境的乡村命运能够具备震撼人心的诗作却是相当匮乏。新世纪以来诗人普遍放弃了集体或个人的乌托邦“仪式”而加入到了对日常经验和身边事物的漩涡之中。我们注意到当普泛的叙事性和日常经验为诗人和研究者所津津乐道时，诗歌的“个性化”风格却恰恰在这一点上获得了共生性和集体性。在一定程度上，随着新世纪以来社会生态和相应的诗歌写作语境的巨大转换，诗歌写作对以往时间神话、乌托邦幻想以及“伪抒情”“伪乡土写作”的反拨意义是相当明显的。但是这种反拨的后果是产生了新一轮的话语权力，即对“日常经验”的崇拜。而一些具有敏识的研究者和诗人逐渐认识了“日常经验”的负面效应并报之以警惕。确实“日常经验”在使诗歌写作拥有强大的“胃”成为容留的诗歌的同时也成为一种巨大的漩涡，一种泛滥的无深度的影像仿写开始弥漫。
那么当个人性、日常性、口语性在新一轮的话语权力中成为强势话语并被无限制地加以利用甚至扭曲时，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真正的大诗和诗人在这个时代出现就成了最大的问题。那么如何才能规避平庸的诗歌写作和整体的休眠状态呢？在笔者看来就是诗人在坚持个体主体性的前提下要深入当代、深入现场的紧张、尖锐的区域进行勘探，发现与命名。正如陈超所言：“在近年来的先锋诗歌写作中，诗人面临着许多彼此纠葛的情势。其中最为显豁的困境是：如何在自觉于诗歌的本体依据、保持个人乌托邦自由幻想的同时，完成诗歌对当代题材的处理，对当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基于此，个性的立场和深入当代的介入姿态也许是当下诗歌写作的最大的诗歌伦理或道德。只有如此，诗歌写作的整体平庸状态才有可能有所改变。值得注意的是，《星星》诗刊2006年第1期上半月刊卷首语为《诗歌：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梁平认为从五四开始中国新诗就一直在承担着责任，即对艺术探索和社会的关注，但是从80年代之后，中国诗歌却失去了对社会的承担，所以当下最重要的并不是怎么写而是写什么。《星星》诗刊对“诗歌关注现实”的主张就是始终相信真正有抱负有良知的诗人是始终关注现实和民间疾苦的，我想《星星》诗刊提倡一种承担的诗歌即更多关注诗歌的题材伦理，强调诗歌的“现实性”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当然，我们也应该时刻提醒自己诗歌写作从来都不是整齐划一的，从来就没有一种写作观念能够统一诗人的写作方式。我们也不想看到在媒体的鼓动和社会的伦理吁求之下出现一些毫无“底层”体验的诗人写出的虚假的“底层诗歌”的大面积涌现，换言之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人都来写作“打工诗歌”或“底层诗歌”。1958年的“大跃进”新民歌、17年颂歌、战歌和“文革”的红卫兵诗歌就是前车之鉴。但是有些批评者认为诗人过多关注现实题材就会导致诗歌的“不洁”，即过多强调某一题材，如底层、打工、弱势群体，就会造成新一轮的题材决定论。那么诗人“深入当代”是否意味着诗人的写作在美学上就会“不纯”？是否深入当代就意味着是以集体甚或民族的伦理来压制个体经验的表述？在深入时代处理当下题材的同时，诗歌本体性和诗人主体性与之是否有难以弥合的冲突，还是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实际上评价一种诗歌写作现象，将之抬高到国家利益、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服务显然是高估了诗歌和诗人的作用，而完全站在美学自主性或是社会伦理性的立场又失之偏颇。答案还是这句话：在任何时代，诗人的职责都是共通的，即如何在尊重诗歌本体依据的同时完成对当代题材的处理。深入当代或曰诗歌的基本伦理不是毫无生气的主流的宏大叙述，也非耽溺于自慰式的精神空虚，也非玩弄形式主义的技巧而空无一物的极端。完全的美学立场或题材的道德幻觉都是有害的。深入当代完成对当下噬心主题的揭示和切入是诗歌实实在在的事情，也是诗人的职责。诗人的职责或诗歌伦理就是尊重诗歌的美学本体又完成对时代生存境遇的发现和命名。换言之，尊重诗人的个性并保持诗人的良知永远都不会因为“写什么”而丧失了“怎么写”，只有如此才会出现真正的有个性的、有民族性的、与生存现场持续介入的真诗、大诗。
