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州文理学院在沙坪坝，地图指示我，菜园坝距沙坪坝，还有好长一段路。
对这座在二战中遭受深重苦难的英雄之城，我是多么不了解呀。车站广场像口天井，四围的高楼，挡住了斜射过来的阳光。在我二十六年的生命里，从爷爷和父亲那里得来的全部信息，都说重庆的房舍是竹木结构，俗称“捆绑房子”。我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下车下错了地方，可车站顶端，分明有“重庆”两个暗红色的大字，满耳也充斥着硬撅撅的、如同吵架一般的四川方言。
出租车司机见我东张西望，过来拉客。我不想坐出租，就想乘公交车，慢慢地摇过去。
广场边上，有个卖盐茶蛋的老太婆，我去向她打听了公交站点。见到这个老人，我心里像划燃了一根火柴。其实她正忙生意，对我很不耐烦的，真是奇怪。
爬上数百级石梯，坐2路电车，40多分钟后，到了沙坪坝区梨花湾，找到了文理学院的大门。
秋季开学不久，山城的闷热蚂蟥似的潜入皮肤底下，使人感觉到，所有的暑气和焦躁，不是来自太阳，也不是来自热风，而是来自你的身体内部。这让人无话可说。学生三三两两从花园走过，时不时地扬起手，碰一碰路旁红簇簇的央竹桃花。一看就是新生。在大学校园待过一年半载的，都不会这样，他们的心越来越收缩，目标越来越具体，对身边事物，尤其是对无言无语的花草，大多不会在意。
我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刚进大学那阵，觉得天是我的，地是我的，世界是我的。我手里举着一铺网，高兴了，随时可以扔进时间的江河，将埋藏起来的鱼虾一网打尽。到后来，才知道拖回船舱的鱼虾，跟自己一样活在当下；只有活在当下的，才会蹦出来，跟当下断裂的部分，或者说，被当下遗忘和抛弃的部分，依然深埋于烟波浩淼之中。它们是深埋起来的历史，也是深埋起来的当下和未来。
放暑假前，我就给渝州文理学院教务处打过电话，说要向李本森教授请教一些关于抗战时期的事，教务处让我直接打到生物系。生物系的杜主任很热情，说：“好的，你来吧，我帮你引荐。”
然而，当我今天下午3点过找到杜主任时，他却支吾其词。
“是这样，”他说，“我跟李教授家里联系过了，他们不愿让他接受采访。”
“为什么？”
“怕他激动，对健康不利……实在对不起啊，你又没再打电话来，所以我也没法告诉你。”
我真是傻眼了。出发之前，我本想再给杜主任一个电话的，之所以没打，就是表明要找到李教授的决心。我相信不会出什么意外，结果还是出了意外。
我说，我不是采访，只是请教李教授一个小小的问题，他知道就知道，不知道我马上离开。
杜主任不相信：“既然这样，你何必跑这一趟？你写封信问问不就行了吗？”
这倒是的，我也这样想过。但我害怕那样做，李教授会不理睬；就算回了我的信，却说得模棱两可，同样毫无意义。和李教授见面，我根据他的表情，说不定能推断出某些东西。再说我没见过曾祖父母，这两个老人一直活在传说中，见到曾祖父的朋友，多多少少能帮助我想象出他们当年的风姿。
杜主任却始终面带难色。经再三恳求，他才实话相告：
近些日子，李教授家里出了一桩事。
事情是这样的——
李教授的第三任妻子，即他1939年春天曾经安置过的一个流亡学生安志薇，病了。
作为年过花甲的老人，得病是正常的，但安志薇病得很“扯”；重庆人说的“扯”，是讲不出道理。她突然变成一个说话的机器，从早到晚地说，从夜到明地说，只要没被饥饿和困倦打倒，就一刻不停地说下去。而她唠叨的那些事，没有一个人能懂。
