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很多参加青年诗会的诗人存在着“改诗”的现象，其中很多诗作尤其是一些长诗、组诗在后来都有不同程度的修改。这种修改不只是字词和标点上的，甚至有的到了重写、改写甚至完全颠覆的程度。也就是说最初刊登在《诗刊》上的诗与后来的诗歌在面貌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位移甚至龃龉或分裂。这些“不成熟”的诗作成了这些诗人日后闭口不谈的痛处。这些最初发表的诗作甚至有一部分从来没有再公开发表，也没有进入这些诗人后来自印或公开出版的诗集、诗选。有的诗人甚至公开否定自己早期的诗作，每当有人夸赞他早期的诗，他就会不客气地指出自己重要作品是后来的和现在的。换言之，这些诗人掩盖了自己的诗歌成长史。这是否正如鲁迅深刻批评的那样，“听说：中国的好作家大抵‘悔其少作’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时候，就将少年时代的作品尽力删除，或者简直全部烧掉。我想，这大约和现在的老成的少年，看见他婴儿时代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一样，自愧其幼稚，因而觉得有损于他现在的尊严，——于是以为倘使可以隐蔽，总还是隐蔽的好。”而“幼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况且如果少时不作，到老恐怕也未必就能作，又怎么还知道悔呢？”（《集外集·序言》）我知道也理解这些诗人的初衷和苦衷，他们只是想让这些“青年时代”的诗作更成熟。这自然无可厚非，遗憾的是他们不知道青春期的诗歌特有的自然、真实甚至未定型状态是“成年状态”的诗所不具备的，也是不能相互取代的。
“青春诗会”如一条自然分娩的河流。有些诗人在其上不断乘风破浪、扬帆起航，有的诗人则草草游了几下就匆匆上岸，有的则甘愿沉于水底。值得注意的是，“青春诗会”中有的诗人“出手”极高，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写出了一生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比如顾城、梁小斌、舒婷、骆一禾、伊蕾、唐亚平、于坚、欧阳江河、翟永明等。也有一部分诗人属于大器晚成，写作越来越成熟卓异，比如西川、王家新、翟永明、伊沙、臧棣、侯马、雷平阳、荣荣、林雪等。当然由于诸多主客观原因，一些重要的诗人没有进入到诗会的视野。这自然是遗憾的事情，但是诗人的成长也不单是由一个诗会最终决定的，关键还在于自己与文字、现实的关联。
经常能够看到一些诗人在一些场合批评、否定甚至谩骂“青春诗会”。但一个真正不把“青春诗会”当回事的人是不会对此说三道四的，只有那些怀着各种复杂心理的人才会有此举动。任何活动都不可能是完满的，任何活动都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和批评，只要不掺杂私心、恶念和狺狺的攻讦即可。能够入选“青春诗会”的诗人基本上代表了不同时期青年诗人写作的整体水平，当然在这一段不短的历史进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合格”诗人因为种种原因进入了。但总体而言，中国诗坛关于青年诗人的相关活动还没有任何一项能够抵得上“青春诗会”的历史重要性和影响力。光看看那些至今仍然在闪耀的诗歌星空，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对这些“青春诗人”报以真诚的致敬。历史已经证明，其中有少数一部分极其优异的诗人成了诗坛的恒星，而有一部分成了流星——曾经璀璨耀目一时但终究黯淡、泯灭；又有一部分诗人好似闪电，曾经也闪耀过，但其过程更为短暂倏忽；也有的诗人类似于茫茫暗夜里的一个小小的流萤，尽管微弱但那些光是从躯体和灵魂中生发出来的。尽管他们在诗坛上写诗的时间不长，甚至有的参加了“青春诗会”后便再无好诗面世，但是当时他们写下的诗仍能够代表那个时代的诗歌个性。这就足够了。
