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形象与真理力量

    社会生活是一部阅不尽、读不完的“教科书”，从中可以看到、学到、思索到许多东西。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各级领导干部做宣传、讲道理，要收到成效，不仅要看说的、讲的是不是真话、实话，要看宣讲的技巧艺术，更要看讲话人的人格形象如何。也就是说，人格形象是和真理力量联系在一起的，真理的力量要靠人格力量来支撑、来保障。这似乎和经济学上的规律一样，成了社会生活中“铁一样”的法则。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创新理论、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同样的事实、同样的道理，从有些人嘴里讲出来，就能取信于人，令人心悦诚服，而另一些人讲出来，则让人不以为然，甚至被当作“唱高调”，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相径庭的正反两方面效果呢？问题不是出在他们说的有什么不同，也不在于谁的言辞更漂亮、更动人，而在于他们的人格形象不同。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人格形象的不同，虽然讲的是同一个道理，说的是同样的话，但引起的反应却是不同的，甚至差异很大。这一社会现象，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党的各级干部，要做好群众工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格形象，要使自己的人格形象和宣讲的道理一致起来，使人格形象成为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创新理论、价值观念、道德精神的有力支撑。

    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党的方针政策、创新理论、价值观念、道德精神，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凝聚力。这就是真理的力量。真理反映事物规律，指示发展趋势，引导人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因而信服和追求真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问题又不那么简单。这不仅在于认识真理、实践真理往往要经历许多客观存在的艰难曲折，而且在于宣讲真理的人是否带头实践真理，率先垂范。在这里，示范作用、表率效应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说的，涉及宣讲人的人格形象问题。所谓人格，指的是人的内在因素的总称，其中较多涉及道德因素。人格高低优劣是一种道德评价。这种道德评价是一种力量，高尚的人格形象产生的是积极、健康的感召力、带动力，低劣的人格形象带来的是离心力、破坏力。真理属于科学范畴，人格属于道德范畴，但在生活中却是密不可分的。高尚的人格及人格力量要靠真理的力量去陶冶、去锻铸，而践行真理及真理的力量也同样需要人格的力量去支撑、去托举。很难想象，一个道理讲得头头是道却又不照着做的人会有说服力、号召力。我们通常说，要求群众做到的，党员干部首先要做到，要求群众不去做的，党员干部坚决不能做。如果说一套，做一套，说的大道理都是要求别人的，自己不起模范作用，那说得再好也是没有用的。

    古往今来，真理所具有的力量都是同发现、宣传、践行真理的人所具有的高尚人格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之所以在中国具有气势磅礴、锐不可当的力量，是由于有成千上万个像李大钊那样一批为真理而献身的人格形象。当然，今天我们共产党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一般来讲，为追求和宣传真理不必再像过去那样冒流血和牺牲的危险，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不要、不讲人格的形象和力量。我们同样会面临许多风险、困难和挑战，同样会有艰难困苦，甚至有时也会面临生死的考验。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下，面对利益格局的调整，面对利益的冲突和矛盾，面对功名利禄的影响和诱惑，要追求、宣传、践行党的方针政策、创新理论、价值观念、道德精神，同样需要付出一定的牺牲，同样有不轻松的一面，同样要讲人格的形象和力量。否则，不仅我们自身的形象受损，真理的声誉也要受损。可见，处于新时期历史大潮中的共产党人，不但要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探索、追求、宣传民族振兴、富国强民的真理，而且也要用我们的人格形象、人格力量来支撑这种探索、追求和宣传。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和解决影响、损害我们共产党人人格形象的一些问题。

    “说到”与“做到”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创新理论、价值观念、道德精神，是为了践行党的方针政策、创新理论、价值观念、道德精神。也就是说，宣传真理的目的是为了践行真理。真理不是束之高阁、供人欣赏的把玩，而是身体力行、积极实践的道理。所以，我们既要“说到”，也要“做到”，而且“做到”更重要。这里，一是要看我们讲的东西是否正确，是否有道理、有水平、有吸引力；二是要看我们的行为举止是否和讲的道理一致，是否真的带头去实践所讲的、所提倡的道理。过去，我们的一些群众工作之所以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主要不是失之于没有“说到”，而是失之于没有“做到”。由于没有“做到”，即使讲的是浅显易懂的道理，讲的是真理，也不容易被人听进去，甚至讲的道理反倒受到怀疑。“说到”与“做到”，如果一致，那么，“说”的就理直气壮，就有分量，就“叫得响”；如果割裂或背离，那么不仅“说”的软弱无力、苍白乏味，而且“说”的越多，效果越糟，越使人反感。

    我国传统文化中自古就有重视言行一致的问题，有“身教重于言教”、“不言而教”、“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的说法。群众中也流行“打铁先得自身硬”的口头禅。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即“说到做到”。我们要在“立行”和“立言”上多下功夫。言传身教，身教在先，身教重于言教。如果，“说的”和“做的”不一致，甚至相反，那么，即使道理讲得再漂亮，也只能招致“台上他说，台下说他”的后果。

    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其实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战争年代，我们的宣传具有排山倒海、克敌制胜的力量，原因就在于此。现在，我们的环境、任务与过去显然很不相同，但要使党的群众工作具有实效，使党的方针政策、创新理论、价值观念、道德精神的宣传贯彻落到实处，使“说的”具有力量，仍然要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努力把真理的力量与人格的力量统一起来。

    “对己”与“对人”

    人们常说“因人而异”，但在规章制度、纪律要求、道德标准、政治原则面前又不能“因人而异”，必须是一视同仁，不能不一样。如果说要有不一样的话，那就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只能是高标准、严要求。遗憾的是，有些党员干部并不是这样，待己宽而责人严，给人以一个不太高尚的人格形象。

    我们曾批评过一种现象，即对人马列主义，对己个人主义。可见，待己宽责人严的毛病久已有之。现在，这个毛病，在一些人那里仍未根除。比如，叫别人到艰苦的地方去，自己却反其道而行之；叫别人担重担子挑，自己却挑最轻的；叫别人不要大吃大喝，自己却三日一席、五日一宴；叫别人不要走“后门”，自己却大搞“裙带风”。规定、标准、要求之外的高人一头的“特殊性”，生活中还有不少，普通群众和老百姓是很有意见的。

    待己宽，责人严，首先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人们有理由指责这种特殊，但也会容易以此为借口不严格要求自己、松懈自己。一些部门和单位定了不少规章制度，可就是由于有的党员干部不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结果“有标准”等于“无标准”，规章制度形同虚设，毫无权威，有它无它一个样。因此说，待己宽也许能做到，但责人严却未必能实现。要求别人很严，自己却宽得很，别人怎么能服气？别人又怎么可能严得起来？古人说“上行下效”，道理恐怕就在其中。

    鲁迅说过：“我经常解剖别人，但也经常解剖自己，而且解剖自己更严。”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人格精神、人格力量。杨善洲的事迹和品格之所以令那么多人感佩和敬慕，除了他的无私精神以外，就是他对自己的一个“严”字。假如每个共产党员都有这样的人格精神、人格力量，毫无疑问，许多至今令我们头痛的问题解决起来就会容易得多，诸如公款吃喝无度、公款出国旅游等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也会很顺畅地解决，不至于再三令五申来强调了。想想，共产党人在艰苦奋斗的90多年的历程中，有多少天大的困难和艰险都克服了，其中一个宝贵经验就是党员干部“严”字当头，率先垂范。有了这一条，再大的困难也不难；没有这一条，再不难的问题也难。

    “贪功”与“诿过”

    只要努力，人的一生是能够做出成绩、建立功业的，当然成绩和功业会有大小，其间也免不了会有差错和问题。一个人，既不可能全是成绩和功业，也不可能全是差错和问题，总是既有成绩又有错误。如何看待自己的成绩与错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同时映照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和人格形象。毫无疑问，要有成绩说成绩，有错误说错误，实事求是，既不夸大也不缩小。绝不能遇到成绩就抢，遇到错误就推，无美不归己，无丑不归人，更不能弄虚作假，骗取成绩，文过饰非，掩盖错误。否则，人格形象就成了问题。生活中，有这样问题的人格形象在党员干部中也并非个例，常常引起人们的批评和指责，很值得我们警觉和重视。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在成绩和荣誉面前，应该首先想到的是党的培养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同时把成绩和荣誉当作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以鞭策自己为人民做出更大的成绩和贡献；在错误和挫折面前，应该勇于承担责任，善于自我批评，不应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声誉，不应过分强调客观原因和他人的过失，不应推诿卸责，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没有成绩却大言不惭地捏造成绩，犯下过错却强词夺理地抵赖过错，那就离共产党人的称谓相去甚远，离高尚的人格形象相去甚远。

    贪功诿过，把属于别人的成绩归于自己，把属于自己的过错推给别人，是作风问题，更是世界观问题。说穿了，这是自我恶性膨胀，是利欲熏心、损人利己的行为，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在作祟。常听说，一些人把“自我批评”变成了“自我表扬”，讲起成绩滔滔不绝，说起问题缄口不言。追求建树和成绩，无可厚非，但手段不当，目的不纯，就要出问题，就要影响自己的人格形象。尤其在当前社会上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比较盛行的情况下就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抄袭、剽窃、造假的劣行屡屡出现，甚至发生在某些学院院长和教授身上，原因也就在于此，由此对人格形象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

    贪功诿过者原以为，功绩越多，过失越少，自己的形象就越高大、越完美，其实恰恰相反。把别人的成绩拿过来，把自己的过失推出去，甚至不择手段地骗取功名，尽管表面上成就很多、名气很大，但在群众的心目中，其形象肯定是丑陋、渺小的。有的人或许在一定的位置上，人们会有顾忌的心理，但绝不会有亲近之感、崇敬之感，不会靠拢他，只会疏远他，其凝聚力、号召力自然也就成了问题。显而易见，这样的人格形象，难以服众，做群众工作，难免缺乏说服力、引导力。

    我们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共产党人肩负着振兴中华民族、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任重道远。这是中华民族从未有过的宏伟大业，要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到底，要使我们的事业取得成功，就必须要用共产党人的高大人格形象、坚强人格力量来支撑。这一点对于当前来说尤为重要。这不仅在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要靠我们带头实践，而且社会上出现的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和消极丑恶的现象也要靠我们的人格力量去抵御，拒腐防变、战胜风险的考验异常尖锐和紧迫。因此，较之以往来说，共产党人的人格修养的要求应该更高、更严。假如我们顶不住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种种诱惑，人格上打了败仗甚至丧失人格，那么我们肩负的历史重任和确立的宏伟蓝图，就会流于空谈，化为乌有。这是我们绝对不愿看到的，每个党员干部不能不有所意识、有所警戒。这不是多余的话，也不是危言耸听，社会生活的实践已一再说明了这点。

