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国民经济中的青年团

    新中国继承了一个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家面临着很多困难和考验。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新解放区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8月，团中央召开全国农村青年工作会议，规定青年团在新解放区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全力发动青年农民与全体农民一道参加土地改革和减租、反霸的斗争。”

    根据党的要求和团中央的部署，新解放区各级团组织把发动青年参加土地改革作为中心工作。他们积极配备和训练团干部，组织学习土改文件，参加土改工作队，宣传土改政策。一些城市青年也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参加土改和反霸斗争。到1952年年底，全国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青年团团员丁佑君是在这一时期牺牲的。丁佑君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盐商家庭，从成都市立女子中学毕业后报考了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加入了青年团。学习期满后，丁佑君自愿到偏远的西昌农村工作。在征粮工作中，丁佑君不幸被暴乱叛匪绑架，因拒绝向被包围的同志喊话劝降，遭土匪杀害，年仅19岁。中共西昌县委追认她为共产党员，人民政府批准她为革命烈士。

    正当在全国人民落实党的七届三中全会部署，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全面好转而斗争之时，朝鲜战争爆发。

    美军打着联合国旗号武装干涉朝鲜并派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侵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在越过三八线后，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和乡村。新中国面临外部侵略的严重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

    团中央响应党的号召，在广大青年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号召青年参加志愿军，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团中央和全国学联分别发出《为号召青年团员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告全体青年团员书》和《为号召同学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加强国防建设告同学书》。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参干。

    这一时期，各条战线的团员青年纷纷订立爱国公约并落实于行动。青年工人开展劳动竞赛，青年农民开展丰产运动。1951年10月，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团中央一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劳动竞赛、丰产运动和增产节约运动有效地保证了朝鲜前线的物资供应。

    在朝鲜战场的青年团员中也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英雄人物，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成为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在上甘岭战役中，黄继光主动请战，执行爆破敌人火力点的任务，在所携弹药用尽的情况下，毅然用身体堵住敌人的枪眼，为冲锋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道路。邱少云在随部队执行潜伏任务时，不幸被敌人盲目发射的燃烧弹击中，为不暴露部队的行动计划忍受烈火烧身的剧痛纹丝不动，直至牺牲。罗盛教为救落入冰窟的朝鲜少年牺牲了21岁的年轻生命。

    鉴于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贪污腐化问题，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揭露出许多资本家的行贿、偷税等严重违法行为，于是中央又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青年团充分发挥了党的助手作用，广大团员青年成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

    这一阶段，青年团还配合社会民主改革运动，从青年的切身利益出发，组织团员青年积极贯彻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婚姻法》废除了包办强迫、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青年团配合政府，开展《婚姻法》的宣传教育活动，更新了人们的观念。各地青年团组织还注意使用典型教育的手段推进《婚姻法》的施行。当时许多青年在团组织的帮助下获得了自主的婚姻。

    青年团在带领团员青年参加政治运动、配合社会民主改革运动的同时，响应党的号召，为国民经济的恢复积极作贡献。

    在农业战线，团员青年推行新农作法，革新生产技术。为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许多团员青年参加了互助组和合作社。在1950年治理淮河的工程中，团员青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300多万治理淮河的民工中，青年占40%，团员占沿淮地区团员总数的40%。

    在工业战线，团员青年动脑筋想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东北第五机器厂马恒昌小组创造了将劳动热情与钻研技术相结合、技术公开、团结互助等先进经验，既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又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在党政工团的推动下，全国掀起了学习马恒昌小组活动。1951年1月，马恒昌小组向全国工人提出爱国生产竞赛的挑战，得到热烈响应。全国200多万工人参加了竞赛。青岛第六棉纺厂17岁的青年团员郝建秀在这场竞赛中创造的科学细纱工作法在全国推广后，每年可为国家多生产棉纱4.4万件，相当于供400万人一年用布的棉纱。郝建秀被团中央授予“模范青年团员”称号。

    在文化战线，团中央开展了青年扫盲活动。当时文盲、半文盲在农村青年中占70%。随着经济、政治上的翻身，摆脱文盲、半文盲状态成了这些青年的迫切要求。团中央先后印发《关于在七年内扫除全国青年文盲的决定》《关于奖励扫除文盲运动中的青年积极分子的办法》等文件。扫盲活动受到青年的欢迎。解放军西南军区某部青年文化教员祁建华，经过反复试验，发明了“祁建华速成识字法”。这种识字方法，可以使成年文盲在150小时左右的教学时间内，初步认识1500～2000个汉字。这一识字法在全国范围进行了推广。到1957年，全国共扫除文盲近3000万人，其中青年2000多万。那时，青年学文化的先进典型高玉宝一度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只上过一个多月学的高玉宝不仅刻苦学文化，而且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20多万字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后来高玉宝成为部队的知名作家。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党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坚持贯彻实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提出的各项任务，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使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1952年，工农业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均已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同1949年相比，职工工资提高了70%，农民收入增长了30%。

    青年团带领团员青年协助党为巩固新生的政权、为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作出了贡献。

    2 毛泽东就团的工作出了两道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青年团的工作如何开展、如何发挥执政党的助手作用成为时代的命题。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将结束、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即将到来之际，毛泽东在1952年8月下旬两次主持中央会议，讨论青年团的工作。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两个题目要大家研究：一是党委如何领导青年团；二是青年团如何工作。

    毛泽东提出的这两个题目十分重要，它关系到在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如何使青年团发挥党的助手作用，如何使青年一代健康成长的问题。

