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鸦片加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从此，西方和东方侵略者纷至沓来，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列强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到20世纪初，中国已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为反抗外敌和改革现状，同外国侵略势力与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长期英勇顽强的斗争。但是，直至辛亥革命前，一次次的反抗和斗争都失败了。尽管在1911年，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依然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
为了民族复兴，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探索。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翌年改名为《新青年》。他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号召青年争人权以求个性解放，兴科学反对封建迷信。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号召青年冲破封建礼教的枷锁，担负起青春中华之创造的神圣使命。以陈独秀、李大钊为旗手，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
著名教育家和思想家蔡元培1917年1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提倡学术上“兼容并包”，聘请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总部随之迁至北京，并以北京大学为核心，聚集了李大钊等一批《新青年》的主要编撰者。从此，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
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中国青年作为社会群体集结、形成之际，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爆发第一次把社会主义这一书本上的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这场在科学社会主义旗帜下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是中国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预言：十月革命掀动的潮流不可阻挡，“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此后，新文化运动逐步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启蒙运动转变为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各地出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青年进步社团，比较有名的有：北京一部分学生组织的跨校际的学生救国会（初名爱国会）；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成立的新潮社，邓中夏等成立的国民杂志社、平民教育讲演团；湖北中华大学学生恽代英等在武汉创办的互助社；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毛泽东、蔡和森在长沙组织的新民学会等。这些青年社团的出现，表明中国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到自身的地位和责任，认识到联合起来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要。
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会议拒绝了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提出的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规定战败的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北洋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舆论哗然，长期积压在中国人民心中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愤怒像火山一样喷发。青年学生率先在北京点燃了反帝爱国的火焰，发动了五四爱国运动。
5月3日晚，北京大学法科礼堂挤满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成员是这次集会的主持者和积极参加者。大家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及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会场充满了激昂悲壮的气氛。据五四运动的参加者许德珩回忆：
北京大学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这就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于是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早上全体游行示威。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集会，举行声势浩大的爱国示威游行。学生们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一致要求北洋政府拒绝签约，严惩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游行学生遭到北洋政府的严厉镇压。
6月3日，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大批学生被捕。6月5日，上海工人、商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罢市运动。随后，这一运动扩展到20多个省的100多个城市。五四运动突破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转为工人。
迫于压力，北洋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员。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比较完整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李大钊还和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中国最早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先进青年的觉醒。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看到了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到民间去，在工人中开办学校、组织工会，这些人后来成为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早期骨干。
2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出现，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日程。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1920年4月，为考察中国的革命形势，联络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来到中国。维经斯基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探讨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李大钊又推荐他去上海会见陈独秀。
维经斯基到上海后，向陈独秀介绍了共产国际、俄共（布）以及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情况，并和陈独秀探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关于组织的名称陈独秀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知是叫“社会党”好还是叫“共产党”好。于是，他写信给在北京的李大钊。李大钊主张定名“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俞秀松、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等，陈独秀任书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和联络中心，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0月，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张太雷、何孟雄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任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也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开展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建立青年团组织，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培养后备力量”。党的重要创始人陈独秀直接领导和推动了上海、广州、武汉、长沙等地的建团工作，李大钊直接领导和推动了北京、天津、唐山、太原等地的建团工作。
上海青年团早期组织是陈独秀派俞秀松等建立的。俞秀松是五四运动时期杭州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曾与同学一起创办了浙江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浙江新潮》，后在上海参加陈独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陈独秀指派组织中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俞秀松没有辜负陈独秀的信任和期望，经过积极筹备，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成员有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叶天底等人，俞秀松任书记。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和上海党的早期组织一起创办外国语学社，培养和输送优秀青年赴苏俄学习，并且在这些青年中发展团员。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先后有20多人分三批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党的高级领导人的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等。
在举办外国语学社的同时，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注重在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中发展组织，并向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发出青年团章程，要求各地建团。这些早期团员积极参加上海党组织的活动，深入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不久，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11月成立，高君宇任书记。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团员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到天津、唐山的工矿中开展工作，走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
后来，天津、武昌、长沙、广州等地社会主义青年团也都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相继建立。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是张太雷，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是陈潭秋，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是毛泽东，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是谭平山。这些地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人都是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
然而，这些早期青年团组织，多数只是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团体，团员成分比较复杂，信仰不一，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也有信仰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因此，在一些问题上，往往意见不一致，使工作难以开展，再加上经费困难等原因，到1921年5月前后，一些地方团组织的活动相继出现暂时的停顿。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党的一大专门研究了在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的问题。
