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接触和阅读“70后”诗歌是我在2004年左右开始写作《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的时候。倏忽间十年过去！这一写作群体更为庞大。甚至随着自媒体、同仁刊物以及个体经验的日益成熟等多重因素的刺激，这个群体的数字仍在不断激增。而在多元化的社会空间里，包括“70后”在内都不能不面对写作的公信力和辨识度的空前降低。在主流精神不断涣散而个体幻觉不断膨胀的年代，已经没有一个绝对意义上的“词”能够获得共识与普遍认可度。在一个全面拆毁“故地”和清楚根系的时代，诗人不只是水深火热的考察者、测量者、介入者甚至行动分子，还应该是清醒冷静的旁观者和自省者！对于“70后”而言尽管“个体诗学”从来都是存在的并且是每个诗人都秉持的，但是整体性的历史遗留、现实境遇和精神境遇却使得他们呈现了不可规约和消弭的共性征候。当然，共性也必然是以个体性和差异性为前提的。每一代人都是由差异性的个体累积成的。
在诗歌技艺、精神征候、思想视阈以及时代境遇、地方性知识等层面来谈这一代诗人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诗歌写作更近乎不可能。尽管我从来都不否认甚至不断强调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对于一个诗人的重要性，但是我越来越觉得诗歌是需要阅历和经验的。新世纪以来，"70后”一代的诗歌写作不断在历史与现实、经验和想象、表意和语言等诸多限阈之间进行摩擦、龃龉甚至撞击。面对这些带有个人冥想能力、现实介入能力、文体创造能力、精神成长能力以及个人化历史想象能力的文本世界，这个时代的阅读者和批评者是否做好了耐心阅读的准备？在我看来这一代人通过诗歌要完成的工作就是关上路灯和车灯！让那些昏昏欲睡又自以为是的人们看看这个时代已经造成的后果和一个个灾难性的精神图景。在时代的雾霾天气里，我们的诗人该去往何处？
我们都难以自控地跟随着新时代前进的步调和宏旨，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在喧嚣和麻木中折返身来看看“来路”和一代人的命运“出处”。即使有一小部分人企图重新在“历史”和“现实”两岸涉渡和往返，但是他们又很容易或者不由自主地成了旧时代的擦拭者和呻吟的挽歌者，成了新时代的追捧者或者不明就里的愤怒者。而一种合宜的姿态就应该是既注意到新时代和旧时代之间本不存在一个界限分明的界碑，又应该时时警惕那些时间进化论者或保守论者的惯性腔调。吊诡的则是“70后”一代人恰恰有着集体性的“乡愁”情结。这注定是一个没有“故乡”和“远方”的时代！城市化消除了“地方”以及“地方性知识”。同一化的建筑风貌和时代伦理使得我们面对的是没有“远方”的困顿和沉溺。极其吊诡的则是我们的“地方”和“故地”尽管就在身边，但我们却被强行地远离了它。而“地方”和“故地”的改变更是可怕和惊人，所以“70后”文字里携带的精神能量的地理空间成为不折不扣的乌有之乡。曾经的乌托邦被异托邦取代。当飞速疾驶的高铁抹平一个个起点和终点，诗歌就成了作为生存个体的诗人反复寻找、确认自我与“前路”的一种方式。在隆隆的推土机和拆迁队的叫嚣中，一切被“新时代”视为老旧的不合法的事物和景观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消亡。然而诗人在此刻必须站在前台上来说话！在此诗人不自觉地让诗歌承担起了挽歌的艺术。现在看来“故乡”和“异乡”在“新时代”的命运用“震惊”一词已经不能完全呈现我们的不解以及愤怒。一代人诗歌里的“平墩湖”“沈家巷”“鹅塘村”和“洪湖”显然不再是单纯的地理空间代名词，而是成为重组后的个体灵魂和现实景深结合的场域。这是语言和精神的“求真意志”过程。而“地方性知识”在一代人的诗歌谱系中更多地是作为连接历史与现实、家族与时代的一个背景或一个个窄仄而昏暗的通道。这些具有暗示能量和寓言化的场景正是曾经的乡土中国的黑灰色缩影。但是“70后”不应该成为单向度的“乡土诗人”，而应该将中国当代现实和精神性的历史无限压缩在一个个地方的入口，同时又通过放大镜的方式将所面对的一切提升到最为宽远的精神空间和寓言化状态。
