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学批评而言，我们也许没有这样的幸运。当我在2013年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和同乡一起返乡，从北京到河北的高速路上大雾弥漫，伸手不见五指。朋友身子前倾眯着眼盯着前方。汽车从玉田县的高速路上下来，缓慢行驶在开往老家的二级公路上。我对几十年来熟悉的地方竟然陌生不已。这种感觉竟然与《耶路撒冷》中主人公初平阳陌生不已的还乡路如出一辙。原来，现实发生的与词语虚构的会惊人地重合。那个黑夜，我竟然如此真切地觉得还乡的路竟然和异乡的路是同一条路。可怕的命运！是的，对于曾经的“故地”而言，很多事物正在可怕地消失——“到世界去。我忽然想起花街上多年来消失的那些人：大水、满桌、木鱼、陈永康的儿子多识、周凤来的三姑娘芳菲，还有坐船来的又坐了离开的那些暂居者。他们在某一天突然消失，从此再也不见。他们去了哪儿？搭船走的还是坐上了顺风车？”（《耶路撒冷》）
如果我只是旅人
就不会在
油菜花开的季节想起死亡
这是大地辉煌的时刻
沉浸在柔情蜜意中的女神
下雨一样从天空倾倒黄金
我是从这土地上长出来的人
知道芳香的花甸下
隐藏着多少潮湿的尸骨
我认识其中的一些人
知道他们简单的一生
这是中国人祭奠死者的季节
我每年都会回到故乡
携带锡箔和黄纸做的元宝
穿过油菜花丛
身上落满花粉
香喷喷的来到坟前
其实死者早已不在坟中
融为泥土或者转世重生
但我依然每年都来
与其是在祭奠死者
不如说是来看望死亡本身
——沈浩波《清明悼亡书》
2004年5月，沈浩波与巫昂考察完河南的文楼村之后写下后来影响甚巨的组诗《文楼村纪事》。这首组诗甚至被指认为沈浩波脱离“下半身”的“改邪归正”。我对诗歌界这样的理解和解读方式感到羞耻。不论你处理的是生活的近景还是愿景，诗歌写作都最终必须回到时间的法则中去。也就是说只有你真正打开内心幽暗的精神通道，才可能找到真正属于你的语言和诗句。这样的诗歌才是可靠的。也许这才是“命运之诗”。而说到“命运之诗”，我想到近年来很多诗人关于“身体”“肉体”“病体”和家族“死亡”的诗，还有填满了各种添加剂的畸形变态的“身体”。围绕着诗歌中这些形形色色的“身体”，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人的命运，而且还隐秘地串联起个体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交叉地带。它们的存在和消失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性的。甚至从这一点来说，每个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写作黑白色调的“挽歌”。时间是无情的单行道，每个人都不可能倒退着回到过去。在很多诗人这里不断出现的是那些疼痛的、缺钙的、弯曲的、变形的、死亡的“身体”。那些敢于把自己置放于时间无情的砧板之上的诗人是值得敬畏的。我喜欢其中一些诗人以诗歌的方式还原了身体经验的重要性。没有身体的改变和感知，对季节冷暖的体悟，对时间流变中身体变形的疼痛，行走过程中身体与历史的交互，身体对外物和他人的接触，怎么会有真正的诗歌发生？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诗歌这种话语方式印证了“道成肉身”。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对现实写作往往容易分化为两个极端——愤世嫉俗的批判或大而无当的赞颂。很多诗人在处理乡土和城市的时候，这种批判性和伦理意识就非常强烈了。累积了那么多的重要诗歌文本和写作经验之后，当下写作城市背景下的生活越来越有难度了。因为，一般意义上的行吟、流连、歌哭、浪漫、抒情甚或疼痛与泪水式的“乡土写作”与“城市写作”（更多的时候二者是一体的）已经不足以支撑现代断裂地带空前复杂的经验。