其中有的诗人已经离世，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顾城（1956-1993）、骆一禾（1961-1989）、赵伟（1947-2004）、刘希全（1962-2010）、大平（1960-2010）……
当年诗刊社的一些编辑以及邀请到会的指导教师有的已经作古，那一个个名字——臧克家（1905-2004）、艾青（1910-1996）、田间（1916-1985）、邹荻帆（1917-1995）、袁可嘉（1921-2008）、蔡其矫（1918-2007）、张志民（1926-1998）、雷抒雁（1942-2013）、王燕生（1934-2011）、韩作荣（1947-2013）、雷霆（1937-2012）——至今仍然无比亲切又令人倍感心痛。
让我们再次回味当年的一个个热血贲张的青年诗人的镜头，从1980年的夏天开始再次出发吧……
1980年王小妮接到《诗刊》编辑雷霆的一封信，邀请她到北京参加一个诗会。这就是后来震动文坛并影响深远的首届“青春诗会”。无论是对南方诗人还是对王小妮、徐敬亚这样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北京是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的。在徐敬亚的积极争取下，他以年轻评论家的身份和王小妮一起在1980年夏天离开长春前往北京。临行前曲有源等诗人专门为徐敬亚和王小妮在南湖九曲桥举行隆重的送行仪式。有关单位则示意徐敬亚到北京后不要和任何“地下”刊物联系。1980年7月20日徐敬亚和王小妮到达北京车站，这时徐敬亚想到的是食指的那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时年二十五岁的王小妮莫名兴奋地坐在天安门广场前拍照，笑容灿烂。对于王小妮和徐敬亚而言天安门广场确实是一个“让人无法平静的地方”（王小妮语）。当舒婷、顾城、江河、梁小斌、张学梦、杨牧、叶延滨、梅绍静、才树莲、王小妮、徐敬亚等十七位“青年”诗人在北京和北戴河享受阳光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不能预知到这次青年诗人以诗歌名义相聚的意义。参加诗会的除了江河、顾城等北京诗人外，其他的都住在当时虎坊路甲15号的诗刊社。这些低矮的平房却使得80年代的先锋诗歌达到了一个后来难以企及的高峰。其中有些诗人已经不再年轻，正是曾经动荡的年代才让这些人以“青春”和“诗歌”的名义寻找到了青春岁月的尾声和曾经一度饥渴的精神寻找。在诗刊社所在的大院平房里，当顾城神情紧张地将自己从家里带来的苹果分给诗人们吃的时候，也不会有人想到这个腼腆而固执于“童话世界”的诗人在1993年会出现黑色寒冷的人生悲剧。当这些青年诗人怀着对诗歌的忐忑和朝圣之情与诗歌编辑和成名老诗人们谈论的时候，当他们在夏天的燥热中在木板床上吱吱呀呀辗转难眠的时候，当他们在北京偏僻胡同的巨大洋槐下喝着啤酒翻看相互的手抄或自印的诗歌时，我们不能不由衷地感叹这些被诗歌眷顾的年轻人是幸福的，更是幸运的。也许只有诗歌还能让那个时代刚刚找到自由气息的人们仍然怀有理想的冲动和怀有难忘而莫名的美好记忆。1980年代的诗歌的黄金时代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当时诗会的居住、开会和生活条件并不好。但是在那个时代诗歌是最重要的，诗歌成为那个时代纪念碑一样高耸被人敬畏的事物。诗会时诗刊社腾出四间平房让诗人们居住。吃饭是在与当时诗刊社隔两道院墙的北京京剧院，诗人们自己买饭票菜票。诗会期间，北岛、芒克、杨炼的到访在青年诗人中引起了炸弹般的反响。徐敬亚和王小妮、舒婷还参加了北岛等人组织的沙龙活动以及谢冕、吴思敬和孙绍振在《诗探索》创刊前召集的青年诗歌会议。外省来的青年诗人在虎坊桥的诗刊社写诗。那是一个怎样激动人心又难以形容的时代？