正在这时，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张太雷从莫斯科回到国内，带回了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完成创建青年团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中共中央局决定由张太雷、施存统等人负责整顿和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工作。为了帮助青年团尽快完成整顿和恢复工作，中央局要求各地党组织加强领导，并且将建团的有关文件和团的临时章程寄发各地。11月，中央局总书记陈独秀签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要求在1922年7月以前，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必须超过2000名，要求各地党组织切实注意青年运动，对青年团组织的领导要依新章从速进行。
为了加强对青年团整顿和恢复工作的领导，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在上海建立。在青年团的整顿和恢复过程中，加强了团的思想建设，明确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团体。
在党的领导下，短短几个月时间，恢复和建立地方团组织的城市就有17个——上海、北京、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塘沽、武昌、长沙、杭州、安庆、广州、潮州、佛山、梧州、新会、肇庆等，全国团员达到5000多名。此时，一个有着统一思想的全国性的青年团组织已初具雏形。
在党的领导下，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开幕。那一天正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团的一大选择在这一天召开有着特殊的含义，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
出席团一大的25位代表分别来自15个地方团组织。团一大代表、青年共产国际两位代表、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和来宾1500余人出席了团一大开幕式。当时，党领导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在广州举行。
张太雷主持大会，陈独秀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两大精神》的讲演。他提出要“以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特别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要“发挥马克思实际运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作社会革命的原动力”。
大会听取了施存统所作的临时中央局和上海团的情况报告以及各地代表所作的关于本地团的情况报告，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决议案，确定团的性质是“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奋斗目标是“要建立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大会选出了团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高君宇、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当选为执行委员，施存统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完全统一。
3 诞生于法兰西国土上的中国青年团
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灾难深重。一些立志改造中国的进步青年为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在开明人士的建议下，把目光转向欧洲，开始留法勤工俭学。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维汉、王若飞、李立三、向警予、陈延年、陈乔年、陈毅、聂荣臻、邓小平、李富春等利用欧洲这个马克思主义发源地的有利条件，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逐渐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11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张申府应聘到法国巴黎里昂中法大学任教。李大钊、陈独秀委托他在留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1921年年底，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等都是其成员。
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为有效地团结教育广大旅欧青年，决定尽快建立旅欧青年共产主义团体。
在谋生存、求真知的过程中，勤工俭学学生逐步分化：主张通过抗争获得政府资助来谋取生存权的留学生成立了工学世界社，聚集在巴黎以南卢瓦雷省的小城镇蒙达尼，被称为蒙达尼派，以蔡和森等为代表；主张勤工俭学、自谋出路的留学生成立了劳动学会，聚集在法国中部重工业城市克鲁邹，被称为勤工派，以赵世炎等为代表。尽管两派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但彼此信仰相近。
1921年2月28日，由于华法教育会决定不再资助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北洋政府也拒绝给予救济，蔡和森等领导旅法新民学会会员和工学世界社社员联合巴黎附近的400多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前往驻法公使馆游行请愿，提出“生存权”和“求学权”的口号。巴黎警署对二二八运动进行镇压。
9月初，由中法合办的里昂中法大学复课，校方在国内大量招收自费生，将在法的勤工俭学学生排斥在外。蔡和森、赵世炎等发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100多人前往里昂中法大学进行交涉，结果遭到法国警察的镇压。
“争回里大”抗争的失败，使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等进一步地认识到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建立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统一的旅欧青年团组织的必要。周恩来在长达3万字的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运》中写道：
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
其实，在二二八运动不久，一些先进分子即感觉到团结起来的必要。赵世炎从克鲁邹致信在蒙达尼的蔡和森，提出成立一个包括留法学生和华工中优秀分子在内的共产主义组织的主张。蔡和森很快回信表示同意，并主张共产主义组织用少年共产党的名称。这便是成立旅欧青年团的最初酝酿。
1921年年底，为了把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团结起来，周恩来和赵世炎托人带信约在蒙达尼的李维汉到巴黎会面。经过讨论，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成立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会面后三人便分头进行筹备工作。周恩来经常奔波于柏林和巴黎之间，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宣传共产主义，李维汉也积极在勤工俭学学生中作宣传工作。赵世炎先后两次给因参加“争回里大”抗争被驱逐回国的中共党员陈公培写信，报告欧洲方面决定成立青年团的详细情况，要求速寄相关材料。经过周恩来、李维汉、赵世炎等卓有成效的宣传组织工作，把信仰共产主义的旅欧革命青年联合起来的条件业已成熟。
1922年6月3日，旅欧青年团组织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中召开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18名代表代表旅居法、德、比三国的38名团员。会议通过了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产生了少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建立时并不知道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已于5月在广州召开，且通过了团的纲领和章程，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即于1922年10月召开大会，举行全体总投票，票决是否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票决结果——一致同意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会后周恩来和赵世炎筹集路费，派李维汉持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给团中央的信回国与团中央接洽。这封信诚恳地声明，愿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在等待团中央答复时，陈独秀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抵达莫斯科。周恩来等闻讯后即去信表示敬意，并声明已向国内提出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请求。陈独秀复信提出，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党，建议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将“少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
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讨论改组问题。会议明确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关”，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大会通过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改选了领导机构。
这时，中共中央已决定派赵世炎等12位同志到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会议选举周恩来等5人为执行委员，周恩来任书记。
这次会后不久，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收到了1923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同意他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来信。周恩来代表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给团中央写了《报告第一号》:“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成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的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
旅欧青年团组织成立后，为了适应思想理论战线斗争的需要，于1922年8月1日创办机关刊物《少年》，后改名《赤光》。《少年》（《赤光》）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6年年初，由于成员陆续赴苏学习或回国，旅欧青年团结束工作。在短暂的4年里，旅欧共青团不仅在开展勤工俭学学生运动、坚持革命统一战线、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且为中国革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骨干。
4 在工人运动中成长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多次，参加罢工人数有30多万，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在中国青年团组织创建的过程中，各地早期的青年团员就已经投身工人运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更是有组织地带领团员青年投身工人运动。黄爱、庞人铨是在工人运动中最早牺牲的青年团员。
黄爱是湖南常德人，1913年考入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毕业后入湖南电灯公司做技工，为实现工业报国的宏愿，1918年考入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校读书，五四运动期间参加反帝爱国斗争，与周恩来、马骏等人共同担任《天津学生联合报》编辑，并参加学联执行部的工作。1919年10月，日军在福建屠杀中国学生，黄爱代表天津学联去北京参加请愿被捕，出狱后被学校除名，1920年9月，回到长沙，与庞人铨等组织湖南劳工会。
庞人铨是湖南湘潭人，1913年考入湖南甲种工业学校织染科，读书时，曾以“龙庵”的笔名在许多报刊上发表抨击时弊的诗歌、短文，其中“愿以铁锤平社会，欲将机杼织人生”的诗句曾在学校广为流传。庞人铨从工业学校毕业后，曾在湘潭织布厂做技工，后又参加过湘军，1920年6月退伍回家时在长沙遇见黄爱，两人决定共同发起组织湖南劳工会，以“团结工人，改造物质的生活，增进劳工的知识，谋求工人福利”为宗旨。
1920年11月，湖南劳工会成立，黄爱任湖南劳工会驻会干事、教育部主任，庞人铨任驻会干事、出版部主任。此后他们在长沙先后组建了20多个行业工会。
1921年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时，湖南劳工会提出了“劳工神圣”“不做工者不得食”的口号。湖南劳工会还创办《劳工》周刊、工人夜校、女子职业学校，大力宣传工人运动，引导工人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
湖南劳工会的斗争引起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在毛泽东的影响和帮助下，黄爱和庞人铨由倾向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1921年年底，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此时已拥有7000多会员的湖南劳工会，一度成为青年团领导下的工人群众组织。