    在党委方面，当时有部分党委对青年团和青年工作的性质、特点、作用缺乏认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不善于领导的问题。在青年团方面，尽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对青年团的工作任务已经有明确规定，但由于青年团组织新、干部新、经验少，再加上一些团干部担心重犯历史上先锋主义的错误，所以存在着不善于根据青年的特点进行工作的缺点。

    党委如何领导青年团和青年团如何工作的问题亟待解决。

    青年团一届三中全会，讨论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题目。

    关于党委如何领导青年团的问题。会议更多讨论的是青年团应该如何做，认为青年团至少要做到四点：第一，要经常地、认真地研究党的方针政策；第二，要绝对服从党委的整个工作部署和接受党委交给团的具体任务；第三，要根据党委确定的中心任务，提出团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第四，上级团委要监督下级团委，切实贯彻党委指示。

    关于青年团如何工作的问题。会议认为，各级团委应遵循三个原则：第一，不要过分强调团的系统领导，要切实地尊重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第二，政治上、工作上要有积极性、主动性，不懂的东西要大胆向党委请示；第三，每个干部要老老实实，埋头苦干，要以切实的工作成绩来体现助手作用。

    会议强调“团的工作是人民的一种事业，团的干部应该成为青年的表率，因而，保持和发扬团内那种朝气蓬勃、踏实苦干的优良作风，防止和反对那种个人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乃是开展青年团今后工作的重要关键之一”。

    这次会议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原则，侧重的是团要保证和服从党的领导。

    1953年1月，青年团一届四中全会后，团中央书记处特意把各大区负责同志留下，专门就青年团如何工作的问题进行座谈。有的同志反映“团的工作是战线太长，配合太多，为难不少，责任不大”，认为应该缩短战线，由党分配给青年团一项专门的工作，由青年团包干。有的同志则存在着团的工作做到哪儿算哪儿的消极想法。

    经过讨论，大家达成共识：第一，既然各方面都有团员青年，战线势必就长，这对青年干部不仅没有坏处，反而可以让他们广泛地接触党的各方面工作，学到很多东西；第二，要党分给一项专门工作由青年团包干，不但包不了，而且势必会让他们在参加党领导的各方面工作中放弃自己应尽的职责；第三，既然团是党的助手，在各种事情上虽不当家，但要真正能充当助手，特别是要协助党在各种斗争中教育青年成为一支有知识、有良好思想作风的后备力量，则工作是艰巨的，责任是重大的。

    会上，大家还提出了工作中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一要正确地发挥积极性，克服盲目、空洞的积极性，认真了解情况，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二要加强团内思想教育和民主生活，并把二者结合起来；三要切实学会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和总结经验；四要大力提倡经常的批评自我批评，加强党性锻炼。”

    虽然在这次会上大家的认识有了提高，但是青年团应该如何工作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当年11月，毛泽东在与团中央书记处负责人谈话时谈到青年团领导工作的四条方针：第一，既要选择典型的基层去总结经验，又要经常到下级团委去视察，把“蹲点”和“打圈”结合起来；第二，既要经常下去跑跑，又要有计划地调一些下面的同志上来开调查会，把“下去”和“上来”结合起来；第三，既要重视总结先进经验，又要经常认真地检查坏人坏事；第四，既要埋头做切实的工作，又要学会写有内容的文章作有教育意义的报告，与广大青年见面。

    党委应该如何领导青年团，青年团应该如何工作？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发表了重要讲话——《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就自己提出的两个题目做了回答。毛泽东指出：新中国的青年工作就是要“为了保护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长”。“党和团的领导机关，都要学会领导团的工作，善于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照顾青年特点，组织和教育广大青年群众”。“青年团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但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中，要有自己的独立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青年团要学会领导青年，和青年人一道，在农村把农业搞好，在城市把工业搞好，在学校把学习搞好”。他祝青年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3 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的青年突击队

    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

    那年10月，规模大、建筑工艺水平要求高、时间紧、意义重大的苏联展览馆（现称北京展览馆）建筑工程在北京西郊破土动工。

    两个多月的施工后，北京进入隆冬季节，工程也进入施工的紧张阶段，要尽快完成混凝土结构工程。工人没有冬季施工的经验，进度反而慢了下来。当时北京苏联展览馆工区有4000多名工人，其中青年工人有2000多名，团员有900多名。为了发挥青年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生产效率，保证质量，如期完成任务，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工区党和团组织发出成立青年突击队的号召。这也是学习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经验。

    1954年1月，18名青年团员成立了木工青年突击队，青年党员胡耀林任队长。就这样，首都建筑行业的青年团，率先打出了青年突击队的大旗，全国第一支青年突击队在北京苏联展览馆工地诞生。

    青年突击队队员以拼搏奉献的精神，用181个工日完成了原计划用478个工日支工业馆拱顶大梁模板的任务，提高生产效率146%。

    木工青年突击队的出色表现，给全工区的青年树立了榜样。到2月中旬，工区又相继建立了瓦工、抹灰工、电气工、水暖工、混凝土工等6支青年突击队。这些青年突击队在生产建设中都发挥了积极的带头作用，出色地完成了生产任务。

    青年突击队的出现及其在基本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得到了党中央、团中央、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肯定。

    在团中央领导下，北京团市委总结了苏联展览馆工区青年突击队的经验，《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刊登了北京团市委撰写的《北京苏联展览馆工区青年突击队工作经验》一文，同时发表了以推广组织青年突击队为主要内容的社论。北京团市委还就青年突击队的工作向北京市委打了报告。北京市委向全市批转这个报告时，称赞青年突击队是“组织青年工人积极参加劳动竞赛，发挥其首创精神，从而推动劳动竞赛进一步高涨和对青年工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

