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芸秋打来的。我猜就是她打来的。她说她有点急事，不能回家吃晚饭。
她又不回家吃晚饭。
但她说：“我夜里要回来，只是晚些。”
她先后有两天夜里没回来睡觉了。我没有去查她，那很卑俗。
我去了厨房，叫岳母少炒个菜。
刚拿上筷子，岳父对我说：“你安伯母来过电话，叫你空了到她家去一趟。我问啥事，她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对你讲。”
说完，岳父无声地讪笑了一下，很快就神色凝重，有一眼没一眼地朝我看。把饭从头吃到尾，他也没说一句话。他或许在想：安志薇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没把自己从离开南开中学到嫁给李教授这段时间的行迹交代清楚。这件事她应该讲给我，怎么讲给我的女婿呢？
吃过饭，我没马上去找安伯母。到8点钟，岳父母相当投入地看起了连续剧，我才出了门。
安伯母抱着猫，坐在院坝里。尽管年事很高，她依然注意自己的姿态，行有行姿，站有站姿，坐有坐姿，她似乎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不把光阴放在眼里。她坐着的时候，背不抵在靠背椅上，而是将上身挺起，两手交合，放在腹部。在她身边，依然有张独凳，依然推给我坐。
我坐下后，她又给我讲过去的事情。
但我听得很糊涂，虽是大轰炸，可越听越不像重庆大轰炸。
她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一瞬间……一瞬间……一瞬间……”
讲到后来，她自己的气血也被那些故事带走了。
她闭上眼睛，静默了片刻，然后往前一栽。
幸亏我跟她坐得近，眼疾手快地把她捧住。
我问她怎么了？
她没回答。她晕过去了。
掐她虎口和人中，忙乎好半天，她才醒过来。她醒过来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床上。我把她抱上床的。我抱着她，就像抱着一具影子。像影子那么轻，也像影子那样没有温度，没有起伏感。但我看到一缕一缕的青烟，从她身体里往外逸，我还闻到从她身上飘出的气味儿：硝烟味儿、焦糊味儿。我把她放在床上，摁燃打火机，找电灯开关。开关在墙上，老掉牙的那种，系着一根松散开来的麻绳。打开灯，见她脸色惨白，青烟倒是消失了，气味也淡了。我又接着去掐她人中。掐了几下，她才醒了。
我说：“我给同安打个电话吧。”
安伯母摇了摇头。
“要不给小楠说一声？”
她又摇了摇头。
跟着跳上床来的白猫，这时候摆着脑袋，也像在摇头。
我问她：“你要喝点什么吗？”
“给我冲杯红糖开水。红糖在碗柜里，暖水瓶也在厨房。”
我去了，又是摁燃打火机才找到吊着绳子的电灯开关。
碗柜是用胶合板钉在墙上的，板已泛白，某些地方开始脱壳。拉开门，三排隔板上，除碗和菜碟，还稀稀拉拉地放着瓶瓶罐罐，分别盛了盐、花椒、酱油和醋，红糖装在塑料袋里，买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到处干净得很，连柜门的接缝处，也用刷子刷过了。把红糖袋撕开，没看见杯子，我只好取下一只碗，倒了小半碗进去，开水兑了，又从另一面墙的筷子兜里抽出一根筷子，轻轻搅拌。不知是水融进了红糖，还是红糖融进了水，开水惊惊慌慌地变着颜色。
我注意到，柜里有四只碗。她分明就一个人，为什么留着四只碗？
把另外三只摸出来看，都很干净，碗底还带着水，明显是天天洗的。
大概，每顿饭她都在等李同安和李小楠回来，也在等李教授回来。
把红糖开水送到她的床边去，搁在床头柜上，再扶她坐起来。她端着碗，一口一口地啜。她的手指全是骨头。开水从碗里到她口里，不发出任何一点儿声音，脖子上的皮肉也没有任何一点儿牵动，像她喝的是空气。她只啜了三口，就放下了，把床边拍一拍，是叫我坐。
我没有坐，我说：“安伯母，现在好些了吗？”
她没回答，只说：“还早吧？”
我看了看表，说不早了，都11点半过了。
她说：“你再坐一会儿，坐到12点你就回去。”
我有些焦躁。我不知道芸秋是不是回来了。
安伯母看出了我的焦躁，说：“你回去吧，我这里没事了。”
她越这样说，我越不好走。我是捱到12点才走的。
但这期间，她几乎没再说话。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才想起，她不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对我讲吗？那重要的事情，除了不像重庆大轰炸的大轰炸，是否还有别的？比如她为什么跟我大伯分手，离开大伯后她究竟去了哪里？
对后一个问题，岳父关心，我也关心。
但她没有告诉我这些。
芸秋10点钟回来，等我，等了个多小时（据她自己说），给我留张字条，又走了。
我盯住那张平摊在床上的字条。字很漂亮，就像她的体态，奔放不羁。
但我这时候不能欣赏她的字，字里所传达出的内容，让我觉得陌生。
她说，她还得去画室里忙一阵。她在家里不是有画室吗，尽管小些！想起上次去画室找她，连她的学生都不知道她去了哪里，还关了手机。她后来解释说，她托九龙坡某个朋友帮她寻找一批老照片，朋友通知她，说找到了，她迫不及待地过去取，而且手机也停了电。
