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

    明月如镜高悬草原映照千年岁月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只身打马过草原

    ——海子《九月》

    海子写作《九月》这首诗的时候是1986年。那时的他还仍然渴望着如火如荼的爱情。

    80年代的最后一个春天拒绝了诗歌和诗人。中国的大地和天空在剧烈的战栗中留下难以弥合的永远的阵痛。每年3月26日，诗歌界都必然会像迎接盛大节日一般再一次谈论一个诗人的死亡，必然会有各路诗人和爱好者以及媒体赶赴高河查湾的一个墓地朗诵拜祭。对于海子这样一个经典化和神化的诗人，似乎他的一切已经“盖棺定论”，而关于“死亡”的话题已经掩盖了海子诗歌的本来面目。这多少都是一种悲哀。

    格非的《春尽江南》这部长篇小说的题目曾经长期让我迷恋和充满期待。这一具有强烈的诗意化象征的词语让我对“江南”充满了各种想象。江南的春天该是多么令人向往和迷恋并值得反复追忆，而事实上却是江南的春天也有一天走向了尽头——曾经的春意必将枯萎。这显然也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格非《春尽江南》这部小说的精神宏旨——由繁荣到枯萎，由诗意葳蕤到理想丧尽。“春尽江南”是从一个春天的“诗人之死”开始的——“原来，这个面容抑郁的年轻人，不知何故，在今年的3月26日，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了。她再次看了一眼墙上的照片，觉得这个人无论是从气质还是从眼神来看，都非同一般，绝不是自己那乡下表弟能够比拟的，的确配得上在演讲者口中不断滚动的‘圣徒’二字。尽管她对这个其貌不扬的诗人完全没有了解，尽管他写的诗自己一首也没读过，但当她联想到只有在历史教科书中才会出现的‘山海关’这个地名，联想到他被火车压成几段的遗体，特别是他的胃部残留的那几瓣尚未来得及消化的橘子，秀蓉与所有在场的人一样，立刻流下了伤痛的泪水，进而泣不成声。诗人们纷纷登台，朗诵死者或他们自己的诗作。秀蓉的心中竟然也朦朦胧胧地有了写诗的愿望。当然，更多的是惭愧和自责。正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如此重大，自己竟然充耳不闻，一无所知，却对一个寡妇的怀孕耿耿于怀！她觉得自己太狭隘了，太冷漠了。晚会结束后，她主动留下来，帮助学生会的干部们收拾桌椅，打扫会场。”此后诸多的文学叙述中由“诗人之死”开始，中国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

    这种精神的剧烈震荡、中断和转换不能不在一代人关于历史和现实的想象和叙述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与此同时这种恍惚的历史感和先锋精神的断裂感也成了评价当下现实的一个重要尺度。

    当诗歌和诗人成为公众心目中的偶像，这个时代是不可思议的！当诗歌和诗人已经完全不被时代和时人提及甚至被否弃，这个时代同样是不可思议的！吊诡的是这两个不可思议的时代都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中国诗人身上。甚至在此发生过程中众多的普通人和写作者们都感受到了空前的撕裂感和阵痛体验。可以想见这种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疼痛的体验已经成为诸多写作者们最为显豁的精神事实。所以，对于那些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时代的诗人而言，叙述和想象“历史”与“现实”就成为难以规避的选择。然而需要追问的是，我们拥有了历史和现实的疼痛体验却并非意味着我们就天然地拥有了“合格”和“合法”的讲述历史和现实的能力与资格。

    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是海子的死亡和他的情感生活，海子一生的悲剧性和传奇性成了这个时代最为流行的噱头。在公众和好事之徒那里海子的诗歌写作成就倒退居其次。海子的自杀在诗歌圈内尤其是“第三代”诗歌内部成了反复谈论的热点，也如韩东所说海子的面孔因此而变得“深奥”。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海子的死可能更显得重要，因为这能够满足他们廉价的新奇感、刺激心理和窥视欲。甚至当我们不厌其烦一次次在坊间的酒桌上和学院的会议上大谈特谈海子死亡的时候，我们已经忽视了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海子。海子死亡之后，海子诗歌迅速的经典化过程是令人瞠目的，甚至这种过程的迅捷和影响还没有其他任何诗人能够与之比肩。

