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种生命的奇迹（这当然算是奇迹），我很感兴趣，再说因为李教授的缘故，因为晓洋的缘故，还因为我看过晓洋父亲写的那些信的缘故，我对安志薇是怀着敬意的。有天，我跟晓洋一起去看她。
房门锁着。我第一次专门去看她，结果她不在家。我跟她真是没有缘分。
但后来我听李同安说过他母亲变老的过程。再突然，也是有个过程的。
李同安那次到母亲家去，一是因为他确实有很久没来看母亲了，二是要给母亲说件事。他没想到自己看到的是一个完全认不出来的母亲。平时那么吊儿啷当的一个人，也被某种严肃的存在镇住了，震惊得骨头发炸。他只在他父亲往火化炉一蹦的瞬间，才这么震惊过，那次，他父亲蹦起来后，他猛地抓住窗户的铁条，把铁条都扳弯了。
他说妈，你咋老成这样了？
安志薇正在客厅里抹李教授生前坐的椅子，门没关，李同安像猫那样悄无声息地进来，大声地这么问一句，吓得她的手在扶手上快速地搓了好几下，才停下了。
“你今天才晓得妈老了？”
她的声音也老了。
李同安把母亲手里的抹帕接过来——以前看到母亲干活，他是绝不会帮忙的。他无力把一把椅子擦得像椅子那么干净，尤其是对一把破旧的藤椅，简直就拿它没办法。好在母亲已看不清椅子上的黑，究竟是时光让它黑的，父亲的手让它黑的，还是灰尘让它黑的。擦完椅子，他气喘吁吁。平日里，半夜半夜的喝酒、说话、唱歌、跳舞，他不觉得累，擦一把破椅子却累得不行。什么东西都有选择性，记忆有选择性，累也有选择性。他已经发福了，小肚子里像装了一个圆鼓鼓的火炉。
不仅帮母亲擦了椅子，还陪母亲吃了顿饭。
吃饭的时候，安志薇向儿子讲述了自己变老的过程。
她是看着自己老去的。
叫晓洋去她家的那天晚上，她讲述着不像重庆大轰炸的大轰炸，就听到有个声音在召唤她，就预感到自己会老去。她后来晕厥，不是因为回忆撕扯，而是预感对她发出了警告。如果晓洋不把她救过来就好了，她挺过那个夜晚再醒，就不会老，因为她在很深很深的意识里，看见光阴也跟她一起晕厥了，光阴仰面朝天地躺在路上，呼吸微弱，根本没有力气将她变老。
可晓洋偏偏救了她。
她醒来，光阴也跟着醒来。她希望晓洋陪她一夜，有自己信赖的人守着，可能会躲过一劫，但晓洋那天焦躁不安，到12点钟就走了。
晓洋的脚步声刚刚消失，她就听到了另一种脚步声。
“终于来了。”
她这么说了一句。语气介于沉默和呻吟之间。
来的就是光阴。
她曾经以为，自己是光阴的主人，现在看来她错了，主人外出一阵，把一座空宅子留给她守住，她就以为自己是主人了。而今主人回来了，该她交出来的，都得交出来。她听见光阴进了客厅。白猫也听见了，警觉地撑起前爪，支起耳朵，随时准备逃跑的样子。谁也帮不了她。光阴——那个没有头、没有身子、只有一双腿的东西，从厨房旁边浅浅的巷道走过来，在她卧室门口停顿片刻，像是在确认，然后才进屋。白猫一看，进来的不仅是主人的主人，还是它自己的主人，于是伏着不动了。
光阴轻巧地跳上床，跳到她的身上，从头部开始，依次取走属于它的物件。光阴在她身上忙碌时，她一直不看自己。她就看着自己墙上的影子。她清楚地看见影子的脸上，皱纹由浅而深；脸皮那么薄，皱纹却深如峡谷，真是奇怪。嘴巴周围的皱纹，既松松垮垮，又钳子般有力。然后，眼皮旁边的皮肉吊到了脸颊上，脸颊上的皮肉吊到了脖子上。光阴很慈祥，没有解开影子的衣领，她也就没看见脖子以下的部分。但她听见脊梁的某一处，发出折叠的声响，那声响如同带着铁环的腰带猛地一收。
整个过程，她没有乞求一句。当光阴从容离去，她才关了灯，平躺下去。
结果两头不靠，不能平躺了，这才知道自己的背也驼了。
第二天早上熬稀饭，从坛子里抓出一把绿豆，想挑出石子儿，挑啊挑啊，老也挑不完，她心想，今天抓这一把，咋有这么多的石子儿啊，多得就像抗战时期的“八宝饭”了；凑近了看，才发现挑错了，她把绿豆当石子儿挑了，也才知道自己的眼睛不像昨天那样好使了。
