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父亲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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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安伯母脖子上有条疤痕?这事我真不知道呢。的确,她以前没有,至少我跟她最后一次见面时没有,那天她穿了件白衬衫,敞着风领扣,我记得很清楚的,如果像你说的那么明显,我不可能不注意到。或许是后来留下的吧。但愿那条疤痕的背后,不是过于痛苦的记忆!

    她基本上不提你大伯,给你讲述五三、五四大轰炸,也只是在说到五四纪念周的音乐晚会时,顺便提到你大伯,为此你好像有些伤感,其实没必要。因为你知道,她也没说到她自己。你讨厌回避,但有些回避是必要的。谢冰心在谈到重庆大轰炸时说:“作为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千万不能心死;我们的心要永远活着,而且要活得痛快!”回避不等于心死,回避是为了痛痛快快地活下去。

    你说你那边爸爸老是怀疑你安伯母有秘密,你没说自己怀疑,但我看出来了,你自己现在也在怀疑。每个人都有秘密,所以你安伯母有秘密并不奇怪。想一想,在生活中,我们能毫不掩饰地交往的人,又有几个?我们掩饰,是因我们心中有秘密,心中的秘密就像身体里的白血球,是我们的健康卫士。你安伯母从血与火的岁月里走过来,自然会在心里设置防线,保护自己。

    关于她的事,我已经给你讲过一些,要补充,就是她进救护队之后了。

    跟我在消防队一样,她表现出的勇敢异乎寻常,敌机还在天上,她就出发了,炸弹扔向哪里,就跑向哪里——不管多远的路程,都凭双脚跑去,没有车啊。她和同伴穿着能证明身份(公共卫生护士)的蓝衣服,戴着臂章(救护队员跟我们消防队员一样,衣服都是自己拿钱买,我们是穿黑衣服,打白绑腿),五人一组:一人填伤票,两人包扎,两人上药。

    雾季过去,重庆的天气就只有一个关键词:炎热。你到重庆这么多年,早有体会,不需我饶舌的;天气一热,伤口容易长蛆,那些把伤口当成子宫的蛆虫,也知道这是战争年月,时不我待,在短短一两个钟头就出生、成长、壮大,一堆一堆的在脓血里滚。你安伯母她们,要先把蛆虫掏出来,才能上药。对伤者的悲怜,使她们甚至害怕弄痛了蛆虫。

    要说,她只能做这些事了,她只在贵阳医学院接受过短期培训嘛。

    然而那时候,重庆除了灾难,什么都缺,别说是具备了一些救护经验的护士,就是刚入学的医学院学生,也不仅要做护理,还要动外科手术,那些严重坏死的手啊脚的,只能锯掉,没有那么多医生,不让他们上阵,还请谁去?反正不锯掉就丢命,死马当活马医,也可以说是活马当死马医。有一天,你安伯母和她同伴锯掉的手脚,装了满满一箩筐。

    尽管是“海油子”,尽管可以毫不犹豫地改变爱情的方向,可她毕竟是女人哪……那时候,她差不多还是个女孩呢!

    我记得,你大伯让你在重庆寻找她的时候,我给你写过一封长信,那信上说,只要你大伯有演出,我约你安伯母去看别人的演出,她都不会答应,但有一次例外。当时我没说清楚这个例外,其实就是她第一次锯人手脚的那天晚上。虽然雾季已经来临,但日机越来越傲慢,越来越疯狂,连续七八天,都不顾低垂的浓雾,强行闯入。他们把克服天险,制造灾难,当成可以向世界炫耀的武功。

    那天晚上刚好有你大伯的演出,我去约她,以为她照例不答应,没想到她竟然答应了。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突然间手足无措,而且,我心里牵牵扯扯地弥漫着忧伤——多年以后,我才辨清了那种忧伤的性质:我是担心她又变了主意,丢下你大伯,重新跟了我。