    海子定格在1989年，定格在二十五岁。这是一个永远年轻的诗人。

    当我在2012年7月底从北京赶往德令哈，海子强大的召唤性是不可抗拒的。在赶往德令哈的戈壁上，大雨滂沱，满目迷蒙。那些羊群在土窝里瑟瑟避雨。当巴音河畔海子诗歌纪念馆的油漆尚未干尽的时候，一个生前落寞的诗人死后却有如此多的荣光和追捧者。应诗人卧夫（1964-2014）的要求，我写下这样的一段话（准备镌刻在一块巨大的青海石上）：“海子以高贵的头颅撞响了世纪末的竖琴，他以彗星般灼灼燃烧的生命行迹和伟大的诗歌升阶之书凝塑了磅礴的精神高原。他以赤子的情怀、天才的语言、唯一的抒情方式以及浪漫而忧伤的情感履历完成了中国最后一位农耕时代理想主义者天鹅般的绝唱。他的青春，他的远游，他的受难，他诗神的朝圣之旅一起点亮了璀璨的星群和人性的灯盏。海子属于人类，钟情远方，但海子只属于唯一的德令哈。自此的夜夜，德令哈是诗神眷顾的栖居之所，是安放诗人灵魂的再生之地！”

    而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在浩如烟海的关于海子的研究和回忆性的文章中，中国诗人尤其是诗歌批评界已经丧失了和真正的海子诗歌世界对话的能力。各种刊物和网站上关于海子的文章，大多是雷同的复制品和拙劣的衍生物。换言之，海子研究真正进入了瓶颈期，海子的“刻板印象”已经形成常识。我们面对海子已经形成了一种阅读和评价的惯性机制，几乎当今所有的诗人、批评者和大众读者在面对海子任何一首诗歌的时候都会有意或无意地将之视为完美的诗歌经典范本。这种强大的诗歌光环的眩晕给中国诗歌界制造了一次次幻觉，海子的“伟大”成了不言自明的事。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海子这个生前诗名无几的青年诗人在死后成了中国诗坛绕不开的一座旗帜和经典化的纪念碑。我们也看到这位诗人生前的好友寥寥无几甚至多已作古，然而我们在各种媒体尤其是网络上却看到了那么多自称是海子生前好友的人。我们只能说海子已经是一个被完型和定型化的诗人，是一个过早“盖棺定论”的诗人。但是我们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我们目前所形成的关于海子的刻板印象实际上仍然需要不断地修正和补充，因为时至今日海子的诗歌全貌仍然未能显现。我同意西川所说的，尽管海子死亡之后中国社会和文坛发生了太多变化，但海子已经不再需要变化了，“他在那里，他在这里，无论他完成与否他都完成了”。确实海子以短暂的二十五年的青春完成了重要甚至伟大的诗歌，但是，对于中国诗歌批评界而言海子还远远没有被最终“完成”，因为海子的诗、文、书信以及其他的资料的搜集、整理还远远没有做完。

    海子作为一个诗人的完整性仍然处于缺失之中。

    从1989年到现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诗人、批评家和读者捧着几本海子的诗集沉浸于悲伤或幸福之中。悲伤的是这个天才诗人彗星般短暂而悲剧性的一生；幸福的是中国诗坛出现了这样一个早慧而伟大的“先知”诗人。除了极少数的诗人和批评家委婉地批评海子长诗不足之外，更多的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海子的抒情短诗是中国诗坛的重要的收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海子诗集在死后极短时间内面世对于推动海子在中国诗坛的影响和经典化是相当重要的。然而我发现海子的诗歌文本存在大量的改动情况，甚至有的诗作的变动是相当惊人的（这无异于“重写”）。目前我还难以确定海子诗歌文本的修改和变动是海子个人有意为之，还是其他的编选者和刊物编辑所造成的。但海子诗歌的这种变动现象是值得研究的，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研究海子诗歌版本的史料工作几乎仍是空白。

    海子像一团高速燃烧的烈焰，最后也以暴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海子曾说：“从荷尔德林我懂得，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他，这样做了，而且非常出色与惊人。海子启示录般的生命照耀，以其一生对诗歌的献身和追附，使他的诗在诗歌世界幽暗的地平线上，为后来者亮起一盏穿越心性的灯光，使得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辽远与壮阔。“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在光明的景色中”。

    我想海子需要的不只是今天的赞美。

    1986年，海子在草原的夜晚写下《九月》。这首诗后来经由民谣歌手周云蓬的传唱而广为人知。可是作者内心的苍古悲凉又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呢？草原上众神死亡而野花盛开，生与死之间，沉寂与生长之间，神性与自然之间形成了如此无以陈说的矛盾。接下来那无限被推迟和延宕的“远方”更是强化了整首诗的黑暗基调。而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中国诗人不仅再也没有什么神性可言，而且连自然的秘密都很少有能力说出了。这算不算是汉语和人性的双重渊薮呢？

    我在1994年第一次坐上绿皮火车的时候幻想过远方，并一次次想起一个诗人关于远方的诗。而曾经悲痛于“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的海子可能并没有预料到，二十多年后一个“没有远方”的时代已经降临。现实炸裂的新闻化的今天，在一个全面城市化的时代，我们的诗人是否还拥有精神和理想的“远方”？谁能为我们重新架起一个眺望远方的梯子？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地站在生活的面前？