李同安去看母亲，不是还要给母亲说件事吗。是关于他父亲留下的那批书。他要告诉母亲：你想咋处理就咋处理，反正我再也不说卖给万民的话了，万民把我叫爹，我也不卖给他了。
那之前几天，他才跟万民打了一架。
当初万民想买这批书，李同安也想卖。他不是贪财的人，想卖的主要原因，是不想见那些书的面。见到它们，就像见到父亲坐在书桌前，让他心情紧张。万民跟他联系后，他马上就答应了。他来银杏坡找母亲，没想到母亲坚决反对，来一次，母亲反对一次，到最后干脆把书藏起来了。尽管一眼就能看透她“藏”在哪里的，但此举表明了母亲的态度。他只好去给万民解释。万民哼哼哼的，并不相信他的解释，觉得他是想抬价。直到有一天，万民亲自到了银杏坡，被安志薇抢白了一顿，才没再提起。
谁知好几年过后，李教授的名声越来越大，在重庆差不多家喻户晓，万民的心又动了，又来找到李同安。李同安是个特别重然诺的人，见万民这般恳切，这般执着，觉得自己开始答应了他，却不把书卖给他，是失信于人，现在人家老话重提，更是让他心里难受。但他又不可能违背母亲的意愿，只得再次给万民解释；为表达自己深深的歉意，他还到一家比较高档的酒楼，请万民吃饭。
两个人吃没趣味，又请了几个陪客。陪客之一，就是我前面给你提到过的“小妖精”。
见到漂漂亮亮的“小妖精”，万民笑嘻嘻地对李同安说：
“哟，还上硬菜儿呀。”
“硬菜儿”是东北的说法。他们把女陪客称为硬菜儿。万民祖籍哈尔滨嘛。他没跟老祖宗学会别的，就学会了这个词。他以前对女人没有兴趣，因为书就是他的女人，几年过去，看来是变了。
“小妖精”已经结婚，但她依然跟李同安好。我说的好，是纯正的朋友那种好法。李同安喜欢跟姐姐妹妹们混，但关系都很纯正。他不仅受到女人们的信任，还受到那些女人的丈夫们的信任。只要李同安招呼，她们又没有撂不开的牵绊，都会到场，有时跟丈夫一起来，有时单独来。
那天，“小妖精”是单独来的，听说李同安请这顿饭是要向万民道歉，“小妖精”便挺身而出，给“李哥哥”扎场子，大杯大杯地向万民敬酒。喝了很多酒，喝得“小妖精”迷迷登登的。酒的功能之一，就是让人迷迷登登。这种时候的女人，眼神湿润、热烈，又很飘。万民看到这眼神，觉得“小妖精”是对他有意思了，于是把她叫到身边，酒胆壮着色胆，他直捷了当地对她说，“我想跟你睡觉。”
你是小说家，你知道日本“无赖派”作家太宰治有个观点：像包法利夫人爱玛那样的沉沦，是女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因而是最符合女人的方式，也是最自然的方式，就像水往低处流、身体会衰老一般自然。对女人而言，每一天都是全部，她们只愿完成每一刻的美丽，溺爱着生活及生活的感触。
“小妖精”是这样的女人吗？
听李同安说，不是。结婚过后，她很爱自己的丈夫，也从来没想过要背叛自己的丈夫。
但奇怪的是，万民说了那句话，她的眼神就更湿润了，变成桃花眼了。或许真的是酒的缘故吧。
万民要了“小妖精”的手机号，几人分手后，万民迅速去开了宾馆，再给“小妖精”发短信。
“小妖精”果然就去了。
这件事让万民非常得意，尽管书是他的女人，但女人和书到底不一样，书他不翻，女人他却是要翻的，因为他喜欢翻。对他而言，女人和书的不同，就在于翻与不翻。当然，老婆并不在“女人”的范畴之内，他跟他老婆过得很结巴。听说，他老婆洗衣服，从不事先清理口袋。懒得清理。就算口袋里装着百元钞，也懒得清理。那么多钱都用去买了百无一用的垃圾，还外搭买间地下室去装那些垃圾，扔掉一点小钱算得了啥呢。一个家只让他一个人去糟蹋，老婆觉得亏，破罐子破摔，也不能只让他一个人摔，她也要摔，不为别的，就为了其中某个破碎的响声，是由她摔出来的。
万民得意，“小妖精”却后悔死了。