    当我想清楚这一点,才感到后怕,我那么玩命地追求她,争取她,要是如愿以偿地把她争取到手,我该如何自处!果真如此,一辈子承受煎熬的,就不是你大伯,而是我了。

    那天晚上,我对她的答应,抗拒多于迎纳,但我还是把她领出了救护队驻地,来到嘉陵江边。

    刚在江边坐下,她就扑到我膝盖上,痛哭。她的头发有好些天没洗过了,油汗味儿和硝烟味儿混杂在一起,靠左耳的地方,还有一片被大火烧焦的叶茎。在她的哭声里,我变得越来越冷静。冷静归冷静,她的哭法却抓挠着我。那些年,重庆老是听到哭声,分明没有人哭,哭声也在耳畔萦绕,挥之不去。但没有哪一种哭声像她那样使我揪心,它超越了悲伤和恐惧,只剩下质问。从她的哭声里我已经明白,她答应跟我出来,与爱情无关。我把她头发里的叶茎拈去,开始劝她。

    我劝她的话她大概一句也没听进去,因为她在自顾自地呼喊:“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这是我们大家都想问的。如果我能够回答就回答她了,但我不知道答案。

    当她把白天的经历粗略地、充满厌恶地告诉我之后,又说:“幸好我来了……幸好我来了……”

    这句多少有些令人费解的话,不是对我说,也不像是自言自语,她双手抚住我的膝盖,半抬着头,说得咬牙切齿,仿佛在她面前站着个什么人一样。

    第二天下午,重庆再次遭到空袭,她又拿着器具,奔赴炸弹落下的地方。

    那次以后,日机到底不敢玩命,暂时收手,直到雾季结束。

    雾季结束后的第一次轰炸,我和她同时出现在青木关,她在那里救人,我在那里救火。敌机是分四批到达的,第四批敌机到来时,青木关早成了地狱,但日本人只看见美丽的天空和美丽的半岛,看不见地狱里的景象,因此炸弹和燃烧弹照扔不误。我亲眼看见,她迎着一颗坠落的炸弹奔跑过去!我离她大约有五十米远,那一刻,我除了闭上眼睛,等待那声巨响,毫无作为。巨响过去,她趴在地上,但已远远偏离了原来的位置,是被气浪推开的。我的脚步还没动,她就跌跌撞撞地爬起来了。她一点也没伤着!

    为此,她像是觉得非常耻辱,我去安慰她,她转身就走了。

    这件事我从没给你大伯说过。

    她心里在想些什么?她的这种做法,是勇敢还是对生命的浪费?我说不上来。西方观察家在评价中国的抗日战争时,也常常产生这种疑惑,中国军队在一个从组织、训练到装备都绝对优于自己的敌军面前,整整坚持了八年,彻底挫败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梦想,与法国和英国的军队比较起来,中国军队的抵抗简直称得上是决心和自立的奇迹。许多年以前,就连马克思也预言,未来的中国在与它“最近的”那个强国的殊死战争中,将会失败。——我们的确失败过,失败过多次,但我们在抗日战争中胜利了!在众多战场上,中国军人不拼尽最后一颗子弹,不拼死最后一个人,日军就休想占领阵地。这当然是勇敢。然而——在西方观察家看来,有一些拼命是毫无意义的,没有意义就是浪费。

    何况,支撑那种勇敢的,还可能是恐惧呢。我自己就是一例,我表现出的勇敢,大致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是要以此忘掉爱情失意的痛苦,第二是被恐惧支撑,第三是对敌人的猖獗和同胞的苦难红了眼。细究起来,这都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意味着敢于承受和正视之后的不畏牺牲。

    你安伯母的勇敢是怎么分类的,我不得而知。

    但无论如何,我都理解不了她没被炸死为什么会感到耻辱。

    不过,自那以后,她就再没有过类似的奇怪举动了,她曾经对我说:“我明白了,我的任务不是求死。”