    黑夜从大地上升起

    遮住了光明的天空

    丰收后荒凉的大地

    黑夜从你内部上升

    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

    遥远的路程经过这里

    天空一无所有

    为何给我安慰

    丰收之后荒凉的大地

    人们取走了一年的收成

    取走了粮食骑走了马

    留在地里的人，埋得很深

    草叉闪闪发亮，稻草堆在火上

    稻谷堆在黑暗的谷仓

    谷仓中太黑暗，太寂静，太丰收

    也太荒凉，我在丰收中看到了阎王的眼睛

    黑雨滴一样的鸟群

    从黄昏飞入黑夜

    黑夜一无所有

    为何给我安慰

    走在路上

    放声歌唱

    大风刮过山岗

    上面是无边的天空

    ——海子《黑夜的献诗》

    尽管北岛等“今天”诗人以及此前的白洋淀诗群和食指还在南方尤其是西南的校园先锋诗人中有着广泛影响，但是随着1986年诗歌大展和“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开始，诗歌地理的重心已经由北京位移到成都、南京和上海等地。从此时开始，整体性意义上一度边缘和弱化的“南方”诗学和精神气象开始引人注目并成呼啸之势。尽管这一先锋诗歌运动迅速宣告结束，运动中“存活”的诗人也是寥寥无几，但是从诗歌地方性的角度考量仍然有诸多重要的问题值得再次关注和反思。而较之轰轰烈烈的“第三代”诗歌运动，曾经代表了文化主导权的北方以及北京诗歌开始显得沉寂。海子和圆明园废墟上的一些北京先锋诗人也不得不接受扑面而来的挑战和冷寂。

    圆明园附近的几个村庄曾经成为八九十年代北京先锋艺术的聚集地，诗人、画家在历史的废墟旁从事艺术活动本身就充满了丰富的文化象征性。而圆明园自身带有的文化和沧桑历史感不仅影响到这一时期的北京先锋诗人和艺术家，而且也成为一些南方诗人的聚集场所。黄翔的好友——当时在北京的贵州诗人王强——就在这里创办刊物《大骚动》，不遗余力地宣传黄翔、哑默等贵州诗人的诗作。

    一个躁动的诗歌时代开始了！

    当1987年《诗刊》社第七届“青春诗会”在北戴河召开的时候，住在面朝大海的一个普通宾馆里参会的诗人西川可能不会想到，两年之后自己的好友会在离这里不远的一段铁轨上完成一个时代的诗歌悲剧。这一届“青春诗会”的阵容较为强大，其中有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简宁、杨克、郭力家、程宝林、张子选、力虹等。

    雄伟、壮阔却又无比沧桑、荒凉的山海关开启了这些青年诗人诗歌的闸门。面对着北戴河海边不远处的玉米地和苹果树，有诗人高喊“把玉米地一直种向大海边”。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中，王家新、西川等这些被诗歌的火焰烧烤的青年却冲向大海。欧阳江河还站在雨中高举双手大喊“满天都是墨水啊”！正是在山海关，欧阳江河写下了他的代表作《玻璃工厂》。此时年轻的诗人海子却孤独地在昌平写作。当他得知好友西川参加此次“青春诗会”时，他既为好友高兴又感到失落。

    王家新从北戴河回来后不久收到了骆一禾的诗学文章《美神》。而对于那时骆一禾和海子以及南方一些诗人的长诗甚至“大诗”写作，王家新是抱保留态度的，但是敏锐的王家新也注意到正是1980年代特有的诗歌氛围和理想情怀使得写作“大诗”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和精神趋向，“在今天看来，这种对‘大诗’的狂热，这种要创建一个终极世界的抱负会多少显得有些虚妄，但这就是那个年代。那是一个燃烧的向着诗歌所有的尺度敞开的年代。”（《我的八十年代》）而更具有戏剧性意味的则是，当1988年夏天海子准备和骆一禾一同远游西藏的时候，骆一禾却接到了第八届“青春诗会”的邀请（其他的参会诗人还有萧开愚、海男、林雪、程小蓓、南野、童蔚等）。海子不得不只身远游，那种孤独和落寞比1987年西川参会时更甚。设想，如果海子和骆一禾同时参加“青春诗会”，或者二人一同远游西藏，也许就不会有1989年海子卧轨自杀悲剧的发生。