1980年开始了一个诗歌自信的理想年代。正如徐敬亚当时用东北话大声嚷嚷的“这时代是足以产生最伟大的诗篇的时代”。黄永玉在讲课的时候说的一段话在诗会中流传最广，“我像一只火鸡一样，瓦片碴、碎玻璃、烟头都吃。古代的、外国的，能吃的都吃，消化不了的，拉出来。”江河希望自己写出“史诗”，而如今他早已停止诗歌写作旅居异国。张学梦在房门上贴上一个纸条，上写“诗人难产病房”。梁小斌正在为是向“祖国”还是“中国”说出“我的钥匙丢了”而苦恼——梁小斌2013年因病重住院，他在参加诗会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不管多么深刻的哲理，都要以孩子的感觉和语言来说出。实际上，我已长大成人。”而顾城却永远都没有长大成人，不管是在诗人形象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总是长久地凝望着露滴、孩子的眼睛、安徒生和韩美林的童话世界，深深感到一种净化的愉快。”晚上屋内炎热，很多诗人就跑到陶然亭公园——清康熙三十四年工部郎中江藻奉命监理黑窑厂，在慈悲庵西部构建一座小亭，并取白居易诗句“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中的“陶然”为亭命名。这些青年人在东湖、西湖、南湖和沿岸的小山上乘凉谈诗。离他们不远处是长眠于此的高君宇和石评梅的墓地。这里还有赛金花墓遗址。
首届诗会的那些照片尽管已经发黄变脆，但是那历史的影像却愈益清晰。
照片一：艾青讲课后，学员到院子里合影。（从左至右）前排：寇宗鄂、韩作荣、徐敬亚、叶延滨、孙武军、张学梦、高伐林、陈所巨、徐晓鹤。中排：蔡其矫、吴家瑾、高瑛、严辰、艾青、邹荻帆、邵燕祥、梅绍静、徐国静、才树莲。后排：刘湛秋、雷霆、朱先树、梁小斌、顾城、江河、杨金亭、杨牧、常荣、舒婷、王小妮。诗人和老师背后是两棵高大茂盛的梧桐树。如今，这些院子和树都已经不在了。真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照片二：青年诗人在十三陵游玩，顾城、梁小斌、邵燕祥、江河、叶延滨、高伐林、张学梦一起在神道合影。
照片三：一行诗人在山海关城楼下合影。后排左起是顾城、梁小斌、才树莲、王小妮、舒婷、高伐林、孙武军、叶延滨、徐敬亚；前排左起坐在地上的是张学梦、徐晓鹤、江河、陈所巨、杨牧。一行人中只有王小妮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舒婷亲昵地搂抱着王小妮。
照片四：大海给了这些诗人以释放激情和“力比多”的机会。叶延滨和陈所巨在沙滩上扛起徐晓鹤然后直接扔进波涛滚滚的大海。
第六届和第七届的“青春诗会”是公认的“黄金诗会”，其阵容的齐整、诗人的高水平是有目共睹的。
1986年9月，诗刊社举办的第六届“青春诗会”在太原召开。会议期间于坚和韩东二人之间展开了一次对话，谈话中被更多谈论的是北岛和“朦胧诗”。对话开头于坚的第一句就是“在成都有人问我，是不是要和北岛对着干。我说，我不是搞政治的”。
1987年诗刊社第七届“青春诗会”在北戴河召开。这一届诗会的阵容强大，其中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简宁、杨克、郭力家、程宝林、张子选都在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第八届诗会期间，年轻诗人谈论最多的是骆一禾《辽阔胸怀》中的诗句——“人生有许多事情妨碍人之博大/又使人对生活感恩”。“骆一禾生活在大都市，其人与诗却无浮躁之气。所谓‘玩’文学是别人的事，而他却使人们听到了来自灵魂的声音。他的创作，正是一种人生通向一个精神的王国的历程。诗友们在讨论时说他的诗‘高贵’，而这种高贵恰恰出自一个人在面对生活、艺术和信仰时的那样一种敬畏。”（雷霆、北新：《“它来到我们的中间寻找骑手”》）