我希望，整体写作平庸的集体休眠阶段早日远去，我希望在光亮的厅堂和黑暗死沉的矿区、城市与乡村、现场与记忆的广阔空间展开反思、辩难、诘问的个人性和存在性的伟大诗行。让这种本原性质的诗歌存在证明在时代语境的转换中，诗不单是对一种神圣言说方式的祈祷与沉思，更应是对时代噬心主题的介入与揭示。诗歌绝非简单的修辞练习，而是对良知和道德的考验的一场烈火，这是献给少数人的秘密而沉重的事业，是“钟的秘密心脏”，是灵魂的优异的回音与震响。在非诗的时代艰难地展开诗歌，面对生存和内心，在边缘地带坚持挖掘，这本身就是对诗人姿态最好的评价。
吊诡的现实与“无能”的诗歌
2012年7月21日，北京，那场六十余年不遇的罕见暴雨并未散去！那突如其来的暴雨甚至超出了我们对日常生活与庞大现实的想象极限。而在秩序、规则和限囿面前，我们的诗人和写作者们却一次次无力地垂下右手。在我看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面对强大而难解的社会现实难以置喙。这可能会让诗人和评论家们不解。我们不是有那么多与社会现实联系密切的诗歌吗？比如打工诗歌、农村诗歌、高铁诗歌、抗震诗歌等。由这些诗我们会联想到那些震撼的现实，但是与现实相关的诗歌和文学就一定是正确的吗？如果诗歌只是充当了一篇微博和新闻的功能，那么诗歌和诗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而面对着各种媒体空间上大量的复制性和浮泛的诗歌作品我们不能不一次次失望。换言之，当下诗人之间的区分度已经空前缩减，几乎很难发现诗人之间的差异和各自面貌。诗歌面对如此庞大纷繁的现实，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诗人的急于表态和站队，也不需要那种摄像机式的直接跟踪，诗歌所需要的恰恰是思想高度的提升，需要的恰恰是一个诗人对社会和当下的重新发现与再次命名。诗人应该是说出了我们每天司空见惯的事物和场景背后的更为复杂的内核以及深层动因甚至历史惯性。
我们用符合社会规范的“右手”写作，我们一次次主动或被动地失去了真正表态和发声的机会。当我们似乎在一个个自媒体的电子屏幕前以及“围观”的数字时代获得了个人发言的权利和臧否的机会，我却仍然对此心怀疑虑。强大的历史和庞大的现实似乎仍然无处不在，它们只是呈现和影响的方式正在发生着不小的变化。面对21世纪这个充满吊诡和离奇想象的新时代，在一个个公共空间里知识分子的声音仍然匮乏而无力。而更为可悲的或许还在于一些知识分子和写作者们的自以为是，为了个人写作的精神幻觉以及市场化好天气里一个个被奖赏的金质腰牌说着谎言和肉麻的颂辞。
面对某些“糟糕”的现实，我们很容易因为发出不满而在不自觉中充当了愤青的角色——“我还记得八月中旬，临行前和朋友们坐在北京世贸天阶，谈论着中国现实的种种，一种空前的庸俗感，让我们倍感窒息”，“我厌恶那无处不在的中国现实，是因为它们机械地重复、毫无个性……它们一方面无序和喧闹，另一方面又连结成一个强大的秩序”（许知远）。而我想说的是我们对“现实”除了“厌恶”和厌倦之外是否还需要在文学中呈现更多其他的声音（尤其是“异质”的声音）？当我再一次面对当下中国诗歌和文学现场，我只能无奈地想到那一只只无能的右手。右手代表了秩序面前的无可奈何和精神的疲软。甚至有时候我们已经放弃了选择的机会。在我看来，尽管当下仍不乏优秀的诗人和评论者，但是因为公共空间的缺乏和一次次挤压，中国仍然缺乏公共知识分子一样的写作者和批评者。基于此，我认为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仍然是缺乏足够的命运的悲剧感和直面历史与现实的强大精神动力。看起来我们同样并不缺乏那些所谓的与时代发生摩擦甚至碰撞的文本，甚至有大量的书写各种与表层现实相关的作品，但是我们仍然一次次忽视了这个时代的重要之物，一次次忽视了内心和文字与现实和历史之间极其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当我们深入阅读各种刊物和博客、微博上的诗歌，我们会发现一种精神事实。