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我一跳。原来是安伯母。她的怀里抱着那只猫。
我说我姓黄。我为什么这样紧张呢?
“你说普通话,我以前也说普通话,几十年不说,现在都不会说了。”
“是…一我听李教授也说川话,只偶尔夹杂一个普通话的发音。”
“你是……”
“我是南京人。”
“哦……”
“我曾祖父黄明焕,跟李教授做过邻居,那时候李教授还在南京的中央大学。”
她枯瘦的手抹着猫背,猫半眯着眼睛,静静地享受着主人的爱抚。
“你去过我家无数次,经常挂在嘴边的,是你曾祖父曾祖母,好像你没有祖父母,也没有父母。”
“我祖父叫黄诚,父亲叫黄伯勇。我还有个大伯,叫黄伯道。”
她沿着河堤往前走,也就是往河的下游走。垂柳柔软的枝条在她肩头次第滑落。
我跟上去。没走多远,就看见那只白鹭。和我第一次见到它时一样,孤孤单单的,一动不动的,站在河心,任冰凉的水从胸脯底下漫过。
她怀里的猫,发出低沉的声音:“呜——呜——呜——”
我说:“它看见白鹭了。”
她说不,它闻到了同类的气味,它是在跟先走一步的伙计们打招呼,算是拜个码头。
这么说来,河岸边这块五米见方的平地,就是她埋那两只死猫的地方了。倒是看不出痕迹,春去秋来,杂草丛生。这两天正值倒春寒,尽管没有风,草梢却在瑟瑟颤抖。近旁一株野樱桃,白花满树。
知道了我大伯就是黄伯道,她怎么没有一点儿波动呢?
或许,因为病过那一场,她把什么都忘记了?
我又曲曲折折地提及旧事,说到中央大学、南开中学,还说到文德茶馆。
她终于问我:“你知道当年的文德茶馆在哪里吗?”
并不等我回答,她的手指向河面,划拉了一下。
“这里以前不是河?”
她说不是,这里本是一条狭长的平坝,1957年,才将一条散漫流浪的无名河改道,让它路经文理学校境内,注入嘉陵江,工程完结的那天夜里,明月当空,因而给它取了这名字。
没有明月河的时候,平坝上树木疯长,藤蔓断日,是鸟雀和小兽的乐园,还有丈多长的乌梢蛇、鲜艳迷眼的菜花蛇,这些冷血动物,如果抓不到鸟、鸟蛋、老鼠和兔子,就以同类为食,彼此缠斗和吞咽的景象,连上帝看了也会打摆子。不过,谁知道呢,她说,也可能上帝喜欢它们这样,上帝坐着龙椅,喝着小酒,背后站一群嫔妃媵嫱和文武百官,看下界怎样同类相残,就像看一场戏。
30年代中期,她接着说,平坝被打理出来,很规整,从那以后的十年间,这里开着许多家茶馆,其中文德茶馆最为有名,既喝茶,也唱戏,门楹上贴着两副对子,一说喝茶,一说唱戏,说喝茶的平淡无奇,说唱戏的很有意思:“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也非我;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像谁。”
对文德茶馆为什么有名,我是知道的,但我装着不知道,说:
“书上讲,在当时的茶馆,大多是又喝茶又唱戏,传统川剧和新编抗战剧天天在大小茶馆上演,与街头剧、活报剧形成室内外两大群众剧场,其中《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
她的肩膀抖动了一下,迅速掐断我的话:“文德茶馆有名,主要因为它是考客们的聚居地。”
考客大都很穷,破衣褴衫,白天在茶馆里读书,饿了,去外面买块烤红薯,甚至有连续两天只用茶水充饥的,肚子饿得痛,又胀得痛,胀得尿脬风车样转,也不敢去放掉,怕放掉了更饿,实在没法,才走向尿桶。尿桶离门不过五六步远,挨挨挤挤地排着,用两面破晒席围住。尿桶里的颜色,跟茶杯里的颜色很相近。要是多人同时进去,放尿的声音有瀑布那么响。考客晚上也睡在茶馆里,不怕脏衣服,睡在地板上,怕脏衣服,就花五毛钱,租条巴掌宽的凳子,像挺尸那样睡在凳子上(茶桌是不会让你睡的)。天气暖和的话,还睡在茶馆外面,夜里进城掏粪收尿的农人,担心露气伤了他们本来就瘦弱的身体,有时就把自己粘满粪水的围腰解下来,盖在他们身上,同时嘟囔一声:“造孽哟!”
“那时候啊,”她接着说,“有个女学生,在文德茶馆见到了一个带着二胡和手风琴的考客。”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说:“那个考客就是我大伯。”
她一点也没吃惊,沉默着,小步小步地走着。
她的体态这样细瘦,腰板这样挺直,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那个女学生。
于是我又说:“我还知道那个女学生的名字,她叫安靖。”
“你大伯告诉你的?”
我撒了谎,说大伯常常念叨那个女学生。
“可是她早就死了,我是说那个叫安靖的女学生。”
她说得那么淡然,那么肯定,让我不敢搭腔。
连大伯为她终身不娶,我也不敢对她讲了。
对大伯的情况,她也没有主动问起。
我没跟她一同离开明月河。她走了好一阵我才走的。我走在落霞里,迈出去的腿将霞光撸开。路当中有只捡食的鸟,发现披在自己身上的霞光不见了,吓得扇动翅膀飞走,紧接着,另一只鸟从树上砸下来,蹿到离我很近的地方,朝我一阵乱叫,像是在骂我。很可能,两只鸟是一家的,我惊吓了其中的一只,让另一只对我很不满。这是鸟的感情。可什么是人的感情?鸟有的感情,人肯定有,人有的感情,鸟不一定有,鸟没有的那部分,应该怎样去发现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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