    她成了一个真正的勇士,即使面对较场口那样的惊天惨案,也能够控制自己。

    在重庆只有9平方公里的时候,较场口隧道靠近大贫民窟朝天门,是重庆第七区最大规模的防空设施,因此又叫重庆大隧道。隧道入口环绕较场口广场,东接磁器口,西通石灰市,南为十八梯。

    1940年,日军威力巨大的零式战斗机投入使用,9月13日,中国空军30架战斗机与13架零式战斗机在重庆壁山县上空相遇,20分钟后,空战结束,中国飞机被击落27架,13架零式战斗机却无一损伤。从此,日机在中国领空恣意横行,如入无人之境,当时发生过一件事:有架日机竟然停在了成都凤凰机场,飞行员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一把扯下中国飞机上的国旗,扬长而去。1941年1月10日这天,我空军第五大队34架飞机,在成都上空被日机击落13架,伤11架,第五大队从此撤销番号,称为“无名大队”,每个队员,胸前都佩了一个字:“耻。”你二奶奶的弟弟就属于这个大队,他壮烈殉国后,身上带着五个字:除你二奶奶写的“永护领空”,再就是这个“耻”字……零式战斗机已尽逞凶狂,日军还征调了东北和驻扎在太平洋的四个飞行大队,集中火力轰炸重庆。

    1941年6月5日下午,刚下过小雨的街道一丝风都没有,较场口一带,很多人在街上纳凉,不怕热的年轻人,钻进了电影院,江对岸卖凉虾和冰棍的生意人,利用天热,纷纷过来挣钱。到下午6点,警报骤然拉响,高岗上迅速升起三个红灯笼,市中心还挂起了乌灯笼。事出突然,人们没时间返回各自的住地,都朝最近的大型公共防空洞跑,尤其是那些来不及过江的,都涌向十八梯。较场口隧道容纳定员是4300人,最大容量不得超过6555人,可那天究竟进去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

    往常,只要进了防空洞,人们是悠闲的,唱戏,说笑话,架上铁锅烧开水、煮吃的,那些胸前挂着小牌的孩子,在人群中窜来窜去,欢喜得很。外面爆炸的声音传进来,唰唰唰响,甚至把水壶、铁锅震到地上,但这掐不灭人们的生活,也收不走人们的乐观;有毒气弹么,照样不怕,洞口的大门上,都挂着防毒的油布,每个人还备了手绢或毛巾,浸了水捂在嘴上,没有水,就朝上面屙尿。

    然而6月5日这天,进去之后,就动也动不了。

    胸贴胸,背顶背,个子矮的,立即被人山掩埋,好多人只能放一只脚在地上。

    坚持一会儿吧,坚持一会儿就过去了。

    可两个小时后,警报也没解除。日机是分批来的。

    多数人家没来得及弄晚饭,饿了。大人可以忍,孩子不能忍,于是哭,哭得人心烦意乱。有人指斥搂着孩子的母亲:“你让你娃娃安静些行不行,想死呀?人都要死了,还怕饿!”

    母亲着急呀,就骂孩子,打孩子。越打越哭,越哭越乱……

    那之后,《国民公报》发表了一首名叫《防空洞》的长诗,我至今记得几句:

    是谁把我们从二十世纪的闹市,

    赶到了荒野的岩洞。

    我们快要窒息了,

    却连咳都不敢咳,

    只让年轻的母亲,

    暗暗流泪在心底。

    宝贝,乖巧些吧,

    你别怨妈妈不宠爱你,

    你说,是谁害得你

    连哭泣的权利都被剥夺……

    时间无限延长,想拉屎拉尿了,不管大人孩子,不管男人女人,裤带一解就拉了,还没有地盘供你蹲下去拉,只能站着拉。臭气熏得人睁不开眼睛。温度急剧升高,呼出的气流,让四壁结满水珠。氧气被吸尽了,油灯熄灭了。洞里一片漆黑。这时候,不仅孩子,大人也哭叫起来。他们哭叫的是:

    “天哪!”