在一个精神“能见度”不断降低的年代，诗人的困窘以及写作难度可想而知。痛苦而万幸的是这一代人不仅看到了高高矗立的“纪念碑”和城市建筑，而且也注意到它周围纵密的街区、低矮的草群和卑微的人群。他们的很多诗歌具有傍晚来临一样的沉暗气质。由此我在“70后”焦虑、尴尬、分裂、忧郁、沉重、踌躇的“诗人形象”里看到了探入内心深处的忏悔意识——除了生命诗学的层面更大程度上还代表了后工业时代的救赎心理。然而在繁复的精神向度上而言诗歌仅仅做到一种“怨愤诗学”还远远不够。诗人除了表达愤怒与不解，还必须转到时代表盘的背后去细心查看那些油污的齿轮和螺丝，去印证摩擦系数、润滑指数以及指针锈蚀的可能性参数。而那些黑色记忆正在诗歌场域中不断弥漫和加重。诗人所目睹的“时代风景”更多已经变形并且被修改甚至芟除。“真实之物”不仅不可预期而且虚无、滑稽、怪诞、分裂、震惊的体验一次次向诗人袭来。诗人已经开始失重并且被时代巨大的离心力甩向无地。这一代人似乎一直有着重新追寻“逝去之物”的冲动。无论是对于一条消失的小路，还是对于一条流到中途就消失的河流，他们都集体性地呈现出关于“时代废弃物”的孤独而决绝的追挽。他们在时代的废弃物中找到了那只蒙尘已久的马灯，小心翼翼地提上它走在路上。诗人目睹了火焰残酷消失的过程，但是也只能反复劝说自己去相信“真理还在”。
对于怀念“乡土”却又最终失去“乡土”的这一代人，写作似乎正印证了“行走”诗学在当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我们也必须要注意的是，“行走”在这个时代的难度。这种难度不仅在于我们在集体的城市化和现代性、全球化时代“行走”方式发生了转捩性的巨变，而且还在于“行走”时所目睹的地理风景甚或时代景观都几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除根性”改变。这一代人面对混杂着前现代、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地理景观，被激发的是怎样的情怀和想象呢？对于亲身经历过“乡土中国”的“70后”一代而言，其对个人精神性的地理以及行走方式可能要比“80后”和“90后”深刻得多。对于“地方性知识”正在消失的时代而言，诗人再次用行走开始诗歌写作就不能不具有时代的重要性。我们的诗歌可以在行走中开始，但是我们又该在哪里结束呢？
如果一代人的写作仅仅沦为了伦理化的冲动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功能则未免显得狭窄。而我看到的则是，很多“70后”一代人仍然试图在新世纪以来的写作中于喧嚣的城市化时代继续寻找内心安静的时刻以及自然和时间元素伟大的一面。尽管这种时间性体验的抒写和普世化的情感表达不得不被各种意想不到的场景和声音所打断。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诗歌写作的沉潜状态在我看来更像是一个人将诗歌的光芒投注到细微或广大的自然万物以及时间性的景象当中。这些看起来内倾、沉潜的个人性的精神实际上并不轻松。在回叙和预叙视角的转换中这一代人必须勇敢地承担。黑夜中执着闪亮的雕刀正如星光照亮了卑微的阴影，诗人点亮的是一个略显老旧和落寞的甚至“虚无主义”的灯盏。我希望在机场、地铁、高铁、高客、公交车的每一站都有人在迎面相撞的“现实”和“时代”面前怀揣着“修辞的力量”。可以肯定地说这种修辞的力量不是虚无的，而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多年前那个穿越时光和诗歌“窄门”的人，在他努力侧身挤进光芒中的那一刻他的身影是高大的。而那渐渐透亮的光芒也终于使昏昏的人们看清灰尘的本相。尽管这一代人试图一次次建立起精神秩序，但是他面对的则是一个个锋利的碎片。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任何人能够将这些碎片捡拾并拼接成一个整体了。
