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风问题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学风是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江泽民总书记在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时，专门就学风问题做了深刻、精辟的论述。为什么这样重视学风问题？关键就在于它关系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显而易见，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学风问题是第一重要的问题

    我们讲的学风问题，不是学校、课堂中的学习方法问题，也不是学术界、学科建设中的学习风气问题，而是指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因此可以说，学风问题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回避的一个基本原则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创立的第一天起，就有一个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学风问题。这个问题始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都重视学风问题，历来都把它作为十分重要的问题来看待。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明确说过：学风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重要的问题。他严肃批评“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是不正派的学风，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历经“文化大革命”的民族灾难之后，在实现历史转折，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又首先提出学风问题，并上升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来加以论述，他尖锐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应该说，这具有振聋发聩的巨大意义。党的十五大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在这次大会上，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任务的同时，再一次强调了学风问题，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表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同样是高度重视学风问题的，同时也表明，我们党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为什么学风问题如此重要，这首先要由实践来说明。人们不会忘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王明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生吞活剥、机械照搬的态度。他们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个别结论、某些词句作为灵丹妙药，到处套用。他们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中国的国情，只知道从本本出发，一味地用书本的某些观念来剪裁现实。这种恶劣的教条主义学风，导致了“左”倾错误路线，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使浴血奋斗得来的大好形势毁于一旦。人们也不会忘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建设取得巨大成绩，但也有不少失误。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失误，就在于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比如，把阶级斗争作为纲、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把发展生产力当作“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来批判；所有制上主张“一大二公”，纯而又纯；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大锅饭；一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个体、私营经济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来铲除等等，这样的结果，是阻碍、延误和损害了社会主义建设，究其原因，有机械照搬外国某种模式的问题，但也有学风问题，即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问题。人们同样不会忘记，在十年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被阉割支解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到处是“句句照办”，到处是打“语录仗”，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而整个国民经济则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又出现“两个凡是”，机械式、教条式地对待毛泽东思想，严重阻挠、干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对“左”的思想的纠正，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开辟，来自实践的结论是有力的，无可辩驳地说明，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所遭受的巨大挫折，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原因固然很多，但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劣学风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学风问题的分量这么重，这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问题。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我们党是实践者，但不是盲目的实践者，而是自觉的实践者。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物质武器的同时，无产阶级也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因此，我们党注重实践，也注重理论，是有理论信仰，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我们党自从创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真实地反映了客观世界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反复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这是千真万确的。当然，中国建设的辉煌成绩，也同样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然而，事物是会发生变化的，如果处理不好，好的事情也会发生逆转，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革命和建设都离不开这点，但是，如果不是以科学的态度而是以本本式、教条式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那么事物就会走向反面；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受到窒息，生命力受到扼杀，而且会给革命和建设带来巨大损失。由于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由于我们党对理论的重视，一旦教条主义恶劣学风占了上风，造成的恶果必然是全局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这不是理论的演绎，也不是危言耸听，以往的沉重教训足以说明这点。人们常说，最深刻的学习来自于教训，那么也可以说最有力的说明也来自于教训。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在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同时，历来重视学风问题，在强调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的同时，历来强调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恶劣学风，因此，学风问题被作为第一重要的问题来看待也就不难理解了。

    还要说明的是，不要以为学风问题只是方法问题，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问题。其实不然，它们之间有相通的一面，学风问题必然助长、甚至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和否定，这从两方面看：一方面，表面上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是句句照搬，字字照办，好像挺尊崇，实际上已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生命力禁锢和扼杀了。再加上为我所用的支解和滥套，马克思主义变得更是面目全非。另一方面，在这种走了样、变了形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或者假马克思主义的支配下，革命和建设无可置疑要遭受巨大损失，这对马克思主义的伤害是极大的，严重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会在人们心理投下阴影，使一些人误把教条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从而滋生和蔓延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情绪。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上会出现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危机论”的思潮，其根源就在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种“左”的一套和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践踏得不成样子，严重败坏和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形象，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做恢复马克思主义本来面貌的工作，和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ABC。为什么80年代末，在国际政治风波中，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易帜”，原因有多方面，但对待马克思主义，先是照本宣科的教条主义，而后又变成全盘否定的取消主义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可见，学风问题不是简单的方法问题，最终会导致和助长怀疑与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取消主义，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了学风问题的重要性，表明了学风问题是第一重要的问题。

    二、学风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我们有理论信仰，重视理论学习，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这是没问题的。然而，这一切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这个基点之上的，人们会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从哪里来，可以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归根结底来自于实践。因此，学风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创作的产物，不用说渗透着他们辛勤的劳动和才智。但要明白，这绝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臆造，而是始终严格遵循着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来建构理论体系的。像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论断，就是在深刻剖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经过缜密的科学论证得出的，正像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马克思主义来自于实践，把客观世界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含纳其中，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是把实践作为自己的本质特征，是把实践作为第一和最基本的观点。

    由于马克思主义具有实践性的理论品格，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必然是发展的科学。对于这点，恩格斯讲得很清楚，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3]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明确讲道：“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运动变化是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是辩证法的精髓之一。外部世界是发展变化的，真实反映外部世界发展变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也是发展变化的。这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革命性和彻底性。历史上的一些理论家常常宣称自己的理论体系是“永恒真理”、“终极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明确加以反对，而且一再申明和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是终结了真理，而是为认识真理开辟了道路。恩格斯说得好：“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从这一点出发，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也就是学风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必然强调从实际出发，强调理论联系实践，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解决现实问题；也必然反对凝固化、绝对化、教条化的倾向。因为，只有坚持前者的科学学风，反对后者的恶劣学风，才能使马克思主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才能保持其科学性，发挥其巨大的指导作用。这里有两点具体的理论依据：一是，实践与理论相比，不能不占首位。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来固有的，是社会实践生活的真实反映。社会实践生活不是静止的，而是变动不居，处于发展之中的。因此，作为社会实践生活真实反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应当是凝固、停滞的，必须把实践摆在第一位，必须靠实践来丰富、充实和发展。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历经一个半世纪，经久不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原因就在这里。为什么历史上有些理论虽然噪动一时、热闹一时，但最终没有摆脱昙花一现的命运，只是理论舞台上的匆匆过客，其中一个根本原因也在于与实践脱离、隔膜甚至背离。二是普遍性必须寓于特殊性之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具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不是脱离和独立于事物特殊性之外的，而是和事物特殊性紧密结合并寓于事物特殊性之中的。世界上并不存在脱离和独立于事物特殊性之外的普遍性。任何事物都是以特殊性的面貌出现，都在自己的特殊性之中寓含着普遍性。理论观念的普遍性只是思维抽象的结果，研究分析事物的结果，实际上是不能单独孤立存在的。我们不能否认真实普遍性的意义和价值，但要明白，这种意义和价值只有和事物特殊性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必须和时代的发展、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显示其科学理论普遍意义，这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说：“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

    马克思主义到今天，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发展，有如此强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坚持了科学的学风，而科学学风的由来，则在于正确处理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结果，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械照搬，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时时代特征、和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产物，列宁没有固守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他们当时的情况所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多国同时爆发并共同取得胜利的结论，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研究了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提出和坚持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爆发并取得胜利的论断。这个论断来自于实践，而不是书本上的现成答案，实践证明这个论断是科学的，这是一个理论突破，但这种理论突破不是背离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毫无疑问，这是列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第一，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结果，但这同样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械照搬，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代特征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产物。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都不曾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找到现成答案，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实践同样证明，这些理论突破不是背离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之所以有新的发展阶段、新的理论成果，也显然在于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于他们坚持实践第一，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由此不难看到，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风中，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一个关键环节。

    党的十五大报告是面向新世纪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也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报告在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指导地位的同时，也确立了科学的学风，其本身就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成功典范。它明确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反对以僵化、停滞、教条的眼光看待邓小平理论，要求把邓小平理论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不断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见解，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回答了我们当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比如，“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等等。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既丰富、充实、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把邓小平理论推进到一个新水平又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这种坚持实践第一，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三、学风问题说到底是世界观问题

    学风问题，直接看，是个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个世界观问题，反映了世界观的问题。

    世界观是“管总”的，任何重大问题，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涉及这个“管总”的问题，学风问题也不例外。教条主义，以僵化、停滞、绝对化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则以实践的、发展的、创造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这种态度和方法的背后，是和它们对待整个世界的态度和方法分不开的。可以说，教条主义的恶劣学风是以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为思想基础的，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风则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思想基础的。

    世界观讨论的最基本、最根本的问题是物质世界在先还是观念意识在先。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认为，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是先于并独立于人的观念意识之外的，有其固有的运行规律，并不听命于人的主观意志。思想观念只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是物质世界派生的，是第二位的，而且不能离开物质世界独立存在。正确的或错误的思想、观念都是如此，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对物质世界的真实反映，后者是对物质世界的虚幻反映。正因为如此，是从物质世界的实际情况出发还是从思想意识的观念原则出发，就必然成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与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分野。这个“管总”的世界观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认识路线、思想路线问题，任何事物的观察和处理都离不开这个问题。

    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5]

    因此，强调和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强调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思想路线和世界观，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可以这样讲，离开和背离了实事求是，就是离开和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是离开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于这点，马克思主义在学风问题上，必然强调从实际出发，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坚决反对任何僵化、停滞、教条主义的倾向。

    为什么说坚持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就会坚持一个良好的科学学风？这里有两点说明：一点是，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对不同历史阶段上重大历史性课题的科学回答，是不同历史阶段上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不可避免带有自己的理论风格、理论个性，但无可置疑的是，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科学体系，因为，这些理论成果的精神实质、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归根结底都是把实事求是作为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点、立足点，另一点是，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历史阶段会面临不同的历史性课题。这些历史性课题的解决，既不能从书本上找到现成答案，也没有既定的理论结论可以照搬。唯一可行的是，坚持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解决所面对的历史性问题。这一方面会推动历史性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也会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是如此，毛泽东思想之于马列主义是如此；邓小平理论之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如此，所有这一切，无一例外要靠实事求是，并且是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靠机械背诵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词句和个别结论不仅不能解决问题，相反，还会败坏马克思主义声誉和给革命、建设带来巨大损失，为什么毛泽东同志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应用，在于说明一两个实际问题，还说要用马列主义之矢击中国实际之的，其道理就在这里。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是邓小平同志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科学学风的结果，而这又取决于他的实事求是的世界观，邓小平理论是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则是其中最珍贵、最核心的一部分，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国两制”政治构想等观点，既是理论上的创新，也是科学学风的结晶，归根结底是实事求是世界观指引的结果。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就不会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学风，也就不会有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当前，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的世纪之交，面临着改革的攻坚战和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一方面，经过近20年的实践，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找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另一方面，又要清醒地看到，在前进的道路上，仍然有许多未被认识的领域和规律，仍然会不断地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我们一定要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坚持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风，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结合各部门、各单位的工作实际，结合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在学以致用上下功夫，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创新局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才能完成党的十五大确定的各项跨世纪的战略任务，也才能有力地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原载于《求是》1998年第8期）

    文化事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文化事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了繁荣文化事业，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坚持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正确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我们说，包括文化艺术、新闻出版、报纸杂志、电影电视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是不能排除经济效益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生产和交换是普遍存在的。不仅物质产品，就是精神产品的大多数也要进入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领域。因为，精神生产总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才能进行，精神产品也要有一定的物质外壳才能存在。比如，一本书的出版，要有纸张、印刷、装订、发行，要消费一定的物质资料；一部电影的放映，也要进行拍摄、制作拷贝、消耗电力以及具备影院设备等。没有物质手段，不附属于物质条件之上，精神生产是不可想象的。这样，文化事业部门所生产的精神产品就必然具有商品的形式，表现为一定的“交换价值”，也就是一定的价格。书刊、画册、唱片要以一定的价格卖给消费者，戏剧、音乐、舞蹈、曲艺的演出，观众、听众也要花钱买票才能欣赏。毫无疑问，文化事业的存在和发展要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在文化事业的管理中不可能不考虑经济因素，不注意经济规律。正因为这样，文化事业部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避免劳动、资金的浪费，讲求经济核算，使人力、物力、财力得到最充分、最有效的利用和发挥，是完全正当的，不应当招致非议，过去，物质生产不讲经济效益，精神生产更是不讲经济效益。不少文化事业部门，不计成本，吃“大锅饭”，亏损严重，长期依靠国家的补贴过日子。这是一个偏差，应当得到纠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进行改革，不仅把文化事业各部门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和贡献大小密切结合起来，打破了“大锅饭”，实行了按劳分配，使广大精神生产者能够从切身利益上关心精神生产的成果，而且还扩大了精神生产单位的自主权，实行了经济核算，强调了精神生产单位的经济效益。这些措施，既减少了国家的负担，又调动了精神生产者的积极性，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

    但是，要求文化事业各部门注意经济效益，并不意味着要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对于文化事业来讲，放在首位的，始终应当是社会效益。精神产品的存在尽管需要一定的物质手段，尽管采取一定的商品形式，但它毕竟不同于物质产品。生产精神产品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精神产品借助精神的力量，感染人、启发人、教育人，影响人的行为，从而对社会产生一定的效果。精神产品所具有的这种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审美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落后的、低级的精神产品腐蚀人们的灵魂，产生的社会效果是消极的；而革命的、进步的精神产品，引导人们走向高尚、纯净的精神境界，帮助人们认识生活、改造生活，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产生的社会效果是积极的。正如鲁迅先生说的：“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谈论一本书、一部电影的价值，这里的价值实际不是指书或电影的商业价值，不是指它们作为商品的价值，而是指由一本书、一部电影的内容和艺术水平所决定的社会效果。同样是一元钱的一本书，优秀的作品和胡编乱造的作品之间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同样是花三角钱看的电影，优秀的影片和低劣的影片之间的价值也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因此，评价精神产品价值的关键在于社会效果。

    以社会效果的好坏来评价精神产品，可以说是文化发展史上的规律性的现象。英国莎士比亚的剧作、法国巴尔扎克的作品、俄国托尔斯泰的作品，之所以在世界上久负盛名，受到人们的传诵和赞扬，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启迪和陶冶人们的情操，帮助人们生活和前进，而不在于它们赚了多少钱。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水浒》，人们欣赏它们的兴趣经久不衰，也是由于这些作品使人们从中获得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营养。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从来都是注重社会效果的，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认为：“文学是人民群众思想和愿望的表达者，它的使命在于反映社会的要求，并帮助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更是自觉地把精神产品的社会效果放在首位。

    当然，历史上也有过以金钱来论精神产品的现象，这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把一切都商品化、金钱化了，甚至像马克思说的：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的形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大量的艺术创作和表演完全变成了赚钱的手段，文化事业成了赚钱的事业。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色情恐怖、怪诞离奇的情节充斥其间，并以赚钱为目的的精神产品大量泛滥，是毫不奇怪的。这种把文化事业作为赚钱的手段，实际上背离了精神生产的规律和特点，是对文化事业发展的束缚和禁锢。诚然，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一些优秀的精神产品，但这恰恰是那些严肃的、忠诚于艺术的文学艺术家们摆脱金钱的束缚和禁锢，执着追求崇高文化艺术的结果。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资本主义文化事业有着本质的不同，理所当然要摆脱金钱的束缚和禁锢，自觉地遵守精神产品生产的规律和特点，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如果忘记或放弃了这点，就意味着我们文化事业的倒退。

    社会主义新时期，衡量精神产品社会效益的标准，应当是邓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祝辞》中提出的原则，这就是“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文化事业各部门所生产的精神产品，要反映广大人民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伟大斗争，反映我国广阔的现实和丰富的历史，反映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改革事业，帮助人们认识和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障碍，鼓舞人们的斗志和信心，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从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文化工作者的神圣使命。任何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文化工作者，都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思想和艺术上坚持高标准，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只有这样，才是人类精神文明当之无愧的传播者、建设者，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从事精神生产的人和单位，背离了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不顾社会效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甚至走入“一切向钱看”的歧途，胡编乱造一些具有不健康内容的小报。这些小报以光怪陆离、诲淫色情的故事招徕读者，宣扬低级下流、庸俗不堪的东西，牟取暴利。因此，在整顿、取缔那些反动的、诲淫和下流的录像、书刊、小报的同时，也要加强思想教育工作，使广大文化工作者深刻认识自己所肩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光荣职责，自觉地抵制和反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使文化事业繁荣起来，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同心同德建设四化的伟大作用。

    （原载于《学理论》1986年第11—12期）

    关于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几个问题

    近两年，社会意识中，变化较大的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和看法。有一段时间，由于民族虚无主义的影响，对民族传统文化指骂、责难成风，似乎民族传统文化罪孽深重，一无是处。这是一种戳伤民族自尊和感情，搅扰改革开放的消极倾向，理所当然受到了否定。现在，人们不仅意识到历史与现实的渊源血脉，意识到传统文化与现时代的难以分割，而且更为深切地感到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在调节人际关系、稳定社会、凝聚力量、振奋精神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由此，吸收、借鉴传统文化的精良，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正在成为人们的共识，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大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问题，实际上，要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真正弘扬起来，仍有一些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