由此，诗歌是一种精神的唤醒。这种唤醒既直接来自于时代境遇，又生发于普世性的时间法则。也就是说这来自于诗人的个体现实，比如生老病死的时间法则，同时又来自于大时代背景之下的具体而微的刺激和反射。什么样的诗人看到什么样的世界。在物化中确认自我，在自我中发现世界。这就是诗人要做的事儿。而现在很多的诗人都不会说“人话”，往往是借尸还魂，拉虎皮扯大旗。借尸还魂，即利用贩卖来的西方资源用翻译体蒙人，用古人和精神乌托邦自我美化、自我圣洁。而说“人话”就是你的诗应该是可靠的、扎实的，是从你切实的体验、身体感知、灵魂深处生长出来的。这样的话，即使你浑身疙疙瘩瘩像榆木脑袋，你也该被尊重，因为那是你最真实的部分。这实际上又回到了上文说到的“诗人形象”。进一步说很多诗人通过诗歌进行自我美化、自我伪饰、自我高蹈。很多诗人那里的美化、洁癖和圣洁，既可疑，又可怕。尤其是你见识了那些诗人在生活和文字中巨大的差异的时候，你就觉得像被强行吃了一口马粪。
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从表面上看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但就是这个村子有六七百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登记在册。也就是说村里的三千多口人中每六个村民中就有一个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现在的文楼村正处在艾滋病高发期。这是一个死亡的乡村，“金山领我们/去看祖坟前的大石碑//石碑是早几年竖的/刻满了程氏宗族/最近5代子孙的名字//我们让金山/在所有患病的名字上画个圈//金山说/这个容易/上面的太老，下面的太小/10年前，都没卖血//一边念着/一边拿粉笔/在中间那一堆名字上画圈……他念出了自己的名字/一手撑着石碑/一手笨拙地/在上面画了个白圈//他没有停留/他接着画//那是清明未到/麦苗青青/一丛丛新坟/簇拥着祖坟”（《程金山画圈》）。一个贫穷、落后的文楼村却是因为村民卖血染上艾滋病而出了名，这不能不是巨大的讽刺。文楼村如一根强大的骨刺穿痛着千疮百孔的时代身躯，而文楼村在沈浩波的组诗中无疑成了现实和历史的一个强大的隐喻。
在一个居心叵测的时代，我看到了一个诗人的内心和某种挣扎。在一个精神普遍疲软的年代，却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这位叫沈浩波的诗人保持沉默。
在组诗《文楼村纪事》中我们会发现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村里死去的、没死的、即将死去的草芥一般的名字在时代洪流中只能是一个个最终被忽略的渺小而空洞的符号。一个个同样真实的生命就在贫穷、绝症中经历浩劫。当沈浩波在诗歌中呈现出这个巨大的、黑暗的、阵痛的、充满死亡气息和荒谬蔓延的乡村图景时他就证明了诗歌不只是一门单纯的手艺和修辞的练习，而是在时代的大火中精神淬炼的过程。诗人对现实的批判、草民命运的省思和普遍性的人性问题的棒喝来得没有半点含糊。这就是真正的诗歌的现实感和历史感，而不是对现实场景的简单比附和描摹。正如沈浩波在《诗人能够直面时代？》中所提出的“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浩浩荡荡的时代，一个迅速摧毁一切又建立一切的时代，是一个如同开疯了的火车般的时代，是一个疯狂的肆虐着所有人内心的时代，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气喘吁吁的时代。这么大的时代，这么强烈的时代，我们的诗人却集体噤口了，到底是不屑还是无能？”