    “地呀!”

    “妈呀!”

    “娘啊!”

    到夜里10点,第三批日机到来时,哭喊转为哀嚎。不一会儿,哀嚎声沉下去了,喊不出来了,只是你推我拥,慌得乱抓,互相撕咬……人们疯了。

    然而警报还没解除。

    到11点过才解除。

    这期间,防空洞管理员曾四次电话请示防空司令部,要求打开大门,均未获批准。

    不是挂了乌灯笼吗,证明敌人要投毒气弹,毒气会渗透,会在爆炸后许久依然杀人。

    可这天升起乌灯笼,却是个致命的错误:日机并没有投放毒气弹。

    当最终将大门打开,洞里寂然无声,也没见几个人出来。

    他们不出来,外面的人就只好点上马灯,去请他们出来。

    碳气太重,氧气稀绝,马灯进门就熄。

    通风很长时间,里面才能照明。照见的却是……死难者一层叠着一层,一直堆到隧道顶棚,形成奇特的尸体金字塔。有的轻轻一拉就撕下一块烂肉,那是被热空气焖熟了;有的脑袋栽到地上,看样子是想穿透土层跑出去;有的脸部膨胀得如吹圆的大气球;有的腋下伸出一颗头颅;有的把指头钢筋般插入自己的眼眶;有的把手伸进别人嘴里,揪断了别人的舌头…”而绝大部分,都是七窍流血,赤身露体——那是互相抓扯时,把衣服裤子抓烂的;甚至连头发也被抓得精光。

    要把这些尸体分开是多么艰难,后来的处理报告中就有这样的话:

    “团挤一堆,解之不能,拖之不动。”

    没有办法,只好用粗大的绳索将他们捆住,往外拽。拽出来后先码在十八梯的石阶上,横着码五个,竖着码五个,堆着尸垛。三天还没人认尸,就装上卡车,拉到朝天门,船载过江,运往对岸的黑石子,撒上石灰埋掉,成为孤魂野鬼,连块碑也没留下。好多家都死绝了,以往跑警报,害怕被“一锅端”,一家人通常分开跑,但这次太突然,只好跑进同一个防空洞,结果真的被一锅端了。

    你安伯母那天正是在十八梯隧道里。

    她下午6点左右在朝天门河街上领药,听到警报拉响,迅速奔赴较场口,从十八梯入口进了洞子。她是去发放金灵丹的。洞里通风太差,呼吸困难,把金灵丹含在嘴里,短时间内会感觉好受一些。发完金灵丹,她本应该出来,参加洞外的救护,但这天大门紧锁,她被囚禁在人墙里,出不来了。

    后来救援队进去,在她屁股上踢了一脚(救援队以这种方式检验你是否活着),她模糊地哼了一声,才没被当成尸体绳捆索绑地拽出去,而是被抬了出去。她的身上片衣不存,就这么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虽是晚上,火光熊熊,如同白昼,真个是“光天化日”。

    在石梯上放了好一阵(尸体与活人各放一边),赶往洞口念经超度亡灵的华岩寺和尚,才用一块破布把她盖住,她的同伴们赶来,才对她实施救护,并找来一套衣服为她穿上。她刚刚苏醒,就强撑起来,跟同伴一起投入工作。她就像你大伯穿越火海去电台拉琴,没有一丝慌乱。

    但后遗症是留下的。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她穿着厚厚的冬衣,也觉得一丝不挂,手经常在身上抓,以确认自己的确是穿着衣服的。她的眼里,也看不见别的东西,只看见层层叠叠的尸体。