接朋友的电话没停电，接我的电话就停了电……不过她的解释也有道理，接完朋友的电话，电就用完了；又像很牵强，怎么那么凑巧呢？“有道理”和“很牵强”，这两种可能我都相信，又都不信。我知道，即便我认同了一种可能性，那另一种可能性也绝不会因为我不认同就自动消失。她两夜没回来睡觉，她想给我解释，我阻止了她，不要她的解释。她也果然就没有解释。
我很疲惫，躺有床上写这篇日记。我的脑子里交替出现着几个女人。
曾祖母的后脑上留下了一个弹孔，安伯母的脖颈上留下了一条疤痕（抱她上床的时候，我没去注意她脖子上是否真有疤痕，当时我想到要看看的，但最终没看）。安伯母无一个字说到她自己，但我猜想，她讲出的所有故事，归根结底都是她自己的故事。甚至，那条穿着黑丝袜的断腿，背后映照出的，也是她自己。昨夜里，她在呼喊“一瞬间”的时候，是否又想起了那条断腿？……好多天来，我都想象着那条腿的主人，在下午1点半到2点过这段时间，她穿上黑丝袜是要到哪里去？
此刻，我觉得在前方等着那个女人的，是自己的父亲，不，是大伯。
这么说来，那个女人不就是安伯母吗？
一忽儿，安伯母又变成了芸秋。或者说，穿黑丝袜的那个女人变成了芸秋。
这种转换是怎么来的，我说不清。几个女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她们都是女人。我想强行把她们分开，可越这样做，越是融为一体。我的头皮里像塞进了一块生铁，很痛。
我不知道幻影和痛感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当我醒来，天已经亮了，芸秋躺在身边。
她还要睡，而我必须起床。
我在晨光中看着芸秋的脸。芸秋的脸就跟她留下的字条一样陌生。简单地说，她更好看了。她昨天中午都没有这么好看。是下午出门后见了阳光的缘故吧。这些天全是好阳光，阳光从碧落出发，一路大笑着来到地球，照临重庆。她的皮肤还是那么光鲜，那么紧，饱满的嘴唇微微翕开，轻柔地、胸有成竹地呼吸着，像是唱一首歌。我俯下身吻她，她没有醒。
跑步时从银杏坡路过，见安伯母已经起来。门没开，但能听见屋子里的声音。我如释重负。按理，我该去敲敲门，问问安伯母的身体，可我没有，我连那个小院也没进。我感觉自己是在逃跑。“逃跑”，所有动词中最难堪的一个动词。我是复制历史遗留的经验，却不具备那份沉甸甸的生命……
太阳已经升起，紫色的圆球，挂在校园东边的树丛中，让那一片树丛红得发亮。
冲澡的时候，我觉得热水的烟雾喷着火光，心里突突突跳，因此比往天冲得更快，只让水把身体淋了一遍，就结束了。
岳母已把两个酒杯满上，我坐到岳父的对面去，夹着刚从冰箱里端出来的炒花生，夹一颗吃了，喝一口酒，又夹一颗吃了，又喝一口酒。岳父喝两杯就停了，让岳母给他添来很稠的绿豆粥。我继续喝，连续喝了六杯。然后，我说到昨夜里安伯母讲的事（我知道岳父想探听），又说到安伯母的晕厥。
对安伯母讲的那些事，岳父岳母都石头般沉默。
对安伯母的晕厥，岳母吃了一惊，问我：“啊？现在没事吧？”
我说应该没事了。
岳父却不以为然：“她会晕厥？”
然后满有把握地说：“你别以为她是被那些事吓倒的，她是自己把自己累倒的。”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说，安伯母那种不顾年龄强装出来的行姿坐态，是很累人的。
他早就说过这话。
“她不该那样去累自己。”岳父又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
这一次，他是想说，安伯母心里有秘密，她是被秘密压倒的。秘密泡在岁月之河里，越泡越沉。
岳父还想说什么，但被他夹在筷子上的一颗花生米掉地上了，他弯了腰，去捡，花生米蹦跳着，向电视柜方向逃，他起身撵过去，在它钻入死角之前，终于撵上了，捉住，麻利地塞进了嘴里。
我没有吃饭，喝了六杯酒，吃了些菜，就饱了。
上午没我的课，原计划是去图书馆，但现在不想去。
主要是不想碰见邹馆长。
昨天下午，我在沙坪影院旁的“春秋书店”意外地碰见他了。
春秋书店因地处文化区，主要服务对象是高校学生，进门便横着一幅醒目的提示：“同学们，不想买，就抄吧。”店内设了多套桌椅，供学生抄书。学生把桌椅都占满了，有的用笔，有的用电脑，还有用相机直接拍照的。在学校，反而感觉不到他们于学业上用功，还以为他们是垮掉的一代呢。这说明学校图书馆的藏书有问题。明摆着李教授那里有一批书，邹馆长却不当回事……我坐电梯上到五楼，去文史哲区找资料。文史哲区紧傍咖啡屋。咖啡屋并不封闭，门很宽大，隔板也有雕花窗眼，我随意朝里张望，一眼就望到了邹馆长。
他明显先发现了我，我望过去时，他的眼光正往鼻尖上收。在他身边，坐着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娇小女人，这个不是他女人的女人，摸出纸巾，帮他擦汗。天气并不十分热，还开着空调，他却满身汗水，蓝色衬衫的前胸上，湿了好大一片，像他自己会下雨。他伸手挡着女人，女人却把他的手打开，以固执表达她的恩爱。大块头男人对娇小女人的渴慕。娇小女人对大块头男人，兴许怀着同样的渴慕。
不想去图书馆，我也不想待在家里。
办公室呢？办公室也不想去。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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