    此后，青年突击队迅速在北京建筑、市政及其他行业发展起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北京市就建立了青年突击队135支，队员达到2500名。

    青年突击队的建立和青年突击队活动经验在北京的迅速推广引起党中央的重视，党中央批转了团中央《关于在基本建设部门中发展青年突击队组织向中央的报告》，指出“这是一项好的经验。望各地参照办理”。

    对青年突击队的生产组织形式，团中央提出“重点试建，逐步推广”的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截至1955年9月底，全国工矿企业、建筑行业等建立青年突击队1597支，参加人数近3.2万人。这些青年突击队从生产需要出发，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李瑞环木工青年突击队、张百发钢筋工青年突击队成为20世纪50年代青年突击队的全国典型。

    李瑞环17岁时从天津来到北京学习木工，后来成为北京第三建筑公司的工人。在我国传统的木工技法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叫“放大样”，即木工在制作复杂物件时，先在地上铺设一块几平方米甚至更大的木板，老师傅把图纸上的小样等比例放大画到木板上，木工们再依大样干活。这是一个技术活儿，学会“放大样”几乎是当时所有年轻人的愿望。可是，李瑞环想的却是怎么能不再用费时、占地的“放大样”。一位工程师告诉他，如果掌握三角、几何、代数等数学知识，就有可能摆脱传统的“放大样”。

    于是，李瑞环通过学习、钻研，终于运用几何学原理创造了9种简易计算表和“土公式”。这9种简易计算表和“土公式”在人民大会堂的建设中得到实际运用。

    1958年夏，人民大会堂工程指挥部交给李瑞环木工青年突击队一项重活、急活——在8天内制作一段200米长的屋顶外檐模板，以保证大会堂内外的装修进度不因下雨受影响。

    李瑞环很清楚，已经没时间去找大片空地“放大样”了，要想完成任务，必须进行技术革新。人民大会堂作为向建国10周年献礼的“十大建筑”之首备受国人瞩目。很多人劝他，这是国家重点工程，出差错非同小可。但李瑞环主意已定，率领青年突击队运用9种简易计算表和“土公式”解决了这个难题，顺利完成了任务。

    李瑞环木工青年突击队因此声名鹊起，他的事迹后来被搬上了银幕。196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叫《青年鲁班》的电影，电影中的男主角李三辈是名意气风发、善于技术革新的建筑工人。李三辈的原型就是李瑞环。

    那一时期和李瑞环齐名的是北京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的钢筋工张百发。钢筋工青年突击队成立时张百发不过19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张百发钢筋工青年突击队承担过834项工程任务，从八大学院、友谊宾馆、东郊厂房到人民大会堂工地，转战京城，屡建奇功，成为全国建筑行业的一面旗帜。张百发也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在1959年全国群英会上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后来在北京团市委的倡导下，北京市青年突击队掀起了“学张百发队，赶张百发队”的活动。

    在全国工矿企业、建筑行业青年突击队蓬勃发展的同时，各地农村青年也纷纷组织了青年突击队。广东省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在全国较为有名。这个在全乡备耕热潮时建立的青年突击队不仅站在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前列，而且在备耕、春耕、夏种等经常性的农业生产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毛泽东热情地赞扬过这个青年突击队的青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他“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

    青年突击队活动适应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劳动竞赛、增强青年生产劳动的自觉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4 青年志愿垦荒活动的产生

    20世纪50年代，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对粮食和农产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如何发展农业、增产粮食成为国家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1955年4月，团中央组织的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苏联考察苏联共青团工作。当时苏联正在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移民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垦荒，大规模建设共青城。两年的时间他们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既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也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中国青年代表团考察苏联青年开垦荒地的情况，了解了苏联垦荒的规模、投资、人员、组织以及垦区生活、青年团在垦区的工作等情况。

    代表团回国后专门给团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苏联开垦荒地情况的报告》。团中央书记处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团中央向党中央建议中国学习苏联的经验。这个建议得到毛泽东的重视。党中央转发了团中央的报告，并在批示中写道：这个报告“很有参阅价值”。

    7月，团中央即提出了《关于响应党的号召，组织青年参加开垦荒地的几项意见》，提出组织部分城市中不能升学和就业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和没有职业的青年参加垦荒工作。这个意见得到党中央的首肯。

    团中央领导专门和北京团市委负责人商量组织青年垦荒的事宜，提出让北京带头。

    北京团市委准备先找几个青年发起一下，然后再在团员青年中进行动员。他们召开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等区的团委书记会议，传达团中央组织青年垦荒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区的团干部分头到各乡动员物色发起人。

    团中央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不但经常过问进展情况，还直接派人物色人选。经过团中央和北京团市委认真细致的工作，确定了石景山区西黄乡乡长兼团支部书记杨华等五位青年团员为垦荒活动发起人。

    不久，杨华等5人在团中央会面，商量组建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有关事宜。经研究，他们确定了组织垦荒队的三个原则：一是必须绝对自愿；二是不要国家一分钱；三是去了就扎根不回来。

    几天后，杨华等5名发起人向北京团市委递交了组建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倡议书。

    《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杨华等5人的倡议书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短短十几天，报名参加垦荒队的青年就有800多人。北京团市委从中挑选出60人，组成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杨华任队长。

    8月30日，北京各界青年1500多人在北京工人俱乐部礼堂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发表《向困难进军》的讲话。他高度赞扬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是光荣的第一队，是中国青年的一个有意义的创举”。他号召垦荒队员“要向困难进军！有一千条困难，就要打破一千条，有一万条困难，就要打破一万条”。

    垦荒队队员高举胡耀邦授予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队旗，高唱《青年垦荒队之歌》，徒步向火车站进发。嘹亮的歌声在空中回荡：

