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了家门，我便一心二用，既注意李教授的反应，也注意安伯母的反应。安伯母收着碗碟，正往厨房走，她的脚步是否停了一下，我不敢肯定，但至少可以证明，她的反应并不强烈。看来父亲和大伯都没在她面前提到过曾祖父。李教授的反应在我意料之中，他本已在藤椅上坐下，又站起来，张开双臂来搂我。我也站起来，跟他拥抱。他的手不停地拍打我的脊背，喊叫着说：
“明焕兄啊明焕兄啊！你咋不早说呀明焕兄啊！”
好像我是我的曾祖父。
他那么苍老，动作迟缓，手上却很有力，说话也中气十足。
安伯母在厨房洗碗，水声时轻时重地传过来。李教授在水声里指着沙发对我说：“你坐，你坐。”
他激动未消，手上的老人斑粒粒跳动。好在我们都坐下了。
等他情绪稳定下来，我说：“我曾祖父去世半个世纪了，没想到我还能在这里见到他的知交。”
“要说知交，我还不敢称是你曾祖父的知交，”李教授很认真地纠正我，“只能说我跟明焕有缘。他去剑桥念过书，我也去剑桥念过，我去的时候，他早就回国做了大教授，但剑桥还流传着他的故事。他进图书馆，常常开门时进去，关门时出来，出来才知道渴，才知道饿。他是我的榜样。人给自己树个榜样是很要紧的，你曾祖父就是我的榜样——学问博大精深，做人天真浪漫。有天，伦敦下着捣竹竿似的大雨，他却光着头，安安静静坐在校园的最高处，为的是看雨后的彩虹。别人说这是发疯，其实应该叫浪漫。很多人想浪漫，但不是所有人都浪漫得起。人们把自己浪漫不起的浪漫，就叫发疯。”
（这让我想起李教授跟环教授在小龙坎桥上的那场通宵争论，那的确是浪漫不起的浪漫。）
“后来我回国也进了中大，”李教授接着说，“而且跟明焕做了邻居，我便抽个晚上去拜访他，把他在剑桥的故事说给他听，他笑得嘎嘎嘎的，尖下巴上的几根山羊胡，在灯光底下抖成一阵风。刚进门的时候，我是很紧张的，没想到他是这么个人！我叫他老师。他不许，从此我俩就以兄弟相称。”
李教授侧过身，端水喝。老式搪瓷缸，盖子和沿口上的瓷脱落殆尽。
他每喝一口，我就觉得自己的嘴皮被割得痛一下。
我接过李教授的话说：“我知道，你们经常往来，我曾祖父还常去您那里借书。”
说了我才后悔。真不该提书的事。
当年，李教授的藏书在南京城首屈一指，当他赶着牛羊向西跋涉，只能把书放在姨父家中。他姨父是中学教师，住在郊外，李教授的父母也跟他们住在一起。后来，中国军队被赶走了、枪杀了、活埋了，南京成了日本人的南京，老百姓的最大奢望就是活命，而不是像人那样过日子了。李教授的姨父家，到了整整两天开不上火的程度。再不想办法，只有饿死，而唯一的法子，就是变卖堆满厢房和偏厦的书籍。有个书商已经来走动过，愿出高价购买。李教授的父亲说：
“卖吧，这年月，要书干什么！”
但李教授的姨父很犹豫。这是外侄托付给他的。
犹豫归犹豫，除了卖书，别无出路。书商来选了70本走，过两天又来，选了45本，第五天，书商再次露面，说要海量收购。姨父起了疑心，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是为某大汉奸购买的，极为震怒，声明坚决不卖，并将已经卖出的书退款收回。南京沦陷的第三年，李教授的姨父、父亲和三个表哥都死了，但两个女人，也就是他的母亲和姨妈，直到抗战胜利后还活着，他的书也幸免于难。
他之所以没随中大回迁南京，是不愿回到故地，去默想亲人是怎样挨饿的，怎样受辱的，怎样死的。他只到南京把母亲和姨妈接走了，把书搬到了重庆。当时，重庆大学将挖在校内的一个防空洞批给他，让他放书；调到渝州文理专科学校后，该校没有多余地盘，重庆大学就依然把防空洞借他使用。再后来，他的书被红卫兵席卷一空。文革结束后收回一些——就是堆放在书桌上的那些了，这其中，李教授珍爱的古籍一本也没有。
他果然没搭我的碴儿，说：
“只可惜，明焕在最不该中风的时候中了风。但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国运！他中风并不严重，只是暂时不能行走，要是和平岁月，治疗一段时间，说不定就好了，偏偏遇到战争……”
这恰好正是我想说的话题。前几次，我都是顺着李教授，泛泛地谈论二战。
我顺势问他：“我曾祖母遇害的事，流传着许多种说法……”
问句还没出来，李教授就打断了我。
接下来，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当中。