她比李教授小了整整二十岁，尽管李教授当年安置过她，把她送到了南开中学读书，但那时候的流亡学生，从大片大片的沦陷区涌来，人山人海的，李教授不可能把她记住，更不可能详细了解她的身世。直到1955年初，经人介绍，两人才算真正相识，并于小半年后结婚。当时安志薇三十三岁，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就是一个独人，像片老也不能着地的落叶，春夏秋冬地飘着。
李教授曾经问过她，她只是说，她老家在青岛，亲人都死于战火。
李教授自己经历过那样的惨痛，他的第一任妻子和两岁多的儿子，就是在武汉被日本飞机炸死的，因此不再多问，怕揭她的伤疤。可现在，她把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挂在嘴边，弄得李教授一头雾水。
说一会儿就哭。是那种小姑娘的哭法。老太婆哭，往往由此及彼，人生的不如意环环相扣，思绪也纷至沓来，反而哭不出什么了；小姑娘哭，就哭那么一点，却伤心断肠。哭过了她又说。
由此推测起来，她唠叨的，很可能也是她当小姑娘时候的事。
认真说来，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她当姑娘时的某些事，一直在心里埋着，她憋了几十年，到老年想把它们吐出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李教授还回忆起，自从她嫁给他，到每年的8月初，她都毛手毛脚，焦躁不安，放一只水瓢，不是放，非砸下去不可，炒两个人的菜，后来有了儿子，炒一家三口的菜，本来不需要用那么大的力，她却把锅铲下得像是打铁；或者，她分明正做着一件活计，却猛然停下手，满脸惊恐地望着远处。到8月中旬过后，才慢慢好转。
对此，李教授并没太在意。他实在太忙了，没有精力在意这些。他想，这可能是季节病的一种，泥鳅有高温病，猫狗有冷气病，人身上的季节病就更复杂。还有一种可能，是她的更年期来得特别早，又持续得格外漫长，更年期综合症和季节病彼此勾结，使她每年从8月初到8月中旬这段时间，把日子过得就跟重庆的地形一样，坡坡坎坎的很不平坦。
但问题在于，她今年病得特别严重，到9月份也没有好转的迹象。
以前的还可以只叫毛病，今年是真的叫病了。她不仅说个不停，还天天写信！
每写好一封信，就拿到河边去烧掉，然后把纸灰扬起来，干干净净地撒进河里。
信的内容，除她自己，无人知晓；她既不让丈夫看，也不让儿子看。
既然写好就烧掉，应该是写给死人的吧，但李教授不这么认为。
“如果写给死人，为什么不可以给我看看呢？”李教授对她说，“我们已经做了三十年夫妻，你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你把信写好，我在后面落个名字，也算表达了我的一份心嘛！”
她就是不愿意。
如果强迫，她就把信撕成花花儿，扔进马桶，弄得李教授相当恼火。
儿女也恼火。主要是儿子李同安。女儿李小楠是李教授和第二任妻子生的，父母离异后，李小楠跟了母亲，那时候她差两个月才满七岁，尽管住在同一座城市，父女俩却难得见上一面，她跟父亲并不亲，成年后，很少过来看望父亲，直到大前年母亲去世后，过来的次数才多一些。总体说来，父女间只有血缘，别的谈不上。至于同父异母的姐弟俩，更谈不上多少感情。加上李同安是父母结婚好几年后才生的，跟姐姐的年龄差距大，要说个什么的，也说不到一块儿去。
所以，因母亲的缘故真正需要承担压力的，是安志薇的亲生儿子李同安。
这压力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因为安志薇天天去河边烧纸，被许多人看见了。那条河不是嘉陵江，也不是长江，而是学校尽西的明月河。河上有座石拱桥，桥这边是学校，那边是农田，看见她烧纸的，除了教工和学生，还有侍弄庄稼的农人。
