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天动地窦娥冤

    《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

    由于元朝采取了极其残酷的种族压迫政策，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官府的腐败，高利贷的盘剥，社会泼皮的危害处处皆是……官府胡作非为，根本不讲法律，不分是非。所以元朝社会一时间产生了多桩冤案，而窦娥的冤案也成了当时社会所有冤案的典型代表。《窦娥冤》是关汉卿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戏剧史上最伟大的悲剧。

    《窦娥冤》是在民间传说（东海孝妇的故事，见于刘向《说苑》）的基础上写成的，关汉卿紧紧扣住了元代的社会现实，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元蒙统治下中国社会极端黑暗、极端残酷、极端混乱的悲剧时代，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富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伟大的女性形象。其剧情大致如下：

    窦娥满十五岁那年，已是肌丰冰雪、莲脸生春的俏丽姑娘，大她三岁的蔡文也已文章有成，知书达理，两个人恰似天生的一对。于是，就由蔡婆婆做主，给蔡文和窦娥完了婚。小夫妻本来就是青梅竹马、亲如兄妹地一起生活，婚后更是相敬如宾，孝顺老母，举家终年笑声不歇。

    大比之年，蔡文要进京赶考，老母、少妇皆不能相陪，只好约请邻人张曲做伴。这张曲从小丧父，不读诗书，性如野马，加之他生就一副长长的驴脸儿，当地人没有一个喊他的名字，都叫他“张驴儿”。谁知这张驴儿心地歹毒，早就想把貌美贤惠的窦娥占为己有，只恨无机会可乘。他做梦也想不到蔡家会约他为伴进京，不由暗自欢喜，一边假献殷勤，一边另打主意。进京途中，蔡文求取功名心切，端坐船头对月夜读。张驴儿一会儿端茶，一会儿送水，半夜过后，他趁蔡文倦怠，猛然将其推落水中，用谎话骗过艄公，自己悄悄回到山阳，挤出眼泪向蔡家婆媳哭诉说：“蔡相公捧书夜读，打盹跌落河中，风大浪急，黑更半夜，自己势单力薄，无力相救，只带回他的书箱、包裹和盘缠。”说罢放声大哭，蔡家婆媳一听，如雷轰顶，痛不欲生，望着张驴儿捧上来的银两盘费和他那痛哭悲哀的样子，心中并没有生疑，只是自叹命苦，望北啼哭。

    过了一段时间，张驴儿见他第一步得手，便进一步向蔡家婆媳大献殷勤，并不时挑逗窦娥。无奈窦娥心坚如铁，执意不从，又碍着蔡婆婆的面，不敢放肆。于是张驴儿竟把蔡婆婆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就又想出了一个歪点子：先把蔡婆婆毒死，最后对付窦娥。一天，蔡婆婆生病，窦娥迫于生计要出去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就嘱咐邻居张妈（张驴儿的母亲）来照看一下婆婆，张驴儿见时机已到，偷偷买回砒霜，趁母亲给蔡婆婆送饭之机下毒。然而事有凑巧，张驴儿放药的那碗饭，反被他自己的母亲端错碗误吃了。欲害蔡婆婆不成反而把母亲害死，张驴儿仍不知悔悟，继而再生歹心。他跑到州衙鸣冤告状，反诬蔡家婆媳毒害了他的母亲。

    楚州知府是个贪赃枉法的贪官，背地里被张驴儿用钱买通了，把窦娥抓到公堂讯问，不问青红皂白，就将窦娥一顿严刑拷打，但窦娥坚决不招供。知府知道窦娥待她婆婆很孝顺，就当着窦娥的面要拷打蔡婆婆。可怜老人本来就体弱多病，加之高龄丧子的折磨，哪里还经得起如狼似虎的棍棒酷刑，那悲惨的叫声惊天动地，闻者无不泪下。窦娥恐年迈婆母命丧黄泉，长叹一声，违心地承认张妈是她一人所害，与婆婆无关。于是知府当堂释放了蔡婆婆，将窦娥长枷重锁关入死囚牢。

    知府把窦娥屈打成招，定了死罪，把她押到刑场去处死。行刑那天，正值农历六月初六，本该是一年之中最热的天气，但窦娥一路呼冤，感天动地，路人无不为之动容，一时楚州城里泪如雨下。在临刑的时候，她又向天发出三桩誓愿：“一要刀过头落，一腔热血全溅在白练上；二要天降大雪，遮盖她的尸体；三要让楚州大旱3年。”窦娥的誓愿居然感动了天地。那时候，正是6月大伏天气，窦娥被杀之后，霎时天昏地暗，大雪纷飞；陡起狂风，刮得天昏地暗。恰逢巡案官船路过，冻得巡案大人在舱中发抖，因惊其怪，令停船登岸。几经周折，最终问明案情。知府去职问斩，罪大恶极的张驴儿凌迟处死，洗了窦娥之冤。

    本文选评的第三折，是全剧矛盾冲突的高潮部分，写窦娥被押赴刑场杀害的悲惨情景，也揭露了元代吏治的腐败残酷，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黑暗，歌颂了窦娥的善良心灵和反抗精神。

    其中《滚绣球》一曲，唱出了窦娥血泪的控诉。

    窦娥的这一番话说得痛快淋漓。她将一腔怒火倾向天地，是很正常的情绪反应。天地指的是封建秩序，窦娥实则是骂当时的封建秩序。她的唱词引起人们对封建社会的现实秩序与传统观念的怀疑，并把窦娥悲剧的意义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中也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历久不变的不公平现象：“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为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对于这种现象，最早抒发愤慨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伯夷列传》中曾说：“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这也是说，为善不得好报，为恶反而富贵寿考。