    问题之一在于，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必须和剔除、针砭传统文化的糟粕同时并举，不能顾此失彼。这个问题的提出，可以说更多的是来自现实。人们不难发现，尽管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已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潮，但主潮之下却也有另外一种值得警觉的现象，即陈腐、封建的传统文化糟粕裹挟其中，乘机泛起。比如，有的推崇“鬼文化”，精心编纂“鬼文化丛书”，甚至弄出建“阴曹地府”的荒唐事；有的假“宝库”之名，“收罗宏富”，把浸透着封建文化的内容统统囊括，不加分析地白话诠释；有的张扬迷信算命，热衷推行“周易阴阳宅”、“住宅风水吉凶”、“相面卜卦”，等等。当然这不是说陈腐、封建的传统文化糟粕已呈泛滥之势，但无论如何这种现象是不能漠视的。如果说民族虚无主义把传统文化视为一团糟粕而全盘否定是一种文化的偏执，那么反过来不加辨析地把传统文化一概接受下来也是一种文化的偏执。两种文化偏执，固然各在一端，其实却是相通的。对传统文化的糟粕丧失警觉，势必使其滋生蔓延起来，结果则留给民族虚无主义攻击的口实，从而导致民族虚无主义的再度复萌。

    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恢宏博大的体系，往往精良与糟粕并存、优秀与陋劣纠缠，要吸收、借鉴其中的精良、优秀，就不能不剔除、针砭相随伴生的糟粕、陋劣。比如，孔孟儒学、宋明理学作为学术体系来说，不乏有价值的真知灼见，但作为意识形态来说，却渗透着令人窒息的浓重封建气息；再比如，岳飞的“精忠报国”是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精神，但这又和他的封建“忠君”思想相联系；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难能可贵的先人后己情操，但背后则有着“效命朝廷”的封建意识。因此，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剔除、针砭传统文化的糟粕的过程。这是事物的两个难以分割的方面，缺一不可。如果丢掉了一个方面，那么也就意味着丢掉了另一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剔除、针砭传统文化的糟粕、陋劣，才有可能借鉴、弘扬传统文化的精良、优秀。民族虚无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对传统文化糟粕的否定，而在于把传统文化作为糟粕全盘否定。我们否定民族虚无主义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但并不能放弃对传统文化糟粕的否定。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无疑有着优秀的文化遗产值得继承和弘扬，但也同样有着沉重的封建文化负累需要剔除和扬弃。这是我们面临的双重历史使命。忽略和失却了对传统文化糟粕的剔除和针砭，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就意味着忽略和失却了对传统文化精良的继承和借鉴，这样，非但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得不到弘扬，相反传统文化的糟粕则会滋生漫流起来。

    问题之二在于，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必须和发展当代文化结合起来，不能厚古薄今。民族传统文化，纵向来说有几千年的历史，横向来说几乎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除了思想理论形态的传统文化值得关注以外，类似饮食、服饰、医药等工艺形态的传统文化自然也应当得到重视。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得天独厚的地方。内含的种种瑰宝、精品不用说需要开掘和光大，以便古为今用。但是也要防止以古为贵、以古为尊的刻意求古的倾向。为了招徕顾客，尽可以打出“孔府佳酿”、“孟府佳酿”的牌子；为了营销商品，尽可以贴上“宫廷秘方”、“宫廷御膳”的标号；为了勃兴旅游，尽可以搜寻、展示最古老、最奇特的文化以吸引游客。可问题是不能在这方面过于醉心，过于追求。不能营造出这样的印象和氛围：似乎文化越古老越好，越有魅力；似乎优秀文化或文化的精品、瑰宝不在当代只在古代，不在今天只在历史。当代人主要生活和感受在当代的文化气氛之中，倘若周围弥漫、包裹的是一层厚重的历史文化，那么客观上必然销蚀、弱化他们的当代感、现实感。我们的当代文化和经济一样，有落后的一面，但不是一切都落后，依然有不少优势长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文化有了长足发展，包括思想道德、审美、工艺、娱乐等在内的各种类型的文化都展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和现代风采，值得讴歌和弘扬。民族虚无主义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对当代文化同样也是持否定的态度。因此，我们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不能漠视和忽略了对当代文化发展和成就的关注。要知道，一旦人们失去对当代文化的兴趣，甚至以为当代文化中没有值得自豪和骄傲的东西，那也是对民族自尊和感情的伤害，也会滋生矮人一截的文化自卑心理。这一点有必要引起我们重视。

    问题之三在于，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要不断走向兴盛，必须贴近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有隔膜和疏离的现象。文化有审美的品性和功能，也有社会的品性与功能，传统文化也不例外。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当然要着眼于文化的审美，但却不能把它作为孤立的审美对象，而且主要也不在这点。更重要的是掘取、吸收内蕴于传统文化中的具有社会意义的精神和气质，并用来服务和推动民族的振兴和现代化建设。如果看不到或者放弃了这点，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就会失去其主要意义，而且本身也缺乏生机、活性和持久力。传统的东西是历史的东西，历史的东西要具有现实性，必须纳入现实生活的框架，和现实生活熔铸在一起。现实生活有离不开传统文化滋养、依托的一面，而传统文化也同样具有离不开现实生活、并在现实生活中复兴的一面。大凡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国家，都继承和保留了大量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优秀文化传统，渗透、介入了当代人们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现实机体上的鲜活的“有机”因素。不少历史主题的文化剧目，其中有很多优秀传统的东西为人们所接受和践行，是因为这些优秀传统的东西和当代人的思想、情感相契合，使人从中得到多方面的启迪。优秀传统文化如果要真正得到弘扬，如果要在当代条件下再生和发展，就必须关注和服务于现实的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建设是宽泛的，既包括经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也包括文化建设和文明的生活方式建设。传统文化包罗宏富，可以以其博大深邃的精神和内容，为这些建设提供丰富的营养。由此看来，一方面要以推进现代化建设为标尺来褒取传统文化的精良，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精良又在这种褒取中进入现实生活，进入现代化建设，从而得到发展。这就是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沟通和结合。

    这种来自实践的推动力，对于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来说，要比其他形式的推动因素，更具有根本的性质，而且力量更巨大、更久远。

    （原载于《北京日报》1992年4月21日）

    大众文化的论析

    在新时期的文化景观中，最引人注目的恐怕是大众文化的勃兴。无论是外延的扩展还是内涵的丰盈，今天的大众文化都超越了历史，进入前所未有的境界。毫不夸张地说，发展势头依然强劲的大众文化，已成为新时期文化繁荣的特征，这似乎是不争的事实。

    大众文化的勃兴，原因固然很多，但最具根本性的有两点：一点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背景；一点在于文化市场的直接介入。从第一点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拓展，不仅极大地解放了物质生产力，同时也极大地解放了人的精神世界，使人们的文化欲求强烈地表现出来。在物质菲薄的负累之下，为生计而忙碌、奔波的人，是难得有追求和欣赏文化的“闲情逸致”的。而摆脱了贫困的人们，必然拥有一个巨大的精神空间，“富而思文”、“富而思乐”是随之而来的趋势。人们不仅有了追求丰富文化生活的欲望，同时也具有满足这些欲望的物质能力。此外，市场经济的生活“旋律”，也推动着越来越多的人涉足文化领域，从文化知识中得到充实、提高和升华。从第二点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但承认物质产品的商品性，而且也使精神产品的绝大多数以商品的形式进入生产和流通，形成从未有过的文化市场。文化市场既是市场经济催生的产物，又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文化市场的直接介入，使得精神文化生产借鉴企业管理机制、市场机制，有力地刺激、调动了精神生产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了精神生产的发展和文化产品的丰富。大众文化不是始于今日，但却“热”于今日。这一事实说明，市场经济比之自然经济，与大众文化有着更为深刻、更为契合的关系，说明文化市场是大众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如果说大众与文化的联系要受制于经济财力的多寡，那么市场经济呼唤出来的物质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长足发展，则使越来越多的人在富裕之后走向文化，接受文化的浸染和熏陶，而文化也就更具有广博的大众性。如果说文化的大众性具有多趣味、多侧面、多层次的特点，那么也只有以文化市场为纽带，才能引导文化生产走向多样性并满足大众的多样性的文化消费。为什么大凡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都会产生一个可观的文化市场，都会或迟或早地迎来大众文化热，原因就在于文化尽管有着相当大的独立性、独特性，但毕竟要受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然而，如同任何事物都有利弊两个方面一样，大众文化也有着自身的短弱。审视这些短弱的必要性就在于，这是大众文化经由勃兴而走向繁荣的重要环节。

    一、大众文化依赖于市场机制但不是市场机制至上

    众所周知，文化作为一种事业，曾经全靠国家的包揽和投入，发展是艰难滞缓的，置于其中的大众文化也不能幸免。随着市场经济和文化市场的到来，大众文化在市场机制介入之后，尤为明显地充盈着生机和活力。像是雨后春笋，影视、录像、歌舞、卡拉OK以及纪实文学、通俗小说等大众化的文化迅猛崛起，并久盛不衰。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不少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走向产业化，不仅不再为财力所困扰，相反则具备了相当大的实力。是市场机制，使大众文化从求助外力转向依靠自身，具备了自身不断发展的动能，这不能不说是大众文化发展的一种历史性变化。市场机制以需求为取向，是消费牵动生产。人们的文化素养不同、欣赏趣味不同、文化的需求也自然不同。只有市场机制能够迅速、敏锐地捕捉和传递这些信息，推动文化生产趋向人们多种多样的文化需求。显而易见，在市场机制的中介和纽带下，文化既能找到群众，群众也能找到文化。

    无疑，市场机制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但我们不能由此走上市场机制至上的道路。否则，在认识上是个误区，在实际中则又伤害了大众文化。

    面向市场的大众文化，发展的走势自然要受供求关系和价值规律的影响，文化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主要也要由市场机制来调配。因此，在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中，讲求经济效益是无可厚非的。但经济效益和趋利意识不能成为至上至尊的主宰。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不是纯粹的商业行为，文化本身也不是单纯的赚钱营生。如果这样去理解，就有违于文化的本性和宗旨，既伤害了文化，也伤害了大众。比如，在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的营销策划下，博物、文物等公益性的文化首先要受到排挤和冷遇，落入贫血乏力、举步维艰的困窘，而具有这方面文化欲求的“大众”也就难以涉足，这不能不说是文化大众性的一种“缺损”。再比如，市场经济使社会成员走向富裕，但并不意味着社会成员已经同步富裕。我们面对的芸芸众生，有一部分是富足的，有一部分属于小康，还有一部分则仍在为温饱而操心。对于属于小康的“大众”来说，投入文化享受和追求的财力无疑是有限的，对于为温饱而操心的“大众”来说，在文化的享受和追求面前，则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倘若文化完全按市场机制运行，完全走入趋利的轨道，那么财力有限或拮据的“大众”就有可能无法领略文化的风采和乐趣，文化就不得不失去相当多的群众。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谈大众的文化或文化的大众性，显然是可疑的。一个时期以来，文化娱乐趋向高档化、华贵化已成为一种时尚，以“富贵”、“贵族”、“豪富”甚至“皇帝”、“帝王”命名的豪华文化娱馆已不是少数。尽管出入这些娱馆的也是大众的成员，但绝不是大众的多数。而且那种挥金如土、一掷千金的畸形文化消费，不仅具有“贵族”的气味，同时也远离了文化的意义，演变为单纯的炫耀。在这种炫耀中，有寻求感官刺激的因素，有用“挥霍”来报复曾经有过的“贫穷”，以寻求心理平衡的因素，但却明显地缺乏应有的文化因素。实际上，这是大众文化中的一种非大众化的倾向，而根源又在于文化生产中市场机制和趋利行为的过于强烈。由财力的多寡来左右文化享受的多寡，在市场机制下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出于这点，我们有理由强调市场机制不能走上“至尊至上”的位置，大众文化不能完全听凭市场机制的摆布。否则，原本作为文化与大众之间联系纽带的市场机制，反而又成为文化与大众之间疏离、隔绝的屏障，这种情况显然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二、大众文化走通俗化的道路，但不能媚俗、低俗甚至恶俗

    文化要具有大众性，成为大众的，似乎通俗化是必由之路。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不是对应的概念，但大众文化具有通俗化的特点则是毋庸置疑的。通俗文化易懂、易学、易掌握，这无疑为男女老少和不同层次、不同文化素养的人所接受、所欣赏提供了方便，因而文化的对象最多，最易成为大众的文化。提到大众文化则会想到它是通俗的，提到通俗文化则会想到它是大众的，原因就在于它们之间有着某种相通性。因为这点，通俗文化也就往往成为大众文化的别称。

    大众文化走通俗化的道路，不仅仅在于文化形式的简易浅显，而且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这就是通俗文化在使更多的人轻而易举进入文化的同时，又使他们摆脱了文化观赏者的地位，更多的以文化参与者的身份出现，以表现自我、欣赏自我、愉悦自我、完善自我。在通俗文化中，文化对象不再只是一般被动的鉴赏者，而是往往成为积极主动的参与者；不再只是移情别人，而是往往移情自我；不再只是单纯的感情共鸣，而是往往感情共鸣与感情表达同时进行，或者干脆只是感情的充分表达。为什么世俗化的言情、武侠小说或描写大众偶像、社会事件的纪实文学、新闻特写能够赢得那么多的读者，为什么歌厅、舞厅、卡拉OK能够吸引那么多的群众，其原因就在于人们从中很容易寻找到自我的感情或实现自我感情的表达。从接受美学的观点讲，审美是离不开审美者的参与和配合的，审美的成败也要取决于审美者的主动性、积极性。这是审美过程完成的条件，同时也是审美者自信心、自信力实现的条件。通俗文化容易使大众参与其中，这既有利于调动大众审美的积极性，又有利于大众审美自信心、自信力的表达。显而易见，由于通俗文化有着这么多独特的文化魅力，因而大众趋热于通俗文化也就不奇怪了。实际上，大众对通俗文化的认可和喜爱，反映了一种生活的态度，即对世俗生活方式的认知。这就是人们在经过十年“文革”劫难的紧张之后，普遍追寻生活的轻松，在否定曾经有过的“假大空”生活模式之后，更加向往生活的务实以及对掌握自己命运、充当生活主角的渴望。而这一切又是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崛起相联系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人们无疑加深了对历史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生活以及“假大空”生活模式的厌腻和摒弃，无疑对生活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更多地追求生活的实惠，也无疑增强了行为方式的自主性、独立性和进取性。

    然而，大众文化走通俗化的道路，并不是没有风险和代价的。这个风险和代价就是容易诱发和滋生媚俗、低俗甚至恶俗的倾向。因为大众的文化趣味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有着高低、美丑、优劣的区分。这一点又是和经济文化落后以及剥削阶级思想影响所导致的种种思想道德问题有关。人们是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生活的，这是无法选择的。我们不难发现，随着通俗文化在大众中的流行，裹挟其间的媚俗、低俗、恶俗的东西并非鲜见。比如，敬颂鬼神、算命卜卦、麻衣相面、巫术迷信的封建愚昧文化，刺激感官、宣泄情欲的色情文化，怪诞离奇、暴力凶杀的灰色恐怖文化，大都是假通俗文化之道而行。当然，这里不排除文化制造商、销售商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原因，但也有社会上存在着一些低级的文化口味的原因。具有这种文化口味的人大多是审美情趣的问题，虽说是大众的成员，但绝不是大众的主体，也不代表大众的文化指向。媚俗、低俗、恶俗的文化现象不仅玷污了大众文化，而且从根本上讲也是反大众、反文化的。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在于教化、引导、提升人们的精神世界，大众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始终是创造历史、推进社会的决定力量。而媚俗、低俗、恶俗的文化，既悖逆于文化宗旨，又诱惑人走入迷茫和堕落，因此说它反大众、反文化并不过分。从这里自然要联想到，文化借助通俗化来实现自己的大众化，这是没问题的，但要顺畅健康地发展下去，又不可不警惕媚俗、低俗、恶俗的倾向，这又是大众文化自身的要求和需要。

    三、大众文化有其自发性，但不能完全的自发。大众文化是众人参与的文化，那么“众口难调”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依据自己的文化眼光和口味来择取文化的门类和形式，完全是自己的权利和事情。从这个角度讲，大众文化具有强烈的个性意识、自我选择意识。由此而来，大众文化发展的自发性不仅明显，而且不可避免。这或许可以看作大众文化的一个特点。在大众文化的运行中，什么将成为热点，在何时成为热点，是很难预料的。今天是“卡拉OK”热，明天可能就是“琼瑶”热，而后天则会由“迪斯科舞”热所取代。人们可以在一个文化“热”接一个文化“热”之后展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评析，但谁也不敢有把握说下一个文化“热”会是什么。强求一律，让大众文化取某种模式，尊某种风格，崇某种审美意识，既徒劳，又不明智。然而，承认大众文化的自发性，并不等于说大众文化只能建立在自发的基础之上，不等于说大众文化是任其自流的文化。尽管自发性是大众文化不可避免的，并带来了大众文化的活力和生机，但同样不可避免地会使大众文化面临一些弊端。其中一个明显的弊端就是造成大众文化发展的失衡，出现功能结构不合理的畸形，即娱乐性功能过于膨胀，其他功能相对滞后的问题。其实，大众文化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形态，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有娱乐的功能，也有审美的功能，还有教育、认知的功能。正是由于文化娱乐具有消遣性、轻松性、简易性，再加上社会整体文化素质的限制和市场机制的趋利作用，才使得大众文化的娱乐功能首先得到充分表现。大众文化娱乐功能的突出，像一道强光，使得其他功能黯然失色，这也就是大众文化往往被作为娱乐性文化来看待的原因。应该说，这是一种误解。不难看到，单凭自发性的牵引，大众文化势必向娱乐性功能倾斜，势必导致社会文化生活的狭窄化、单一化。在这样的文化环境和氛围下，人们很难得到健全、完整意义上的文化熏陶和滋养，人们精神发育的营养不良是可想而知的，社会整体文化水准的提高也是相当困难的。这既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文明进步。可见，把大众文化的发展完全建筑在自发性的基点之上，是不牢靠、不理想的，有必要确立文化的引导意识。