黄爱、庞人铨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即于1922年1月领导了湖南第一纱厂工人为加薪而举行的大罢工。他们代表劳工会与资方谈判，资本家派人送重金贿赂，被二人严词拒绝。1月16日夜，资本家勾结军阀赵恒惕，派兵包围湖南劳工会，黄爱、庞人铨被捕。
面对死亡，黄爱坦然地说：“我决定洒我的热血，作第一个牺牲者，去换得自由来，将来世界能享自由，这是我最大的希望！”17日凌晨，黄爱、庞人铨被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
黄爱、庞人铨的死震惊了湖南劳工界，在全国工人中也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主持黄爱、庞人铨的追悼会，印发纪念特刊，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表《为黄、庞被害事对中国无产阶级宣言》。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连续发表文章，称颂黄爱、庞人铨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好团员、中国无产阶级最能奋斗的指导者、中国学生的先觉。陈独秀向共产国际报告：“因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李大钊在《黄、庞流血记序》中写道：
黄、庞两位先生的死，不是想作英雄而死，亦不是想作烈士而死；乃是为救助他的劳动界的同胞脱离资本阶级的压制而死，为他所信仰的主义而死。因此我乃对他们的殉死表无限敬意。
周恩来在德国得知黄、庞被害的消息，写下了题为《生离死别》的诗，决心用鲜血来浇灌“共产花开”，让“赤色的旗儿飘扬”。
1922年5月，上海浦东日华沙厂工人因对日本资本家迫害工人、破坏工人运动不满，举行罢工，团中央立即发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请求全国各界和各团体援助上海浦东纺织工人书》，声援上海工人。团中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青年社会主义者的团体，就是青年工人的先锋。在之后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总同盟大罢工等各地工人的罢工斗争中都有团员青年坚定的身影。各地团组织也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和发展，比如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后，安源的团员便发展到近百人，不久就建立了地方团执行委员会。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总同盟大罢工遭到军阀吴佩孚的镇压，很多青年工人在二七惨案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团中央执委会发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二七”大惨案宣言》，强烈谴责军阀屠杀工人的暴行，号召全国青年和人民群众起来斗争。各地团组织随即开展了声援京汉铁路工人、抗议军阀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刚刚建立起来的青年团逐渐成长起来。
5 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1924～1927年，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的的革命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从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开始，到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国共关系完全破裂为止。
1923年6月，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三大。大会正确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同时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大会要求青年团积极带领团员青年参加国民革命。
8月，青年团二大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召开。大会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三大确定的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努力协助共产党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在广大劳动群众中进行国民运动宣传，以促进国民革命的实际运动。大会决定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言行与共产党员保持完全一致。大会选举产生了青年团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刘仁静任委员长。
青年团二大后，团的各级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工作。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国共第一次合作形成。此后，在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帮助下开始的国民党改组工作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并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为配合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和培养青年军事骨干，在共产党人的建议下，国民党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因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附近的黄埔，所以也叫黄埔军校。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员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有56人，占学员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黄埔军校创办的同时，国共两党还在广州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培养各地农民运动的骨干。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办了六届，学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
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为大革命时期各地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培养了骨干力量，为工农武装割据时期的到来准备了干部。
1924年是中国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的一年。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着，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股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
为迎接和促进革命高潮，1925年1月，党的四大总结了国共合作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大会通过的《对于青年运动的决议案》指出，青年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团的重要工作是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
为了贯彻党的四大精神，动员全团准备迎接中国革命的高潮，青年团三大于当月在上海召开。当时在欧洲，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成为第二国际领导下的欧洲青年组织的名称。为了表示青年团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青年组织，大会决定和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的各国青年团一样，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大会选举产生了青年团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张太雷当选为团中央总书记。
青年团三大以后，共青团以崭新的姿态和面貌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是从五卅运动开始的，在五卅运动中共青团带领团员青年勇敢地站在了斗争的前列。
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被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反帝示威活动，并组织发动上海各界青年参加这一活动。团中央局成员恽代英担任反帝示威活动总指挥。
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遭英国巡捕枪击，死13人，伤者难计其数，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23岁的上海大学学生、团上海地方委员会组织主任何秉彝，21岁的上海同济大学学生会负责人、共青团员尹景伊在五卅惨案中牺牲。此后，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人的事件。这些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抗议运动，五卅运动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反帝浪潮。
6月13日，团中央发布《为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市民告全国青年书》，揭露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血腥罪行，号召全国青年继承死者未竟之志，准备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长期斗争。团中央负责人任弼时、恽代英、萧楚女、林育南等积极领导和组织团员青年投入全国的反帝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在五卅运动期间，全国约有200多名共青团员牺牲。
1926年3月12日，日本派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被守军击退。随后日本纠集英、法、美等七国公使向中国提出国民军撤出防务、放下武器的要求，并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答复，否则将用武力解决。
3月18日上午，北京各界群众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会后请愿团在执政府请愿时，遭北洋军阀政府军警枪击，造成死伤200多人的三一八惨案。惨案中有6名共青团员罹难。鲁迅称其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在惨案发生后团中央即发表《为段祺瑞屠杀爱国学生告全国青年书》，号召广大青年团结起来，与“吴佩孚、张作霖、英日帝国主义做一决死战争”。
五卅运动后，国民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为了同北方的国民军相呼应，粉碎敌人对南北革命力量各个击破的战略部署，把革命推向全国，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出师北伐。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势力。
团中央号召广大团员青年从本地实际出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积极参加北伐战争。广大团员青年为推动北伐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系北伐的先遣队，由于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纪律严明，屡破强敌，赢得“铁军”称号。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为了配合北伐军向江浙地区进军，1926年10月至1927年2月，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发动了两次武装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革命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3月21日，北伐军到达上海近郊时，为策应北伐军，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全市80万工人实现了总罢工并立即转入武装起义。工人武装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攻克敌人全部据点，占领了上海。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等组成的工人纠察队成为起义队伍的先锋。在与敌人展开的激烈巷战中，他们机智、勇敢、顽强，为起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有15名共青团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此外，还有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从1926年7月开始，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势如暴风骤雨，形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的局面。