那翻卷不息的波浪和头顶上污染严重的星空已经难以平息诗人内心深处那些抖动不已的芒刺。然而集体性的命运却是，这一代人越是努力，就越是失败。可叹的西绪弗斯！
当2007年1月22日，内蒙古大草原为皑皑白雪所覆盖的时候，我强烈地感受到了江非递给我的《纪念册》的热度。当江非、沈浩波和我作为同代人在异域背景下面对着白雪的屋顶，清澈、奇异的星空，白桦的身影，大兴安岭的森林和茫茫雪野来谈论诗歌的时候，我强烈地感受到是到了为一代人的诗歌和生活的历史做一个初步总结的时候了，尽管我自己也认为更为具体细致的工作可能还有待时间。从额尔古纳回来之后，江非写给我的一首诗《额尔古纳逢霍俊明》成为我写作《尴尬的一代》这本书的动力之一，“你、真理，和我/我们三个——说些什么//大雪封住江山/大雪又洗劫史册//岁月/大于泪水/寂寞/如祖国”。面对着人们隔靴搔痒谈论我们这一代人的诗歌写作并且时时充满偏见，我一次又一次想到了马尔科姆·考利和他为同代人和自己所撰写的影响深远的《流放者归来——二十年代文学流浪生涯》。而考利所做的正是为自己一代人的流浪生活和文学历史所刻写的带有真切现场感和原生态性质的历史见证，一代人的回响仍在继续：这是一个轻松、急速、冒险的时代，在这时代中度过青春岁月是愉快的；可是走出这个时代却使人感到欣慰，就像从一间人挤得太多、讲话声太嘈杂的房间里走出来到冬日街道上的阳光中一样。当我在无数个寒冷或闷热的夜晚不断阅读一代人大量的诗歌时，我不知道多年之后还会有多少人还会静静阅读、感知那一首首充满热度澎湃和隐秘激情的诗行。在大量的关于“70后”的诗歌文本的细读中，我甚至可以无愧地说，"70后”一代人的诗歌写作不会比任何一个时代差，相反，我相信在这代人中间会默默走出几个高大的诗人，可能是极少数的几个，他们，最终会站在历史档案的某个重要的位置——尽管“70后”诗人注定是在尴尬和夹缝中完成诗歌写作的宿命。最终，我将“70后”一代人定为“尴尬的一代”，我在21世纪的阳光和冬雪中不能不想到岁月深处的海明威、帕索斯这些“迷惘的一代”，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伯勒斯这些“垮掉的一代”。在这代人不乏戏剧性的登场中，在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和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纠结的时代氛围中，他们注定了是沉重的一代，而这一代人也必将是在灵魂上仍然高大并最终会以伟大的诗歌站在历史的某个山峰上的一代。
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无论是在具体的生活中还是在诗歌写作中都呈现出不断的永不止息的“漂泊”状态。这些“异乡者”和外省人为了谋生、工作不得不离开乡村，在一个城市和另一个城市之间不断穿梭、寻找，因此“70后”一代人更像是背着生存的行囊、精神的行囊不断漂泊的“归乡无路”的一代，“此刻的天空一片开阔/连灵魂都闭上了眼睛/当你迈开步伐回家的时候/只有滚石滑落，只有心跳//你知道你无法再次返回/就像你找不到子宫，你再也找不到/你的故乡。你虽然移动着/但那只是些纯粹的紧张”（丁燕：《归乡无路》）。在迅疾转换的时代背景中，这些从年龄上不算年轻也不算衰老的一代已经显现出少有的沧桑与尴尬，对于城市，他们都不是最终的停留者，而乡村，精神的乡村则不断在变幻的生存场景中贴近这些略显世故而又追寻理想和纯真的灵魂的发着低烧的额头。