    当2001年“人民文学奖”的诗歌奖颁给食指和已故的海子的时候，诗坛再次轰动。为什么是北京的一个“疯子”和一个“死人”获此殊荣？这让那些活着的诗人尤其是“外省”的诗人们情何以堪？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诗人和研究者在质疑“地下”诗歌先驱者食指的影响，甚至认为食指的历史价值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但是透过很多人的回忆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手抄本在那个年代里的意义和不可替代的影响。1993年8月26日，四川摄影家肖全从芒克那里找到食指在北京第三社会福利院的地址。当他们终于在昌平沙河镇北大桥路东见到这个既普通又特殊的院落时，大街上匆匆而过的人们哪里会想到这里竟然生活着一位影响了几代人的诗人。肖全当时的激动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他和诗人陈少平在北京一家路边小餐馆吃饭时，陈少平说食指的诗曾挽救了一代人。主要收治“三无”精神病患者的北京第三社会福利院却因为一个叫食指的诗人而获得了非同寻常的诗歌地标的意义。在北京郊区那个平常不过甚至相当落寞的院落里，在几十个病人和护士中间，那个一只手腕上挂着一串钥匙、一只手夹着烟卷，满脸沧桑的皱纹，连外出都要请示，半个馒头的奖赏都能让其幸福半天的“病人”却一度成为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史上意味深长的场景。

    海子曾经在1980年代有一个理想，那就是到远方去，到南方去，到海南去。

    在那样一个理想主义和青春激情无比喷发的时代，诗人对“别处”和“远方”怀有空前的出走冲动是可以理解的。而“别处”无疑在诗人的想象中产生了无比美妙和神奇的诗意吸引力。这就像当年的列维·斯特劳斯对巴西和南美洲的想象一样，“巴西、南美洲在当时对我并无多大意义。不过，我现在仍记得非常清晰，当我听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提议时，脑海中升浮起来的景象。我想象一个和我们的社会完全相反的异国景象，‘对蹠点’（位于地球直径两端的点）这个词对我而言，有比其字面更丰富也更天真的意义。如果有人告诉我在地球相对的两面所发现到的同类的动物或植物，外表相同的话，我一定觉得非常奇怪。我想象中的每一只动物、每一棵树或每一株草都非常不同，热带地方一眼就可看得出其热带的特色。在我的想象中，巴西的意思就是一大堆七扭八歪的棕榈树里面藏着设计古怪的亭子和寺庙，我认为那里的空气充满焚烧的香料所散发出来的气味。”（《忧郁的热带》）而1980年代被激情和理想鼓动的先锋诗人正迫切需要这样的地理“知识”和文学想象。

    1988年年底，海子的好友骆一禾和西川先后结婚，但海子仍单身一人。当他最好的朋友有了家庭也多了份责任的时候，海子感受到的是一种失落，因为海子是不赞成婚姻这种方式的。

    1988年11月，冬日的昌平已经下过了几场小雪。

    骆一禾同妻子一同去看望海子，而海子之前已经是接连四天吃便宜的毫无营养的方便面了。他对县城里哪个文印社比较便宜了如指掌。在几千里之外的钟鸣看来，海子处于昌平和北京的“中间”地带，而北京和昌平都不是来自于安徽的诗人海子的最后栖居之所，“海子在两个地区都不作长时间的停留。因为这两个地区都赋予了他一种居住权，一种责任和看法——它们彼此是出发地，又互为终点。因此，当海子作为这两个地区的代言人，在判断的法庭上互相审查、挑剔、对质，寻找机会，抓住对方的每一个弱点和纰漏时是可以想象的。在两地他都是陌生人，一个乡村邮差，不断用身历其境的地貌，风土人情和人们以不同方式打发日子，听凭堕落、涣散的细节使双方受到刺激。他用两种方言进行周期性的拜访和嘲讽。他这样做，很容易使双方都陷入了尴尬和难言之苦而随时存心抛弃他，出卖他，以保地区和平。”（《中间地带》）

    海子在昌平的生活是尴尬而寂寞的。缺少应有的交流使海子处于失落和孤寂之中，所以海子也曾设想离开昌平小城到北京市内找一份工作。孤独的海子将自己的理想几乎全部放在诗歌写作上，当他将这种诗歌理想放置在日常的俗世生活甚至时代当中时，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更大的伤害。海子有一次走进昌平的一家小饭馆，他对老板说希望允许当众朗诵自己的诗作，条件是换得一杯啤酒。显然海子首先看重的是自己的诗人身份和诗歌价值，但是酒馆老板却恰恰与之相反——老板说可以给酒喝但条件是不能朗诵诗歌。俗世的力量再次证明了诗歌在日常生活中的乏力和不被认可的边缘状态。而当海子的诗歌理想一次次受挫的时候，加之一些诗人对他长诗写作的批评和不置可否，这对于海子而言意味着什么就可想而知了。