    （原载于《中国青年》1990年第11期）

    党风建设今昔谈

    不可否认，时下的党风是人们的议论热点之一。这方面也确实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滋长；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弄虚作假、虚报浮夸、花拳绣腿、追功逐利盛行；贪图享受、拜金主义、个人主义蔓延，甚至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的腐败现象也不少。面对这些问题，愤慨指摘、疾恶如仇是很自然的，怀念追思历史上党风建设的感人篇章、情节、故事、成果也是无可厚非的。要看到，这些因素引导得好都可以转变为推动党风建设的积极力量。但是，在党风建设问题上，如果只是把今天和昨天、现实和历史做一种简单化的比照，得出“今不如昔”的结论，那就大谬不然了。

    党风建设“今不如昔”的看法，应该说是有一定市场的。问题的严重不仅在于这种看法背离事实，而且在于把今天的党风建设估计的过于黑暗，势必导致人们信心的失落和意志的衰退，势必弥漫升腾一种离心离德的不良情绪，损害党的形象，干扰、障碍党的建设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党风建设“今不如昔”，不是仅仅停留于口头上的简单说法而已，影响所致、危害所及，是不能低估和轻视的。

    要承认，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有着辉煌的篇章和丰硕的成果，这是不能否认的。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选编在课本上的“朱德同志的扁担”，记载于回忆录中的“周恩来同志的纺车”，陈列在博物馆中的“毛泽东同志的补丁睡衣”，这些都是党的作风建设可歌可泣、动人心魄业绩的历史见证。还有，刘胡兰、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英雄楷模所透射出来的不怕困难、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勇于牺牲的优良品质早已成为传颂不绝的佳话，这些也都是党的作风建设历史的生动写照和形象诠释。从井冈山精神，到延安精神，再到大庆铁人精神，这一座座历史上的精神丰碑是我们党的作风建设结出的累累硕果。一句话，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篇章是值得自豪、值得歌颂、值得怀念的，培育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等优良品质和道德情操是不容置疑的。要不然，怎么解释党的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到今天有6000多万党员的成长历程；怎么解释党的事业战胜千辛万苦、历经千难万险，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光辉历史；又怎么解释我们一再强调在今天的环境和条件下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这一重大方针原则。

    但是，话要说回来，无论怎么讲，我们也不能把党风建设的历史看成完美无缺的，只看到成绩、优长，看不到问题、缺陷。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背离了辩证思维的方法。实际上，党风建设的历史也同样存在着不可回避的问题和缺陷。比如，我们现在谈论和纠正的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早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王明时期就有了，而且明显的发端与暴露是在那个时期，造成的破坏和危害最严重的也是在那个时期。再比如，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有过一段时间，主观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脱离实际，搞大跃进，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浮夸成风；家长作风严重，独断专行，强迫命令搞公社化，实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唯意志而论，急躁冒进，试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更为严重的是，“文革”十年动乱，党风、社会风气破坏、损害到了极点，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相互揭发，人人自危；欺上瞒下，假话成风，就连“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都成了口头禅；个人崇拜、个人迷信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句话顶一万句”，最高指示、最新指示，天天读、天天学。以至于“文革”终结之后的很长时间，我们都不得不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这其中就包括对党的优良作风的找回和恢复。当然，回顾这些并不是要否定和抹杀党风建设的历史，而是说历史上的党风建设也同任何事物一样存在问题和缺陷。这才是正视历史，才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态度。

    看不到历史上党风建设的问题和缺陷，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问题的真正症结还在于把党风建设的今天和昨天、现实和历史作了非科学的简单类比。

    我们不是反对比较，但众所周知，比较要在相同的条件和前提下进行。如果条件变了，前提不同，那么比较就失去了科学的意义，就会误入歧途，得出错误的结论。打个比喻，就感冒而言，我们不能简单地拿夏季和冬季作比较，如果这样比，必然是冬季的感冒人数远远超过夏季，但是否就由此得出人的体质夏季比冬季强的结论？显然不行；再就中暑而言，夏季中暑的人数肯定超过冬季，但是否由此又要得出夏季人的体质不如冬季的结论？显然也是不行。资本主义好不好？回答这个问题也不能空洞抽象地讲，要看前提和条件。和封建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应该说是进步的、发展的；和社会主义相比，它又是退步的、落后的。这样分析讨论问题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任何问题都是要提到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中来讨论”，都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经常讲的“观察、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不用说也是我们进行问题比较和研究所必须遵循的依据和出发点。

    立足于这样的依据和出发点，我们就不难看到，今天党风和历史上党风作比较，有些问题是可以比较的，有些问题就不好比甚至不能比了。原因就在于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党风建设要回答和解决的主要问题、重点、难点也是不同的。

    比如，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的腐败现象，赌博、嫖娼、吸毒的丑陋现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消极落后现象显然是现在比过去多。不仅不少发生在党员和党员干部身上，而且有些现象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已经灭绝或销声匿迹，现在又死灰复燃、沉渣泛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党风建设江河日下，“今不如昔”，而只是说明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党风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重点、难点已经和以往不同了，同时也说明现在的党风建设面临的环境更复杂，矛盾更尖锐，挑战更严峻，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更多，难度也更大。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过去我们是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政党，而现在是领导人民长期执政的政党；过去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领导建设，而现在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领导建设。环境、条件和任务，今天与过去相比已大大不同，因此随之而来的党风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重点、难点也会大大不同。过去存在的问题今天可能还会存在，过去没有的问题今天可能会冒出来，过去不突出的问题今天可能就会突出。举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的腐败现象为例。对于战争年代夺取政权的政党来说，这些腐败现象不是，也不可能是党风建设的主要问题，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也绝不会成为多发、易发的问题。可对于长期执政并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政党来说则就不然了。这些腐败现象不仅会多发、易发，成为党风建设的主要问题和重点，而且还会因解决不好成为执政党垮台的重要根源。再举赌博、嫖娼、吸毒等丑陋现象为例。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匮乏、条件艰苦、环境封闭、交往不多、思想单纯，这些丑陋现象是很难成为党风建设的主要威胁，而在搞市场经济，突出货币、物质作用的历史条件下，物质丰裕、条件优惠、对外开放、交往频繁、思想活跃，这些丑陋现象就容易成为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和党员干部变质堕落的诱因，成为浸染党风和社会风气的主要因素。很清楚，不同历史阶段，党风建设面对的主要问题、重点、难点是不一样的，这主要取决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环境、条件所提出和凸显出来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把不同历史阶段党风建设面临的不同情况和问题作简单类比，厚此薄彼、非此即彼，以问题的有无和多寡来判断和裁定党风建设的兴衰成败。说得更明确点，就是不能认为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赃枉法、赌博、嫖娼、吸毒等腐败丑陋现象过去很少或没有，现在不仅有而且不少发生于党员和党员干部身上，就否定我们今天的党风建设，得出“今不如昔”的错误结论。这其实就像春天人们要面对花开叶绿的景况而秋天又要面对枯枝败叶的景况一样，蕴于其中的哲理是相同的。

    当然，不同历史阶段的党风建设的总体状况是可以比的。如果客观真实地比较，就会看到，今天历史条件下的党风建设是在前进、在进步、在发展，总体上是好的。这既是我们根据现实情况加大党风建设力度的结果，同时也是对党的历史上优良传统作风的继承和发扬的结果。现实来自历史，今天源于昨天，而绝不是“今不如昔”。

    先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文风来说，尽管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不断地发生变化，思想作风和学风文风建设面临的具体情况、具体问题也不尽相同，但完全可以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和人民利益的大政方针，党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因此在今天与历史的比较中，应该说党的思想作风和学风是在充实、丰富和发展。这是我们党历经80多年经验教训之后政治和理论上坚定和成熟的反映。假如不是这样看问题，就无法解释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无法解释包括我们党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发生的深刻变革。

    再拿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来说，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显然不同以往，但党的根本性质、根本宗旨、根本纲领、根本任务这一大前提、大条件是不变的，因此在今天和历史的比较中，也同样可以看到，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党的工作作风是在充实、丰富和发展的。假如不是这样看问题，同样无法解释我们党团结和带领群众取得的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就，以及抵御和战胜亚洲金融危机、特大洪水灾害、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政治事件等经济、自然、政治风险，无法解释我们党的崇高威望和无比坚强的战斗力、凝聚力、创造力从何而来。当然，在新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同其他党的作风一样也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矛盾的尖锐复杂程度，挑战的紧迫严峻程度与过去相比都明显增加了，这也是我们不能不看到的。

    把党风建设作一个粗略的今昔比较研究，只是想说明，不要把过去看得过于完美，讲成绩、优长时忽略了问题和缺陷；也不要把现在看得过于漆黑，讲问题、缺陷时忽略了成绩和优长为主这一事实。同时也想进一步说，党风建设“今不如昔”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是站不住脚的。

    最后还要提到，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虽然我们的党风建设成绩是主要的，党的作风总的是好的，但也绝不能因此忽视和低估了问题的尖锐性、严重性。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我们不能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不能认真对待和解决党的作风建设所面临的突出问题，那么就可能失去党心、民心，失去党的执政地位和党的全部事业。这不是危言耸听，必须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千万不要高枕无忧、掉以轻心、麻痹大意。（原载于《前线》2002年第9期）

    以理论的魅力赢得群众

    不时听到有关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议论。

    是否存在这样的“危机”，这样的概括是否科学、准确，对此我们暂且不论，但由此反映出一些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持淡漠、疏远的心理，恐怕是一个争议不大的事实。追究起来，不能说没有受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余音”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过时论”的影响，也不能说“十年动乱”把马克思主义搞得面目全非的历史阴影已完全消失。不止于此，如果再深究的话，就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的确还缺乏应有的扣人心弦的理论魅力，未能像磁石一样吸引和赢得群众。讨论这个问题未必是多余的。尽管随着社会主义的确立，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中早已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宪法已经载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群众心理、情感以及理论选择意愿上能否占优势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除了马克思主义以自身的理论魅力去吸引、赢得群众以外，绝没有其他高妙的“法术”。