说到对沈浩波的印象，我首先想到的是2007年1月作为评委去内蒙古边陲额尔古纳参加第二届“明天·额尔古纳诗歌奖”颁奖的情形。当视野由北京灰蒙蒙的冬日烟尘转换为额尔古纳广阔的草原和莽莽的白桦林时，我以近乎狂醉的心情呼吸着这里的一切。海拉尔车站广场，零下二十几度的天气，我在斯琴格日勒、韩红和凤凰传奇的歌声中在雪地上来回走动好去除周身的寒气。在去额尔古纳的路上，雪原、白桦林、牛群和蓝得让人生疑的天空以及美丽的蒙古族姑娘让我感受到诗歌带给我的快乐。临近半夜，我和江非因为劳累几已进入梦乡，这时曹五木和沈浩波、小引喝酒回来了。曹五木显然是喝高了，一进门就直奔床铺而去，他将整个床都压了下去，并不断大嗓门地打电话，接电话，来回在房间里折腾。后来他不说话了，但是呼噜声惊天动地。我睡不着，江非靠在床上点上一支又一支烟，黑暗中淡红的烟头闪闪烁烁……深夜赶来的沈浩波给我的印象可能和大多数人一样“不容乐观”，正如沈浩波在《自画像》中自我描述的：“又圆又秃/是我大好的头颅/泛着青光/中间是锥状的隆起/仿佛不毛的荒原上/拱起一块穷山恶岭/外界所传闻的/我那狰狞的面目/多半是缘于此处/绕过大片的额头/（我老婆说我/额头占地太多/用排版的专业术语/这叫留白太大）/你将会看到/伊沙所说的/斗鸡似的两道眉毛/它使我的脸部/呈现斗鸡的形状/是不是也使我/拥有了一只斗鸡般的命运/十年之前/人们说我‘尖嘴猴腮’/而现在/却已经是‘肥头大耳’了/一只肥硕而多油的鼻头/彻底摧毁了我少年时/拥有一副俊朗容颜的梦想”。额尔古纳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不只是这块干净、纯粹的美妙神圣之地给我的震撼，更在于江非、沈浩波等一些同时代诗人朋友的出现让我满怀热度。沈浩波，时而“大大咧咧”，时而又冷静细心，他对诗歌写作怀有“鬼胎”和“野心”。他全副武装的里三层外三层的装束以及那双巨大厚实的皮靴印证了雪原的寒冷，而他的大皮靴和泛着青光的脑袋也不能不让我感受到诗人们的天生异相。我还记得在大兴安岭，当我们一行人穿越山林下山的路上，沈浩波一时兴起对着一棵白桦树就是一脚，嘴里还嘟囔骂着什么，树上的雪正簌簌飘落下来……2012年秋天我和沈浩波在云南高原再次相遇。我们在暴风雨中走在黑漆漆的蒙自铁路隧道里，他拿着几乎没有什么光亮的手电不停模仿着舞台剧演员的声音——“你们要去哪里？”“你们要去哪里？”
2015年春天，在首都机场某书店最显眼的位置我看到两本书——余华的杂文随笔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和余秀华的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
按照相关数据统计以及我的观感，像机场这样公共空间里的书店是最能印证一本书的畅销程度的。2011年春天的台湾屏东，我在书店里读到麦田版余华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这本书当时在台湾正热销，而繁体版与内地的简体版在内容上是有些差异的。这或许也是这本书在海峡畅销的一个重要原因。2015年夏天，我在台北诚品书店里看到摆放在最显眼位置的印刻版精装本的余秀华的两部诗集。余华的小说甚至杂文集畅销是预料之中的事，但是余秀华的一本诗集能够畅销且程度超出我们的想象就是最大的意外了。这种畅销的程度和热度甚至超越了海子、余华等作家。百度搜索，余华的链接数量是一百一十万，而余秀华《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链接数远远超过余华。
余华的《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的封面设计成意味深长且态度鲜明的被撕裂的现实与写作之间的对应关系。封面中间从上而下是撕裂的锯齿状条纹，左侧上方是彩色的灯红酒绿的城市高楼，左侧下方是黑白颜色遗照式的被拆毁殆尽的乡村，右侧则是红白黑相间的出版商设计的噱头式的文字——“当社会面目全非，当梦想失去平衡，我们还能认识自己吗？”
原来，苦难也可以冠冕堂皇地被消费。