    所谓文化的引导意识，是指用舆论和政策的关照，弥补自发性带来的短弱，以求大众文化功能的平衡和结构的和谐，从而营造一个优化的、合理的文化环境。如果说音乐的欣赏，需要具有能够听懂音乐的耳朵，那么大众文化审美和认知功能的开掘和发挥，也有赖于培养和提高大众审美情趣和知识素养。这是一个需要时日的过程，但又是一个迟早要展开的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反映和顺应了大众文化变化和升华的趋势，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大众对文化的欣赏和追求，不会止步于娱乐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文化视野的扩展，必然会生发出对审美、认知文化的强烈渴望，钟情、倾心于典雅艺术和知识文化的大众成员会越来越多。虽然还是大众文化，但其内蕴和结构已发生变化，不再是娱乐文化的“一边倒”，而是娱乐、审美、认知文化的交相辉映、协调发展。这样的文化结构和配置，当然有益于大众的身心发展，也当然有益于文化的全面发展。现在，钢琴热、读书热在青少年中悄然萌生；由社会集资扶植典雅文化的基金会相继出现；校园青年在由“琼瑶”的崇拜者转向成为古典音乐、民族音乐的知音；技术精湛、富有盛名的国家级歌舞乐团进入娱乐场所，频频演出；有远见的卡拉OK厅和饭店开办了画廊、书社；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大众文化欣赏趣味的变化和升华。

    严格说，大众文化的自发性也并非真正的自发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趋利意识较浓的文化制造商、销售商的影响。文化市场的出现，也使一批文化制造商、销售商应运而生。文化制造商、销售商在捕捉、传递文化信息，在寻找、组合文化生产要素，在推动精神文化生产和消费等方面是一个重要角色，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问题出在有些文化制造商、销售商为获取高额利润，常常运用营销技巧和手段，借助信息传递迅捷、覆盖面极广的大众传媒，哄炒、制造某一文化现象，以吸引更多的人投入设定的文化消费。在以往的过程中，文化上的轰动效益、大众效益，有些是自发形成的，有些则是哄炒制造的，人为操纵的成分很大。在大众文化中，大众应是文化的主体，文化的积极择取者，但在文化制造商、销售商借助大众传媒制造的文化“热点”面前，大众已成为消极的接受者。试想，在银幕大多是言情武打片，荧屏大多是通俗歌曲，街头巷尾大多是卡拉OK的文化环境中，大众还能有多大的选择余地？要么是无所选择，要么是别无选择。这种由文化制造商、销售商借助大众传媒来控制的文化运作，既是对大众的不负责，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遗憾。

    结论很清楚，大众文化不是要不要引导，而是由什么来引导。如果这样说不错的话，那么用文化舆论和文化政策来引导大众文化贴近和走向真、善、美，则是责无旁贷的。

    （原载于《中国青年报》1995年4月4日）

    先进文化和世界眼光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三个代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如何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如何建设先进文化，却是很值得深思和探讨的。涉及这个问题的方面很多，确立文化的对外开放的世界眼光则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

    建设先进文化离不开文化的对外开放的世界眼光，这一问题的提出首先来自现实，是现实引发的课题。近现代以来，历史不再是囿于各国的孤立历史，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处在相互联系、交往和依存之中，历史是以世界整体的面貌展现，是世界历史。离开世界这个舞台，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没有出路，甚至连生存都成为问题。孤立、封闭只能意味着衰危破败。经济建设如此，文化建设也同样如此。要想建设先进文化就必然面临如何对待外部文化的问题。是孤立封闭还是交往开放，是夜郎自大还是博采广纳，这种文化的选择，直接涉及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全局。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科技进步发展强劲的今天，文化思潮迭起，思想激荡愈烈，很难想象，文化建设可以囿于一域，回避世界。可见，建设先进文化必须面对世界，必须确立世界性的眼光，是现实的决定、现实的必然。党的十五大报告把“面向世界”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取向，原因也就在这里。

    从历史上看，文化的先进性从来都是和文化的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的。远在汉唐盛世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经济发达，文化繁荣。那时候的文化，在当时来说是走在时代前列的。这种文化的先进性，首先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的反映，但也和文化的对外开放不无关系。海上、陆上、民间、官方的多层次、多渠道的文化往来，不仅使我国的优秀文化成果远播海外，同时也使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进入我国，融入并丰富我国文化生活。本属于外国的佛教、伊斯兰教、神话传说和一些精湛的民间手工工艺流入我国并和我国文化融为一体，就是明显的例证。应该说，这是那时候我国文化走在时代前列的一个重要原因。源于意大利的欧洲文艺复兴思潮，在14至18世纪无疑是先进、优秀的文化思潮，充满着向前发展的勃勃生机。这首先是当时欧洲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政治变革的反映，但也和文化的对外开放密切相关。文艺复兴思潮发端在意大利，但复兴的则是古希腊的人文艺术，无论小说、绘画、雕塑、戏剧都是以透射、展现曾存在于古希腊时期的那种无拘无束的人性为特征的。在一定意义上讲，如果不拿来和借助古希腊的人文艺术，那么就不会有反封建和反宗教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潮的兴起，至少不会叫文艺复兴思潮。我国近代历史上的清末和民国初年，文坛上出现先进的文化思潮和先进的文化成果，如“以夷制夷”的技术救国论，赫胥黎《天演论》、达尔文《进化论》的译本，批判封建礼教、主张个性解放的观点等，除了反映我国经济、政治领域面临变革的进步要求以外，思想文化上“睁开眼睛看世界”显然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至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扎根和发展，更直接地表现了当代国外最先进的文化成果在我国的际遇、历程和强大生命力。这一人类最优秀的文化成果所具有的作用和威力是有目共睹的，不仅使我国的文化领域发生深刻变革，而且使我国的整个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我们已置身在21世纪的改革开放的环境之中，面临民族振兴和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宏伟大业，要建设先进文化，使我国文化走在时代前列，更应该确立对外开放的世界眼光，以恢宏博大的时代胸怀，广纳博采外国先进的优秀文化成果。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认识必须解决好，一是如何认识自身的文化；二是如何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文化。

    就前一个问题来讲，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先进文化。先进文化，既指文化的性质，又指文化的发展水平。当然性质是核心，是决定文化发展方向和最终水平的。文化的性质，是由文化所包含的思想道德因素决定的。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理论指导上是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道德建设上也是最先进、最科学的，由此也就决定了我们文化建设的性质是先进的，方向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可以而且能够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也要看到，文化不单单局限于思想道德一面，还有科学文化一面。从科学文化的一面看，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没有彻底摆脱落后的局面。我们可以从历史、现实、经济、社会的多种角度来研究和探讨我国科学文化落后的原因，但科学文化的落后却是一个事实。我们要尽可能加快科学文化发展速度，以至采取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但毕竟这要有一个过程，要假以时日，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在整体上，我们的科学文化还不能说走在了时代前列，还不能说是发达、先进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科学文化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成就，都是前所未有的，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相对落后的面貌。在科学文化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弱项和不足，整体水平还不高。承认落后才能改变落后，正视落后才能学习先进。只有我们能够正确对待自己，既看到我们的文化长处，也看到我们的文化短处，既看到我们的文化优势，也看到我们的文化劣势，做到自知之明、头脑清醒，才有可能确立文化的对外开放的世界眼光，才有可能更好地建设先进文化，更好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就后一个问题来讲，关键在于如何科学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文化。能不能说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腐朽没落的，因而这些国家的文化则是漆黑一团，一无是处，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呢？恐怕不能这样讲。

    这里要做一个区分，即资本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文化的区分。

    资本主义文化，是指反映资本主义本质和性质的文化，是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既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所决定，又反过来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辩护和服务。资本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命运是同一的，当资本主义走向腐朽没落时，反映其本质和性质的资本主义文化也自然随之走向腐朽没落。这应该说是毫无疑义的。比如，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光怪陆离、不堪入目的暴力、色情文化；沉沦、绝望、颓废的末世情绪等等。资本主义文化是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尽管它还有存在的土壤和市场，但却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是没有前途的腐朽文化，作为历史的余音，迟早要退出历史的舞台。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理所当然要进行抵制和批判，任何欣赏乐道、歌功颂德的言论都是错误的。这里不存在学习借鉴的问题，也不存在宽容纵容的问题。

    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文化则是涵盖更广、更为宽泛的概念，顾名思义，是指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这一历史条件下的一切文化。它既包括资本主义文化，又不完全或简单地等同于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文化，是一种良莠不分、芜菁混杂的复杂局面，不能笼而统之地看待。简单地肯定或否定都是不行的，必须做细致的甄别和科学的分析。既要警惕和防止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文化看成清一色的资本主义文化，又要警惕和防止看不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文化包括资本主义文化，而且资本主义文化还处于支配、统治地位。这两种倾向都是背离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

    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文化作具体分析，就不难发现，有一种文化是和资本主义文化相对立的，这就是劳动人民的文化，尽管它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文化源远流长，是在长期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斗争中逐渐孕育形成的，并且一代一代地发展下来了，如勤劳、勇敢、诚实的思想品德，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助人为乐的道德情操，以及表现这些思想的诗歌、舞蹈、绘画、小说等文化。不可否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人民的文化处于受支配地位，置于资本主义文化的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文化影响的痕迹。但无论如何，劳动人民的文化和资本主义的文化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相反，倒是和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人民的文化，由此推动我们的先进文化建设，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没有太多的争议。

    此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科学技术文化也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文化而加以排斥。科学技术文化直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联系，更多的是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科学研究水平。尽管这一切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展开和进行的，但并不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阶级属性，而是社会生产力自身发展的成果，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结晶，是人类文明共有的文化财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科学技术文化，当然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这不能回避，但不能因此认为就是资本主义文化。作为人类文明共有的文化财富，它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关键看掌握在谁手里，看掌握科学技术文化的人所具有的人文精神、人文品德、人文境界如何。就像核能技术一样，可以用来发电，造福人类，也可以被战争狂人所利用，作为武力威胁和恫吓的手段。要承认，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还处在时代的领先地位，信息、生命、新材料、宇航空间等领域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利用都还比较先进，这些作为人类文明共有的文化财富，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大胆地拿来和引进，认真地学习和借鉴，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以此建设我们的先进文化。

    容易引起争议的可能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以研究方式、理论形态出现的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化。这种文化常常是真知与荒诞、科学与谬误彼此相互纠缠在一起。作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科学，它不可能摆脱资本主义文化的支配和影响，更多地带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色彩，甚至直接表现资本主义文化的特征，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不加分析地简单把它归结为资本主义文化。因为在它的研究成果中也包含着属于人类文明共同的文化财富的一面。例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它所讲的泛性论、恋母情结无疑是荒诞不经的，但它毕竟对人们深层意识、心理活动的重视和研究，包含着一些合理的成分，其中有的见解是独到的，是具有科学价值的。在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文学、心理学等领域都有类似的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地挖掘、研究和分析，来不得半点轻松，也没有捷径可走，必须付出艰苦细致的劳作。只有这样，才能把其中属于合理的科学成分抽取出来，作为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应该说，这也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所必须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所要求的。

    为什么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化也存在着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原因不难理解。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并不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人们就取消了对自然界、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研究探索的任务。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存在不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不解之谜，索解这些谜底一直是吸引和鼓励人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动力。尽管资本主义社会造就了唯利是图的偏见，出现不少追逐金钱而出卖“科学”、出卖“良心”的丑闻，但仍然有不少社会科学研究者，像自然科学研究者一样，信仰科学、追求科学、忠诚于科学，提出并阐述一些有科学道理、科学价值的结论和观点。这些具有科学道理、科学价值的结论和观点，自然应当纳入我们建设先进文化的视野之内。

    建设先进文化的实质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之于资本主义文化来说是一种否定的关系，这必须肯定。但同样必须肯定的是，这种否定是辩证的否定，而不是形而上学的简单否定。形而上学的简单否定是不加分析地一脚踩死的否定，而辩证的否定则是经过分析，在有所肯定的基础上加以否定，也就是说，只有把“好的”充分肯定下来才能把“坏的”彻底否定掉。应该说，这是真正的否定，是理性、成熟的否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之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否定就应当是这种辩证的否定。邓小平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6]“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一切文明成果”，既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也包括它们创造的一切属于人类文明共同财产的先进文化成果。也就是说，只有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的先进的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都引进拿来，为我所用，我们才能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这一优势，既指经济发展的优势，也指文化发展的优势。这就是我们强调建设先进文化，要有对外开放的世界眼光，要在抵制、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的同时，汲取资本主义条件下一切先进文化成果的原因和依据所在。

    应该说，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的教训。由于过去“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文化曾存在简单化、片面化的认识。只注意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对立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更高的社会形态，必须继承资本主义创造的属于人类文明共有的先进文化成果的一面；只注意强调对资本主义文化否定的一面，而很少看到这种否定是有所吸收、有所继承的辩证否定的一面；只注意强调我们社会主义性质文化的先进性一面，而很少看到资本主义条件下也存在先进文化成果的一面。对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文化，往往不加分析地统统拒斥，一概批判。这种偏执的认识和做法，不能不说阻碍了我们的文化建设，特别是先进文化的建设，使我们不能很好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国策，这其中就包括文化上改革开放。我们从以往对资本主义的那种简单化、片面化的认识中解放出来，大胆地吸收、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先进、有益的文化成果。可以说，从那时起，我们就确立起文化的对外开放的世界眼光。对外国现代化大生产经营方式、管理方式的学习和借鉴；对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宇航科学等高科技的学习和借鉴；对国外影视、音乐、雕塑、演出的学习和借鉴；……无疑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化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我们先进文化的建设。这既表明我们在建设先进文化方面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跃进，同时也使我们更加坚定在新的世纪自觉确立文化的对外开放的世界眼光，更加大胆吸收、借鉴外国的先进文化成果。

    当然，有两点也要指出，一是确立世界眼光并不意味着兼收并蓄，来者不拒，无条件地接纳。对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消极、腐败、丑陋的文化垃圾、文化糟粕绝不能丧失警惕。不能盲目崇洋媚外、妄自菲薄，不能认为只要是外国的就是“好”的，只要是“洋”的就是“精”的。如果这样，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落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尤其在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加紧推行“和平演变”的情况下更要注意这个问题。二是即使是外国先进的文化成果，也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也就是说，“吸收”和“借鉴”要立足于我们自己的国情，立足于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从我们的具体情况出发。每个国家的国情，社会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诸方面的情况不尽相同。因此，即使是外国先进优秀的文化成果，也不能简单地横移、照搬套用，也有一个和我们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问题，有一个不断试验、不断融合、不断消化的过程。彼时彼地先进的文化成果，应用于此时此地，为我所用，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还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不能有丝毫的忽视和轻视的。

    （原载于《前线》2001年第8期）

    用先进文化擎托起小康社会

    把建设先进文化和建设小康社会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用殷实富足的小康社会来激励和引领先进文化的建设，用昂扬奋进的先进文化来推动和擎托起小康社会的建设，应该说是党的十六大报告的一个显著特征和重要论点。这一重要论点，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的科学性，又内蕴着深刻的现实性和必然性。

    先进文化：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

    “小康”，源起于《诗经》，意在讲衣食无虞的安康生活。然而在今天，经过时代精神的熔铸、改造和升华之后，“小康社会”已成为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社会标志，成为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极富魅力而又激动人心的口号和目标。

    小康社会不只是个经济概念，也不只是具有经济的意义和经济的内涵，它是用中国风格、中国语言表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包含着政治的内容，也包含着文化的内容，既含纳着物质文明建设，也含纳着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全面完整的范畴。党的十六大报告，之所以突出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所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阐述小康社会的建设，就是因为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本身就是全面完整的事业。显而易见，文化建设、特别是先进文化建设理所当然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早就揭示了社会是一个多因素的复杂复合机体。恩格斯曾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很清楚，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首先必须能够生活；社会能够生存和发展，首先必须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问题。由此可见，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就成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成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一点，应该说是没有多少疑问的。但问题在于，“第一个”不是唯一的“一个”，也不是停滞不前、没有发展的“一个”。在物质生活之外，还要有精神生活；在经济生活之外，还要有政治生活、文化生活。而且，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政治文化是交织连接在一起的，是密不可分的。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从来都是如此。很难想象，一个人只有吃喝住行的物质欲求，而没有精神欲求、精神生活；也很难想象，一个社会只有经济活动，而没有政治活动、文化活动。实际上，当人类社会从自然界脱颖而出后，吃喝住行之中、经济活动之中，始终充满着精神因素，充满着政治和文化因素，这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因此，文化是一个人、一个社会天然本能的一部分，文化建设则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如果把文化置于人的视野之外，把文化建设置于社会的视野之外，可以肯定地说，人的发展必然是畸形的，社会的发展也必然是残缺不全的。

    尤其是我们憧憬向往的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这就决定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更加自觉地重视文化建设，必须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其他谋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所不同，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展开宏伟的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优势和特征，也就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优势和特征。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追求的目标，不用说也是我们小康社会追求的目标。通过物质文明建设创造高度发达的物质条件，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创造高度发达的精神文化条件，是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因此，作为奠基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小康社会，不仅要加强物质文明建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提供更多更好的物质产品，而且还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繁荣和发展文化事业，用先进文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先进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优势和显著特征，自然也是我们小康社会建设的政治优势和显著特征。只有建立在充裕的物质条件和丰富的精神文化条件之上的小康社会，才是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也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小康社会。在阐述未来理想社会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不止一次地讲到，不仅使“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出来”，而且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必须“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总体上摆脱贫困、解决温饱、进入小康的辉煌成绩。这一成绩的取得，正是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齐头并进，社会经济与政治、与文化协调发展的结果。已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发展的，今后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也应该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这次大会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符合人民的意愿，意义十分重大。”并对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作出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部署。我们必须按照十六大精神，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准备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够全面建设和提升小康社会的水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生机和活力，发挥出巨大的感召力、凝聚力、优越性。