    仔细想想吧,任何人遇到这种事,出于本能,也要回避。

    你曾经说,他们的心里都藏着一个幽灵,是的,死亡的幽灵,他们被死亡的幽灵所笼罩……

    这次惨案死亡的人数,重庆防空司令部公布的是992人。去现场参与救援的警察局长透露:不低于3000人。卡尔·曼丹斯在《生活画报》发表他拍下的照片,标题是“4000余重庆市民因空袭在防空洞里窒息死亡”。韩素音在自传里写的是:“约12000名重庆市民在公共防空洞里窒息死亡(也有报告称20000人)。”蒋介石的侍从官张毓中在回忆录里说的是:“(日机)在人口稠密的较场口大隧道附近,投下炸弹多枚,造成数万人在大隧道中窒息丧生的惨剧。”6月13日的东京《朝日新闻》,没指明具体数字,却用了个比喻:“像凝结的沙丁鱼。”并且说,“至少两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变成了死城”。

    我知道你讨厌数字,但是,按照你的观点,既然尘埃都可以进入历史,难道数字反而要被排除在历史之外吗?有些数字,本身就是对历史的记忆,比如精神堡垒高7丈7尺,为的是纪念七七事变。更何况,数字本身也是物质,当我们听说一次死亡数千乃至数万,胸口不是被那个数字撞得发痛吗?你给小山清水的那封信,不照样也用了一些数字来说明问题吗?

    晓洋,为了你的事业,爸爸都快变成一个二战史专家了。让我苦恼的是,不管我下多大的功夫,都没法帮得上你。如果你的思想处在《南京第十三》的时期,我自信能助你一臂之力,毕竟我是亲身经历过重庆大轰炸的。但现在我帮不上你了,因为我无法理解你。我相信你的同道也是由于不能理解你,才对你的学术保持沉默。

    你的论文在欧美引起反响,这自然值得高兴,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得到国内学界的认同。你生活在国内。每个人都是一条鱼,环境是他的水,如果水不认这条鱼,或者鱼不适应这片水,那么,鱼的命运就大可忧虑。

    这方面,芸秋就比你做得好。在关注你的同时,我也关注芸秋。昨天我跟你妈去街上散步,看到有人摆地摊卖旧书,见有本多年前的《美术》杂志,我拿起来看,竟有芸秋两幅作品,一幅山水,一幅人物,都疏朗、爽透,阳光、树叶和人的眉眼,都带着罕见的诚实,诚实中散发出淡淡的甜味儿。这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这证明她的眼睛、她的手和她的教养,都是传统的、中国式的。

    再想想你大伯,他最先学的是手风琴,然后才自学了二胡,但到了中央大学,他创办的不是西洋乐社,而是国乐社。这当中一定是蕴含着某种至理的。你大伯说过一句话:“一个艺术家,除了个人风格之外,拥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至关重要。”

    当然,艺术和科学不同,但个人生活在“环境”之中,这一点却没什么不同。

    我说绝望中的另一条出路,事例是相当多的。

    重庆遭受那么惨烈的轰炸,为什么没垮?可以说,最初靠的完全是一种精神。精神堡垒建成不久,被日机炸毁,人们便在那里竖起一根竹竿,再次将它建起来之前,那根竹竿一直竖在那里。

    站在“百一号作战”前线的山口多闻少将,对他部下的训示是:要学习“剑圣”千叶周作的刀法,“既砍肉又断骨。”就在训示发出的当天夜里,“百一号作战”拉开序幕,山口多闻激励他的士兵:“在巴黎、伦敦(投降)之前降伏重庆。”为达此目的,他悲壮地表示:不惜第一联空全军覆没。还率先垂范,亲自坐到指挥官的飞机上。结果呢,重庆不仅没被降伏,还扩大了!飞行团长远藤三郎在轰炸蒋介石黄山官邸失败后,悲哀地宣称:“近来的报导对轰炸效果有夸大之词,对重庆已成废墟的判断有很大谬误,据本职实地考察,重庆正在向周边地区发展。”