异乡的夜色和无尽的车站、铁轨、城市、旅馆，成为“70后”一代人的挽歌。众多“70后”的诗人身上都有着强烈的关于城市的印记，而这种印记显然不为“70后”这一代人所全然接受。甚至在诗学的意义上城市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化时代的黑色象征，城市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符号。这让我想起当年的波德莱尔和他诗歌中的城市、街区——“穿过古老的郊区，那儿有波斯瞎子/悬吊在倾颓的房屋的窗上，隐瞒着/鬼鬼祟祟的快乐，当残酷的太阳用光线/抽打着城市和草地，屋顶和玉米地时/我独自一人继续练习我幻想的剑术/追寻着每个角落里意外的节奏/绊倒在词上就像绊倒在鹅卵石上”。也许不同的是，作为19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我们强烈感受到的并不是轻松。我不想将自己与当年的考利比较，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当然我也知道作为一代人的责任：命名与发现。
我更想强调的是，在“70后”诗人与前代诗人甚至后来的“80后”诗人的历史关联上应该是互相影响和互学相长的关系，而不是布鲁姆所认为的当代诗人就像一个具有俄狄浦斯情结的儿子对着前辈诗人和诗的传统这一“父亲”形象的绝对对立，即前代诗人企图压抑和毁灭更为年轻的一代，而后来者则以“误读”来修正和贬低前人和传统从而达到树立自己诗人形象的目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每一代人都生长在前代人的影响的焦虑和阴影当中，即使是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诗人中的强者也有着将前代诗人理想化的倾向，即使是吸收了前代人的营养他们也更像是负了债的罪人，因为他们的职责是创造出自己。所以，我更希望包括“70后”一代人在内的诗人在影响的焦虑中走出巨大的阴影，竖立起属于一代人甚至整个诗歌史的纪念碑。历史和诗歌史都是在减法规则中不断掩埋的过程，我想我的焦虑就是，"70后”中的重要诗人是不应该被草草埋葬进历史的烟尘中的。那么，我所能做的就是在众多的“70后”诗人中寻找为数不多的星辰来一起点亮值得不断观察、认识的天空，我也承认，限于个人能力的制约和阅读视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会有重要的“70后”诗人被忽视和遗漏，这是不能避免的遗憾，希望后来的研究者，有敏识的研究者能够补充我的遗漏、更正我的错误。
是这代人，以诗歌的话语方式承担了时代的误解和阵痛，同样，是这代人，以卓异的诗歌语言、想象力和独创的手艺承担了历史和人性的记忆。他们也许曾经痛苦，曾经挣扎，曾经迷失，但是他们永远在路上，这些70年代制造的“老卡车”，有些疲惫但仍然发动着年轻而有劲的车轮——因为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寻找，放弃一代人的理想或者宿命。
我想布罗茨基关于诗人与语言、性格、社会环境关系的一段话对“70后”诗人也同样适用，当然更是对诗人身份的“唯一”的正确认识——“我们的诗人被迫不懈地走向无人涉猎过的区域——无论是在精神、心理方面，还是在词汇方面。如果他抵达了那里，他会发现那里的确无人，也许只有词的始初含义或那始初的，清晰的声音。这会造成伤亡。他做得越久——即道出一直未被道出的东西——他的行为就会变得越怪异。他在此过程中所获得的天启和顿悟，会使他更加傲慢，或者，更可能使他越发谦卑，去面对他在这些顿悟和天启的背后觉察到的压力。他还可能为这样一个信念所苦恼，即语言作为一种最古老、最具生命力的东西，向他传授着它的声音，它的智慧以及关于未来的知识。无论他的天性是合群的还是谦逊的，这种东西都能将它包装起来，使他远离那借助划过他腹股沟的公分母企图随意将他驯服的社会环境。”（《文明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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