    这一曲对当时的黑暗社会做了相当深刻的概括，是窦娥以生命换来的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是对正义得不到伸张的现实的控诉、抗议，是对封建法制、封建秩序的否定，也是她的反抗精神的集中表现。唱词抒情性强，反复渲染人物感情。朴素的本色，贴合人物处境和性格。

    窦娥一方面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恪守封建妇道、善良的女性，可是无情的命运却一次又一次地给予她沉重的打击，使其性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她由一个善良的弱女子，一步步发展为以生命控诉封建社会的壮烈的女性。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中，无声无息的屈死者成千上万。

    窦娥，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是在发出了悲愤壮烈的三誓之后而死的，这里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妇女虽然遭受了千百年的压抑，依然敢于抗争的精神。

    《窦娥冤》是一部现实主义悲剧，但却也有着极其浪漫的色彩。一处在刑场上，窦娥指天问地，发下三桩誓愿：血溅白练、6月飞雪、3年大旱，后来实现。二处在窦天章为女儿洗刷沉冤，窦娥的鬼魂与张驴儿当庭对质。在当时黑暗的社会环境下，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冤案不胜枚举，作者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来平息人们心中的苦怨。从另一角度讲，活生生的人要依靠鬼魂来找到出路，是更深层次的悲剧。作品在艺术上，体现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风格的融合。作品用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设计超现实的情节，显示出正义的强大力量，寄托了作者鲜明的爱憎，反映了广大人民伸张正义、惩治邪恶的愿望。

    望西都，意踌躇

    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关中（今陕西）大旱，灾民一片，朝廷甚为焦急，不知道派谁下去抗旱救灾比较合适。苦闷之时，文宗和一位赏识张养浩的大臣说起此事，大臣思索半晌，说道：“此任张养浩最合适也。”“怎讲？”文宗当即回问。

    “张大人在任期间，为官清廉，善理政事，对平民百姓关爱有加。上至朝廷大员，下至黎民百姓，赞誉之声络绎不绝。自任礼部尚书后辞职归隐，您曾七次让他回来继续任官，都被婉言谢绝。另外按照我平时对他的了解，此等关乎百姓民生疾苦的大事，他不会不闻不问。关键时刻，您怎就忘记他了呢？”

    文宗恍然大悟：“你说的是。这正好是个让他复出任官的机会，我想这倔脾气的张养浩这次总不会推辞了吧。每每总是将百姓放在第一位的他，怎么就能看着饥饿的关中灾民不闻不问？”

    谈话刚刚结束，内监传话：张养浩张大人门外等候晋见。

    见到张养浩，文宗十分高兴。正想谈及救灾赴任之事，不料他主动请求去关中。这下文宗几天来的疲惫片刻消失殆尽，大为兴奋，任命张为陕西行台中丞，前往赈灾。

    家中之事等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张养浩就带着简单的行李出发了。陕西路途遥远，其中之辛苦自不必说。然而他忘记了身体之苦，一直勤政忧民的他，看到灾难之情形早已超过想象，几乎达到“饥民相食”的地步。

    一路上“遇饥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他知道这不是解决问题的终极方法，因此一直忧心忡忡，时常脏腑俱痛。

    这已不知是离开大都的第几个月，已西行至潼关。张养浩才发现原来此地是自古兵家必争的险要关隘处，向前就到了古都西安。此时，他思绪万千。于是他命随从人员就地休息，自己一个人去看看周围情景，排遣心中的抑郁。

    潼关东有崤山，北靠中条，西接华岳三峰。华山的峰峦相连，如四面八方聚拢而来，黄河的波涛洪流如雄狮怒吼，震地撼天，凶险的潼关安静地躺在华山黄河之间。

    遥望着长安城，张养浩心中波澜起伏。前方古都，“宫阙万间”随着王朝更迭修了又毁、毁了又修；身后，元朝又在新的都城大兴土木，修起了“宫阙万间”。历代帝王赖以夺天下、修“宫阙”的百姓，却始终摆脱不了苦难。一朝兴起，百姓要受苦。一朝灭亡，百姓还是受苦。

    这叫什么天下？到任陕西行台中丞之后，他就写下了着名的《潼关怀古》：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

    本篇堪称元散曲中的珍品，历来广为传颂。

    从结构上看，全曲可分为三层。前三句为第一层，写潼关的山、河形势之胜。“峰峦如聚，波涛如怒”二句，恰如石破天惊一般，气势磅礴，苍莽雄浑。“峰峦”，指潼关周围的众多山峰。潼关北有中条山，东有崤山，西南更有华山诸峰，“如聚”二字，形象地表现出群山万壑拱卫潼关的峥嵘气势，并赋予峰峦以强大的意志和威力。“波涛”，指潼关脚下的黄河，黄河从潼关北面的龙门直泻而来，本是向南而去，可在此突然一折，滚滚向东。