    他说得没错!重庆在向江北和南岸延伸。建在洞中的工厂,越来越多,从黑到亮机器轰鸣,山野震颤。理发店、裁缝店、钟表店、茶馆、饭馆、副食店……凡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事物,都在雨后春笋般地生长。黄桷垭一带本没什么人,1941年过后,半山腰出现了别墅和洋房,一些外国机关也迁了上去,人们清早下山,傍晚上山(步行、打马、坐汽车或黄包车),热闹非凡。遇上空袭,黄包车夫就漫天要价,我不把这视为贪婪,而是看成他们对未来能过上好日子的期望。

    说句日本人不乐意听的话:重庆由一个农产品集散港埠发展为现代化工商业城市,由一个内陆山城跃身为国际名城,正是在大轰炸时期!

    当然,要说是废墟也不假,“从上空看,重庆完全是一片废墟,即便这样,人们仍然继续在那里生活。”(日本《海军中攻史话集》)——后一句话才是最重要的。每次警报解除,人们立即跑去救火,扑灭了大火,又忙着修理自家的店铺和房屋,整个市区,响起锤子的叮当声和锯子的沙沙声。

    我记得你十三四岁的时候曾经说过:风雪满天的清早,你最喜欢听邻居开门的声音、说话的声音。我从你的这句话里,听出你是一个渴求温暖、也有能力为温暖感动的孩子。那么,你就去想象一下空袭之后铁锤敲打的声音和锯子割木的声音吧……

    在重庆最困难的时期,断垣残壁上出现了这样的标语:

    “愈炸愈强!”

    还出现了这样一首民谣(你试着用四川话念才有味道):

    不怕你龟儿子轰,

    不怕你龟儿子炸,

    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

    让你龟儿子凶,

    让你龟儿子恶,

    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着!

    重庆人这种不畏牺牲、愈挫愈奋的精神,给整个抗战输送了巨大的信心。罗斯福曾这样评价中国的抗战:“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有多少释放的日本兵力,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在近东会师。”中国没被打垮,重庆居功至伟,因此罗斯福才在1943年向重庆赠送卷轴,轴文说:“在遭受空前未有之空袭时,重庆人民坚定镇静,不被征服,足证恐怖主义对于争取自由之民族,不能毁灭其精神,这种精神将鼓舞来世而不朽。”

    重庆人有强健的精神,但绝不是只有精神。到1942年初,他们就为抗战募集千多万美金,居全国之首;从1941年到1945年,四川(包括重庆)给国家贡献的粮食,占全国粮库的三分之一,他们自己却勒紧裤带,由一日三餐改为两餐;抗战八年,三百多万川中子弟奔赴前线,每五个阵亡将士当中,就有一个四川人。

    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绝续,就连重庆四大名寺(华岩寺、罗汉寺、长安寺、温泉寺)的青壮僧人,也脱下袈裟,穿上短帮,抬着担架,组成“僧伽救护队”,出入烟山火海,脚踏碎片瓦砾,在断垣残壁之间,救助遇难同胞。老百姓称他们“和尚同志”、“佛门兄弟”,说他们是“救死救生”。这些佛门兄弟后来很多都参加了远征军,并写下抗日诗:“警报忽传成底事,顿教日月暗无光。太虚浮海自南洋,带得如来着武装。”

    ——这就是绝望中的另一条出路!