    告别了母亲背起行装，踏上征程远离故乡，穿过那无边的原野，越过那重重山岗，高举起垦荒的旗帜，奔向那遥远的边疆，勇敢地向困难进军，战胜那荒凉的地方，用我们那勤劳的双手，建立起美好的家乡，让那丰收的粮食，早日流进祖国的谷仓。

    9月3日，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达祖国北部边陲萝北县。萝北县隶属黑龙江省鹤岗市，是一个人烟稀少、地域荒凉、经济落后、亟待开发的边疆县。

    9月10日，开荒仪式在萝北嘟噜河畔的荒地上举行。全体队员庄严宣誓：“我是一个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员，我志愿来到了萝北县，面对着祖国的河山，脚踏着边疆的荒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我们宣誓：第一，坚持到底，不作逃兵，要把边疆变家乡；第二，勇敢劳动，打败困难，要把荒地变乐园；第三，服从领导，遵守纪律，决不玷污垦荒队的旗帜；第四，完成计划，争取丰收，为后来的青年们开辟道路。”

    宣誓后，随着队长杨华“开犁”的命令，4副由6匹马拉动的犁杖后面翻起黑油油的波浪。千年的北大荒从睡梦中醒来。

    垦荒点是一片广阔无边的荒草甸子，百里无人烟。没有水井，队员们就喝泡子里的水，没有蔬菜就挖野菜，没有大米白面就吃苞米面大子。冬天零下40多度的天气能冻伤队员的手和脚，夏天蚊子、小咬、瞎虻“三班倒”，而且还经常有狼群的光顾。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垦荒队队员开荒种地，实践着他们的誓言。

    经过一年的奋斗，垦荒队员垦荒3000亩，生产粮豆140吨，上缴国家74吨。

    自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达萝北后，又有天津、河北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达萝北。为便于领导，1955年11月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萝北青年垦区工作委员会。青年垦区工委决定，京、津、冀三支垦荒队混编为伐木、砍柴、运输和编织四个大队。1956年五四青年节时，青年垦区工委按照垦荒队队员的籍贯，建立了北京、天津等8个青年集体农庄。截至1956年，共有不同地区的14批志愿垦荒队到达萝北，垦荒队员达到2602人。

    1958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师第一师、第七师2000多名官兵成建制地集体转业到萝北县。此后，转业官兵以青年集体农庄为基础建立了国营农场。

    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出征萝北的消息，对上海青年是极大的鼓舞。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委员陈家楼等激动地给陈毅市长写信，表达了也要到边疆开垦荒地为祖国作贡献的强烈愿望。为了表示坚定的决心，他们签名时刺破了手指。

    陈毅接见陈家楼等人时既表扬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又再三叮嘱：“以后不要刺破手指了，得破伤风怎么办！”陈毅表示一定会把他们的愿望报告党中央，报告毛主席。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很高兴，还建议他们去江西，说上海人吃大米，江西人也吃大米，这在生活习惯上更容易适应些。

    1955年9月10日，在上海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陈家楼等5名青年提出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开垦荒地的倡议。

    江西省农业厅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江西省各级人民政府和江西省革命老根据地人民热烈欢迎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到江西来。”

    上海市青年热血沸腾，报名十分踊跃。团市委从几千报名者中挑选了98人，组成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10月15日，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打着上海团市委制作的“向困难进军，把荒地变成良田”的大旗，奔赴江西鄱阳湖畔的德安县九仙岭下八里乡。他们在那里安营扎寨、垦荒种地。

    这之后，又有一些上海青年陆续到江西参加垦荒队伍，垦荒队员达到848人。

    11月，胡耀邦到上海调研后专门去九仙岭看望垦荒队队员，还为即将组成的合作社命名并题字“共青社”。胡耀邦问垦荒队员：“茅棚还住得惯吗？”一个垦荒队员回答：“茅棚是我们亲手盖的，住得惯，我们要永远住下去。”胡耀邦笑了笑说：“你们的精神是好的，但茅棚是临时的，不能永远住下去。如果你们永远住下去国家还有希望吗？茅棚最多只能三岁，不能万岁。希望你们把荒地变良田，要在这里建城市，建一座小上海！”从此，将荒地建成现代化城市成为垦荒人共同的奋斗目标。

    经过一年的奋斗，上海垦荒队队员开垦了1700多亩荒地，加上当地农民送的8000多亩熟田，共生产粮食180多万斤。

    1957年秋，“共青社”搬迁到江西省德安县和星子县交界的鄱阳湖畔，与第二、三批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队员组成的“中国青年社”“上海青年社”“八一社”等合并。1978年9月26日，胡耀邦在北京听取了上海垦荒队队员的汇报后，题写了“共青垦殖场”五个大字。

    垦荒队队员以“坚忍不拔、艰苦创业、崇尚科学、开拓奋进”的精神和当地人民一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在荒滩芜洲上建立起了充满青春活力的，拥有10万多人口的城市。1984年12月12日，已是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第二次来到江西。他看到初具规模的城市后高兴地题写了“共青城”三个大字。共青城的名字一直延续至今。

    还值得一提的是温州青年志愿垦荒队。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解放了东海前哨的一江山岛。盘踞在距一江山岛15公里外大陈岛上的国民党军撤逃。撤逃前，他们将大陈岛上1.8万多居民强行押往台湾，并炸毁了岛上一切军事设施和民用建筑，大陈岛变成了荒岛、死岛。11月，胡耀邦到杭州、温州视察青年工作时，满怀激情地号召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开发、重建大陈岛。