    以理论的魅力赢得群众，其含义就是借助各种宣传媒介，使群众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并使之成为自觉的而不是勉强的，诚心诚意的而不是虚假应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者。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就是靠自身的理论魅力——科学性、真理性，超越国界传播于整个世界的。成千上万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群众，聚集在它的理论旗帜下，掀起摧毁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这其间人们尽可以历数不少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新”理论的诞生和流行，也有不少群众被刺激、骚动、吸引过，但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广泛、持久、长盛不衰地赢得群众的真诚信仰，却是绝无仅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崇高权威和强大的吸引力，无疑是由于它从扑朔迷离的社会现象中，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科学释析了困惑当时人们的种种现实问题，从而展现了它的无与伦比的理论魅力。问题在于：历史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是否只要复述一下历史就可以吸引、赢得现今的群众，事情恐怕并不这样简单。诚然，人们在感情、心理、选择意向上倾心于一种理论时不能不看这一理论的历史命运，但仅靠这一点要想赢得群众的欣赏和信仰却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讲述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来生机勃勃的发展史，并且把这种发展与其他理论的历史命运相比较，只是我们理论工作的一个方面，还应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生活在现时代的人们，纠缠、困扰他们的自然是现实中发生的种种问题。“今天”是由“昨天”来的，现实是由历史来的，解决困惑人们的现实问题无疑要作历史的回顾，从中寻找智慧和启迪，这也就是常说的“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然而，“今天”毕竟不是“昨天”，现实毕竟不是历史，仅仅靠回顾历史不可能完全解决今天的问题。特别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现实生活无论广度、深度都是与以往不能相提并论的，不曾见过的问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迭出不断。这是社会进化的特点。因此，生活于现时历史氛围中的人们，对理论的选择、追求、评说和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论是否科学地回答了他们的发问，廓清了他们积存于胸的谜团。历史证明，唯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担当起这一崇高的理论使命。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关键在于入情入理地解析当今人们所关注的现实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只要出色地做好这篇时代性的“大文章”，马克思主义赢得群众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其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本质特征，在于它不像一些社会理论那样自称终结了真理，相反却不断申明，它只是为认识真理开辟了道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自身，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重要表现。因此，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既不能像几何学那样，公理推导似的进行概念演绎，也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仅仅靠历史的述说来完成。倾听实践的呼声，关注和解决现时代人们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义务，而且也是说明其自身科学性、真理性的关键条件。

    人们已经注意到这样的现象：被名为“萨特热”、“韦伯热”、“弗洛伊德热”、“皮亚杰热”的一些西方思潮“热”，实际上并不“热”在学术研究界，而“热”在一些涉世不深、阅历较浅的青年中。这里不去评说西方学术思潮有哪些值得汲取的合理成分，又有哪些荒诞不经的东西，但从引起一些青年的共鸣，并在他们中间流行的现象看，应当承认这些学术思潮至少接触到了青年所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并作了某种回答。而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则显得功力不足、相当薄弱，缺乏应有的理论说服力。当然问题一方面在于一些青年的肤浅浮躁，洞察力、辨别力弱；但另一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者来说，也应该反躬自省，认清理论脱离或落后实践的弊病。

    以理论的魅力赢得群众，应当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解决得比较好。这除了自觉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以外，也在于当时的反动统治下，不仅宣传媒介的优势不在马克思主义一边，而且马克思主义本身处于受迫害、受围剿的境地，客观情况突出了这个问题，容易引起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的重视。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处于主导地位，它的研究和宣传可以光明正大、大张旗鼓地进行。这本是一个极其有利和优越的条件。可问题正像古人说的，“车行峻坂而仆于平地者，慎于难而忽于易也”，有利的条件也能引出不利的结论。宣传媒介和理论地位的优势反而容易使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同志忽视理论说服力的问题。采取诸如“满堂灌”的简单做法，只讲“输出”，不看效果，也无“反馈”，这不能不说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缺乏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理论的魅力赢得群众，尤其显得重要。置身于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和西方学术思潮打交道不仅是应当的，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了解这些学术思潮，对于开阔理论视野，汲取其中有科学价值的合理成分，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疑有着很大的积极作用。但也应当看到，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挑战。可以说，在人们的内心似乎隐匿着一个“理论的擂台”，存在着理论选择的心理欲望，要使马克思主义在面对西方学术思潮挑战的情况下，在群众心理、情感、选择意愿上占优势，就更需要在展示理论的魅力上下功夫，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吸引、折服群众。

    （原载于《北京日报》1987年7月17日）

    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一致、相统一的根本原则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着力阐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强调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这一重要论述，毫无疑问是指导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原则，但其意义又不止于宣传思想领域，可以说对党的各项事业、各项工作，同样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充分说明，党性和人民性相一致、相统一，是一个具有全局性、基础性、长期性的根本性原则。这既是党的重大理论观点，又是党的生动鲜活实践；既是凝聚着规律性认识的成功历史经验，又是面向未来、推动工作的根本遵循。

    党的鲜明本质特征

    之所以说，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就在于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质特征。任何政党都有自己的政治品格和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谋幸福。显而易见，党性和人民性相一致、相统一，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和本质特征，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我们党走过了90多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环境会有所不同，方针政策也会有所变化，但党的性质宗旨是始终不变、一以贯之的，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源于人民、植根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鱼水相依、水乳交融。始终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政治优势，是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是党安身立命的基石。因此，党性与人民性相一致、相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内在属性和本质特征。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

    党性和人民性相一致、相统一，既是重要的思想观点、必然的理论逻辑，更是党的鲜活实践和真切历史。党的全部历史、近现代的全部历史、共和国的全部历史无可置疑地说明，我们党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把党性和人民性内在地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我们党始终坚持立党为公，一心为民的立场，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历尽千辛万苦，战胜千难万险，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独立自主、艰苦创业，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较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当代中国的一切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物质基础；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富裕的中国梦，实现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我国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中华民族振兴和各族人民的事业蒸蒸日上；党的发展也不断前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有着8000多万党员、领导共和国建设、领导改革开放、长期执政的大党。这里，成功的经验是多方面的，但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一致、相统一，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由此可见，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既是党的历史，也是党的成功经验，更是我们指导工作、开辟未来、引领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根本性的原则。

    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党性与人民性相一致、相统一，不仅是党的历史启迪、理论的必然逻辑，而且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尽管党性和人民性是不同的范畴，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涵盖广、外延宽、内涵丰富的整体性概念。党性是立足全党而言的，人民性也是立足全体人民而言的，党性和人民性不能分割，更不能对立。这里，有两种情形值得注意和警惕，在理论上不仅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也是极其有害的。

    一种是以党在历史上的某些挫折、失误或错误为理由，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和对立起来。不可否认，由于中国国情特殊和复杂、由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任务的艰巨和艰难，还由于认识任何事物必然要有一个过程，再加上环境险恶、条件很差、没有经验等多种主客观因素，党在为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奋斗的历史进程中，特定时期或阶段，的确走过弯路、受过挫折，出现过失误和错误，甚至有的还较严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几次“左”的和“右”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几乎葬送了整个苏区，红军被迫长征。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曾有过一定时期，出现了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大跃进”，浮夸风，尤其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支配下，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所有这些都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但问题在于，这些失误和错误，能不能成为贬损党性、割裂对立党性与人民性的理由？显然不能。党在领导人民群众、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历史过程中出现的失误、错误，毫无疑问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人民性；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失误、错误也背离了党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背离了党性。更重要的在于，正是党站在实事求是的立场上，为了人民的利益，勇敢面对和彻底纠正了失误和错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恰恰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坚强党性，恰恰是党性和人民性相一致、相统一的反映。这也充分说明，违背党性就必然违背人民性，违背人民性也必然违背党性，党性和人民性在本质上是相一致、相统一的。所以，决不能以党在历史上的某些挫折、失误和错误为理由来贬损党性，抹黑党性，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和对立起来。

    另一种是以党内存在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奢靡之风等问题为理由，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和对立起来。要承认，我们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历史变革时期，一方面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另一方面党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党的自身也如同社会上一样，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一些消极现象和问题。一些人利欲熏心、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一些人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贪图名利，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奢靡之风严重。对于党内存在的以权谋私的消极腐败现象，这显然是和党的性质宗旨背道而驰的，和党性格格不入；也是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的，和人民性格格不入。但在这里，要警惕和防止以偏概全，无限夸大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倾向，看不到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坚强决心、有力措施和显著成绩，受到煽动挑唆蛊惑，抹黑我们党，贬损党性，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对立起来，从而否定党的领导。对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奢靡之风等党的作风方面存在的不良现象和问题，这是横亘在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无形的一堵墙，使党疏离和脱离群众，既给党的形象、党的性质宗旨造成负面影响，背离了党性；也给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各项事业造成一定的损害，同样也是背离人民性的。但问题在于，有些人看不到问题的存在，习焉不察，存在着模糊认识甚至错误的看法，甚至说出“你是替党讲话，还是替老百姓讲话”、“你是站在党的一边，还是站在群众一边”这样极其荒谬的话。应当看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执政党。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广泛深刻变化，我们党面临着改革开放的考验、长期执政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风险的考验；面临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本来，取得执政地位并长期执政，使我们获得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但也容易沾染官气，滋生蔓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奢靡之风，疏离脱离群众的危险增加了。尽管这里有着种种客观因素，但关键还在于主观认识，在于立场感情，在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对立起来，说出“你是替党讲话，还是替老百姓讲话”、“你是站在党的一边，还是站在群众一边”这样荒谬的话，就是立场感情出了问题，就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既背离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人民性，也背离了党的性质宗旨和党性，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醒。全党正在开展的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就是要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奢靡之风等党的作风方面问题，从而巩固和发展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挥党的最大政治优势，防止脱离群众的最大危险，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相一致、相统一的重要举措。

    坚持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

    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一致、相统一的根本原则，必然要求我们在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始终坚持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具体来讲，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一是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坚持党性，就要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贯彻党的重大决策部署，体现党的主张。坚持人民性，就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反映人民心声。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无疑是来自实践、来自基层、来自人民群众，立足党和国家大局，代表和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但要看到，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人民群众也都有着自己的局部利益、具体利益、具体要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思想观念变化是前所未有的，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差异日益明显，各自的局部利益、具体利益、具体要求也会越来越突出。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群众的局部利益、具体利益也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一部分，也要得到重视和考虑。这就要求我们在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决策部署的过程中，既要体现党的主张，又要兼顾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局部利益，统筹考虑他们的具体利益、具体要求，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而不能顾此失彼、非此即彼。只有把不同群体的局部利益、具体利益与代表和反映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的党的主张协调统一起来，做到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相一致，才能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二是把服务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统一起来。我们党干革命、搞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就是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毫无疑问，在党的各项工作中，必须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坚持党性，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现在，我们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物质基础日益雄厚，为人民服务的条件更好了。因此，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关心群众生活，不断改善和保障民生，帮助人民群众解决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等问题，做好服务群众的工作，使人民群众体会到党的温暖，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也要教育引导群众看到，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变，看到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全面的矛盾较为突出，看到还有许多贫困地区和一亿多贫困人口。因此，要艰苦奋斗、厉行节约，解决发展问题，解决民生问题，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更重要的是，随着改革和发展的深入，利益关系不断调整，各种社会矛盾会越来越多。这就要求我们，在做好服务群众工作的同时，积极宣传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个人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根本利益与暂时利益的关系，坚持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把党性和人民性统一起来，营造一个人民群众共谋发展、共享和谐的良好社会环境。