    “如怒”二字，夺魂追魄地表现出黄河澎湃汹涌、奔腾咆哮之状，它不仅赋予了大河以情感和脾性，同时也隐隐反映了作者内心情感的激烈动荡。紧接着，“山河表里潼关路”一句，总括山、河，点明潼关地势的险要。这一句言潼关外有黄河，内有华山，诚可谓虎踞龙盘，险要无比。“山河表里”，语出《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表里山河，必无害也。”这三句都是诗人行进在“潼关路”上所见之景，但潼关毕竟只是作者路过之处，而不是此行的目的地，作者内心所系的是潼关以内的“西都”长安，是整个关中的百万饥民。所以，作者极写潼关之险，都是为后文的西都作铺垫，是为了凸显长安更为重要的地位和曾经无与伦比的显赫。

    “望西都”等四句是第二层，写由潼关所引发的怀古之情。“望西都，意踌躇”，是说作者站在潼关遥望西都，一时心潮起伏，惆怅万端，顿觉脚步沉重，前路多艰。“西都”，指长安（今西安），赫赫有名的汉唐帝国均建都于此，秦都咸阳也在附近。如果将眼光放得更远，那么，在以长安为中心的整个关中地区，还有西周、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等多个王朝的都城，都可以称为“西都”。这些西都有黄河、华山、潼关作为屏障，曾经是物华天宝，强盛一时，可是如今何在呢？潼关依然雄伟险峻，可是西都呢？历史上的西都早已是风流云散了，而如今的西都也应是满目疮痍吧？念及于此，作者自然是心难平、“意踌躇”了。

    “踌躇”，原指犹豫不决、徘徊不前，这里指思绪千回百转、起伏不宁。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二句，对“意踌躇”的内容和原因作了进一步的补充。“经行”，可作经营理解，“经行处”，指长安。自秦汉以来，直至元代，在前后约一千五百年的岁月里，长安见证了不知多少王朝的兴衰，又不知有多少的宫殿苑囿在这块血火交融的土地上建起和毁灭，当汉朝建立的时候，秦朝的咸阳宫、阿房宫等“宫阙万间”

    早已灰飞烟灭。当唐朝建都长安时，汉代的长乐宫、未央宫等等又早只剩下一些断壁残垣而已。在诗人所处的元代，唐代那雄伟富丽的大明宫、华清宫等等万间宫阙，如今也都化作了一堆堆焦土。这无数宫阙的兴毁存废，不知耗费了多少的财富和血汗，又不知埋葬了多少无辜的黎民百姓，想到这些，怎能不令诗人百感交集、伤心无限？

    最后四句为第三层，写作者怀古后的感慨和感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四句紧承“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而来，要知道，作者的“伤心”并非仅为吊古而生，而是悲痛于历代百姓的深重苦难。更重要的是，作者还想到了自己肩负的千钧重担，还想到了目前忍饥挨饿、困疲交加的三辅民众，正是（也只有）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诗人才能写出如此震古烁今的诗句。若不是张养浩，不是一个心怀兼济之志并用生命来践履儒家民本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决不可能写出如此辉煌厚重的诗篇的！

    这首散曲将写景、怀古、抒情三者紧密结合，气势雄浑，情感深挚，充溢着作者心忧黎元的崇高情怀。作者以深邃的历史眼光，看到百姓在兴亡之际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发前人未发之言，结尾的感悟既有深厚的历史感，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具有惊心动魄的感人力量，可谓元曲的压卷之作。

    这支曲子的大意是：众多的山峰像朝着潼关碰头，奔腾的黄河波涛滚滚像咆哮。潼关城雄踞山腰，下临黄河，易守难攻实在是太险要。遥望着西京长安，我心里徘徊不定，为秦、汉以来历代皇帝的数不清的宫阙都变成了废墟而伤心。历朝历代无论是兴盛还是衰亡，遭受痛苦的总是老百姓！

    数百年来，这支曲子流传不衰。其中有三个原因：一是张养浩既不咏叹历代帝王的伟业，也不抒写个人的牢骚与不平，而是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把老百姓的命运作为观察历代兴亡的重要着眼点，并揭示出一种千真万确的真相：“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二是此曲遣词精妙，形象生动，综合运用比喻、拟人和对偶等多种修辞手法。如写“山”，用一“聚”字，不仅显现出潼关周围“峰峦”众多，而且表现出它们朝向潼关的动态，简直是写活了群山；写“河”，则着一“怒”字，生动形象地表现出黄河奔腾咆哮、波涛汹涌的形态。这两个比喻均为因物设喻，触景生情，不见一丝一毫斧凿之痕迹，并成功运用拟人手法赋予“山”、“河”以生命和意志，创造出丰富的想象空间，生动凝练，回味无穷。四、五两句“望西都，意踌躇”，由写景转入抒情，承上启下，过渡自然。张养浩从潼关地势之险要，联想到它所拱卫的古都长安是秦、汉以来许多王朝的统治中心，朝代虽然兴废不迭但不管谁兴谁亡老百姓遭殃的情况却仍然不变，一语道出封建统治的本质。

    三是这支曲子语言通俗易懂，特别是结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用词浅显但含义深刻，升华了全曲的主题。