    海子短暂的一生只留下来三篇日记，分别写于1986年8月、1986年11月18日和1987年11月14日。

    昌平的海子如此孤独，尽管这种孤独“不可言说”，但是海子还是悲伤莫名地把它写进了那首《在昌平的孤独》诗中：“孤独是一只鱼筐/是鱼筐中的泉水/放在泉水中//孤独是泉水中睡着的鹿王/梦见的猎鹿人/就是那用鱼筐提水的人//以及其他的孤独/是柏木之舟中的两个儿子/和所有女儿，围着诗经桑麻沅湘木叶/在爱情中失败/他们是鱼筐中的火苗/沉到水底//拉到岸上还是一只鱼筐/孤独不可言说。”

    在海子昌平住处的后面是一片树林，风声和不知名的虫鸟的叫声陪伴了海子的黄昏和夜晚。

    当黄昏来临光线渐渐暗淡，这个喧闹的县城已经渐渐平静的时候，海子就会独自在这片树林中徘徊良久。北方的落日、飞鸟、旷野、远山，还有无止息的风，这一切是给海子带来了安慰和乐趣还是增添了更多的苦恼和落寞？可能也只有海子自己知道，“我常常在黄昏时分，盘桓其中，得到无数昏暗的乐趣，寂寞的乐趣。有一队鸟，在那县城的屋顶上面，被阳光逼近，久久不忍离去。”（海子1986年8月的日记）

    是的，海子在这里梦想着村庄、麦地、草原、河流、少女以及属于他自己的诗歌世界和“远方”的梦想。从海子短暂一生的地理版图上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他的故乡安庆和寄居地昌平之外，他游走最多的地方是四川、青海和西藏。海子这位南方诗人在北方最终在生活上一无所有，而北方和他的南方故乡一起构成了他诗歌人生的两个起点。

    海子死后，安庆怀宁高河镇查湾就成了中国诗歌地理版图上的一个越来越耀眼的坐标。

    位于安徽西南部、长江下游北岸的安庆是文化名人辈出之地。安庆曾经是清代和民国时期安徽的省府，而它下属的桐城（现在是县级市）更是让人钦慕。张廷玉、刘若宰、徐锡麟、吴越、桐城学派、陈独秀、朱光潜、张恨水以及1980年代的海子都让安庆这个长江边的三级城市获得了少有的荣光。由安庆沿江而下可抵达南京和上海，这似乎也印证了这个城市在地理和文化上的某种过渡性和重要性。如果在网上搜索安庆，会出现两条与文学相关的信息：“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作者海子的故乡。

    燎原在修订再版的《海子评传》中是这样描述海子墓地的：

    查湾村北这座山岗墓地，这座以柔和的弧线与村庄大地连接的平岗，当是海子诗歌中一个隐秘的核心，他观察世界、倾听天籁、感应生死的一个观象台。正是在这个松林台地上，他感应了落日夕阳镀上坟冢那抚慰灵魂的大安宁，看见了头顶宇宙河汉那些大星的熠熠烁烁，并谛听到了发自其间的密语。当然，他更是在那些个五谷丰登新粮入仓的空荡荡的秋夜，以对于大地特殊的敏感，注意到了黑夜不是渐渐地自天空向着大地覆盖笼罩，而是相反地——“黑夜从大地上升起”。

    燎原在这段文字中频繁使用“大词”（“大安宁”“大星”“大地”）对海子的墓地进行了诗意的描述。我理解燎原对海子和海子墓地的敬畏与尊重，所以这些墓地四周的自然景色就具有了重要的文化色调和浓厚的象征意味。但是海子作为个体的死亡（排除其他的文化因素和一些人的想象成分）与其他的个体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而年轻生命的消殒给其父母家人留下的是难以弥合的悲痛甚至不解和抱怨。查湾的乡人对海子的死更多是不解，他们认为海子年纪轻轻就横死他乡是对父母最大的不孝。

    在1980年代的诗歌交游和“串联”中海子和其他诗人一样不断到外地与诗人交换诗作、谈论诗歌。

    海子于1983年毕业后到政法大学校报工作，此时的海子开始与外省诗歌联系。海子将自印的诗集和一封信寄给当时在重庆西南农业大学任教的柏桦。柏桦随即给海子回信。然而极其遗憾的是海子生前与诗人、朋友及女友、家人的大量通信大体散佚。1989年1月初，柏桦出差到北京，联系上老木并通过老木结识了骆一禾和西川，唯独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与海子的见面。1989年冬天，柏桦写下纪念海子的诗《麦子：纪念海子》。这一时期，海子、骆一禾和西川等人都与南方诗人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往。诗人万夏曾翻山越岭来昌平看望海子。而海子的四川之行不仅是与万夏、钟鸣、柏桦、欧阳江河、宋渠、宋炜、杨黎、尚仲敏等人进行诗歌交流，还有深层的原因就是海子在四川有一位女友A.据当时海子向宋渠问卦的情况，海子与A的情感肯定是没有结果的。这次四川之行隐含着不祥的征兆。当时的青年诗人尚仲敏发表在民刊《非非年鉴》（1988理论卷）上的文章《向自己学习》因为二元对立的意识（比如长诗与短诗、旧事物与新事物、朋友和敌人）而深深刺痛了海子。