    三是把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统一起来。毛泽东说过：“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邓小平也说：“实践证明对了的要坚持，错了的要改正，不完善的要进一步完善。”这些精辟论述，深刻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相一致、相统一的根本原则。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把坚持真理与修正错误统一起来，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性显得尤为重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伟大事业，由于中国国情的复杂独特，也由于书本上没有现成答案，现实中没有现成经验，因此我们必须靠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大胆探索，开拓前进。在探索前进的过程中，我们既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经验，升华了认识，但也要为认识和把握事物规律付出一定的代价。其间，走一些弯路、受一些挫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短板，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毫不奇怪的。我们要不断总结经验，为了人民的利益，坚持正确的，修正错误的。党的90多年奋斗史、新中国执政的60多年历史、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都无一例外地说明了这点，也无一例外地印证了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瞻望前景，任重道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代又一代不断接力前进的伟大事业，仍然需要我们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探索前进，把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统一起来，以实现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原载于《前线》2013年第11期）

    决心信心力量

    ——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党的新的伟大工程在新形势下谋篇布局求发展、搞建设的纲领性文献，鲜明地突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一主题，融思想理论性、现实针对性和实际操作性为一体，富含许多精辟的新论述、新思想、新论断，给人以多方面的思想启迪和教益。

    跳出历史周期率

    有些历史片段似乎是永久的定格，不断地被人想到提到。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应邀访问延安，曾感慨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他希望中国共产党人能找到一条道路，摆脱周期率的支配力，跳出这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历史周期率。对于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毛泽东当时就充满信心、铿锵有力地回答，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不负众望，有信心、有能力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可以说，从那时起，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就突出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并成为执政党之后，这个问题就成为一个更加现实和紧迫的重大课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涉及的因素和方面很多，但最为关键的恐怕还在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如何在新形势、新情况下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这一点在《决定》中讲得很清楚，“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些论述言简意赅、精辟有力。毫不夸张地讲，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正确认识和解决好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认识好、解决好，我们党、我们党的事业才能避免重蹈历史周期率的覆辙，才能实现现代化建设欣欣向荣，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复兴强盛，人民安康幸福。

    这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预示和推演，历史和现实都以凿凿的事实说明了这个道理。且不说久远历史中的剥削阶级王朝的兴亡衰败和更迭交替，其兴其亡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其政权不是人民的政权，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上，或迟或早都是要亡的，这已成了人所共知的规律性现象。然而，事情也并不止于此，就是人民的政权、人民的事业也有可能得而复失。这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事件中完全可以窥见一斑。曾经存在过的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不用说，其政权是人民的政权，其事业也是人民的事业，但曾几何时，风云翻转，人民的政权和人民的事业都被颠覆瓦解了，国家易帜转向。个中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其领导政权、领导事业的执政的共产党垮台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执政党的垮台，导致人民政权、人民事业的丧失，而这又是和执政党的自身建设紧密相连的。正如《决定》所阐释的那样：“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也就是说，即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和人民事业，也有一个不断巩固发展的问题，执政的共产党也有一个始终坚持党的先进性，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问题，这就取决于党的自身建设。若不如此，恐怕也难以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一历史周期率。

    在党的自身建设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解决得比较成功。这不仅在于有60多年的长期执政，也不仅在于60多年的执政实践中，党领导人民在建设、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综合国力日益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拥护、热爱我们党，党的执政地位不断巩固和加强，而且还在于我们党从长期的执政实践中科学地概括和总结出了弥足珍贵的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即《决定》所指出的：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改革创新，增强党的生机活力；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这些执政的基本经验是我们党自身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只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丰富、发展这些从我们党自身建设实践中凝结而来的基本经验和原则，不断解决好党的建设这一重大课题，我们党就能够永葆先进性和青春活力，就能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摆脱周期率的支配力，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原因和奥秘所在。

    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对党的建设作出重大决策和全面部署，深刻表明了我们党面对国际国内新的形势的发展，把握世界潮流，加强党的建设，引领中国发展，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上的成熟和政治上的坚定自觉。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和要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思考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求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可以说，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并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背景下，注重从“两个务必”和“本领恐慌”的角度对加强党的建设所作出的深刻理论思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要求全党认真思考和解决，并强调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强调要在改革开放的复杂环境中反对党内出现的消极现象和腐败现象。可以说，这是在全党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进入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时代背景下，注重从领导制度、工作机制和面临新的风险考验的角度对加强党的建设所作出的深刻理论思考。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同样把党的建设放到突出位置上来抓，强调：“我们的各项工作能否做好，我们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我们的事业最终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并把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作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解决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可以说，这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社会经济结构和利益格局趋于多样化，党的自身状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注重从当代国际环境和国内任务的角度对加强党的建设所作出的深刻理论思考。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全面分析了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总结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明确提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重要举措，对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战略部署。可以说，《决定》是立足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以及我国处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等国际国内新形势的时代背景，注重从形势、任务和肩负的历史使命的角度对加强党的建设所作出的深刻理论思考。这充分显示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往开来，在加强党的建设这一重大战略问题上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充分说明党对自身建设重要性和紧迫性的高度重视。为什么我们党紧紧抓住党的建设问题不放松、不间断、不松懈，几十年一以贯之地高度重视？就是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无法回避，也回避不了。也正因为如此，党对这一重大的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也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的内容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理论思考始终围绕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如何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和光荣传统，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等重大问题而展开。特别是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国内环境、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以及党的自身状况，把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因而党对自身建设的理论思考也就变得更加重要和迫切。可以讲，《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应运而生、势所必然的产物。从这种历史的进程和理论的逻辑中，不难看到，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越来越成熟，认识越来越深化，内涵越来越丰富，归结到一点，就是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实践和理论的双向推动下，党对执政规律进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越来越深刻，主动性和自觉性也越来越高，这说明我们越来越摆脱盲目性、被动性，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大大迈进了一步。我们不能说对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已经完结，但可以说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更加自觉和成熟；进一步还可以说，在这一新的认识成果的指导下，党的建设的实践一定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并取得显著成绩。

    信心、力量和强盛生命力

    《决定》不仅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而且充分显示了党的决心、信心和力量，是党的先进性和强盛生命力的具体体现。西方一位哲人说过，最困难的是认识自己；其实，比认识自己更困难的是战胜自己。我国古代智慧者说的更简洁明了，即“自知者明”，“自胜者强”，意思是说，正确认识自己的人是聪明者，挑战自我、战胜自我的人是强者。应该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大智大勇者，历史和现实就是这样佐证的。说大智，就在于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任何变化中，都能够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自己，特别是成为执政党之后，既看到执政党的地位，更看到肩负的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千钧重担和神圣责任，充满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说大勇，就在于党全面客观地审视自己，既看到优势、成绩、辉煌，也敢于正视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挑战自我、战胜自我，发展壮大自我。勇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不断提高，这是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品格和政治优势。

    记得在取得全国政权的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就谆谆告诫我们说：“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必须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一些共产党人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但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要求我们时刻保持“两个务必”。还记得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尽管我们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但邓小平同志也不止一次说“党要保持活力”，要“坚持艰苦奋斗传统，抗住腐败现象”，“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并尖锐地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下大气力抓好党的自身建设。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无疑问继承和坚持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光辉思想，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采取多方面的重要举措解决党内存在的党性党风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不断审视党自身的状况和变化，从来都不回避党自身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敢于和善于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毫不留情地查找和解决党内滋生和蔓延的消极和腐败现象，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同样在回顾和总结我们党执政60年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客观准确地查找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不遮掩、不含糊、不回避，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这充分表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巨大成就面前，在60年长期执政的成功经验面前，我们党没有陶醉于成绩，没有沉溺于辉煌，没有停滞不前，而是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以更加严格的自省、自律、自我革命精神，进一步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方面的问题，并作出全面部署。可以说，这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分析和认识自身状况，不断解决自身问题，不断自我发展壮大的集中表现。这不仅说明我们党的政治上的清醒，同时也说明党所具有的信心、信念和力量以及与时俱进的生机和活力。

    加强主观世界改造

    《决定》除了显示党的决心、信心和力量以及党的强大生命力以外，同时强调要积极推进和加强我们党的主观世界改造。比如，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问题上，《决定》指出：“世界在变化，形势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深入，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必须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并围绕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做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战略部署。这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自我学习、自我提高、自我发展的眼光和能力，这就是我们党自身的主观世界的改造和建设。

    我们党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始终是高度重视自身主观世界的改造，并以主观世界改造的成果积极推进客观世界的改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里讲的改变世界，就是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既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也包括改造主观世界。正确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是同正确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联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只有正确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才能正确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是艰难的，但改造主观世界也不易，在某种程度上说可能更难。这是因为不仅需要洞察入微的智慧，而且需要无私无畏、自我革命的勇气。在这一点上，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旗帜的共产党人是能够做到的，既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也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和改造自身的主观世界。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那一天起，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执政那一天起，还是这样说的，还是这样做的。正因为如此，创立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应该说，这是我们党主观世界改造的理论概括和理论结晶。既重视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重视改造自身的主观世界，显示了共产党人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和态度，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常常解剖别人，也常常解剖自己。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原本就有着内在的本质联系，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党领导的事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只有、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展开，这是一个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必然要触及“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样一个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可以这样讲，只有认识好、解决好“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才能更好地认识和解决好“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基本问题，也才能更好地、更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以想见，《决定》所体现的我们党改造自身主观世界的积极成果，一定会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客观世界改造的进程和发展，应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

    （原载于《深圳特区报》2004年10月24日）

    政绩观的实质是价值观

    马克思曾经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从这个意义上讲，政绩观如同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一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所凸显的一个重要问题。政绩观要回答的是，要不要建功立业，为谁建功立业和怎样建功立业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已经涉及人生价值观问题了。可以这样讲，政绩观的背后和实质是价值观问题，价值观支配和决定政绩观。因此，要解决好政绩观问题，首先就要解决好价值观问题，只有这样，才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也才能真正解决政绩观的问题。

    建功立业、争取政绩是积极的人生价值追求

    首先要明确，追求建功立业，渴望有所作为，争取业绩政绩，不是坏事，是好事。一个人怎样体现和实现自身的价值，自古以来，就有不少人在探索、在解读，说法和答案也各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建功立业、争取政绩是一种积极的人生价值追求。