6 坚持政治原则的勇敢行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随后，国民党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以“清党”为名，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破裂。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国内政局迅速逆转。当时的中国出现了由张作霖控制的北京军阀政府、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的“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日趋复杂化、尖锐化。
这时，基本上还是革命的武汉国民政府，直接管辖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继续同在武汉的国民党人合作。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党的五大没能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各派作出正确的分析，导致对汪精卫一派的右倾迁就政策，五大也没能在党的生死存亡关头为党指明前进的方向。新组成的中央领导机构没能解决全党坚强有力的领导问题，自然无法遏制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党的五大闭幕后召开的团四大，进一步明确共青团的性质和任务，大会宣言指出：“本团是无产阶级青年的革命组织，他应当在党的指导之下，吸引广大的劳动青年，参加革命的斗争，同时在这些斗争中去养成他们的共产主义精神。”大会选举产生团中央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任弼时任团中央书记。
此时，武汉国民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反共事件不断发生。5月底，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与武汉国民政府合作开展土地革命和改造国民党领导机关的指示。中央没有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依旧期望以让步拉住汪精卫集团。党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团中央领导也看到了陈独秀右倾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于是议定了一份挽救时局的《政治意见书》。《政治意见书》批评陈独秀的退让政策，责问他为什么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强烈要求武装工农，发动土地革命。
任弼时很想把《政治意见书》的内容当面向陈独秀反映，就请住在武汉的陈独秀来武昌参加团中央的会议。
团中央机关原先在汉口，后来传言何键准备在武汉发动政变（即马日事变），就随党中央机关一起搬到了叶挺部队驻扎的武昌。
待陈独秀在团中央机关办公室坐定后，任弼时将油印好的《政治意见书》呈上。看罢《政治意见书》，陈独秀气愤地说：“你们晓得什么？我现在还是党中央的书记，究竟是党领导团还是团领导党？ ”随手就把《政治意见书》给撕了。
团中央的同志还在等着陈独秀开会，陈独秀不情愿地来到会场。当任弼时在会上宣读《政治意见书》时，陈独秀迅即起身，拂袖而去。
6月29日，何键发表反共通电，捕杀革命分子，为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充当急先锋。形势危急，任弼时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把《政治意见书》提交中央政治局。晚上，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等。蔡和森把《政治意见书》递给陈独秀，陈独秀接过来只看了一眼就扔到了地上。
7月3日下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党的活动分子、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宣读了由陈独秀准备的11条退却纲领——《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陈独秀在发言中说：“对于将来，我们有三条路：一是脱离国民党并执行独立的政策；二是实行退却，以便留在国民党内；三是执行自己的政策，但留在国民党内。”他强调：“第一条道路是不正确的，第三条道路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出路是第二条，即放弃独立的政策，留在国民党内。”
照此办理就是断送革命，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的任弼时表示坚决反对。他要求在会上宣读团中央的《政治意见书》，被陈独秀断然拒绝。陈独秀说：“青年根本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
任弼时不甘示弱地说：“让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说一说，青年是否有这个权利？”
“共产国际代表不应当参与，他在这里是客人，不应该进行干扰。”陈独秀没有让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表态。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他当年主编的《新青年》曾是任弼时和许多进步青年的政治启蒙读物。党内许多同志尊称他为“老先生”。但是，在革命危急时刻，他却对国民党采取了再三的退让政策。
正当陈独秀向汪精卫让步的时候，汪精卫却在和蒋介石合流，着手“分共”。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在武汉公开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团中央发表《告全国劳苦青年书》，痛斥汪精卫等背叛革命的行径。
8月7日，任弼时出席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批判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了出路。在八七会议上，年仅23岁的任弼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团中央坚持政治原则的勇敢行动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受到表扬，会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对团中央在特殊时期的历史贡献作了充分肯定：
青年团以其中央委员会为代表证明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决性，比党的中央还高些。青年团这次完全赞成共产国际的决议，而向党的中央要求实行。党的中央指导者想闭住青年团的口，否认青年团有提出政治问题决议案之权。但是这并没有成功——青年团始终站在共产国际政策之上。党应当承认青年团的工作有政治上的重要。
7 纠正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的错误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同北洋军阀一样，它依然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权。在这样的政权统治下，中国共产党要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须首先直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然而，这时的共产党和青年团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就有31万多人。党和团的各级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和团的著名活动家都是在这时牺牲的。
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残酷屠杀的现实，使党和团内的思想陷入异常混乱的状态。一些不坚定分子悲观动摇，选择离开党和团的队伍。他们中有的登报声明脱离党、团组织，有的则公开投敌。这一时期党员和团员的数量迅速减少，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锐减到1万人，团员数量由3.5万人减少到1.5万人，相当多的中间人士与党和团拉开了距离。
在中国革命走向低潮和极其险恶的局势下，一些地方团组织内部出现了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的错误倾向。
取消主义就是主张取消共青团。有的团干部认为，在白色恐怖中团没有特殊工作，应该取消，在党内设青年部。有的团干部认为，目前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党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应把团员和团干部全部输送给党，帮助党发展壮大。有的团干部则提出，应减轻团的政治任务，把入团最高年限从23岁降到18岁，让团专门做文化教育工作。
先锋主义就是主张共青团领导一切。有的团干部认为，团在反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过程中提出过正确意见，团比党强，“党是机会主义，团是列宁主义”。有的团干部认为，团应当领导一切斗争，应该把共青团改名为青年共产党。
1927年11月中旬，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主持召开团中央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瞿秋白、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报告，审查了近期团的政策和行动，批评了团内出现的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的错误，分析了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危害。会议认为，取消主义倾向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团干部脱离青年群众，没有去分析和研究团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找不到工作出路。取消主义的危害是削弱了党对青年的政治影响。先锋主义产生的原因是：一些团干部没有认识到青年运动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唯一的政党。先锋主义会导致第二党的出现，第二党的出现会危害革命事业的发展。
团中央局扩大会议澄清了一些团干部的错误认识，及时纠正了两种错误倾向。
这次会议结束后的12月，党、团中央联合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通告第六号》又明确指出：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是非常错误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是青年工农无产阶级的政治的组织，是要领导青年工农群众在斗争中去养成共产主义的精神，是输送党的影响到青年中的组织。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系统地总结了团四大以来的经验教训，肯定了共青团在大革命失败后，能够迅速转入秘密状态，继续坚持工作和斗争，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肯定了共青团组织在白色恐怖中得到发展壮大，团员从1927年8月的1.5万人发展到1928年7月的7.5万人，团员成分由以学生青年为主发展成以工农青年为主，肯定了共青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及时克服了先锋主义和取消主义的影响。大会选出了共青团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关向应任团中央书记。
8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青年团礼拜六”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团中央于12日召开驻武汉中央委员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发出《告全团同志书》，指出今后团的中心任务是帮助党实行新的政策，积极参加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
随后，各地青年团协助党在湘、赣、粤、鄂、豫、皖、闽、浙、陕等地举行武装起义，走上武装反抗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队伍到达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政府，建立地方武装，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此后，共产党又相继开辟了湘鄂西、鄂豫皖、陕甘、海陆丰、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以及红军和根据地的不断壮大，共青团组织也得到较快发展，到1930年10月，根据地的团员已发展到10万人。新的形势要求团的领导机关能更有效地加强对根据地青年工作的领导，但是，当时团中央机关还在上海。为了加强对苏区共青团工作的领导，使共青团工作更加适应根据地蓬勃发展的需要，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在苏区建立少共苏区中央局（即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的决定。
1931年2月19日，团中央通过了《团在苏区中的任务决议》，明确了少共苏区中央局的分工，指出少共苏区中央局要接受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要经常向团中央局报告工作。4月，少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县青塘建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顾作霖任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为推进苏区的青年团工作，少共苏区中央局创办了机关刊物《青年实话》和列宁团校。1931年7月1日《青年实话》第一期在江西永丰县龙岗出刊，1932年12月24日列宁团校在江西瑞金洋溪村开学。