要是烧的冥纸，也好解释，但她烧的是写满字的信笺。
学校到处传扬，说安志薇得了神经病。
这是好听的，不好听的是说：安志薇嫌弃了老头儿，有了外遇。
不管这些说法多么可笑，多么离谱，多么荒唐，但人家就那样说了。你只能医自己的病，封不了人家的嘴。李同安要带母亲去医院，打死她也不去，给她拿回药丸，大概是治神经官能症的吧，也被她撒出去喂了鸟。她家门前的银杏树上，有两只白头黑身的鸟，竟抢吃那些药丸，好像它们的神经也出了问题。而且据李同安说，那两只鸟自从吃了母亲给的药，就飞走了，再也没回来。它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等药治病的，药到口了，病治好了，就回它们老家去了。
李教授的生活起居，全靠安志薇打理，现在她要不停地说话，不停地写信，已经没有了那个时间。往往是到下午两三点钟，她还没做午饭，饿得老头子坐在书桌前，一手拿笔，一手按肚子。
李同安前年结了婚，去年有了小孩，住在磁器口，路程虽不远，但两口子要上班，要养孩子，不可能天天过来照管老人的吃喝。搬过来跟老人同住吧，房子小，住不下；把老人接过去么，房子更小。李同安本身也不想跟父母住在一起，他不想听父亲的训斥，现在更不想听母亲无头无脑的唠叨，再说他一天忙的事务太多，他比他父亲还忙——上班他并不忙，照顾孩子也不是他忙的，那是他岳母忙的，他女人忙的，他忙的主要是喝酒打牌，还要跟姐姐妹妹们混。他很逗女人的喜欢，他的那些女性朋友，不管比他年轻还是年长，都一递一声地叫他李哥，再嗲一点的，是叫李哥哥，甚至有了绝密的私事，也找他商量。除了早饭，午饭和晚饭他很少在家里吃，周末更是见不到人影。
从李教授这方面说，也不想跟儿孙住一起。他怕闹。
最好的办法是请个保姆。但李教授自己出不起这笔钱，他退休早，工资低；安志薇自从跟了李教授，就没再上班，断了收入。李同安同样出不起这笔钱，参工不久的年轻人，本来就没多少钱，何况还要大手大脚地花。李同安到系里谈过这事，还去找院长谈过，希望系里和学校帮助解决。
“我当然愿意帮他，”杜主任对我说，“我跟他母亲……但系上也好，学校也好，都没有这样的制度，尽管李教授资格老，威望高，还是学校的创始人之一，照样不敢开那个口子。”
就为这些事，李家伤透了脑筋，实在腾不出精力接待外人。
我听出来了，李家不愿接待外人，主要不是担心李教授回忆往事激动伤身，而是害怕触动了安志薇的某根神经，让她真的失去了理智。
我问杜主任：“能不能把李教授约出来，我在茶馆里跟他谈谈？”
“那咋可能呢，李教授至少有十年不出门了。你非找他不可，只能再等，等李同安情绪好些，我再通知你。说白了，这事主要是李同安挡着，我也只跟他联系过。我估计李教授本人是想找人说的，毕竟抗战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但他那人，成天都在读书，都在做笔记，让人觉得去打搅他一分钟也是罪过。给安志薇说吧，她那个样子，咋个去说？”
看来只能等。
我可以回南京去等，也可以留在重庆等。
我决定留下来。
也应该留下来。对我而言，没来过重庆实在说不过去。
当然，决定留下来还有一个原因：我对安志薇产生了兴趣。
可以说是浓厚的兴趣。
我有种直觉：从安志薇身上，我能破解一些困扰自己的东西。这些东西很可能并非秘密，却比秘密更要紧。人生中真正要紧的，都不是秘密，而是敞敞亮亮的，被千千万万人今天说明天说的。
可谁又能如此肯定呢，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不就是人拥有秘密吗？