    为什么要建功立业、争取政绩，这种功利取向的价值选择，恐怕不能简单地用偏好和钟爱功名利禄来解释和说明，其背后有着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和人类自身发展内在要求。这也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人类社会从自然界脱颖而出以后，就开始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世界的漫长历史进程。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既需要勇于开拓、积极探索、善于发明的进取精神，也催生和培育了和这一精神完全吻合的有所作为、建功立业、争取政绩的价值观念。积极有为的功名和政绩，对于一个人来说，确实可以扬名流芳甚至彪炳史册，吸引力是不小的，但惠及社会、推动历史的作用可能更大，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正因为如此，建功立业、争取政绩的人生价值追求，始终受到历史的尊崇，始终是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毫不夸张地讲，没有鼓励人们开拓进取，积极作为、争取政绩的价值观念的引导和激励，就不会有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进步和发展，人类社会就不可能从蛮荒走向文明，从农业走向工业，从传统走向现代，也就不会创造出像今天这样一个繁荣多彩的大千世界。一句话，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在内的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一切业绩政绩，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倡导和实践有所作为、建功立业、争取政绩的人生价值追求有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观念引导、激励的结果。

    我国历史上就很看重和推崇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争取政绩的人生价值取向。传统文化中有不少关于励志、作为、争取功名的格言警句，告诫人们不要浑浑噩噩、平平庸庸、虚度年华。“大丈夫有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修身、齐家、平天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等流传很广、脍炙人口的经典古训讲的都是要争取功名政绩。“丰功伟绩”、“名垂青史”、“千秋功业”等不少成语典故，诠释的也都是建功立业、争取业绩政绩的价值观念。“十年寒窗苦”、“学而优则仕”，这种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和偏重功名的价值导向，更是通过诱惑和鞭策，让人们去读书做官，谋取功名。民间的俗话也讲，“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鼓励为官者，要谋取政绩。众所周知，“官本位”在我国历史上，既历时久远又根深蒂固，通过走仕途，从政为官，争取业绩政绩，无疑就成了有志向、有抱负的人要走的一条道路。其弊端之多之大，是显而易见的，但它所具有的历史必然性和所发挥过的积极作用又是不能简单否认和抹杀的。我国历史上很多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创见和业绩，尽管和“官本位”缠绕在一起，但对社会发展所起的推动和贡献是不能小看的，其中，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争取政绩的人生价值观的影响作用也是不能小看的。虽然，古今中外，也产生和出现过不少悲观厌世、规避退隐的消极无为的人生态度和理念，但鼓励进取作为、激励争取政绩的人生价值观念则始终是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也始终引领着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前进步伐，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赋予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争取政绩的人生价值观念以新的时代内涵。这不仅指我们破除了干和不干一个样的平均主义，荡涤了各种消极懈怠、无所作为的情绪，也不仅指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和政绩，造就了一大批出类拔萃、成绩斐然的优秀人才，更重要的是育生和形成了一个催人奋进、褒扬进取、讴歌建功立业的气氛和机制。从多劳多得到富民政策，从打破论资排辈到不拘一格选人才，从建立竞争激励机制到营造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氛围，可以说追求建树、努力干事，争取业绩和政绩已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旋律和时代的大趋势。这是社会的一大变化，也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可以肯定地讲，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是和成千上万的各级领导干部“为政一方，造福群众”的业绩政绩分不开的；还可以肯定地讲，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把“十一五”规划的蓝图变为现实，同样离不开各级领导干部的开拓进取，励精图治，同样需要他们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喜人业绩和政绩。所以，结论很清楚，我们需要而不是排斥、提倡而不是反对积极进取的建功立业、争取政绩的人生价值追求。

    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政绩观

    然而，承认建功立业、争取政绩是积极的人生价值追求，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这里，还有深层次的一面，即为谁建功立业？为谁争取政绩？这是更为根本、更为本质的问题，是引导建功立业、争取政绩的人生价值观走向的问题，也是决定政绩观性质的问题。

    人们不能不注意到，如同大浪淘沙，免不了泥沙俱下一样，在积极进取、奋发作为、努力争取业绩政绩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和重视的问题。就领导干部来讲，有的脱离实际，好大喜功，指标定得高高的，规划搞得大大的，贪高求大，图的只是一个广告效益、轰动效益；有的急功近利，心浮气躁，只讲短期效益，不讲长远发展，所谓的“政绩”之后却是贻害无穷；有的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热衷于形式主义、表面文章，劳民伤财，花拳绣腿，干的说的都是给上级看的，没有一点实效；有的更为恶劣，利欲熏心，弄虚作假，瞒天过海，欺世盗名，随意编造数字报功报喜。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对此，群众意见很大，并把这些偏差和失误形象地概括为“造势工程”、“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为什么在争取业绩和政绩的问题上会出现偏差和失误？究其原因，有片面追求GDP指标的因素，唯GDP是从，生怕发展速度上不去，影响自己的仕途升迁，从而走入唯意志论的窠臼；也有相互攀比、唯恐落后，急于求成，想早出成绩、快出成绩的心理作怪。形势发展很快，形势逼人，这本是好事，但在有些地方、有些干部那里，却变成了舆论逼人，变成了越快越好、越大越好、越高越好，一味地求高求快求大，以致掺水弄假，失实失真。然而，要进一步地分析，就不难看到，很多问题恐怕还是和主观意识方面的原因联系在一起的，说到底是不能正确对待业绩和政绩，个人的私心欲望膨胀，想事情、办事情围绕的是个人利益，没有搞清“为什么争取政绩、为谁争取政绩和怎样争取政绩”这些问题，在价值观方面发生了偏误。

    人是有思想动机的，人的行为是受思想动机支配的。为政之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要受为政之德的影响左右，也反映了为政之德的高低优劣。同样是走仕途，同样是从政为官，想法看法大不一样，其结果也大不一样，留下的业绩政绩以及口碑声誉自然大相径庭。这里的核心和关键，就在于从政为官，争取政绩是为了谁。这是人生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也是人生价值观所决定的。可以这样讲，有什么样的人生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从政观、政绩观；有什么样的品德、涵养、境界和价值取向，就有什么样的为官理念、为政之举，就有什么样的功名追求和政绩效果。人生价值观是管总的，是总开关。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也不管你意识到没意识到，在为政道路上的所作所为，都要受到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和支配。

    在这个问题上，最有说服力的是现实生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个大舞台，既激发了包括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在内的所有人的建功立业、争取业绩政绩的热情和欲望，也为每个人施展聪明才智，发挥各种潜能，大有作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以吴仁宝为代表的党的一批优秀基层领导，把过去很不起眼的华西村、南街村、竹林镇等小村镇治理发展成为蜚声内外的“富裕明星”，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他们也因政绩卓然，成为感动中国的人物。以孔繁森、任长霞、牛玉儒、郑培民为代表的党的一批优秀领导干部，同样在不同岗位、不同领域，做出了可歌可泣、催人泪下的动人事迹，业绩政绩感人肺腑，深受老百姓的爱戴和拥护。他们的职务大小不同、个性禀赋不同、工作性质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立场在人民群众那里，感情在人民群众那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人民群众谋政绩、创政绩。但令人遗憾的是，也有一些领导干部，一心想争取业绩政绩，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老百姓没有得到实惠反而利益受损，由此产生不满甚至愤慨，所谓的“业绩政绩”也变成了败绩劣绩。其中，有认识片面的问题，也有工作不当的问题，但恐怕更多的还是个人一己的功名利益考虑过重过多，结果偏离了人民群众的立场和感情，有意无意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其实，价值观决定政绩观是个硬道理，自古亦然。就拿我国封建社会来说，为政做官的，自然都是封建官吏。他们做官和治国理政，代表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其业绩政绩也必然深深打上封建剥削阶级价值观念的烙印，即巩固封建王权，压迫、盘剥人民。在封建官吏看来，从政为官，是皇帝的恩宠，是个人和家族的功名利禄，因此，争取业绩政绩也就是为了效命皇权，谢主龙恩，光宗耀祖、荫庇子孙。正因为如此，他们称道的统治、剥削劳动人民的业绩政绩，在劳动人民眼里则被指认为残酷无道的劣绩恶绩；也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贪官污吏层出不穷、多如牛毛，利用个人的官位，肆无忌惮、不择手段地捞取个人好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最真实的写照。可见，封建官吏的仕途为官及其“业绩政绩”，是受封建阶级当官做老爷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和支配的。当然，封建社会的官场中，也有一些清官廉官，在为政之位，也为老百姓办了一些好事，为后人所称赞。像李冰父子建筑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及其留下来的“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豪言壮语，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境界，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情感诗句，像秉公办案的包公，一代廉吏于谦等历史人物，就是如此。这些清官廉官之所以能够在史册上留下较好的政绩和政誉，也是因为他们的人生价值观中渗透和包含着朴素的民本思想、民本感情，由此而引发和支配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老百姓做些好事，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忽视和无视他们所具有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个根本问题

    我们现在的干部，也被通俗地叫作“官”，也要讲政绩、谋政绩，但要明白，这和历史上的“官”及其政绩是不能相提并论、同日而语的，性质和意义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价值观就决定了，我们的干部不是当官做老爷，而是人民的公仆；讲政绩、谋政绩是为人民服务，是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样讲，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干部在价值观和政绩观方面没有问题了，而恰恰是讲必须要以党的性质和宗旨为内容的价值观来规范从政行为、来争取业绩政绩。要实现这一点，就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争取政绩的出发点和归宿。对此，毛泽东同志有过很经典的论述，即“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者。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大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1]显而易见，对于共产党人来讲，第一不是不要功利和政绩，第二要的不是个人的功利和政绩，而是人民大众的功利和政绩。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功利观、政绩观。从中不难看到，我们共产党人的功利观、政绩观始终是和为什么人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始终是以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为核心内容的。

    应该说，党的85年的奋斗历程是对共产党人的功利观、政绩观最生动的诠释。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我们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风姿屹立于世界东方；经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民群众总体摆脱了贫困，过上了衣食无虞的温饱日子，正在向全面小康迈进。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的丰功伟绩是举世公认的。之所以有这样的辉煌业绩和政绩，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为人民群众造福的价值观。

    要指出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任务、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要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要取得造福人民群众的业绩和政绩，就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党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价值取向。这一点不能变，也不会变。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从国情和实际出发，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和政绩，使中国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党的执政和改革发展带来的实惠和成果。这既是我们共产党人在新时期建功立业、争取政绩的成功经验，也是我们共产党人价值观和政绩观所特有的政治优势。