当时的重庆政府——李教授说，是一个饥饿的政府，啥都缺，啥都没有。抗战刚打一年，自洋务运动以来惨淡经营的近代经济设施，包括70%以上的工矿企业和教育基础，就毁损殆尽。到1940年，国力更是江河日下，为保证供给，只能“田赋征实”（不收钱，只收粮），还“田赋征借”（向民众借粮食）。国家这么难，某些官员却把军需当成自己的家庭账房，一面向政府冒领饷项，一面向地方勒索财物，名为供应前线，实则中饱私囊。“国难”这个词，在他们那里成了一个吉祥如意的名词。
官僚集团如此不堪，统帅是推卸不掉责任的。介公（李教授这样称呼蒋介石）忙碌了一辈子，最终闹到仓惶辞庙，不是没有原因。但首先说，在抗日大局上，毅然迁都、枪毙韩复榘、行刺汪精卫，都表明了他的决心。日军对陪都狂轰滥炸，企图瓦解他的意志，他的回答是绝不屈服。轰炸后那么混乱的局面，他还和戴着麦秸草帽的夫人，走上街头，安慰民众；夫人的专车，也贴上了难民运送车的标牌。为报复他的强硬，日军袭击他浙江溪口的故里，蒋经国的生母被炸死，经国夫人的华语老师，一条腿飞到了邻家的屋顶上。对此，介公的回答依然是那句话：绝不屈服。
他兼任中大校长期间，党政军务那么忙，还常来中大巡视并发表抗战演说。到了吃饭时间，就去学校食堂用餐。他的饭量很大，一口海碗，要吃两碗。每当他吃过，学生都去抢那口碗，留作纪念。从饭厅出来，正对松林坡，是中大的“民主墙”，学生自治会的选举公告往墙上贴，各大群社，包括个别师生，对时局和政府有了看法，写出来也往墙上贴，披沥陈辞，针锋相对。介公吃饭出来，会站在民主墙下看一阵，看到对自己不敬的言词，也不言声，眼睛跳动几下，又继续往下看，并不追究。
那时候他还有那样的胸怀。
后来，特别是皖南事变后，他的心胸才变得越来越小：查禁报馆书店，收捕“奸党分子”，推行党化教育；在空袭的慌乱中，有人掏手绢擦汗，也会被当作是向日机发号，遭到当场射杀。
南京沦陷后，确有日军（包括后来的汪精卫）安插的间谍，混迹于难民到了重庆，其中最著名的“独臂大盗”，竟当上了重庆某高射炮团团长，利用赛珍珠《大地》一书，编制密码，向日军透露我防空机密，包括高射炮的射程，但这部密码很快被美国人雅德利破译了，“独臂大盗”也被收拾掉了。退一步说，就算间谍还在活动，也不可能掏手绢擦汗、放个冲天炮、拿出小镜子朝天上晃一晃，就能向日机发信号。其实他们也明白，只是以此为借口，威慑民众，围剿异己。介公好像并不懂得，作为统治者，有异己是福；他也不懂得，你把别人当异己，别人也必然把你当异己，你不容忍别人，别人怎么就该天然地容忍你呢？或许，他懂得这些，只是变得虚弱了。独裁者的出路，就是日渐虚弱。
关于抗战，介公有一句著名宣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这本是相当到位的阐述，可问题在于，人家日本要的就是让和平绝望。日本被大洋包围，地少人稠，资源贫乏，自然灾害又多，危机感深重，于是他们维新变法，脱亚助欧。泰戈尔去日本看了，很担忧，回来说：如果日本单纯模仿西方，就可能走上一条征服扩张的道路：野蛮的道路，罪恶的道路。孙中山去看了，也很担忧，回来说：日本究竟是要做西洋霸道文化的鹰犬，还是东方王道文化的干城？但日本人自己不担忧，派了伊藤博文等一大批人去西方考察，学的就是弱肉强食那一套，西方文化中对生命的尊重，完全抛到一边。他们早就把侵华作为国策了。
当中国爆发五四运动抵制日货，当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当1929年出现全球性经济萧条，日本人的危机感更重了，觉得吞并中国，已经是时不我待的事情。
明治维新过后，日本人的方向感就非常强，确定了侵略中国，就从没打算改变。冯友兰抗战胜利后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说：“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月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这几句话应证了日本人的方向感。
你介公一个宣示，不可能改变他们的方向；你的人道主义，在敌人那里成了懦弱的象征。
你再听听毛主席怎么说：“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在当时的背景下，中华民族需要这样的气魄。
除了气魄，还有手腕。对政府和军队的腐败，介公心明眼亮，也曾想尽办法加以约束和控制，可就是控制不了。对自己命令的推行，他常常难以保证。难怪那个叫魏德迈的美国人刻薄地说：