    高明曾以“乐人易，动人难”（王世贞《曲藻》）评论传奇。用这两句话来评价张养浩的这支曲子也十分恰当，因为它很好地解决了“动人难”的问题。

    亲登华岳悲哀雨，自舍资财拯救民，满城都道好官人。还自哂，比颜御史费精神。

    路逢饿殍须亲问，道遏流民必细询，满城都道好官人。还自哂，只落的白发满头新。

    乡村良善全生命，廛市凶顽破胆心，满城都道好官人。还自哂，未戮乱朝臣。

    这三首小令均是写于作者在陕西赈灾之时。据《元史》卷一七五《张养浩传》，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张养浩在退隐八年之后毅然出山，任陕西行台中丞，主持救灾事务。“既闻命，即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登车就道，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道经华山，祷雨于岳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阴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复祷于社坛，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时斗米直十三缗，民持钞出粜，稍昏即不用，诣库换易，则豪猾党蔽，易十与五，累日不可得，民大困。乃检库中未毁昏钞文可验者，得一千八十五万五千余缗，悉以印记其背，又刻十贯、伍贯为券，给散贫乏，命米商视印记出粜，诣库验数以易之，于是吏弊不敢行。又率富民出粟，因上章请行纳粟补官之令。闻民间有杀子以奉母者，为之大恸，出私钱以济之。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怠。每一念至，即抚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这三首曲子所表现的都是作者赈灾时的所作所为和所感。

    第一首，记述作者亲登华山祈雨之事。起首两句所述的即是“祷雨于岳祠”和“出私钱以济之”二事，均是直言其事。“悲哀雨”，是指作者为祈雨而悲辛祷告。“亲登”、“自舍”，表明自己为赈灾之事鞠躬尽瘁。正因为作者为赈救饥民“终日无少怠”，爱民如子，故而百姓也视其如父母，“满城都道好官人”！事实上，张养浩自为官以来，一直都是众口交誉的好官，他早年任堂邑县尹时，就积极除暴安良，“民甚快之。去官十年，犹为立碑颂德”（《元史·张养浩传》）。元人苏天爵在《七聘堂记》中称赞张养浩曰：“执法牧民为贤令尹，入馆阁则曰名流，司台谏则称骨鲠，历省台则号能臣。”面对“好官人”的称赞，作者自然会有欣慰之感，但绝不会因此而自满得意，“还自哂”，是说作者面对称誉还深感不足，只是淡淡一笑而已。哂，自笑，自嘲。作者之所以会“自哂”，如果联系其人生经历来看，其中是包含着无数感慨的。本曲主要是就祈雨之事而言，所以下旬“比颜御史费精神”也与此相关。“颜御史”，是指唐代着名文人颜真卿，据《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六载，他官为监察御史时，曾出使河、陇，“时五原有冤狱久不决，天且旱，真卿辨狱而雨，郡人呼‘御史雨。’”颜真卿当时并未专门求雨而天降甘霖，所以，张养浩不免“自哂”一番，与颜真卿相比，自己为祈雨可是费尽了心血啊！

    第二首，重在抒发韶华不再的感慨。前二句也是直言自己赈灾时的作为，语言虽然直白但包含无限深情。“饿殍”，饿死而无人收殓者。“路逢”、“道遇”，表明作者是深入灾区体察灾情，而不是仅仅坐在衙门中指挥。“须亲问”、“必细询”，表明作者事必躬亲，周到严谨。通过这几个简单的动作，作者的爱民之心已显露无遗。可是，对于满城民众的称赞，作者却是深感遗憾，发出了“还自哂，只落的白发满头新”的感叹。“白发满头新”，一是指自己毕竟年已花甲，不免有力不从心之感。二是用白发又“新”来说明救灾的紧迫，表明了作者内心的焦虑。而“只落的”三字，分明让人感到作者心中难言的牢骚。诗人素有兼济天下的理想和抱负，可是在52岁时，在本应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却不得不隐居独善，眼看着日月交替，空添了满头的白发。空有文武艺，不得济苍生。如今面对满目疮痍的景象，韶华已逝、精力难继的感慨就更为强烈了。作者这种悲郁交集的心情在【一枝花】《咏喜雨》套曲中也有相似的表达：“眼觑着灾伤教我没是处，只落的雪满头颅。”言语之中同样透露出不平而无奈的情绪。

    第三首，表现救灾工作的艰难和作者的政治抱负。前两句是说作者一方面全力救济善良的民众，一方面严惩趁火打劫、鱼肉百姓的豪强奸商。在封建时代，但凡灾祸发生，总会有一些丧尽天良的贪官和奸商会利用救灾之机而巧取豪夺，欺压百姓。前引的《元史·张养浩传》中就有“豪猾党蔽”以致“民大困”的明确记载。另外，《元史·食货志四》也有相关文字记载：

    “赈粜粮多为豪强嗜利之徒，用计巧取，弗能周及贫民。”所以，能令“廛市凶顽”生出“破胆心”，就生动地体现了作者的魄力和才能。而最后的一句感叹“未戮乱朝臣”，更加显示了诗人非凡的政治眼光和抱负，这一句感叹初看似乎文意有些跳跃，好像仅是抒发抒发政治感慨，与目前的救灾行动没有联系，其实，这句仍是由惩治“廛市凶顽”生发而来，因为，不论是就历史还是现实而论，天灾中的人祸更令人愤恨，而那些“廛市凶顽”常常是与“乱朝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的。元代无名氏杂剧《陈州粜米》，就生动地表现了刘衙内父子借赈灾之机，伙同粮仓斗子大发国难财的行径。所以，这一句感叹实有千钧之重！它深刻揭露了贪官凶顽与乡村良善之间的根本对立，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民本思想。