这种精神事实却呈现为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诗人普遍存在的“懒散”的状态，换言之他们已经逐渐或正在丧失诗歌言说的能力，好像已经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刺激他们的神经和内心，他们只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文本充斥大量的“知识”和“引文”。这种类型的诗歌写作已经偏离了诗歌的“别裁”本源。另一个极端就是仍然有数量惊人的诗歌指向了所谓的社会现实和敏感事件，高铁事故、乡村悲剧、留守儿童、工厂血泪、就业无门、讨薪无果、中产麻木等成为他们诗歌中频频造访的主题。这些诗歌中优秀之作稀少，更多是带有“仿真性”的新闻播报体和打油诗的廉价替代品。由此，就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坛，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的中国诗人成了旅游见闻者、红包写作者、流行吹鼓手、新闻报道者、娱乐花边偷窥者、“痛苦”表演者、国际化的“土鳖”分子、翻译体的贩卖者、自我抚慰者、犬儒主义者、鸵鸟哲学崇拜者、征文写作者。话说回来，我们的诗人学会了抱怨，也学会了撒娇，学会了演戏，学会了波普，但是就是没有学会“诗人”的“良知”。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甚至国际的、全球的诗歌奖把诗人们宠溺坏了。
一定程度上还要感谢网络新媒体和博客、微博以及手机等“自媒体”的开放度和“水军力量”。很多热点问题都是在媒体上最先引发围观和热议，似乎网络民主的呼吁正在频频敲门（当然网络以及“网络”民主自身就具有复杂性，也具有不可避免的负面性和欺诈性）。而这种社会事实的复杂性、多层次性和差异性实际上并非是在近些年才出现的。我们却普遍忽视了媒体的力量。这就是从1960到1970年代的“地下”刊物，从1980到1990年代的“民间”刊物，从2000年以来的网络、论坛和电子邮箱以及手机平台，从2005年以来的博客空间直到最近几年的微博世界以及一些青年人猎奇下的通过特殊手段的网络“翻墙术”，还有大量的各个电子媒介空间的社会性、民生性、消费性、娱乐性等爆炸性新闻的对主流的”CCTV话语”的补充与丰富。这都让任何一个普通人看到了一个巨大地理空间上每天所发生的那么多的惊天事实和“非虚构”文本。正是媒介和“电子”的力量，众多在以前不可能被沉默的大多数所知晓的各种社会现象终于能够每天及时地传递和互动。可以想见，一般意义上的诗歌和文学似乎已经难以与读图读屏时代的电子化力量相抗衡。具有预言性、真实性、针对性、超前性的诗歌写作在这个不断加速度前进的全媒体时代几乎成为不可能。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更多诗人的个人化的想象力已经远远跟不上瞬息万变的各种关涉社会日常生活和“小人物”的个人事件和冲突。那么，当诗歌已经无力对社会事实和更为繁复的精神事实与想象空间作出合理和及时有效的呼应和回应的话，诗人就不能不遭遇尴尬的局面。或者简而言之，“诗歌”如何能与“新闻”和媒体相抗衡或者形成特殊的合作关系？据此，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的“非虚构写作”和“新新闻主义”无论是从写作者的身份到写作方向的调整都与记者、“新闻”工作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换言之，文学与“新闻”之间的“紧张”或“互动”关系从那时候即已开始。当“新闻”都出现了松动与变化，文学的命运自然大同小异。实际上，新闻并非是完全客观的，而是因为各种社会力量和主体的介入呈现出被塑造的特征。在社会分层愈益明显、社会现象和民生问题愈益显豁的语境下，网络、博客以及微博等迅捷自媒介和“新闻体”效应对诗歌写作、诗歌刊物和诗歌接受都构成了某种挑战。而这种挑战也不能不影响到对传统意义上诗歌的诸多重新认识甚至反拨，从而也随之出现一系列变化、变体、跨界和调整的过程。或者这是否是一个诗歌遭遇更多的挑战和“文学性”高度扩散甚至消弭的年代？