“委员长远不能算是一个独裁者，事实上仅仅是一群乌合之众的首领而已。”
早在抗战之初，就有人指出，某些官员言不离货财，情不离宠赂，必将致士无斗心，民无固志。实事求是地讲，在打日本期间，这些征象虽很显明，却并没动摇根基。那时候国共两党主流上是合作的。重庆对于中国的意义，除了它是战时首都，还因为国共两党在这里“兄弟一般地团结起来，为抗日救国而斗争”。介公1938年底率军事委员会从桂林飞抵重庆后，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人也进驻重庆，双方携手，共同筑成抵御外辱、再造中华的中流砥柱。民众也从未丧失斗志，只说当时的学生，许多人因生活太苦得了肺病，医务室天天躺着人，越躺越瘦，不多久就躺死了。尽管这么苦，当政府号召青年参军，病床上的学生把被单一掀，就报名去，真个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可日本终归不可能打一百年。
把日本打完了，国民党腐败造成的恶果，只用四年时间就从树上掉下来，烂成了一包渣。
咋不烂？团长以上个个贪污！我这还是相当客气的说法，其实自上而下是烂透了的。只要手中有一点权，就让权力发酵，见到地皮就刮一层，连战地医院的药品，也被他们截留下来，悄悄卖掉。
普通士兵呢？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类同乞丐。说衣不蔽体吧，又不对，有时候，他们热天都穿着冬天的制服。军营里，没有任何洗澡设备，也不给士兵发肥皂，身上虱子成群。你可以想象自己被枪打死，被刀劈死，却无法想象被堆拥着的虱子咬死。你去想象一下吧，那该是啥滋味！伙房就在厕所旁边，闻不到饭香，只闻到臭气，喝的水几乎没烧开过。这些肋骨毕现的冻馁之夫，行军几公里，就有人倒下；两个、三个乃至多个士兵共用一支步枪的现象，绝非个别；许多战地医院，没有床铺，很少有毯子和床单，连绷带和纱布也稀缺，更别说药物和消毒器具。就算有一点药，也多是假药和掺过水的。眼病、肺病和性病在军中漫延，好些人眼睛痛得没法举枪瞄准，却得不到医治。
因为挨饿受冻（有时是受热），士兵成了“掠夺成性的暴徒”。（李教授挥舞手指，打着引号，说：“这是陈纳德将军的话。”）他们每经过一个村庄，都成为清道夫，又偷又抢，老百姓闻之色变。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有过反省：“我们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与老百姓亲密地拉起手来。”为什么这样？怪士兵的偷盗和抢劫吗？不，怪自上而下的腐败。为什么腐败？因为没有民主。介公也在强调民主，可他理解的民主，是民众应该毫无疑虑地追随他们的领袖。
军队腐败如此，地方变本加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维持经济变成把持经济，缉拿走私变成垄断走私。就连去现场处理较场口惨案的官员，竟也将死者的手表撸下来，金戒指抹下来，钱掏出来，塞进自己的腰包，红红火火地做起了“空袭生意”！
当然，说国民党官员全都是抓拿骗吃之徒，显然是冤枉，但更可怕的在于，你不像同僚那样抓拿骗吃，就坐不稳你的官；而且当时还形成了这样一种古怪的风气：如果你是官，却像普通百姓那样分担国家的政策纲领，就无异于自贬身价。
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他们拿着国民党的钱，却为共产党做事。
人心向背，早已分明，单在重庆，到1944年，所有进步学生都控制在共产党手里了。
也就是说，学生们读着国民党的学校，却把心交给了共产党……
李教授微微抬起头，望着远处。远处就是墙壁。那墙壁已被他石头一样的生活磨得放光。他的眼皮薄如蝉翼。蝉翼之下的两粒眼珠，像游鱼吹出的水泡。等他把目光收回来，半小时的访问时间，就像两支烟那样被烧得干干净净。他并不因为知道我是黄明焕的曾孙就多我给一点时间。
他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你曾祖父也好，曾祖母也好，跟当时的重庆人比起来，都是幸运的。”
然后他转过身，拿起了放大镜。
安伯母抱着白猫，打开了门。这是逐客令。