无论是参会的诗人还是诗刊社的编辑以及指导教师，在多年后回忆那段诗歌日子的时候都时时被美好的记忆和激情所点燃着。
2000年，“青春诗会”二十年之际王燕生这样写道：“那是一段让人热血沸腾的岁月，是中国新诗燃放焰火的喜庆日子。1980年，经过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中国诗歌呈现空前活跃、空前繁荣的局面，诗人队伍日益壮大。一大批从炼狱中走出的诗人开始唱‘归来的歌’，更多人拂去心灵上的积尘，擦拭笔尖上的锈迹，抒写‘开拓之歌’。诗刊社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因诗而受难的诗人，复出后若因荒疏而质量欠佳，也一律择优发表，以慰诗心。尤为可喜的是许多陌生的面孔登上前台，一些新异的诗也从传统的母体中分离出来。”
梁小斌在指导第十八届“青春诗会”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青春诗会”的最大收获是产生了困惑。”是的，青春的诗歌如果没有困惑而只有自信是可怕的，也是可疑的。
“青春诗会”几乎每年一届，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1981年、1989年、1990年、1996年和1998年“青春诗会”的停办。也许这五年我们还可以寻找到更多的更具创造力的年轻诗人。可惜，历史没有给这五年以机会，历史没有给那些诗人以机会。缺憾从来都不可避免，历史不会收割一切。整个三十届“青春诗会”下来所累积的诗人已经达到了四百多人。这些诗人，其中有的已经作古，有的还在异国流落，有人闪电一样匆匆闪过就再没有了声息。而那些坚持下来的“少数”诗人如今已经成为当代汉语诗歌史的一个个象征性的坐标。我们不能不发出种种感喟！“青春诗会”的方式无疑对中国青年诗人的成长起来了催化剂一样的效果。很多当时籍籍无名的诗歌写作者从此平台开始不断向各自更高的高地甚至高原前进。
关于“青春诗会”有人认为从1986年和1987年开始就走下坡路了。甚至更有意思的是，一些曾参加“青春诗会”的诗人后来竟然反戈一击，对“青春诗会”有种种微词甚至进行公开指责。有人认为近些年的“青春诗会”已经成了去各地观光的“饭局”和“名利场”，也有人对一些“青春诗会”的参加者予以种种理由的否定和批判。那么这种种的“不待见”所呈现的是怎样的一番文学生态和诗人的集体心理的转变？在1980年到1987年之间“青春诗会”很少受到诗坛的批评。显然自1991年开始随着社会语境的转捩以及所谓的诗歌的边缘化以及大量民刊的涌现，这都对《诗刊》以及“青春诗会”产生了不小的冲击。诗人臧棣就认为如果说“青春诗会”在1980年代还起到过扶持作用的话，那么到了整个90年代“青春诗会”则基本上谈不上什么影响了。甚至还有人认为整个90年代的“青春诗会”因为远离了诗歌现场而谈不上有任何意义。我们一直强调所谓的现场和历史，但是在不同立场的诗人那里历史和现场显然具有了巨大的差异性。就整个90年代而言，诗歌的现场是什么呢？当我们重温这一阶段“青春诗会”的名单，那些在整个90年代的诗坛表现突出的诗人为数不少的都进入了此前和当时的“青春诗会”的阵营。当我们看到于坚、西川、王家新、韩东、翟永明、欧阳江河、臧棣、伊沙、侯马、宋琳等诗人的名单时答案已经揭晓。当然就这一时期来看，确实有为数不少的“青春诗会”“入选者”不仅湮没无闻而且与当时未能入选的同时代诗人比照而言他们也并不优秀和显得重要。
