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雪的日子，总是让人有所怀想。

    其实也说不清怀想什么，可心里就是蠢蠢欲动的，带着游丝一样的愉悦和清愁。

    我就是在一个下雪天的早晨，接到了孙文博的电话。文博是我大学同学，也是最忠诚的室友，从大一到大四，寝室里的人换来换去，只有我俩自始至终守着老巢。现在，文博在重庆某政府部门任职。

    他打电话告诉我：重庆也下雪了。他说你知道重庆跟你那里差不多，三五年遇不到一场雪的，昨天夜里却积了半尺厚。

    这电话就像雪天里的一盆炉火。

    文博和我一样，心里有了怀想，而且想起了我。到底是兄弟。

    然而事情并非这样简单。

    他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任务交给我；当然，说是有事求我也行。

    他要我写一部有关重庆大轰炸的小说。

    对这种事，我是向来不会接手的，哪怕托付的人是再好不过的朋友。小说跟植物一样，有什么样的土壤和气候，才会呈现什么样的春天。我的这块田里，长不出“重庆大轰炸”那棵树。

    文博开始骂我了。骂一阵就给我讲道理。他的道理没能打动我。包括他说你老家属重庆管辖，难道你就不想为老家的文化事业做一点贡献？也没能打动我。尽管我从事着文学的职业，看上去是一个文化人，却越来越不懂得什么叫文化。我就在一方小小的自留地里，弄出些花花草草的文字，换几文稿费，维持与世无争的日子；运气碰对了，那些花花草草说不定就成了畅销货，一时间洛阳纸贵，成就我名利双收，顺理成章又如愿以偿地跻身于中产者之列。

    如果说“人人都有梦想”这句话是成立的，这就是我的梦想。

    你或许又要骂：“这人真不可救药，连梦想也那么世俗。”

    骂得好！我认帐就是。然而，我在世上已经混了三十八年了，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知道什么样的梦想才有变为现实的可能。我从来就没奢望过要为哪里的文化事业做什么贡献。

    文博呵呵呵笑，笑声像晒过几天的，很干。

    但他是领导，领导说出的话是不好随便收回的。

    他说我不管你咋想，这趟活你必须接，实话告诉你……

    我不想听他的大话，急忙打断他：“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我对那段历史太陌生了。”

    他说嘿，自家兄弟就是作家，我还去请谁？有直路不走我走弯路？

    然后他进一步说服我：“资料多的是，去网上一搜，够你看一辈子。而且我还为你准备了现成的资料，满满一皮箱，是一个人的笔记。这个人名叫黄晓洋。黄晓洋你听说过吗？他曾祖父是当年中央大学的名教授，爷爷、大伯和父亲，卢沟桥事变后都先后逃到重庆，在重庆亲身经历了长达五年半的大轰炸，大伯黄伯道还是个音乐家，轰炸期间常常去国际广播电台演奏，那可不是一般人能进的场所，宋美龄当年向西方发表演讲，反对重欧轻亚，争取国际援助，就是在那家电台里；黄晓洋本人，是渝州文理大学教师，也是著名的二战史专家，研究的重点就是重庆大轰炸。他的研究方法跟别人不同，别人是在时间的裹尸布下去发掘骸骨，他是把裹尸布揭开，让历史在太阳底下活起来。这样一个人的笔记，你想想有意思没有？你只需要根据这些材料，编圆一个故事就行了！”

    听上去，这似乎是个可行的方案。

    但我说过，我的这块田里长不出那棵树，根据一些死气沉沉的资料和别人的笔记，就去创作一部小说，对我也过于新鲜，何况是“遵命文学”。

    文博急了：“没见过像你这么瘟的人，写不写无所谓，到重庆来玩两天吧，你不想来看我，就来看看重庆的雪……别多话，现在就出发，我丢下工作陪你！”

    说完，他把电话挂了。

    紧跟着又打过来，补充一句：“我等你吃午饭啊。”