    张养浩对诸葛亮和范仲淹极为钦佩，他在《为孔明解嘲》一诗中说：

    “廊庙草庐初不异，谁言只合卧终身？”（张养浩：《归田类稿》）盛赞孔明为国尽瘁，两袖清风的美好节操。其《过长白山范文正公书堂》一诗，则表达了对范仲淹的仰慕：“孰先天下忧，一疏丹心白。所以德业高，要自辛苦集。”（张养浩：《归田类稿》）张养浩也像他的榜样那样，不仅有范仲淹的忧乐襟怀，而且也像孔明一样鞠躬尽瘁，直至把生命献给了灾民。从他身上我们看到，无论仕或隐，儒家兼济和独善的人生观和积极用世的精神，在正直的知识分子心中的地位是无比崇高的，作为他们心灵外现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感人至深，也正是因为有这种心忧黎元、济世泽民的精神充溢其间。

    骊山四顾，阿房一炬，当时奢侈今何处？只见草萧疏，水萦纡，至今遗恨迷烟树。列国周齐秦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

    ——张养浩《骊山怀古》

    张养浩前往陕西救灾，这是他人生的一次大转折，也是其散曲创作的一次大转变，主题由山水、隐逸转向怀古和哀民，扩大了散曲传统的题材范围，风格也由疏放澄明变为沉郁深挚。在西行途中，他用【中吕·山坡羊】为曲调，写下了九支非常着名的怀古组曲，其中，《骊山怀古》有两首，这是前一首，通过阿房宫的焚毁折射朝代的兴亡，表现了苍茫悲凉的历史意识。

    “骊山四顾，阿房一炬”，写作者立于骊山之上，环顾四方，面对着荒烟蔓草，遥想起一千多年前阿房宫上空三月不灭的大火，内心难以平静。“骊山”，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南，是秦国经营宫殿的重要地点。

    “阿房”，阿房宫，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阿房村。阿房宫从骊山建起，再向西直达咸阳，规模宏大，富丽奢侈至极，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前殿阿房，东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又据《三辅黄图》：“阿房宫……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两属，阁道通骊山八百余里。”公元前206年，项羽攻入秦都咸阳，将咸阳城内的所有宫殿以及阿房宫全都付之一炬，“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史记·项羽本纪》），故杜牧《阿房宫赋》有“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之叹，本曲即用此意。“当时奢侈今何处？”这是作者在追思历史时油然而生的一句叹息，他当然知道“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的事实，只不过，当他亲临其地时，古今巨大的反差还是令其震惊不已，似乎不能相信那“奢侈”至极的阿房宫已经完全灰飞烟灭了。于是，作者再次审视四方，试图寻找到哪怕一星半点的繁华遗迹，可是，“只见草萧疏，水萦纡，至今遗恨迷烟树”。展现在他眼前的，只是稀疏荒败的野草和迂回流淌的河水，千百年来因阿房宫的焚毁而生的多少遗恨，就如同远方烟霭迷蒙的树林一样，已是无法分辨得清楚明白了。至此，作者由怀古而生发的感伤之情已是异常的浓郁了。

    可是，作者的思绪并未仅仅停留在一个阿房宫上，因为自项羽开了焚烧前朝宫室的恶习之后，后世的统治者几乎个个都会点起几把熊熊大火，将无数的财富和文明一烧而光，骊山之上的烟火几曾有过停歇？多少改朝换代的“遗恨”，都在这骊山上空繁绕。作者列出了“周齐秦汉楚”，但显然这只是“列国”的代表罢了，作者所悲叹的当然是整个历史的“遗恨”。最后的四句，“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是作者对历史发展的悲凉体认。想想历朝历代的兴衰交替，无不伴随着无休无止的破坏和毁灭，历史似乎就是一个恶的轮回，不论赢家也好，输家也罢，总逃脱不了“可怜焦土”的厄运。这一将输赢都等同于尘土的结论，犹如洪钟轰鸣，震人心魄。它既反映了作者对历史的深刻感悟，也反映了作者深刻的悲哀和迷茫。宗白华先生说，只有真正的“深于情者”，才会“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这种深哀的性质，乃是“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美学散步》）。张养浩的悲哀，当属此类！

    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血泪

    总是去干涉别人的生活、批评社会现状，令刘时中感到非常疲累，但是他的曲子仍旧被称为元代的“史诗”，他一唱一吟，都是当时的贫苦者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血泪，在那时绝无仅有，后世也罕见。

    【叨叨令】有钱的贩米谷、置田庄、添生放，无钱的少过活、分骨肉、无承望；有钱的纳庞妾、买人口、偏兴旺，无钱的受饥馁、填沟壑、遭灾障。小民好苦也么哥，小民好苦也么歌，便秋收鬻妻卖子家私丧。

    ——刘时中《端正好·上高监司·叨叨令》

    这段【叨叨令】是刘时中套曲《端正好·上高监司》里的段子。该套曲子的开篇写的是元代发生了一场罕见的大饥荒：“众生灵遭磨障，正值着时岁饥荒。”这一年粮食罕有，物价日益上涨，奸商富户自认奇货可居，高价兜售粮草以获取暴利，许多贫苦者饿死路中，乞丐成群结队四处乞讨。

    根据《元史》的记载，元顺帝至正十四年（刘时中生活的年代）的确有旱情发生，流民四起。刘时中应该是经历了这段日子，见到途有饿殍才忍不住绘下这幅灾民图。当时官府曾下达过赈灾令，但并没有显着成效。

    事实上如果民众能共渡难关，并不一定会死那么多人。在上面的【叨叨令】一曲中这样写道：有钱人仍旧屯田置地、喝酒嫖妓、买卖人口，没钱的人注定要骨肉分离、忍饥挨饿、家破人亡。“有钱就是大爷”，不管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背景下，这句话都是至理名言。