    已有的所有经验说明，落后不仅仅是经济的贫困和生活的困苦，现代化也不仅仅是摩天大楼、波音飞机、奔驰汽车、高速公路、豪华宾馆等。如果把认识局限在狭小的视野之内，眼睛只盯在经济建设上，忽视和失落文化建设，偏离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不可能进入现代化的小康社会的。这一点，一定要有足够的清醒认识。轻视和忽视文化建设，轻视和忽视对旧意识旧习俗旧文化的荡涤，经济建设也必然会遇到出乎意料的困惑和困难，四处受阻、举步维艰。比如，现代化的技术设备的引进，需要有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操作和管理，由于文化教育的落后，这种人才必然匮乏短缺。现代化的企业，需要科学的管理制度、严格的组织纪律，而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低文化素质和懒散疲沓习气是与其相抵牾、格格不入的，势必影响现代化企业的生产效率。更刺目的是，文化建设不能和经济建设取得同步，先进文化得不到弘扬，社会生活就必然呈现出一种极不协调的画面：先进与落后、科学与愚昧、文明与蛮陋交织并存、铺陈显露，表现为一种极不健康的畸形病态。不少有识之士指出，“经济指数的增长并不等于发展”，“落后和不发达，不仅是经济状态，也是文化状态”，这些见解应该说是深刻的、富于远见的。不仅用经济指标，而且更注重用人文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达与否、先进与否，正在国际上成为通行的观念和做法，这足以说明精神文化的重要和力量，说明精神文化在增强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谋求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的，理应对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有更加自觉的认识，理应更加重视文化建设、特别是重视先进文化建设。

    先进文化：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动力

    在胜利实现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之后，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要清醒地看到，这个“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还有一些地方的群众没有完全摆脱贫困，社会的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还任重道远。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升小康水平来说，21世纪的头20年，是一个不可多得、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内生产总值2020年要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使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加。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我们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用经济规律、经济手段、经济措施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仅仅有这些又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加强文化建设，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催生、孕育、培养具有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的民族精神，以此推动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和拓展。先进文化所具有的强大推动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思想政治保证。文化的先进性，不仅体现于社会生产丰富多彩、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化产品，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先进文化的沐浴、熏陶、教育，帮助人们形成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我们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群众，武装头脑，指导和统领各项工作，这对于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建设小康的道路上，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掌握了不少规律性的认识，但在前进的道路上仍有很多不熟悉甚至陌生的领域，这就需要我们加强文化建设，弘扬先进文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研究和解决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积极推动小康社会的建设。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为什么能够顺利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变，摈弃“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形成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形成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观点，形成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共识，形成一系列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适应形势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加强文化建设，牢牢把握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现在，我们的思想观念比起以往来说，变化很大，进步很大，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对各种事物的认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深刻得多，也全面得多。但是，思想政治领域中的先进文化建设并没有终结，任务仍然很艰巨。要看到，不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适应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不适应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观念和做法还有不少。更要看到，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半封建半殖民地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意识、旧习俗的影响还根深蒂固，等级宗法观念、家长制的“一言堂”作风、求神拜佛的迷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观念还有市场。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西方社会的腐朽思想和糜烂生活方式也会乘隙而入。所有这些势必侵蚀人们的思想、破坏人们的信念，涣散人们的斗志，纠缠、干扰、困阻人们前进的步伐，阻碍小康社会的建设。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像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的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积极引导人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思想政治环境。

    二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克服困难和风险的精神力量。正像我们取得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这一辉煌成就要克服许多艰难险阻和风险一样，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还会遇到很多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风险。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我们要有经济、政治、组织、行政等方面的应对措施和办法，要做大量的工作和努力，但一个基本前提则是，必须首先要有战胜困难和风险的信心、决心、勇气和意志力。这种精神力量，就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5000年历史中形成并经过革命、建设、改革时代风云改造和升华的民族精神，可以说是我们的光荣传统、制胜法宝和政治优势。我们之所以战胜外部敌对势力的封锁、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使“两弹一星”上天，之所以战胜1997年亚洲金融风波、1998年特大洪水以及其他各种困难和风险，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安定团结，之所以取得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先进文化的引领和推动、在于民族精神的激励和支撑。物质决定精神，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精神反作用于物质，同样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以科学的革命精神，改造自然和社会，创造人间奇迹，历来是我们的成功经验，也历来是我们的一大优势。现在我们尽管有了一定水平的小康生活，尽管财力、物力、综合国力比以前雄厚强盛得多、条件好得多，但要看到，我们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不短的路程，离发达国家也还有不小的距离，可以预见和不可预见的困难和风险还会有不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卓有成效的文化建设，丰富、发展、弘扬与时俱进的民族精神，用昂然奋发的民族精神，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由此推动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

    三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安定团结的良好社会环境。先进文化建设的核心是思想道德建设，这在推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中是绝对不能失落的。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展开的，伴随着新兴工业化道路的开启，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伴随着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始终贯穿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各种矛盾和冲突、各种难点和热点会不断出现，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个人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协调经常发生。实际问题的产生，当然要靠实际的措施来解决，但同时也离不开思想道德的教育和疏导。我们必须像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从“三个代表”的要求出发，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育和确立先人后己、先公后私的思想观念，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和他人之间的关系。要进一步认真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标准。可以相信，只要我们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营造一个良好的思想道德环境，那么，就一定会减少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即使矛盾和冲突出现了，也会容易解决。依靠先进文化建设，创造互助和谐、团结稳定的社会环境，毫无疑问会有力地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

    先进文化：建设小康社会的智力支持

    先进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智力因素，这主要体现在科技教育方面。在人类历史上，科技教育从来都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智力杠杆。每一次的科学技术发明和推广，都导致生产工具的大变革、社会生产的大飞跃，甚至整个社会划时代的前进。冶金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使铁器取代了石器，推动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蒸汽机的产生和使用，造成了大工业生产取代手工业作坊的结果，使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曾兴奋地称蒸汽技术带来的大工业生产，是看不见的“伟大革命家”。亘古至今，相延几千年，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是惊人的，改造自然的足迹远至太空和海洋，小到粒子、质子、染色体、基因，应该说人自身的体力变化微乎其微，关键就在于科技的作用、智力的作用。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科技进步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创造奇迹的“第一生产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败国日本几乎成为一片废墟，但是不到半个世纪，它却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其中，科技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美国1991年之后，创造了历史上最长的100多个月的经济增长期，除了外贸、政策等因素以外，主要也是靠科技的力量。农业时代主要靠体力和经验，工业时代主要靠机器和资本，知识经济时代靠的就是科技和智力，这已成为普遍的共识。为什么许多国家相继制定和实施“星球计划”、“尤里卡计划”等高科技发展战略，投入巨额资金，抢占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就在于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体现于科技的竞争。谁拥有科技发展的主动权，谁就拥有了综合国力竞争的主动权，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教育的作用同样如此。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是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高素质、高智力的人力资源。可以这样讲，教育是明天的经济，是明天的科技。没有教育，就没有经济，就没有科技；教育落后，经济必然落后，科技也必然落后。已故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就说过：“将我所有的工厂、设备、市场、资金全都夺走，但只要保留我的人才，四年后，我将仍是钢铁大王。”不少人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失掉教育，就失掉了希望、就失掉了未来，甚至失掉了存在。应该说，这种真知灼见是难能可贵的。因此，必须把科技教育作为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环节抓紧抓好，这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希望所在、力量所在、成功所在，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要改变我们低水平的小康生活，首先要改变我们低水平的科技状况。我们把科教兴国确定为重要的发展战略，就是因为看到了科技教育的重要性；我们在改革开放短短的20多年间取得巨大成就，总体上进入小康水平，根本原因也在于科技教育的进步和贡献。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和推动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我们是在近13亿人口的基础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历史给定的客观条件。这么多的人口，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训练和武装，文化水平不高，科技素质较低，就会成为社会前进的巨大负累；如果是具备较高的知识素养和科技能力，那就一定是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就一定是我们独有的一大优势。显然，发展科技教育是个关键。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人多地少，这也是历史给定的客观条件。历经艰苦努力，我们已经解决了近13亿人口吃饭温饱问题，这是历史性的成绩，其中，科技的贡献是巨大的。要在有限的耕地之下，继续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吃饭问题，出路还得要靠科技。此外，我们要实现农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历史转变，彻底改变几亿人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搞饭吃的落后局面，从根本上讲也在于靠科技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抓住正在兴起的世界科技革命浪潮和机遇，调整我国经济结构，发展高科技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国民经济质量和竞争力，走新兴工业化道路，同样要建立在科技教育发展的基础之上。一句话，全面现代化的小康社会，一定是全面科技化的小康社会，这正像国家现代化首先要以科技现代化为前提一样。

    还要清醒地看到，由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我国科技教育还没有彻底摆脱落后的局面。尽管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采取加快发展科技教育的很多措施，科技教育也有了超常规的、跨越式的发展，但还不能说已经从总体上改变了落后的状况。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借鉴包括技术、教育在内的先进科学文化。科学技术文化直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联系，更多地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科学研究水平。虽说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文化的研究和应用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的，但不能因此就说它们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文化。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是社会生产力自身发展的成果，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结晶，是人类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作为人类文明共同的精神财富，它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关键看掌握在谁手里，看掌握科学技术文化的人所具有的人文精神、道德品质、精神境界。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还处于领先地位，信息、电子、生命、新材料、宇航空间等领域的科学技术还比较先进。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大胆地拿来和引进，按照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积极加以学习和借鉴，只要认真地去做，建设先进文化的步伐一定会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也同样一定会加快。

    （原载于《前线》2002年第12期）

    和谐文化：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

    培育和谐理念、建设和谐文化已成为文化发展的大势。这种文化发展大势，实际上是现实生活中构建和谐社会的真实反映。作为新生的文化现象和崭新的文化命题，和谐文化既继承了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优势，又深刻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的新特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要求，实现了文化发展的新的自觉和新的提升。可以这样讲，和谐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催生和孕育的成果与产物，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一句话，是与时俱进、带有时代特征的先进文化。深化对和谐文化的认识，不仅是当代文化的重要课题，而且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其意义深远而重大。那么，为什么说和谐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这要从和谐文化的本质特征说起。

    和谐文化是先进文化，首先在于它的实践性，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文化品格。必须明确，和谐文化不是囿于书斋和学堂的纯学理文化，它是由实践呼唤和催生的文化形态，是引导和指示实践发展的文化理念，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谐文化内在的实践特征必然赋予其与时俱进的文化品格，从本质属性上体现和展示先进文化的这一基本特征。先进文化从来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是由历史发展实践赋予具体内涵，是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深刻反映现实需要和时代特征的文化，而不是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空洞概念。换句话说，先进文化是靠实践来推动、由实践赋予生机和活力，反映实践发展要求的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阶段，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和大趋势的环境和背景下，以跟随实践发展、反映实践要求为本质特征的先进文化，就必然要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文化的主题，提出建设和谐文化的任务，不能和实践有丝毫的疏离和隔膜，不能远远地躲开，远远地落后。从这个意义上看，在今天的时代和今天的环境下，建设先进文化就必然历史具体地表现为建设和谐文化。因为，和谐文化植根于实践土壤之中，是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文化，是反映新时期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特征和要求，顺应时代发展大趋势的文化，是指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日益明显：一方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这是前所未有、举世公认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一步步从愿望变为现实，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发展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这就是通常人们议论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经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自然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以及消极腐败现象多发等等。概括地讲，这既是发展的科学性和协调性的问题，也是社会的稳定性和和谐性的问题。甚至可以进一步讲，科学协调发展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而社会稳定和谐的实质则又是科学协调发展。正是立足于新世纪新阶段的新情况，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们提出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两大战略思想，提出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科学论断。我们曾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愚昧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不是社会主义，现在则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和谐也不是社会主义，从而在战略布局上确立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在理论和实践上深化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文化作为观念形态，是物质形态派生的、是第二性的，但同时又会以极大的能动力反作用于物质形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坚持前进方向，就不能不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作出反映，就必须责无旁贷地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主题，从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等多方面提供舆论、精神、智力的支持和动力。如果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那么建设和谐文化也就必然体现和坚持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那么建设和谐文化就是巩固发展党和国家事业的这个大局。和谐文化建设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在应有之义，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和谐文化建设，也就不可能推进、也不会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我们的文化建设，就脱离或疏离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实践，就偏离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所以说建设和谐文化就是建设先进文化，就是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其根源就在于和谐文化所具有的实践性、时代性。

    和谐文化是先进文化，还在于它的历史继承性，体现了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一脉相承的文化品格。和谐文化是经济社会实践的产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反映，但同时又是以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为前提、为基础的。如果把有关和谐的论述和思想看作一种文化现象的话，那么关于和谐的文化现象古今中外早已有之，其中不乏有见地、有哲理、新颖独到的精彩议论和观点。对于这些有关和谐的思想文化资料，我们当然要取其精华，学习汲取借鉴。这从一方面体现了我们和谐文化建设的历史继承性。但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是和谐文化建设历史继承性的主要内容、主要方面，历史继承性的主要内容、主要方面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看到，我们今天讲的和谐文化建设，和历史上关于和谐的思想文化现象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是不能相提并论、同日而语的。我们提出的和谐文化建设，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是服务和服从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大局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因此，我们的和谐文化建设，必须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也就是为什么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根本、作为核心的原因所在。换句话说，我们建设的和谐文化，不是什么别的和谐文化，只能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为核心的和谐文化。离开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根本和核心，那就不是我们所说、所要的和谐文化建设。这不仅清楚地说明我们提出的和谐文化建设是具体的、特定的，不是抽象空泛的概念，而且也明确地彰显了和谐文化建设与我们始终坚持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一脉相承的本质关系。应该讲，这才是和谐文化建设历史继承性的主要内容、主要方面，也正是这个主要内容、主要方面确定和显示了和谐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先进性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一基本内容，恰恰是我们几十年一以贯之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原则，现在把它们提炼整合融汇在一起，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和谐文化建设的核心和根本，就是一种在创新发展中的历史继承。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根本，说明和谐文化建设不独和不止于此，包含的东西很多，涵盖的范围很广，纳入了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另一方面，也说明和谐文化建设包含的东西再多，涵盖的范围再广，面对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又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为统领、为指导。由此可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创造性的历史继承。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历史说明，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原则既是我们取得一切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社会总体和谐稳定的根本原因。尽管现在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变了，但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弘扬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原则。这一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政治优势，是不能丢掉、也不可丢掉的。因为，没有或淡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一根本，那么在多元、多样、多变的思想文化格局下，必然是思想混乱、各行其是、四分五裂、纷争不已，不会有人际和谐，也不会有社会和谐，改革发展稳定都无从谈起。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

    和谐文化是先进文化，更在于它的创新性，体现了反映时代特征和开拓进取的文化品格。和谐文化建设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实践基础之上，体现了历史继承性，但作为新生的文化现象和文化理念，又是文化创新发展的产物，因而必然具有新的文化内涵、新的文化特征。这主要表现在：

    ——先进引领，广泛参与。我们现在的社会，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这是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思想文化呈多元化的趋势，思想的独立性、自主性、选择性、多变性显著增强。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的文化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既要积极适应现实，又要积极引导现实，有区别、分层次、讲实效，一方面要坚持党的纲领目标、理想信念，不能降低社会主义先进性的思想道德要求，随波逐流、放任自流，放弃领导和引导的责任；另一方面又要考虑照顾适应历史发展阶段的现行政策，考虑照顾社会多数成员的状况，针对不同人群提出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思想道德规范。早在改革开放之始，邓小平就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这个极为精辟的论断，包含着既提倡先进性，又照顾广泛性的深刻思想，表现了实事求是的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是我们始终必须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正因为如此，我们提出既讲精神激励，又讲物质利益，既鼓励提倡先公后私、无私奉献思想，又贯彻落实按劳分配、按劳取酬政策；提出既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又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出弘扬先进文化、提倡有益文化、允许无害文化、反对落后文化；提出既尊重以工农为基本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又尊重包括新的社会阶层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提出既团结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爱国者，也团结热爱祖国、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所有这些，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因素，也最大限度地化解消极因素。这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成功经验，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成功经验。其中，体现和坚持的重要原则，就是鼓励先进、照顾多数，先进引领、广泛参与。显而易见，这应当成为我们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建设和谐文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为核心，来提升、凝聚、整合社会存在的多元、多样的社会思潮，就充分彰显了先进引领，广泛参与的精神和原则。这种从实践中引申和提炼出来的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的成功经验，理应成为我们新时期新阶段建设和谐文化的原则和特征。在这里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只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而没有照应、引领、整合社会存在的多元、多样的社会思潮；二是只讲多元、多样的社会思潮，不抓甚至放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一根本。前者会使和谐文化建设失去广泛的社会基础，最终失去和谐文化建设的价值和意义；后者会使和谐文化建设失去先进性和前进的方向，失去内在的凝聚力和引领作用，最终导致一盘散沙，纷争不已、混乱无序。