    温州的广大团员青年热烈响应团中央的号召，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就有800多名团员青年报名参加志愿垦荒队。他们中的227人组成温州青年志愿垦荒队，海门区委宣传科科长卢育生任队长，温州团市委青工部部长王宗楣任副队长。青年志愿垦荒队队员高举团中央授予的“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的锦旗，离开温州向大陈岛进发。此时离中国人传统的节日春节只差12天。

    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把青春献给大陈岛！”“让青春在祖国东海海面上发出强烈的光和热！”他们的誓言是：坚持到底，决不退缩，把荒岛变成乐园！很快，垦荒队队员即投入大陈岛的重建中。

    这之后，胡耀邦曾两次会见垦荒队的代表，两次给垦荒队队员写信，鼓励他们克服困难，保持荣誉，为大陈岛建设作贡献。

    在垦荒队队员的艰苦奋斗下，大陈岛面貌焕然一新，逐渐成为东海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北京、上海、温州青年团协助政府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同时，黑龙江、辽宁、河北、山东、武汉、天津、广东、浙江、福建、河南、云南、江西、广西等16个省（区、市）的青年团也协助政府组织了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疆垦荒，总人数超过20万。

    5 青年植树造林活动的由来

    新中国成立之初，森林资源十分匮乏。有计划地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成为全国人民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1955年，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在12年内绿化祖国的号召。1956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 ～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地、荒山。”

    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和落实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团中央制定的《中国青年为实现〈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奋斗纲领（草案）》指出，全国青少年是绿化祖国最积极最活跃的力量。为确保在12年内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山、荒地和所有的城市、农村，《奋斗纲领》提出，每年4月1日和11月1日为全国青少年植树造林日，城市和农村的团组织，都应当在这两天组织广大青少年进行植树造林活动。

    不久，为进一步动员广大青年绿化祖国，团中央作出《关于召开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河南五省（自治区）青年造林大会的决定》，要求各团省（区、市）市委，认真总结本地区青年造林经验，制订具体规划，动员广大青年以实际行动迎接大会召开。

    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即将在延安召开的消息鼓舞全国青年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植树造林活动。1955年秋至1956年春，全国有6660万青年参加植树造林活动，共造林546万亩，植树22亿株。

    1956年3月，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河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召开。那天，礼堂门口悬挂着两幅醒目的标语：“青少年们！绿化黄土高原，控制水土流失，和水、旱、风沙等自然灾害作斗争”；“青少年们！都来采种育苗，植树造林，护林防火，让祖国河山更加美丽”。参加大会的有27个省（区、市）的1204名代表，他们中有团干部、青年林业工作者和植树造林水土保持的积极分子。

    党中央向大会发来贺电，指出：“大规模地植树造林，不但要依靠国家的规划和扶助，更重要的是要依靠广大群众特别是我国一亿二千万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中央要求在造林活动中“不但要快造，而且要造好；不但要多栽，而且要栽活；不但要植树，而且要育苗；不但要造林，而且要护林”。

    胡耀邦代表团中央向大会作了题为《青年们！把绿化祖国的任务担当起来》的报告，号召全国青少年绿化祖国，要把祖国大地变成绿色的海洋。他还向与会代表报告，“每年4月1日和11月1日为全国青少年植树造林日”的建议党中央已经批准！

    胡耀邦的报告深深地感染了与会代表。浙江省代表黄根品当即向大会主席团提出申请，要求留在延安，扎根黄土高原，用青春和汗水染绿延安的荒山秃岭。几天后的闭幕式上，大会宣读了浙江省委批准黄根品申请的决定。胡耀邦鼓励他要像延河边上的柳树一样扎根成长。

    黄根品在延安植树造林23年，从一个普通的技术员成长为林业战线的一名领导干部，实现了他在入党时的誓言：要把延安打扮成“春季桃红柳绿，夏季百花齐放，秋季红叶迎霜，冬季松柏常青”的革命圣地。他也被人们称为“延河畔上一棵柳”。

    在延安造林大会上，林业部领导作了题为《学会林业技术，向荒山荒地进军，为绿化祖国而奋斗》的报告，黄河水利委员会领导作了题为《为兴修水利，保持水土而斗争》的报告。来自全国各地的34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介绍他们在植树造林、采种育苗、护林防火等方面的经验。

    大会通过了《关于绿化黄土高原和全面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决议》《致全国青少年的信》以及《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致敬电》。大会要求五省（区）青年在黄河中游地区普遍建立青年造林突击队，开展造林竞赛，广泛采集树种，学习造林技术，有计划地营造防护林、水源林、用材林和果木林。大会支持各地青年为掀起大规模植树造林护林活动而提出的倡议，号召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4省（区）青年为在10年内完成一条从内蒙古南部经山西、陕西北部直至甘肃西部的万里绿色长城的巨大工程而积极奋斗，并在水土保持中当先锋。

    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举办的动员青年参加植树造林活动的盛会，在全国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大规模的青年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活动由此展开。全国组建数以万计的青年造林突击队，在荒山安营，在峻岭扎寨。他们把“绿化祖国，向荒山秃岭进军”“给沙漠披上绿装”“让黄河变成清河”“把我们的家乡变成花果山”“让荒山变成森林，把空地变成绿园”等口号变成了实际行动。广大青少年先后开展了绿化长江、黄河、长城和黄土高原等活动。截至1956年底，全国参加植树造林活动的青少年达到1.2亿。植树造林活动成为各级团组织一项重要的传统工作项目。

    6 青年思想道德教育活动的开展

    新中国成立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丑恶现象和观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根除。在一些大、中城市的青年中还存在着纪律松弛，道德败坏，偷窃、拐骗、贪污、赌博以及严重破坏公共秩序等不良现象。