我觉得，大伯就是一个有秘密的人。在陪都时期，大伯虽历经磨难，可也享尽辉煌，他却始终沉默寡言，关于逃难的事，大轰炸的事，都是爷爷和父亲在说，大伯不说，问他也不说，问得急了，他就拿出他的乐器，用音乐对你说。李教授会是这样的人吗？杜主任认为他想找人说，那可不一定。
尽管大伯不怎么说，但他有一种特殊技能：以他的沉默鼓舞别人说。李教授能鼓舞谁？他身边只有夫人，夫人却是个病人；而且安志薇又没去过南京，不认识我的曾祖父母，不可能解答我的疑惑。
但愿她身上真有一些为人所不知、却最终为我所知的……秘密……
文理学院有招待所，但并不对外开放，仅用于接待兄弟学校来的考察团，我这次来渝，纯属个人行为，连个工作证和介绍信也没带。我只能住到外面去。可我有我的想法，住到外面很不方便，只要出去了，进门比进王官还难。守门的那个老师傅，上班不干别的，只把眼睛往人的胸膛上盯，除非是学校领导和他十分熟悉的教工，谁没佩戴校徽，谁就被拦。我今天进来，死磨硬缠了老半天，直到给生物系打通了电话，杜主任证明确实有个南京人好久之前就说要来找他，老师傅才同意放行。
杜主任真是个好人，他说：
“跟我来，去试试看。”
他把我带到了招待所，说是自己的亲戚，要住几天。开学伊始，各个学校都千头万绪的，不可能来什么考察团，房间闲着也是闲着。招待所负责人答应了，只是让杜主任写个担保书，出了事故，比如我突然消失，跟我一同消失的还有招待所的财物什么的，杜主任要承担责任。
当杜主任把我送到房间，并给我指明离招待所最近的食堂，然后再离去的时候，我扶在走廊的栏杆上，望着他的背影。从相貌和体态判断，他比我父亲小不了多少，是近六十的人了，这个年龄的人，都经历过那场战争，当时的杜主任在哪里？他的脸有些虚胖，密布着针眼似的小坑儿，每个小坑儿都是一个黑点，自始至终，那张布满黑点的脸都很平静，很温和，即便叙述安志薇的近况，也没有丝毫的惊诧。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是怎么做到的？……自从涉足二战史，我差不多就跟渝州文理学院的门卫一样了，只习惯于盯住人的一个部位，门卫盯的是人的胸膛，我盯的是胸膛里面的那颗心。
招待所跟大校门基本平行，两层木楼，我住在二楼上。整个招待所里只我一个客人，又因为在楼上，连服务员也难见到，房间里一床、一桌、一椅，加上一部18英寸的电视机，就成了我的伴侣。
但并不寂寞。推开窗，就能看到马路，我乘坐过的2路电车梨花湾站，刚好在窗子下面。还没到下班时间，街上却那样拥挤。车并不多，人多。电车未靠站，人便嗡地一声卷过来，往车上扑。下车的人，要是没有足够的力气从粘成一块的坚硬人群中挤开一道裂缝，就下不了。
电车终于走了，车门上都挂着人，试着关了几次，都关不上；它拖着的两条辫子，有节律地爆出淡蓝色的火花，啪，啪，啪，每“啪”一声，火花都在顶棚上炸开。
如果在顶棚炸开的，是日军打来的炮弹呢？
我禁不住这样联想。
那时候，难民潮席卷神州，整个中国在移动，迁徙规模之庞大，路程之遥远，地区之辽阔，时间之漫长，亘古未有。“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
逃亡需要速度，而当时的中国，最缺的就是速度，上海到南京，火车要走三天多；湖北到重庆，船要开个把月。但车船终究比双脚决，于是都往车船上挤。由此衍生出一个特殊职业：把人塞进车窗，塞进一个收一块钱。有人的头进去了，身子没进去，车一开，悬着的两腿敲得砰砰乱响。有人爬上车顶，热天皮烫掉，冬天耳冻落，没颠簸下去摔死，就算幸运了。顶棚和车厢里的弹孔，像抠了珠子的眼睛，东一个，西一个；这倒方便了女人，想解手，就蹲到弹孔上去。船的走廊上也挤满了难民，栏杆上也密密麻麻地吊着铺盖卷，每个铺盖卷里，都裹着一两个人。至于步行者，不知昼夜，不省天日，只机械地迈动双腿，沿着山脉和公路，不停地走啊走啊……