    ——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世界本来就是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对于这点，古代的学者贤哲早就有所感悟，说“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说“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等等，讲的就是差异和变化。差异和矛盾构成事物、社会、世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个应当不成为问题的问题，现在突出出来，原因就在于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们发展得很快，但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凸显，社会的个性化、差异化增强，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社会的丰富和活力是前所未有的，而面对的差异矛盾与多样也是前所未有的。是不是差异、矛盾就要导致分裂、冲突、排斥、对抗？并非如此，这里的关键在于所持的态度和处理的方式。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古代哲人智者的很多精彩论述很有启发，比如“相谐以和”、“和实生物”、“君子和而不同”、“天地同化、万物共和”等等。其精到可贵之处就是深刻阐发了辩证的和谐观。显而易见，和谐不是简单片面的同一，而是以差异为前提的同一，是相对于差异而言的同一，没有差异也就没有同一；和谐是存在于差异之中，是异中有同、异中之同，同异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因此，要在新时期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前提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在这里也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把同一和差异截然分开、孤立看待的形而上学观点。不能认为排除差异和矛盾的同一是和谐，这是认识上的误区。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千口一词，至多是表面形式上的同一，很可能潜伏着不和谐的因素，至于那种家长制、一言堂、唯我独尊的所谓同一，本身就是一种不和谐。二是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误读为不要斗争、放弃斗争。和谐历来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共同政治基础、共同经济基础之上讲的，离开了这个大前提、大方向，就失去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的基础，就是不和谐的因素。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和谐因素，既包括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也包括对破坏社会和谐的错误言行进行抵制、防范和斗争。这恰恰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的内在要求、应有之义。

    ——互利共赢，协调发展。单一无所谓和谐，和谐是就关系而言的，是涉及关系的范畴。可以把和谐文化理解为引导和帮助人们妥善处理和协调关系的文化。互利共赢，协调发展，作为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反映了人们对事物内在联系性和整体性的认识。这对于我们增强辩证思维、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大有助益。互利共赢，协调发展作为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原则，是来自于社会实践，是社会实践赋予我们的认识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加强了人们联系，不仅突破了自然、半自然经济条件下小生产方式的狭隘性、孤立性，而且有力地冲击、荡涤了与之相适应的形而上学观念和小生产意识，从实践的层面积极引导和强化了人们对于事物联系性和整体性的认识，要求人们辩证把握事物内在各种关系和各个方面。确立互利共赢，协调发展，建设和谐文化，就是人们在新时期新阶段，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交往联系日益紧密，各方的关联性、整体性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形成的新认识。如果说以往很多事情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办成，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成就事业、取得成功则需要融入多方面的力量、需要多方面的关系才行，否则就会一事无成。人们的联系性和相关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种先进的道德要求和道德境界，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反映。处在关系紧密、联系频繁之中的人们，更多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那种只顾自己、排斥他方的所作所为，不仅会造成冲突、对抗，导致不和谐，而且也不会有出路，最终损害和伤害的也是自己。只有考虑照顾别人和他方的利益，以他人为先、以集体为先、以社会为先，也才会有自己的利益。这个道理，西方一些有见识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业已认识到了，作过不少的阐述。所以，面对经济社会、地区、城乡、社会阶层、收入分配、人口资源环境等差异和矛盾，必须从社会整体的利益、共同的利益出发，统筹兼顾，考虑和照顾各方面的关切，强调互利共赢，协调发展，这样才会促进社会和谐，建设和谐文化，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当然，随着社会文化实践的深入发展，和谐文化建设的内涵会越来越丰富，开拓创新的意蕴也会越来越多，但至少上述三点恐怕是不能少的。

    （原载于《学习论坛》2007年第6期）

    中国发展版图上的文化崛起

    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迎来了文化改革发展的高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面世，则反映了我们思想文化的自觉，反映了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自强。早在几十年前，毛泽东曾经说过：“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7]这一句预言，在今天变成了现实。为什么在新世纪新阶段思想文化意识如此强烈？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如此迫切？文化的主动性、创造性如此空前高涨？显然，这不是靠一些学者和文化人的呼喊和努力所能形成的，也不是靠领导者的心血来潮和主观臆想所能解释的，其深厚的根源在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土壤之中，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经济发展是文化繁荣的基础

    如果把文化作为改造物质世界过程中的精神成果的总和，那么文化无疑是物质世界的派生物，是第二性的，是受物质世界发展支配、制约和决定的。在物质匮乏的状态下，很难谈到文化的发展繁荣；物质生产的发展会带来文化的发展，但未必就是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只有经济腾飞、物质生活走向富裕，才会引发和推动社会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这几乎是一个带有历史规律性的现象。从这个视角审视问题，就不能不看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刚起步，整个社会处在脱贫致富、解决温饱问题之中。在贫困的挤压下，人们忙于解决吃穿住行等生计问题，既无精力也无财力涉足精神世界的文化生活，文化的需求受到沉重压抑，文化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随着经济发展，物质条件改善，我们逐步摆脱贫困，被禁锢的精神世界得到解放，文化欲求和渴望也一步步释放出来，社会文化生活不断活跃升温。但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为时代的重大课题，摆在人们面前，成为现实的紧迫任务，则是在今天的环境和条件下才成为可能。今天，我们已经实现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正在向全面小康迈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人均GDP4000多美元，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一个快速发展的中国在东方崛起。这首先是经济的腾飞，但意义又远远超越了经济，为文化的发展繁荣创造了巨大空间，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强劲拉动。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社会整体解决了温饱，整体实现了小康，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使得人们摆脱了贫困的重压，精神世界得到空前解放，求知识、求科技、求审美、求文艺、求娱乐、求健身、求旅游的各种文化欲望如井喷般地涌流出来，汇集成强大的文化需求浪潮；另一方面，物质生活的厚实和财力物力的丰盈，也为人们选择、参与、享受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提供了现实可能。有关数据表明，我国城乡恩格尔系数都降到了0.4%以下，这有力地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腾飞，人们用于基本必需品的生活费用比例越来越少，精神文化生活的扩展是显而易见的。近几年，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跨越式的快速发展，各种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文化宫、展览馆对社会免费开放，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23%，所有这些印证了文化建设的异军突起。据推算，在人均GDP4000美元以上时，社会文化消费应是4万多亿美元，而我国现在仅是1万多亿美元，文化发展和消费的潜力还很大。

    不难看到，经济建设是兴国之要，同时也是兴文之要，我国文化发展的勃兴，文化高潮的来临，其深层次的根源和强大动力在经济领域，经济腾飞为文化发展创造巨大空间，是改革开放新时期30多年来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增强之后的必然结果。

    知识经济时代彰显文化的巨大伟力

    除了经济根源之外，我国兴起文化建设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还有外部时代背景的原因。从外部角度看，当今时代，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或者信息时代。知识、信息、科技、文化、智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分量和作用越来越大，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知识信息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一些举足轻重的主要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和实力雄厚，就在于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即知识经济或信息时代，以知识经济或信息为特征的第三产业服务业占了国民经济的大头。这些国家拥有发展的优势，引领发展的潮流，关键就在于占据了知识信息的制高点，具有知识信息的优势。我们通常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就是对知识经济、信息时代条件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写照。这不仅仅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突飞猛进，更重要的是标志着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从主要依靠资本、土地、矿山、资源等有形生产资料正在向主要依靠知识、科技、信息、智力特别是人才转变。生产方式的这种历史性变革的最大特征，就是文化和经济的一体化，文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文化与经济日益交融，文化的经济功能明显增强，经济的文化含量不断提高，文化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文化创意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环节，文化形态的无形资产成为市场竞争的关键力量。一方面，网络信息、动漫影视、出版发行、广播音像、博览会展等文化产业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形成引领未来的新兴战略性经济支点；另一方面，商品中的文化因素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成为决定商品质量、信誉、价值、市场份额的核心要素，跨国公司巨头依靠文化品牌和科技创新，分割占领市场，控制产业经营，巧取积累财富，就证明这一点。在这里，与其说是经济因素还不如说是文化因素带来了价值、市场和财富。在世界财富排行榜上，尽管巨头公司的排名总是在变化，但一个不变的发展趋势则是，以IT为标志的知识产业、文化产业、科技产业、生物产业迅速发展壮大，位次不断前移，取代了不少老的传统产业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美国贸易出口排在第一位的是文化科技产业，超过航空工业；日本、英国、法国同样有着发达的文化产业，其产值远远超过了很多传统工业。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的：“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这就明白无误地表明，坚持文化的繁荣发展就是坚持发展这一硬道理，就是坚持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除了文化本身是发展的内容、发展的需要以外，更重要的是文化已成为发展的内在动因。

    我国正处在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进程中，但又是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背景下展开的，这不仅不能避开和疏离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的时代潮流，而且必须把工业化和信息化结合起来，用信息化引领和推动我国的工业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步进行的双重任务。这是我国现代化、工业化不同于以往历史的一大特征。这样的客观情势决定了我们在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中，格外重视知识信息的力量和作用。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来，从唱响知识就是力量到确立科教兴国、人才兴国、创新型国家等国家战略，再到提出学习型组织建设、学习型社会建设，就十分清楚地反映了我们对文化和知识信息高度重视的思想历程。虽然，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始于今天，但重视文化建设、重视知识信息的价值和力量却是我们一以贯之、坚定不移的方针政策。这是难能可贵的文化自觉意识，这种难能可贵的文化自觉意识，则是我国文化崛起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观先决条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今天文化发展新局面的开创，文化建设井喷之势的形成，正所谓日积月累、久久为功，“蓄之以久，其发必速”。由此可以说，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到来则是我国现阶段兴起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外部条件。

    “以文化人”助推生产力的再解放再发展

    经济腾飞和知识经济到来，从内部外部推动了我国文化的发展繁荣，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不能忽视，这就是人的因素的凸显呼唤“以文化人”的文化东风，“以文化人”成为助推生产力再解放再发展的关键因素。

    从内部讲，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腾飞带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无可置疑，但也面临着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资源短缺，环境压力加大，经济与社会、城乡、地区、人与自然之间不平衡、不协调的冲突和矛盾日益尖锐，这使得科学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突出出来。从外部讲，知识经济的到来，彰显了知识、文化、科技、智力的强大威力，也冲击着旧有的粗放型的发展方式，这又加大了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外在压力。很显然，依靠资本、资源、环境的投入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向科技文化、管理创新和人的素质的提高要生产力。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本质、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的因素、人的科技因素、文化因素、综合素质因素更加凸显出来。经验表明，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推进，已经从人的外部转向人的内部，从人外部世界的资本、资源转向人内部世界的知识和智力，从物理机械力量转向文化信息力量。一句话，就是人的内在素质的高低影响和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要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就必须提高人的素质。人的素质怎样提高？归根结底要靠教育和文化，特别是靠“以文化人”的文化力量。“以文化人”，说到底，就是通过文化的洗礼和作用，使人不断自我丰富和提高。也就是说，用文化学习各种知识，进入职场、从事工作、追求事业、掌握技能、钻研创新、协调家人和社会人际关系，熟悉和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愉悦身心，完善人格，实现充实、提高自我的目的，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和有用人才。文化是人的伴身物，围绕人而展开，为了人而发展，各种文化样式、文化业态层出不穷、接应不暇、快速发展，其真谛就在这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人的因素越突出，对文化的需求就越大，文化发展繁荣的前景也就越宽阔。随着科学发展和转变发展方式的拓展，人的因素更加凸显，因而呼唤“以文化人”的文化东风也就更加强烈，由此也就成为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强劲动力。

    我国有13亿多人口，人口众多是基本国情，这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人口多，既可以是优势，也可以是劣势，关键在于人口的素质。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有改革开放政策，有较多资源和人力成本较低，加上吸引外资和技术，形成发展优势，我们赢得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劳动力成本上升，特别是老旧夕阳产业淘汰，新兴朝阳产业上升，劳动力素质问题越来越突出。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环保、海洋、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需要大量具有科学技术文化的人才；钢铁、石油、煤炭、建筑、农业等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同样需要大量高科技文化的人才；发展壮大的第三产业金融、物流、证券、律师、会计、评估等服务业更需要大量专业知识的人才。在科学发展和转变发展方式进程中，劳动力素质成为制衡全局、决定全局的关键问题，成为决定科学发展和转变发展方式快慢成败的第一重要的问题。人们所诟病的经济社会领域频频出现的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等问题，也说明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是一个紧迫问题，这同样强烈呼唤着大力发展思想道德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营造和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浓厚文化氛围，以文化人，无疑是提高人的素质的治本之策。这不仅有力地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科学发展和转变发展方式，而且也会有力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道德文明水准的提升，从而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步迈进。

    （原载于《文汇报》2012年2月13日）

    “国学热”的理论透视

    近年来，国学在思想文化领域凸显，受到学术界和社会上的青睐，渐成热点。国学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国学热也可以看成传统文化热。有关国学和传统文化的话题频频见于报纸杂志、论坛讲堂；红楼梦、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一再被改编成影视剧目；《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国学经典的解读讲座在高校很流行，《三字经》《弟子规》等国学的教育文典也常常出现在一些中小学的办学中。对于国学的界定和影响，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在对国学和传统文化走热的看法上则是歧义不多。这一波的国学热，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不仅热在学术思想领域，也不仅热在专家学者和文化人之中，更突出、更主要是热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热在平民百姓、普通大众之中。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国学经典，学理性强、经院气浓，但却能从书斋讲堂走进社会生活、从学者精英走进普通百姓，从小众走向大众，不断地被诠释、被通俗化，这是前所未有的。人们有理由要问：为什么属于过去历史的国学和传统文化会在今天热起来？个中原因是什么？又有什么样的走势？这些问题的确值得关注和思考。我以为，宏观来看，当下热起来的国学和传统文化，具有双重意蕴，一方面主要表现了新时期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另一方面也不免掺杂着某些文化的盲目和迷茫。

    从主要表现新时期文化的自觉和自信角度讲，国学和传统文化热是国人民族自信心、凝聚力增强的文化表现，是综合国力提升的文化反映，是中华民族文化自立、自省、自尊、自强的鲜明写照。应该讲，这是国学和传统文化热的第一重意蕴。

    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作为观念形态的国学和传统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的现象，是和经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是置于经济社会发展之中的。文化观念是物质世界的派生物，是第二性的。国学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然有其文化自身的因素。比如国学和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比如人们精神世界的解放以及文化欲求的高涨等等。但要再问一下的是，为什么人们的精神世界能够在今天得到解放以及文化欲求得到释放？为什么是国学和传统文化而不是舶来文化如此吸引大众？显然，这不能单靠文化自身的因素来解释，必然有文化以外的原因。文化的兴衰冷热，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缘由，既为经济社会状况所左右，又折射反映着经济社会状况。国学和传统文化走热的强大支撑和最终动因在于我国新时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

    人们记得，80年代初期，拨乱反正，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开步伐。那时候，百废待兴，经济没有崛起，文化也没有热潮，国学不仅不受推崇，反而备受诘责。面对没有摆脱的贫困落后和种种体制机制上的弊端，人们的反思既指向现实也指向历史，既指向政治经济也指向文化。政治经济上的体制弊端在革除针砭之列，封闭僵化的文化观念也在革除针砭之列。包括国学在内的传统文化是在人们的严词审视和批判之中的。应该讲，其积极意义和历史进步作用是不容小视的，这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推进改革开放和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当然，也有人走向了极端，把革除弊端变成否定一切。从否定近现代革命史到否定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从否定当代文化到全盘否定国学和传统文化。在一些人那里，国学和传统文化成了保守、僵化、封闭、专制的代名词，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显而易见，这是极端偏激、片面的观点，是不客观、不公正、反科学的。检讨起来，国学和传统文化的腐朽糟粕固然要批判扬弃，但走向全盘否定和整体指骂的言论，又是和被贫困落后挤压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心态有关，是当时经济社会还没有摆脱贫困落后的文化反映和精神折射。尤其联系那时一波接一波出现的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等西方文化热就更能说明问题。因此，国学和传统文化遭受冷遇抑或被全盘否定，单从国学和传统文化的角度是很难讲清楚的，恐怕有文化以外的经济社会因素，反映了在贫困落后的重负下容易出现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受创受挫的某种文化心态。

    其实，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出现过。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荡涤旧文化，倡导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毫无疑问是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的需要。但其中也夹杂着不加分析、笼而统之地指骂和拒斥传统文化的主张和情绪，极端者甚至还要废止中国文字等，国学所遭受的冷遇和厄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当时批判孔孟之道，是因为其固有的消极落后性质，窒息了人们思想、禁锢了社会进步。但有些人把整个国学和传统文化看成一无是处，一团漆黑，则不免过于偏激和片面，显然是不公允、不科学的。特别是把中国的积贫积弱、任人宰割，完全归咎于国学和传统文化则更是有些荒诞。这一历史的社会文化现象也是很难单从文化的角度说明白的。认真反思起来，也可以从中洞见处于一贫如洗、苦难深重的旧中国的境地下的某种国民文化心态。

    相反，国运昌则文运兴，这其中就包括国学和传统文化热的兴起。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腾飞、社会发展，综合国力大增、人民生活改善、国际地位提升，物质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得到极大解放。一方面，人们摆脱了贫困的重压，精神世界拓展，求知识、求文化的欲望如井喷般地涌流出来；另一方面，人们有了充裕的闲暇和厚实的财力，去选择、参与、享受包括国学在内的传统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国学和传统文化屡遭冷遇和责难的命运似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伴随着地域文化热、名人文化热、饮食文化热、收藏文化热、动漫文化热、对外文化交流热等一个接一个的文化热，国学和传统文化热也应运而生。因此可以看出，新时期国学和传统文化热的兴起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而来的，是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而出现的，深层次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发展、政治昌明、社会进步。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说新时期的国学和传统文化热是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民族自强的文化反映，透射着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和自豪，折射出民族向心力、凝聚力、自信心、自尊心的提升，表现了新时期的文化自觉和自信。