少共苏区中央局的建立，统一和健全了根据地内团的组织机构和领导体制，为根据地青年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此后，在少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下，根据地的团员积极参加土地革命、建立和保卫工农红色政权，为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鼓舞红军战士的士气、保证红军作战和生活物资的供给、保证红军家庭的生活和生产，团中央在《团在苏区中的任务决议》中提出开展“青年团礼拜六”活动，要求苏区团组织动员团员在休息日替红军家属耕田、做家事，帮助红军运输、抬担架、修桥补路，做草鞋、套鞋慰劳红军，垦荒地种粮食供给红军和苏维埃，搞卫生清洁，等等。决议明确指出，“这个方法在苏区团的工作中应该经常地应用”。
团中央的号召得到苏区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的热烈响应，一个以拥军优属为主要内容的“青年团礼拜六”活动便在各根据地蓬勃开展起来，并且很快从团员发展到全体青少年，后来推广到各根据地的各级党、政、后方军事机关及其他群众组织的工作人员中。
1931年11月，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了《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少共苏区中央局即提出：“礼拜六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帮助政府实现优待红军条例——耕作红军公田，帮助红军家属耕田，帮助红军运输与收买粮食等。”这样，少共苏区中央局就把团的活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了。
为了全力支援红军，支援前线，解除红军的后顾之忧，在开展“青年团礼拜六”活动中，各级团组织、少先队、儿童团按照居住区域，组织耕田队、生产队，包耕包收为红军家属服务，组织服务队定期登门为红军家属挑水、打柴、做饭。
那时苏区的农村，在分田时都留下一部分土地作为红军公田，用于维持非根据地包括白区红军家属的生活。在开展“青年团礼拜六”活动中，许多团员青年都是先种公田和红军家属的田，后种自己家的田。他们把公田收获的粮食统一交给苏维埃政府，再由苏维埃政府转送给非根据地包括白区的红军家属。不到一年的时间，根据地红军公田收获的粮食就有两万担。
“青年团礼拜六”活动的广泛开展，使红军家属深深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做红军家属的光荣。他们给前方的亲人写信，鼓励亲人安心杀敌，不要挂念家里。这一活动也增强了后方青年参加红军的决心，从而为扩大红军力量、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3年1月，团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入江西瑞金，少共苏区中央局并入团中央机关，称少共中央局（即共青团中央局）。顾作霖调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后，少共中央局书记由凯丰接任。“青年团礼拜六”活动在少共中央局的领导下继续开展。
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后，“青年团礼拜六”活动中断。团中央和中央根据地各省的团干部绝大部分随主力红军长征，由中共中央分配到各军团、师、团政治部，协助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宣传鼓动工作和群众工作。他们为长征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为使共青团组织迅速适应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发展和斗争需要，团中央在陕北瓦窑堡恢复，团中央书记由凯丰担任，不久冯文彬接任。随着西北根据地的巩固，青年团组织也得到发展壮大。
9 红军中最年轻的部队——少共国际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红色的沃土诞生了一支平均年龄18岁，师首长年龄20岁左右的红军部队——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
从1927年到1930年上半年，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得到迅速发展，全国已建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7万人，这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重兵，向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指挥下，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围剿”。1933年，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残酷的第五次“围剿”。
为了进行反“围剿”斗争，根据地掀起了扩大红军运动的热潮。“紧急动员起来，保卫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捍卫胜利果实！”成为那一时期党和团组织的战斗口号。
为充分发挥青年在革命战争中的突击队作用，红军总政治部致电少共中央局，建议成立“少共国际师”。根据这个建议，1933年5月20日，少共中央局作出《关于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决定》，并决定主要从江西、福建、闽赣三省征兵。
5月23日，少共中央局致信江西、福建、闽赣团省委，对如何完成组建少共国际师的任务做出了具体指示。
接着，在苏区设立的少先队中央总队部召开了江西、福建、湘赣、粤赣等省少先队长联席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完成创立少共国际师的任务。参加会议的142名省、县、区队长一致签名通过的《告全体队员书》宣布省、县、区队长全部加入少共国际师，号召全体队员积极参加，用武装上前线的实际行动，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少先队干部的模范带头行动，推动了扩红运动的展开，使参加少共国际师的热浪迅即席卷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和少共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还配合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宣传、动员，开辟了相关专栏，及时报道各地工作进展情况，介绍先进经验及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等。党中央、团中央和地方负责同志积极配合动员工作发表文章和讲话，阐述组建少共国际师的意义。
7月下旬，报名参加少共国际师的红军战士集结完毕。8月5日拂晓，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宁都县西北郊跑马坊，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近万名战士身着红军军服，列队参加少共国际师授旗仪式。少共国际师全体指战员庄严宣誓：
我们是工农的儿子，高举着少共国际师的旗帜，要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准备以最后一滴血，为着苏维埃奋斗到底。
少共国际师的部队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师，隶属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首任师长陈光，政委冯文彬，政治部主任罗华明。
少共国际师成立不久，正在前线的总政青年部部长，年仅17岁的肖华接到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让其迅速返回总部谈话的命令。肖华马不停蹄地从前线返回总部。周恩来开门见山地告诉他，总部打算让他到少共国际师任政委。肖华愣了一下说：“我太年轻，怕挑不起这么重的担子，有负党的重托。”周恩来爽朗地笑道：“正因为你年轻，才叫你去嘛。年轻的干部带年轻的兵，部队才更有朝气。只要认真学习，经过斗争的磨炼，就会逐步走向成熟。”
不久，中央军委任命肖华为少共国际师政委，冯文彬改任政治部主任，罗华明任十五师第四十五团政治委员。
肖华创下了红军历史上最年轻师政委的记录。
少共国际师成立之初，陈光、冯文彬刚20多岁，干部战士平均年龄只有18岁，不少十四五岁的红小鬼入伍时还没有枪高。少共国际师是一支真正由“红小鬼”组成的部队，同时也是红军中最年轻的部队。全师党团员占70%。
在广昌经过紧张的军政训练，少共国际师即开赴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场，并在闽北拿口打了第一仗，歼敌500多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初战告捷，鼓舞了士气。朱德、周恩来等专门致电祝贺，称赞少共国际师是“铁拳初试”，勉励他们要百倍地提高军事技术，以迎接更艰巨的战斗，争取更大的光荣。
这次战役后，红二师师长吴高群调任少共国际师师长，陈光调任红二师师长。在黎川东南的团村战斗中，国民党第三路军以三个师的兵力发动进攻。少共国际师和红三师一部的任务是从左翼钳击敌人。吴高群和肖华冒着敌人的炮火深入前沿指挥战斗。傍晚，在指挥所旁的一棵大树下观察敌情的吴高群，不幸被一颗炸弹击中牺牲，年仅23岁。
继任少共国际师师长的是红七军团参谋长曹里怀。翌年广昌战役开战前夕，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先士卒，身负重伤失去左臂的“独臂将军”、红九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彭绍辉成为少共国际师第四任师长，曹里怀调任红五军团参谋长。
此后，少共国际师在石城保卫战中又力挫敌军。但是，石城保卫战十分惨烈，少共国际师损失很大，队伍打得只剩下5000多人。战后部队作了短暂的休整。根据地各县的党、团组织又陆续为少共国际师输送了2000多名新兵。
1934年10月初，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少共国际师奉命日夜兼程赶赴于都，随中央红军主力一同长征。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在湘江两岸布下围堵红军。11月底，少共国际师奉命在湘西延寿圩一带抗击敌人四个团的追击，掩护主力渡过湘江。少共国际师以一个团直扑全州东南的鲁塘圩，配合红五军团佯攻以牵制全州敌人，另以两个团和尾追的敌人激战，保卫湘江界首渡口。湘江战役中，4000多名少共国际师的官兵战死疆场。
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行军和连续作战，中央红军战斗人员锐减，尽管各军团、师、团、营、连的番号依然存在，但有的军团实际兵力不到以前的一个师，有的师的实际兵力不到以前的一个团，有的连队才几十个人。为提高部队机动作战能力，中央军委决定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少共国际师的干部和战士被分别编入红一师和红二师。
至此，少共国际师结束了光辉的战斗历程。虽然这支年轻的红军部队从组建到改编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但是他们却以青春年少、斗志昂扬、勇猛善战、业绩辉煌而被载入共青团的史册。
10 一二·九运动中诞生的民先队
1931年9月18日，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坚决要求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到主要地位，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9月21日，团中央发表《告全国青年书》，号召全国青年罢工、罢课、罢市，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22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号召全国人民进行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暴行的运动，并要求各级党团组织加强学生工作。
然而，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蒋介石政府却忙于调集军队“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名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地区前后，日本侵略者又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使平津上空战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北平学生悲愤地呼喊：“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正当人们对民族存亡忧心忡忡之时，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实现对日抗战。这使为救国救民苦苦求索的爱国青年看到了希望和方向。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给了青年学生以极大的鼓舞。
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在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发动与领导下，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愤怒的学生高唱救亡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收复东北失地”“立即停止内战”“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沿街行进。游行队伍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
由此开始的一二·九反帝爱国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运动，各地工人在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下，纷纷举行罢工，支援学生斗争。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爱国团体也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对于方兴未艾的学生运动，国民党当局一方面是继续镇压，另一方面是采取拉拢的手段分化瓦解。这样，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面临错综复杂的局势。