    还要指出的是，由于环境错综复杂，情况盘根错节，局面千变万化，又使得我们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党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价值取向面临挑战，把为什么人的问题、为谁争取政绩和怎样争取政绩的问题更加突出出来。一方面，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在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诱发下，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消极腐朽思想容易滋生蔓延；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格局的调整，使得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大量地、经常地发生。因此，各级领导干部面临的困惑、冲突和矛盾，面临的选择和考验比起以往来说更加尖锐、更加严峻，如果不筑牢思想道德的防线，就有可能被糖衣炮弹所击中，在人生价值观方面发生倾斜和偏误。为什么我们一再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解决好权力观、地位观、政绩观的问题，目的就是要解决好为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自觉抵制各种诱惑，经受各种考验，为人民群众干事情、谋政绩；为什么有些领导干部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发生滥用权力，争名逐利，不择手段编造虚假政绩等问题，也是因为没有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摆不正个人与组织、与群众的关系，私欲膨胀，价值观发生失误。事实说明，能不能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创造造福人民群众的政绩，关键在于有没有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价值观。领导干部有自己的抱负和追求，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一定要把个人的抱负和追求融入党的事业和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之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创造人民群众需要和欢迎的业绩政绩，也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抱负和追求。

    有些人往往把工作上的失误、政绩上的偏误归结为能力、水平、决策问题。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因素。的确，新情况和新问题，接踵而来、前所未见，既没有现成的经验，也没有现成答案，我们的工作和能力面临新的挑战。我们面临“知识恐慌”、“本领恐慌”、“能力恐慌”的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有鉴于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作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围绕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等五个方面做出了深刻阐述。但不要忘记，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是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包括党的改造主观世界的能力建设在内。能力、水平问题不能脱离立场、感情问题，能力、水平的背后有一个立场、感情问题，是以立场、感情为前提、为基础的。很多问题，看起来是个能力、水平问题，其实质却是个立场、感情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人的价值观问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本质要求，是贯彻于党的能力建设的始终和方方面面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改造客观世界，争取业绩政绩的过程中，不能把改造主观世界、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置于视野之外。只有重视改造主观世界，重视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才能在工作中、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取得人民群众高兴和满意的业绩政绩。不能说，解决了为什么人的立场、感情问题，就解决了一切问题，就会有一流的工作业绩和政绩，但完全可以说，不解决好为什么人的立场、感情问题，就绝不会有一流的工作业绩和政绩。这恐怕是被无数事实反复证明了的一个道理。

    （原载于《前线》2006年第10期）

    学风建设关系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兴衰成败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党组织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确定的重大战略任务。其中，具有多重重要意义，既使我们有力地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又使我们有力地应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挑战，成功驾驭错综复杂的局面，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然而，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能否取得成效，一个关键问题则要看我们的学风建设如何。可以肯定地讲，学风建设关系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兴衰成败，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基石。

    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学风问题是第一重要的问题。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既要解决学什么的问题，也要解决怎么学的问题。怎么学的问题就是学风问题，这个问题和学什么的问题同等重要。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明确说过：学风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重要的问题。他严肃批评“不正派的学风，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第一重要，就是头等重要。这样一个第一重要、头等重要的学风问题，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党组织的过程中，是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

    以往的历史实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我们党是重视理论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党伊始，就把理论学习摆在首位，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靠学习起家的。但学习始终是和怎么学习联系在一起的，始终贯穿着怎么学习这个基本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学风问题。怎么学的学风问题，不仅决定着我们党的理论学习的方向和水平、党的建设的方向和水平，更重要的是决定着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人们不会忘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王明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生吞活剥、机械照搬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个别结论、某些词句作为灵丹妙药，到处套用。他们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中国的国情，只知道从本本出发，一味地用书本的某些观念来剪裁现实。这种恶劣的不良学风，导致了“左”倾错误路线，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使浴血奋斗得来的大好形势毁于一旦。人们也不会忘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建设取得巨大成绩，但也有不少失误。把阶级斗争作为纲、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把发展生产力当作“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来批判，在所有制上搞“一大二公”，纯而又纯，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大锅饭，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个体、私营经济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来铲除。这样的结果，是阻碍、延误和损害了社会主义建设，这里既有机械照搬外国某种模式的问题，也有学风上的问题，即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问题。人们同样不会忘记，在“文革”十年动乱期间，毛泽东思想被阉割支解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到处是“句句照办”，到处是打“语录仗”，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而整个国民经济则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所有这些都无可辩驳地说明，学风建设关系我们党的理论学习、理论建设，关系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是第一重要的问题。以史为镜，鉴往知来，今天我们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党组织必须重视学风建设这个第一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学风问题、学风建设如此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常说的两句话：“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党是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和指导的党。我们党是实践者，但不是盲目的实践者，而是自觉的实践者。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物质武器的同时，无产阶级也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因此，我们党注重实践，也注重理论，是有理论信仰，是非常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我们党自从创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真实地反映了客观世界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反复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这是千真万确的。然而，事物是会发生变化的，如果处理不好，好的事情也会发生逆转。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革命和建设都离不开这点，但是，如果不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那么事物就会走向反面；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受到窒息，生命力受到扼杀，而且会给革命和建设带来巨大损失。由于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由于我们党对理论的重视，一旦恶劣的学风占了上风，造成的恶果必然是全局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以往的沉重教训足以说明这点。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在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指导的同时，历来重视学风问题、学风建设，历来强调反对不良学风、恶劣学风。因此，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党组织过程中，学风问题被作为第一重要的问题来看待也就不难理解了。

    怎样解决学风问题，怎样建设优良学风，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阐述得很清楚、很明确，这就是“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著作，切实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能力，带头探索回答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引导党员、干部把学习理论同研究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本地区本部门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突出问题结合起来，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一句话，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用以促学。

    马克思主义来自于实践，是把实践作为自己的本质特征，实践是第一和最基本的观点。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必然是发展的科学。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运动变化是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是辩证法的精髓之一。外部世界是发展变化的，真实反映外部世界发展变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自然是发展变化的。这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革命性和彻底性。恩格斯说得好：“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在中国的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也就是学风问题上，必须强调从实际出发，强调理论联系实践，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解决现实问题。你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分析、说明的问题越多，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越多、越好、越高。当前，我们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很重，面临着许多攻艰克难的艰巨任务。尽管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发展，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但要清醒地看到，在前进的道路上，仍然有许多未被认识的领域和规律，仍然会不断地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我们一定要在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结合各部门、各单位的工作实际，结合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在学以致用、用以促学上下功夫，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创新局面。

    （原载于《前线》2010年第11期）

    形成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良好学风

    学风问题至关紧要，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兴衰成败。作为当代共产党人重大战略工程的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几年走下来，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既是其重要的成果，又是其重要的推力。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总结，不仅为以后的学习提供有益的学风借鉴，而且与正在兴起的改进工作作风、改进文风的大局大势相适应、相契合，进一步有力地推进学习型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具体说，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学风建设有三个鲜明特征，这既是经验之谈，也是今后的努力方向。

    ——从问题出发。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学习，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般性的单纯学习，出发点、落脚点在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更加突出应用。这种不同一般意义上的学习目的、学习性质，决定了理论联系实际学风的特殊重要性，决定了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要特别强调学用结合、以用为本。可以说，这既是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本质和生命，也是其学习和学风的鲜明特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和精髓。实际是什么？怎样从“实事”中“求是”，其实讲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就是说，学习要针对问题，要从问题出发，要分析解决问题。因此，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一定要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联系实际问题学，着眼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没有问题意识，没有具体问题，也就没有实际、没有具体情况。这样的学习是脱离实际的，是空对空的，偏离了学习型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不是我们所提倡、所需要的。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毛泽东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邓小平也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问题。”[3]可见，具有问题意识，强调从问题出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着眼分析和解决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毛泽东也曾生动形象地运用“有的放矢”的典故来说明理论的应用和文风，“的”就是问题，“矢”就是理论，要用“矢”去射“的”，也就是要用理论去说明问题。所以应该讲，从问题出发，着眼分析解决问题，既是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着力点，也是其内在的学风要求，这样的优良学风值得我们弘扬光大。

    ——在干中学。这是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又一个鲜明特征，也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的优良学风。我们的学习，不是学好了再干，也不是学完了再干，而是边学边干、边干边学。众所周知，我们党是靠学习马列主义起家的，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靠学习起家，靠学习发展壮大并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我们党有90多年历史，全国执政60多年，领导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辉煌成就举世公认、有目共睹，一个根本性的经验就是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专门讲学习的或者涉及学习的党的重要文件很多，领导人的重要论述也不少。但我们的学习，有一个很大特点，那就是在实践中学习、在干中学。正如毛泽东所讲的，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这个说法，既生动形象又精辟深刻地表明了我们党重视学习以及怎样学习的问题。我们历经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的历史时期，实际上就是在革命中学习革命，在建设中学习建设，在改革中学习改革。一部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史，就是一部不断发展的学习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进了城，成为执政党，毛泽东提醒全党：“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办法”，“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由于有了新的学习和实践，在干中学，我们才有了农业、工业、国防、科教文卫体等党的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又是一次再学习、大学习，同样是在实践中学习、在干中学。邓小平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我们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这些过去未曾有过的新事业、新事物，都不是学好了再干的，也不是学完了再干的，而是在干中学、在学中干、边干边学的结果。总之，一句话，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在干中学，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宝贵经验和政治优势，是我们党的优良学风。

    党的十八大宣示了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宏图大略，这就是通常讲的两个一百年。一个是到建党100周年，即2020年左右，我们实现全面小康；再一个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即2050年左右，我们基本实现现代化。可以说这是我们现代化进程的时间表和任务书，也是我们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神圣责任。我们已经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400多美元，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但要看到，我们的现代化是和工业化同时进行，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步发展，再加上经济转型和社会转轨的因素，我们遇到的矛盾和困难世所罕见，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前所未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历经工业化、现代化的上百年和几百年中渐次出现的不同阶段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交织出现在我们的现阶段，盘根错节、缠绕叠加，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经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自然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以及消极腐败现象多发等问题，一个接一个，面临着成长中的烦恼。解决这些现时代突出的重大问题，历史中没有现成经验，书本上没有现成答案，必须靠我们去学习、去探索。这就更加突出了在实践中学习、在干中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所以，在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过程中，尤其要很好地弘扬光大“在干中学”的优良学风。