    把话说得稍远一些,你想想西迁时,华北、华东、华中的上千家工厂要抢时间搬走,会遇到多少困难,设施没有车运,装箱肩扛,前面的人被炸死了,跟在后面的只“嗳唷”一声,就从血泊中抓起箱子,继续前行。那时候是不分工人和老板的,老板照样满脸油污,照样汗流浃背,照样不惧枪林弹雨。教育西迁则波及百所大学、二百多次搬迁、七十余万师生,他们在苦难丛集的大地上,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书写了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家谱。

    你再想想,李教授他们当年赶着牛羊入川,饥饿的难民竟没有抢他们(这样的事件一次也未发生过),没把那些名贵种畜杀掉填肚子,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奇迹。

    晓洋,我给你讲的这些,除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你自然比我更清楚,但我还是要讲给你听。我是想提醒你,正义和道德一样,从来就不是抽象的。正义是在非正义中才显现出它的正义性。

    你大伯去世前,把最后一句话不是说给你爷爷和我,而是留着对你说,让你在他的葬礼上播放他的磁带,他这样做,一是对自己生命的回顾,另一方面,也是想用那些浸染过鲜血的曲子,对你作一个提醒啊。

    我承认你说的,我们至今尚走在从需要到自由的路上,而且现代人成熟的标志,是对每一种事物都不止给出一种解释,刀子也有刀子的柔软,丝绸也有丝绸的锋芒,我承认这些,恰恰因为承认,我才觉得,你对人心绝对纯净化的要求是没有道理的。

    既然你也同意人的本性是进攻,和平只是少数人的志向,就应该明白,战争不可避免,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如此。战争极其残忍,但并非全是毁灭,有时候,它可以表现得非常多情、非常精彩,凡有血气、有骨气、有才华、有担当的人,就会在战争中成就精彩。八百壮士孤军苦守四行仓库的时候,小姑娘杨惠敏夜泅苏州河(有人说是从垃圾通道匍匐过去),将一面国旗送到团长谢晋元手里,谢团长在凌晨4点便派三名士兵将国旗挂上楼顶,它给予战士和苏州河两岸百姓的鼓舞,是不可估量的。“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我们的国旗在飘荡,在飘荡!”这是专为此事所作歌曲中的最后几句。

    杨惠敏就是在战争中成就了精彩。

    李教授,还有你大伯,都是在战争中成就了精彩。

    世界不完美,人不完美,因此一切对丑恶和不完美的对抗,一切推动世界和人类进步的努力,都值得歌颂。“我要去战斗了,为了世界的美丽。”这句诗的真正含义在于:世界和人,永远也不可能完美,斗争也将持续不断。如果没有斗争,正义和完美即使存在,也会贬值。“必须有一个全新的未来,否则就没有未来。”这话对,又不对,对的方面不去说了,不对之处在于,说这话的人希望未来是百分之百的纯洁,而这种希望,不代表对未来的信心,只代表对未来的否定。

    你犯了同样的毛病,甚至走得更远。你希望现实就该百分之百的纯洁。人们在现实中犯下的错误和罪恶,历史上早就犯过的,你由此推断人没有进步,并老是感觉到世界无辜,世界在遭受玷污和损毁。但“世界”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可以把“不纯洁”排除在世界之外吗?

    站在世界面前悲悯和哀叹,与走进这个世界不是一回事。

    你应该走进这个世界!

    人不是为享受完美而生。人是为追求完美而生。人的进步,不表现在除去私欲和残暴——有时候,私欲和残暴的背后,藏着的是脆弱;脆弱应该与纯洁靠得最近,可它却以完全相反的方式显现出来。——而是理性和制度,这两样东西,可以帮助我们部分地克服人性的弱点。

    丢开你曾祖母被害的事吧!你只要明白,那个日本兵在开枪前后有过心灵的起伏,他就不愧生而为人。你也可以把李教授对你说的那句话好生想想:跟重庆人比起来,你曾祖父母是幸运的。

    我认为,这道理并不复杂,但你就是转不过弯儿。是你把它想得太复杂了吗?

    有时候,我后悔把你安伯母跟我和你大伯的关系告诉你,后悔让你去照顾她。或许,那又是你胸腔里的一番缠斗。我希望不是这样。我也后悔让你学了历史,尤其是二战史,又尤其是抗日战争史。

    你多跟芸秋谈谈吧,她会帮助你的,只要你愿意听从她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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