    五个小时后，我跟文博坐在了一起。

    他确实在等我吃午饭，也确实一直陪着我，但不是陪我玩，而是四处走访。走访的地方，是他事先安排好的，因此可以说，我基本上是被他控制起来了。他说你不是对那段历史陌生吗，我让你产生一些实感。言毕将我搡进车里，去了曾家岩的周公馆、虎头岩的《新华日报》旧址、全家院子的郭沫若旧居、黄山的蒋介石官邸，然后又去了重庆大学松林坡、中华路十八梯隧道、邹容路国泰大戏院。每一地都是走马观花，国泰大戏院还改为了国泰电影院，十八梯隧道锁着铁门，根本进不去。说真的，匆匆忙忙走这一趟下来，我不仅没产生实感，仅有的那一点历史知识，也像松软的积雪，被凌乱的脚步踩踏得七零八落。

    第二天下午5点过，文博才把我领进他的办公室，打开立柜，费力地提出一口皮箱。

    皮箱很旧，浅棕色，他把它推到我面前，咕隆一声：“可惜。”

    “可惜啥？”

    “这个人死了。”他用指头把皮箱戳了几下。

    他每戳一下，我胸腔里就蹦跳一下。

    “多大年纪？”

    “四十三四。年龄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他是上吊死的。”

    文博扔给我一支烟，接着说：“别人上吊是用布条、绳子或电线，他是用铁丝。他坐在地上，铁丝一头套住桌腿，另一头套住自己的脖子。你知道，这没法上吊。他是被勒死的——自己把自己勒死。”

    “……知道原因吗？”

    “谁知道呢……肯定与这些笔记有关哪。”

    到这时候，我的兴趣才算真正提起来了。

    “你看过这些笔记吗？”

    “没有，我一天文件都看不过来。黄晓洋死后，他爱人很悲伤，也很自责，把他的笔记收集在这口箱子里，专门送到我这里来。她送来不是让我看，也不是让我替她保管，而是托我找个可靠的作家，仔细阅读之后，写写她的丈夫。她认为她丈夫是个很独特也很复杂的人物，她一个人无法看透他的内心，希望有更多的、更聪明的人来帮助她审视。她名叫杜芸秋，是个画家，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被誉为画坛才女。杜芸秋是我表姐。”

    “这么说来……”

    “对，你纯粹是帮我私人一个忙，了我表姐一个心愿。”

    次日早上，我带着那口皮箱，离开了重庆。

    当时，我手上正在写一部长篇，我当然要把那部长篇写完，才有心思去翻看黄晓洋的笔记本。

    然而，等到真正完成了那部小说，我觉得，初始对黄晓洋的那份兴趣，已淡若轻烟。

    人总是要死的，死的方式各有不同而已。有人说，出生就意味着死亡，是“充满光和骇人的脸庞的死亡”。既如此，死亡就与生命共存，是“生命的事实”，勿需悲伤，也不必兴奋，总之没什么大不了的。休息一阵，我又打开电脑，写别的小说——属于我的小说。

    一晃几年过去，我没有去碰过那口箱子。

    文博也没有催我。或许，他以为我这么慢，是在下细打磨，对他表姐和表姐夫负责呢。

    如果不是又迎来一个下雪天，我很可能就会把那口箱子彻底忘记，直到杜芸秋提出收回。

    这天清早，我推窗一望，见花园里的刺柏树白乎乎的，即刻兴奋地爬上楼顶，看雪景去。楼顶平台是公共区域，光光趟趟地铺着隔热板，我嫌不好看，春天的时候，去菜贩手里要了十多个大竹筐，装上土，种上南瓜、丝瓜、牵牛花，还种了桃树、桂树、枇杷树……南瓜和丝瓜早就收了，牵牛花早就败了，桃树的叶子昨天还残存一些，今早片叶不存。是风把它们扫光了。昨夜除了下雪，还刮了一夜的风，风从城外跑来，像披头散发的妇人，带着满腹的伤心事，把城市撞得乱响，也把城市吹得冰凉。现在风停了，雪还在下，泡酥酥的雪花盛满了竹筐，枇杷树肥大的叶片，手掌似的将雪托起。