由此，我们是否该重新思考传统意义上的“诗歌”和诗人以及阅读、世界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是否该重新反思我们对“诗歌”的理解是否足够宽阔？目前的诗人是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坚持着精英知识分子的惯性“幻觉”与那喀索斯一样的自我迷恋？而多年来“圆滑”“圆润”“令人舒服”的缺乏真实感、摩擦感和疼痛感甚至原生粗粝感的文学趣味是如何形成的？网络不可能改变中国诗歌发展的基本格局，网络只是作为一种新媒介的方式使得诗歌写作、发表和传播变得愈益快捷。这使得任何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话语权力。但是网络也使得众多更为年轻的诗歌习作者空前缩短了诗歌写作的“黑暗期”和“沉淀期”，他们对诗歌的敬畏心理正在空前淡化。当然并不是说诗歌写作有多么神圣，但是显然诗歌的精英化和知识分子传统正在遭受到挑战。与此同时，网络也使得快餐化、一次性的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泛滥。随着新媒体（网络用户2011年已突破五亿）尤其是手机（用户三亿）、博客、微博等自媒体的出现，诗歌生态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是值得注意和反思的是，有些研究者和诗人就此为网络喝彩并声称什么网络诗歌引领了诗歌的复兴，这显然是片面夸大了网络的作用，也是哗众取宠的无稽之谈。
而由现场的无能和无力我想到的不能不是那些已经逝去的岁月和那些坚挺的精神躯干。
在我的记忆中，早在1983年前后我所在的冀东平原就开始大量出现了水泥厂、钢铁厂、矿厂、砖窑厂。而那些整日里大汗淋漓地挖土方、拉车运土、滑架、烧砖的“外乡”工人（大多来自张家口坝上地区以及内蒙古赤峰、广西柳州等地）以及本土工人。每天少得可怜的收入却让他们笑逐颜开，因为即使这样少得可怜的收入在他们看来也是不菲的收入了。这些外乡人就住在烟熏火燎、乌烟瘴气的砖厂旁搭的简易的窝棚里，在少有的工暇之余，开始寻找娱乐和轻松。青年男女们互相打闹，有的不小心就生了孩子。那些略有姿色的外乡女纷纷找个当地人家成亲、落户。我的内心时常被这样的场景所震动，当我几次站在并不高大的没有任何植物的裸露的燕山山脉的一个无名的山顶，那林立的砖厂的巨大烟囱、长年不息的炉火和浓烟以及其间蚂蚁般劳累的生命，我感到的只是茫然和沉重。尽管我没有像这些农民工一样承受过多的艰辛，但是我二十多年的乡村生活同样是沉重、悲苦的。1972年冬天北岛把偷偷写好的《你好，百花山》给父亲看的时候遭到了父亲的不解和反对。而在2009年11月12日北京罕见的大雪中，在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上，北岛在受奖词中同样表达了对全球化语境下诗歌写作的难度与危机：“四十年后的今天，汉语诗歌再度危机四伏。由于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由于全球化导致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
当革命的风暴远去，我们是否同时停止了灵魂的一次次飞翔。当城市包围农村的时代到来，我们是否会心存一点愧疚或者不满。当我们主动或被迫要求灵魂表态时，我们是不合时宜的“左撇子”，还是一次次充当了无能的“右手”？也许，“先锋之死”至少是个伪命题，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众多的“失败之书”。一则我们的一些写作是无效的，再有就是在一个频频转捩的时代，写作和生存一定程度上也注定是“失败”的。但可以肯定，我们需要这样的“失败之书”。因为，我们都曾经在历史中阵痛，在物欲的现实迷津中走失。
还是记住一个中国作家所说的——“假如作者一定要代表什么人的话，我愿意代表的或许仅仅是失败者而已。正如我时常强调的那样。文学原本就是失败者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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