    在众人绝望之际，《端正好·上高监司》的曲子中塑造了一个“救世主”式的人物——高监司，此人在现实当中是存在的，因为《端正好》一曲是刘时中写给高监司的万言书。

    刘时中笔下的高监司开仓赈济，日夜奔走抚恤灾民，惩治奸商和鱼肉百姓的官吏，毫无偏私。他“爱民爱国无偏党，发政施仁有激昂。恤老怜贫，视民如子，起死回生，扶弱摧强。天生社稷真卿相，才称朝廷作栋梁。这相公主见宏深，秉心仁恕，治政公平，莅事慈祥。可与萧曹比亚，伊傅齐肩，周召班行”。刘时中甚至将高监司的仁慈和政绩看作古人所谓的“仁政”，而且此人堪比萧曹、伊傅那样辉煌一时的良相名臣。

    刘时中盛赞高监司的德行，其中不乏奉承的意思。因为他希望高监司能够看到自己这封揭露地方政府营私舞弊的谏书。整个曲子里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现象：时值灾情严重时期，官商却囤积大量纸钞以供挥霍，搅乱市场正常经济秩序，祸患乡民。政府表面上道貌岸然，出资出力，实则他们下发的纸币一文不值，根本用不上。刘时中力捧高监司，实则企盼他能到朝廷进言，整顿地方吏治。

    按理说身为父母官，高监司赈灾和在朝廷进言是分内之事，并不应被刘时中提醒，但刘时中依然在高监司面前示弱，说尽好话，足可看出他心中的无奈和朝廷的腐败。茫茫人世，刘时中找不到可以投诉的人，当他看到高监司救灾的情景，认为或许此官还有些人性，其他的官吏都是巴不得所有的人都死于非命，好将那些民众的财产收入囊中。

    【滚绣球】且说一李中事例钱，开怍时各自与，库子每随高低预先除去，军百户十锭无虚。攒司五五拿，官人六六除，四牌头每一名是两封足数，硬有合干人把门军弓手殊途。那里取官民两便通行法，赤紧地贿赂单宜左道术，于汝安乎？

    ——刘时中《端正好·上高监司·滚绣球》

    这段【滚绣球】描写的是官吏横征暴敛和贪污受贿的嘴脸。由于元政府对币制管理非常混乱，官吏和商人伙同起来玩转钞法，钻朝廷的空子，私下印制纸钞，一旦有收益便可坐地分赃。按照衙门里的老规矩，大官分大头，小官得小钱。库府官员、军百户、攒司、官人、四牌头人人有份，连门军、弓手这些看管人员都能拿到好处。官宦中所谓的“有钱人”还和商贾串通一气印制假钞，四处骗钱；一些官员甚至借朝廷的名义回收破损钞票，声明全部烧毁，实则偷拿出去再用到市场进入流通。

    官人、商人没有成本地拿着“钱”到处挥霍，受苦的不过是毫不知情的普通百姓。这种无形的凶险比官、商直接奴役打骂穷人还要可怕。鉴于这种现象，刘时中希望高监司“青天大老爷”能将情况禀报朝廷，解决社会上种种问题，以免民众生变，引发动乱。

    刘时中的担忧是有先见之明的。元顺帝是元朝最后一个皇帝，本为元惠宗，“顺帝”是朱元璋给起的谥号。元惠宗弃江山于不顾，终日活在权臣的羽翼下，导致民间起义大爆发。后来起义军攻破大都之后，顺帝仓皇往西北宁夏方向逃走，死于异地。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赐惠宗谥号“顺”，意思是他顺应天意将皇位给他。这种带贬义的谥号不被元人承认，却成了历史的公认。

    生活在元顺帝时期的刘时中，在对高监司发出劝言时各地已经出现小规模起义，起义若是闹大，元王朝的根基必将不保。但一个高监司又能如何，就算他肯帮刘时中递上谏言，可是腐败已经渗透到了元朝廷内部，有道是上行下效，地方政府胡作非为其实不过是整个朝廷内部变化的缩影罢了。

    一曲《端正好》，充满了刘时中的愤恨和伤悲，他满怀希望，可是他也应该清楚到最后得到的必定是失望。毕竟社会已是如此，除非明主降世，朝廷来一次大清洗。然而，刘时中不服输的个性和怜悯世人的柔情，让他又放不下受苦受难的黎民。

    杳杳冥冥，潇潇洒洒

    宋遗民谢枋得在《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讲：“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此话的意思是，文人甚至比娼妓还要不如，仅仅高于乞丐而已，一些士人常常吃不上饭，过着乞讨的生活。

    倚篷窗无语嗟呀，七件儿全无，做甚么人家？柴似灵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酱瓮儿恰才梦撤，盐瓶儿又告消乏。茶也无多。醋也无多。七件事尚且艰难，怎生教我折柳攀花。

    ——周德清《折桂令》

    坐在破烂的窗前，抬头屋顶漏，低头水积洼，家里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生活必需品都凑不全。柴如灵芝般珍贵，油如清晨甘露般难采取，大米贵如丹砂，其他的所剩无多。生活七大件短此少彼，倒也真够贫穷。人过得是这样的日子，哪还顾得上去折柳攀花、放浪生活呢？