    这样的分析和透视，清晰地说明，文之冷热是和国之兴衰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文化的发展有着相对独立性，尽管经济社会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也会演奏文化的第一把小提琴，但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整个文化形态归根结底是要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水平，是受物质世界发展支配、制约和决定的。在物质匮乏的状态下，很难谈得上文化的发展繁荣；只有经济腾飞、国力强盛、物质生活走向富裕，才会引发和推动包括国学和传统文化在内的社会文化的兴旺繁荣，这似乎是一个带规律性的历史现象。所以，国学和传统文化热不能单纯地看成一种文化形态热，也不是发“信而好古”的思古之幽情，其中折射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所必然带来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提升，是民族自豪感向历史文化领域的延伸和扩展，是综合国力增强的文化版本。

    这种文化现象，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是毫不奇怪的。文化是人类的自我认识和把握。人对待文化的态度也就是对待人自身的态度。当国家和民族发展停滞或缓慢、遭受贫困落后挤压时，人的精神世界是受压抑的，信心是受创受挫的，看不到自己的存在和力量，很容易走向自我否定，走向否定传统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当经济崛起、综合国力提升时，人们又会从中感受到自身的力量，信心倍增，自豪感油然而生，在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上也会发生翻转，从肯定传统文化中肯定自我，从欣赏传统文化中欣赏自我。

    要指出的是，国学热除了表现新时期的文化自觉和自信、表现随综合国力增强而增强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以外，也夹杂着某些新时期的文化焦虑和困惑，附带着某种文化的盲目。这主要反映在一些人试图通过咏读国学、修炼人格来尝试解决新时期的种种社会和道德问题。从内容选择和重点取舍来看，国学流行的讲读科目和人们的兴趣所在，大都集中在心性的修炼和人格的完善上，高度张扬和彰显为人处世、做人做事做官等品德涵养、操守砥砺、修身养性的德治理念，希望以此建立内心的思想道德防线来抵御、防范社会上的无德、失德以及恶德的消极丑陋行为。国学是历史的文典，但它的流行和走热则承载着当代人的思想情感和主张，是有所指、有所求的，针对性是鲜明的。这是这一波国学热所带有的时代印记。要承认，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变化和奇迹般发展，这是不容置疑的。同样也要承认，由于种种原因，社会生活和人的思想行为也出现了许多无序失范甚至消极丑陋的现象，这也是不容置疑的。坑蒙拐骗、制假售假，卖淫嫖娼、走私贩毒，权钱交易、贪污腐化等现象，确实令人触目惊心。苏丹红、三聚氰胺、瘦肉精等事件，楼歪歪、桥脆脆等事故时有发生。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金钱至上、极端自私、唯利是图的不良价值观对社会的侵染。对此，人们不免产生焦虑、担忧和不满，针砭、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为什么国学热中有关修炼人格和涵养道德的讲读那么流行，就是人们对现实生活中消极丑陋现象的一种回应和矫正，是从历史文化方面、从内心精神角度开出的一剂药方。应该说，这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是无可厚非的。从国学和传统文化中寻求精神的支撑和给养历来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里面也确实有着大量精辟、启迪心智的道德文化资源。但问题是，国学和传统文化的讲读学习还仅仅是囿于德治的教化，特别是里面的文化资料，良莠并存，精华糟粕纠缠，似是而非的东西不少，不加以区分甄别，不加以联系实际的改造，就套用照搬，不仅无济于事，反而贻害不小。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治世理政中，强调以修炼人格为特点的心学和自省之路，始终是推崇的显学。格物、致知、诚心、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格言警句传咏了几千年，但作用如何，的确值得质疑，似乎中国历史给出的是否定的答案和结论。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革时期，转轨变型的社会环境错综复杂，产生消极丑陋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试图以国学和传统文化的讲读学习来解决问题，试图通过倡导新儒学运动和儒学的复兴来化解面临的生态问题、腐败问题、分配不公问题，消除矛盾、解决弊端、根除腐败、实现和谐，恐怕只是良好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国学和传统文化的作用被夸大了，被赋予过重的期望，是承担不起这样的使命的。依法治国是我们的治国方略。德治固然重要，但要和法治结合起来，要以法治为支撑、为后盾。如果离开法治，德治就会显得乏力，也是走不远的。那种认为亚洲新加坡、韩国等走向现代化是由于倡行儒学、以儒学治国的结果，完全是一种误读和误解，法治才是其核心理念、基本精神。

    因此，结论很清楚：今天的国学热值得肯定，因为它表现了新时期文化的自觉和自信，表现了日益提升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同样，今天的国学热也需要引导，因为里面夹杂着某些文化的盲目，表现出某种困惑和焦虑。既要看到国学和传统文化是推进现代化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精神文化资源，又要看到它本身固有的局限性，不要人为不适当地夸大和拔高，赋予其难以承载的期望。要把热起来的国学和传统文化讲读学习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很好地紧密结合，特别是和贯彻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很好地紧密结合，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国学和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国学和传统文化本身持久发展的需要。

    （原载于《光明日报》2012年8月18日）

    核心价值观：文化软实力的灵魂

    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基础和时代意义，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面临的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着重强调：“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进一步把这24字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什么当前要特别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简而言之，原因就在于这是一个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性、根本性问题，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软实力的紧迫任务，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也是实现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政治思想保障。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

    自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文化软实力之后，文化软实力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对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经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等硬实力建设固然重要，但国家形象建设、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等软实力建设也同样不可或缺。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文化软实力的地位和作用日见彰显。民族的凝聚力、感召力、影响力、竞争力往往取决于文化软实力的大小和强弱；国家的经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兴衰成败乃至整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也同样取决于文化软实力的大小和强弱。这似乎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规律性现象。文化软实力的内核和灵魂是什么？就是价值观。因此说到底，文化软实力的比量和竞争，也就是价值观的比量和竞争。由此可见，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要想在比量和竞争中，立稳脚跟、掌握主动、赢得优势、站位靠前，就必须建设核心价值观，增强其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众所周知，谋求现代化发展已是当今世界的大潮流、大趋势。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动荡不已、内乱频发，甚至有的经济发达、实力较强的国家也难以幸免。究其根源，主流价值观的崩塌，核心价值观的颠覆所导致的社会价值观的混乱和争斗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不少洞察深刻、见微知著的学者说，“兵不血刃夺天下”正在取代传统的武力征服，其中价值观所具有的力量和发挥的作用是一目了然的。某些发达国家热衷推行其信奉的价值观，在海量的影视、书刊、游戏和各种信息中顽固地表现其价值观、输出其价值观，其用心用意也是显而易见的。

    面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成就辉煌，举世瞩目，但也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一方面，到建党100周年，即2020年左右，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再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即2050年左右，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时间表，不用说，任务艰巨繁重。另一方面，前进道路上又横亘着许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经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自然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以及消极腐败现象多发等。在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新问题面前，各种声音竞相出现是很自然的，价值观念的冲击激荡也是在所难免的。如何在多种声音中求得共识、凝聚力量？如何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治理和秩序？如何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朝着“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前进？的确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立足于此，我们也就不难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和倡行，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是因势而来、应运而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植根现实引领现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毫无疑问是观念形态，但绝不是观念王国中所固有的，而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以观念形态出现的社会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毫无疑问是支配人们行为的思想意识，但这也绝不是人们头脑中主观自生的，而是需要教育、培养和弘扬，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引导人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一句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源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引领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又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需要和价值追求。

    具体来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引领和激励我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作为社会层面的价值目标，凝聚着亿万人民群众共同的社会理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公民层面的价值目标，则是每个社会成员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规范。我们不难看到，三个层面的价值目标和追求，是贯通融合、相互支撑、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紧密结合并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同时也不难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既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35年所追求、所奋斗的价值目标，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60多年所追求、所奋斗的价值目标，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后在90多年艰苦卓绝的历史发展中矢志不渝所追求、所奋斗的价值目标，从追根寻源的渊源和命脉来看，又积淀和包含着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优秀美德在现时代的发扬光大。所以，我们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深深植根于当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之中，植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其产生和倡行的现实依据。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源于现实，植根现实，但还没有成为普遍的现实，这就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高于现实，引领现实，成为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和价值追求。在走过的历史中，我们为什么能够经受各种风险和考验，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克服重重困难，应对许多难事、办成许多大事、成就许多喜事，坚持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无疑是一条重要经验。尤其当前我们面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形势新任务，更需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需要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和激励作用。这是因为，国内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思维的自主性、独立性、多变性明显增强，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尤其需要我们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强基固本；而国际风云也在不断深刻变化，出现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风险和挑战的压力也在加大，这也尤其需要我们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民族向心力、凝聚力、感召力，维护我国安全和发展的核心利益。正因为如此，我们要从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多方面入手，从思想道德层面、法律层面、政策层面给力，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内化于精神追求，外化于自觉行动，成为支配行为、引导生活、推动实践的强大精神力量。

    核心价值观是我们生活中的共同价值观

    有一种现象常常看到：即面对同样的事情、处于同样的境遇，人们的反映可能会是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比如，面对危难，有见义勇为的，也有溜之大吉的，有扶危救困的，也有袖手旁观的，有助人为乐的，也有冷漠处之的；面对金钱，有热心慈善事业的，有诚实守信的，也有不择手段，利令智昏的；面对白发老人，有赡老敬孝的，也有厌老弃老的。总之，在涉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等诸多问题上，几乎都可以看到正反两方面的事例。正因为如此，才有各地相继出现的推选最美好人的活动和持续不断的赞美声浪，也才有社会舆论对“小悦悦事件”的鞭挞、愤慨和反思。为什么在同样的事情面前会有不同的心态、情感和举止？归根结底是人们的价值取向、价值选择不同，也就是说人们内心深处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同。这一方面说明，价值观就在我们身边，就在生活之中，而且是一个多元多样多变的态势；另一方面又说明，在多元中必须要立主导，在多样中必须要求共识。这个主导、这个共识，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中国梦所必需的，显而易见，这只能是、也必须是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不是空洞抽象的概念，也不意味着遥不可及，高不可攀，它是非常实在具体的，是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结合和用好我们身边生活中的凡人善举、义德义行。普通百姓身上的崇德向善、感人至深的好人好事，深刻体现和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从中可以立小见大、处低观高，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生动活泼、易学易懂、亲切感人，落细、落深、落实，入脑入情入心，从而变为人们内在的信念意识和行为准则，防止和避免从观念到观念，从概念到概念，在课堂或文章里打转转，落不了地，扎不了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具有价值观念和道德理念的先进性要求，但它同时又有着广泛的群众性，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是价值观念的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群众基础的有机结合和统一。不能狭隘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作只是社会先进分子的价值观，更不能视为少数精英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广大人民群众所期待、所向往、所追求的价值观，因而是社会的共同价值观。要承认，对于当前来说，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不少人还有差距。但不能因此否定和抹杀广大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认知感。人们对社会生活中的真善美的热烈褒扬和对假恶丑的无情鞭挞，就充分说明了这点。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内心世界蕴含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的期待、向往和追求，这是真实的、巨大的，是客观存在，值得格外重视和珍视。尽管社会呈现的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状况，也尽管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但广大人民群众自始至终存在着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这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是相契合、相一致的，实质上也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期待和向往。人民群众内心世界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向往，恰恰是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实基础和强大力量。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要和多种多样、健康有益的群众性活动结合起来，体现在精神文明创建实践和各种重大纪念庆典活动之中，贯穿于各行各业的规章制度、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之中，广泛吸引群众参与，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处不在，让群众从这种浓厚的氛围和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增强认同感，提升精神境界，从而实现从外在行为规范到内在自觉追求的转化，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原载于《浙江日报》2014年3月21日）

    文化与文明

    文化与文明，是有感而发。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思想文化领域具体化为“四治一改”，即整饬治理豪华晚会、少儿出版市场、规范报刊发行、查处新闻敲诈。何以如此？原因就在于群众对于思想文化领域色情暴力、病态内容、奢侈浪费以及失去公信力的敲诈勒索，早已不满。其实，文化领域中的不文明甚至反文明的现象何止于此，网络空间的虚假消息、谣言散布、裹挟舆论，现实生活中的盗版图书、假字假画、伪劣古玩等等，也早就为社会所诟病。这里，给了我们一个警示，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文化领域未必就是文明领域，文化人未必就是文明人，文化物未必就是文明物，推崇文化也未必就是推崇文明。文化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也有向文明提升的问题和责任，也必须致力于文明的净化。决不能把文化和文明搞混了，以为文化人就是文明人，由此远离和拒绝向文明的提升和净化。

    应该说，文化与文明是有天生的不解之缘。从古至今，人类文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催生和沐浴的。从衣食住行的进化到精神世界的升华，人类文明的每一步，几乎都能从文化那里得到诠释和解读。把社会文明发展的步伐看成文化发展的足迹，也未尝不可，毕竟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往往成为文明的别称，成为文明的标志和象征。

    但事情又不尽然，文化毕竟不能和文明画等号。它们的区别，不仅在于起源的先后，范畴的宽窄不同，而且在于所含纳的内蕴也并不一致。只要是现实的人，不管是干什么的，也不管涉足哪个领域，都会面临文明与不文明甚至反文明的选择。看看当下现实的文化生活领域，就会认为，这样的判断是不错的。文化领域确实存在着不少令人担忧和愤然的事情，一些文化人、文化物早已疏离和排斥了文明。

    说到文化领域的不文明或反文明的现象，自然要想到文化赖以植根的社会土壤和时代背景。文化领域的不文明或反文明现象，发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中，但不能因此而武断地归咎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不能由此罪责和否定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要看到，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催生和拓展了文化市场、文化产业，这极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文化繁荣的程度和文明层次的提升是空前的；而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从文化市场、文化产业的兴起，文化的繁荣发展那里得益匪浅，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为社会文明进步提供的滋养和支持是巨大的。当然，对这一基本事实的肯定，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文化领域中的不文明、反文明现象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某种联系，否认市场经济和文化市场存在的诱发因素。事实上，市场经济和文化市场突出了货币的作用，也就是钱的作用，这就难免会诱发和加大趋利的行为倾向，产生利欲熏心、唯利是图的金钱拜物现象。特别是现在，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热泉的涌喷。文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重视和青睐，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大势所趋。大潮之下，鱼龙混杂，借文化以行私行骗，假文化以逐利谋名，附庸文化的，自然不会少。尽管花样名目不同，但大体都是把文化作为了赚钱的营生和抓钱的工具。于是乎，作为精神生产的文化领域也如同物质生产领域一样，出现不少假冒伪劣的产品，欺世盗名，招摇于市。要明白的是，改革开放和包括文化市场在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只是对不文明或反文明的消极负面的文化现象起了诱发的作用，真正的原因还在于，文化领域原本就潜在着不文明和反文明的因素，只不过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复杂环境下得以表现和滋生而已。要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领域，完全杜绝不文明和反文明的丑陋现象是不现实的，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文化提出更高的文明要求和文明规则则又是现实的客观需要。只有这样地去看待现实文化中的文明问题，我们的文化意识才是积极健康、成熟理性的，从而体现了新时期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实际上，文化自降生以来，就一直是个矛盾体，始终处在一种优与劣、新与旧的抗争之中。作为人类精神现象的文化，一方面对整个社会文明的推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自身也在不断淘汰、剔除不文明的东西，实现自我的净化和升华。正是这种文化自身的淘汰、剔除和文明的升华，才有可能对整个社会文明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也才有可能从一个侧面代表社会文明发展的水平。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的更迭进步，文化也是从低级走向高级、从简单走向复杂、从落后走向先进。文化演绎发展的历史，实质上是文化的文明程度进化、扩展和升华的历史。但文化本身是有滞后性的，这种特点决定了文化领域中不文明或反文明的丑陋劣旧文化，并不因社会存在的变化和文化自身的文明进步而消退，相反，会顽固地存留于文化领域并不甘寂寞地加以表现。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不是文化的新与旧、优与劣的抗争消解，只是表明新文化对旧文化的战胜、优文化对劣文化的战胜。这种文明的抗争和胜出，在人类文化处于早期和稚嫩期时，是自发进行的，当人类社会走向成熟，当社会文化发展到今天，理应置于文化的自觉意识之下，理应成为我们文化的自觉追求。这也是我们要求以文明的精神来规范文化发展的依据所在。

    怎样用文明精神规范当下文化的发展，促进文化向文明净化、向文明提升？还是一句老话，就是用真善美的标准精神来规范文化、衡量文化、提升文化。文化要体现文明、表达文明、推进文明，毫无疑问就要追求和崇尚真善美，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真善美，真是前提，求真求实是文明的基础。以这个标尺来衡量和检验，显然文化领域中的一切造假贩假行为、一切假冒伪劣的文化物品，一切沽名钓誉的欺诈现象，都是与真善美格格不入的，与文明进步背道而驰的，都应当在清扫之列。

    除了求真，还要求善、求美。求善，是指要讲求和崇尚道德。道德的至善是文明的重要表现。文化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始终存在善与恶的道德分野和对抗。抑恶扬善的道德精神应成为文化的内容和目标。但这里所说的道德精神，主要是指文化发展的动机、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而言的。文化发展离不开经济，但文化不能等同于经济，不能以经济的逐利为最高目标。文化的价值在于满足人们精神世界的需求，在于提升和扩展人们的精神世界。唯其如此，文化才是道德至善的文化，才是文明的文化。以这个观点来看，那种把文化作为经济的奴仆，作为赚钱营生的拜金行为，显然是不道德、不文明的。不夸张地讲，正是这种道德精神的失落，才导致了文化领域内那些反道德、反文明的卑劣文化现象的滋生蔓延。可见，用至善的道德精神规范文化发展的动机和价值取向，绝不是多余的。