    鉴于此，党中央指示团中央书记处，要注意青年中的纪律和社会风气问题。1954年5月，团中央常委会作了认真的研究，要求各地团组织对这个问题加以重视。之后，不少地方团组织就这个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上海团市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上海市委和团中央上报《关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毒害青年的调查》，建议政府取缔暗娼、地下舞女，重判毒害青年的流氓阿飞头子，肃清旧书店、旧书摊中的色情书籍，在青年中进行一次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宣传教育活动。报告引起上海市委和团中央的高度重视。

    1954年10月，《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分别刊登文章《×××为什么会腐化堕落的》和《在歧路上》，披露了上海两个青年腐化堕落的惨痛教训。《中国青年报》同时发表《反对腐化堕落和流氓行为，向一切毒害青少年的现象坚决斗争》的社论，从而拉开了一场加强对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活动的序幕。接着，《人民日报》发表《努力培养青年一代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社论，指出：对青年一代的教育是长期的工作，各地党委应把它列为经常工作之一。在进行这一工作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运用青年团组织的力量，按照青年的特点，加强对青年团的具体指导。

    11月，团中央书记处向党中央呈报《关于加强对青年的道德教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请示报告》。报告分析了我国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状况和社会历史根源，检讨了青年团工作中的缺点，提出各地团委要在各地党委的领导下“加强对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应采取的措施：要向团干部讲清楚团有培养、教育青年成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人这个特殊任务；要以积极的态度关心青年的学习和文化生活；要面向广大青年，着重注意做好后进青年的工作；在大、中城市，建议由政府有关部门给予那些勾引唆使青少年犯罪的流氓头子以必要的打击；要用更多的新的书刊代替旧的书刊，以新内容的曲艺代替旧内容的曲艺，要取缔和改造黄色书刊和下流的娱乐场所。中央很快转发了这个报告。

    团中央特派团中央宣传部的同志到上海蹲点，了解上海团市委开展青年道德品质教育的情况。团中央宣传部同志将调研情况给团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上海市进行道德教育的一些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团中央书记处批示：这个报告值得重视，转发各地参考。

    1955年1月，中央批转上海团市委《关于加强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报告》。中央指出：肃清青年中的道德败坏现象，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轻率、急躁的办法都是不行的，但要充分估计到腐朽势力毒害青年的严重性，积极加强对青年的教育，任何忽视青年教育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从正面加强对青年的集体主义、热爱劳动、遵守法纪、尊重社会公德的教育，对待青年的思想问题，要从思想上求得解决，单纯以行政手段解决青年思想认识问题的想法是不对的；在教育中不要把对流氓的打击和对青年思想教育混在一起，两者要严格区别，对流氓、盗匪，在社会上要发动检举，对流氓、盗匪的打击，由公安、司法机关处理；对落后的文化娱乐场所，由文化局、公安局协同有关部门进行改造。

    中央的指示，使这一活动的目的、教育内容、政策界限和策略步骤更加清晰，实际上是把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活动推向了全国。

    2月中下旬，团中央召开二届二中全会专门研究进一步加强对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问题。会议指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教育活动，要结合各项实际工作稳步深入地开展下去；在青年中提倡勤劳、俭朴、正直、诚实的作风，反对腐化、奢侈、欺诈、虚伪的恶习，并向一切勾引青年犯罪的流氓、盗匪作斗争；应当运用各种典型事例来进行教育，要坚持说服教育的方针。”团的二届二中全会对整个教育活动的深入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次教育活动从1954年10月开始，到1955年7月结束，历时10个月。全国有135个大中城市参加了教育活动。青年团在教育引导青年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教育活动效果明显：促使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关怀、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氛围和舆论；提高了青年的拒腐能力；促使团干部改进了工作作风和方法。

    1956年9月，团中央书记处就“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教育活动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总结报告。团中央认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任务，是一项经常性的道德教育任务。

    对于如何把道德教育作为经常的任务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团中央也提出了具体的办法：一是要密切联系实际，运用团课、讲座形式，通过有教育意义的好、坏典型，向团内外青年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标准、新旧道德区别的教育；二是要特别注意做好后进青年和社会待业青年的工作；三是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业余文化活动，尽力满足青年日益高涨的文化生活的要求，加强对业余文化活动的指导；四是对农村青年的道德教育，要经常结合农业增产活动，提倡新风，改变旧俗。

    党中央肯定了这一教育活动取得的成绩，指出：这一教育活动不仅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及其生活方式对青年的侵蚀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而且通过这一活动，打击了社会上勾引青年犯罪的资本主义势力及其他腐朽势力，引起了社会上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对教育青年的重视，推动了青年团组织注意改进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方法。所有这些，都为今后经常地、有系统地结合各项实际斗争来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创造了有利条件。

    7 青年团历史上的第二次改名

    在党的领导下，1956年年底，新中国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但是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很落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成为党面临的全新课题。

    党的八大指出，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集中力量，解决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解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在新的形势下，党对青年团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增写了《党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一章，规定：“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方面，青年团组织都应当是党的政策和决议的积极的宣传者和执行者。在发展生产、改进工作、揭露和消除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斗争中，青年团组织应当给党有力的帮助，并且有责任向有关的党组织提出建议。”

    邓小平在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强调：“党章草案指明了党同青年的关系，要求各级党组织密切地关怀青年团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领导青年团用共产主义精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全体团员，注意保持青年团同广大青年群众的密切关系，并且经常注意青年团领导骨干的选拔。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一切事业的继承者。因此，我们相信，各级党组织一定不会在执行这些任务的时候，吝惜自己的精力。”