    有一位寻根的诗友从外省来，带来了很多这方面的消息：假如你要写诗，你就必须对这个民族负责，要紧紧抓住它的过去。你不能把诗写得太短，因为现在是呼唤史诗的时候了。诗歌一定要有玄学上的意义，否则就会愧对祖先的伟大回声……他从书包里掏出了一部一万多行的诗，我禁不住想起了《神曲》的作者但丁，尽管我知道在这种朋友面前是应当谦虚的，但我还是怀着一种惋惜的情感劝告他说：有一个但丁就足够了！在空泛、漫长的言辞后面，隐藏了一颗乏味和自囚的心灵。对旧事物的迷恋和复辟，对过往岁月的感伤，必然伴随着对新事物和今天的反动。我们现在还能够默默相对、各怀心思，但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成为我的敌人。

    但是，此前的情形却是作为“非非”成员的尚仲敏曾邀海子吃饭并乘着酒兴大夸特夸海子的长诗并称赞其为独一无二的诗人。这对海子而言自然是相当高兴的事情，所以他把尚仲敏视为知音。回到北京后海子还兴致勃勃地对骆一禾等人谈起尚仲敏并说应该帮助这个年轻诗人。但是谁料几个月之后，尚仲敏却“改弦更张”在《非非年鉴》上发表了奚落和批判海子的文章。这种落差给海子带来的伤害无疑是相当大的。海子1987年的四川之行可以说是喜忧参半。通过宋渠、宋炜以及杨黎的零碎回忆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海子对气功的痴迷。他在这里既遇到了谈得来的诗友也遇到了一些不小的刺痛。欧阳江河、钟鸣等都对海子的抒情短诗予以了高度评价，海子也在钟鸣写于1987年的《红剑儿》中找到了知音。

    当剑在它们的口语中比速度时/她的韧性在谁眼里，她炭火的/红衣，在她一跃时，就成了剑的/精粹和封喉之血，但谁眼里/有那暗地凝结的锋芒——//是恐惧，牺牲，还是正义的投身/在未损于她时已铸在了剑尖上/多恐怖的殉难者的膏腴和胸脯啊/我们舞到头也不及她狠心的一掷//她白得更刺眼/领略血的殷红更深/从以往的距离//我看到怯懦的攻击者/但她的骨殖在剑中另有一番空响/无法避免被引向人群中激烈的比划//我们的身段成了流星和光环/她秘密的五层网布下烈火的/巢穴和极度的寒冷/嬗变的身法像灰烬中的乌有//当我们轮番杀死只老虎/哪怕在很久很久以后/我们仍会听到锋刃里的啸声/它透过剑匣嗅着，甚至要吃我们/直到那秋风愁煞的女人骑马而来/才像斩落大气人头似地斩落它//她就像那投身于斧薪的古稀剑客/突然从血和燧石里站起来/递给我们风快的刀和剑/她抽出身段发出凄厉的叫声

    但是欧阳江河和钟鸣以及其他的四川诗人却对海子《太阳·七部书》里的“土地篇”等长诗抱有不置可否的态度。显然，海子对长诗所投注的热情和努力在南方的潮湿天气中被冷却、降温。海子在这种尴尬的氛围中一杯又一杯地喝着闷酒，“说了些什么，已记不得了。他一个劲喝闷酒。终于吐了一地。主人尽量消除他的尴尬。约好第二天再聊。等第二天，我和江河去找他时，他已不辞而别。海子太纯粹了。难以应付诗歌以外的世俗生活。听说，在‘非非’和‘整体主义’那里，他的长诗也遭到了批评。”（《旁观者》）海子长诗理想的碰壁使他再一次“铩羽而归”，而在海子为数不多的出游中很多次都是和朋友们不辞而别。这多少说明了海子的个性，更说明海子在日常生活中的不适感以及他过高的诗歌理想和预期。海子的好友骆一禾同样感受到了长诗写作在那个时代的不合时宜和难度，“农牧文明，在海王村落我最后的歌声是——当代的恐龙/你们正经历着绝代的史诗/在每一首旷古的史诗里/都有着一次消失或一次新生”。不仅如此，在北京诗人圈子中海子的长诗同样遭受冷落和批判。北京作协在西山召开诗歌创作会议上也对没有参会的海子搞“新浪漫主义”和“长诗”进行了批评。