此时的学生运动向何处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12月20日，团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号召青年学生“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为了四万万同胞的解放”，“把抗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唤起他们救国的觉悟，推动他们建立救国的组织。进一步建立各地各界救亡大会和全国救亡大会，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和实行各界同胞武装抗日的共同战斗”。
平津学联响应号召，决定利用寒假组成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南下扩大宣传团设总指挥部，总指挥部下设四个分团，第一团以北京大学为首，第二团以东北大学为首，第三团以清华大学为首，第四团以天津北洋工学院为首。
1936年1月8日，由500多名学生组成的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成员深入民间，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们沿途宣传抗日救亡道理，教唱救亡歌曲，演出《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戏剧，还帮助当地学校组织抗日救亡团体。
国民党当局下令宣传团经过的各县对南下学生进行限制，后来又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到处堵截、武装押解。1月下旬，宣传团的成员陆续回到北平。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遭到国民党的破坏，使大家深感团结起来的必要，一致认为只有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战斗团体，才能把抗日救亡运动坚持下去。他们决定建立统一的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
2月1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斗争纲领》《工作纲要》《组织系统》《规约》，发表了《成立宣言》，宣布民先队的斗争纲领是：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境；成立各地民众武装自卫组织；成立各界救国会；铲除汉奸卖国贼；打倒傀儡政府；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华财产及汉奸卖国贼的财产，充作抗日军费；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抗日；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及被压迫民众共谋解放。
大会选举了民先队的领导机关——总队部，总队部下设26个分队。当时队员约有300人。
最初，民先队只是在平津两地平稳发展，后来随着各地爱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迅速在全国各地甚至在国外发展起来，民先队队员的总数一度超过6000人。
1936年12月，根据当时抗日救亡形势的要求，中共北方局决定把北平民先队改造成为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国性的青年群众组织，由北方局直接领导。
1937年2月，民先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出席会议的24名代表来自18个城市的民先队组织。会议决定将民族解放先锋队建成一个全国性的青年组织，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会议选举了总队部。
大会确定民先队的宗旨是：团结全国青年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促成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大会确定民先队的基本任务是：努力促成全民族抗日联合战线，促成国内和平统一和民主政治的实现。
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民先队队员不断增加，到全面抗战爆发时已增加到两万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为中国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和骨干力量。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民先总队部从北平撤至太原，太原失陷后撤至临汾，之后撤至西安、武汉，并为保卫武汉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38年8月，国民党中央下令解散民先队后，民先队仍然积极开展工作。不久根据党的有关指示精神不再发展组织。后考虑到在当时的环境中，民先队不仅不能广泛地组织群众，而且容易遭国民党当局的破坏，影响到党的组织，1941年4月4日，中央城委发出《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决定取消民先队。至此，民先队停止工作。
11 为抗日救国改造共青团
1935年，国际形势出现急剧变化，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准备发动侵略战争，世界形势面临严重的危机。7月，共产国际七大决定建立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要求各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在争取青年方面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随后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六大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决定建立世界青年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号召全世界青年为民主、自由、和平而战，并要求各国改造共青团，使之成为广大青年群众的组织。青年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青团“要尽量使青年积极参加全民抗日救国的斗争，以建立全体青年的群众运动和组织”。共产国际七大和青年共产国际六大的精神通过不同渠道传到国内。中共中央和团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开始了改造共青团的试验。
1936年春，东北地区即开始了共青团的改造工作。共青团满洲省委撤销，团员一部分直接入党，一部分进入青年抗日救国会等青年群众的抗日救亡团体。当年夏天，东北地区的共青团不复存在。
紧接着，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中即提出了改造共青团的问题：“党要帮助团成立单独的组织”，“不用C.Y.的名字去开展青年的工作，而用民族解放先锋队之类的名字，以取得公开或半公开的存在，以便吸收各阶层各党派所影响下的广大群众，实现C.Y.是青年群众组织的任务”。
根据中央的指示，北方局作出取消共青团、设法全部介绍各地各支部青年团的同志入党、组织青年群众团体的决定。根据北方局的决定，北平、河北等地的团组织先后取消，原有的团员一律转为党员。
1936年9月下旬，青年共产国际书记处发来电报，要求中国共青团“从绝对严密的工作方式转变到利用一切公开和半公开的可能建立包括不仅青年工人而且包括广大农民、学生及失业青年等民族解放性质的群众的青年团”。
自此，党中央开始筹划共青团的全面改造事宜。决定改造共青团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1936年11月1日在陕北保安召开的。那是一次专门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凯丰等人。当时团中央局书记冯文彬及赖大超、胡耀邦、陆定一、刘英也参加了会议。
大家对共青团改造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共青团的性质与任务应该改变，团组织不应该只是有共产主义者参加，更应吸收广大的青年群众参加，使团由狭小的组织变为广大青年群众的组织。
会议作出的《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指出：要根本改造共青团及其组织形式，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形式，去吸收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决定》还详细规定了改造共青团的具体办法：取消国统区团组织，建立公开半公开的各种各样的青年组织；大批吸收团员入党；彻底改变工作方式，采用青年的民主的公开的活动方式开展青年工作；根据地和红军中的共青团必须全部改造成为青年的联合组织等。
此后，团中央即在根据地实施了共青团改造工作。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县以上团组织分别成立青救会筹备委员会，进行团员转党和建立青年救国联合会的工作。红军各部队的各级团组织改为青年队。共青团改造工作大都在半年之内完成，取而代之的是正式建立的各级青救会组织。
1937年4月，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会后团中央取消，中央设立青年部。此后，青年部和西北青救会担负起全国青年运动的领导责任。
在国民党统治区，除中共北方局所属地区的团组织先行完成改造工作外，其他地区的共青团改造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通过地下党组织了解到党中央的决定而进行的。团员或转党或分别参加各种公开的青年救亡团体。
在南方各省游击区，由于党、团组织和中央失去了联系，不知道中央改造共青团的决定，所以一直还在做发展团员、建立基层组织的工作。1937年10月，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在江南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这时，党中央才得以派人传达了改造共青团的决定。1938年2月，各地团组织停止工作。至此，共青团改造工作全部完成。
4月30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青年工作问题。为加强对青年运动的领导，进一步发挥青年在抗战中的作用，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5月5日，党中央发出《关于组织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决定》，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成立。
10月，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在延安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的除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代表外，还有西南、华北、华南、南洋等地的青年团体和青年工作者代表。大会选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新的领导成员。另外，为了建立各青年团体相互间的联系，加强各地青年团体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团结和统一，大会成立了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
这样，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和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三个机构一套班子合署办公，形成了以中央青委为核心的全国青年运动的领导机关。
12 适应新形势，试建青年团
抗日战争后期，各抗日根据地的青救会组织逐渐涣散、消沉，已经不能满足广大青年的进步要求，不能适应青年运动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到1946年年初，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那时，抗战已经结束，但是内战的阴云却始终笼罩全国，中华民族经过浴血奋战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面临着建什么国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力图通过和平的途径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用内战的方式来剥夺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使中国社会退回到抗战前一党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一场关系中国走向光明还是黑暗的大战不可避免。在这种形势下，为了解地方青年工作的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中央青委致电华东局，请他们派负责青年工作的同志到延安汇报青年工作的情况。
1946年5月上旬，是陕北的早春季节。山东解放区的几个青年干部经过80天的长途跋涉来到延安。在枣园，他们见到了党中央分管青年工作的书记任弼时。几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不仅如实汇报了山东解放区的青年工作情况，也如实汇报了沿途的所见所闻。“一些解放区的青年组织已经名存实亡，处于取消和半取消的状态，问题十分严重”是几个年轻人共同的看法。
任弼时认真地听完几个年轻人的汇报后，对在场的中央青委的同志说：“你们可以研究一下，看是否可以建立青年团。”任弼时的话使在场的青年干部茅塞顿开。此前，对改变青年工作现状的焦虑一直困扰着他们。
从5月上旬到6月末，中央青委召集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的青年干部，围绕怎样建团、建立什么样团的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
6月25日，凝聚着集体智慧的《关于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议草案》送到任弼时手上。《建议草案》描绘了青年团的基本轮廓：
这个青年团，是一个完全由党直接领导、直接掌握的青年积极分子的核心组织。它将在党的生产、文化、民主事业的建设中，最有效最有力地去组织青年，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先锋作用。它将是党的最忠实的助手。青年团是一个政治性、教育性的基干组织，是青年群众的先进分子的核心组织。它以新民主主义相标榜，凡在思想上接近共产主义，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又一时不能入党的优秀青年，都可加入。团在党的各项事业中，领头去干，不是与党并列，是介乎党与一般群众之间的，党的后备青年组织。