我再次观察安伯母的表情。她低着头，没有看我，也没送我出门。
李教授最后那句话，似乎透露出，关于我曾祖母的死，他也听到过一些说法，但他并不关心那些说法。我承认，他的话伤了我的感情。但我能够理解。他是想表明，曾祖父和曾祖母都看见了敌人，而重庆人遭受着来自空中的大屠杀，却自始至终没看见敌人——他们连看到杀人者面孔的机会都没有就死了。只有一次，一架执行轰炸任务的日机中弹之后，坠毁于距重庆20公里外的江津，德容照相馆派人去给日军死难者照了相，并以奇低的价钱把照片向市民出售，他们才在照片上看到了敌人。
看不到敌人却被敌人屠杀，这是侮辱。
从敌人的方面说，面对面杀人和从空中杀人，感觉是不一样的，在空中操纵投弹杆，就像操纵汽车变速器，杀人者看不到数千米高空下的生灵涂炭，听不到大地上痛苦的呼号，闻不到尸体烧焦的恶臭，是极端失去知觉的战争行为，因而感觉不到自己在杀人，甚至觉得自己没有杀人。正所谓犯罪者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现场，而犯罪者却并没有到过现场。
李教授所说的“幸运”，是觉得曾祖父母的死，必定在刽子手心里引起厌恶、焦虑和恐惧等等情绪，要说价值，这也构成微弱的价值，而重庆人的死却一文不值。
我理解他的意思，但我要求证的，不是这个，我想知道：杀人者除了厌恶、焦虑和恐惧，还有没有别的？战争可以消灭很多东西，但我坚信，它不可能摧毁人心中全部的柔软地带。人心是一部水底春秋。战争的历史同样是人心的历史，在战争中去考量人心，是险峻的道路，但也可能是最近的道路。
难道李教授也跟别人一样，觉得这种探索是没有意义的吗？
三天前，我才从《山城周刊》的“掌故”栏目中，读到一篇文章。文章从一张照片说起。照片年代久远，印刷出来，已很不清晰，但看得出是群死难者，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数一数，七个。
——他们就是坠毁江津那架日机上的机组人员。
当时，即1939年5月25日晚，日机利用月明对重庆实施这天的第四次空袭，向市街东部的军事委员会行营投下密集的炸弹。我空军四架飞机奋起迎敌，市街周围，特别是江岸外国人居住地附近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也猛烈开火，一架日机中弹，操纵系统失灵，向武汉W基地相反的长江上游飞去，迅速在江津境内的农田中坠毁。（日媒的报道是：“我一架飞机中弹，勇敢地突入敌阵自爆。”）当地百姓从四周赶来时，已无一个幸存者，他们把尸体拖出来，朝尸身吐口水。
然而，发泄是短暂的，因为死去的敌人也是这般可怜：茫然地瞪着双眼，肋骨剑一般刺出，有人还烧得脸都没有了。在遥远的岛国，他们也有父母兄弟、妻室儿女，他们的亲人在盼着他们回去……百姓将从残骸中搜出的八份地图册和飞行员日记，交给前去处置的重庆防空司令部领导，然后，把七位死者装进棺木，像埋死人一样，庄重地把他们埋进了黄土。
文章的作者说，这张照片，是他母亲留下的。重庆遭受一、二轮空袭之后，他母亲就随父母避到了江津，亲自去了日机坠毁的现场，后来又从德容照相馆买下了这张照片。当时许多人都买了，但大多丢失了。日本并不因为中国人庄重地埋了他们的死难者，就不再侵略中国、不再轰炸重庆。还有二万余枚炸弹是为重庆准备的。每个白天，每个夜晚，重庆人都像背着飞机在跑。命都顾不上，哪里还顾得上一张照片。但母亲却把照片保存下来了。她是把它跟自己的结婚照放在一起的。
母亲去世之前，郑重其事地把照片交给了儿子。她对儿子说：
“我当时小，看到大人吐口水，我也吐，但总是吐不到尸体上去。我丧气得很，觉得自己笨。可后来，当我拿出零花钱买下这张照片，在照片上再看那群死人，就迷惑起来了。我为啥要吐口水呢？是憎恨？当时我好像还不懂憎恨；是模仿大人的行为？也不对，摸摸胸口，觉得还真有憎恨在里面。反正我弄不清自己为啥要那样做，几十年都没弄清楚。我千辛万苦把照片保存下来，就是想弄清楚，可到今天，我马上就要死的时候，还是没弄清楚。我把它交给你，就是希望你慢慢地帮我弄清楚……”
历史的瞬间，总有那么多相似之处。
但又并不相似。它们一个是正面，一个是背面。
正面和背面都是面。
它们不是相似，而是相同。
从起点出发，走到今天，很可能走到未来，都一直相同。
——难道李教授会认为探讨一下我曾祖母的死，探讨一下那个日本兵的灵魂，是没有意义的吗？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