    天空比往日更低，城市比往日更安静。

    我心里再次蠢蠢欲动了，像在很深的地方，埋着一个什么活物。

    那活物终于蠕蠕地爬了出来。是那口箱子。

    箱子竖着放在背角的壁橱里，自从放进去，我就没朝那方向去过。

    今天，我却想去看看它了。

    刚走到壁橱门外，我就听到一种细微的却抓人魂魄的声音，如钟磬鸣响。打开门，声音就停了。我以为那声音是从楼下传来的，可试了几次，都这样。那声音的源泉，来自于一个死后的生命。

    它是在提醒我、呼唤我抑或责备我吗？它是想质问：死亡真的就那么无足轻重吗？

    “死亡是在开口说话，有它自己的语义。”我的一个西方同行这样说。

    他又说：

    “我们不应当无视一个男人是通过何种方式、在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中死亡的。”

    听到壁橱里的声音，我觉得，那个西方同行是在半个世纪前对我说话。

    我感觉自己有一种深沉的接受，于是把箱子取出来，提进了书房。

    黄色铜扣并未上锁，一摁就开了。樟脑味儿惊惊乍乍地跑出囚笼，烟雾那样弥漫了屋子。

    真是满满一箱，明显经过整理，用绿色绸带扎成了好几捆。

    原来不止笔记，还有日记、卡片、剪贴本、影印件以及大量的书信。与日记和书信相比，笔记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只是因为影印、剪贴和卡片都粘贴在笔记本中，才有了厚厚几大册。

    出于好奇，我先看日记。看几则没看出特别的，又把信件打开。绝大部分是黄晓洋跟他父亲的你来我往（他写出去的，都是复印件），有的长达万言，有的只寥寥几笔（日记也一样），分明署着同一个人的名字，有的字迹工整漂亮，有的却潦草至极。我随便抽出一封，只读了一小半，就改换了坐姿——本来斜躺在椅子上，一条腿跷起来，压住扶手，现在规规矩矩地坐正了。

    读了几封书信，又回过头去读日记。粗略翻阅，发现其中四本，主要写他在南京的学习和教书生涯，虽有不少堪称精辟的见解，字里行间却没脱离学生腔；当然也有贯穿他整个生命的迷惑，但那迷惑还处于自发阶段。待他离开南京，踏上重庆的土地，自觉意识才陡然显现。

    从这天早上开始，除了吃饭、上卫生间和越缩越短的睡眠，半个多月，我都把自己锁在书房里，阅读那些文字。这期间，我没下过楼，没见过一个朋友，没打过一个电话，也没接过一个电话，是否跟家人说过一句话，记不清了。

    当带着一双严重发炎的眼睛把箱子腾空，我承认，用我这支描惯了花花草草的笔，来根据黄晓洋的材料写一部作品，简直是亵渎。是的，亵渎，毫不夸张。杜芸秋要真是希望让更多的人帮助她认识自己的丈夫，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箱子里的文字原封不动地发表出去。

    只是有个问题，这些东西太凌乱了。

    我刚才说明显经过整理，是指分了门别了类，比如日记一捆、信件一捆，但全没分出先后，连日记也不例外。这不是故意不分，而是没法分。让人奇怪的是，作为历史学家，黄晓洋竟那么不把时间当回事，剪报除个别页边上带着刊期，都没标注时间，书信也不署日期，他写给别人的不署，别人写给他的也不署，像跟他联络的，都是没有时间至少是藐视时间的人；日记应该有时间吧，的确有，但只有日，没有年和月，是真正的“日”记。我在阅读的过程中，经常为一些事感到莫名其妙，后来，甚至是很后来，读到某些段落，才恍然大悟。我不停地掉进陷阱，然后又从陷阱里爬起来。