那么，从余华到余秀华，我们看到的是怎样的“文学现实”与“社会现实”？我想到的则是布罗茨基的一段话：“并非每个诗人都能在一件艺术作品中赋予这些真实事物的存在以必不可少的真实感。诗人也有可能使这些真实事物变得不真实。”余华说中国人都是“病人”，没有一个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而我还没有给出我的答案。
余华和我都住在北三环附近，每天面对的都是烟尘滚滚的车流、鼎沸的噪音和重重雾霾的“眷顾”，“这幢大楼耸立在北京嘈杂的北三环旁，以往的日子里，我家临靠北三环两个房间的窗户是双层的，长期紧闭，以防噪音的入侵。”是的，我们都想在城市喧闹中寻求安静，在某一刻看到那些日常但不为更多人所知晓的“现实”。但是在一个新闻化炸裂的现实生活面前我们该如何发现“现实”已经变得愈益艰难。
很多年前，余华在南方小城是通过照相馆里的天安门画像背景来认识世界的，多年后他站在天安门前的那张照片被国内外刊物和媒体广泛使用。而今天人们更多是通过国家公路、铁轨、飞机舷窗和手机以及电脑屏幕来认识现实和“远方”。我想追问的是，在一个去地方化的时代我们还有真正意义上的“远方”吗？
余华在《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表达了他的痛苦、不解和愤怒。我理解余华的初衷，但是我也相信有很多更真实地目睹和遭遇了各种现实的人并没有机会或急于说出更为震撼人心的部分。不幸的是很多作家充当了布罗姆所批评的业余的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的角色。很多现实题材的写作用社会学僭越文学，伦理超越美学。实际上余华也是在诉说精神的“乡愁”。在一个忙着拆迁的城市化时代，一个个乡村不仅被连根拔起，而且一同被斩草除根的还有乡土之上的伦理、文化、传统和农耕的情感依托——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城市和乡村哪一个更好或更差——而重要的是心理感受和精神落差。是的，几乎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地生活在这种伦理批判之中。我们有权利表达不满甚至愤怒，但是当下中国的作家更多的正是这种伦理化的批判法则。文学不只是一种布鲁姆所说的“怨愤诗学”，而应该更具有多层次的发现性和可能性。可惜，这种发现性和可能性在当下中国太罕有了。
在每一个作家和诗人都热衷于非虚构性的抒写“乡愁”的时候，我不能不怀着相当矛盾的心理。一则我也有着大体相同的现实经历，自己离现实和精神想象中的“故乡”越来越远，二则是这些文学和文化文本所呈现的“乡愁”更多的是单一精神向度的，甚至有很大一部分作家和文本成了消费时代的廉价替代品。真正地对“乡村”“乡土”“乡愁”能够自省的人太少了。我想到了雷平阳的一句话——“我从乡愁中获利，或许我也是一个罪人。”忙着批判不是坏事，但是却成了随口说出的家常便饭，相反我们缺乏的是扎加耶夫斯基的态度——“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想想六月漫长的白天，/还有野草莓、一滴滴红葡萄酒。/有条理地爬满流亡者/废弃的家园的荨麻。/你必须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尝试赞美残缺的世界，需要更大的勇气！
目下人们对余秀华或者谈论得过多，或者是不屑一顾（尤其是在所谓的“专业诗人”圈内），但是真正细读余秀华诗歌的人倒是很少。撇开那些被媒体和“标题党”们滥用和夸大的《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搁置诗歌之外的余秀华，实际上余秀华很多的诗歌是安静的、祈愿式的。她那些优秀的诗作往往是带有“赞美残缺世界”的态度，尽管有反讽和劝慰彼此纠结的成分，比如她在2014年冬天写下的《赞美诗》——“这宁静的冬天/阳光好的日子，会觉得还可以活很久/甚至可以活出喜悦//黄昏在拉长，我喜欢这黄昏的时辰/喜欢一群麻雀儿无端落在屋脊上/又旋转着飞开//小小的翅膀扇动淡黄的光线/如同一个女人为了一个久远的事物/的战栗//经过了那么多灰心丧气的日子/麻雀还在飞，我还在搬弄旧书/玫瑰还有蕾//一朵云如一辆邮车/好消息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一个地方/仿佛低下头看了看我”。