    此时的青年工作有了很大发展。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二大以来，青年团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按照青年的特点，开展独立活动，带领广大团员青年积极参加社会变革和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为了贯彻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1957年5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1493名代表代表着全国各个地区、各条战线的基层团组织和2300多万名团员。

    邓小平在代表党中央的祝词中指出了中国青年在祖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所肩负的任务：在党的领导下，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团结全体青年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以便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大会总结了几年来青年团的工作，明确了青年团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表示要在党的领导下，为完成党的八大所提出的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历史任务而奋斗。大会认为青年的任务可以用三个口号来概括，那就是积极劳动，努力学习，加强团结，即“劳动、学习、团结”六字方针。

    鉴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早已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也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广大团员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而奋斗，并且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崇高理想，大会通过了《关于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议》。这是青年团历史上的第二次改名。

    团的改名问题，早在1955年9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二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过，并通过了建议更改团的名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团的改名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党的八大就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称写入了党章。因此，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大通过改名的决议，实际上是完成了最后程序。

    自此，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青年运动的光荣传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大还决定：“将改名以后团的全国代表大会和过去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相衔接，依照次序加以排列，把下一次团的全国代表大会定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全体会议代表。毛泽东发表即席讲话说：“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大结束不久，1955年4月开始的党的整风运动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除了对党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意见外，也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于是，在整风、鸣放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对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和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批判和反击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敌视社会主义的人在国内毕竟是少数。由于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共青团的工作也因此受到影响。

    8 青年学毛泽东著作活动始末

    1945年4月，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949年5月，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出了“学习毛泽东”的号召，要求全国青年“学习毛泽东整个的思想体系”。青年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始于1958年。

    1958年6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组织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议》，号召全国青年开展一个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决议》指出，开展这一学习活动，就是要求青年在工作和学习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充分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精神实质，掌握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联系实际，以达到改造思想、改进工作的目的。

    《决议》公布后，各地团员青年响应号召，积极投入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各地团组织通过举办讲座、报告会，利用业余学校、红专学校的政治课，成立青年学习小组，举办读书活动等多种形式，组织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当年，全国约有1000万名青年参加了学毛泽东著作活动。到1960年2月，全国参加学毛泽东著作活动的青年达到2000万人。

    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得到党中央的引导。中共中央在批复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的提法问题的请示》时指出：“在青年中组织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在提正式的完整的口号的时候，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提法较为妥当”，“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

    团中央在《关于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工作规划》中指出：“目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已经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运动。”“各级团委应当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满腔热情地组织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实行积极领导，全面规划。按照不同对象和不同的条件，提出不同的要求，使学习中的骨干分子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有领导有计划地把学习运动更加深入持久地发展下去。”

    为推动全国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的高潮，1960年4月，团中央和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黑龙江现场会”。1000多人参加了现场会，77名代表作了典型发言。

    会议交流总结了组织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经验：几千万人参加一个学习活动，是一个伟大的新生事物，必须随着政治和生产实际的需要，不断地从思想上进行发动；学习理论要和讨论当前的政治形势、任务相结合，和生产斗争相结合，和改造思想相结合；要逐步建立一支强大的辅导队伍，并注意加强培训，提高教学质量；加强领导，全面规划。对不同工作职务、觉悟程度和文化条件的人，要有不同的要求，对学习、工作和休息三方面的时间，要作合理安排，政治理论学习和文化技术学习要兼顾，要保证党的领导，密切各方面的协作，青年团在组织学习上要当好党的助手，多做工作，不争名利。

    现场会后，团中央组织全国青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观摩团，到25个省（区、市）的87个城市进行观摩学习、交流经验，历时53天。参加活动和听过观摩团报告的青年达到100多万人次。

    黑龙江现场会和观摩团的活动，在全国青年中产生很大影响，推动了学习活动的进一步开展。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情也日益高涨，逐渐形成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青年群众性运动。

    几年间，千百万青年把毛泽东著作看作必修的教科书。他们从中学习观察、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了解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他们遵循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思想，在技术革新中找到生产关键和主要环节，使许多问题得到了解决。在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中涌现出了牡丹江水泥厂、北京建筑第三公司木工青年突击队、大连第二医院癌症研究小组等先进集体典型。

    这个时期的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对于引导青年为人民服务、热爱集体、踏实劳动、助人为乐等都收到了积极的社会效果。许多青年学习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著作后说自己得了三个宝——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表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但是，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在“左”的错误干扰下，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出现了简单化、庸俗化和实用主义的倾向，在学习内容上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个人崇拜的影响，在学习组织上存在形式主义，甚至某些强迫命令的问题。

    为使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1964年5月团中央批转陕西团省委《当前组织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的报告》，指出：“要求过高过急，单纯追求数字，追求形式上的一律，都会给群众增加负担，挫伤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把好事变坏。”各级团组织“必须做冷静的促进派，经常注意保持清醒的头脑，爱护青年的积极性，把学习运动建立在扎扎实实工作的基础上”。团中央要求各地团组织在组织学习时“要区别对象，抓住重点，全面安排”。

    1965年8月，党中央书记处在听取团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汇报后，针对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几点意见：第一，组织青年学习毛著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要形成社会强制；第二，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组织指导，不要搞形式主义；第三，学习内容要宽泛，学习方法要灵活多样。

    团中央把党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在团内做了传达，但是由于当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左”倾错误的严重，这些正面的、积极的因素没能发挥作用。相反，负面的、消极的东西却得到异乎寻常的发展。其历史教训是沉重的，也是深刻的。

    9 学雷锋活动的兴起

    1963年2月，有感于雷锋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中国青年》编辑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为和平时期的青年楷模雷锋题词。