    如果原封不动地发表，我相信很少有读者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耐心。

    那实在是一段辛苦路。

    “我应该来做这个王作……”这是我对自己说的话。

    我要将它们重新整理，寻找出其中的因果，使之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链条。

    没等眼睛完全好转，我又把自己像上次一样，锁进了书房。

    这次花去了更长的时日，当我从书房里出来，枝头上鸟鸣如水了，楼底下玉兰花开了，我的那些大竹筐，盛不下逼眼的绿意了——春天到了！

    事情并没有完结。

    我需要采访一个人，否则故事无法勾连和贯通。

    这个人是黄晓洋的遗孀，杜芸秋。

    我给孙文博联系，说为那部书的事，我要见见他的表姐。

    我是悬着一颗心的，生怕杜芸秋已经再嫁，为不打搅自己平静的生活，她不愿再提及旧事了。

    文博却长出了一口气，“我的天啦，”他说，“我以为……”

    然后叫我等着，说他知道表姐在家，但她在准备一组有着共同主题的系列作品，打算适当的时候搞一次个展。她的作品已经够多了，举办个展绰绰有余，但她认为那些作品都是零敲碎打，就像互不相关的溪流，无法汇成江河。“我先跟她联系一下，”文博说，“五分钟后再打电话给你。”

    不到五分钟电话就过来了，他表姐表示，她再忙，也要抽时间见我；还说，如果我不方便出行，她可以在三天后的周末跟文博一起来找我。

    我也长出了一口气。但我说免了，还是我到重庆吧。

    人在自己熟悉的地盘上，哪怕会见陌生的访客，也更能把本真的一面保持住，到了外地，就会“端”起来，变得不是他自己。我希望杜芸秋以她最自然的姿态和最自然的语调，接受我的采访。

    其实，对那个才华横溢激情四射的女人，我应该早就认识了，黄晓洋的日记对她有诸多描述，但见到她的时候，我还是感到惊讶。

    不加约束的长发，没错，黄晓洋写过的；长脸，长身，长腿，脸部和额头都朝后扬，给人迎面受风的感觉，也没错；谈论任何问题都不回避，言词优美并加上适度的想象，出口就让人印象深刻，同样没错。让我惊讶的是，她显得那样安静。只是说到少数几个地方时，才破坏了她的安静。

    我俩在她的画室里，前后加起来，说了两天半的话，她都坐在一米高的藤凳上，腰板打直，两腿并拢，而且始终只露出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用头发遮住——左眼遮一会儿，将头摇一摇，左边的发丝被摇开，右眼又被遮住了。她似乎只愿意用一只眼睛看世界。

    当她离开座位的时候，比如说，她上洗手间，或起身为我和她自己续茶水，我会抓紧时间做一下实验，蒙住一只眼睛，看看眼前的景象会出现什么不同的效果：失去了宽阔，却增加了锐利。

    画室里，挂着几幅她创作的人物画，还有几幅尺幅较小的静物画，跟她聊开之前，我就认真看过的，开始没品出特殊的意味，现在感觉到了它们的锐利。画上的那个女人，头上层层叠叠缠裹着浴巾，脖子却细如竹筷；那个双臂半张的男子，私处奋力勃起，却眼窝下陷，嘴唇瘪缩，肋骨根根可数。显然，有一些东西他们无力承受。还有那只苹果，尾部的两片叶子清绿如洗，果身却开始腐烂了。

    对妻子的这一面，黄晓洋从未加以描述。

    即便涉及到妻子的激情，也更多的只把她当成不知疲倦的工作狂。

    采访结束，我把我的设想——将黄晓洋的资料和对她的采访整理后发表——对杜芸秋讲了，而且强调说，我这样做，不是为了偷懒。

    她这时候露出的是右眼，那只右眼跳动了一下。

    “是全部内容？”她问。

    “当然不是。黄晓洋那里，主要部分是他的日记，也只是日记中很少的一部分，最多十分之一吧。”

    “为什么选出这十分之一？”