    这曲《折桂令》是当时着名的音韵学家周德清所作，他乃宋词人周邦彦的后人，《录鬼簿续篇》对他的评价极高。周德清对作曲、作词甚有心得，终生未出仕，说不上是真的不想做官还是没做成官。至于他的生活是否真落魄到粗茶淡饭的地步虽无从考证，但也不能肯定曲子里写的人不是他。

    元人亡命天涯的不少，如周德清般的着名儒生都度日艰难，更别说其他人了。根据史载，元中期名臣吕恩诚未当官之前，家境贫寒，时值旱灾，家中没米没粮，他要把自己唯一的儒袍拿去典当，妻子非常不舍。为此吕思诚曾自嘲：“典却春衫办早厨，老妻何必更踌躇。瓶中有醋堪烧菜，囊里无钱莫买鱼。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一个满腹经纶的书生，吃完上顿吃不上下顿，穿的是破衣烂裤草鞋，那落魄滋味肯定不好受。文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普通百姓，对百姓来说，啃树皮、吃草根或许才是家常便饭。

    士人之窘总是难以启齿的，所以那些生活再落魄的才子，诸如乔吉之辈，饿着肚皮时也从未写自己吃不上饭的情况。对他们来说，宁饿死也不低头，可周德清显然不这样认为。在他曲子的末尾，流露出对“气节”的鄙视：没饭吃的人还想着风花雪月，不是太不现实了吗？

    羁客乔吉曾深深眷恋扬州名妓李楚仪，五体投地地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把她奉为掌中珍珠，可自己的困苦身世容不得他为李楚仪付出更多。

    最后扬州路总管贾固将李楚仪纳为禁脔。乔吉曾自比杜牧，每每想起杜牧与妓女张好好貌似完美的恋情，就幻想自己与李楚仪还有可能性。不过李楚仪还是成了他快到嘴边的鸭子，飞走了。

    乔吉活得很不现实，而周德清远比前者要清醒，也比一般的士人更回归现实。在他看来，没有本钱地隐居避世，注定要“享受”苦日子，有今天没明朝。

    元朝民间极端困苦有着奇怪的社会根源，生活在宋代的人虽然并没有过上小康般的生活，但至少宋人大多数不会挨饿。可元王朝就大不相同了，官方施行的混乱的经济政策仿佛故意恶整百姓一般。中国历史上除了混战时期在货币发行上比较乱以外，数元代币制最混沌，且比战乱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代和金代流行纸币分别为交子、会子和大钞、小钞。忽必烈即位元皇帝之后立刻统一了币制，并规定政府每年发行纸币不超过十万锭银。可是币制实行十几年后，国家发行纸币数量年复一年暴涨，到了元朝中叶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抑制，许多官吏和商人从中作梗，获取暴利。官商勾结贪污受贿、垄断市场坐地分赃、强取豪夺鱼肉乡民的事情时有发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的穷人更穷，不聪明的富人也成了穷光蛋。元曲人苏彦文仅存于世上的一篇《斗鹌鹑·冬景》，即是写饱受官商摧残之后的穷苦人生活境况。

    【斗鹌鹑】地冷天寒，阴风乱刮；岁久冬深，严霜遍撒；夜永更长，寒浸卧榻。梦不成，愁转加。杳杳冥冥，潇潇洒洒。

    【紫花儿序】早是我衣服破碎，铺盖单薄，冻的我手脚酸麻。冷弯做一块，听鼓打三挝。天那，几时捱的鸡儿叫更儿尽点儿煞。晓钟打罢，已到天明，划地波查。

    【秃厮儿】这天晴不得一时半霎，寒凛冽走石飞沙。阴云黯淡闭日华，布四野，满长空、天涯。

    【圣药王】脚叉滑，手又麻，乱纷纷瑞雪舞梨花。情绪杂，囊箧乏，若老天全不可怜咱，冻钦钦怎行踏？

    【紫花儿序】这雪袁安难卧，蒙正回窑，买臣还家，退之不爱，浩然休夸真佳。江上渔翁罢了钓槎，便休题晚来堪画。休强呵映雪读书，且免了这扫雪烹茶。

    【尾声】最怕的是檐前头倒把冰锥挂，喜端午愁逢腊八。巧手匠雪师儿一千般成，我盼的是泥牛儿四九里打。

    ——苏彦文《斗鹌鹑·冬景》

    这篇套数写的是贫苦寒士在冬天的困难生活。在冬天，观雪赏梅，围炉夜话，确为风雅之举。但对贫寒人家来说，冬季却是最让人难挨的季节。

    首曲【斗鹌鹑】交代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已是深冬季节，天寒地冻，风霜交加。凉意浸透卧榻，床上的人因寒冷不堪而辗转反侧，于是觉得夜晚格外漫长。“梦不成，愁转加”描绘了寒士因为天寒地冻难以入睡而愁闷交加的状况，也因“梦不成”反衬了天气的寒冷让人不堪忍受。“杳杳冥冥，潇潇洒洒”形容人半梦半醒之间蒙胧恍惚的感觉。

    第二曲【紫花儿序】承接首曲，进一步突出曲中人因寒冷而夜不能寐的感受。衣服破碎、铺盖单薄说明寒士的生活确实清贫，难以应付严冬。

    “冷弯做一块，听鼓打三挝。天那，几时捱的鸡儿叫更儿尽点儿煞”表明了被严冬所侵袭的寒士“夜永衾寒梦不成”（王国维《浣溪沙》）的感受。“晓钟打罢，巴到天明，划地波查”（划地，仍旧，仍然；波查，折磨）是说虽然眼巴巴盼到天明，但仍然逃避不了折磨，为下曲对白天恶劣气候的描写埋下伏笔。