    1988年春，海子只身再赴四川。

    再次回到昌平的海子感觉此次的四川之行还是无比落寞，尽管他在宋渠、宋炜那里再次感受到了兄弟般的温暖。海子曾经希望自己在1988年完成海南之行，而他之所以最初选定去海南就是要完成自己诗歌的“太阳”之旅。因为在海子看来海南就是自己长诗所向往境界的一个文化象征，他希望用自己的鲜血和灵魂投身其中，“在热带的景色里，我想继续完成我那包孕黑暗和光明的太阳。真的以全部的生命之火和青春之火投身于太阳的创造。以全身的血、土与灵魂来创造永恒而又常新的太阳这就是我现在的日子。”（1987年11月14日日记）然而，海南并没有给海子以及他的诗歌理想以机会。

    海子非正常死亡之后，山海关作为他的死亡之地也获得了罕见的文化象征意义。

    在多年之后的一列由北京出发经过山海关的火车上，四川诗人杨黎对另外一位青年诗人表达了对海子自杀的猜谜游戏式的解读，“火车正在穿过山海关。我懂了海子他为什么要在山海关自杀，而不是其他地方。比如不是山海关的前面，也不是山海关的后面。那么就前面一点，或者就后面一点点。都不行啊。海子只能在山海关自杀。”（《灿烂》）实际上，这等于杨黎什么都没有说。

    在我看来，海子选择在山海关结束一生就是宿命——情感性的宿命。当年夏日他和初恋女友在北戴河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恋爱时光。在哪里开始，就在哪里结束。这就是海子。

    从昌平到山海关标志着一个没有“远方”的诗歌时代已经降临。

    我坐在火车上，火车在走

    我却不想去哪里

    我想火车可以开得很慢

    我可以永远坐下去

    我想它永远没有终点，永远在开

    透过窗子，车窗外的事物

    在快速地后退

    直到我老了，已经看不清

    也记不起曾经看到它们多少次

    我想我可以热爱它们

    像现在这样

    我来到车尾

    看着两条蜿蜒而去的铁轨

    和它周围的田野

    它们交织在一起

    像崭新的母女，又像永恒的父子

    如果我老了，已经上不了火车

    已经没有属于自己的火车

    我想火车可以开到我的身上

    每个人都早已为火车

    准备好了身体的铁轨

    火车可以在那儿开，慢慢地

    开往一个山坡，或是更远的一片高地

    如果前一列已经隆隆地开过去了

    下一列还没有开来

    我就坐在枕木上，耐心地等着

    一个人，腰都弯了，头发都白了

    还是那么的热爱他的火车

    ——江非《我坐在火车上，却不想去哪里》

    2010年的7月4日，江非写下这首《我坐在火车上，却不想去哪里》反讽与悖论性的时代寓言。火车与远方，人与无地，热望与无望，当下与远方之间的虚无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个时代成为诗学的难题和命运的尴尬处境。

    是的，没有“远方”的时代已经到来。

    身边那一张张修饰过度的脸

    闪着城市的疲倦

    保罗在书页里躺了多年，

    我从来没有勇气打开它

    ——霍俊明《回乡途中读保罗·策兰》

    多年来我一直反复问自己的是：火车的前方是什么呢？

    而同时代诗人刘川的“拯救火车”更是充满了对城市化景观的反讽与绝望。

    我的故乡在冀东平原上，那里有一条河流叫还乡河。从北京到东北三省的铁路距离我所在的村庄只有两华里。对于20世纪缓慢的70年代来说，那些绿皮火车代表了最为新奇和激动人心的憧憬。火车肯定能带乡村的孩子去最远最远的地方。

    我那时经常和玩伴一起穿过田野、爬上高坡，在清晨或黄昏来到那个车站。这些少年看着过往的火车欢呼雀跃、蹦跳不止。但是，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那些飞驰而过的火车带给我的并非总是美好。正如多年之后我在一首诗里写到的那样：“在深色的围栏上，绿色或红色的列车/正渐渐远去/多年前的我，下学后步行到两里外的车站/在草丛中认识了那些白色的餐盒/还有迎风飞舞的浊黄尿液。”那个叫田付庄的车站在年幼的我看来非常的高大壮观，而多年后它竟然显得那么矮小落寞。当多年之后高铁开通的时候，每次车过故乡我都会本能地去寻找那个曾经无比熟悉的车站和村庄，但几乎每次都是在飞速前进中它们被忽略、消失。