    “这正是我要跟你商量的。我选它们，既不是因为它们温和（相反，富有力量），也不是因为它们不牵涉隐私（相反，有大量隐私），我选它们的最高原则，是怎样相对圆满地达成你的愿望。只是，你愿意做出一点妥协、付出一点牺牲吗？我的意思是，你不介意暴露自己的隐私吗？既然不是我的创作，而是黄晓洋的日记、书信等等，我就连人名、地名，都不想改动，事实上我也没有改动的权利。”

    她暂时没回答我，点燃一支烟。藤凳旁边，小狗似的偎着一方木凳，正方形的镔铁烟盒，放在那方木凳上。她抽烟的姿态同样是安静的，烟雾很文雅地从嘴角和鼻孔里出来，形成弯弯曲曲的淡黄丝线。竹制的烟缸开始也放在木凳上，抽烟的时候，就一只手捧着。

    “没关系，”她终于说，“既然不是全部内容，而是有所取舍，就可以将它视为一部作品。取舍本身就是创造。如果真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每个读者既是读别人，也是读自己，所以就不存在什么隐私了；至于上面有我杜芸秋的名字，那只不过是个符号，换成张芸秋、李芸秋，也是一样的。”

    我很高兴她能这样理解。

    “还有别人的呢？比如李教授、安志薇、你父母……”

    “这样吧，麻烦你给我开个名单，我去做他们或他们后人的工作。三天后我没回你，就证明都同意了。本来没这个必要，他不在了，但他活过，他活着的时候有权对人和事发表看法，是对是错，而今还活着的人，可以继续辩论的。嚯，辩论这个词用得不妥，生者跟死者辩论，失败的永远是生者。这不公平。说申辩更恰当。活着的人可以申辩，即便死者说错了，也还有纠正的广阔天地。不过依你的，我还是给他们打声招呼吧。”

    这时候是下午4点过，我感觉有些累——你跟一个脸像被大风吹过、且只露出一只眼睛看世界的女人说上两天半话，你试试看累不累——就不想在重庆逗留，想马上回去了。

    文博忙于接待几个台湾来的投资家，带着他们去歌乐山以北的郊外（城市正飞速扩张，很快就不是郊外了），考察一个青砖绿瓦的地主庄园，看是否有改造成高级会所的价值和可能。我给他打过电话，就去了火车站。但文博派他手下去火车站把我拦下了，说这次太怠慢我，他一定要陪我吃顿饭。

    饭桌上并没有那几个投资家，看来谈判并不顺当。文博暗淡的眼神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作为领导，他知道无论多么沮丧，都应该在人前及时为眼神充电，于是他的眼睛又亮起来了，兴致勃勃地问我：“聊得咋样？”我说很好。他说我让司机接我表姐去了，很快就到，吃饭的时候，你们再聊一会儿。

    我顺便细声问了一句：“你表姐没再成家？”

    “没有，”文博说，“我们也劝她再找个人，她总是摇头，她现在如果不拿画笔，便心若止水……”

    正说着，司机进来了，说“秋阿姨”在画画，不来吃饭了，但她拿了个盘，让司机转给我，说盘里有段录音，是黄晓洋去世的次日，某家报社采访他最好的朋友时录的，接受采访的当天夜里，朋友反悔，没同意将自己的谈话发表，还去报社复制了谈话录音，交给了杜芸秋。可能有澄清的意思吧：尽管不同意发表，但我也并没说什么出格的话。杜芸秋让司机转告我，如果我用得着，随便用。

    回家后，我拟了个详尽的名单，发到了杜芸秋的电子信箱里。

    然后又等了三天，未收到杜芸秋的回话，我便放心地坐下来，开始工作。

    在整理和输入电脑的过程中，遇到了两次意外，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更没想到的是，这两次意外不仅没影响这部书，还构成了它必不可少而且意味深长的补充。

    文中注释，为整理者所加；某些字体的变化，也是整理者为醒目起见所作的调整。

    ——好了，现在就开始吧。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