    毛泽东阅读了报纸上有关雷锋事迹的报道，认为“雷锋值得学习”。他对秘书说：“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究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要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毛泽东的这番话不仅指出了学雷锋的方法，而且指明了雷锋身上最本质的东西，特别是指出了学雷锋的方向。

    3月2日，毛泽东为一个普通战士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刊登在《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上。5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雷锋的题词刊登在《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的显要位置。3月5日成为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纪念日。

    刘少奇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周恩来的题词是：“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朱德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同志的榜样，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邓小平的题词是：“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

    雷锋是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四班汽车兵。在农村时，他是劳动模范；在工厂时，他是先进工作者；在部队时，他是优秀士兵。他要求自己“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雷锋的人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和艰苦奋斗实干精神的完美结合。

    1962年8月15日，雷锋在抚顺因公殉职，年仅22岁。

    其实，雷锋生前，他的先进思想和模范事迹就已经在部队和辽宁省广为流传。雷锋殉职后，辽宁团省委很快在全省青少年中开展了学习雷锋的活动。这一活动在辽宁初见成效，使广大青少年受到了深刻的共产主义教育。

    1963年2月15日，团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活动的通知》。团中央认为，雷锋的生平事迹感人至深，其精神世界十分高尚，为青少年树立了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高尚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的榜样。团中央要求各地团组织参照辽宁的经验，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活动，积极引导青少年在五个方面向雷锋学习：忠实于党，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无产阶级立场；自觉地服从祖国的需要，以人民利益为重，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关心同志，助人为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风格；坚忍不拔、勇于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克勤克俭、艰苦朴素的作风；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下苦功夫，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刻苦钻研业务技术，模范地完成工作任务。

    团中央强调，在教育活动中，要使青少年懂得，雷锋同志的高贵品质都是在日常平凡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他做的许多事情，只要努力，就能学到、做到。要把青年在受教育后激发起来的政治热情引导到搞好工农业生产、钻研业务、刻苦学习中去。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雷锋题词后，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学雷锋宣传和组织工作随即启动。团中央书记处召开办公会，要求各级团委制订学雷锋计划，推动活动的深入发展。五四青年节，《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论雷锋》，阐释了雷锋的思想品质、成长道路，以及学习雷锋对青年的重要意义。团中央还在沈阳召开团的宣传工作座谈会，重点讨论如何把学雷锋活动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团中央书记处成员也分别到地方进行学雷锋的宣传动员。

    截至3月中旬，28个省（区、市）的媒体都作了有关雷锋事迹的报道。刊登毛泽东题词的《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发行超过300万份。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团中央联合举办的雷锋模范事迹展览会的观众达80多万人次。

    至此，学雷锋活动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兴起。各条战线的青年立志像雷锋那样工作、学习和生活，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雷锋精神感染和教育了几代中国人。

    2009年，在共青团中央和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的评选活动中，雷锋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10 团中央书记处被改组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时，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1965年11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被错误地扩大化。会议还决定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成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展起来。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支部书记聂元梓等人诬陷和攻击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同时播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中学校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反”。6月2日，清华附中校园内出现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此后，在学生中，“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学校领导和教师被揪斗，学校的正常秩序被完全打乱，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为使局势稳定下来，6月3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商量办法。会议决定中央各部委向北京市各高等院校派工作组协助领导运动，团中央向北京各中学派工作组协助领导运动。派工作组的目的是使运动能够正常进行。会议还制定了运动的八条规定，比如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大字报不要上街等。

    团中央陆续从全国各地抽调1800多名团干部，组建了以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为团长的“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工作团向北京市8个城区的300多所中学派遣了工作组。全国各地团组织也向一些中学派遣了工作组。

    团中央向中学派工作组，成为日后中央文革小组攻击共青团的重要把柄，直接导致了团中央书记处被改组。

    在如何对待运动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等与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日益加大。工作组被中央文革小组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7月28日，工作组被撤销。

    从7月底开始，不断有北京市中学的红卫兵到团中央机关“造反”，中央文革小组也借团中央向中学派工作组之由，找团中央书记处成员谈话，极力污蔑、诋毁共青团，指责团中央严重脱离青年，害怕青年，头脑腐败，是青年官等等。

    8月上旬，毛泽东在主持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对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了有严重错误的规定。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最初是破“四旧”，即破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惨遭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老干部遭到批斗。

    在这种极其混乱的局势下，北京一些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关于血统论对联的辩论会。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在会上说：“共青团有严重错误”，“团中央某些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镇压革命这一方面”。

    这些信息传出后，既加剧了青年学生与团中央的矛盾，也促使党中央作出改组团中央书记处的决定。

    8月13日，北京市中学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分管共青团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关于改组团中央书记处的决定。

    此后，不断有红卫兵涌入团中央机关，占领办公大楼，批斗胡耀邦等，致使团中央各部门的正常工作无法进行。8月15日，在团中央机关礼堂召开的团中央系统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分管共青团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宣布改组团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宣布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胡克实、王伟、张德华、胡启立停职反省，宣布改组团九届中央委员会，成立临时书记处。临时书记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总结团九大以来的工作，筹备召开共青团中央全会。

    1967年1月，团中央机关的“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夺了团中央临时书记处的权。从此共青团的系统领导完全中断，直到1978年5月共青团十大筹备委员会成立。

    团中央书记处被改组后，中央文革小组继续攻击共青团，污蔑共青团“修到家了”，是“生产团”“娱乐团”“全民团”，表示必须彻底“砸烂”。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摧旧团的黑浪，大批团干部遭到迫害，大批青年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受到株连，各级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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