    求美，就是对“美”的崇尚、欣赏和追求。崇“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方面和重要特征，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崇美精神的体现，不单指对客观美的事物的表达，同时也是指以美的情趣和眼光来审评事物或者展示事物给人以美感。美最能体现和表达文化中的文明，比如，描绘名山大川给人以美感，表达人欲情爱也同样会给人以美感。把人欲情爱视为洪水猛兽、视为罪恶禁忌，搞禁欲主义，是背离自然的不健康的猥琐心态，固然不是美，不可取。但这也不是说，只要表现人欲情爱的都是美，这里仍然有个如何表现的问题，有个美与丑的分野。人欲情爱既有生理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因素，既有自然原态的因素，也有艺术加工的因素。如果只是一味地乐道、展示人欲情爱的生理因素、自然原态，而无社会的、艺术的提升，那绝不会给人以美感。显然，那些热衷色情撩逗、感官刺激、变态发泄的文化不是美的文化。

    总之，文化是促成人类文明发展的因素，而文化自身又有必要加以文明的净化和提升，而净化和提升的方向自然是真善美，这就是文化与文明的问题。

    （原载于《中国政协》2014年第4期）

    文化自信的实质是民族自信

    文化自信是思想理论界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热点，是涉及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民族和国家精神风貌的大问题，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就更加足以看到，文化自信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基础性的千钧之重了。

    文化自信植根于民族发展的现实土壤之中

    文化自信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文化自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个整体，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要看到，文化自信是增强和提升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支撑保障和强大精神力量，但同时又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文化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自信植根于中华民族发展的现实土壤之中，植根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民族自信。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文化是观念形态，是物质世界的派生物，是第二性的；文化根源于物质世界，又反作用于物质世界。任何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的现象，是和经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是置于经济社会发展之中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是依附于国家和民族实体之上的。文化自信作为文化理念、观念范畴、意志信念，有着文化自身的因素，但归根结底是植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土壤之中。文化自信力的高低、强弱，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缘由，既为经济社会状况所左右，又从文化心理的视角反映着国家和民族的兴衰起落和发展轨迹。

    文化自信思想理念的确立，不是偶然的、随意的，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时代大背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腾飞、社会发展，综合国力大增、人民生活改善、国际地位提升，物质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物质世界的巨大变化也必然影响和投射到精神世界上来，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丰富和提升。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历史人物文化热、古代地域文化热、古典诗词文化热、汉字文化热、中国饮食文化热、中医药文化热、成语典故文化热、故宫学文化热、对外文化交流热等一个接一个的文化热应运而生，彰显着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和自信力。尤其是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格外醒目，屡遭冷遇和责难的命运似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是新时期发生在文化领域的一个深刻历史性变化，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变化的文化现象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而出现的。从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兴起并持续升温，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和践行，再到文化自信这样一些重大思想文化理念的确立，反映了新时期思想文化历史发展递进的足迹，体现了思想文化建设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标示着我们的思想文化不断走向自觉，走向更高境界，这显然是文化自信力的增强，是文化自信力的充分展示。这说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有了更深刻的把握，同时要看到，这也是中华民族自立、自省、自尊、自强的文化写照。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说新时期包括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在内的文化自信，说到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民族自强的文化反映，透射着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和自豪，折射出民族向心力、凝聚力、自豪感、自信心、自尊心的提升。所以说，文化自信是随着新时期中华民族走向富强和实现伟大复兴而来的，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而来的，深层次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发展、政治昌明、社会进步，当然其背后强大的支撑和力量，自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文脉与国脉相通、国运与文运相连

    文脉与国脉相通，国运与文运相连，这是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当文化自信受到挑战，文化凝聚力、自信力遭遇动摇和破坏，也往往是和国家和民族发展遇到曲折、挫折，经济社会停滞或落后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记得，80年代初期，拨乱反正，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开步伐。那时候，百废待兴，经济没有崛起，文化也没有热潮，国学和传统文化不仅不受推崇，反而备受诘责，中华文化的自信和自信力无疑受到了严重挑战。面对没有摆脱的贫困落后和种种体制机制上的弊端，人们的反思既指向现实也指向历史，既指向政治经济也指向文化。政治经济上的体制弊端在革除针砭之列，封闭僵化的文化观念也在革除针砭之列。包括国学在内的传统文化是在人们的严词审视和批判之中的。当然，这里的积极意义和历史进步作用是应该得到肯定，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推进改革开放和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然而问题是，一些人走向了极端，把革除弊端变成否定一切。从否定近现代革命史到否定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从否定当代文化到全盘否定国学和传统文化，从而一步步滑向了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窠臼。在他们那里，哪里还有中华文化的自信，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信心、信仰所剩无几，甚至荡然无存。国学和传统文化成了保守、僵化、封闭、专制的代名词，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检讨这一段历史，这种全盘否定和整体指骂国学和传统文化的观点，无疑是极端偏激、片面，极不客观、极不公正，是反科学的，但也不能不说和贫困落后的情况下被挤压变形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心态有关，也可以说是当时经济社会还没有摆脱贫困落后状况的文化反映和精神折射。因此，国学和传统文化遭受冷遇抑或被全盘否定，一些人缺乏甚至丧失民族文化自信，单从国学和传统文化的角度很难讲清楚，恐怕有文化以外的经济社会因素。经济社会发展停滞，国家和民族落后对于人们文化心理的冲击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很容易受创受挫，由此出现妄自菲薄的自卑畸形的文化心态也就不奇怪了。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出现过。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荡涤旧文化，倡导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毫无疑问是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的需要。但其中也夹杂着不加分析、笼而统之地指骂和拒斥传统文化的主张和情绪，极端者甚至还要废止中国文字等，国学和传统文化所遭受的冷遇和厄运也就可想而知了。批判国学和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剔除历史文化中所包含的窒息人们思想、禁锢社会进步的消极落后东西，是无可厚非的，但把整个国学和传统文化看成一无是处，一团漆黑，肯定是错误的。特别是把中国的积贫积弱、任人宰割，完全归咎于国学和传统文化，怀疑、动摇甚至丢掉了自己的文化自信，丧失自己民族的文化自信力，滑向文化危机的泥潭，则更是一个历史的大过错。这一历史的社会文化现象也是很难单从文化的角度说明白的，认真反思起来，也可以从中洞见处于苦难深重、民族危亡下的旧中国境地下的某种国民文化心态的扭曲变形。

    文化是人类的自我认识和把握

    文化的发展有着相对独立性，经济社会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也会演奏文化的第一把小提琴，但从根本上讲，文化之冷热是和国家、民族之兴衰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的自信也是和国家和民族的实力和强盛联系在一起的。

    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这一现象，是毫不奇怪的。文化是人类的自我认识和把握。人对待文化的态度也就是对待人自身的态度。文化就是人的自我意识，对于一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古人说：“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说的也就是，人的天下或世界是文化的天下或世界，人的历史就是文化记录、文化见证的历史。人创造和书写了历史，也就同时创造和书写了历史的派生物——历史文化，使得人们在历史文化中看见了自己的创造、自己的足迹和身影，以及洞见、审视和评价自己的创造、自己的足迹和身影。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绵绵几千年的历史中创造的，反过来又滋养和推动了中华民族绵绵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华文化之所以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和“魂魄”，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有的精神标记，就是因为中华文化积淀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神追求，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含纳着只有自己才有的独一无二的发展历史，是中华民族独有的自我意识。当国家和民族发展停滞或缓慢、遭受贫困落后挤压时，人的精神世界是受压抑的，信心是受创受挫的，看不到自己的存在和力量，很容易走向自我否定，走向否定传统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当经济崛起、综合国力提升时，人们又会从中感受到自身的力量，信心倍增，自豪感油然而生，从肯定传统文化中肯定自我，从欣赏传统文化中欣赏自我。所以，文化自信不单单是一种文化现象，既包含了对传统优秀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也包含了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自信，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自信，折射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所必然带来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提升，是民族自豪感向历史文化领域的延伸和扩展，是综合国力增强的文化版本。因此，说到底，文化自信的实质是民族的自信。

    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价值观自信

    文化的灵魂是价值观，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价值观自信。坚定和提升文化自信的重点，毫无疑问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化的内核和灵魂是什么？就是价值观。《黄帝内经》讲道：“形者神之体，神者形之用；无神则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主。”文化和价值观，就好比形者与神者，浑然一体、不可分割。没有价值观作为灵魂，文化则“形不可活”，没有文化作为“体用”，价值观也就无法附着和依存。说到底，文化的比量和竞争，就是价值观的比量和竞争；坚定文化自信，必须抓好价值观建设。

    大量事实说明，近现代以来，民族的凝聚力、感召力、影响力、竞争力往往取决于文化软实力的大小和强弱；国家的经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兴衰成败乃至整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也同样取决于文化软实力的大小和强弱。这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和民族动荡不已、内乱频发，政权更迭、四分五裂，发展停滞、深陷苦难，甚至有的经济发达、实力较强的国家也难以幸免。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崩塌和核心价值观的颠覆所导致的思想混乱和争斗无疑是一个重要根源。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要想在比量和竞争中，立稳脚跟、掌握主动、赢得优势、站位靠前，就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核心价值观，增强其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在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引领和激励我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目标，凝聚着亿万人民群众共同的社会理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目标，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当遵循这样的道德准则和规范。三个层面的价值目标和追求，是贯通融合、相互支撑、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紧密结合并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不难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既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30多年所追求、所奋斗的价值目标，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60多年所追求、所奋斗的价值目标，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后在90多年艰苦卓绝的历史发展中矢志不渝所追求、所奋斗的价值目标，从追根寻源的渊源和命脉来看，又积淀和包含着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优秀美德在现时代的发扬光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文化观念，但绝不是观念王国所固有的，而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以文化观念出现的社会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毫无疑问是支配人们行为的文化意识，但这也绝不是人们头脑中主观自生的，而是需要教育、培养和弘扬，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成为引导人们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的精神信念。一句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源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引领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说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又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需要和价值追求。显而易见，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就必须建设和坚定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焕发出人们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从根本上打牢和夯实文化自信的基础和基石。

    （原载于《中国政协》2017年第10期）

    从问题出发

    ——谈改进文风

    现在，改进文风是个热议的话题。人们对不良文风诟病已久，期待着清新朴实的文风扑面而来。不良文风弊端种种，其中一个人所共知的通病就是，一些理论文章存在着言之无物，空洞乏味，味同嚼蜡的毛病。问题到底出在哪？笔者以为，不接触问题、不研究分析问题，没有问题意识恐怕是其一大病源。由此也就提出，改进文风，著述行文，一定要从问题出发，直面问题、分析解答问题，给人以思想启迪。综览下来，称为好文章、好文风的，这一点是少不了的。

    为什么要提出从问题出发？这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和文风决定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书斋中的学说，是源于实践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这决定了理论联系实际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和本质，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和文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工作，实质讲的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分析解决问题。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毛泽东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8]邓小平也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问题。”[9]可见，具有问题意识，强调从问题出发，分析和解决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他们的文章、讲话、书稿，不仅充满着理论魅力和理论力量，而且在学风文风上也堪称典范。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就在于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提出、分析和解答了人们所关心的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实践论》，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脍炙人口的光辉篇章都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很多，论述的主题也不尽一样，但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提出和分析、解答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点则是相通的、共同的。显而易见，直面问题、分析解答问题、从问题出发，不仅是实际工作中要遵循、要恪守的原则，也是理论研究宣传、著述写作文章要遵循、要恪守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文风的鲜明标志。因此，提出和强调从问题出发，分析研究解答问题，既是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优势、理论力量的需要，也是改进文风、优化文风的需要。

    从问题出发、具有问题意识，对于改进文风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常听到抱怨，说文章写了没人看，搞理论的没市场。这个现象可能是存在的，也不排除社会和读者的因素在内。但是否可以换个角度看问题，即所写的文章和所搞的理论是不是没有触及人们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是不是远离了人们的兴奋点和兴趣点？是不是存在大而无当、空空洞洞的文风问题？这样提出和分析问题，也许更接近事情的真实，也更能促使我们积极地反思问题。对理论冷淡和疏远，以致发出“理论危机”的感慨，其实是一种误解。人们冷淡和疏远的是无助于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理论，也就是无用、无帮助的理论，而不是理论本身。言之有物，言之在理，启迪人、引导人，帮助人们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理论，不仅不会受到冷淡和疏远，相反会受到追捧和崇尚。近些年，理论热点面对面通俗读物，颇受热议，成为一个品牌。不仅内容厚实，条分缕析，富有说服力、影响力，而且文风也受到称道和赞扬。原因何在？就在于这些理论通俗读物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从问题出发，分析解答问题。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30多年来，我们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矛盾和问题也不少。为什么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却有些人下岗失业？为什么以前大家都差不多，现在却有收入差距和贫富的差别？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已经销声匿迹的黃、赌、毒现在又沉渣泛起，滋生蔓延？为什么贪赃枉法、行贿受贿、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会比以前多？为什么暴力犯罪、抢掠偷盗的刑事案件经常发生，甚至还出现了黑势力、黑社会问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矛盾和问题困扰和纠缠着人们，渴望得到理论的分析和解答。关注和解答这些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则是理论热点面对面通俗读物的着力点和鲜明特征，由此也就形成了受人赞誉的清新朴实的优良文风。在这里，没有高谈阔论、空话连篇，没有卖弄辞藻、哗众取宠，没有言不及意、虚饰浮夸，没有自说自话、旁若无人，有的是问题意识以及针对问题的分析和解答，这样的学风文风不是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倡行吗？

    着眼问题，从问题出发，分析解答问题，既是理论本性的客观使然，也是读者受众的精神需求。

    从理论本性的角度看，理论无非是关于事物内在联系和本质的说明，无非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答问题，是对客观问题来龙去脉、发展变化的说明。当然，理论有正确与错误、科学与荒谬、真实与虚假的区别，但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要涉及问题的提出、分析和解答，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正确、科学、真实地提出和分析问题，后者是错误、荒谬、虚假地提出和分析问题。自然科学理论如此，社会科学理论也是如此。人们常谈到的子虚乌有的鬼神、末世、轮回等虚假问题的奇谈怪论，说到底也是以虚幻的方式错误地提出和错误地回答了问题。不管愿意不愿意，理论总是和问题纠缠在一起，理论就是针对问题的理性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问题就没有理论。当然，从问题出发，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于同一问题，看法、阐述并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常有的事情。但是，这并不能排除和否定理论研究和创作要从问题出发，所有理论的分歧和争论只是在于提出和回答问题的角度、方式、内容、结果不同而已。正确理论是对问题的正确思考，错误理论是对问题的错误思考，片面、简单化的理论是对问题做了片面、简单化的思考和处理。因此，从事理论工作，或搞理论研究创作的，要想出成果、有成就，就要改进文风，强化问题意识，捕捉和梳理问题，从问题开始，学会正确分析和解答问题。

    从读者受众的精神需求看，理论的价值和作用就在于启发和引导人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人们需求理论、选择理论，就是要从中找到被问题困扰而百思不解的答案。为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论选择，一个原因就在于所关心的问题不同。为什么不同的理论，会有不同的遭际、命运和经历，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对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是不是正确地提出和解答了问题。世界是由问题组成的，是问题的世界。历史，无非就是问题的消亡和解决，因而问题更迭往复成历史；现实，也无非就是问题的存在和发展，因而问题复杂交错成现实。在生存和发展方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问题，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问题，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尤其是现在我们处于大发展大变革的时期，国际风云急剧变幻，国内发展改革任务繁重，国际国内交融，矛盾错综复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所未有的宏伟事业，正在实现中华民族多少代人所追求和向往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新变化、新特点不断发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所有这一切都会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困惑、苦思、求索，已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正是一个接一个与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缠绕、包围着我们，才迫使我们去思考、去求索，进而关注和需求理论。可以这样讲，理论的需求程度和实现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是否正确提出和正确解决了人们和社会所关心的问题。没有问题意识，不关心和关注问题，不分析和解决问题，这样的理论，势必不会得到社会和人们的关心和关注，势必没有读者和市场。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曾尖锐地批评教条主义理论，说它不如狗屎，狗屎还能肥田，教条主义毫无用处。这样尖锐的批评和形象的比喻，对于回避问题、空洞无物、堆砌文字的不良文风来说同样是适用的。

    从问题出发，在理论研究创作中不能算是小问题、一般问题，而是涉及世界观、方法论的大问题，是改进学风文风的大问题。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和出发点是什么？是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际”就是“实际问题”；“具体情况”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分析具体问题”。没有问题意识，没有具体问题，也就没有实际、没有具体情况。我们常讲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就是在讲理论要联系实际问题，要从实际问题出发。因此，从问题出发，分析解答问题、促成问题的解决，对于实际工作来说是涉及世界观方法论的思想路线问题，对于搞理论研究宣传的来说，同样是涉及世界观方法论的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说，文风是作风、党风的体现，文风的核心问题就是作风、党风，其道理也就在这里。毛泽东曾生动形象地运用“有的放矢”的典故来说明理论的应用和文风，“的”就是问题，“矢”就是理论，要用“矢”去射“的”，也就是要用理论去说明问题。还说，“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所以，从问题出发，分析解答问题，既是端正文风、改进文风的需要，更是端正世界观方法论，改进作风党风的需要。从这个高度看问题，革除和避免空洞无物、枯燥乏味的不良文风就会有较大的动力和力度，改进文风就有了自觉性和坚定性，就会收到成效。