本来就后悔，万民还不停地打电话发短信纠缠，她苦恼不堪，就把这事告诉了李同安。
那天李同安约了一群人打牌，接了“小妖精”的电话，他就再没上场。他说我困了，歇一会儿。然后靠在沙发上，扯起小呼噜。呼噜是装的，他睡不着。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小妖精”。人家亲亲热热叫他“李哥哥”，他却没尽到一个当哥的责任，何况那天“小妖精”是为他才喝了那么多酒……难怪，前段时间他看“小妖精”的博客，“小妖精”写的全是她丈夫，写她丈夫的好，还把她跟丈夫春天里去南山郊游时，别人为他们拍的合影贴在博客上，两人手拉手站在云霞一样盛开的樱花丛中（南山你去过吗？那里有日本友人赠送的五百株樱花），从照片上也能闻到他们幸福的气息。
“万民那龟儿子，”李同安后来对我说，“我恭恭敬敬把他当成万书记，当成藏书家，没想到是个杂种！”
李同安那次来看母亲的前几天，约万民喝茶，万民高高兴兴地来了。他刚露面，李同安就将杯子一砸，砸得粉碎。万民愣了片刻，大致猜出是怎么回事了，有了怯意。但并没引起足够的重视，他觉得李同安不敢把他怎样。万民本来没有任何官派，但在这关键时刻，官派出来了，怯意消退了。李同安只是个永不进步的小职员，他却是纪委书记，尽管不是政府部门的纪委书记，两人地位的悬殊，还是天上地下的。自古以来，只听说天落陨石把地砸伤，天降淫雨让地发霉，天出骄阳将地烤焦，总之天才是主宰，所以人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叫一声：“天啦！”形容某人自不量力，也说是“捡起石头打天”。李同安敢把他怎样呢！
谁知李同安是个不信邪的家伙，冲上前去，抓住万民的领子，再一推搡，万民就朝后倒。
后面有根柱子，没倒透，万民的头和脚之间，形成30度角。
看来，单凭意识形态无力让自己摆脱当前的困境，万民只好降尊纡贵地够着手，也薅住李同安的领子（他比李同安矮），用力一扯，李同安踢倒一把椅子后，跟万民紧紧地贴在了一起，像很亲密的样子。两人都缺乏打架的才能，但空出的那只手却没停，使劲朝对方挥拳头。
老板听到动静，跑来劝解，劝不开，就摸出手机报警。
这时候万民才慌了。天和地颠倒过来了。他不比李同安，他是有职务的人，而且确实睡过“小妖精”，虽然是“小妖精”自觉自愿让他睡的，可这时候怎么说得清，说清了又咋样呢，闹将出去，职位难保，还会让老婆知道，到那时，老婆摔出的破碎响声，恐怕就是惊天动地的了。
他马上松了手，叫老板别报警，他说我们兄弟之间闹点误会，你报啥警呢？
听到误会两个字，李同安又是一拳。
万民不仅没还手，还擦着嘴角的血迹，走到收银台，去把李同安泡的那杯茶钱付了，李同安砸烂的那只杯子，他也照价赔偿了。
安志薇突然老去后没过上一个月，就去世了。
去世的前一天，她还能走动的，像往常一样，买菜，做饭，打扫卫生。那天傍晚，她还去明月河，埋了她的猫。那只跟了她很多年、明显超出平均寿命的白猫，是自然死亡还是主人赐了它安乐死，无从知晓。从时间上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装猫的匣子早就备好，安志薇还给它穿了衣服，衣服看上去很古怪，一匹花布，中间剪个洞，让猫头从洞里伸出来，感觉是个氅予，但猫的背部又系了个腰包。
她埋猫的时候，两岸站了许多学生观看，但没有任何人发出声音，四周安静得像天底下别的事都不存在了，只有安志薇做的这一件事，充满了庄严的、战栗般的神秘。
河道里，照样有只孤独的白鹭，它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让浅浅的水流从胸脯底下漫过……
安志薇去世后，银杏坡的房子充了公。那幢房子一直是学校送给李教授住的，后来搞住房改革，校方表态：别人的住房改革，李教授的不改革。为正式起见，还印了红头文件。李教授不需要出钱买，连租金也不用交。李教授去世了，现在安志薇也去世了，房子自然要被收回去。