    ——学立场、学观点、学方法。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要学的知识很多，但最基本、最主要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个主要学什么、怎么学的核心问题。这就是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和根本，比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比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实践第一等观点，比如物质与精神、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辩证统一的观点等一系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本本中的具体论述、具体结论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结果，都是应用的结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从马列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我们之所以讲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是一致的，是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具有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的指导作用，根本原因也在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能够很好地观察和解决我们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所以，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在于记住多少具体结论，也不在于背诵多少具体论述，而在于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解决问题。这才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所在，也才是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真谛所在。毛泽东同志说得好：“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有的人读的书、学的知识也不少，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迷迷糊糊、摇摇摆摆；在工作中打不开局面，疲疲沓沓；在实际问题面前束手无措，毫无办法；在突发事情来临时惊慌失措、应对乏力；根本原因就在于立场观点方法有问题。所以，要坚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要建设好学习型党组织，就必须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下功夫，真正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原载于《前线》2013年第3期）

    根基血脉和力量之源

    ——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意义重大而深远

    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把党的作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开局伊始，中央政治局就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现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全党展开。这一系列重大举措，扎实有力地推进着党的作风建设。人们自然会问：当前，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国内国外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出现，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为什么要突出强调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又是什么？

    众所周知，古希腊神话中有个关于安泰的故事，讲的是无敌英雄安泰，力量来源于大地。只要立足于大地，就能源源不断地从大地那里汲取力量，从而立于不败之地。可见，无敌之神的安泰，其根基、血脉和力量在于大地。由此要问，中国共产党人的根基、血脉和力量在哪里？一句话，就在人民群众当中。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生命和力量所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兴衰成败，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兴衰成败，决定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实现。正因如此，我们讲，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的最大优势，脱离人民群众则是党的最大危险。很清楚，无论是贯彻落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还是在全党兴起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实践活动，其目的是要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使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和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的最大优势，避免和防止脱离群众的党的最大危险，也不难看到，这是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组织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彰显了新形势下我们党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决心、信心和力量，是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大举措。

    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首先在于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党领导人民群众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顺应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期望，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成千上万的党员和党员干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特别是在涉及国家安危和各种风险考验的关键时刻，在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共产党员和党员干部挺身而出，站在前列，身先士卒，不畏艰险，有的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事迹可歌可泣，风范光彩照人，精神感人至深。这些，人民群众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挂在嘴上的。我们经历过的一个接一个的大事、喜事、难事说明了这一点，相继涌现出来的孔繁森、杨善洲等一批党的优秀领导干部，也说明了这一点。所有这一切，集中体现了党联系群众、关心群众、依靠群众的优良作风，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一心为民的可贵品质，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真实写照。

    但是，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在新的形势和环境下，党的作风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党同群众的联系也存在不少问题，有的甚至还相当严重。集中起来说，存在着不符合为民务实清廉要求的种种现象，有的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一些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突出，奢靡之风严重。一些干部高高在上，或满足于在办公室里“上传下达”，或忙碌于“文山会海”，或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一些干部乐此不疲地奔忙于各种“仪式”和“庆典”之间，热心于迎来送往和应酬；一些干部口头上也说说关心群众的话，心里想的却是自己的房子、位子、票子、妻子、孩子。还有一些干部沾染上旧衙门习气，老爷做派十足，把自己和群众疏离和对立起来，不仅不关心群众疾苦，反而对群众在拆迁、征地、教育、医疗等问题上提出的合理诉求，疾言厉色，呵斥有加，说出一些很不像话的“雷人”之语，既没有对群众的丝毫敬畏，也没有对群众的半点亲情。总之，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精神懈怠；贪图名利，弄虚作假，不务实效；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负责任；铺张浪费，奢靡享乐。反映作风问题的现象形形色色、各种各样，但实质都是脱离群众、忽视群众甚至无视群众，偏离了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群众立场和感情。至于少数干部利欲熏心、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则更是影响很坏，危害很大，严重损害了党的声誉和形象，破坏了党群关系，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干扰和阻碍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因此，围绕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全党展开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实践活动，解决群众议论多、意见大的突出问题，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既是党的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

    深刻的历史启示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还在于凝聚着党的宝贵历史经验，具有深刻的历史启示性。这就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和人民群众在一起，是我们党克服艰难困苦、战胜风险挑战的制胜法宝和成功之道。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党是靠群众工作起家的，靠群众工作发展壮大的，一部90多年的艰苦奋斗和辉煌成就的历史就是一部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其间，积淀形成和坚持发展的党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至今，人们不会忘记体现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会忘记解放军进入上海时不扰民、夜宿街头的感人场景，不会忘记沂蒙山区红嫂乳汁疗救伤员的动人事迹，不会忘记舍家忘我，推着独轮小车支援淮海战役的成千上万的民众。这一桩桩、一幕幕生动诠释着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正是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历尽千辛万苦，战胜千难万险，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就是共产党人胜利成功的奥秘所在，就是党的生命和伟力所在。尽管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尽管党面临的任务、形势和环境条件有很大的不同，但立起来的群众观点、走出来的群众路线则是不变的。强调密切联系群众这一重大原则，在党的历代领导人和党的重要文献那里都是相同的，都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都是浓墨重彩、深刻精辟地加以阐述。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路线、群众观点作为党的核心观点，是被党的全部历史和实践所证明了的不可移易的铁律，是颠扑不破的至理。这就是党的历史启示我们今天和未来的真谛，是我们必须发扬光大的党的宝贵财富。

    立场感情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脱离、疏远甚至和群众对立的现象，一些干部常常简单地归于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问题。其实，这是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文艺问题时就已言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是每一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永远要用实际行动来回答的现实问题。在战争年代，我们党为人民的解放而英勇奋斗，人民也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我们。那时候不容易脱离群众，因为离开了他们，我们就寸步难行，甚至不能生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执政党。虽然这时候“离开群众非常危险”的道理并没有变，但由于它不是那么立竿见影，所以一些短视的人就容易忽视它、淡忘它。本来取得执政地位，这使我们获得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但也容易沾染官气，脱离群众的危险增加了。现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交通、通信日益发达，条件越来越先进，这本来使我们可以经常深入群众，但也容易成为疏远和隔离群众的“屏障”。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广泛深刻变化，我们党面临着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风险的考验，面临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尽管有着种种客观因素，但这里的关键还在于主观认识，在于立场、感情。为什么在大体相同的客观条件，处于领导岗位上的孔繁森、杨善洲等同志能够时刻想着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而有些干部则不能呢？那些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热衷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干部难道不应当深长思之吗？这不单单是离群众越来越远，首先是离共产党员的标准已经越来越远了，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醒。人民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位置决定立场、决定感情。你的位置在群众之上或者之外，就会和群众疏离、脱离甚至对立起来；你的位置在群众之中和之下，就会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把群众当亲人，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自胜者强

    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充分显示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决心、信心和力量，是党的先进性和强盛生命力的具体体现。西方一位哲人说过，最困难的是认识自己，其实，比认识自己更困难的是战胜自己。我国古代智者说的更简洁明了，即“自知者明”，“自胜者强”，意思是说，正确认识自己的人是聪明者，挑战自我、战胜自我的人是强者。应该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大智大勇者。说大智，就在于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任何变化中，都能够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自己，特别是成为执政党之后，既看到执政党的地位，更看到肩负的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千钧重担和神圣责任，充满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说大勇，就在于党全面客观地审视自己，既看到优势、成绩、辉煌，也敢于正视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挑战自我、战胜自我，发展壮大自我。勇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不断提高，这是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品格和政治优势。记得在取得全国政权的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就谆谆告诫我们说：“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必须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一些共产党人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但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要求我们时刻保持“两个务必”。还记得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尽管我们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但邓小平同志也不止一次说“党要保持活力”，要“坚持艰苦奋斗传统，抗住腐败现象”，“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并尖锐地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下大气力抓好党的自身建设。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坚持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光辉思想，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采取多方面的重要举措解决党内存在的党性党风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不断审视党自身的状况和变化，从来都不回避党自身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敢于和善于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毫不留情地查找和解决党内滋生和蔓延的消极和腐败现象，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这也充分表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巨大成就面前，在60多年长期执政和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面前，我们党没有陶醉于成绩，没有沉溺于辉煌，没有停滞不前，而是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以更加严格的自省、自律和自我革命精神，进一步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方面的问题，并作出全面部署。可以说，这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分析和认识自身状况，不断解决自身问题，不断自我发展壮大的集中表现。这不仅说明我们党的政治上的清醒，同时也说明党所具有的信心、信念和力量以及与时俱进的生机和活力。我们面前，有两个一百年。一个是到建党100周年，即2020年左右，我们实现全面小康；再一个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即2050年左右，我们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我们现代化进程的时间表和任务书，也是我们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神圣责任。面对现代化进程的时间表和任务书，面对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神圣责任，我们唯有把党建设好，把党的作风建设好，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成为战胜各种困难、挑战和风险的中流砥柱，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主心骨，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原载于《深圳特区报》2013年7月2日）

    共产党员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思想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在社会生活中也是一个正在实践的鲜明主题。党的十八大强调的“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渐成社会风气，原因就在于有着强有力的内在驱动力。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顺乎事业发展要求，反映客观现实需要，回应人民群众的强烈价值期盼，因此必然引起人们感情和思想的广泛共鸣。面对这个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性、根本性问题，共产党员怎么看、怎么办？以什么样的姿态和精神去面对、去追求，无疑值得认真思考，尤其在“七一”党的生日来临之际更要深长思之。