    当然，强调问题意识，强调从问题出发，分析解答问题，以此改进文风，仅此一点还是不够的。还有问题是否找准了？分析解答是否正确？有没有理论说服力？等等一系列问题。但话又说回来，毕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有出发、有开始，才有以后的路，才有结果和完成。强调问题意识，强调从问题出发，分析解答问题，对于理论研究创作来说，对于涤除学风文风的弊习来说，无论如何是对的，所具有的推动力量和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原载于《光明日报》2013年2月8日）

    以理论的魅力吸引人

    ——读《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

    理论是有魅力的，如同艺术一样。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以下简称《六个“为什么”》）一书就是以其理论的魅力，从浩瀚的书海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道思想的闪光，夺人眼目。《六个“为什么”》一书的理论魅力究竟在哪里？其实奥妙已经明明白白地写在书上了，那就是深入浅出、情理交融地回答了人们所关心、所困惑的六个“为什么”的重大现实问题，由此而来的热议和热读也就不言而喻了。具体来讲，有三点：

    直面重大的现实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实世界就是问题和矛盾的世界，每个人都会面对矛盾和问题，或被问题和矛盾所纠缠和困扰。没有问题和矛盾的人似乎是不存在的，区别仅仅在于面对的问题和矛盾是多是少以及性质、类别、程度的不同而已。在这千差万别的问题中，有不少问题是共同的。我们已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30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但也面临着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资源环境、食品安全以及贪污腐败等阶段性的问题。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接踵而来，目不暇接。有些人面对问题，不得其解，困惑不已；也有些人抱有极深偏见和用心别在，夸大问题，将个别或者局部问题扩大化、复杂化、甚至政治化，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我们社会制度的“弊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坚持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基本制度和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就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重大问题。问题是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重大问题是带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自然是和人们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息息相关、紧密相连的，受到人们的共同关注和困扰，也必然成为社会的热点和焦点问题，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敏感问题。《六个“为什么”》一书正是在调研、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去繁取要，概括、提炼、凝聚成为全社会甚至为海外世界所关注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六个重大问题而加以深入具体的论述。在论述中，既讲清楚了我们“必须坚持什么”，为什么“必须坚持”，也讲清楚了“不能搞什么”，析事明理、化解疑惑。比如，在回答为什么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不能走回头路这一重大问题时，既深刻论述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也深刻论证了改革开放不能走回头路，走回头路，就无法聚精会神搞建设，就会失去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安定和谐的良好局面。走回头路，就会回到封闭半封闭状态，就无法在同世界的学习借鉴和交流合作中实现自己的更快发展。走回头路，就不会有市场繁荣、产品丰富的生活，人民富足安康的美好日子就会失去。最后得出结论：不走回头路，是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一条宝贵经验，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必须靠深化改革开放，由此回应各种诘难，化解谜团疑问，明辨是非、澄清认识，引导人们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理论体系的认识。冷淡和疏远问题的理论，是要受到人民群众的冷淡和疏远，而言之有物、言之有理，启迪人、引导人，帮助人们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科学理论，相反会受到追捧和崇尚，这就是理论所具有的魅力和力量。

    以事实为依据讲道理。澄清模糊认识，解除思想疙瘩，化解认识困惑，驳斥歪理邪说，当然要讲道理，但这个道理是以事实为根据、为依托的。事实就是铁的道理、就是最硬的道理。可以说，摆事实、讲道理，用事实说话，寓理于事，把道理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是《六个“为什么”》一书的一大显著特点。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认识路线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政治上的优势和安身立命的法宝也是实事求是。共产党人最讲事实，歪理邪说最怕事实，困惑疑问最终也要靠事实来化解。《六个“为什么”》一书，通篇都是在摆事实、讲道理，用历史的事实、现实的事实、国外的事实、我们自己的事实、正面的事实、反面的事实来说明我们为什么“必须坚持什么”，为什么“不能搞什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旗帜鲜明、毫不含糊。比如，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时，引证了“近年来世界上兴起一波又一波的‘马克思热’；全球‘千年思想家’、‘最伟大的哲学家’等评选活动中，马克思以高票位居榜首”这一事实；引证了“一位德国作家在谈到19世纪以来的历史巨变时说，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马克思，当今世界5/6的人口将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状态之中”这一事实。比如，在阐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时，引证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这一事实，并列举了“1978年至2008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8%，不仅明显高于1953年至1978年年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比日本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2%和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5%还略高”的事实。《六个“为什么”》一书，把摆事实和讲道理很好地结合起来，以大量生动的事实、鲜活的事例、翔实的数据，赋予理论以说服人、感染人的巨大力量。这也正是回答六个“为什么”的这本理论著述，具有不同凡响的理论震撼力和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通俗化走向大众化。这是《六个“为什么”》一书的又一大特点。马克思主义是来自实践并指导实践发展的科学理论。人民大众是实践的主体。因此，人民大众掌握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掌握人民大众，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和战略要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从这个角度去审视，理论的著述，不但要有理论性和思想性，而且也要有群众性和可读性。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表达和文字技巧问题，而是一个理论能否掌握群众，群众能否掌握理论的大问题。尤其在时代和环境发生急剧变化，各种社会思潮交流、交融、交锋，文化价值观念多元多变多样，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显著增强的情势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更不能忽视大众的心理、情感和理论选择的问题。《六个“为什么”》一书除了在思想逻辑和理论深度上下功夫以外，也以其简洁清晰、平易近人的文风和精练质朴、晓畅通达的语言凸显了自己的理论风格。比如，在讲到改革开放时，用了一个很鲜活的事例，即1978年，当中国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时，美国《时代》杂志曾经质疑说：“他们的目标几乎不可能按期实现，甚至不可能实现。”2008年，中国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时代》杂志又发表文章说：“当奥运会主火炬点燃时，世界见证了一个确凿无误的事实。中国回来了——在荣誉的光环下。”同样一个著名刊物，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恰恰无可辩驳地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的巨变和伟大成就。这样的事例、这样的语言、这样的论证，显而易见是充分考虑到了人民大众的接受程度、阅读心理，从而将丰富的理论内涵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出来，将逻辑抽象的思想观点以简洁明快的话语进行阐述。一个读本的最终完成，不仅要有作者，也要有读者，是作者和读者共同成就的。《六个“为什么”》一书站在群众的立场上、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群众听得懂的道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这也正是该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原载于《人民日报》2006年6月12日）

    面对热点问题的理论

    ——读《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

    《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一面世，就受到社会的热议和热销，这在情理之中。这又一次说明，关注社会热点的理论也一定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成为一种理论热。在我眼里，它是一本通俗理论读本，可似乎又不单单于此，恐怕更重要、更深刻的还在于，经过几年的艰辛打磨、几年的不懈努力，它已经成为很有价值的理论品牌，成为迎面而来的理论清风，成为理论要面对实际、联系实际的一种鲜明导向，很值得研究、学习和借鉴。阅读和学习此书，我最深刻的体会有以下几点：

    一是从问题出发。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每个时代都会有每个时代的问题。理论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捕捉问题、分析问题、说明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生动地运用“有的放矢”的典故来说明理论，“的”就是问题，“矢”就是理论，要用“矢”去射“的”，也就是要用理论去说明问题。能揭示问题的实质，能把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走向说清楚、说明白，能解疑释惑，就是社会需要的理论，就是群众欢迎的理论。从这一点看，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从问题出发，既是《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一书的最大亮点和特色，也是其赢得群众和具有理论魅力的奥秘所在。比如，当代中国向何处去？依然是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面对这个重大问题，该书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在开篇之首，旗帜鲜明地提出“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浓墨重彩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高高飘扬在神州大地的伟大旗帜，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从而有理有据地对我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方向前进作了铿锵有力而又令人信服的回答。再比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日益明显：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另一方面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又面临着许多新课题、新矛盾。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经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自然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以及消极腐败现象多发等问题接踵而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尖锐地凸显出来，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围绕这个重大问题，该书着重论述了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必须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由此引导人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好字优先，科学发展。问题是一个个的，针对问题的理论阐述也是一篇篇的：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为什么说抗震救灾斗争彰显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为什么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等。可见，该书的谋篇布局、立论述要都是立足于解读和回答一个个社会热点问题，都是从问题出发的。毛泽东同志讲过一段很精彩的话：“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由此而论，《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一书的作用和成绩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再深入地说，从问题出发，也充分体现了该书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立场和态度。因为，从问题出发，就是从实际出发，这正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要求的，正是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所提倡的。也正因为如此，该书没有高谈阔论的空话，没有言不及意的虚饰，突出了针对性、说理性、实效性，这样的学风文风不是更值得我们重视和倡行吗？

    二是以民生为重。从问题出发，在我国现时代的环境和条件下，很大程度上是从民生问题出发，因此以民生为重，就成为《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的又一大特点。众所周知，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中国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而面临的问题也是复杂多样的，尤其以民生问题居多。应该讲，这是发展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比如，在经过长期的持续快速发展之后，我们面临着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为全面上涨的巨大压力，物价上涨问题，低收入困难群众的生存保障问题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不少群众富裕了，用手中的闲钱，投资股市，股市的涨落走势也成为影响群众日常生活的重要民生问题；发展快了，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群众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问题也是民生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群众的民主意愿日益强烈，如何保障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管理权等民主政治的权利的问题日益突出；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带来的一个最明显变化就是精神文化的渴望和欲求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化，如何不断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就成为重要问题；如何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实施《劳动合同法》，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使劳动关系和谐成为社会和谐的基础；如何让人人享有、特别是7亿多农村人口享有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撑起护卫人民健康的保护伞，提升全民的健康水平更是个艰巨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触及民生问题，解读民生问题，让群众以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状态面对生活、面对暂时的困难，可以说是《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所追求的理论价值和目标。在这里，需要理论勇气，也需要理论智慧，但更需要理论道义、理论责任和理论的精神境界。正是站在理论道义、理论责任的制高点上，该书围绕一个个民生热点问题，深入浅出地加以解读和论述，力求让群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理顺情绪，树立信心。在谈到物价上涨的脚步能否慢下来时，该书从物价上涨有缘由、价格上涨压力大、通货膨胀要严防、多管齐下稳物价等多个侧面阐述了物价上涨的原因以及控制物价的措施和物价的发展趋势。读后，让人心里踏实了许多，也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希望。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要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义不容辞的理论主题和主旨，《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把民生作为重点，就充分和集中地体现了这点。这种关注民生、以人民群众为重的理论道义、理论责任和理论的精神境界，无疑对理论研究和宣传是一个很大的启示。

    三是用感情说话。有无感情，对群众的立场、态度大不一样，说话写作的成效也大不一样。应该讲，《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关注群众的热点问题，为群众解疑释惑，是写给群众看、群众读的理论读物，这本身就体现了该书的群众立场、群众感情。更为可贵的是，为了让群众易于接受，看懂读懂，该书在观点的论述表达上力求通俗易懂，在语言的选择运用上力求朴实无华，足见作者的用心和感情所在。我们的理论是写给群众看的理论，是要群众接受和引导群众的，因而站在群众的立场，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群众听得懂的道理，是最基本、最起码的标准。有人说理论世界是概念演绎的王国，其实，不尽然；里面也必然充盈和投射着感情因素。理论要以理服人，这是对的；但也要以情感人，深入人心，要成为情理交融的产物。有人以为，理论就是从概念到概念，枯燥乏味，其实，这不是理论的特征，而是某些理论的缺陷，是缺乏生动、缺乏感情的弊病。因此，理论研究和宣传要讲逻辑的力量，要讲思想的力量，同时也要讲感情的力量。带着群众感情研究问题，著书立说，就一定会联系群众，深入群众，关心群众，就能及时了解群众的思想问题、实际问题，用自己的文字耐心细致、体贴入微地疏导群众情绪，解开思想疙瘩，并且从思想理论的层面推动群众实际问题的解决。如果对群众缺乏感情，那么就必然对群众的思想问题、实际问题，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漠不关心，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对问题也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了解得不深不透，说话写作、著书立说乃至理论研究和宣传，都只能是隔靴搔痒、空洞乏味、枯燥干瘪，软弱无力，没有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没有多大实效。连同前几本的《理论热点面对面》，之所以群众爱读爱看，除了书中有激情、有逻辑、有思想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字里行间渗透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这一点对于搞理论研究和宣传的人来说，同样是一个很大的启示。

    （原载于《人民日报》2008年7月18日）

    在历史中挺进的旗帜

    ——观大型文献纪录片《旗帜》

    大型文献纪录片《旗帜》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映。这是一部立足于建党90年的今天，回望过去苦难辉煌、沧桑巨变的历史文献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追求解放和独立、谋求富强和富裕的旗帜，是凝聚力量、指引方向的旗帜。《旗帜》讲述的是中国共产党90年来的奋斗史，展现的则是在历史中不断挺进的共产党人这面旗帜。显而易见，《旗帜》的立意在于历史，是用史料史实诉说，让历史告诉我们、告诉未来。因此，《旗帜》的精神魂魄在于历史，启示教益也在于历史。

    历史是有生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型文献纪录片《旗帜》的播映，赋予党的90年历史以鲜活的生命力，传递着历史生命的强烈冲击力和震撼力。历史是逝去的岁月，是往日的风云，但却不是尘封的岁月，不是消逝的风云，而是在传承久远中获得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这里的关键在于，要不断重温学习历史、不断借鉴应用历史。随着《旗帜》一集集的播放，人们的思绪进入那红色峥嵘的岁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浴血奋斗的艰苦卓绝、建国大业的喜悦和繁忙、艰辛探索的曲折和复杂，这些发生在党的历史长河中的标志性的真实事件、人物、会议和文献，历历在目。一个个汹涌澎湃的革命运动，一个个炮火激战的硝烟战场、一个个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一个个重要会议和文献，充满生命力地跳跃在人们脑海。很多老照片静然无声，但却胜过了万钧雷霆，很多人物已经牺牲，但却仍然活在人们心中，很多会议和文献已是历史的记录，但却是我们今天思想和精神的源头活水。陈独秀和李大钊相约建党、党的一大召开、八一南昌起义、井冈山朱毛会师、瑞金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八年抗战、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革命战争2000万人牺牲，其中有名可查的370万，等等。尽管解说词平缓质朴、简明直白，但这些发生在党的历史上的人和事，却具有惊天动地、永不磨灭的历史意义。《旗帜》赋予这些历史以跃动的生命力，让它们进入今天的社会、进入千家万户、进入人们的心灵，和我们的思想融为一体。从播演中，可以看到，我们党的奋斗史，任务之艰巨、时间之长久、环境之凶险、条件之恶劣、牺牲人员之多，在世界上是少有的。这是我们党的独特之处。正是这一独特之处，我们党形成了无比丰厚的精神财富，造就了不可比拟的精神优势。在90年的历史中，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千辛万苦，战胜千难万险，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奥秘、答案或启示恐怕就在这一独特的历史之中。直到今天，党的历史所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和精神优势，依然滋养和支撑着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党员和我们的人民。这就是《旗帜》用镜头所再现的党的历史的强大生命力。今天，我们正在从事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从事着中华民族复兴和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面临着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严峻考验；而另一方面，包括大多数党员和领导干部在内的社会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并没有经历革命、建设艰苦年代的生活锻炼，因此了解、熟悉、学习党的历史，接受党的历史训练，增强党的历史知识，就格外显得重要和紧迫。借助文献体裁，《旗帜》记录和传承党的历史，让红色历史走进当代社会、走进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之中，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从《旗帜》中，我们不仅感到党的红色历史的强大生命力，而且也汲取着无比丰富的经验和智慧。我国自古就有修史、学史、鉴史和用史的传统，更何况我们共产党人。我们读史看史、重视历史，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只停留在情感上的感慨、感叹、感动，而是要深入历史、学习历史、思考历史、借鉴历史。从《旗帜》再现党的历史中，既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历尽艰辛、一步步跋涉前进的铿锵步伐，更可以看到含纳其中的成功与挫折、经验与教训。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当代共产党人明得失、知兴替、鉴往知来的生动教科书。从建党时的50多人到现在的8000万党员，从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经历人间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到战胜无数困难和风险，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百万敌军。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我们的法宝是什么？别人在问，我们自己也在问。毫无疑问，根本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有坚定不移的崇高理想和信念，这就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攻艰克难、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法宝。这一共产党人至刚至坚、至伟至大的精神力量，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是一笔应当继承也必须继承的精神财富。联想现在环境、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联想今天各种各样的诱惑、陷阱和考验，联想一些人被糖衣炮弹击中、腐化堕落的现实，我们不能不深感《旗帜》讴歌颂扬的党的理想信念的重量和崇高，不能不深感发扬光大党的理想信念的重要和紧迫。从《旗帜》中，我们还看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所导致的成功与失败：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用书本上的一些词句、概念剪裁和套用中国实际，其结果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革命几乎毁于一旦，红军被迫长征；而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毛泽东思想，从而指导我们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学习借鉴这段历史，对于我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无疑具有极大的帮助。此外，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加强民主法制建设、重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等等，在《旗帜》所记录的党的历史中都得到了体现，而这一切正是我们今天推进党的各项事业所必须学习和借鉴的。当然，在党的历史中也出现不少失误、挫折和教训，如历史上的“左”倾右倾错误、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文献纪录片《旗帜》没有回避、没有粉饰、没有遮盖，而是真实客观地告诉观众。这些，应该讲也是党的历史财富，也要很好地继承和思考。其意义在于不断地从反面提醒和警示我们，在今后的前进道路上必须加以防范和重视，避免重蹈覆辙，这也是《旗帜》在讲述党的历史中所要告诉我们的道理。

    （原载于《人民日报》2011年6月27日）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

    [2]《列宁选集》新版第1卷，第31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8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8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7]《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5页。

    [8]《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2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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