腾房的时候，李同安很仗义地把姐姐李小楠叫到了一起，问她要些啥东西，李小楠啥也不要，只要走了父亲那把烂得不能称为椅子的藤椅，还有那张油漆剥落坑洼不平的书桌，你说怪不怪！安志薇有两万一千多块钱的存折，三十七块现金（她是个很节俭的人，李教授去世后，她领抚恤金过日子，还存了这么多钱），李同安要跟姐姐平分，李小楠也坚决拒绝了。
李同安东挑西拣。各类生活用具，床倒是非常结实，是那种典型的东方旧式木床，厚重稳沉，但那是学校配置的，不能拿走；除此之外，实在没啥可挑拣的，卖给收破烂的，人家也不一定要。
但他在床头柜里，发现了他从没见过的、用同一块绒布包裹着的三张照片和一枚印章。
照片之一很好认，是李教授和周恩来，那时候李教授很年轻，周恩来也很年轻，背景是一幢楼房，没有标志，世易时移，已经认不出是哪里了；但肯定是在重庆，因为李教授只在重庆跟周恩来见过。那是1940年初，美国作家海明威夫妇到重庆，李教授陪同夫妇俩去见了周恩来。照片之二，就是李教授和海明威夫妇的合影。第三张照片，给好多人看，都不认识站在李教授旁边的人。那人身材细瘦，脸色苍白，头发很厚，眼神忧郁，像他小小的身体里，负载着千斤重担。还是晓洋认出来的，那是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
印章是上好的寿山石，上面刻着：“丈量山河，赠本森兄。”
李同安把印章拿给文理大学教书画的老师鉴定，说不得了，出自傅抱石之手！他也找我看过，古拙而俊雅，笔意刀意俱佳，确实像傅抱石的手笔。大概是李教授赶着牛羊徒步入川之后，傅抱石送给他的。但这只是猜想，因为没署名。傅抱石在重庆期间，赠人书画和篆刻，通常署上“金刚坡下抱石”或“傅抱石重庆西郊”之类，但这枚印章上没有。不管怎样，是个好东西，李同安欢欢喜喜地拿走了。
照片他只要了父亲跟周恩来的合影，另两张送给了晓洋。
对二战史专家而言，那两张照片弥足珍贵。
我父亲总是以为，晓洋关照安志薇太多，一定让李同安不满。父亲还让我去劝劝晓洋，我也确实劝过，我对他说：“你不要去多管闲事，免得别人不高兴。”
他说你觉得这是闲事吗？
“我觉得是，你觉得不是，所以是不是闲事真不好说。但我觉得是。”
“我觉得不是。”
“我知道你觉得不是，所以我为你担心。”
这种争论当然不会有结果。世间所有的争论，最多只能分出胜负，从来就不会有结果。胜和负并不代表结果。我为啥要那样劝他呢？我只考虑了父亲的情绪，没考虑他的情绪。我可能是一个好女儿，却难说是一个好妻子。
不过，我说为他担心，倒不是随口说的，但不是父亲想象的那种担心。
凭我对李同安的了解，他无所谓的，只要不干扰他的生活，他对啥都无所谓，多一个人去关心自己的母亲，没什么不好。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不喜欢晓洋，仅仅是因为两人气场不合。
我担心晓洋的是……
（杜芸秋叹了一口气，点上烟，没把这句话说全。）
让人奇怪的是，李教授的那批书不在了！李同安坚持说他没有拿走，这话我信，他本来就不想看到它们嘛。李小楠更不可能拿，她取走父亲的藤椅和书桌后，就再没到文理大学露过面。
它们到哪里去了？有人说，是安志薇临死前烧掉了。但我和晓洋都觉得，安志薇不会那样做。
猜测层出不穷，但谁也给不出答案，因此，关于那批书的去向，至今还是个谜。
对此，我是相当愧疚的，早知如此，那次真不该阻拦晓洋去把书的事告诉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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