对于当下正在兴起的娱乐圈的“选秀”浪潮，也有人认为“青春诗会”只不过是官方刊物维护自己地位以及各地文学利益分果果、占座次的炒作和没有意义的噱头。我却不这么认为。在中国话语场中我们可以用种种理由来否定一个人和一个活动，但是平心而论的公允言辞却显得稀少。当我们回顾整整三十届“青春诗会”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些带有“异议”色彩的诗人以及风格迥异的诗人（什么“个体”的、“民间”的、“知识分子”的等）是被“青春诗会”所容纳的，所以从评选标准来看还是比较多元的。当然这三十届也并非次次都如人意，而无论是诗刊编辑还是参与者都一定程度上对每次的评选结果有微词和不满之声。这也是正常的，谁也不能保证每次入选的都会成为大师级的毫无争议的人物。当然评选是有起码的标准的，如果这个标准被僭越那么其结果自然可以想见。由于对年龄等方面的限制一些诗人未能最终进入评选视野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原因。那么，可能会有人说你是否在为《诗刊》和“青春诗会”辩护？我想说的是，确实近年来随着文学生态的日益功利化以及刊物内部的一些原因使得有些年的“青春诗会”在公布名单时总会因为有些入选诗人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而引起争议之声。此大跌眼镜之举也确实显现出评选中各种因素渗入所导致的参差不齐的结果。但是，无论我们是否有微词和不满之声，当我们放眼当下中国的诗歌现场还没有任何相类似的活动能够取代三十四年来“青春诗会”的意义和价值？
一切都将继续！而我们唯能继续做的就是应该让诗歌以自身的成色来说话，而不是靠其他。2012年8月，当谢冕先生作为第二十八届“青春诗会”的评委（邀请《诗刊》之外的著名批评家和诗人作为评委这是很少见的，这无疑也是对评选公正性的一个保证）出现在京郊的一个水波荡漾的院落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出做任何事都是需要良知和真诚的。
我有幸作为指导教师参加了近三年的“青春诗会”。实际上2011年10月在滦南举办第二十七届“青春诗会”时我接到诗刊社邀请，但是因为当时单位有事而未能成行。当真正有一天和那些年轻诗人一起讨论诗歌、面对自然山水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2012年8月3日下午，我正在等候修阳台窗户的工人，商震突然打来电话问我明天上午是否有时间，如果有时间诗刊社派车接我然后去某个地方。我不知道商震设的是什么宴，也没问去什么地方，就答应了。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到顺义怡生园度假村，商震和蓝野已经早早等在那里。到了才知道是评第二十八届“青春诗会”，这可见诗刊社为了办好“青春诗会”的苦衷。院子里有个大荷花池，里面是各种仿世界风格的建筑，就是没有属于真正中国风格的建筑。中午饭快吃完的时候，朱零开车将大解和雷平阳送过来。后来得知雷平阳家人也在北京，带着媳妇看病。下午我和大解没事，荣荣和雷平阳负责筛选入选者。此次参与的稿子近四百份。晚上吃饭雷平阳不敢怎么喝酒，据说上次被荣荣和李南给灌多了。晚饭后赶快回房间看稿子，深夜的时候和大解老师交换诗稿。第二十八届“青春诗会”的名单网上一公布，引起最大争议和关注度的自然是沈浩波。一些所谓的“民间”“独立”诗人对沈浩波被“招安”进行了轮番炮轰。当2012年云南蒙自的秋天已经铺展开来的时候，透过碧色寨这些锈迹斑驳的废弃铁轨我们是否还能依稀听到当年的诗人在西南联大朗读诗歌的声音？我们是否还应该继续鼓足青春的勇气向当下愈益难解的时代发出真实而动人的声音？诗人在高原，在精神的高原，在语言的高原。这是我的期许。当然我们也曾看到有些诗人并未能最终站在高原之上，而是在短暂的闪现中和泥沙碎石一起淹没在茫茫的时间河流之中。
对于已经三十届的“青春诗会”而言遗珠之憾是有的。实际上有时候不是因为不够朋友，不够真诚，而是诗歌摆在那里。你能够偶尔一两次对朋友说谎，却一次也不能对诗歌和诗人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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