    第三曲【秃厮儿】中描写的天气由初晴的平静霎时转为风沙走石的暴戾。“凛冽走石飞沙，阴云黯淡闭日华”形象地再现了天气的变化，场景转换极富动感。“布四野，满长空、天涯”简洁的八个字就呈现了阴云蔽日、长空失色的阴霾场景，文字虽简洁，但意味深长，也为下一曲【圣药王】中表现主人公在天气由阴转雪之后在天寒地冻环境下的窘迫和愁苦作了铺垫。

    第四曲【圣药王】描写了主人公在看到“乱纷纷瑞雪舞梨花”时的感受，刻画了他怨天尤人却又全无办法的复杂心理。

    第五曲【紫花儿序】别有意趣，连用几个典故来侧面映衬雪势凶猛。

    这雪让曾卧于大雪之中而不肯乞食的高洁之士袁安都难以忍受。（见《后汉书·袁安传》李贤注，其引晋周斐《汝南先贤传》中袁安宁愿雪天僵卧在家也不愿外出求助的故事；陶潜《咏贫士七首》中也有“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的诗句）这雪让宋人吕蒙正都不得不返回窑洞。（吕蒙正为宋代官员，清廉耿直，“蒙正回窑”是说他曾冒风雪赶斋却被逐回窑洞，元人有很多杂剧以蒙正为主人公，如王实甫《吕蒙正风雪破窑记》等）这雪也足以让曾在大雪中担柴谋生的朱买臣放弃担柴而归家。（朱买臣，汉武帝时人，以卖柴为生但酷爱读书，大器晚成）这雪更让韩愈不欢喜，因为韩愈曾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之句，反映的是他获罪被贬时的心情。这雪也大得让踏雪寻梅的孟浩然没法夸赞。（相传孟浩然常冒雪骑驴寻梅，曰：“吾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因此后人将踏雪寻梅的典故归于孟浩然）“袁安难卧，蒙正回窑，买臣还家，退之不爱，浩然休夸”是“明典”，“江上渔翁罢了钓槎。便休题晚来堪画，休强呵映雪读书，且免了这扫雪烹茶”则是“暗典”，分别从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郑谷《雪中偶题》）、家境贫寒的孙康映雪读书以及陶毂学士扫雪烹茶的典故中化出，但都是反其意而用之。对吃饱穿暖者而言，踏雪寻梅或扫雪烹茶都是雅事，可是对家徒四壁的人来说，这雪全没了意趣，反而惹人埋怨。

    尾声直接道出了寒士的心理：怕屋前冰凌倒挂，喜端午天气回暖，愁的是现在正逢寒冷的腊八。别人用雪堆成精巧的狮子我不羡慕，我只希望在这一年中最冷的时节有泥牛儿可以抽打。（从冬天的冬至日开始算起每九天为一九，一般三九、四九的时候最为冷，但四九之后，就开始慢慢回春了）春耕开始就可以抽打泥牛儿来耕田了，寒士想抽打泥牛儿的愿望表现了他对春的向往和期盼。

    这篇套数将贫寒人家在严冬的感受一一道来。曲中先描绘自然环境，继而描绘贫寒人家面对寒冷时的生理反应及心理活动，层层递进。曲中典故颇多，为浅白的曲词增添了厚重感。因为是贫寒人士的自述，因此语言本色当行，平实晓畅，特别是叙说“怕的、喜的、愁的、盼的”时真是句句贴切，让人心酸。

    第一个典故指晋代周斐的《汝南先贤传》中的“袁安卧雪”。晋时，一年冬天大雪封门，洛阳令到州里巡视灾情，见家家户户都扫雪开路出门谋食，全城只有一户人家门口没有动静，雪封路途，不可通行，正是城中名士袁安的家。洛阳令以为袁安已经冻死，叫人凿门而入，看袁安窝在被里不动，便问何故。袁安说：“雪天人人饥饿受冻，我不想出门去麻烦别人。”洛阳令被袁安度人的心意所感动，将之举为孝廉。

    苏彦文在《斗鹌鹑》里所描写的寒士，与袁安一样贫苦，但却不可能像袁安般走运。不仅如此，寒士连像南朝宋代的吕蒙正风雪天到寺庙讨食的事情都不敢做，因为他怕与吕蒙正遭遇相同的尴尬，被人赶回寄居所。

    又比如韩愈获罪贬谪潮州遇雪感叹、孟浩然灞桥风雪寻梅、柳宗元江上看渔翁垂钓、孙康映雪苦学、宋人陶氏扫雪烹茶的雅事，这些事情更不是贫苦寒士所能奢求。一个人如果冷得要死了，也就不会想到风雅之事。他只盼冬季快点过去，端午快点到来才好，那时天朗气清，空气暖和，容易觅食，也不用受冻。

    未尝穷人苦，不知世人贫。生活不够艰难，同情之词不过都是站在高处的观望之语。久在外漂泊的苏彦文大概是曾经历过《斗鹌鹑》里所写的困窘日子，是以字字见血，声声控诉。而他也成了元代仅有的几个关心农村生活的曲人之一。虽然他那无可考的生平无法断定《斗鹌鹑》的生活一定是他所经历过的，但可以断定，他的心是真正与底层社会的人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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