8月26日，中央书记处讨论是否重建青年团问题的座谈会在枣园中央书记处礼堂举行。主持会议的任弼时让中央青委的同志先汇报一下青年工作的情况。
中央青委的同志汇报了各解放区青年工作的情况，提出了成立青年团的必要性和根据，以及成立青年团的初步设想。
讨论开始后，朱德微笑着首先表态：“我看可以组织青年团。青年团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教育，是进行新民主主义教育。”随后，参会的同志各自发表了意见。任弼时也就团的任务、名称、性质以及如何建团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团的基本任务。目前就是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因此名称可以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青年团是带政治性的青年先进分子组织，是党的助手。青年团要在各种广泛的青年组织中起先锋作用。建团可以采取示范的办法，先从工作基础好的地区做起，在基层党支部内，划出一部分青年党员，发展团员，即可开始成立团支部，靠党支部去领导。基本采取由下而上地建立组织，但上面要有一定数量的领导骨干。首先从团支部搞起，然后再建立团的区委、县委。”他还特别提出：“青年团的工作对象是青年，如果不研究青年的特点，不采用适合青年的工作方法，就不会有发展，就没有前途。”
9月13日，中央书记处再次召开座谈会讨论建团问题。这次座谈会除毛泽东、刘少奇外，在延安的所有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参加了。这些党的高级领导人聚集在枣园书记处礼堂内，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研究建立青年团的问题。
经过认真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应该重建青年团，但要做好试点。
座谈会后的第二天，中央青委就拿出了《在陕甘宁试办青年团的计划》。计划在延安、绥德、米脂三县进行建团试点，延安为第一试建区。延安的冯庄、丰足火柴厂、行知中学成为首批试点。
9月下旬，中央青委派马仪到冯庄向村党支部传达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和陕甘宁边区试建青年团的计划。村党支部对在冯庄搞建团试点很欢迎，选派青年党员协助工作。不久，试建团中的全国第一个农村团支部在冯庄诞生。由于中央青委没有规定试建团中青年团的统一名称，冯庄团员经讨论决定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解放军战略转移后，冯庄团支部带领青年团员积极向群众做宣传工作，坚定必胜信心；冒着生命危险给游击队送弹药，抢收麦子；发展团员壮大组织。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报道了冯庄团支部的先进事迹。
10月，中央青委派黄若暾到延安丰足火柴厂进行试建团工作。在厂党支部的支持下，丰足火柴厂建立了试建团中全国第一个工厂团支部，最初的名称是“青年先锋队”，后改称“毛泽东青年团”。
与此同时，中央青委派何启君指导延安知行中学的建团工作。12月，延安知行中学毛泽东青年团总支成立。后来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后，延安知行中学全体师生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组成为战争服务的第四后方野战医院，全校大多数团员转入医院工作，成立了院团总支。
在中央青委的领导下，团组织带领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共产党领导的各项工作，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打破了青救会后期的涣散状态，受到广大青年，特别是青年积极分子的欢迎。
中央青委在延安试建青年团工作的成功，坚定了中央建立青年团的决心。
1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要求推进解放区的试建青年团工作，指出青年团的基本工作为：在党和政府所号召的各种运动、事业中组织和发动广大青年参加并发挥青年的积极作用；为广大青年的特殊福利和切身需要服务；进行经常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提议》要求“各局各分局择地试验，将研究与试验结果报告中央，以便作最后决定”。
试建青年团的工作在陕甘宁边区、山东、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解放区普遍展开，并获得很大成功。当时虽然青年团的名称不一，有的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有的称民主青年团，还有的称毛泽东青年团，但是各解放区试建团的成功为中央决定正式建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 毛泽东为青年团命名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12万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以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支援解放战争。由于各解放区试建青年团工作的成功，党中央决定在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时正式建立青年团。
7月至9月，在西柏坡举行的全国土地会议上，主持会议的刘少奇专门安排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就重建青年团问题发言。冯文彬讲完后刘少奇连说了两遍“讲得好”，并在作大会总结时专门讲了重建青年团的事情。
全国土地会议期间，中央青委召开了解放区青年工作代表会议。刘少奇出席会议时说：“要踏踏实实准备一年，再开党内青年工作会议或青年团代表大会。今年和明春青年干部要先参加土改，在土改中组织青年。”
9月22日，刘少奇和朱德、冯文彬联名致电中央，报告解放区青年工作会议情况，提出解放区普遍建团建议和计划。中央很快复电批准了这个建议和计划，明确表示：“同意关于建团提议及布置。”
这样，重建青年团工作被正式纳入全党工作日程。
全国解放区青年工作会议后，建立青年团的工作便在解放区迅速、广泛地开展起来。
当时由于战争的影响，东北解放区没能派人出席青年工作会议，中央青委就派黄若暾、李明赴东北，传达会议精神并协助东北解放区建团。东北局负责同志听取了黄若暾、李明的汇报，一致赞同在东北解放区试建青年团。
黄若暾、李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到宾县农村和哈尔滨市电车厂进行建团试点，取得了经验。经过半年多的努力，1948年5月4日，哈尔滨市毛泽东青年团成立，数千名民主青年联盟成员转为青年团团员。7月，东北局发出建团指示。8月，在东北解放区青年工作会议上，成立了东北解放区毛泽东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并决定在东北普遍建团。
东北解放区青年工作会议结束后，东北局致电中共中央和中央青委，报告了会议情况以及拟在东北建立毛泽东青年团的设想。
毛泽东看过电报后，专门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写了一封信，用词十分恳切：“请告东北局，不用‘毛泽东青年团’名称，一律称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复电东北局：“全国都定名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东北亦应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名称，不要用毛泽东青年团名称。”这之后，东北青年团的名称改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各解放区青年团的名称也逐渐统一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全国解放区青年工作会议后除东北解放区外，其他解放区也都加快了建团工作的步伐，并获得很大成功。
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在1949年上半年正式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定。此后，中央青委的同志着手起草团章和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当时任中央青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何启君建国后曾著文回忆了起草团章的情景：
冯文彬、黄华同志和中央青委工作人员，着手研究拟写团章。我们在骄阳似火的日子里，在冯文彬住的平房里讨论、构思，然后由一人执笔。当时，各地团组织大多有自己的团章。我们收集到二十多份，进行细细揣摩。我们从这些由青年开拓者写成的闪耀着青春光彩的团章里吸收养料，起草统一团章。
12月27日，毛泽东审阅《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后致信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冯文彬：“关于青年团的决议和团章已看过。写得简明扼要，完全可用。”
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决定在1949年夏季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制定青年团的工作纲领、团章，并选举青年团的中央委员会。”《决议》明确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性质、任务、建团方针和步骤。
不久，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成立，任弼时任筹委会主任。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4月11日至1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刚刚解放的北平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中有部队的战斗英雄，工厂、农村的劳动模范，学校的学习模范，中国青年运动各个历史时期的青年代表340人。他们代表全国19万青年团员。
党中央对这次大会十分重视，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同各界青年一起，领导他们，加强学习，发展生产。”朱德为大会题词：“由于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完全胜利，领导青年群众积极参加恢复和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已日益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头等重要的任务。”党中央发来的贺电肯定“青年团是党的有价值的助手和后备军”，希望“有广泛基础和良好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今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工作中，必能团结全体爱国的劳动青年和知识青年，在青年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以突击队的精神率领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勇敢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党中央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除刘少奇在天津视察外，全都接见了与会代表。当时兼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的周恩来正在协助毛泽东、朱德部署渡江战役，但还是抽出时间给代表们作了报告，着重谈了青年团的作风问题：
共产党青年团要有这样的气概。我们今天是新中国的主人，不能讲起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政权，人民民主的国家，可是做起来却是一小圈圈人，不像个领导者，反倒像个孤立主义者，做的跟说的不一样。青年人一定要非常谦虚，不要骄傲，应该觉得自己差得很，事情还做得很少；同时，我们还要团结所有能够争取的人。这就是说，对自己应该自勉自立，应该严一点，对人家应该宽一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当然，这个宽不是没有原则的。
4月12日，任弼时抱病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报告在肯定中国青年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分析中国青年运动30年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同时，还就如何保证党的领导、青年运动的指导方针、团的任务和青年运动的方向等重大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
由于任弼时的身体状况不好，报告只讲了一个部分，余下的部分由大会秘书长代为宣读。在这次大会上任弼时当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名誉主席。他是至今青年团的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名誉主席。1950年10月，任弼时在京病逝，时年46岁。
冯文彬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任务与工作》的工作报告，就青年团的任务、工作、工作方式、工作作风、团与各方面的关系等提出了具体意见。
大会通过了工作报告和团的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冯文彬任书记，廖承志、蒋南翔任副书记。
14 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
1923年10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在上海创刊。在黑暗的旧中国，《中国青年》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青年中传播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进步青年作革命的指导，鼓舞热血青年投入反帝反封的斗争。《中国青年》成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和一些青年工人喜爱的刊物，被进步青年看成是健康成长的精神食粮，人生路上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