    而我憧憬着坐火车的愿望直到1991年初夏才实现，那一年我十六岁。第一次出门远行竟然是从那个车站和缓慢的绿皮火车开始的。那时我正学习绘画，准备考师范类的艺术特长生。接到考试通知的当天中午我骑着自行车回家，因为着急，浑身汗透。当时父亲正在浇麦地，白杨的叶片才拇指大。父亲换了衣服，借了钱和我上路。一路上除了着急就是着急，因为考试就在第二天。到了车站，候车室竟然人很少。拿到手里的车票是两个窄窄的硬纸板，无座。终于第一次踏上绿皮火车，那种新鲜感难以形容。那被我紧紧攥在手心的车票已经被汗水浸湿。火车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女人。当时我和父亲站在过道上，一个肥胖的中年女人将脚踏在对面唯一的一个空位上。那一刻，我第一次出门的新奇、激动和幸福被那只恶心的脚丫子瞬间击垮了。我第一次有了乡下人的自卑感和愤怒。

    记得1990年代的火车速度非常慢，人满为患，车厢里的各种气味混合在一起。第一次从唐山坐火车去石家庄见初恋女朋友的时候，我和大学的另一个哥们是站了一夜熬到石家庄的。那种腰酸背痛、无地容身的感觉终生难忘。这种感觉甚至远远超过了我见初恋女友的种种甜蜜的想象。此后很多年，我几乎一直是在路上，与一辆辆火车相遇，又看着它们一次次离我而去。在火车上不免发生了很多的故事。看到过有人醉酒打架，一啤酒瓶子下去对方的脑袋立刻鲜血四溅。看到过有人垫张报纸躺在座椅下面还悠然自得地听着收音机。看到过那些背着蛇皮袋狠狠吸着劣质烟的农民工。看到过那些聚在一起打扑克的人，也看到过那些把瓜子皮扔得满地都是肥肉横生的中年妇女。印象最深的是春节回家，眼看着车快开了，还有很多人挤在车门口。一个姑娘情急之下从车窗爬了进来，因为太过于着急的缘故她的手腕被划坏了。那年冬天我一直记得那些细密的血珠的气息。曾经记得朱自清的日记里提到过很多他路上偶然遇到的漂亮的女子。这是人之常情。从我二十多岁开始，我几乎一直往返于丰润和石家庄之间。那时坐火车需要去唐山市里。记得那时唐山和石家庄火车站的广场上到处都是年轻的女孩子。她们要做的就是把你拉到那些车站附近廉价的旅馆当中去。那时面对她们我不仅避而远之而且还蔑视有加。但是有一次，我对她们的印象稍有改观。那是一个夜晚，紧赶慢赶到唐山站的时候却没有买到去石家庄的车票，只能在车站旅店住了下来。那是一个小小的院落，里面的房间用薄薄的木板隔开。不知道是什么时间我被一男一女的谈话给弄醒了。那个女的对老板说她今天只接了一个客人，钱都不够用来买菜。那时，我只能无语。

    此后很多年，我写过很多关于火车的诗歌，《第一次知道平原如此平坦》《绿色的普通快车》《绿色的护栏》《带着大葱上北京》《与老母乘动车返乡》《回乡途中读保罗·策兰》等。在火车不断提速的时候，故乡却离我越来越远了。城市正在将我的乡土远远地抛在后面并迅速掩埋。故乡从来没有如此安静、落寞和低矮，“第一次知道平原如此平坦/刚生长的玉米也并未增加他的高度/‘动车加速向前，平原加速向后’/远处的燕山并不高大/白色的墓碑在车窗外闪现”。

    近年来乘坐火车去过很多地方，包括江南、西南和塞北。那些曾经美好的文学记忆和想象是如此轻而易举地实现，那些文学史上的地名一次次在我的现实里现身。但是，如此快的速度和生活，却让我没有一颗安闲的心来看看这些物旧人非的地方，没有一个安静的时刻面对那些永远稳坐的青山和不息的流水。当我2011年夏天从台湾回来的时候，母亲已经在北京住了几个月了。她对老家的想念可想而知。我和母亲一起去北京站，出地铁的时候母亲不敢坐电梯，我陪着她一步一步地走台阶。我听到了她沉重的喘息，那个细小的声音远远地超出了车轮和铁轨摩擦的刺音。终于上了和谐号列车，母亲很快就睡着了。那一刻车窗外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我和母亲正在回故乡的路上，而留在那一刻的是母亲那些更加深刻的皱纹。我从来不敢看母亲的皱纹，因为那些岁月的刀斧正在斫砍我并不轻松的中年时光。

    记得很多年前，晚上我都是伴随着不远处的火车声入睡的。可最近几年我却听不到了。是回故乡的时候越来越少了，还是火车的声音越来越轻了？

    我仍然在追问自己的是——火车的前方是什么呢？除了远方，还是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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