有些农家，饭菜还是热的，人却跑了。
有人的门上贴着“喜”字，浆糊还在往下滴，却不见新人；这是火线结婚，结了婚好一同逃难。
女人在路上生了孩子，将孩子的脐带咬断，脱件衣服一裹，放在路边，接着又逃。凡这样的女人，无一例外都扯把野草或撕块破布条，把耳朵捂住。她们是怕听到孩子的哭声。
两三岁的小孩被父母用箩筐挑着，整天吃不上一顿饭，却不敢哭，生怕这一哭，就会被父母扔掉。
老人不想成为拖累，赖在地上不动，儿孙将他们捞上身，背着他们走，他们却对儿孙又打又咬。
满目疮痍，哀鸿遍野。
到处可昕到“菩萨保佑菩萨保佑”的祈祷声。
到处是死人。
长江进入四川后，习惯被称作川江，大巴山和巫山两山夹峙，使川江暗礁丛生，漩涡密布，桀骜不驯，怒涛如煮；在这条江面上，也常可见死人随急流狂奔，像他们虽然断了气，却还没忘记逃亡。
那里是我们的家乡，
那里有我们的爹娘。
百万荣华转眼变成灰烬，
无限欢乐转眼变成凄凉。
有什么你的我的，
有什么穷的富的，
敌人杀采，炮毁枪伤，
到头来都是一样。
歌中所说的“那里”，指敌占区的每一个角落。
幸好他们还有“这里”。“这里”就是大后方，是大后方的中心地带——重庆。虽然，国民政府还没明确宣布重庆为陪都，可政府主席林森，已在某个清寒的月光里出发，率千余官员，携印信旗幡，悄然抵渝；工矿企业和大专院校，也纷纷朝重庆搬迁。漂浮在长江和嘉陵江上的这座半岛城市，已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抗日战略中枢，与伦敦、莫斯科一样，被看成是世界反法西斯最重要的首都，也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因此，重庆成为所有逃亡者的方向。
但又不是所有人都能到达的，他们被炸死、踩死、饿死，因买不到车船票或无钱买票而被困死，昼夜兼程地步行数百里而被累死，看不到远在天边的重庆绝望而死……
而今在我眼皮底下抢车的，很可能就有当年那些逃难者的后代，他们行动果断，身手敏捷，车开出好长一段，还在追，追上了，双脚一蹦贴上去，手里抓住的是车门，还是别人身上的什么部位，是用不着管的。我从火车站过来时，这场面就见过，在杨家坪，一个小伙子跳上来，抓住了门边一个姑娘的辫子，姑娘头朝后仰，想看清是谁在抓她，却只能空翻白眼，看不见抓她的人。追不上，就骂句脏话。男人女人都有这本事。他们对祖辈父辈的方言已经陌生，开腔就是川音，骂人也是“崽儿”“你娃”“龟儿子”“龟孙子”。
这真是奇特啊，如果没有那场战争，他们会在另一个乡村、另一座城市，甚至，在这个世界上追车的、骂人的、翻白眼的、跟同事斤斤计较的、早晚奔波讨生活的，就不再是他们，而是另一群人。
去食堂吃了晚饭，回招待所，到总台给家里打电话。
平时，我一个人住在学校，隔十天半月，再去凤凰街看望几个老人，这次来渝，以为三两天就可以回去，便没告诉他们，现在，我把自己扣押在重庆了，回去的时间很难确定。
爷爷听说我到了重庆，立即数出一连串地名，让我到那些地方都去走走，原因是“你爷爷在那里走动过”。爷爷的话多，父母的话便少了，简单地嘱咐几句注意安全，就把听筒递给了大伯。大伯平时三天说不出九句话，今天却详细过问我吃在哪里，住在哪里，去重庆干嘛，跟谁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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