《中国青年》创刊之时，正值广大青年经历过五四运动以后，感到为救国而到处碰壁、陷入“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青年》创刊号的发刊词最强烈的鼓动是对祖国的拯救，它阐述了自己的使命：要帮助广大青年分析、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和命运多舛的人生，引导青年到活动的路上，到强健的路上，到切实的路上。
《中国青年》提出“到民间去”，帮助处于苦闷中的青年知识分子找到一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讨论青年关心的问题，给予润物细无声的指点。它一度成为进步青年追求的读物，到1927年，发行量就达到了3万份。
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早期中国青年运动卓越的领导者恽代英是《中国青年》的第一任主编。著名的革命先驱萧楚女是《中国青年》的创始人之一。林育南、邓中夏、张太雷、李求实等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都曾是《中国青年》的主要撰稿人。
这些才华横溢的革命者在进入《中国青年》之前，已经是各种罢工、集会、学运的组织者，是职业革命家，在离开《中国青年》之后，他们又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道路。
1927年4月15日，身患重病的萧楚女在广州反革命政变中被捕。被捕时他毫无愁容地畅笑：“我一个要死的人了，你们还不愿我死在病床上，硬要送我一个革命烈士的名义，我谢谢你们的美意，我将欣然去死，含笑九泉！”萧楚女被处决时依然面带微笑。同年，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牺牲。
1931年，林育南、李求实等19位革命者和5位“左联”作家在上海龙华被集体屠杀。鲁迅为此写下了著名的悼文《为了忘却的记念》。同年，恽代英在南京就义。就义前他留下了一首令天地动容的狱中诗——“浪迹江湖数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1933年，邓中夏被枪杀于南京雨花台。
从1923年10月到1927年10月，《中国青年》共出刊170期，从第一期“政治太黑暗了”的浩叹到最后一期“唯有暴动的争斗才真正是民众的争斗”的呼喊，《中国青年》以惊世骇俗的战斗激情度过了灿烂的四年。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中国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转移到武汉又艰难地出版了5期，终因环境险恶被迫停刊。之后，团中央又先后创办了《无产青年》和《列宁青年》作为机关刊物，一直坚持到1934年3月。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团中央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迁入江西瑞金，少共苏区中央局并入团中央机关后，少共苏区中央局的机关刊物《青年实话》成为团中央的机关刊物。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青年实话》停刊。
1939年4月16日，伴随着春天的脚步，《中国青年》在延安复刊。毛泽东第一次为《中国青年》题写了刊名。《发刊词》提出了《中国青年》的五项任务：动员青年参加抗战，促成全国青年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中国劳动青年和各进步青年团体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帮助青年学习和表扬中国青年在抗战中的英勇业绩等。从1939年4月到1941年3月的两年间，《中国青年》共出刊29期。延安时期的《中国青年》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青年参加抗战、推动中国青年运动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1941年3月，因战争环境艰难，经济困难，印刷材料缺乏，《中国青年》无力继续出版遂宣布停刊。这一停，就是漫长的七年。
1948年，为给青年团的正式建立做舆论准备，中共中央决定复刊《中国青年》。那年深秋，中央抽调新华社的杨述、韦君宜等在中央青委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夹峪村开始筹备《中国青年》的复刊工作。杨述、韦君宜都曾在中央青委工作过，是延安时期《中国青年》的编辑，有着丰富的办刊经验。当时杨述还担任中央青委宣传部部长一职。12月20日，《中国青年》复刊后的第一期与读者见面，毛泽东不仅第二次为它题写了刊名，还写下了著名的四句话：“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中国青年》复刊号上还刊登了朱德的文章《中国青年当前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韦君宜曾回忆了毛泽东1948年12月为《中国青年》题写刊名的情景：
《中国青年》的刊头，在1939年时是毛主席题的字，木刻版还在，但由于木刻已磨损，我们想请主席给新题一个刊名。当时面临全国解放，主席忙得很，会不会给写呢？后来是冯文彬同志去活动的，很快他就拿回来了。主席重新为我们写刊头，共写了三个，还附了一个条，说选用哪一个由我们自己定。我们几个就选了现在用的这个。
当时，正处在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青年》的内容主要是适应新解放区青年的特点和兴趣，力求争取即将解放的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因此，刊物除了原有的政治性、指导性的文章外，还力求知识化，刊登自然科学、文艺、故事、人物、修养、习作通讯等生动活泼的文章。西柏坡时期的《中国青年》共出版三期，受到青年的欢迎，也为青年团的普遍建立做了舆论上的准备。
平津战役胜利后的1949年2月，《中国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长安街17号。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团中央任命杨述为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韦君宜为总编辑。就风格而言，新中国建立前后的《中国青年》继承了延安时期《中国青年》的传统。从这次复刊到“文革”开始前，《中国青年》忠实地体现着时代的风格。它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引导团员青年投身国家经济建设，采取多种形式宣传马列主义，生动活泼地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它推出了一批具有时代特点的典型人物：抗美援朝中的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丁佑君、王崇伦、倪志福、郝建秀、张百发、李瑞环、王进喜、邢燕子、侯隽，青年英雄向秀丽，为人民服务的典型雷锋，以及解放军的杰出人物王杰、欧阳海、麦贤德，英雄群体“南京路上好八连”等等。
1965年，毛泽东第三次为《中国青年》题写刊名。
“文革”开始后不久，《中国青年》停刊。《中国青年》的编辑被下放到农村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沉寂了12年的《中国青年》复刊。从此，《中国青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走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15 团干部成长的摇篮——中央团校
创办中央团校是为重建青年团做干部准备。
1946年11月，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翌年，在全国土地会议闭幕会上，分管中央青委工作的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在讲话中说：“青年团问题，由中央决定后就着手去办。头一步要选择和训练一批青年干部。在土改中把青年团下层组织形成起来，积极分子加以训练。中央局、区党委要选择一批有群众工作作风的、虚心的、能接近群众而没有官僚主义毛病的青年干部去做青年团工作。”
不久，在中央青委召开的全国解放区青年工作代表会议上，中央根据建团需要提出要办大规模的青运讲习所。青运讲习所实际也就是后来的团校。
1948年5月，任弼时跟随毛泽东从陕北战场转战到河北平山县后继续领导青年工作。他对中央青委负责同志说：“建团的开始，一定要调集一批好的青年干部来做这项工作。同时，要搞青年干部的训练。”
就这样，为培养团的青年干部，中央青委开始着手筹建中央团校。中央青委从山东、河北、山西等老解放区抽调了一些有青年工作经验的干部作为建校骨干，同时制订了《教育计划》。《教育计划》明确了办团校的目的——培养具有新思想、新作风的青年团干部，准备担任城乡的建团工作，以确立新式青年团的坚实基础。《教育计划》还对教学内容、学习期限、教学方法、学校作风、教学组织、学员数量及来源等作了具体安排。
很快，中央青委就在位于平山县东岗上村的华北党校内开办了青年班，称华北党校六部。9月，华北党校六部迁到两河村，并正式命名为中央团校，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兼任中央团校校长。中央团校第一期学员488人大都是青年工作者、学生运动领袖及骨干，来自解放区和蒋管区。
为了培养具有新思想、新作风的团干部，团校的教学围绕帮助学员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组织政治理论学习，重点安排了社会发展史、唯物史观、列宁主义基础、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等课程。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帮助学员了解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坚定对党和革命的信念，确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教学还安排了党的方针政策和团的业务学习。此外，还向学员介绍苏联、美国及欧洲、东南亚的情况，分析国际形势。
新中国成立后原中央青委组织部副部长何启君曾著文回忆了当时团校授课的情况：
团校的启蒙课是杨述同志讲的《唯物史观》。他讲得很联系实际，很生动。柯柏年同志讲《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于光远同志讲《共产主义》，师哲同志讲《苏联》，齐燕铭同志讲《国际青年运动》，王任叔同志讲《东南亚革命运动》，黄镇同志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状况》，何启君同志讲《建团试点经验》。这些课堂讲授，从基本理论到国际国内当时的基本政策、青年运动、建团经验，给学员以各方面的学习，使青年干部提高了理论知识，开阔了眼界，初步掌握了党的政策和青年运动的方向、经验与方法。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十分关心和重视中央团校的建设。
团校刚创办不久，朱德就亲临学校给学员作报告。为了保证总司令的安全，学员们连夜在广场边挖了防空洞。朱德站在广场的土台上兴致勃勃地给学员们讲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和战略方针，勉励学员们要学好革命理论，学好建团的课程，要随时准备随军北上、南下，协助做好接管城市的工作和建团工作。
1948年11月，中央团校领导邀请周恩来、邓颖超参加团校即将举办的一二·九纪念活动。周恩来提条件说：“你们是青年的学校，就要有青年人的特点和作风。要青年化，要活跃，越是紧张，越要青年化，要学会做青年工作的方法，将来才能做好青年工作。你们排点文艺节目，搞个联欢晚会，我就一定去。不然，我就不去。”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团校的学习和生活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活跃局面，军事操练、体育锻炼、歌咏戏剧排练等把两河村搞得红红火火。
12月9日，初冬的冀中平原，天气已经很冷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如约来到两河村。在新翻修的大礼堂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兴致勃勃地和学员们一起唱《解放军进行曲》，唱《南泥湾》，唱《解放区的天》。那天晚会，学员们演出了歌剧《兄妹开荒》等节目。演出结束后，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周恩来上台讲话。周恩来走上台说：“今天是联欢晚会，不能作大报告，只能扼要地谈谈形势，谈谈对你们的期望。刚才你们唱了《解放军进行曲》，唱到‘向前，向前’。过去南方人到北方来，和北方人一起把北方解放了，现在我们北方人也应该去帮助解放南方。我们的责任是解放全中国。因此，我们今天就是要向南，向南，再向南。”
当时有一些北方的学员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思想准备不足。周恩来的讲话切中了要害，提高了这些学员把革命进行到底的觉悟。不久，在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下，一部分团校学员北上参加接管平津的工作，一部分学员随军南下，肩负起了解放全中国的重任。
1949年7月4日，毛泽东、朱德出席中央团校第一期学员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毕业典礼。毛泽东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告诫大家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增强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心。朱德在讲话中要求学员毕业后要积极进行肃清封建残余势力的工作，要用最大的力量进行生产建设，要为党培养千千万万的青年干部。
8月，中央团校第二期在良乡县开学，学员达到1180人。10月1日，团校学员和教职员应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升起。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团校迁入北京，校部和各班部分别设在市区东四一带的民用住宅里，1954年夏，迁入西郊海淀区新校舍，即现在的校址。1985年9月，国家教委批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正式建立，同时继续保留中央团校的校名，承担普通高等教育与共青团干部培训的双重职能。中央团校从此跨入国民教育系列，成为共青团中央直属的唯一一所普通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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