    系于成败

    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向整个社会、面向全体公民，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则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和要求，是具有特殊重要责任和担当的，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在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上，共产党员的所言所行、所作所为，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不是只涉及自身的声誉，更重要的是关系党的形象、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关系培育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兴衰成败，关系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为什么这样说？这是由共产党人的性质宗旨、使命重任和地位作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和各族人民的先锋队，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党在现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就是团结带领各族人民群众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大业，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重大举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思想保障。党员是在党之人、组织之人，毫无疑问要为贯彻落实党的大政方针、重大决策，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而努力奋斗，这其中就包括积极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无所作为、消极懈怠、漠然处之的态度都是要不得的，都是和对党员的要求、称号格格不入的；至于某些党员身上发生的背离和损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言行和现象更是和党的要求、党员的标准差之千里，完全背道而驰。人民群众认识党，热爱和拥护党，主要是看党的理论、党的性质宗旨、党的方针政策、党的奋斗史发展史，党的领导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巨大利益和实惠，但也会通过身边一个个普通党员的言谈举止、行为形象来谈论党、评价党、认识党。党是由成千上万的普通党员组成的，每个普通党员和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普通党员的言行作为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固然不能代表党，但却能影响党的形象声誉、性质宗旨、使命任务，特别是影响群众对党的认识，影响对党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的理解。这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不能忽视和小看。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级党组织必须要学习领会在前、领导组织在前、贯彻落实在前，成为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广大党员也必须要学习在前、倡导在前、实践在前，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特别是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组织在各行各业各地各部门具有核心领导作用，很多党员又处于社会的关键位置，党组织是否坚强有力，党员是否身先士卒、率先垂范，直接关系引领导向作用，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实践，关系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这不是抽象的理论演绎和概念推论，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部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点，生动地诠释了共产党员在实现党的性质宗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完成党的各项任务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我们党之所以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取得改革开放30多年的辉煌业绩，当然取决于我们党从实际出发的路线方针政策，但也离不开广大党员对党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不移和身体力行地贯彻执行。可以讲，没有广大党员对党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深刻学习和把握，没有广大党员坚持党性原则，不折不扣、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党的各项任务的完成都是不可想象的，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和业绩也就无从谈起了。不言而喻，加强党员学习教育、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原则，也是党领导的事业不断走向成功的重要经验，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毫无疑问要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取得的进展和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这显然和共产党员的带头引领示范作用分不开。但也不能不看到，阻碍和削弱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进而阻碍和削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也存在不少的问题。集中起来说，就是反映在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身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表现为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精神懈怠；贪图名利，弄虚作假，不务实效；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负责任；铺张浪费，奢靡享乐。这“四风”是横在党员与群众之间的一堵无形的墙，严重损害了党的声誉和形象，破坏了党群关系，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干扰和阻碍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在全党展开以为民务实廉洁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扫除和治理“四风”，解决群众议论多、意见大的突出问题，既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途径，也从党员学习教育和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方面，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强大推动力。

    身教为重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产党员要积极带头，既要“言传”，更要“身教”。“言传”，就是要做好宣传教育，在“知”的方面下功夫，通过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方式，让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熟知熟记；“身教”，就是要在“行”的方面下功夫，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身教”与“言传”相比，重于“言传”。这既是指行为本身就是教育，“知行合一”，行高于言；也是讲要以身教带言教、促言教，用人格的力量、行为的力量去支撑和推动宣传教育，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就后一方面来说，针对的是时弊，指向和针对性是一目了然的，也就是要防止空泛的说教，防止停留在书本和课堂上。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产党员既要“讲到”，也要“做到”。但要明白，“讲到”的目的是要“做到”。讲的道理不能束之高阁，不能成为供人欣赏的对象，而是要身体力行、积极实践。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产党员要带头去做，以身教为重。

    过去，我们的一些宣传教育之所以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不是失之于没有“说到”，而是失之于没有“做到”。由于没有“做到”，即使讲的是浅显易懂的道理，也不容易听进去，甚至反过来会怀疑所讲的道理。“说到”与“做到”，如果一致，那么，“说”的就理直气壮，就有分量，就“叫得响”；如果割裂或背离，那么不仅“说”的软弱无力、苍白乏味，而且“说”的越多，效果越糟，越使人产生反感。以往的这个经验教训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是很值得我们借鉴和记取的。

    应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当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回应了孕育人民群众内心世界已久的真善美的道德呼唤，是具有吸引人、凝聚人、鼓舞人的巨大力量的。然而，问题又不那么简单。群众还要看宣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产党员是不是带头去做、去实践，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示范作用是很重要的。很难想象，一个道理讲得头头是道却又不照着做的人会有说服力、号召力？因此，要求群众做到的，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首先要做到；要求群众不做的，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决不做。如果说一套，做一套，说的大道理都是要求别人的，自己不去做，不起模范带头作用，那么说得再好也没用。

    我国自古就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说法，群众中也流行“打铁先得自身硬”的口头禅，讲的都是“说到做到”的意思。要在“立行”和“立言”上多下功夫。讲理想，自己要有理想；讲纪律，自己要守纪律。言行一致，一言九鼎。如果嘴上讲“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实际上是“好处先占，吃苦不干”；嘴上讲“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实际上是铺张排场，挥霍浪费；嘴上讲“敬岗爱业，诚实守信”，实际上是消极懈怠、不求真不务实，那么，即使道理讲得再漂亮，也只能招致“台上他说，台下说他”的后果。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身教为重，其实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之所以在中国具有气势磅礴、锐不可当的力量，是由于有成千上万个像李大钊、方志敏、焦裕禄、孔繁森那样一批为真理而献身的共产党员。人们不会忘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首铿锵有力的诗，然而这是和夏明翰烈士的鲜血和生命系结在一起的。可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产党员既要做好宣传教育，更要带头去实践，用行动的力量、人格的力量去支撑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要从我做起，从身边的事情做起，从小事做起，在落小落细落实下功夫。见义勇为、扶危救困、助人为乐、忠于职守、爱岗敬业、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团结友善、廉洁奉公、公平正义、敬老爱幼等等，都不是空洞抽象的概念，也不意味着遥不可及，高不可攀，是非常实在具体的，是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息息相关、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的。因此，在涉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等诸多问题上，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准，衡量自己、要求自己，努力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自己的示范行为，影响感染群众，团结引领群众，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共产党员的应有贡献。

    （原载于《中国政协》2014年第12期）

    “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习近平同志的“七一”重要讲话，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主旨，深刻阐明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其中强调指出：“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正所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鲜明本质特征，阐释了党的立场感情、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既是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有力地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巨大政治优势。我们党要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战胜各种困难、挑战和风险，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就必须坚守人民立场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特有的政治优势

    众所周知，我们党走过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95年历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其间的经验和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最重要的还在于“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坚守人民立场，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我们党不可移易、管根本管长远的铁律。

    古希腊神话中有个关于安泰的故事，讲的是无敌英雄安泰，力量来源于大地。只要立足于大地，就能源源不断地从大地那里汲取力量，从而立于不败之地。可见，无敌之神的安泰，其根基、血脉和力量在于大地。由此要问，中国共产党人历经95年的奋斗史、发展史，生命力在哪里？根基、血脉和力量在哪里？历史给出的结论是无可置疑的，那就是在人民群众之中。人民群众就是坚实厚重的“大地”，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竭的动力之源”。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生命和力量所在。

    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胜利的成功之基和制胜法宝，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巨大政治优势。在奋斗发展的95年的历史中，我们党遇到的艰难困苦世所罕见，面临的风险挑战世所罕见，但我们党始终坚守着一个不变的信念，即立足和坚持人民立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所有这一切，见证了党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深厚感情，这就是党的生命和伟力所在，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胜利成功的奥秘所在。尽管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尽管党面临的任务、形势和环境条件有很大的不同，但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则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是我们必须发扬光大的党的宝贵财富。

    党固有的本质特征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是党的性质宗旨所决定的。“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这是我们党固有的鲜明本质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集中体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

    毛泽东同志说过：“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立足和坚守“人民立场”，鲜明地回答了“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这一根本问题、原则问题，彰显了党热爱人民、服务人民、人民至上的立场和感情。我们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党的宗旨。这是党的立党之本，党的本质特征、政治品格和政治优势。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论环境条件、形势任务如何变化，站在人民立场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这一根本原则始终是我们党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革命战争年代是如此，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时期，也同样是如此。我们干革命、抓建设、搞改革，尽管任务不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立足和坚守人民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群众谋利益。95年来，正是从人民立场出发，我们党立足于中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造福于人民群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体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

    我们每个党员，岗位可能不同，从事的职业不同，职务也有高低，但只要是党员，就应当站在人民立场上来观察思考问题和处理事情，为人民谋利益、谋福祉，否则就离共产党员的称号相去甚远，就背离了党的性质宗旨；党和国家事业也有分工分业，但无论怎么分工分业，都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一部分，也都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观察和处理问题，为人民谋利益、谋福祉，否则是和党的性质宗旨背道而驰的。尽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等领域的具体工作、具体业务不同，制定和实施的具体方针政策也不同，但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站在和坚守人民立场上，都要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谋福祉，这一点是共同的，是不可动摇的。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这一重大命题，还反映和体现了我们党95年来一贯坚持的唯物史观。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石，是我们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世界观方法论。唯物史观把唯心史观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确立了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强调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尽管在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人民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境地，但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体地位和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一点是不可改变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历史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空前焕发、极大增强，人民主体地位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更加显现、更加重要。因此，坚守人民立场既是我们党的立场，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反映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性质，彰显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的地位。

    从严管党治党，坚守人民立场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要实现党的十八大确立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要大力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严管党治党，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我们党肩负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力度，从严管党治党，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全党深入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着力解决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力地遏制和治理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大大加强了新形势下的党的作风建设。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意志和韧劲，严肃查处了一批腐败分子，着力营造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党风政风发生深刻变化，社会风气、政治生态不断优化。实践说明：我们党“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捍卫党纪”，有能力、有信心、有力量、有办法，治好党、管好党，同时也说明中国共产党“有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有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使党始终坚守人民立场，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凝聚力、战斗力，保持不竭的强大生命力。

    在战争年代，我们党坚守人民立场，为人民的解放而英勇奋斗，人民也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我们。那时候不容易脱离群众，因为离开了他们，我们就寸步难行，甚至不能生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执政党。虽然这时候，“离开群众非常危险”的道理并没有变，但由于条件环境变了，一些短视的人就容易忽视它、淡忘它。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广泛深刻变化，我们党面临着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风险的考验；面临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党的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党同群众的联系也存在不少问题，有的甚至还相当严重，尤其是少数党员干部利欲熏心、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影响很坏，危害很大，严重损害和败坏了党的声誉和形象。问题多种多样，现象形形色色，但实质都是偏离、背离了党的性质和宗旨，淡忘甚至丢掉了人民立场，破坏了党群关系，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干扰和阻碍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显而易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从严治党，做好管党治党这篇大文章，对于我们党经受考验、克服危险，战胜困难和挑战，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十分特殊的重要意义。

    我国古代智慧者曾经说过一句精辟的话，即“自知者明”，“自胜者强”。意思是说，正确认识自己的人是明智之人，挑战自我、战胜自我的人是坚强之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从严管党治党的实践充分证明：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具有“自知者明”和“自胜者强”的大智大勇者。说大智，是指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任何变化中，都能够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自己，特别是成为执政党之后，既看到执政党的地位，更看到肩负的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千钧重担和神圣责任，充满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说大勇，是指党全面客观地审视自己，既看到优势、成绩、辉煌，也敢于正视和解决自身存在的包括腐败和“四风”在内的种种问题，挑战自我、战胜自我，勇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不断提高。可以说，这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分析和认识自身状况，不断解决自身问题，不断自我发展壮大的集中表现。这不仅说明我们党的政治上的清醒，同时也说明党具有与时俱进的生机和活力。从严管党治党，把党建设好，把党的作风建设好，始终坚守人民立场这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使党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原载于《深圳特区报》2016年8月2日）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6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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