每当在地铁和车站以及广场上看到那么多人像热恋似的捧着手机，两眼深情或盲目地紧盯着屏幕忙着刷屏、点赞、转发而乐此不疲的时候，我想到的则是一款手机的全球广告。这则手机广告引用了诗人惠特曼的诗句——“人类历史的伟大戏剧仍在继续/而你可以奉献一段诗篇”。而我更为关注的是这款手机广告中删掉的惠特曼同一首诗中更重要和关键的诗句“毫无信仰的人群川流不息/繁华的城市却充斥着愚昧”。我想到的是在茫茫人流和城市滚沸的车流中，人们真的需要诗歌吗？或者说即使大众和市场在谈论诗歌更多的时候也是“别有用心”，比如为什么那么多的楼盘广告需要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很简单，就是利益驱动使然。
我每天都能够在微信空间看到余秀华的写作和生活信息，看到她对生活的不满和牢骚——独自摇摇晃晃地在医院照顾生病的老母，还要时时惦记着那些稿费和家里兔子的生长状况。但是我想，这也只是庞大无形的“中国现实”的小小一部分。还有很多日常、莫名和怪诞难解的“现实”处于我们的视野之外。而这恰恰就是文学的功用所在——提高我们的精神能见度。
尽管余秀华很清醒，“我希望我写出的诗歌是余秀华的，而不是脑瘫余秀华，或者农民余秀华的。”但是，恰恰是“脑瘫”“农妇”“底层”“女性”这些关键词使得诗人余秀华激发了“标题党”、媒体眼球经济、看客心理、围观意识、猎奇心态、窥私欲望、女权意识、社会伦理，也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遭际”“故事”“苦难”“传奇性”成为“新闻标题党”的兴奋点和引爆点。比如已经被传播的烂俗化的那首诗《我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并非是在真正意义上对诗人和诗歌的尊重。这必然引发的是诗歌的大众化问题。但是诗歌的大众化有时候又是伪命题，因为即使是余秀华的邻居也不知道、不关心余秀华到底是写什么样的诗。她们只知道那是一个脑瘫行动不便时而骂街的和她们没有太大区别的农村妇女。也就是新闻事件的余秀华和写诗的余秀华、日常生活的余秀华并不是同一个人。谈论近期余秀华等“草根诗人”的诗歌美学缺乏基本的共识，而关注其背后的产生机制以及相应的诗歌生态则至关重要。而由微信自媒体刷屏进而扩展到整个媒体空间和话语平台以余秀华为代表的“草根诗人”现象既涉及诗歌的“新生态”又关乎新诗发展以来的“老问题”。由余秀华、许立志、郭金牛、老井、红莲、张二棍等“草根”诗人的热议大体与自媒体生态下新诗“原罪”、诗人身份、“见证诗学”和批评标准（业内批评、媒体批评和大众批评的差异）相关。
面对缺乏“共识”的激辩，面对公信力和评判标准缺失的新诗，亟须建立诗歌和诗人的尊严。在一个精神涣散和阅读碎片化的时代，已很难有文学作为整体性的全民文化事件被狂欢化地热议与评骘，但诗歌却是例外。引爆人们眼球，饱受各种争议，不断被推到风口浪尖的恰恰是诗歌和诗人。无论诗歌被业内指认为多么繁荣和具有重要性，总会有为数众多的人对诗歌予以批评、取笑和无端指责、攻讦。这就是“新诗”的“原罪”——从没有类似情况发生在古典诗词那里。
在现实面前我们更多时候只是一个“病人”“陌生人”，甚至是诗人这样有写作“原罪”的人，包括余华和余秀华以及我们。而在这个时代写下“赞美诗”似乎更难，因为世界本来就是残缺和不圆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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